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藏文古籍《丹多娃》和《康多娃》也讲到了史前的飞行装置，书中把飞行装置称为“天上的珍珠”。在《萨玛朗加那——苏德拉德哈拉》一文中，用了整章的篇幅来描写尾后喷出火和水银的飞船。

蒂冈博物馆阿里伯托杜利发现了公元前1600年图特摩斯三世时代的一卷古文残篇，它记载了这样一段神奇传说：有一个火球从天而降，气味十分难闻，图特摩斯和他的士兵们一直望着这个景象，直至火球向南方飞去，从视野中消失为止。

飞船

国务院批准文化部确定的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2392部）名录和第一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51个）名单，现予公布。

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拥有卷帙浩繁的文献典籍。这些文献典籍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人类文明的瑰宝，保护和利用好珍贵文献典籍，对于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增进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都具有重要意义。

各地区、各部门要进一步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指导方针，以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第一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公布为契机，加强科学规划，加大工作力度，切实做好珍贵古籍的保护、管理和合理利用工作，使中华民族珍贵的文献典籍永泽后世。

本批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10部古籍，包括3部汉文古籍和7部藏文古籍，分属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汉文1部藏文7部）、敦煌研究院（汉文1部）和甘肃中医药大学图书馆（汉文1部）。

我省本批入选的3家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分别为西北师范大学图书馆、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和张掖市甘州区博物馆，加上此前入选的甘肃省图书馆（第一批）、兰州大学图书馆（第二批）、拉卜楞寺藏经楼（第二批）和天水市图书馆（第三批），全省已有7家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不属于中央政权 具体关系如下：

中国历史上唐与吐蕃的关系

李文实

一、唐蕃关系的渊源及其历史墓础

吐蕃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年代，是在公元七世纪初年。那个时期，正是松赞干布（《唐书》上称弃宗弄赞，盖译名之异）在位的年代。吐蕃在此以前，原是一个地方政权，与中国内地并无往来，因而也不见于汉文记载。只是有个东女国在隋时间与隋王朝通贡使，唐高祖武德中也向唐人贡。这个东女国，或即以为唐旄。在隋末庸初时，吐蕃先后统一了在那个地区的唐旄、羊同、苏毗、附国等由羌族或其它族组成的部落，逐步把现在青藏高原上分散居住着的一百几十个原始羌族部落和西域一些非羌族部落等合并在一起，这就是吐蕃。松赞干布在位的年代，正好与唐王朝第二个皇帝太宗李世民同时。唐太宗贞观八年（公元六三四年）松赞干布遣使来唐聘问，唐派使臣冯德遐前往逻安（今拉萨）通好。这是中国史上建立在中原地区的统一王朝与吐蕃建立往来关系的开始。看来当时双方之间都不够怎样了解：因此都在各自的史册上记载着“来朝”或“来贡”的字样。

通过冯德遐的回聘，松赞干布以突厥、吐谷浑并得尚唐公主，因而也向唐请婚。随着唐文成公主出嫁吐蕃赞普松赞干布，遂揭开了唐与吐蕃之间往来与争夺的序幕。中国立国虽然比吐蕃还要早两千多年，但与吐蕃建立正式往来关系，却是在这个时期开始的。尽管如此，吐蕃先世与中华民族的渊源和与商、周、秦汉等王朝的间接关系，仍是一直不可分的，同时自唐初开始，正式成为组成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主要成员之一，更是有其深厚的民族、历史和地理各方面因素做基础的。若要说它是中途以新的成分加入中华民族的行列是不够全面的；至于民族渊源方面的西来说，则更是别有用心的不根之谈。

从民族渊源来说，根据近年考古发掘资料，今天西藏地区新石器时代人类遗骸，属于蒙古人种。而1983年在横断山区首次发现第四纪脊椎动物化石和古文化遗物，更说明在新石器时代以前就有原始人在这一地区活动。至于中国西部最古老的民族羌族在这一地区的活动，则具见于甲骨、金文和古籍的记载。同时羌族中发羌、唐旄等部，在秦汉间就已由河源进入今藏北地区；汉武帝时，又传说有羌族的六牦牛部进入今西藏地区。在隋以前，活动于本地区的部落国有附国、吐谷浑；隋时则有女国、宝髻、苏毗、羊同、党项等部落，这些都是组成当时吐蕃的主要成员，其中最众多的氏族，还是以秦汉以来的羌族为主的。吐蕃的民族成分，可以说是融合了羌族多种部落和其他西部古民族而出现于史册的，而南来、西来两说，一出于印度佛教传入后的宗教性附会；一出于近代西方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东来后政治性煽惑，并无史实根据可言。

吐蕃族的形成，以中国西部古羌族为主体，这从今藏族的地区分布和语言渊源上也不难窥见一斑。说起羌族，它的先民在传说中是炎帝族。炎帝族很早就进入中原地区与黄帝族形成为后世汉族的最早祖先。所以现代中国汉人的老祖先，最先是通过黄炎联盟的形式，后来又经过姬、姜联姻等方式，才成为从汉以来被称为汉族的主体。汉以后虽然又有分有合，甚至成为在一定的历史范畴内素质各异的共同体，但从族源来讲，这是无可否认的历史实质。除了黄炎联盟时期未进入中原或后来秦穆公、秦献公等在与西戎争霸时，又被驱入中国西部地区的羌戎，由于交通的阻隔和文化上的趋于落后，便仍然处于聚落游牧的社会阶段。等到吐蕃统一青藏高原地区自秦汉魏晋以来一直分散不相统属的羌族各部落，而建成以羌族为主体的第一个统一王国时，它的奴隶社会性质和以游牧业为主的经济形态，仍未得到改变。但这种长期由地理环境和生产方式等所形成的社会状态，一旦在政治上得到了统一而有了一个强大的国家组织后，便在形势的促使下，原来那种落后的社会、经济而貌，必须急速地要加以改变了。

