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版本决定了古籍价值，同一本书，刻的年代和刻的人不同，其价值也不同。我们常常会好奇，同是《史记》，有的价值上万，有的就值几百。其实这和我们现代的出版物是一个道理，好的出版社出的书，价格自然高，因为人家纸质好，印刷好。古籍也同理。宫里的版本通常在质量上要比民间的坊刻本好很多，因为人家财大气粗。民间的不同刊刻人和作坊（相当于现在的出版机构）之间也有差别，所以版本很重要。

工具/原料

热爱阅读

热爱古书

方法/步骤

1．从版刻的风格特点初步鉴定版本

书籍的刊刻风格依托于当时的文化政治背景，刊刻的风格有着非常强烈的时代气息，所以，掌握一个时期刻书的风格特点，对于版刻时地的考定和版本学的研究大有裨益。如宋代刻书从版式上讲，前期多白口四周单边，后期则出现细黑口，版心有鱼尾，版心常镌有本版的字数、书名的简称、卷次、叶码、刻工姓名等，早期刻本卷端多小题在上、大题在下。官刻书多在卷末刻有校勘人衔名，私刻本则卷末多有题记或牌记。宋代四川、两浙、建阳、江西等四大刻书地，在用纸、字体上也各自存在着比较明显的特征。四川崇颜体、浙江崇欧体、建阳崇柳体、江西兼而有之。而从现存古籍看，用纸方面建阳多竹纸，其他地区则多为皮纸。

2．根据原书序跋鉴定版本

依据原书的序跋断定版刻年代是常用而且比较可靠的方法，序跋书写的年份、序跋中记载的有关刻书人、时、地的情况，均可作为断定版刻年代的参考。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判定版本必须结合版刻特点等其他因素，避免重刻而保留旧序旧跋的误导，造成判断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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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书牌、木记鉴定版本

古人刻书特别是坊肆刻书，常常在书前内封面镌雕牌记，与现在出版物的版权页有相近之处，注明了书名、著者、批点评论者、刊版年月、雕版的斋室堂名等。这种牌记如果不是后人故意作伪，应该是鉴定版本最直接的根据。如，国家图书馆藏《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原来根据版刻风格等诸因素，断定为宋本。20世纪70年代，山东朱檀墓出土一部此书，与国家图书馆藏本比对，应为同版，而此书有牌记称“武夷詹光祖至元丁亥重刊于月崖书堂”，有明确的刊刻时间，足以帮助我们断定此书并非宋刻，而是元刻，纠正了前人编目的错误。但也经常会有后人因书版易主更改牌记或书商故意剜改旧牌记以冒充早期刻本的情况，也还有牌记写为“╳╳╳藏版”，应区分刻版处和藏版处的不同。

特点：

1、纸色苍润，质地坚良，洁白厚实。笺则古香古色，柔韧而极薄，防霉防蛀。

2、墨色香淡，纸上墨色青纯，笺上墨色光泽如漆，虽水润而绝无漂迹。

3、字势生动，字画刻写古雅苍劲，宋刻字体有肥瘦两种。

4、早期宋版大多为白口，墨栏单边，其后双边渐多，分四周双边和左右双边。版心上记载字数、书名、卷第、刊工姓名，书名通常在鱼尾下。行宽字疏，行格多用乌丝栏，行字不等。

5、书中文字大多避皇帝讳，尤其是内府和官府。

最近两岸故宫开始互相官方访问与交流, 相关之议题也成为群众之焦点, 大家有兴趣的是台北故宫馆藏偏向哪一方面呢与北京故宫又有什麼不同呢

当初挑选装箱运至台湾的文物, 著重具有在中华文化延续性的文物, 也就是著重在各朝历代的重要文物。但由於时间以及载运船只不足, 因此大件器物大多舍弃不带。也因此大件器物成为北京故宫的特色比如大禹治水玉山以及磁王等。

然,台北故宫带走的器物,以当时的博物学来说, 皆多为上上等。比如:

