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布依族，中国西南部一个较大的少数民族，民族语言为布依语，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与壮语有密切的亲属关系，通用汉文。

2、布依族由古代僚人演变而来，以农业为主，布依族祖先很早就开始种植水稻，享有“水稻民族”之称。

3、布依族主要分布在贵州、云南、四川等省，其中以贵州省的布依族人口最多，占全国布依族人口的97%。主要聚居在黔南和黔西南两个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以及安顺市、贵阳市、六盘水市，其余各市、州、地均有散居，一小部分居住在越南。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有287万余人。

布依族

人口为2971460人。

民族概况

我国的布依族主要聚居于黔南、黔西南两个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及安顺市和贵阳市，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铜仁地区、遵义市、毕节地区、六盘水市及云南的罗平、四川的宁南、会理等地也有分布。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布依族人口数为2971460。使用布依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与壮语有密切的关系。壮语北部方言和望漠、册亨、独山、安龙、兴义等县的布依语基本相同。布依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没有文字，一直用汉文，建国以后创制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文字方案。

布依族的先民，一般被认为是由“百越”的一支发展而来。布依族自称“布依”、“布雅伊”、“布仲”、“布饶”、“布曼”，这可能是古代“僚”、“蛮”、“仲家”、“蛮僚”、“俚僚”、“夷僚”称谓的来源。从民族语言、古称、自称及地理分布考察，布依族与壮族有同源的关系。在魏晋南北朝至唐代，布依族、壮族都称为“俚僚”、“蛮僚”或“夷僚”，五代以后，布依族称“仲家”、宋代壮族称为“僮”。“仲”与“僮”仍然是同音异写。后来由于长期分居，经济文化生活及风俗习惯产生了差异，便逐步形成了布依与壮两个民族。也有人认为布依族是由“百濮”的一支发展而来；还有人认为战国晚期到西汉的“夜郎”国与今日的布依族有渊源关系，因为夜郎辖地的中心地带在今盘江(古称豚水)流域，而盘江地区历来是布依族的聚居区。

布依族地区出土的两汉时期文物，如青铜犁、锄和铁制锄、锸、铲等适用于稻田耕作的农具及稻田模型，与《史记》所记夜郎之民“椎髻、耕田、有邑聚”的情形互相印证，说明布依族是一个古老的种植水稻的农业民族。汉王朝对古夜郎的开拓和封建郡县制度的确立，历魏、晋、南北朝，大姓势力日益强大，阶级分化日益加深，封建领主经济逐步形成。唐代，中原王朝在布依族地区设置了一些羁縻州县，以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为刺史，世袭其地。五代时，增设了“八蕃”土司。宋朝继续推行“羁縻政策”，分别授予当地首领以刺史、司阶、司戈、将军等职衔，分别划归四川路、湖南路和广南西路节制。元代置罗甸宣慰司(安顺地区属其地)、顺元路军民安抚司(贵阳地区)、都匀军民府(黔南州部分县属其地)、于矢部万户所(兴义地区)及泗城州军民府(黔南州部分县属其地)等。

明朝和清朝初期，土司制度更加完备，土司和土官占有领地内全部田土，将属民世世代代束缚领地上(但不能任意杀戮和买卖属民)。土官对属民实行以劳役地租为主的剥削，同时进行残酷的超经济剥削，其名目达十余种之多。与此同时，明廷还在布依族地区推行“卫所屯田制度”，置营田使，经管“军屯”和“民屯”，后来，这些地区首先转化为封建地主经济。从明末到清初，随着布依族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司境内的属民也日益发生两极分化，人口大量增加，开始出现了租佃和买卖田土的现象。土司和土官不得不承认领地内这种已经存在的田土买卖和租佃的合法性，并同意和褒奖开荒垦殖(新垦殖的田土也可买卖)，以维持属民的生计。随着田土买卖的发展，有的土目、头人也日益贫困，将私田和粮田转售于汉人。布依族地区部分富裕的土官、把事及少数占有较多田地的属民，还有汉族地主和高利贷者形成了新的地主阶级，实物地租也逐步取代劳役地租。雍正五年(1727)，清王朝采取的大规模“改土归流”的政策，客观上确立和发展了布依族地区的封建地主经济，加速了领主经济的崩溃，土司制度也随之消亡。