吐蕃社会要有突破和发展，首先是要和它周围的国家与地区相沟通。在这方面，它若向南方的泥婆罗、天竺地区发展，则显然要受气候、风上、民情等方面的限制，因为一旦从高寒地带进入湿热的高温地带，在短期内是难以适应的。它们只能是在文化、经济上有所往来，乘其新兴之势，顶风冒雪，盘马弯弓，以剽急强悍的骑兵部队进入地势与气候相适应的地带，并进而掠取生产与生活资料。这就是吐蕃当时东北进以并吞吐谷浑、党项，东进松州以掠取唐所羁縻的诸羌州，北进于阗以与唐争中西交通要道上的四镇的根本原因，也是吐蕃当时历史发展的形势。与这种形势相适应，吐蕃的东进、北进还有一个历史的因素，便是当时的天山南路和青海、甘肃、四川的西南地区，都是当时羌族、氏族及吐谷浑、鲜卑（秃发、乞伏、乙弗等）等非汉族而与吐蕃族在生产生活上相接近的诸族活动的地区，和它在很多方面具有一致性，这就更促成了吐蕃向这些地区进军和发展的必然策略和趋势。因此吐蕃在合并唐旄、苏毗后，使为向东北进攻吐谷浑铺平了道路；在征服羊同后，便为向北进攻于阗创造了条件。这样便在今青海、四川境内和在当时西域四镇（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地区与立国中原的唐王朝相冲突了。不仅是如此，它同时还与葱岭以西的波斯、大食和在它东南方的南诏也都相互形成了威胁的局面。在这多方面错综复杂的冲突与交涉的关系中，比较起来，唐与吐蕃之间关系，既有联合，又有争夺，而以和平往来与文化交流为历史发展中的主要趋势，也就是汉藏两民族在黄炎、姬姜、汉羌等各个历史时期所凝结成的民族历史关系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也可以说是多民族统一国家在建立过程中的新成果。

但是也必须指出，我这样看这个问题，却并不是在当时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与作用中，把唐与吐蕃等量齐观，无所区别的。从当时历史发展的总的或主要的趋势看，无疑地唐王朝在松赞干布的时代，不仅是与吐蕃比，同样地也是正处于它的兴盛期；而且在当时的东方和世界历史上看，唐王朝无论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各方面，都居于当时世界各国的前列。当时中国文化的影响，不仅深入到高丽、日本及天竺（今印度）、狮子（今斯里兰卡），而且还远及大食（今阿拉伯）、拂林（今东地中海一带）。同时唐代继汉之后所开辟的东西方陆路交通大道（今或称丝绸之路），更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唐代版图的广阔，也是中国史上所仅有的。从声威方面来说，当时西域诸国都尊唐太宗李世民为天可汗，称东西交通大道为朝天可汗道；而当时的唐首都长安，又是华夏文化与西域文明荟萃的中心。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吐蕃王国最初与唐王朝建立往来关系时，还只能居于藩属地位，这完全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吐蕃王朝崩溃后，终于在元初正式成为组成祖国统一大家庭的重要成员之一，可说就是基于这种历史因素和因缘的，否则的话，不可能由于萨班·贡噶坚赞和他的侄子八思巴两人的努力，而使西藏地方的人民如水就下地归顺大元王朝的。西藏当时的顺时趋势，主要是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条件相适应的。与此相反，元代虽然曾地跨欧亚两洲，而且蒙古骑兵的铁蹄，踏遍了中亚及东欧大地，但并没有促成翰罗思等国家和地区的归顺，即是显例。这是什么原因呢？一言以蔽之：民族文化的因素不一致，而历史关系又无基础，只想用武力进行扩张是不行的。

唐与吐蕃之间关系的建立，是在同种同文的基础上，但在这种关系继续发展的过程中，仍然是有一定曲折，这也完全符合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在唐太宗贞观以后，随着吐蕃势力的进一步壮大，唐便在陇右和西域方面受到了威胁，这样唐王朝便与吐蕃处于对峙或联盟的局势。联盟是为了加强内部经济、文化的往来和共同对付大食势力东来的威胁，而对峙则是双方势力消长的表现。等到安史乱起，唐在河陇的边防军相继东调守御潼关，吐蕃势力的发展，便逐步趋于优势。但双方之间仍以和好往来的联盟为基本关系。如公元七三○年，，唐玄宗李隆基遣使到吐蕃讲和，吐蕃赞普弃隶缩赞上表说：

外甥是先皇帝舅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进和同为一家。

又如公元八二三年的长安《唐蕃会盟碑》文中说，

商议叶同，务会万姓安泰，所思如一，成久远大善，

再续旧亲之情，重申邻好义一为此大和矣。……使其两界烟上不扬，罔闻寇盗之名，复无惊恐之患。封人撤备，乡土俱安，如斯乐业之恩，垂诸万代，赞美之声，遍于日月所照矣！

这种在封建社会具体历史条件卞）两个不同民族的政权之间所建立的和好往来关系，对唐蕃双方都是有利的，特别是对广大人民的安居乐业是有利的。真的是“天下百姓，普皆安乐”。吐蕃由于与唐之间先后持续了约二百来年的往来，吐蕃的文化、经济等方面均有了较大幅度的发展，逐步扫除了氏族社会残余．但最终由于吐蕃社会奴隶制残余的作崇，贵族阶级的兼并土地和增收租税，宗教徒之间的互用残杀，更加上连年用兵，促使贵族内部各个集团分崩离析，当唐王朝趋于衰亡时，吐蕃也早一蹶不振了。宋代人修唐史时，对唐与吐蕃在历史上的关系，曾这样的评论：

唐兴，四夷有弗率者，皆利兵移之，蹶其牙，犁其庭而后巳。唯吐蕃、回鹘号雄强，为中国患最久。赞普遂尽盗河湟。薄王畿为东境，犯京师，掠近辅，残馘华人，谋夫虓帅，环视共计，卒不得要领。晚节二姓自亡，而唐亦衰焉。

吐蕃和唐王朝的争夺，虽使它们同归于衰亡，但这主要是指统治者而言，而吐蕃地方和那个地方的广大人民，通过二百多年来和中原地区人民的往来与唐王朝政权的联系，遂使双方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相互依存关系，从此便密不可分了。这种历史关系，从吐蕃来说，是祖国边疆少数民族政权在发展中向内地的扩张和掠夺，这在把中国西部地区分散存在的以羌族为主的众多部落统一起来，从部落群体向单一的民族政权形式过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有积极意义的。从唐王朝来说，它与吐蕃的争夺，却并不是象近代有些帝国主义分子所说的那样具有扩张征服的历史因素，而是为了保障那时内地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免受破坏，并力争在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东西方交通路线的畅通无阻。特别是和亲这一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贯彻了唐王朝和平往来的意图。这同样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发展中，做出了与历史发展潮流相适应的贡献。这无疑是当时历史发展中的一支主流。曲解了这两点，便完全抹煞了当时历史发展的真象。