在书画方面, 当时记载於宣和画谱, 石渠宝笈, 秘殿珠林 中几乎当时所能拿到的全部的宋元以及重要绘画皆装运至台湾,至於有些留在宫中的,则大多为来不及清点或是在当时有争议的书画, 比如徽宗的听琴图。因此这里有汉晋以来，唐宋元明清历代大家的书画真迹。如王羲之、怀素、颜真卿、苏东坡、黄庭坚、岳飞、赵构、米芾、马远、文征明、唐寅、祝允枝、郎世宁、郑板桥等人的传世之作。

比如书法,宋代是代表了中国书法的巅峰,苏轼, 黄庭坚, 米芾,蔡襄 这四人更是宋代书法公认最好的,可惜的是我国内博物馆中能藏有一幅苏轼, 黄庭坚, 米芾,蔡襄真迹的真的屈指可数,但台北仅米芾相关的真迹竟达78福,且件件是代表作,比如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宋 米芾《苏太简参政帖》,但比起台北蜀素帖又差上一截了,更遑论台北故宫珍藏的赤壁赋,寒食帖 这千年前苏轼的真迹了。这里陈列的唐代法书也堪称绝品,怀素的自叙帖,颜真卿祭侄文稿，后人将其书品列为“唐人第一，神品之首”。书圣王羲之的书法精品《快雪时晴帖》、《七月都下帖》王羲之《长风帖》王羲之《远宦帖》王羲之《大道帖》王羲之《何如》、《奉橘》帖，个个铁划银钩，形神兼备，刚柔相 济，更是令人大开眼界，大饱眼福。

绘画当时几乎是全部装箱南迁,南迁中除了不重要的清代帝王的手迹,历经宋元明清历代珍藏的的书画史上的代表作更是几乎都带去台湾了除了及少数留在宫中的,则大多为来不及清点或是在当时有争议的书画, 比如徽宗的听琴图。因此收藏於台北故宫的画卷中有唐至清历代名家代表作，这里收藏了中国书画史上80%以上的代表作品。如唐代阎立本《职贡图》等，无不价值连城。其他名家的画作还有李公麟的《免胄图》、陈居中的《文姬归汉 图》、仇英的《汉宫春晓》、范宽的《溪山行旅》、郭熙的《早春图》唐代阎立本《萧翼赚兰亭图》 李思训《江帆楼阁图》李昭道《明皇幸蜀图》韩干《牧马图》唐人《宫乐图》後梁荆浩《匡庐图》关仝《秋山晚翠图》赵岩《八达春游图》南唐董源《洞天山堂图》、《龙宿郊民图》巨然《层岩丛树图》、《秋山问道图》赵干《江行初雪图》五代人《秋林群鹿图》、《丹枫幼鹿图》北宋范宽《临流独坐图》 黄居寀《山鹧棘雀图》宋徽宗《蜡梅山禽图》、《文会图》、《池塘秋晚图》李唐《万壑松风图》、《江山小景图》钱选《桃枝松鼠图》易元吉《猴猫图》、《枇杷猿戏图》崔白《双喜图》文同《墨竹图》蘇汉臣《秋庭戏婴图》宋人《小寒林图》、《梅竹聚禽图》、《江帆山市图》金代武元直《赤壁图》南宋牟益《擣衣图》宋高宗《女孝经马和之补图上卷》张胜温《梵像图|宋时大理国描工张胜温画梵像》赵伯驹《汉宫图》萧照《山腰楼观》刘松年《罗汉》马远《雪滩双鹭》轴、《华灯侍宴图》马麟《静听松风图》夏圭《溪山清远图》陈居中《文姬归汉图》宋人《岷山晴雪图》、《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图》、《折槛图》、《秋塘双雁图》轴、《寒林楼观图》、《翠竹翎毛图》、《如来说法图》元代赵雍《骏马图》高克恭《云横秀岭图》王渊《松亭会友图》王蒙《谷口春耕图》方从义《神岳琼林图》刘贯道《元世祖出猎图》吴镇《双松图》赵孟頫《鹊华秋色图》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等。一幅幅字画笔意严谨工细，气象清劲潇洒，都是历代书画中的极品。

