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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描述:

可以的话 尽量多的给一些古人的字/号/谥号(包括本人名字)

最好是唐,宋的 元/明/清较著名的也需要

越多越好~~谢谢勒~~

解析:

柳宗元,字子厚,唐代河东(今山西省永济市)人,代宗大历八年(773年)出生于京城长安,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客死于柳州。一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享年不到50岁。因为他是河东人,终于柳州刺史任上,所以人称柳河东或柳柳州

欧阳修(1007-1072):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 士,吉州吉水(今属江西)人

袁宏道(1568—1610),明代文学家。字中郎,又字无学,号石公,湖广公安(今湖北省公安县)人

袁枚(公元1716—1798年)字子才,号简斋,浙江钱塘人。他是清代乾隆年间的进士,才华出众,诗文冠江南

温庭筠 温庭筠,原名岐,字飞卿,并州祁(今山西祁县)人,唐代温彦博之裔孙,我国古代著名词人,两《唐书》有传

时号 温八叉

龚自珍(1792-1841),字尔玉,更名易简,字伯定;又更名巩祚,号定庵。诗今存600多首,绝大部分是他中年以后的作品

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省绍兴市)人。南宋爱国诗人。

杜甫号少陵野老、少陵 杜甫生平 [唐代]诗人。字子美,世称杜少陵、杜工部,自号少陵野老

中国古人的姓名和现代一样，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用来代表个人的符号。姓，就是某一群人（氏族、家族）共用的名；名，就是个人独用的姓。

中国古史传说中的人物的姓氏，如有熊氏、牛蟜氏、青云氏等，今天看来可能都是氏族的名称。上古时代氏族以自然物为氏族标志，因而这些名称大都和生物和自然现象有关。这些氏族名称以后就可能演化为姓（如熊、牛、云等）。古代称呼人还往往冠以地名（如傅说，“傅”是地名）、职业名（如巫咸，“巫”是从事占卜的人）、祖先的名号（如仲虺，是奚仲的后人）等，这类称呼固定下来也就是“姓”。如鲁、韩、宋等，是以地名为姓；东郭、西门、池、柳等，是以住地的方位、景物为姓；师、祝、史等，是以职业为姓；上官、司马、司徒等是以官职为姓；公孙、王孙最早是指其先人是公或王；穆、庄等姓是用其先人的谥号。从春秋战国时一些人的称呼中我们还能看到姓氏形成的一些痕迹，如展禽因住地有柳又称“柳下惠”，公输班因是鲁人又叫“鲁班”，公孙鞅又因是卫国人称“卫鞅”、因封为商君称“商鞅”等。此外，在中华各民族交通往来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姓氏如呼延、慕容、尉迟等。

姓的形成有不同的历史过程，同样的姓未必就是一个起源。如“贺”，有的是原姓“贺兰”或“贺敦”简化为“贺”，有的是原姓“庆”，因避皇帝讳而改姓“贺”。姓也因政治的、地理的、民族的等等原因而变化。如五代时吴越的“刘”姓因避讳（“刘”与吴越王“钱镠”的名同音）改姓“金”；明代“靖难”②之后，黄子澄的后人因避祸改姓“田”，而“靖难”有功的太监马三保却被赐姓为“郑”（就是以“三保太监下西洋”著称的郑和）；北魏孝文帝为推行“汉化”而改“拓跋”姓为“元”姓。又如“汉代诸县（今山东省境内）的“葛”姓迁到阳都（今河南省境内），为了和当地的葛姓区别就称为“诸葛”，而齐地的“田”姓外迁，以外迁的次第改姓“第一”、“第二”……（如东汉名臣“第五伦”）。可见，姓就是一种符号，并不象封建宗法制的维护者所宣传的那样神秘和神圣。

名，是在社会上使用的个人的符号。夏商两代留下来的一些人名如孔甲、盘庚、武丁等和干支相联系，可能和生辰有关。春秋时有些人名如“黑臀”、“黑肱”等应是以生理特征命名的。郑庄公名“寤（牾）生”，则是他母亲难产的纪实。可见那时有些名字还是很朴素的。但那时有些人名所用的字也有特定的含意，这含意并因同时出现的“字”而更为清楚。“字”往往是“名”的解释和补充，是和“名”相表里的，所以又叫“表字”。屈原在《离骚》里自述：“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正则”就是“平”，“灵均”就是“原”。他名“平”字“原”，“名”和“字”有意义上的联系。古人“名”和“字”的关系有意义相同的，如：东汉创制地动仪的张衡字平子、“击鼓骂曹”的文学家祢衡字正平，他们名、字中的“衡”就是“平”；宋代诗人秦观字少游、陆游字务观，他们名、字中的“观”和“游”也是同义。又如唐代书法家褚遂良字登善、宋代文学家曾巩字子固，他们名、字中的“良”与“善”、“巩”与“固”也都是同义。“名”和“字”有意义相辅的，如：东汉“举案齐眉”的文学家梁鸿字伯鸾，“鸿”、“鸾”都是为人称道的两种飞禽；西晋文学家陆机字士衡，“机”、“衡”都是北斗中的两颗星。唐代诗人白居易字乐天，因“乐天”故能“居易”；宋代作家晁补之字无咎（“咎”是过错），因能“补”过才能“无咎”。“渔”（打鱼）、“樵”（砍柴）常为侣，宋代史学家、《通志》的编者郑樵字渔仲；“渔翁”又常戴“笠”，清代文学家李渔字笠翁。“名”和“字”有意义相反的，如：宋代理学家朱熹字元晦、元代书画家赵孟頫字子昂、清代作家管同字异之，他们“名”、“字”中的“熹”与“晦”、“頫（俯）”与“昂”、“同”与“异”都是反义。古人的“名”、“字”往往取自古书古典，如：汉末“建安七子”之一徐干字伟长，《孔丛子》有“非不伟其体干也”句；曹操字孟德，《荀子》有“夫是之谓德操”句。三国赵云字子龙，取自《周易》“云从龙，风从虎”；唐代文学家陆羽（著有《茶经》，后世尊为“茶神”）字鸿渐，也是取自《周易》“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元末戏曲家高明（著有《琵琶记》）字则诚，取自《礼记》“诚则明矣”；明代军事家于谦字廷益和清初文人钱谦益字受之，则都是用《尚书》中“谦受益”的典故。