二、唐王朝的民族政策及其与吐蕃的关系

中国自周、秦以来，开始形成为东方的一个古文明大国。这个所谓大，便是指地大、众而言。古代的人类，（由于地理环境的影响和交通条件等的限制，自始就存在着习性各异的多数族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些不同族系的东西南北之人，由于互相接触，互相混合，便逐渐趋向于统一。这就是中国自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组成的国家的历史因素。在中国这个国家走向统一的过程中，民族间的同化与融合和文化上的递嬗与演变，都在不断地相互产生着影响。前面已经提到黄、炎的联盟和姬、姜的联姻，先后孕育了仰韶（彩陶）、文化、龙山（黑陶）文化所汇合而成的华夏文化。在这种统一文化的基础上，才促成了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出现。这种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并不是出于那一个民族单独的创造，而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间的融合与同化的结果。其后又经过魏晋南北朝时代再一次民族与文比的汇流，便出现了隋唐大一统的新局面。隋唐大一统帝国的出现，正由于是植基于中国境内民族的大迁徙、大融合之后，因而他们的民族观念和立场，和秦汉之间是有一定区别的。李唐这一族姓虽自称是陇西郡望，然其先世颇染少数民族血统。就李昞、李渊、李世民三代而言，其皇后如独孤、长孙、文德等，均属胡（胡字在其时的含义是泛指中中国北方各少数族）姓。而唐代汉族“胡”化，其事。又颇普遍。因此，唐人的种族观念，较前代为淡薄。有唐一代，蕃将最多，举凡突厥、高丽、回纥、沙陀及吐蕃诸族中的武士材官，很多是唐军的统帅或偏将。正因为隋唐是国家疆域最广阔的时代，为了要抵御西北、东北和西南边疆各民族骑兵的进犯和确保丝绸之路的畅通，长于骑射的蕃将，自然也就成为这一方面不可或缺的人材。用人不分畛域，也是大一统形势下必然的趋势；民族歧视和大汉族主义的观点，虽然还不可能全盘化除，但也必须相应地有所改变和克制。唐太宗李世民就曾一再说过：

目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

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

还有一次，边将报告獠人反叛，请发兵征讨。他批驳说：

獠依山险，当拊以恩信，胁之以兵威，岂为人父母意耶？

这种对边地少数民族不加歧视的观点，看来并不完全出于策略性或一时权宜之计，也不仅是唐太宗一人为然，而基本上在整个唐代是一致的。因此，当时在这方面所采取和执行的政策，包括吐蕃在内，具体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和亲政策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当不同民族的几个政权相互对立的情况下，以相互间的联姻关系．作为双方谋求并保证和平友好往来的纽带，这就是被后世称为和亲政策的来由和实质．若把它看成是屈辱或者欺骗，那是不符合当时历史实际的．

这种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联姻形式和相互和平往来关系的建立，早在周代就已如此，其与后世所不同的只在于地域范围仍在中原地区而已。后来汉公生的远适异国，是在国家疆域有了大的开拓下才产生的。虽然公主琵琶，在后人的想象中别具哀怨，但汉代与乌孙、匈奴主室的联姻，确乎在相互往来和安定国防方面，起过巨大的作用，其历史贡献是不可低估的。无论是乌孙王或是匈奴单于，也都是向汉廷上书礼聘，却并没有要挟或威胁。而汉公主们也只是感到语言不通，习俗各异，最初颇不习惯，但到后来，还能在老王死后从其子辈“妻其后母”的国俗。这种联姻关系，只存在于双方王室之间，因此后世称为和亲政策。中国历史上大一统国家局面形成之际，中原与边疆民族之间的关系比较突出。产生这种交往的方式，显然是为了适应当时新的形势所需要的。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必须先要得到充分的了解。

在唐开国之前，隋文帝杨坚即曾先后以宗室女大义、安义两公主嫁突厥可汗，又以光化公主妻吐谷浑夸吕可汗的儿子伏。同时伏也请以女备文帝后庭，为文帝所辞却。可见当时不同民族王室间婚姻往来，并不是一件稀奇事，也不仅汉公主出嫁少数民族。当唐开国之后，未待吐蕃请婚，唐公主已分别出嫁到突厥、吐谷浑等诸国去了。在初唐来说，吐谷浑尚不成为唐王朝的威胁力量，可见和亲只是当时一种和平缔交方式，是为了沟通双方在文化、政治、经济方面的交流，促进兄弟民族之间的团结与友好，并不存在大国、小国，谁强谁弱以及什么相互利用欺骗等问题。

松赞干布即位后，吐蕃势力方盛，他本人也正有志于四方，对唐王国自然也就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认识。他听说突厥、吐谷浑都尚唐公主，便也奉表遣使向唐求婚。请婚自然是一项结好的表示。从当时情势看，除了这是一种带有传统性的和平缔交方式外，还有对中原地区先进文明羡慕与向往的时代因素，并不单纯是效法他人的时髦做法。因为当时的长安，不仅是华夏文化的中心所在．东方诸国的观瞻所系，也是西域文明的荟萃之处。吐蕃当时歆慕上国文化，可从唐书记载中不难看得出来：这种记载，虽出自汉官，不无抑扬。但从文成公主人吐蕃时所带佛像、经书、工艺品，绸缎、农作物种于及乐器、工匠等情况，和随着派留学生来长安学习等史实，说明吐蕃不仅通过和亲自唐传人了佛教文化，也引进了汉族传统文化和生产技术，促进了边疆与内地之间文化。经济等方面的交流，也繁荣了吐蕃的文化。后世有的藏文记载中把逻安建立佛寺、供奉神像的设计蓝图，完全归功于文成公主的星算术和地理风水，这自然是宗教语言，但以文成公主作为大唐文化的象征，是自有其历史脉络的。吐蕃最初向唐求婚的历史因缘，虽如上述，但其结成，却还费了一定的周折。唐与吐蕃初通使后，吐蕃向唐请婚．唐当时对吐蕃还可能缺乏了解，一时未能允如所请，加上吐蕃使者把唐廷的未允联姻归罪于吐谷浑的阻挠，于是松赞干布先出击附唐的吐谷浑，逼它退出湟水和浩门河流域。并迫白兰与党项东移。然后派大兵二十万攻松州，扬言唐若不许嫁公主，即将深入。和亲既是和平缔交方式，当然不能以兵威来强致。因此唐太宗在击退吐蕃军队的这次进犯后，当赞普再遣使来谢罪并请婚时，才允许以宗女文成公主妻松赞干布，吐蕃献黄金五千两和其它一些宝物作为聘礼。唐蕃联盟便从此开始。从此开始的唐蕃关系又和历史上的民族、地缘和文化上并不完全相同，是在既有历史关系上的进一步发展。其主要历史标志，有如下三项：