在青铜器方面, 当时选择自两晋、隋唐、宋、元、明、清代, 历代王朝交替而传下来的传世国器以及重要史料价值的河南出土文物装运至台湾,如世界铭文最多的青铜器毛公鼎, 世界最早的土地议合契约散氏盘,现存最多铭文的青铜编钟宗周钟, 春秋历史的重要史料子犯龢钟等,珍藏於台北故宫的青铜器机囊阔了古中国青铜时代的各类型作品, 此外如北魏太和元年的《青铜镀金释迦牟尼佛坐像》等历代的重器与金铜佛像件件都极具史料价值与历史意义,件件是惊绝的国之瑰宝。

在瓷器方面选择在该种类中最为精美的,比如红宝石僧帽壶就是当时最好的红宝石宣德款瓷器, 再比如当时所能找到依据”埏埴流光”册中记载的23件汝瓷全都带来了台湾。所谓“天下名瓷，汝窑为魁”, 如果汝窑是瓷器中的第一的话那这件收藏於台北故宫的北宋汝窑青瓷无纹水仙盆就是汝瓷中第一了, 因为她是现存汝磁中唯一完美无暇 几乎看不到显著开片的北宋汝瓷。 此外台北故宫当时著将年代较久远的宋代五大名窑,因此五大名窑几乎悉数都运到了台湾。而之後的元代以及明代清代希珍瓷器,比如元朝青花, 成化斗彩, 万历五彩的最精美作品,所以明代官窑特别是最顶峰的永宣青花2248件绝品在台北故宫,也就是世界上永宣青花超过70%在台北故宫且件件是精品和绝品,在明瓷,台北故宫还聚珍了清宫遗藏的大量成化瓷精品。我们知道国内能藏有一件以上成化瓷器的博物馆已是凤毛麟角,但是据资料可考，台北故宫所藏成化器就达 599 件，其中斗彩 247 件，仅以成化斗彩鸡缸杯为例，全中国也仅12件,仅台北故宫就藏有 11 件，数量之多令世人无语。除此之外，弘治604件、正德700馀件、嘉靖966件、万历522件等时期的官窑制品也蔚为大观，堪称系列,件件皆是无法以金钱计算的国宝。至於清代特别是康雍乾三代最重要的瓷器-珐琅彩瓷,现存不超过460支, 其中460件被带到了台北故宫。这些堪称清代瓷器中无上的菁华绝品，所以最终也被国民政府辗转带到台湾,然不仅珐琅彩瓷，台北所藏其它官窑质量也非常高,件件都堪称该类典型代表，不论绘画质量还是制作数量都不可多得,由於60年前国民政府代子的这批皇家藏瓷,另台北故宫瓷器收藏足以傲视世界其他博物馆,堪称世界第一。

再器物方面(当时仅简单分为这几类) 著重在点集中有记载的器件, 比如乾隆钦定《西清砚谱》所收载之中华古砚正谱为二百方、另有附录者为四十方，总计为二百四十方。超过世界现存半数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95方。或是皇宫御用珍玩(比如多宝格巧器全数藏於台北故宫), 或是具有特别难得雕刻技法(比如痕都斯坦玉器), 这是种一器一色 薄胎如蝉翅的玉器, 乾隆诗云：「西昆率产玉，良匠出痕都。」痕都斯坦玉精品，原均集中於北京紫禁城内乾清宫暖阁内与圆明园殿座之中。乾清宫於乾隆归政前，被一场大火烧得精光。圆明园则在八国联军时被毁, 因此所有现存古籍善本所提及的痕都斯坦玉精品当时几乎全都到了台北故宫。

