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伯来文化对中国之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与天主古教

照一般的研究，基督教之入中华，始于唐代景教（Nestarian），我则主张更应提早若干世纪，直到战国中叶。因为我曾在屈原《天问》里发现《旧约·创世纪》的全文，虽然写得极其简单，而重要节目，无不具备。开封一赐乐业教重建清真寺三道碑文，其中有一道言其教于周时即入中国，学者皆以为妄，我则独信为真，假如该教不于周时传入，屈原又如何能写出《天问》那段文章？稍晚，我撰写这篇论文，发现我国古时的上帝，也即是六经里的上帝，性质与以色列的上帝，可说完全相同，我又进一步主张商周以前，古教已传来了，我于是将希伯来文化之传入，分为两个时期：

（甲）第一时期

谓世界文化同出一源，必须承认世界民族也同出一源，所谓人类来源如何，据旧经创世纪之说，当然简便不过，但现代人均认不合科学原理，或神话色彩太浓，不肯予以重视。且人种一元论，据人类学的说法，又非常复杂。至今尚无定论。本人既非神学家，亦非圣经学家，更非人类学家，对此实一词莫赞。惟对于一派历史学者的主张，颇乐于接受。因为有一派历史权威者根据许多证据，推测世界人类策源于地中海一带。距今五万年前（或谓为三万年或万余年前），地质上起了绝大变动，洪水泛滥，人类的故乡，完全陆沉，成为今日地中海。孑遗的民众，带着达个恐怖的记忆，四散逃生，人类所到之处，洪水故事也就随之传播。若此说不谬，则我们将创世纪的尺度略略放宽来看，则创世纪还是可以成立。

关于世界文化同出一源之说，倡导者亦颇有人，本人研究古史的结果，极其赞同：盖世界文化源于小亚细亚，其后乃逐渐传布于地中海一带、希腊、印度、中国及其他各地。初传播时，各地文化尚保持其原来色彩。传之愈久，则走样愈甚，形成各种的型式。所以旧经巴别塔的故事，虽似幼稚可笑，但我们看时，若将其尺度放宽，则亦不能不承认它有相当的道理。

据开封一赐乐业（四字为伊撒尔即以色列的对音）碑，言该教在周时，已入中土。此说从前无人肯信，本人则已于古籍中发现证据，可以证实此言。现在更主张远在周代之前，中国人已接受了希伯来的上帝。盖中国自古以来为一神教，所崇奉者为天帝。“天”与“帝”二字散见六经，甲骨文中亦不可胜数。近代学者考证此二字与小亚细亚文化大有渊源。巴比伦古象形文字中有一个个字，其音为E－dim，义为天。又有一个米字其音为Dingir，或Di－mmer或Dimer，其义为天帝或人王。

中国甲骨文里的天字为瘾，金文则作痈，说文作瘫。其字体的构成，均以个字为基础。

至于帝字：

甲骨文作癫、癳、癴

金文作癵、癶

皆以米为基础，其字体形状与巴比伦的帝字也相类。天与帝二字双声。中国古音，天读为Tim－din，帝读为Ti，两字意义亦互通（以上见刘复《帝与天》，魏建功《读帝与天》另有胡适先生的论文，不赘）。

笔者于战国时代古籍中又发现“狄”字，为天神帝字之另一音译，如仪狄，金狄，详见拙著《山鬼与酒神》篇。

在甲骨文里也还有几种称呼，称“帝”为最普通，有时称为“上”，常与“下”相对而言。如：贞勿佳王，正吉方，上下弗若，不我其受又。

癸丑卜，吉殳贞勿佳王正吉方，上下弗若，不我其受又。胡厚宣先生云：以《天问》：“何献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泰誓》下：“上帝弗顺，祝降时丧。”证此，知上下之上，必为上帝，而下者或指地只百神而言。

