1．医者首当其冲，抗疫名医辈出

在中国历代抗瘟疫的斗争中，医生经总是战斗在抗病的第一线上，治病救人，不计较个人安危和利益，为穷人提供免费服务。历史上医家就有“不为将相，偏为良医”的美德。很多名医佚事都是有关治疗瘟疫的故事，而通过抗防治瘟疫也同时造就了一代名医，推动了中国医药学的发展。

历史上大疫流行时期，也是名医辈出的年代。如东汉时期的张仲景以治疗“伤寒”病著名，其中医经典著作《伤寒论》论述了对多种传染性疾病不同时期的治疗方法，不但书中的方药沿用至今，其灵活多变的辩证施治方法奠定了中医临床实践的基石。张仲景因此被称为“医圣”，日本汉方医的经方派至今还用张仲景的原方治疗病毒性肝炎等传染病。

神医华佗不但擅长外科，还有很多关于他治疗各种传染性寄生虫病的记载。华佗发现用青嫩茵陈蒿草治疗流行性“黄胆病”的疗法，后来民间流传“三月青蒿能治病，五月六月当柴烧”。现代研究从新鲜青蒿中分离出青蒿素（artemisinin），成为一个治疗疟疾的新药。

明代的李时珍，清代的叶天士，晚清的吴瑭（吴鞠通）等医学家都为治疗瘟疫作出过重大贡献。吴瑭推荐的治疗瘟疫后期症状的安宫牛黄丸、至宝丹、紫雪丹现在仍然在临床使用，称为治疗瘟疫的三宝。

2．接种减毒疫苗，不治已病治未病

中国医学家早在公元980-1567年间就发明了人痘接种术，既用天花病人身上痘疹疱里的痘浆、痘疮结痂、或是用天花病人穿过的沾有天花痘浆和痘疹的衣服，去感染未患过天花的人。由于这种感染源的“毒力”较新鲜的病毒弱，接种的人一般只产生轻度的天花，被接种人的体内会对天花产生免疫防御性反应，获得对付再次感染天花的免疫力，从而预防重症天花的发生。人痘接种实际上就是一种用人的活病毒的人工免疫法，或者说是用轻型天花来预防重症天花。这种免疫预防法，是牛痘接种术发明以前最有效的预防天花的方法，在中国曾广泛应用，后来还西进欧洲流行美国，拯救了千百万人的生命，并促进了现代免疫预防医学的诞生。现在很多传染病的免疫疫苗，仍然使用人的减毒活病毒作为疫苗。比如，现在每个儿童都要接种的小儿（Polio）疫苗和麻疹（Measles）疫苗就是人活病毒疫苗。

中国古代医家在2000多年的医学专著《黄帝内经》中就提出了“不治已病治未病”的疾病预防原则，既在未发病之前“治疗”疾病，这种未病先防的治疗方法已被现代医学证明是最有效的预防传染病的方法。

中国古代也有很多传染病的记载，那时候都称之为“瘟疫”。古人遇到瘟疫是如何应对的呢？

一是隔离病源

任何时候，对于传染病，都是防胜于治的。古人对会传染病，跟现在一样，隔离也是一个重要手段。虽然那时候还没有细菌和病毒的概念，但是古人凭经验也知道瘟疫也是可以人传人的，所以会把病人隔离开来。

为了切断传染源。人们会及早把病死之人深埋或烧掉，甚至把病人的个人物品都烧掉。

在极端恐慌的情绪支配下，人们甚至会把疑似病人赶到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让他们自生自灭。直到二十世纪中叶，还有一些地方有“麻风岛”，岛上的居民都是麻风病人。这些病人就是被赶到岛上隔离的。

二是个人防护

人们很早就知道“病从口入”，因此，他们也会用纱布之类的东西遮住口鼻。

此外，人们还会用一些其他办法防护。

生活在明代中期的温疫学者万全，在他的《万氏医书》中就告诫人们，遇上瘟疫，“凡入疫室，饮食之物，不可便咽”，避免接触疑似传染源; 同时，可用雄黄点入鼻窍，将疫病阻挡于口鼻之外。