1．甥舅关系的建立。文成公主入蕃，唐派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为特使护送。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在黄河源柏海以子婿礼相见。其后赞普对唐帝均自称甥，此种关系，通过金城公主的再度入蕃更形加强。所谓“戎王子婿宠，汉国舅家慈”，在历史上传为美谈。

2．册封关系的建立。公元六四九年唐高宗李治即位，册封松赞千布为驸乌都尉（官职）、西海郡王（封爵）。他写信给唐宰相长孙无忌说：“天子初即位，下有不忠者，愿勒兵赴国共讨之。”并以金琲十五种唐太宗昭陵。唐又加封他为賨王（或作宾主），并刻他与其他十三位少数民族王公将领的石像同列于昭陵。在此后一段很长的时期内，赞普死后一定向唐告哀。新任的赞普，也须经唐朝的册命才算合法。不论其后各个历史阶段内有若何曲折和变化，而吐蕃与祖国中央政权的蕃属关系，早在那时节已明确地建立了。甚至在接受唐的官职和封爵前，赞普就已上书太宗，贺他征辽获胜归来说：“陛下平定四方，日月所照，并臣治之”既然是日月所照，无疑地也把吐蕃包括在内。接着，唐派王玄策出使天竺，途为中天竺所抄劫。王玄策向吐蕃请援，松赞干布即发精兵从王玄策讨破之，并献俘长安报捷。这些都是以从属地位（即现在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出现的。等到安史乱起后，情况有了急剧地变化，双方冲突争夺加甚，上述关系便又以会盟订约的形式出现，显然是相互对峙起来了。但总的趋向是仍以和平往来为主的，建立于公元八二三年的《唐蕃会盟碑》文，把这种社稷如一，各守分疆，友好往来的平等关系正式确定下来，直至吐蕃国内部贵族集团之间的纷争而解体为止。综计自唐贞观时双方通好，其间使臣来往共达一百九十多次，儿乎年年有使节往来。这为以后吐蕃与中央结为一体，建立了稳固的基础，也就是从此迈出了新的一步。

3．汉藏文化交流与吐蕃文化的形成。吐蕃从泥婆罗和唐引进了佛教文化，又从唐引进了汉族文化，这就是吐蕃文化的两大渊源。佛教影响于吐蕃的政治社会，非常深厚，而农工生产技术，历法医药以及音乐绘画，甚至是儒家经典，都成为吐蕃文化的构成部分。唐著的联姻与结盟，文化上相互影响，结为一体，而共同的民族心理状态，在以后对付英、俄等帝国主义势力的侵略过程中，表现得异常突出，这并不是偶然的。

以和亲政策为纽带，而产生这样直接与间接的成果，是为近代西方国家所难理解的，但它却正是象中国这样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长期形成过程中促使互相更加接近的成功方式。

唐王朝与在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联姻，无论是册封的蕃属或者是对立的敌体，都是在平等友好的地位上进行的。因此，除吐蕃以外，突厥、吐谷浑、回纥可汗，均曾尚唐公主；同时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又娶泥婆罗公主，而赤德祖赞赞普为了结好唐属国小勃律，也曾把自已的女儿嫁给小勃律王，以联姻作为结盟的手段和方式。但是西方的有些藏学家和帝国主义的喉舌们，（却把唐与吐蕃的联姻关系，说成是唐王朝的欺骗与讹诈。他们以为文成公主是宗女，金城公主是雍王守礼的女儿，都不是皇后所生，都冒称公主入蕃。而唐中宗在送别金城公主时，又假意表演了一番怆别之情，以蒙骗吐蕃使者．甚至他们还指责唐太宗和唐中宗都借公主出嫁，索取黄金、珠宝和良马，大做其赚钱的买卖。这种违背历史事实而进行挑拨现代西藏与祖国关系的用心，实在是极端恶毒的。而所谓赚钱买卖云云，无疑是帝国主义面目的自我揭露。须知当时公主的身分，是由皇室出身与赐封决定的。这在前代就已如此，无论是乌孙、匈奴、突厥、吐谷泽、吐蕃、都未曾提出过异议。这个问题是在唐肃宗的女儿宁国公主嫁给回鹘骨咄禄毗伽厥可汗时，唐使者为了争执可汗以大礼迎接册命，便说这是大唐天子的真女，合有礼数。可汗也就以聘得真公主为莫大光荣。这说明唐王朝也并不是一定概以宗女嫁外藩，除此之外，唐代宗女儿咸安公主嫁回纥合骨咄禄毗伽可汗；唐宪宗女儿太和公主出嫁登罗羽录没蜜施句主毗伽可汗等，都是显例。至于一定要是皇后嫡出的才算公主，那恐怕只是现代某些西方学人别有用心的借口；因为依他们说来，唐与吐蕃和元以后中国与西藏的关系，只是大汉族主义的欺诈侵凌而巳。这完全是无视中国历史发展事实的谰言。

（二）羁縻政策

羁縻一词，初见于《汉书》。用现在的话来说，是联系的意思。后世对羁縻不够重视，只注意于直接管辖和统治。实际上羁縻政策的产生，自有其复杂和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条件，应当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去看它的作用。汉代初通西域，那里原存在着鄯善、龟兹、于田等众多的各少数民族的大小王国，加上西迁的大月氏、大夏等国，种落十分复杂。而匈奴又时常出入抄掠，形势很不安定。汉通西域，主要是为了防御匈奴和确保与中亚、西亚交通路线的畅通。因此在西域设都护，以至屯田驻军，都为这个目的服务，并不征服和直接统治这一块广大地区。只要当地各属国相安无事，汉王朝只是与它们加强文化贸易等方面的联系，不要求同内地一样的划一管理。这就是羁縻的由来，也是符合当时历史发展条件的。隋唐又是我国继汉之后的统一大帝国，当时对外交通，虽然初辟海道，但主要东西往来干线仍为自汉以来的西域通道，即外人所称丝绸之路。唐对西域的经营，较汉又进一步，即在高宗显庆二年（公元六五七年）破西突厥，分其地置蒙池、昆陵二都护府。并于龙朔元年（六六一年）在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分置都督府十六，州七十二，县一百一十，隶属安西大都护府。这只不过是在名义上置州府，实际上仍都保持其独立状态。但唐王朝的声威却从此远及西亚、中亚，其影响仍然是很大的。西域方面各羁縻州的设置，与吐蕃的安全，关系颇为重大，这只要看后来唐失四镇，大食东侵，吐蕃受到回纥、南诏和大食三方面的压力，便可了解吐蕃与康相互依存的关系。