古人的“名”、“字”还常用来表示在家族中的行辈。先秦时，常在名、姓前加伯（孟）、仲、叔、季表兄弟长幼，如伯夷、叔齐，伯是兄，叔是弟；孔丘字仲尼，“仲”就是老二；孟姜女就是姜姓的长女。汉代以后逐渐在“名”或“字”中用同样的字或偏旁表同辈关系，如唐代抵抗安禄山的名将颜果卿和他的弟弟颜曜卿、颜春卿共用“卿”字，和他们同辈的堂兄弟颜真卿（以书法传世）也用“卿”字。宋代文学家苏轼、苏辙兄弟共用偏旁“车”表同辈。明神宗的儿子朱常洛（明光宗）、朱常瀛、朱常洵等，第二字共用“常”，第三字共用“氵”旁；吊死在景山上的明崇祯帝朱由检和他的哥哥朱由校（明熹宗）、堂兄弟朱由榔（南明永历帝）、朱由崧（南明弘光帝）等第二字共用“由”，第三字共用“木”旁。在这种情况下，姓名中的第一字是和父、祖共用的族名，第二字和第三字的一半是和弟兄等共用的辈名，具体到个人身上就只有半个字了。

除了名、字，有些古人还有号。“号”是一种固定的别名，又称别号。封建社会的中上层人物（特别是文人）往往以住地和志趣等为自己取号（包括斋名、室名等）。如唐代李白的青莲居士、杜甫的少陵野老、宋代苏轼的东坡居士、明代唐寅的六如居士、清代郑燮的板桥、朱用纯的柏庐等，都是后人熟知的；有些别号的使用率（如苏东坡、郑板桥、朱柏庐等）甚至超过本名。别号是使用者本人起的，不象姓名要受家族、行辈的限制，因而可以更自由地抒发或标榜使用者的某种情操。别号中常见的“居士”、“山人”之类就是为了表示使用者鄙视利禄的志趣。宋代欧阳修晚年号“六一居士”，就是以一万卷书、一千卷古金石文、一张琴、一局棋、一壶酒加上他本人一老翁，共六个“一”取号。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忧世愤俗，被权贵们讥为不守礼法，他就自号“放翁”，表示对他们的蔑视。明末画家朱耷在明亡后取号“八大山人”（“八大”连写似“哭”非哭似“笑”非笑，寓“哭笑不得”意），来抒发自己怀念故国的悲愤之情。当然，更多的官僚缙绅和封建文人所取的各种动听的别号只不过是附庸风雅、沽名钓誉的幌子。

另外还有“绰号”，这大都是他人所取而得到公认的别号，是对人的刻画和形容。春秋百里奚沦落楚国，被秦穆公用五张羖（音古，指黑公羊）皮赎回相秦，人称“五羖大夫”，可算是古代的绰号。唐代奸相李义府外柔内奸，被人称为“笑中刀”（成语“笑里藏刀”的起源），又号为“人猫”；宋代王珪任宰相十多年除“取旨、领旨、传旨”外不干别的事，当时号为“三旨相公”，这几个贬义的绰号形象地勾勒了封建官僚的嘴脸。《水浒》里梁山上一百○八人个个都有绰号，大都准确地描摹了人物性格、特长或生理特点，这些绰号作为姓名的代称，更是人们所熟知的。

除了上述的字、号之外，历史上常常用来代替个人姓名的还有：

一、地名（包括出生地、住地和任职所在地等）。如东汉孔融称为孔北海、唐代韩愈称为韩昌黎、柳宗元称为柳河东或柳柳州、宋代苏辙称为苏栾城等。以地名称人在封建时代是表尊敬，叫做称“地望”。但清末有人做了一幅对联：“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上联指任北洋大臣（宰相）的李鸿章（合肥人）、下联指任户部尚书（司农）的翁同龢（常熟人），却利用“地望”的双关语义讽刺了封建大官僚的贪婪豪奢。

二、官爵名（包括职衔、封号等）。如东汉发出“穷当益坚、老当益壮”豪言的马援称马伏波（曾任伏波将军），投笔从戎的班超称班定远（曾封定远侯），蔡邕称蔡中郎（曾任中郎将），三国嵇康称嵇中散（曾任中散大夫），唐代杜甫称杜工部、杜拾遗（曾任工部员外郎、左拾遗）等。

三、弟子或后人所上的尊称。如宋周敦颐称濂川先生，北宋吕本中和南宋吕祖谦先后称东莱先生，明归有光称震川先生，王夫之称船山先生等。还有在死后由门人、后人上的尊号（“私溢”），如隋代王通的文中、晋代陶潜的靖节等。

四、谥号，即死后由皇帝颁赐的荣称。如宋包拯称包孝肃、岳飞称岳武穆、明徐光启称徐文定、清纪昀称纪文达等。

五、在姓氏前加形容词指称特定的同姓者。如大戴、小戴分指汉代学者戴德、戴圣叔侄（他们编纂的《礼记》也分别称为《大戴礼》、《小戴礼》），晋代作家阮籍、阮咸叔侄也分别称为大阮和小阮（“大阮”和“小阮”因而成了“叔”、“侄”的同义词），南朝谢灵运和堂弟谢惠连都是诗人，也被称为大、小谢。唐代诗人中老杜（亦作大杜）专指杜甫，小杜专指杜牧。老苏、大苏、小苏则指宋代苏洵、苏轼、苏辙父子。

六、以几个姓并称特定的几个人。如“伊吕”指商伊尹、周吕尚；“马班”（或“班马”）指司马迁（《史记》作者）、班固（《汉书》作者）；唐诗人中“李杜”是李白、杜甫，“元白”是元稹、白居易；“韩柳”是韩愈、柳宗元。还有前面提到的大谢小谢合称“二谢”，加上南朝另一诗人谢眺又合称“三谢”；“二程”专指宋代学者程颢、程颐兄弟；苏洵、苏轼、苏辙又合称“三苏”。