三是中医治疗

中医对防治瘟疫有一套完整的理论。每遇瘟疫，医生会大量熬制汤药给病人饮用。这些汤济对瘟疫也有一定的治疗作用。但是多数时候，还是要靠病人的免疫系统起作用。免疫系统强大的病人可能就挺过来了，差的就只能尽早处理了。

明崇祯十四年，中国东部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瘟疫，疫情之惨烈，到了“一巷百余家，无一家幸免”的地步，苏州医学家吴又可毅然投入到治病救人的行动中。通过观察与诊治，他确认了疫病具有极强的传染性。

当然，在细菌和病毒概念都不存在的时代，他无法准确地为瘟疫的源头定名，而只能称之为“戾气”或是“厉气”，但他已经找到了瘟疫的真正传染渠道：“邪自口鼻而入”。疫病过后，吴又可所著的《温疫论》，分析瘟疫的起源与治法，成为了中国医学史上的一本重要著作。

四是清洁环境

当时还没有酒精消毒的说法，但是人们会焚烧一些草药之类的东西，用来熏居住的地方，用以驱除疠气。

人们还会在门上和屋里挂一些有香味的草药来净化环境。现在端午节在大门挂柳枝和重阳节“遍插茱萸”的习俗就是古代抗击瘟疫遗留下来的。

五是求神拜佛

古人对瘟疫其实没有太多的办法，因此每次瘟疫都会死很多人。很多时候只能等人死得差不多了，剩下的都是有抗体或体质比较好的人，瘟疫才平息下去。

除了以上几种方法之外，唯一能做的就是求神拜佛，让神佛保佑他们。当然，求神拜神对防治瘟疫也起到一定的心理作用。起码拜过之后恐慌情绪会减轻一些。

第一、先从官方政府（统治层）来说。

在古代，人们把瘟疫看作是上天的惩罚。瘟疫猖獗时，西汉文帝、东汉恒帝等许多统治者都下过有关瘟疫的自责诏书，主动承担责任，向上苍检讨自己的过失，祈祷上苍能收回惩罚。皇帝通过自责诏书安抚人民，增强了人民抗击瘟疫的信心。同时，他还命令各级政府共同抗击瘟疫，共渡难关。而在疫情过后，统治者基本都会免除租赋，减轻百姓的负担。汉宣帝就在瘟疫后下诏“其令君国被灾甚者，毋出今年租赋”。

在防疫中，要求官员巡视疫区，安抚百姓，开仓救灾，派医生救治民众，稳定民心。在汉代，有官方为疫区和患者免费提供医药的记载。宋朝瘟疫发生时，政府组织医生免费治疗病人，医药费由政府支付。因病不幸死亡的，应当向家属支付一定的丧葬费，妥善安葬。无人管者，由地方官负责安葬。对于灾民家庭留下的孤儿，有关部门将给予一定的救助，使其得到抚养。上述各项措施对落实人性、稳定民心起到了一定作用。

第二、再从专业（医学）的角度来说。

中医古籍《黄帝内经》其疾病预防原则是“不治已病，治末病”。《素问·本能病》指出，瘟疫具有传染性、流行性、临床表现相似等特点，发病与气候有关。并认为“正气存内”可以“避其毒气”。

在古代，医生有“不为将相，偏为良医”的美德。张仲景的《伤寒论》对不同时期的各种传染病都有治疗方法。到目前为止，日本汉方医的经方派仍沿用张仲景的原方治疗病毒性肝炎等传染病。华佗发现用青蒿治疗流行性“黄胆病”。后来，民间流传着“三月青蒿能治病，五月六月当柴烧”的说法。现代屠呦呦正是从新鲜青蒿素中分离出青蒿素，成为治疗疟疾的新药。晚清吴瑭推荐的安宫牛黄丸、至宝丹、紫雪丹等仍在临床应用，称为治疗瘟疫的三宝。 