其次，关内道羁縻州中如陇右诸胡州、党项、吐谷浑诸府州，及剑南道诸羌州，则后来大都为吐蕃所合并或者内迁侨置。这类羁縻州的设置，是一种有步骤的过渡形式。通过这类形式和羁縻政策加强联系的作用。诸凡突厥、吐谷浑、党项、回纥、羌、契丹以及当时所称降胡等众多的少数民族和外族的徙入内地者，均被自然地融合或同化。唐末张义潮以瓜沙十一州归唐，吐蕃族内附的也自木少。终唐之世，并未在吐蕃境内设立州县，但通过友好往来和互市，以加强双方之间的联系，比一般设羁縻州显然更进了一步。在唐代的民族政策中，并无强迫同化的意图和措施，这只要看唐对突厥降人和吐谷浑、党项的移徒，即可明了。不强迫而终归自然同化，这是由社会发展规律所决定的。此种羁縻政策，在以后元、明、清三朝于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应用，便基本上完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团结壮大的历史任务。所谓“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迩”，不就是这个道理吗？

（三）宗教政策

吐蕃与唐之间加强联系与往来的另一纽带，是对佛教的扶置与信仰。吐蕃是由唐和泥婆罗、天竺引进佛教的，中国佛教虽然也来自天竺，但到唐时它已通过改造，使之与中土情况相适应了。吐蕃从唐引进佛教，也与当地实际情况相结合，形成了吐蕃的佛教文化，即是今天藏传佛教的前身。据史书记载，文成公主入蕃时，所携礼品以释迦佛像为首，还有三百六个卷（佛教）经典。唐德宗时，汉僧良诱、文素二人还曾应邀赴吐蕃讲经；唐穆宗时，吐蕃使臣参观安国、慈恩等内地著名佛寺。吐蕃因慕中土佛教，并曾遣使来求五台山图，览观五台山佛寺的弘规。现在的《大藏经》中有几部经典，还是依汉文翻译成的。唐蕃在佛教信仰方面，联系是十分密切的，也是互相有影响的。后来吐蕃为文成公主修大昭寺。西藏僧俗在布达拉宫内塑文成公主像，把她与护法同等看待，可见这一方面影响的深远。

唐代虽然没有订立宗教信仰自由这样的规定，但当时由西亚传入的火袄教、景教、摩尼教和国教（伊斯兰教）等，都在中国内地流行，且在长安建有寺庙。这也密切了唐与西亚、中亚各国的联系。佛教虽曾一度被禁，但那也只限于其影响生产劳动和社会风气的一面，并未触及经典本身。宗教本身是在一定经济基础上的社会意识形态，并得到封建贵族和农奴主阶级的利用与扶植下兴盛起来的，但借着宗教的传播，便也伴随着文化的交流。唐代长安是西域文明的博览馆，而各种宗教的流行，具体体现了唐人混同夷夏的胸怀与气魄，自然也更促进了与吐蕃团结友好的往来关系。

（四）通商政策

自文成公主入蕃，唐蕃结成甥舅之盟后，文化与经济方面的联系便日益密切起来。除了文成公主带去大量蔬菜种子、手工艺品、纺织技术等以外，高宗时赞普又请给蚕种及制酒、碾硙、纸墨的工匠，唐朝政府都一一送去。吐蕃的商队，也从内地采购绸缎、缯帛以及军用的弓箭等。唐还大量地赠送给吐蕃以缯帛，有时多至万匹以上。如金城公主入吐蕃即随从大批技艺工匠并携带大批锦缎：

赐锦缯别数万，杂技诸工

我不知道对不对，如果不对楼主各位知友多担代。

（1）《周易》

（2）《尚书》

（3）《孙子》

（4）《黄帝内经》

（5）《难经》

（5）《山海 经》

（6）《史记》

（7）《老子》

（8）《诗经》

（9）《离骚》

（10）《尔雅》

（11）《说文解字》

再往下就不知道了。

您好朋友：我回答了你几个问题了，你怎么不采纳呀？ 得了。在回答你这个问题：记载在藏文史书《西藏王统记》中的一段“猕猴变人”的传说。

有关藏族的起源众说纷纭，有说是来自印度，是释迦牟尼的后裔；有的以藏族人相貌与马来西亚人相似，而认为应是有马来西亚半岛迁徙而来。然而，在藏族民间广为流传的，则是记载在藏文史书《西藏王统记》中的一段“猕猴变人”的传说。

相传普陀山上的观世音菩萨命其猕猴徒弟，由南海到雪域的西藏来修行。为了度化西藏，猕猴与当地的妖女结合，生下六只小猴，老猴将它们送到果树林间，任他们各自觅食生活。这些小猴长大后，互相交配又生下了五百只小猴，如此愈生愈多，眼看树林间的果子渐渐稀少，观世音菩萨便命老猴到须弥山中取来天生五谷种子，撒向西藏大地，于是长出了各种谷物。这些猴子改吃五谷，尾巴渐渐缩短，逐渐进化成人形，这便是藏族的祖先。

传说在泽当东方的贡布山上，还留有当年猴子们栖息的“猴子洞”遗迹，而“泽当”在藏语里就是“猴子玩耍之地”。离泽当不远的撒拉林，传说是老猴当年谷撒大地的地方，有“藏族第一块田地”之称，至今，每逢春耕播种时节，藏人们仍要到这里抓一把“神土”，以保佑丰收。

这样的神话传说固然无从考证，却反映了西藏高原在人类有记载历史之前便已有原始人类活动，这由近年陆续在林芝、定日、昌都等地发现的旧石器、新石器遗址可得到佐证。

以下来源 百度

图书的起源

一、汉字产生

汉字产生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汉字是怎样产生的，是什么人发明的？对于这个问题，历来有不同的说法，最为流行的是："仓颉"造字说。