七、在唐代还常以行第连同姓名官职等称人。王维有诗题《送元二使西安》（“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就是其中的名句）、唐诗中屡见《答王十二》、《问刘十九》、《同李十一醉忆元九》、《送裴十八图南》、《寄丘二十二员外》之类的题目，都是以行第称人的。如李白是李十二、韩愈是韩十八、柳宗元是柳八、元稹是元九等。行第还可连同名和官职并称，如裴图南称裴十八图南、杜甫称杜二拾遗、白居易称白二十二舍人等。宋代也还有此风习，如秦观称秦七、欧阳修称欧九、黄庭坚称黄九等。

以上所说的封建社会的姓名字号之类，都是封建宗法制度和伦理道德等观念形态的组成部分。我们今天直接以姓名作为古人的代号就行了，已不再需要这些东西。但是，由于它们在历史上长期存在并被广泛使用过，又是我们不能完全回避得了的。如《正气歌》的作者文天详、字履善，又字宋瑞（祥、善、瑞三字同义），历代还常称他“文文山”（自号）、“文丞相”（官职）、“文信国”（封号）等，他的著作也分别题名为《文山集》、《文丞相集》、《文信国公集》、《文信公题杜诗》等。又如《四库全书》中以“王”为首字题名的著作有五十多种，其中绝大多数是以字号或其他代称题名的，如《王子安集》（唐王勃的字）、《王天游集》（明王达的号）、《王阳明集》（明王守仁的尊号）、《王文成公全书》（明王守仁的谥号）、《王荆公诗注》（宋王安石的封号）、《王右丞集》（唐王维的官职）等。还有很多姓王的人的文集，题目上根本无姓名，如《临川集》（宋王安石原籍临川）、《凤洲笔记》、《弇州山人题跋》（明王世贞，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渔阳文录》（清王世祯，号渔洋山人）、《船山全集》（清王夫之，尊称船山先生）等。如果我们对古人姓名字号的知识毫无所知，根本无从识别。所以，为了阅读古籍以及研究古人思想、风格，还是需要我们对它有所了解的。

①世界古代史学者称这种氏族标志（也是氏族崇拜对象）为“图腾”。

②明代燕王朱棣以讨伐黄子澄等为名起兵攻破南京，推翻建文帝，自己当了皇帝（即明成祖），当时号“靖难”。

试论中国牛车、马车的本土起源

王星光

　　车是古代重要的交通工具，也曾作为古代战争的主要装备，在人类文明史上产生有很大的影响。车的发明及其牵引动力的利用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国在这方面同样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中国的车源自本土

　　车是最早出现的带有轮子的陆上交通工具。就目前的考古资料看，在西亚的两河流域、中东欧地区较早出现了车子。发现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乌鲁克文化泥板上的象形文字——车，距今约有5500年的历史。在这一地区还发现了描绘在彩陶钵上的双轮车图形及粘土制车模型，距今都在5000年左右。而经科学发掘的最早的车的实物遗存，也出现在幼发拉底河的下游地区，在基什王墓等古墓中出土的四轮车，所在的年代都被推定在距今4600年~4500年之间[1]。

　　与西亚的两河流域相比，中国发现的古车遗存的年代相对较晚，见于报道的没有早过夏代时期。因此，早有西方学者主张中国的古车来源于西亚。我国也有学者赞同这种观点[2]。但这种观点也遭到了不少中国学者的质疑，他们从中国马车和西方马车的形制、系驾方法和马具组合及形式等方面的区别，论证了中国商代的马车与西亚的马车差异之处颇大，应出自不同的车制系统。在两河流域的边缘地带及更外围的地区，车的出现明显地晚于两河流域，而且中国濒临的南西伯利亚、蒙古地区车的出现也比我国殷商时期的车要晚。由此作为反驳中国古车“西来说”的理由[3]。但是关于中国牛车、马车的本土起源的观点还缺乏较具体深人的论证。

　　笔者是赞同中国的车源于本土的。为此，还可以从以下方面作进一步地论证。

　　首先，我国虽然还未发现夏代以前车的遗物，但历史上却流传有许多黄帝时期发明车的传说，其时代在距今5000多年的仰韶文化末期，这一年代数据恰与西亚出现车的时代大致相当。有关造车的传说连绵不断，除了黄帝外，还有伏羲氏、少昊、尧、奚仲、吉光、相土、王亥等，单在车这一个器物上，就集中出现了这么多有名可考的人物，这在世界车的发明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这一方面反映了车系我国的独立发明，古人对此是确信不疑的；另一方面，也恰好反映了车的不断改进的变化过程。

　　见于古文献中有关黄帝造车的记载主要有：

　　《周易·系辞》：“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这里把用牛和马牵引的车，归之于黄帝及尧、舜。《周易·系辞》为孔子所作，这说明孔子也是主张车是由黄帝或在黄帝时代发明的。

　　《汉书·地理志》：“昔在黄帝作舟车，以济不通，旁行天下。”史学家班固也是主张黄帝造车的。

　　《古史考》：“黄帝作车，至少昊始驾牛。”东汉的谯周也赞同黄帝造车。

　　《艺文类聚》：“黄帝作车，引重致远，少昊时略加牛，禹时奚仲加马。”《太平御览》：“黄帝造车，故号轩辕氏。”这说明唐宋时的文献中承袭了黄帝造车的观点。

　　《宋史·舆服志》：“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蚩尤起大雾，军士不知所向，帝遂作指南车。”

　　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考工典》则称：“黄帝有熊氏始见转篷而制车。”

　　从以上的古代文献可知，自先秦到清代，关于黄帝造车的记载不绝于史书。尽管其中也夹杂有奚仲等人造车的记载。如《左传·定公元年》：“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对此，清代考据家毕沅解释道：“《左传》奚仲为车正之官，尔非造车也，《尧典》云‘车服以庸’，则车由来久矣，盖实始于黄帝。”[4]这说明前人对黄帝造车的传说是笃信不移的。不过，合理的解释也许是，黄帝是车的发明者，当时牵引的动力可能是人力。奚仲等人是车的改进者或管理者。从技术演进的角度看，车的发明，应以轮转器具的制作发展到一定程度为先决条件。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大量出土的石纺轮、陶纺轮，特别是琢制而成的轮型器具，应是车的直接或间接的先驱。黄帝时代大约和仰韶文化时期相当。结合古文献中有关黄帝造车的记述，在距今大约5000年的黄帝时代出现车，是合乎情理的。这与西亚出现早期车的年代也是接近的。