再者台北“故宫”珍藏善本图书，共149514件，约50万卷。首数文渊阁《四库全书》，自然为研究中国古代文史最重要的典籍，是七部《四库全 书》中最珍贵的一部。此外，尚有《四库荟要》和《宛委别藏》，系《四库全书》编妥后，把继续收齐到的书籍173种编成此书，这是嘉庆皇帝最真爱的书籍,更具有无上的史学价值。在善本图书中，可以见到宋元旧堑、旧钞，如宋本《尚书》、《周礼》，宋版欧体的《大字莲华经》，宋道藏本《云宝签》，元刊本《元丰类稿》、 《宣和画谱》、《元典章》，以及宋朝最古老的淳化、咸平年间，由杭州龙兴寿所刊的《华严经》等。明代永乐年间中国与邻国交往的字典《华夷译语》，实为研究 中国古代外交史的珍贵工具。在蒙藏文书类中的《藏文甘珠》及《甘珠》等，全部用泥金写成。至于文献一类，共38万件，其中包括中国近代史每一个朝代的公 文档案，如来批与敕论，内外臣的题本与奏本，各国及外藩的国书表章，历朝的“玉雕”、“圣训”、“实录”等，都是中国近代史极其珍贵的第一手史料。其中特 别珍贵的有：明太祖朱书御笔多件，清太祖本纪、清穆宗亲政诏、韩国致清国国书、清国致英国法国国书、民国大总统袁世凯致清帝宣统国书等等。

此外63箱重要外交文档也收藏在台北故宫,因此台北故宫收藏了近代几乎所有重要条约文本,如《中俄续增条约》《伊犁条约》《马关条约》《南京条约》辛丑条约 中德通商条约 中俄北京条约 中法北京条约 中英北京条约 中法天津条约 中英天津条约 中美天津条约 中俄天津条约 中俄瑷珲条约《尼布楚条约》等外交文本

所以早期有人说北京故宫有宫无宝, 台北故宫有宝无宫, 但是北京故宫经过这数十年来从全国各地徵集以及许多海内外人士的无私捐献, 加上许多考古挖掘, 馆藏文物回到了180几万件, 如果扣除瓷器标本破片, 以及不完整的器物, 或不具历史价值的文物, 精品部份大约有30万件,虽补足了原先缺乏的,但比起台北故宫的历代精品,确实又差上一结了。

　　曹寅十六岁时入宫为康熙御前侍卫，一说曾做过康熙伴读，曹寅与康熙这对少年君臣在幼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这也是曹寅一生深得康熙信任的主要原因之一。康熙二十九年任苏州织造，三年后移任江宁织造，康熙四十二年起与李煦隔年轮管两淮盐务，凡四次。康熙后四次南巡皆住曹寅家，曹寅病危时康熙特赐奎宁，并派人星夜兼程由北京送到南京，可惜药未到，曹寅已卒。曹寅为人风雅，喜交名士，通诗词，晓音律，主编《全唐诗》，有《楝亭诗抄八卷》、《诗抄别集四卷》、《词抄一卷》、《词抄别集一卷》、《文抄一卷》传世。一说戏曲《虎口余生》与《续琵琶》为曹寅所著。原配顾氏，早卒，后娶李煦父李士祯族弟李月桂之女李氏。

　　曹寅喜好文艺，又爱好藏书，他精通诗词、戏曲和书法，他的代表作有《楝亭诗钞》、《楝亭词钞》等 。曹寅深厚的文化教养和广泛的文化活动，营造了曹家的文化艺术氛围。此时的曹家，呈现出空前的繁荣。

　　然而，就在这繁华的背后，已是潜伏着危机，由于曹寅的日用排场，应酬送礼，特别是康熙四次南巡的接驾等等，在经济上给曹寅造成了巨额的亏空，甚至可以说，曹寅已经给曹家种下了衰败的祸根。

　　康熙四十八年十二月初六（公元1709年），两江总督噶礼参奏曹寅，密报康熙说，曹寅和李煦亏欠两淮盐课银三百万两，请求公开弹劾他。康熙把曹寅看成是“家人”，噶礼要求公开弹劾曹寅，康熙当然不会批准。但事关重大，康熙不得不私下谆谆告诫曹寅和他的大舅子李煦，必需设法补上亏空。

　　曹寅面对茫茫债海，已经无法弥补，也没有能力挽回局面。康熙五十一年七月，一病不起，死在扬州。李煦奏折上说：弥留之际，核算出亏空库银二十三万两，而且曹寅已经没有资产可以补上。

　　曹寅死后，康熙为保全曹家的江南家产，免遭搬迁的损毁，特命曹寅之子曹颙继任江宁织造；两年后曹颙病故，康熙又亲自主持将曹寅的四侄曹頫过继过来，接任了江宁织造的职务。同时康熙又让曹寅的大舅子苏州织造李煦代管两淮盐差一年，用所得的银子补齐曹寅生前的亏空。