社会经济

秦、汉时代，布依族地区的社会生产力已有了较大发展，农业生产已相当发达，但比中原地区落后。随着秦汉封建势力的伸入，客观上促进了布依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封建的生产关系随之逐步确立。以后羁縻制度和土司制度一直统治着布依族地区。大约到明末清初的时候，布依族的社会生产力又有了新的发展，农具中锄头的重量和长度都普遍增加了，锄口也由过去的贴钢改进为夹钢。从前用棍棒脱粒，这时学会了使用挞斗打谷，效率大大提高。罗甸、安龙和平塘等地还使用了水碾。随着生产工具、生产技术的改进，生产的进一步发展，随之产生了地主经济。地主经济的发展，使得土地日益集中在少数地主手中，地主阶级对广大农民的剥削越来越加重。一八四0年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势力开始侵入黔南，促成了布依族地区封建自然经济的逐步解体，逐渐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此以后，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布依族人民更加陷入苦难的深渊。从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成立，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下，布依族人民的处境更为悲惨，政治上根本没有地位，经济、文化长期处于停滞落后状态。1944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入黔南布依族地区，各族人民惨遭蹂躏和杀害。1945年后，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布依族地区推行保甲制度，对布依族采取强制同化政策，不承认布依族为一个民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布依族人民在中国***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进行了一系列社会改革，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废除了产生民族压迫和封建剥削的根源。随之又完成了城镇工商业和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按照党的民族政策，布依族地区实现了民族区域自治。1956年8月成立了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1982年5月1日成立了黔西南布依族自治州，1963年9月成立了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1966年2月成立了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1982年2月成立了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充分体现了少数民族当家做主的权利。今日布依族地区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建国前，布依族地区几乎没有什么工业，建国以后，建起了钢铁、煤炭、电力、机器制造、化工、纺织、建材、橡胶制品、塑料制品、皮革、食糖、酿酒、食品加工、卷烟、造纸、印刷、电子等工业，工业总产值迅速上升，少数民族产业工人发展到数万。富有民族特点的布依族蜡染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建国后建立了安顺市蜡染厂，产品驰名中外，畅销日本、东南亚、非洲、拉丁美洲各国。农业产量连年递增，水利设施、水电站的建设和农业机械在迅速发展。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粮食产量大增，农林牧副渔业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县区乡之间有公路连接，黔桂、滇黔、川黔、湘黔铁路干线通过布依族地区，贵阳市还有四通八达的航空线，改变了布依族地区交通闭塞的落后面貌。文教卫生事业也得到较快发展，小学基本普及，县和部分区有了中学，还办起了中专、技工学校、师范学校和师范专科学校。建国前，常年流行天花、霍乱、疟疾、痢疾等传染病。广大人民缺医少药，遇上了传染病，更是家破人亡。建国后，党和政府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大力帮助布依族人民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在布依族地区初步形成了医疗保健网，有效地保障了人民的身体健康。

文化艺术

千百年来，布依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珍贵遗产。民间流传的口头文学，有民歌、故事、神话、寓言、谚语、歇后语和谜语等。以民歌最具特色，种类有古歌、叙事歌、情歌、酒歌和劳动歌等；形式有独唱、对唱、齐唱和重唱；曲调分“大调”、“小调”两种。“大调”用于婚丧等隆重的场合，音调高昂大方，引人入胜。“小调”则在月夜或“赶表”谈情说爱的时候唱，音调柔和、婉转、活泼动听。戏曲以地戏和花灯著称，情节生动、优美。常见的舞蹈有织布舞、狮子舞等，动作协调，矫健轻捷。乐器有唢呐、月琴、姊妹箫、锣、铜鼓等。铜鼓是历来受珍视的传统乐器，遇隆重节庆方能敲击，在丧葬和祭祀中须由鬼师敲击。工艺美术以蜡染素负盛名，色调纯朴，图案美观。编织品如荔波竹席和平塘斗笠，驰誉四方。

风俗习惯

布依族的服饰特色是洁净淡雅和庄重大方。男子穿对襟短衣或长衫，包蓝色或白底蓝方格头巾。妇女大多穿右大襟上衣和长裤，或套镶花边短褂，或系花围腰，也有着大襟大领短袄，并配蜡染百褶长裙的。节日里还佩戴各种银质首饰。布依族村寨多依山傍水或建于河谷平坝上。富有地区特点的“干栏”楼房，上层住人，下层圈牲畜和存放柴草。