　　其次，与车的“西来说”相反，无论是早期车的文献记载还是考古发现的车的实物遗存，都出现在我国中东部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而不在西部地区，也不在“有可能”传人中国的北部地区。这与从传播学的角度论证中国马车“西来说”的传播路线形成了截然的对比。

　　如上所述，古代文献中记载有黄帝、奚仲造车。当然，也有奚仲之子吉光造车及商的先祖相土、王亥“乘马服牛”的记载。据文献记载和历史传说，黄帝活动的主要地域在今河南、陕西、山西、河北、山东等地。其中在河南活动的记载和传说中留下的遗迹更丰富些。《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为有熊。”西晋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河南尹新郑县，古有熊国，黄帝之所都。”宋代罗泌《路史》道：“黄帝开国于有熊，今郑之新郑。”可见其活动的中心地区在今河南的中部一带。奚仲，相传为与夏禹同时的人，居于薛，即今山东省滕州东南；迁于邳，为今山东省微山西北。而商的先公相土及王亥是居于今商丘一带的。今本《竹书纪年》载，“世子相出居商丘”，“帝相元年戊戌，帝即位，居商”。相土被排在契、昭明之后，为商人的第三代先公。而王亥是商人的第7世先公，也应在商丘一带活动。这显然是在远离西部、北部的中、东部地区的。

　　由于受到保存条件等方面的限制，目前还未发现夏代以前的车的遗存。在代表夏文化的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有车马器遗物。在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铜铃，考古学者推断为马铃；而圆形器、圆泡形器、牌饰、海贝等则可能是车马饰物[5]。最近，考古学者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宫殿区南侧大路的早期路土之间，发现了两道大体平行的车辙痕，车辙长5米多，向东西延伸，辙沟呈凹槽状，其内可见下凹而呈现出层状堆积的路土和灰土，两辙间的距离约为1米[6]。这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早的车的遗迹，它与在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马铃、圆形器、圆泡形器、牌饰、海贝等车马饰物正可相互印证，说明夏代确已开始使用双轮车。车的遗迹也在偃师商城遗址的东北隅被发现。在该处商文化二期晚段的底层路面靠近城墙的部位，发现两道东西向顺城墙并行的车辙遗迹，已发现车辙长14米，车辙轨距约1 2米。考古学家由此断定，这是商代早期的双轮车子的车辙印痕，是商代早期车在我国使用的见证[7]。这与以前在偃师商城发现的青铜軎可相互验证。在郑州商城也发现有用来铸造车軎的陶范[8]，说明当时车上配件的生产已经批量化。参与偃师商城发掘的考古学者将偃师商城车辙遗迹的年代确定在早商文化的郑州二里岗时期，如果此说不谬，偃师商城车辙的年代距今约有3500年。而二里头文化的年代则在距今3900年~3500年之间。将二里头文化的车辙及车马器遗物与古代文献中有关夏代“奚仲为车正”的记载相联系，可证夏代早已使用了车。夏代车子的考古文献资料尽管不算很早，但却与我国临近国家出土的车的遗存年代相当。在俄罗斯乌拉尔山南部的辛达雪塔发现有5座车马坑墓，其年代在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600年之间。在前苏联谢万湖墓葬中出土的双轮马车的年代为公元前1900年。又在前苏联的亚美尼亚的拉夏辛发现15辆车子，年代在公元前1300年左右。有学者主要根据以上材料认为中亚草原的游牧民族在接受了两河流域与欧洲的“西式马车”后，将其逐步改进为双轮马车，并沿着欧亚草原向东传播，最后到达中原地区，并由此认为“中国的马车应当是从西邻的中亚直接发展过来的”[9]。实际上，若单从年代对比的角度来看，中亚地区车出现的年代与中国夏代车的年代（公元前2046年~公元前1600年）大致相当。也就是说，在中亚地区出现马车的同时，我国的中原地区也出现和使用了车。这就很难将中亚车传入中国的过程讲清楚。

　　在安阳殷墟出土的卜辞甲骨和殷代车马坑，为研究我国早期的车提供了直接的证据。

　　在甲骨文中，有多种形体的车字。从中可知，殷车已由轴、轮、单辕、衡及双轭构成。有关兵车作战、商王乘车狩猎、用车祭祀和驯服驾车之马的卜辞均较丰富。在属于武丁时期的殷墟文化一期的甲骨卜辞中，即已发现使用马车的记录。如：

　　“甲午，王往逐兕，小臣载车，马硪驭王车，子央亦坠。”(《菁》一·一)

　　“丁卯，王狩敝，（永兄）车马……在车，毕马亦……”(《佚》九八O)

　　自殷墟发掘以来，共发现车马坑18座，内出殷代车子20辆。经过考古人员的精心清理，使我们对商代晚期车的结构有了较清楚的了解：这些车子可分为用于代步的乘车和作战用的战车。车子主要由两轮、一轴、一辕、一衡构成，在轴和辕之间安置有长方形车舆，车舆后面有可供上下的车门。衡上有的装饰以铜兽面饰，其两侧各置有轭，用于服马。驾车的马多为两匹，也有的为四匹。在车马坑中，常发现有数量繁多的青铜车饰和马饰，十分精美华丽[10]。这些车子的结构已十分复杂，显示出高超的制造技术。这正说明我国车的历史悠久，已经走过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发展阶段，到殷代已经达到了较为成熟的程度。

　　总之，从我国古代文献和流传至今的黄帝时代发明车的传说中，可知我国已有5000多年利用车的历史。这和两河流域出现车的时代相差不远。并且，这些传说丰富生动，可资稽考，代代相传。在我国发现早期车的地域又多集中在中原及黄河中下游地区。这些地区与“西来说”者认为的车子可能先传人我国西北、北方等边境地区的推测相距甚远，存在着诸多难以解释的矛盾和缺环。因此，中国的车应是源于本土的。