第三、最后从个人的角度来说。

注意食品卫生和个人卫生可以有效避免鼠疫的传播。秦汉时期，有记载说，用佩兰等草药洗澡可以防病养身。同时建议不吃生冷食物，不要吃生鱼。隋唐时期的孙思邈提倡个人卫生，重视体育保健，提出饮食疗法、药物疗法、养生、滋补自然、保健相结合的防治思想。元代医家还建议保持口腔清洁。在《本草纲目》中，李时珍主张人们将水烧开了再喝，这大大降低了传染病的几率。

脊髓灰质炎为病症名。又称小儿麻痹症。系由脊髓灰质炎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属祖国医学“痿证”范畴。病毒由消化道或呼吸道传入患者体内，主要侵害脊髓的运动神经细胞。

脊髓灰质炎（poliomyelitis，以下简称polio）即急性脊髓前角灰质炎（acute anterior poliomyelitis），又名小儿麻痹症，是由脊髓灰质炎病毒引起的一种传播广泛且对儿童健康危害很大的急性传染病。临床以脊髓和脑干运动细胞受累，致所支配肌肉发生弛缓性瘫痪为特征。尽管该病已存在多个世纪，至1840年Jacob Heine才做了明确描述，1890年Medin建立了该病的流行病学，因此急性脊髓前角灰质炎又称HeineMedin病。尽管近年来由于预防措施的积极推广其发病已明显减少，尤其是在城市及居民点集中部，但在边远及不发达地区仍可发现，包括既往患者残留的后遗症等，均需治疗。

脊髓灰质炎的病理改变部位主要位于脊髓灰质前角，少数病例可波及脑干及脑实质。本病的病毒侵袭的结果主要是不显性的亚临床感染，大约只有1%的人受感染后有临床表现，损害严重者可有瘫痪后遗症。

脊髓灰质炎好发于儿童，通过粪便和咽部分泌物传播。临床表现主要有发热、咽痛和肢体疼痛，部分病人可发生出现不规则、不对称、无感觉障碍及无大小便失禁的弛缓性瘫痪，此时，腱反射减弱或消失。流行时以隐匿感染和无瘫痪病例为多，儿童发病较成人为高，普种疫苗前尤以婴幼儿患病为多，故又称小儿麻痹症（Infantile paralysis），但其并非小儿所专有。

根据埃及木乃伊的尸骨推断，脊髓灰质炎在公元1400年以前即已存在。我国在明、清两代的医学记载中，可以看到类似本病的记载，称为“小儿惊瘫”。1908年Landsteiner与Popper首次将患者脊髓接种猴子成功获得感染。1949年Enders等成功地用人胚细胞培养脊髓灰质炎病毒并加以传代。1953年Salk发现接种甲醛溶液（福尔马林）灭活疫苗可预防本病，并在1955年获得推广，使本病发病率显著下降，被誉为本世纪医学科学一大成就。1960年开始使用Sabin等发明的减毒活疫苗后，脊髓灰质炎在世界许多地区受到控制。

脊髓灰质炎，在古代中医无此病名，但根据临床表现，初起类似“温病”、“疫疠”，后期出现肢体瘫痪等后遗症则属于“痿证”范畴。最早记载见于《黄帝内经》，如《黄帝内经素问·痿论》曰：“五脏有热，可使人病痿，盖炽热于内，形痿于外。”又云：“肺热叶焦，则皮毛虚弱急薄，著则生痿蹙也。”对热病致痿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后世医家在此基础上均有所发挥。《诸病源候论》及《备急千金要方》有石膏汤主治小儿手足不遂；《小儿药证直诀》有全蝎散治小儿手足偏废等记载。明代《瘟疫明辨》云：“时疫初起腿胫痛酸者，太阳经脉之郁也。”“兼软者，俗名软脚瘟，往往一、二日死。”清代王清任《医林改错》云：“小儿自周岁至童年皆有之，突然患此证者少，多半由伤寒、瘟疫、痘疹、吐泻等证后，元气渐亏，面色青白，渐渐手足不动。”以上这些论述表明历代医家很早就对脊髓灰质炎有一定的认识和治疗措施。