（一）"仓颉"造字

关于"仓颉造字"的传说；早在战国时期已经广泛流传。《韩非子》、《淮南子》、《说文解字》等书中都认为仓颉创造了文字。司马迁、班固等史学家认为仓颉是黄帝的史官。还有的史籍，如《论衡》中说仓颉长着四只眼睛，"仰观奎星圆曲之势，府察龟纹鸟迹之象、博采众美，合而为文"。但是，对于一种独立发展又有相当久远历史的文字来讲，它是不可能由一个人在较短的时间内发明的。在原始社会，生产水平和文化水平都极为低下，文字的产生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任何人都无法经历如此之长的过程，所以，仓颉造字之说是不可信的。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早期文字成于众人之手；而非一人独创。中国的早期文字，无论是甲骨文还是金文，都有许多异体字。也就是说，同一个字有几种甚至十几种不同的写法，如果是仓颉一个人发明，他为什么要给自己和别人制造这么多麻烦苟子就曾经认为，古时候，创造文字的人很多，文字是众人发明的，而仓颉的名字为什么单独流传下来呢因为他做了一些整理文字的工作。也就是说，在仓颌以前，文字已经产生，不过当时的文字还在初期阶段，殊体异形，没有定制，而仓颉的功劳正在于对这种形体不一的文字进行了整齐划一的工作，因此他的名字世代被人们称颂。

从"仓颉是黄帝的史官"这一说法，我们还可以分析出，文字记录与古代的史官关系密切。至于仓颉的活动范围，现在，在山东寿光，河南开封，河北南乐；陕西长安和白水等地都有仓颉墓、仓颉庙和仓颉造字台等遗迹。其中以陕西白水县的仓颉庙规模最大，长安县的仓颉造字台保存尚好。尽管这些古迹都是后人根据传说附会后造出来的，但是也从另一侧面说明，造字活动波及地域之广，以及人们对文字发明者的崇敬。

仓颉本人曾被人们神化。《论衡》说仓颉长四只眼睛，《淮南子》中说仓颉造字时天上下小米，夜里鬼哭泣。这种想象虽离奇荒诞，但其中却孕育着深刻的含义。人都只有两只眼睛，而仓颉却比普通人多生了一对眼睛，无怪乎他能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辨鸟兽之迹，见常人之所不见，造出文字来。仓颉造因文字后，人的能力空前提商。人们利用这位比常人多一双眼睛的仓颌的发明，不仅能看到千百里之外发生的事，而且能够看到千百年前发生的事。这岂不是给世人也多添了一对神奇的眼睛吗？至于"天雨粟，鬼夜哭"，则是对文字的威力的形象化的赞歌。文字的发明，使千百万人的经验得以流传，也使那些在黑暗中活动的魑魅魍魉无所逃其形，无处隐其身。在文书上，历史上，永远记录他们的劣迹、罪恶，鬼怎能不躲在黑暗的角落里流泪哭泣呢因此，我们既不能将仓颉作书当作史实，也不能把它当作迷信简单地完全摒弃，而应把它看作对现实事物所作的非现实的反映。这反映了人民对发明文字的祖先的无限景仰和钦佩，也表达了对文字产生及其价值的高度评价。把发明文字的功劳归于仓颉，正像说伏羲发明畜牧，后羿发明弓箭，神农后稷发明种植，夏禹的父亲鲧发明筑城一样、并不是在他们之前没有这些活动和成果，而是后人将祖先的创造力人格化，赋于一身，这些传奇才如此神奇动人，流传不断。

(二)文字产生的基础

我们认为文字的产生，首先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它必须有两个基础：即语言和实物。没有语言，便没有文字。文字依附于语言而存在，是记录和传播语言的工具，这早已成为众所周知的道理。

人们也曾用实物来传递信息、表达感情。这种方式的特点是直观，不用旁人多加解释。据古希腊历史学家记载，古代波斯人曾接到北方斯西德人的一封"信"，里面有一只鸟、一只老鼠、一只青蛙和五支箭，这封信表达的意思是；波斯人听着！你们能像鸟一样高飞，像老鼠一样在地下话动，像青蛙一样跳进池塘吗？如果不能，日你们就休想和我们打仗，当你们踏上我们国土时，我们就用箭射死你们！我国历史上也常常看到一些用实物传递信息的画面：吴王夫差赐伍子胥剑，是示意让他自刎。唐明皇赠杨贵纪细盒和金钗，是象征商人要永远厮守，不分离。送给流放者以"环"（还），表示结束放逐，允许回来。出示"玉玦"（决）示意永别或促使对方下决心…这些虽然是在有了文字以后的事，但也可看作是古代以实物传递信息的遗风。

时至今日，用插草标表示出卖；用烽火表示战争警号；信上插鸡毛表示十万火急等，在某些民族中依然存在，并得到社会的共同理想，约定俗成，无需解释。但是这类象征性的实物毕竟数量太少，而且范围也有限。复杂的大千世界以及人世间的种种情感、意念、行为、很多是难以用实物来表示的，而且这些记事也不易保存，这就促使人们进一步探索，于是便产生了后来的象形图画，并成为文字的源头。

(三)文字产生的过程

从语言、实物到文字，在这一漫长的过程中，为了帮助记忆，记录和传播知识信息，人们进行了多种尝试，结绳记事、契刻、图画和刻画符号是文字产生的重要步骤。

所谓结绳记事，是用绳子打结采帮助记忆。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曾利用过这种方法。我国的古书上就有许多"上古结绳而治"的记载。例如《庄子》中说："昔者……民结绳而用之。"直至现代，这种结绳记事的方法在我国边远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中还在使用个如云南的哈尼族、西藏的门巴族、台湾的高山族等。哈尼族买卖田地时，就用单股麻绳打结来标志田价，买卖双方各执-根，以为凭证。在国外，波斯人、墨西哥人、秘鲁人也都使用过结绳记事的方法。

刻契，是在竹、木等材料上刻上各种痕迹和记号，用以记事或帮助记忆。这也是古今中外曾广泛使用过的方法。古代双方订约时，将两块木片合拢起来，在上面划刻记号，双方各执一块，以帮助记忆，并有符信之意。《易经》、《北魏书》、《隋书》等古代史书中还记录了当时我国一些少数民族"无文字，刻木记契"的情况。直至近代，某些少数民族仍有采用此法的。云南省博物馆曾收藏有侗族的一根传代木刻，木头两侧刻有许多缺口，每一缺口代表着一件事情，以刻口的深浅表示事情的太小。据说每年在吃新米的时候，便拿出这块刻木，由一位长者叙述每一刻口代表的事件，人们借此得知本村的历史和其他各种事情。