二、商人是我国最早掌握牛车、马车驾御技术的先民

　　车是引重致远的交通工具。为了达到引重致远的目的，就要解决车的动力问题，不然，就很难使车的使用得以推广。商族是一个善于迁徙的民族。《尚书·盘庚》记载：“先王有服，恪谨天命，兹犹不常宁。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张衡《西京赋》道：“殷人屡迁，前八后五。”这是说商人常常迁徙不定，在立国之前的先商时期，已迁移了8次，立国之后，又迁都5次。商人又是一个善于经商的民族，经商也要不断到远离故土的地方贸易。总之，不管举族的大规模迁徙，还是到各处经商，都离不开交通工具。不然，整个部族的迁徙，男女老幼，浩浩荡荡，各种物资和生活物品，堆积如山，如果没有数量可观的车辆，这样大规模的迁移，单靠肩扛手提是很难进行的。到远处去进行商品交换的贸易活动同样也离不开车辆。而古文献中有关商人先祖在“乘马”、“服牛”方面的记载，正与车的制作和改进以及用牲畜挽拉车辆技术的应用有关。

　　车辆是满足这些需要的重要条件和工具。为此，商人很早就注意驯服并选择用来驾车的牲畜。不难想像，刚一开始，驾车的动物应是种类繁多的，因为商人有极高的驯服动物的本领。《吕氏春秋·古乐》：“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就连庞大的大象也能驯服，可见商人驯养动物技能的高超。实际上，大象也有拖曳重物的能力。万震《象赞》：“象之为兽，形体特诡。身倍数牛，目不逾稀，鼻为口役，望头若尾。驯言则跪，素牙玉洁，载籍所美。服重致远，形如丘徒。”[11]诗中已认识到大象的“服重致远”功用。除了牛和马之外，后世记载驾车的动物还有鹿、狗、羊等，这说明选择适于驾车的动物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实践过程。驯服了牛、马，并最终将这两种牲畜确定为最适宜牵引车辆、“负重致远”的动物，这和车辆的发明一样，在人类的文明史及交通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古代传说和文献记载中多把利用马和牛驾车的技术归功于商人的先公相土和王亥。

　　《世本·作篇》：“相土作乘马。”

　　今本《竹书纪年》载：“商侯相土作乘马，遂迁于商丘。”

　　《荀子·解蔽》：“乘杜作乘马，而造父精于御。”唐代杨倞释道：“《世本》云：‘相土作乘马。’杜与土同。乘马，四马也。四马驾车，赵(肇)于相土，故日‘作乘马’。以其作乘马之法，故谓之乘杜。”可见，杨倞认为相土又可称为乘杜。现在看来，将杜释为土是很有道理的，但对“乘”字的解释有些牵强。清代学者王先谦指出：“相、桑，古同声，故借‘桑’为‘相’。”而隶书“桑”字和“乘”字“二形相似”，下文又紧接“乘马”，故杨倞误桑为乘[12]。由此看来，乘杜并非相土的别名，而是前人讹化造成的，《荀子》提到的发明用马驾车技术的乘杜应为“桑土”，实际上就是相土。

　　古人把服牛驾车技术的发明归之于商族先公王亥。

　　《世本·作篇》：“胲作服牛。”胲即为亥。

　　古本《竹书纪年》载：“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是说王亥将其驯养的牛托寄给有易氏和河国之君。这也说明王亥是驯养牛的高手，并且规模是相当大的，不然不会将驯养、饲养的牛托给两个部族首领来代管。

　　《吕氏春秋·勿躬》：“王氷作服牛。”氷字应因与亥形相近而误，王氷即是王亥。[13]

　　《山海经·大荒东经》亦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易经·大壮》和《楚辞·天问》等文献中都重复记载了这个故事，说明先秦时期王亥牧牛及驯牛驾车的故事仍在广为流传。

　　在商人的心目中，王亥是有着极高地位的先祖，祭祀王亥的牲牛一次竟多达50头。王国维先生指出，卜辞中对于王亥，“乃祭礼之最隆者”。并且认为，“然则王亥祭典之隆，亦以其为制作之圣人，非徒以其为先祖”[14]。这是说，因为王亥是畜牧业及牛车的创始人，所以受到格外的尊重。

　　实际上，在王亥之前，还有一位商人的先公曹圉，也与畜牧有关。曹圉是商人始祖契的五世孙，曹即为饲喂牲畜的槽。圉的本义为养马的圈牢。《左传》昭公七年：“马有圉，牛有牧。”杜预注道：“养马曰圉。”《说文解字》释圉道：“一曰：圉人，掌马者。”养马人称圉，应与用牢圈养马有关，曹圉的得名也应当与他从事过养马的经历有关，或者说与他以槽牢从事养牲畜的活动有关[15]。曹圉也应该是在畜牧业上作出相当成就的人。

　　在商族的先祖中，从相土、曹圉到王亥，就有三位与畜牧及“服牛乘马”有关，这既反映了先商时期畜牧业的兴盛和悠久的传统，也正说明商族的几代先公在牛车和马车的驾御利用方面的贡献决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史实根据的。对此，《管子·轻重戊》总括道：“殷人之王，立皂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这里的“殷人之王”，应为商汤建国之前的殷先王，指的应是相土、曹圉和王亥。而实际上，他们只是商族的代表，正说明商人应是我国最早掌握和利用驾驶牛车和马车技术的先民。