布依族的婚姻实行一夫一妻制，近亲不婚，但流行“姑舅表婚”。建国前，布依族地区还盛行“赶表”习俗。未婚男女可以利用节日、赶场或外出劳动的机会，聚集在一起对歌，女的看中男的�就把自己事先精心绣好的绣球，抛给对方，如男的同意，即相约到会场不远的地方，对唱山歌，倾吐爱情。但在封建制度下，情人们很难结成终身伴侣，建国前缔结婚姻须门当户对，重彩礼。父母包办的早婚称“背带亲”。布依族有些地区还盛行“转房”的婚姻制度。流行“不落夫家”。或称“座家”的习俗。布依族的葬礼在近代实行棺葬，须请巫师开路，有砍牛办斋超度死者的，谓之“打嘎”。

宗教信仰与重要节日

建国前，普遍信仰鬼神，崇拜祖先。也有信仰天主教和基督教的。

节日除春节、端午节和中秋节外，还有“四月八”、“六月六”。“四月八”又称“牛王节”，须蒸糯米祭祖和给牛吃，并让牛休耕一天。“六月六”是布依族的隆重节日，仅次于春节，布依语称“更将”。人们赋予它各种神话传说，有的地区相传为纪念布依族起义领袖的节日。

　　布依族的起源

　布依族同胞依山傍水而居，属于农耕民族。在古代，农耕民族一年中随着季节变化来安排社会生产生活，其中有着各种各样的活动，有的活动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演变成为一种传统习俗，进而形成一种传统节日。这种传统节日起源大致可分为四类，即起源于祭祀活动、起源于社交活动、起源于庆贺活动、起源于农事活动。

　1、起源于祭祀活动的节日

　布依族同胞普遍信仰多神。古时，他们对于一些古老的参天大树、奇特的山洞、巨大的悬岩等等，都认为有神。更主要的是古代人们遭受疾病、瘟疫等侵扰，无法进行反抗，便产生了恐惧心理，人们便把摆脱苦难、谋求幸福、祈求丰收的希望寄托在各种奇物上，认为奇物的神灵可以为他们解除所有的灾难。因此，在布依族同胞的社会生产生活中常常有祭祀仪式相随，他们相信只要有神灵佑护，就能保证正常的季节序列，植物丰收以及远离病情。起源于祭祀活动的节日主要有三月三、六月六、七月半。

　农历“三月三”是布依族传统节日中最隆重的节日之一，俗称“三月三”。据清朝乾隆年间《南龙志·地理志》记载：“……每岁三月三宰牛祭山，各聚分肉，男妇筛酒，食花糯米饭，……三、四两日，各寨不通往来，误者罚之。”⑤ 安龙、贞丰一带传说山王神出生于三月三，他出生后就把各种害虫放了出来，使得庄稼受灾人畜被叮咬、患病身亡。因此，每年一到“三月三”人们便要以“扫寨赶鬼”、“祭神”、“躲虫”等形式来祈求山神封死各种害虫，保佑寨子安宁、五谷丰登。

　六月六到来之前，各家各户都争取结束夏季生产，如果雨季时期下雨比较迟，夏季农事尚未结束，节日便可推迟到六月十六、六月二十六都可以。据说上古时期，“洪水滔天”，布依族先民如同其他民族一样遭受洪水横流，房屋倒塌，五谷被淹，人民死亡的灾难，如《山海经·海内经》中的《吕氏春秋·爱类》所说：“昔上古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河出孟门，大溢逆流，无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尽皆灭之。”“帝乃命禹卒布士以定九州”，大禹继承其父鲧的大业治理洪水，亲自率千百徒众和百姓，开始治理洪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花了十年左右的时间，凿了一座又一座大山，疏通了一条又一条河渠，治水成功了，消除了洪水灾害，为先民们建功造福。人民不忘记大禹的功绩，世代对他缅怀歌颂，加上布依族人民历来居住“依山傍水”之地，其先民对洪水之害体会较深，由衷深知水水患之苦，治水之福。为了让子孙后代不忘，大禹为人民造福的功德，世代纪念，故每年“六月六”节将少年男女带至水边，由成人教打水战。通过这一形式，教育子孙后代牢记大禹之功，继承发扬先祖们敢于与洪水搏斗的百折不挠精神，树立勤劳勇敢的民族精神。这就是布依族老人们说的“前人兴、后人跟”的节日由来。

　“七月半”也起源于祭祀活动。在当时社会生产力非常低下，人们对产生的天灾人祸、婚后无子以及小孩经常生病等等这些情况无法解释，于是就把这些情况在寄托在神灵的身上，以求得神灵的保佑。这样在布依族地区不仅出现祭祖的活动，而且还出现祭桥或祭路碑，祭神仙洞等等活动。在贞丰坂阑、安龙龙山一带还兴祭山神，目的是预祝五谷丰登。