　　就在曹寅去世的当年，即康熙五十一年，其于二月进京述职，携长子曹颙南返。曹寅去后，康熙命曹颙任江宁织造，至卒，康熙又命其弟曹頫继任。

　　清朝时轰动朝野的《全唐诗》、《佩文韵府》和《全唐文》三部古籍巨著，分别于康熙、嘉庆年间在扬州刊刻而成。近日，市档案局清史工程中整理抢救出的《清宫扬州御档选编》不少奏折，描绘了当年扬州刷印业高度发达的盛景。

　　青岛市档案局副局长、文史专家魏怡勤经过对“御档”精心研究，昨天向记者解读了这三部古籍巨著在扬州校刻的全过程。

　　扬州诗局为何设于天宁寺？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江宁织造、通政使司通政使，兼任两淮巡盐御史曹寅，在扬州创办了一个大规模的编校出版机构——“扬州诗局”，奉旨校刻《全唐诗》。“扬州诗局”就设在扬州天宁寺里面。

　　康熙四十四年的三月十九日，“上发《全唐诗》一部，命江宁织造曹寅校刊，以翰林彭定求等九人分校。”曹寅奉旨后，即积极着手筹备。当年至次年期间，曹寅所上的奏折很多内容与刊刻《全唐诗》有关。

　　据史料称，曹寅把“扬州诗局”设在天宁寺里，是因为天宁寺内就有巡盐御史的行署，属于两淮巡盐御史的房产，而且10多年前孔尚任曾住在天宁寺东廊待漏馆。这样既不用出去另找房子，也便于管理，有利于提高校刊《全唐诗》的质量，加快校刊《全唐诗》的速度。

　　《全唐诗》究竟何时开刻？

　　《全唐诗》开刻时间问题一直有争论，而清宫扬州御档的解密，使这个历史疑团迎刃而解。

　　据《清宫扬州御档选编》载，曹寅四十四年(1705)五月初一日折云：“恭蒙谕旨刊刻《全唐诗集》，命词臣彭定求等九员校刊。臣寅已行文，期于五月初一日天宁寺开局……”可以看出，五月初一日，天宁寺开刊刻《全唐诗》书局，但校刊工作并未完全开展。

　　另从其他档案资料可以看到，编校词臣是陆续到位的。曹寅于康熙四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的奏折：“校刊全唐诗，现今镂刻已成者，臣先将唐太宗及高、岑、王、孟肆家刷印，装潢一样贰部进呈。其纸张之厚薄，本头之高下，伏候钦定，俾臣知所遵行。”康熙帝朱批：“知道了。样本都改过发回。”

　　《全唐诗》大规模的刊印工作自此开始。扬州诗局进入刊刻工作的高峰期，实际上是在康熙四十四年十月以后。

　　《全唐诗》何时刊印完毕？

　　在此后的一年时间里，曹寅多次上奏康熙，请示刊刻事宜。康熙四十五年(1706)二月二十八日的奏折说：“又诗局翰林官等，校修唐诗，今年可以竣事。”到了七月初一奏折：“遵旨校刊全唐诗集，目下刊刻只剩五百余页，大约本月内可以刻完，八月内校对错字毕，即可全本进呈。共计有十二套，除春间所进二套外，又校对得六套，谨装订进呈御览，伏求圣训俯鉴错误，指示臣等，使得刊改归正，以成一代之书。”康熙帝朱批：“刻的书甚好，等细细看完序文，完时即打发去。”至此，《全唐诗》的校刻工作已接近尾声。

　　康熙四十五年九月十五日奏折：“今有刻对完全唐诗九十套，进呈御览。其余俱已刻完，月内对完，即行刷印进呈，合并奏闻。”《进全唐诗表》说：“于康熙四十五年十月初一日书成，谨装潢成帙，进呈圣览者。”