　　上述文献记载还可以从以下方面加以进一步的论证。

　　首先，从考古发现的实物遗存看，先商时期出现较发达的畜牧业是可信的。畜牧业是在原始狩猎活动的基础上形成的。当人们在狩猎时，将捕获到的健康的、或未受到较大伤害的动物圈养起来，渐渐的使其适应家养的环境，大致经过拘禁驯化、野外放养，最后进人定居放牧三个阶段。这样就逐步形成了早期的畜牧业[16]。在黄河中游的陕西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发现两座长方形畜圈，长6米~10米，宽1 8米~2 6米。周围有密集的柱洞，说明围有栅栏以圈养牲畜[17]。在临潼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也发现两座略呈圆形、直径约4米的圈栏，圈中还存有20米~30米厚的畜粪堆积，足证属畜圈无疑[18]。在河南郑州的大河村仰韶文化遗址中也发现有一处专门饲养牲畜的圈栏，而且，在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也发现有马和牛的遗骨。如在上面提到的半坡遗址中出土有两颗马齿和一节趾骨。在山东历城城子崖、河南汤阴白营、甘肃永靖马家湾等相当于龙山文化的遗址中都出土有马的遗骨。这可以证明，至迟到距今4500年左右的龙山文化时期，在我国北方马已被普遍驯养[19]。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牛的遗骨则发现的更多。在河南新郑裴李岗、河北武安磁山、山东滕县北辛等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中发现有不少牛的遗骨，尽管还不能确定是否是家养的牛，但也不能排除家养的可能性。而进人到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仰韶文化之后，出土的牛的遗骨大量增加，如在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中就出土有牛的牙齿。在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出土有黄牛骨骼，在山东历城龙山镇出土了牛骨，在河北邯郸涧沟也有牛骨出土。另在河南的郑州大河村、安阳后岗、浙川下王岗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发现有大量的牛的遗骨[20]。将这些牛骨遗存与上述半坡等地的畜圈遗址结合起来考察，可见牛的驯养已有6000多年的历史了。商人的先祖契曾协助大禹治水，应是相当于龙山文化晚期的人物。依此而推，相土、王亥活动的年代，应该进入夏代的纪年了。因此，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畜牧遗存，进一步说明了先商时期畜牧业兴盛的真实可信。

　　其次，文献和传说中商人先祖活动的豫东地区适宜畜牧活动。在人类最早饲养的六种家畜中，牛和马都属于大型的以食草为主的牲畜。尽管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出现了饲养牛马的牢厩，但饲养牛马的主要方式应该是放牧。而放牧活动需要开阔的田野或缓坡地带，以及与之伴生的丰富茂盛的野草。文献和传说中商族先人活动的中心地区在今商丘地区。《左传》襄公九年称：“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于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这是较早的有关商族先公居商丘的可信材料。《竹书纪年》也载：“商侯相土作乘马，遂迁于商丘。”美籍华人考古学家张光直教授等学者秉承近代学者王国维、董作宾等人早年的学术推测，将先商时代商人的活动区域界定在商丘一带，并在此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考古工作[21]。可见先商之居商丘说的久远影响。若将这一见解和商丘地区的生态环境结合起来加以考察，是很有道理的。商丘地区位于黄河和淮河冲积平原，这里地势平坦，一望无际，河流纵横，水源充沛，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草木丰茂，动物繁多，适宜大规模的放牧牛马。尤其在先商时期，从事农业的垦殖活动还相对缓慢，当有大量的闲置土地，这里应是发展畜牧业的天然牧场，而且，平坦开阔的土地也是驯服牛马、练习驾车的好地方。因此，商族的先祖相土、曹圉和王亥才把这里作为发展畜牧业、制造车辆、教人驾御车马的理想之地。在发展畜牧业的同时，先商的农业也得到迅速的发展。正是由于农业、畜牧业的坚实基础和长期积累，制造车辆和服牛乘马技术的发达，商族才得以逐步强大起来，进而“肇牵牛车远服贾”[22]，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兴起和发达。

　　第三，商丘地区史前考古的成果使先商时期的历史逐渐清晰起来，为商人先祖在商丘的活动提供了证据。在商丘地区进行商代文明来源的探索是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的。民国二十五年 ( 1936年)，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李景聃先生到商丘进行考古调查，在永城县发现了造律台、黑堌堆等遗址，出土有陶器、石器、骨蚌器等遗物，认为遗址的性质属于龙山文化[23]。之后的重要考古工作是从建国后的七十年代开始的。1976年~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商丘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先后3次在商丘地区各县进行考古调查，发现龙山文化遗址17处，殷商文化和周代文化遗址各15处，其他时代遗迹14处。其中以永城王油坊、拓城孟庄、睢县周龙岗等遗址较为重要。发掘者在永城王油坊遗址报告中指出：“统观整个文化面貌，可以说豫东商丘地区仍然是河南龙山文化的分布区域。”[24]这种将商丘地区新石器文化认定为龙山文化的看法，是和李景聃先生的意见一致的。龙山文化直接衔接着代表夏文化的二里头文化，夏族原是和商族同时存在的部族，先商文化也应从龙山文化找到来源。到了1981年考古学者们发表豫东考古综合报告时，从睢县周龙岗等遗址文化层的叠压关系中认识到在龙山文化的上层堆积着殷商文化，并发现商丘的龙山文化与豫西的龙山文化有显著的区别，应称为“王油坊类型”。另外，根据仅见于商丘县坞墙遗址的二里头文化遗存，推断商丘地区应是二里头文化向东分布的边缘地带[25]。而孟庄遗址则是商丘地区发现的面积较大的早商文化遗存，碳十四测定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1555±130年、公元前1790±130年、公元前1795±135年，与郑州二里岗商代遗址下层遗存年代相当[26]。这些发现都为探寻先商文明奠定了基础。

　　从1990年开始，以张光直先生和中方领队率领的中美联合考古队开始对商丘地区进行先商和早商文化的考古调查发掘，他们采用先进的手段和方法，开展了对商丘地区全新世时期生态环境的考察和研究。更为重要的是，自1994年以来发掘了商丘县潘庙、虞城县马庄和柘城县山台寺遗址，出土了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殷商文化、东周文化直到汉代文化的丰富遗存。其中山台寺的龙山文化遗址对探寻先商文明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这里发现有五间东西相连的房子。在这排房子南边约30米处，有一个略呈圆形的祭祀坑，其中埋有9头整牛和一个鹿头。对此，张长寿和张光直先生认为：“这个牛坑使山台寺的龙山文化与殷商文明搭上了密切的联系。《世本·作篇》，‘核(亥)作服牛’……殷代先祖与家牛这种密切的关系，是别的朝代的祖先所没有的。殷商考古的遗址里常有祭牛的遗迹，牛是大牢，一个祭祀坑里有九条牛，表现祭祀重要与祭祀者的地位非同一般。龙山文化遗址里面这个发现是没有先例的，它或许说明龙山文化的一支，与其他地方的龙山文化向岳石文化的发展平行，在豫东发展出来由山台寺可能代表的一支特殊的晚期龙山或岳石文化，它就是殷商文明的前身。”他们还指出：“商丘地区的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要广泛深人的研究，它们可能就是早商和先商，也可能是早商和先商的近祖。”[27]他们从整牛祭祀坑，联想到发明服牛驾车技术的商祖王亥，进而推断出商丘地区与先商文明的密切联系。尽管目前的考古材料还有一定的缺环，并且有些学者对商丘地区的史前考古学文化性质还存有疑义。但是，如果把文献记载和商丘地区的考古成果结合起来考察，两位张先生的推论应是很有道理的。