契刻同结绳一样，留下的只是代表某件事情的符号，而不是语言符号。它只能唤起对某种事情的回忆或想象，而不能表达抽象的思想和概念，只能记事而不能达意。因此，它虽然有着帮助记忆的作用，但还不是知识的具体记录。

图画是文字发展的重要阶段。由于劳动和生活的需要，上古人常把所观察到的和自己生活有密切关系的事物画在所居住洞穴的石壁上。起初，这些记事的图画是非常生动而逼真的，人们一看便知道画的是什么。如想要人知道所说的是鹿，就精心地画出一只鹿。有时还同时画几件东西来表示一件事情。但时间久了，当人们习惯了这种图画之后，就不再画得那么复杂、细致，只用几根线条勾勒个大概轮廓，把原来画的复杂图画，简化成一定的图案符号，人们见到这个符号，也就知道它所代表的是什么了。这样，图画就逐渐脱离了对具体事物的描绘，变为事物的一般意向的代表，可以拿它所代表的事物的名称来称呼它。于是，图画便和语言相结合而成为交流思想的工具了。这就形成了原始的图画文字或称图形文字。

刻画符号和刻画文字大约出现在原始公社的后期，即新石器时代的发达阶段。在公元前四千年的仰韶文化和其后的龙山文化遗址中，都曾发现了这种刻画符号和文字。在我国山东莒县陵阳河和大朱村出土的陶器上，发现刻画符号十八个，可以归纳为八种，我们举四个为例：不少学者认为它们就是文字，于省吾认为第一、二为"旦"字，第三为"锛"字，第四为"斧"字(于省吾《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载《文物》一九七三年第二期)。唐兰先生认为第一为"灵"字，第二为"炅"字的繁体，第三为"斤"字，第四为"戍"字和"戊"(古为一字) (《文物》一九七五年第七期)。也有的学者认为是"代表个人或氏族的形象化的图形标记"。它们属于山东大汶口文化晚期，约为公元前2800--前2500年。我们将其与更晚一些的甲骨文及金石铭文相对照，可以发现它们有许多相似之处，特别是有些刻画符号，与青铜器上表示族徽的文字就更为相似。从我国历史文化发展的过程来看，这种陶器上的刻画符号和刻画文字与汉字的产生、发展是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的，它们是汉字的始祖，是我国文字的萌芽阶段。

二、图书起源

(一)"河图洛书"的传说

关于我国图书的产生，还有一个近似于神话的传说，即"河图洛书"中国最早的古籍《尚书》中也有同样的说法。有人进一步解释说："伏羲统治夫下时，有龙马从黄河出现，背负"河图"；有神龟从洛水出现，背负"洛书"。伏羲根据这种"图"和"书"画成八封，就是后来《周易》的来源。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河图》、《洛书》，是由一系列的神秘符号所组成的数字方阵。它们是经过周、秦、汉几代儒生方士们之手加工后的形态，其原始面貌已无法知晓了。有人认为它是古代游牧民族所画的立体的天象图(《内蒙古师范学院学报》一九八九年第六期)；还有人认为它是由自然界的天然痕迹--龟甲发展而成的抽象符号，是中国第一部图书(《大学图书馆通讯》一九八八年第四期)，并认为《河图》与《洛书》在中华文明史上曾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华夏文化的源泉也可以说就是"河洛文化"，而《河图》《洛书》)则是河洛文化的初基。它所建立的辩证思维的模式，对后世的思想、哲学、文学和科学都有重要的影响。孔子曾说过："河不出图，洛不出书，吾已矣夫！"(《史记·孔子世家》) 传说和神话并不是历史，但它是历史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为此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些启示：在文字发明以前，就先有了图画和一些简单的符号作为传播信息的工具。我国文明的最早发生之地是在黄河、洛水一带的中原地区。

(二)图书产生的时代

有了文字，就有了创造书籍的基本条件。当然并非从有文字开始就有了书籍。人们最初利用文字，不过是用来弥补生活劳动中语言的不足，促进思想感情的交流和信息的传递，借以唤起共同的行动。当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将文字刻写在各式各样的材料上，借以记录经验，阐述思想，并使之传播久远的时候，书籍便开始出现了。

我国书籍最早出现于何时，现在很难作出校准确的结论。我们至今尚未发现夏朝的文字和文献实物，根据其它文献判断分析，很可能就是在夏这一历史时期--即公元前二十一世纪至十六世纪，完成了由文字到文献典籍这一历史性的转变。其论据有七条：1．《史记》和《竹书纪年》都载有夏代帝王的世系表，尽管两者不尽相同，但大同小异。这说明两者是以同一份原始文献记录为依据的。而且，在殷墟甲骨文发现后，王国维据卜辞中殷商的先公先王世系考证出《史记》中的《三代世表》是"信史"，因为夏代诸王与商先王刚好是同时代的人，都在距今四千年左右。2、我国现存最早的史书《尚书多士》中有这样一段话："唯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这是武王灭商后，周公对殷商贵族的训话，大意是：你们殷的先人，在推翻夏朝时，已有典籍，记载了这段史实。3．殷墟甲骨文是较为系统成熟的文字、其数量、规模及完备程度说明它已经不是历史悠久 一脉相承。

早期原始文字，一定是经过了若干年的发展。特别是一九八三年又在西安西郊的一个原始社会遗址，发掘出一批更早的甲骨文，时间是四千五百至五千年前。这批甲骨文字体细若蚊足，字形清晰，刚劲有力，结构严谨，更新了人们的传统观念。据考证，这批早期甲骨文比殷墟甲骨早一千二百年，比夏朝还要早五百年以上。4．夏代，人们为了发展农业生产，总结并掌握了一定的天文历法知识，以十二个月为一年，有大小月之分,大月三十天，小月二十九天，还懂得了十九年置七个闰年。夏代的历法称"夏历"和"夏小正"，夏历以寅月为岁首。春秋时，孔子曾主张"行夏之时"(《论语·卫灵公》)。5．在《竹书纪年》和《世本》等古书中，有"夏发七年，泰山振"，"夏桀十年，夜中星陨如雨"等记载，这也是世界上关于地震和陨石雨的最早文字记录，可作为夏代有文献记录的旁证。6。《吕氏春秋·先识览》载："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而泣之--乃出奔如商"。该书写成之后。曾公布于咸阳城门，声称能增删一字者，赏予干金。可见这段史料的来源大会毫无根据。7．《国语．晋语》载：晋文公时，阳人犹"有夏商之嗣典……樊仲之官守焉"。《国语》亦是一部严肃的史书。上述诸条虽为旁证，但足以说明夏代有典籍并非无稽之说。