　　康熙四十六年(1707)四月十六日（5月17日，康熙《御制全唐诗序》写成颁发，补刻诗序，冠式书前。《全唐诗》的刊印工作即全部结束。

　　刊印速度和质量如何？

　　今本《全唐诗》900卷计9814页，除去先前所试刻少部分外，平均每月刊刻在1000页以上，这个速度在雕版印刷时代是相当快的。

　　从奏折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全唐诗》异常重视写刻质量。

　　曹寅上奏康熙时说：“臣细计书写之人，一样笔迹者甚是难得，仅择其相近者，令其习成一家，再为缮写，因此迟误，一年之间恐不能竣工。”当时正流行软字精刻风尚，曹寅于康熙四十四年七月专门召集文人训练名手缮写和雕刻《全唐诗》，《全唐诗》字体借鉴欧体、赵体风格，秀丽、俊逸且900卷前后字体几近一致，因为字体风格独特、印刷精美、校勘谨严，也为其成为清代雕版史上的典范之作奠定基础。

　　曹寅何时何因去世？

　　为了更好地昭示自己的文治武功，玄烨又于康熙五十一年三月，命江宁织造曹寅、苏州织造李煦、杭州织造孙文成等，于扬州开刻《佩文韵府》。之所以把刊刻地定在扬州，恐与曹寅曾在扬州校刻《全唐诗》，所刻书令康熙十分满意有关。

　　曹寅康熙五十一年(1712)四月初三日（5月7日）奏折称：“《佩文韵府》已于三月十七日（4月22日）开工刊刻。”此则奏折十分清楚地表明了《佩文韵府》在扬州开刻的准确日期。

　　至于刊竣的日期，我们可以从档案书籍中找到答案。据《清宫扬州御档选编》载，李煦在“奏为御颁佩文韵府在扬州刊刻公竣装箱进呈等请旨事”一折中称：“窃臣与曹寅、孙文成奉旨在扬州刊刻御颁《佩文韵府》一书，今已工竣。谨将连四纸刷订十部，将乐纸刷订十部，共装二十箱，恭进呈样。再连四纸应刷钉若干部，将乐纸应刷钉若干部。”

　　此奏折还说明《佩文韵府》的雕印任务是曹、李、孙三人共同奉旨承办的，书局的初期刊刻工作由曹寅主持，但不久曹寅病故。李煦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七月十八日（8月19日）奏曰：“江宁织造曹寅于六月十六日（7月19日）自江宁来扬州书局料理刻工，于七月初一日感受风寒，卧病数日，转而成癯，虽服药调理，日渐虚弱。”七月二十三日又上奏：“曹寅七月初一日（8月2日）感受风寒，辗转成癯，竞成不起之症，于七月二十三日（8月24日）辰时身故。”

　　曹寅未能主持工作至《佩文韵府》完工，曹寅卒后，李煦主持刊刻工作，直至竣工。

　　实际上，至康熙五十二年(1713)九月初十日全书已刻完，康熙在看完样本后，朱批道：“此书刻得好的极处。”至此，《佩文韵府》的刊刻工作全部结束。

　　《佩文韵府》自康熙四十三年(1704)十二月在京开编，康熙五十一年三月在扬开刻，至康熙五十二年(1713)九月刊竣，前后历时近十年。

　　《全唐文》为何称“扬州官本”？

　　扬州诗局刊刻《全唐诗》80年后，嘉庆皇帝也用其曾祖的办法，命两淮巡盐御史阿克当阿，在扬州刊刻《全唐文》等内府古籍。

　　与《全唐诗》相比，《全唐文》投入了更多的编撰力量。先后参与编撰者近百人，其中既有词章名家法式善、周之琦、秦恩复等，又有渊博学者阮元、徐松、胡承珙等。该书编成后，即颁发扬州，由督理两淮盐政阿克当阿等负责校刻，嘉庆二十四年(1819)刻成，此即后人所称的“扬州官本”。

　　翻阅《清宫扬州御档选编》，收录有关《全唐文》的奏折计三则，其中《奏为校刊钦定全唐文告成奉旨赏还顶戴谢恩事》一折，除了让我们知道嘉庆帝对刊成的《全唐文》非常满意之外，还得知另一件事：阿克当阿和苏楞额二官员因刊刻《全唐文》有功，嘉庆帝赏还了两人的顶戴，官复原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