三、结语

　　车是古代主要的交通工具和军事装备，也是古代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中国古代有关车的发明的记载源远流长、丰富多彩。考古学上也提供有较为有力的证据支持。因此，中国的车是起源于本土的。

　　商人具有善于迁徙和乐于经商的文化传统。商族的祖先相土、曹圉和王亥都在车的制作及用牛、马驾车上有重要贡献。这也同时说明商族是最早掌握牛车、马车驾御技术并加以推广的部族。

　　商丘地区是商族的重要起源地之一，也是探寻先商文明的理想区域。商丘所处的广袤无垠的黄淮大平原，为牛、马等牲畜的放牧驯养和人们的驾车训练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广阔空间。这里也应是我国马车和牛车的起源地之一。“服牛”、“乘马”技术的发达，为商族的迅速崛起及商文明的广泛传播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当然，关于中国车是源于本土还是由域外传入的问题，目前还远没有得到解决。即使在以往的持中国牛车和马车本土起源说的论著中，由于没有将车的发明及应用与具体的早期人类的社会活动联系起来，又缺乏对马(牛)车使用和推广地域的专门论证，也影响了人们对这一论点可靠性的认识。本文试图在这些方面有所补阙，指出先商时期商人在牛车及马车的利用和推广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而商族人活动的辽阔的豫东平原则有可能是最早利用和推广牛车及马车的中心区域。当然，这只是为开展这一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点新的思路，而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有待于考古学上发现更早和更丰富的有关车的遗存。

载《中国农史与环境史研究》

你的说法是错误的，车从古到今的读音就是chē，只有在象棋中车才读jū

看来你脑子确实不聪明，你要是真搞清楚了再来现眼也不迟，就这个车字在古代只有两个音，而且chē的读音从古至今都没变过，只是在有条件下才读jū，就是象棋中的jū，意义还用说吗，既然模拟战场，那里面的马、车没有含有人在内可能吗？可笑你还在这儿卖弄，哈哈，可怜。

在告诉你个可怜虫，你只知道四人二马的战车就叫jū吧，四马一车拉的还叫shèng呢！

这么简单的问题还在这儿借问问题卖弄，丢人丢到家了！！！

● 乘

shèng ㄕㄥˋ

◎ 古代称兵车，四马一车为一乘：～舆。千～之国。

● 车

（车）

chē

◎ 陆地上有轮子的交通工具：火～。～驾（帝王的马车）。～裂（中国古代一种残酷的死刑，俗称“五马分尸”）。前～之鉴。

◎ 用轮轴来转动的器具：纺～。水～。

◎ 用水车打水：～水。

◎ 指旋床或其他机器：～床。

◎ 用旋床加工工件：～零件。

◎ 方言，转动身体：～身。～过头来。

◎ 姓。

基本字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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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

（车）

jū

◎ 象棋棋子之一。

古代装有有帷幕的车叫“轩”

古代车前面用来驾牲口的那根直木叫“辕”

“轩辕”合起来就是指古代的车。

因为传说车是黄帝发明的，所以人们就称黄帝为“轩辕氏”。

又因为黄帝被认为是中华民族的祖先，“轩辕”又被用来代指中华大地。

轩辕的由来

按《国语》记载，少典氏娶有娇氏之女，生下黄帝和炎帝，黄帝在姬水边长成，因而姓姬。又据《史记》说法，黄帝姓公孙。于是，《史记索隐》就调和两姓，说黄帝本姓公孙，因在姬水边成长，故改姓姬。此外，《史记》还说他名轩辕，但是没有说明因何而得名。《史记集解》说他号有熊，《史记索隐》就进行比附，说黄帝本是有熊国之子，故号有熊，轩辕是他的名号，因居轩辕之丘，遂以为名，又以为号，又根据《左传》记载，说他亦号帝鸿氏。《史记正义》解释说，黄帝为有熊国君，号有熊氏。及曰缙云氏，又曰帝鸿氏，亦曰帝轩氏。轩、辕两字都与车子有关，因而齐思和《论黄帝之制器故事》(《古史辨》第七册)把我国车·子的发明归功于黄帝。《路史》讲得更具体，说黄帝在空桑山北创造车子，“横木为轩，直木为辕，故号曰轩辕氏”。至于黄帝之所以称黄帝，古人似乎众口一词地说，他“有土德之瑞，土**，故称黄帝”。

近代史学家则提出黄帝即皇帝，亦即原始人意识中的上帝(上天)的意思。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根据《风俗通》、《春秋繁露》等古代文献，把应该写作黄帝的地方多写成皇帝，如《易经．系辞》：“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风俗通》则作：“皇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而且，从音韵学上讲，黄、皇同音同声，故黄帝即皇帝。又《尚书·吕刑》中皇帝与上帝也互相通用。这样看来，黄帝似乎可与皇帝、上帝划等号了。然而，“皇帝”称号自秦始皇帝创用以后，泛指中国最高统治者，“上帝”则别具神格意义，“黄帝”专指五帝中之首帝，又成一般共识。因而，此三者在实际应用上已是不可混淆的了。

刚接触象棋时是爸爸教给我的，当时一直问为什么“车”念“居”，爸爸也答不上来，相信许多人也不知道“车”为什么要念“居”吧！。相传因为西汉开国名将韩信，被陷害后被囚，为了传承自己的兵法绝学而发明象棋。韩信把“车”读作“居”音，就是隐示自己蒙冤被囚。不过，这只是民间传说。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从中国象棋棋子的历史演变以及“车”字在古汉语中的读音说起。实际上，全世界类似中国象棋的这种模拟两军对抗的棋盘游戏，都起源于公元6世纪印度笈多王朝时期出现的“恰图兰卡”棋。后来传到波斯演变成“波斯象棋”，进一步西传欧洲后，逐渐演化成今天的国际象棋。而有据可考的中国象棋的起源，也可以追溯到唐朝时波斯象棋的传入，经过宋人改造，才变成了今天的样子。