　2、起源于社交活动的节日

　布依族同胞常在闲暇时举行一些社交游乐活动，这些活动相传成习，并且约定俗成，逐渐发展为一种节日。这类节日中最为显著的莫过于查白歌节。

　查白歌节于每年六月二十一日在兴义市查白场举行。据说，明朝洪武年间，虎场坝布依族山区经常有猛虎出没，伤寒人蓄，寨中的青年后生查郎在深山撵山打虎，为民出害，深受寨邻的厚爱。寨里有个叫白妹的姑娘是压倒三屯十八寨的歌手，一天，她上山砍柴，一只猛虎向她扑来，危急之际，查郎搭弓射死了老虎，救了白妹，这一箭射出了两人的爱慕之情，互定终身，谁知占山为王的李山猫，早已对白妹起了猫心，请媒求亲遭受拒绝后，派家丁抢了白妹，抓走了查郎，农历二十一日把查郎活活打死在虎场坝。白妹闻讯后，悲痛致极，一怒之下，放火烧毁李家庄园，烧死了李山猫，自己从容地走入火海，追随心爱的查郎而去……布依族男女青年为怀念这忠于爱情、不畏强暴、舍身为民的英雄夫妻，在每年农历二十一日——查郎白妹殉难的日子相聚于此，对唱山歌，缅怀查郎白妹，成为一年一度的歌节。尽管二百多年沧桑巨变，但查白的歌声却是越来越嘹亮，越来越动情，越传越远，成为全国布依族聚会人数最多的传统节日。

　3、起源于庆贺活动的节日

　起源庆贺活动的节日有一定的阶段性。这类节日是布依族同胞所有传统节日中最为隆重的，主要是春节。

　春节是布依族的盛大节日。据《黔记·仲家》记载，从明代到清初，布依族多数地区以“农历十一月为岁首”；（根据布依族按月份计算，十一月称“ndianlidt”也是一月的意思，而在扁担山一带的布依族是以“十二”（ndianllaab）为岁首，也就是说在布依族地区过年是“十一月”或“十二月”但根据布依族语言顺序来讲，在明末清初过年是“十一月”（ndianlidt）而不是“十二月”。到清朝中以后，各民族融合经济文化得到加强，布依族人民逐渐把过年改以ndianlxiangl（正月）为岁首，于是过年都移到正月了。正月过年，分为xiangllaalx(大年)、xianglins(小年)老人称为了年。《贵州通志·苗蛮》记载，乾隆年间，贵阳、安顺、安龙等均以“农历十二月为岁首”。清代中叶以后，逐渐改以“正月为岁首”。⑥ 布依族过春节，无论以何月为岁首，都是在秋收后，下季农忙前过年，都借此农闲之期庆祝五谷丰登，认为秋收后，喜获丰收，对这一年的劳动生产结晶表现也喜悦之情。

　4、起源于农事活动的节日

　农耕民族，常常在农业生产的开始和结束时进行活动，既有对农业丰收的渴望与祈求，也有对生活所表现出的喜悦之情等。⑦ 这类活动与农事紧密联系，属于农活动范畴，并相沿成习而演变成为传统节日。

　四月八又称为“牛王节”，也有叫“牧童节”或“开秧门”。据《独山州志》记载：“仲家（布依族旧称）以饭肉喂牛……有放牛打角之俗。” ⑧ 据说很久以前，人们刀耕火种，生活极为艰苦。一天，人们烧山开荒，火烟熏到了天宫，玉帝大怒，要惩罚下界凡人，便叫牛王传令，只准凡人每隔三天吃一顿饭。牛王心想凡人生活很艰难，便产生恻隐之心，擅自把玉帝的旨令改为一天吃三顿饭（从此人们每天就吃三顿饭了）。这件事情被玉帝得知，他就惩罚牛王下到人间。牛王从天上下来时，不慎跌掉了上牙（从此牛就没有上牙）。但是牛王并不后悔，下到人间辛勤为人们耕田犁地，受到人们的爱戴和尊敬。于是，人们把牛王下凡的那天称为“牛王节”。在农历四月初八这天，布依人要用枫树叶泡水给牛洗澡，让牛休息一天，祭祀时要当着耕牛祭供，这是人们认为已到农忙时期，以此来表示对耕牛的慰问，这是布依族同胞爱护耕牛的一种表现。这一节日的内容与耕牛有关，其形式是以农事活动为主线的。人们在春耕播种前，通过这类特征性的节日仪式，强化了人们对农事活动开始的观念，使人们作好了农业生产的准备。四月八是布依族同胞农事活动的一种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