三、掌书史官

分析图书起源这一问题，除上述的文字、图象符号和下一章展开叙述的物质载体及其形制以外，还需要一个重要的因素便是掌书之人。我国早期的文字和图书与史官的联系十分密切，这也是中国图书的一大特点。

我国古代把掌管文字记录的专职入员通称为"史"。"史"字象征右手持物，至于所持为何物，则有许多不同的解释。清代吴大澄说是简策；江永说是官府的书籍;王国维说是盛策之器;马叙伦说是笔；劳斡说是弓钻，这弓钻也是为钻灼卜骨之用。总之／这些解释尽管有异，但有一共同点，都与文字和图书有关。王国维说"史"是专门保管、研究及写作的官吏，它的另一个名称是"作册"，负责起草册命和记录宫廷中的重要事件、天子诸侯的言行和政府各机构的种种活动。很多金文和古籍中常有一个公式化的句子："王若曰--"，就是说，这些文件不是王自己写的，而是史官受命而作。

史官既要记录帝王言行和军国大事，又要负责管理政府的各种档案图籍，还要从事宗教事务，负责贞卜、祭祀等迷信活动。因此，他们身边积累了大量档案文书资料，他们是当时最博学的人，修史重任自然落在他们身上。

传说中造字的仓颉就是黄帝的史官，这也是历史的反映。三代之际，史官人数渐多，分工更加细密。我们可以从甲骨文、金文及早期典籍中找到众多的史官名称，如夏代的太史令，殷商的贞人、作册、史、太史、内史，周代的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等。这些史官各有所职，如"大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史通·史官建置》)。各诸侯国也设有史官，开始由周王室委派，所记材料也要送交王室保存；春秋战国时期堵侯崛起，王室衰微。各诸侯国自立史官，利用自己的纪年来记载历史，以示独尊。于是出现于鲁国的《春秋》、晋国的《乘》、郑国的《志》、楚国的《梼杌》等上百种文书。生逢其时的孔子曾派他的弟子"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公羊传疏》）。墨子也自称"吾见百国春秋"。可见当时各国富修史书之盛。

史官的职位是世袭的。世守其职的家族，通常有一个与书籍或记录保管相关的氏名。诸如简、籍、史、董等。《左传·昭公十五年》记载公元五二六年，晋国有一史官的后人名叫籍谈，虽然相承了祖先的姓氏，却不知自己家庭的历史，周景王讲述了其姓氏的来历届，讥讽其"数典而忘祖"。

我国早期文献还常常有史官逃往他国，并把图书典籍带走的记载。《吕氏春秋》记载了夏太史令终古在夏桀不听其哭谏后，携图法出奔如商。殷内史向挚，见封王迷乱，载其图法出亡之周。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自序》中也说他的祖先曾世袭掌管周室典籍。公元前七世纪中叶，"司马氏去周适晋"。这些历史记载由于出自史官之手，大都偏袒史官，而斥责统治者迷惑*乱。这种逃亡大都带有出卖情报的性质。在朝代交替之际；更显示出图书典籍在统治者争权夺位中的重要性，也说明图书档案保管者--史官举足轻重，他们带着重要的国家档案、地图等逃亡，有时促使旧王朝的削弱和倾覆。秦末汉初，刘邦攻入咸阳，众将争夺金银财宝，唯独萧何先入秦丞相府、御史府收集图籍文书而宝藏之。其后，汉王刘邦之所以对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间疾苦全都了解得清清楚楚，就是因为有萧何从秦丞相府和御史那里得到的地图和文书档案。这也从另一角度说明了图书的重要性。

历史悠久 一脉相承

秦汉之际，太史令实掌史职，秦有胡毋敬，汉有司马迁等。东汉又有兰台、东观之设。这两处既是中央的档案、图书馆，又是官修著述之所。明帝曾以班固为兰台令史，诏换国史。与《史记》、《汉书》并称为"三史"的《东观汉记》就是我国第一部由众多史官集体编修的史书。它开创了政府组织史官集体编史书的先例，为后世史馆的出现奠定基础。曹魏明帝太和年间，始置著作郎及佐郎，专掌国史。到北齐时，改称史阁，又称史馆--国家专门修史机构，后经唐代的发展完善，形成较为完善的史馆修史制度。宋代史馆分置有国史院。实录院、日历所、会要所等机构。史官有修撰、直馆、编修官、检讨官等名目。元、明、清三代，改置翰林院，史官则设修撰、编修、检讨等掌修国史。除常设机构外，还有临时性特开史馆，名目繁多。

我国古代形成了为前朝修史的传统，"国可亡，史不可亡"（《元史董文炳传》）历代统治者非常重视历史的连续性和继承性。各类史籍，品种繁多，体例多变。其中，以《史记》为首的纪传体正史绵延数千年、一部二十四史，篇帙长达三千二百五十九卷，上下五千年，是举世无双的一部通史百科全书。又如在编年体史书中，历代共修实录一百一十六部，仅《大清实录》一种，就有四千三百五十五卷。史官在我国一直受到极大的尊祟，常由皇帝挑选任命，有的皇帝如唐太宗、明太祖等还亲自拟定编修规则，参加修史活动。历代最高统治者为什么如此重视修史活动，并把它制度化呢其 原因有四：

一是为借鉴前期经验，以史为鉴，垂训后世，以达到继往开来的目的。

二是为前朝修史，证明新朝的合法地位，自圆其正统之说，以争取民心。

三是为点缀升平，铺张门面，笼络士人，特别是那些"不食周粟"的前朝遗老，消磨他们的敌对意识。他们在其他方面断然与新朝誓不两立，极难合作，唯独在编修故国之史这一点上，心情复杂，尚可通融，他们带着怀念、留恋、悲愤之情，投身其中，唯恐忠奸不分，是非颠倒，他们熟悉旧朝史事，多少可抑制新朝史官对前朝历史的歪曲贬低。

四是为控制褒贬大权，惩恶扬善，垄断舆论，为本朝统治者歌功颂德，树碑立传，以巩固王朝统治。历代相沿的修史制度，保证了我国史书上下衔接，绵延不断。这仅是我国图书的一个缩影。我国整个图书文化事业都称得上历史悠久，一脉相承，这一点，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比的。

摘自《中国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