在印度的“恰图兰卡”中，就存在着一个代表“战车”的棋子，被称为“ratha”或“02akata”，即“战车”之意。在波斯象棋中则叫做“rokh”，波斯语中同样也是“战车”之意。而“rokh”也是今天国际象棋中“车”的英文名rook的词源。这个表示“战车”的棋子，在中国象棋中则被叫做“车”，其实同样也是表示“战车”。

在古代标准语音字典《韵书》以及各种古籍中，都提到“车”字本身就有两种发音，好像东汉的学者刘熙著有《释名》，专门探求事物名源，书中记载车字有两个音：“车，古者曰车声如居，言行所以居人也。今曰车声近舍。车，舍也，行者所处若车舍也。”，到了三国时期著名史学家韦昭云：“车，古皆音尺奢反，后汉以来始有居音。”这里看来，两人对于“车”作“车”音及“居”音的先后有相反看法，但就明确显示了“车”字，可会读成“居”。

据了解，“车”及“居”这两种发音也对应着两种稍有不同的含义。其中的一个含义所对应的发音，古汉语发音为“砗”、“赤”，发音到了现代汉语中就是“车”字在现代的通用读音“che”。“车”字的这个含义，在《韵书》以及《说文解字》等字典中，被解释为“舆轮总名”，即对一切带轮子的运输工具的统称。

至于另一个含义，古汉语中的发音为“居”，发音后来逐渐转变为类似汉语拼音“居”。早在《诗经》的时代，当“车”字特指一种载人交通工具或战争载具时，便已经与诸如“琚”、“且”（读作追）等字音押韵。

隋末唐初学者陆德明，著有专门为古代儒道典籍注音的《经典释文》，也载有“车”字“又音居”且“与居为韵”。清代的《康熙字典》更明确说明，这个读作“居”的“车”字，就是特指宋代《论语疏》中所提到的诸如“驷马车、田车、兵车、乘车”这样用来乘坐或用于战争的车。

换句话说，按照以上解释，在“车”这个字指战车时，理论上应当读做“居”，所以中国象棋中“车”这个是为战车的棋子，那就自自然然的读作“居”了。随着汉语语音的发展，“车”字在现代都普遍读作“车”，只有在中国象棋以及诸如“车师”（音作居师）、“莎车”（音作莎居）等古代外文地名译名中，还勉强保留一丝古音痕迹。

“车”的笔画是：横、撇折、横、竖；笔画：4；部首：车；结构：独体结构。

基本释义：①在陆地上行驶的有轮子的交通运输工具。[马车,汽车,电车,火车,自行车]②用轮轴旋转的器械，也指使用这种器械干活儿。[车床,纺车,水车,车螺丝]③泛指机器。[车间,试车]④(chē)姓。,“车”做左偏旁时，第三笔是“丨”。

读jū时，①中国象棋棋子的一种。[丢卒保车]。

古籍释义：《广韵》九鱼切。《集韵》《韵会》《正韵》斤於切。并音居。《广韵》：车，辂也。《古史考》：黄帝作车，引重致远。少昊时加牛，禹时奚仲为车正，加马。《书·舜典》：车服以庸。《易·大有》：大车以载。《论语》疏：大车，牛车，平地载任之车也。小车，驷马车、田车、兵车、乘车也。又山车，自然之车也。《礼·礼运》：山出器车。《疏》：谓其政太平，山车垂钩，不揉治而自员曲也。

《弟子规》全文 第一章 入则孝 第二章 出则悌 第三章 谨 第四章 信 第五章 泛爱众 第六章 亲仁 第七章 余力学文

〈出则悌〉原文： 兄道友 弟道恭 兄弟睦 孝在中 财物轻 怨何生 言语忍 忿自泯 或饮食 或坐走 长者先 幼者后 长呼人 即代叫 人不在 己即到 称尊长 勿呼名 对尊长 勿见能 路遇长 疾趋揖 长无言 退恭立 骑下马 乘下车（ju） 过犹待 百步余 长者立 幼勿坐 长者坐 命乃坐 尊长前 声要低 低不闻 却非宜 近必趋 退必迟 问起对 视勿移 事诸父 如事父 事诸兄 如事兄

古车作为载车部分的车厢，叫“舆”。“舆”的左右两边立的栏杆和木板，叫轸，车的运转部分主要包括轮和轴。驾车部分的构件主要有辕、轭。辕又叫_，为一根直木或稍弯曲的木杠。辕辕的后端连着车轴，前端拴着一根弯曲的横木叫轭，又叫衡或横。

《说文》上说，商代有三匹马拉的车，叫骖；周人增加了一匹，叫驷。

先秦时代的车，总的说来分为“小车”、“大车”两大类。驾马、车箱小的叫“小车”，也叫轻车或戎车。驾牛、车箱大的叫“大车”。小车除贵族出行乘坐外，主要用于战争。战国时，由于车战的发达，战车的多少成为一个国家强弱的标志，有所谓“千乘之国”、“万乘之国”的说法。

扩展资料：

古代车相关的学问：

1、驾车

驾车也是一门学问。在远古时期，原始的车是由人推挽的，后来改用畜力牵引。同其他车相比，马车具有更为快速、灵活的特点，在畜力车中占有重要地位，驾驭马车，就变成了一门重要的学问。

在春秋时期，孔子的教学体系中就有“御”这一科。车行进时，驾驶马车的车工把马缰绳汇总握在手中。《诗经》中就有“执辔如组”的诗句，“如组”就是把八根缰绳握在两手中，就像一组绳似的。

赶马的鞭子也有两类，竹条制成的鞭子叫策，皮条制成的叫鞭。常说“鞭策”一词，就是由抽打马的意义引申而来的。在我国古代，人们十分重视驾驭术的提高，古书中也有不少关于驾车高手的记载。《左传》记述战争情况时，总要交待双方主将的御手。

2、乘车

古人乘车的方式一般是崇尚左侧。一车三人，尊者在左，骖乘（即陪乘者）居右，御者居中。兵车则不同，如是将帅之车，则主帅居中，便于指挥，御者在左，护卫居右；如是一般兵车，则是御者居中，左边甲士一人持弓，右边甲士一人持矛，相互配合，协同作战。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国际在线-古代的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