近代中医对脊髓灰质炎的治疗，最早报道见于1954年。50年代中期，临床资料迅速增多，在治疗上，运用中药、针灸或针药并治多种方法。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中医药以挖掘传统方剂为主治疗本病，针灸创用了穴位 结扎疗法，对提高瘫痪肢体的肌力和纠正某种程度的畸形有较好效果。近10余年来，除运用上述方法外，还增加了氦氖激光穴位照射、电排针、芒针透刺等法，提高了治疗效果。据报道，本病初起（急性期）治疗效果较佳，用中药内服、外敷治愈率在80％以上，总有效率达100％。如病初失治或治疗不当，导致肢体麻痹或瘫痪则治疗效果较差，迁延越久，疗效越差。针灸治疗小儿麻痹后遗症基本治愈率为30％～40％，有效率90％以上。所以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是防止瘫痪或肌肉萎缩性残废的关键。

在实验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发现针刺可提高血中5HT、5HIAA含量，促进了5HT系统的代谢和加强生理功能调节，使局部组织血流通畅，促进组织代谢，提供了组织细胞需要的养料，加速废物的排泄，从而有利于患肢肌群功能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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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的瘟疫应该和现代医学的传染病相似，引起瘟疫病的致病因素的一种是疫疠。 疫疠是外来致病因素之一。由疫邪或疫气引起的伤人毒烈，互相传染，临床表现大致相同的疾病也称为疫疠，即急性传染病，如“素问”所说“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它具有强烈的传染性，如隋《诸病源候论》记载“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则病气转相传易乃至来门”。它的传播与气候的严重反常（如久旱、洪水、酷热、湿雾瘴气）以及环境污秽、卫生条件差等有关。疫疠多为湿热之邪毒，系由口鼻而入，循卫、气、营、血传入脏腑，故最易化火伤阴，耗血动血，如热传心包，则出现神昏谵语，抽搐惊厥和迫血妄行等证。 疫疠的性质和致病特点： 1，热毒炽盛；2，传染性强，易于流行；3，病状相似，死亡率高；4，病位与病种的特异性。不同的瘟疫病由不同性质的疫疠之邪引起。 影响瘟疫病发生与流行的因素： 1，气候因素；2，环境和饮食卫生；3，预防隔离是否得当；4，社会因素。以上理论仅供参考，请参阅中医参考书籍，《中医学基础》，《中医诊断学》，古籍《瘟病条辨》等。

传染病在在古代是非常可怕的，传染能力强，传播速度快，古代都是采取隔离和接种疫苗等方法。

古代的传染病也有很多，像天花和鼠疫，疾病传播速度快，很容易感染，像东汉时期暴发的一场瘟疫，死亡人数高达6万人，从平民百姓到王公贵族都人心慌慌，每天都有很多人死去。把感染疾病的人。无论平民百姓还是朝廷命官都要采取隔离的方式，关押起来以免更多人的感染。把穿过的衣服和受瘟疫感染的人用火把烧了。避免更多的感染。

传染病是很可怕的，有的时候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 街坊邻居为了自己和家人不感染，会举报感冒咳嗽的人，有的地方感染的人不比较多甚至连没有感染的人也要烧死。

随着经验的增多人们开始预防瘟疫，很多古籍文献中有记载，让人们不要吃老鼠碰过的食物避免鼠疫感染，不吃虫子吃过的食物。死了的家禽，猫狗之类的东西不要投入水中。保持水源卫生成了重点。 

到了隋朝和秦朝，朝廷开始设立医馆，专门救治麻风病人，如果疫情出现后，会投入人力物力，草药，大夫等救治。到了北宋时期更加成熟，消除疾病从源头做起，有专门的收粪人清理粪便，就连牢房也要定期打扫。保持卫生情况，并且宋朝时期出现了首次接种疫苗的情况，预防疾病。清朝时期，康熙亲自研究天花，大力推广种痘法，从源头杜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