有时则称“上子”，如：贞上子不我其受。

贞上子受我又。

胡厚宣先生云：以他辞屡称“帝受我又”，“帝不我其受又”例之，“上子”亦当即上帝也（以上引胡厚宣《甲骨学商史论丛》）。

又称“上天子”，见金文桓子孟姜壶。

今日出土的甲骨文，最早尚未过殷高宗武丁时代（约在公元前一千三百年左右），但我们可以推论武丁以前的各朝，也许都是崇奉上帝的。

周民族崛兴西方，与夏商民族不同，但也是个崇奉上帝的民族。由周代传下来可靠铜器铭文提及上帝者则有下列各铭：

大克鼎 �克双甘（友）于皇天。

毛公鼎 丕显文武，皇天弘厌厥德，配我有周，膺受大命。余

阝王义楚鍴 用享于皇天。

宗周钟 我佳司配皇天王，对于宣周实鼎。

师訇殷 佳皇帝亡。临保我有周。

宗周钟 佳皇上帝百神，保余小子。

至于六经，则《虞书·舜典》：“肆类于上帝，■于六经。”《益稷》：“惟动丕应■志，以昭受上帝。”《商书·汤誓》：“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汤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周书·大诰》：“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诗·小雅·正月》：“有皇上帝，伊谁云憎。”《菀柳》：“上帝甚蹈，无自昵焉。”《大雅·皇矣》：“皇矣上帝，临下有赫。”亦简称“皇帝”，《吕刑》：“皇帝清问下民。”

亦称“皇天”，《大禹谟》：“皇天眷命。”《太甲中》：“皇天眷佑有商。”亦简称为“天”，《皋陶谟》：“天叙有典……天讨有罪。”《益稷》：“天其申命用休。”

或者有人要问：甲骨文里的天、帝二字既与古巴比伦文字相类，安知中国的上帝非来自西亚吗？这则须将上帝的性质和最高神道的性质，比较一下，才可明白究竟是不是。但西亚国家不止巴比伦一个，其文化皆彼此渍染，大同小异。西亚较早者为苏末，巴比伦、亚述之文化都沿袭苏末。今但泛言西亚。今日西亚文献之可徵者最高神道称为“倍儿”（Bel），但他们倍儿的地位，并不固定。某一时代，因了政治关系。或由一时风尚，一个大神便可跃登倍儿的宝座。那个被挤出去的失势倍儿，则成为“老倍儿”（Older Bel）。西亚的倍儿有姓名可稽者：有暴风雨神之恩利尔（Enlil）；有本为巴比伦城的主神，因汉漠拉比（Hammarabi）自西方人主，定都于巴比伦，遂身价骤增，一跃而成倍儿之马杜克（Marduk）。还有几个水神及太阳神，由于民众崇奉太过，均先后成为倍儿。中国只听见尧舜禅让，未闻上帝禅让，只听说汤武革命，未闻上帝革命，此其不同之点一。马杜克有父有母（相传其父为智慧之神，他遗传乃父之智慧，故能压倒一切，而为万神之主），且有高曾祖母。他的高曾祖母即生于深渊的孽龙蒂亚华滋（Tiawath），她产生那些天神，见其势力日盛，又生嫉妒之念，兴兵想将他们消灭。马杜克由众天神拥为领袖，与蒂亚华滋作战，亲发雷矢，将其击毙，剖其尸体以为天地日月，山川万物。中国上帝有这种悖伦乖理的行为吗？此其不同之点二。由此可证中国上帝与西亚的倍儿实非一物。

不但巴比伦而已，中国上帝与任何民族的最高神道都无相似之处。苏末是比巴比伦更古的民族，其最高神为哀亚（Ea），乃深渊与水之神。埃及最高神道为拉（Rah），乃太阳之全体，亦即埃及国王之父。亚述神称为阿努，或称阿那（Ana），为全神之父，万民之君，管理天地万物，其实不过由伊勒克城的城神演变而成。希腊天帝为宙士（Zeus），不惟有父母，祖父母，且有兄弟姊妹。宙士本身更有妻室儿女。希腊群神欢喜闹恋爱，宙士也不能例外，不论天神地睕和人间女郎，只须具有姿色，他便要垂青。宙士篡父得位，善用雷矢，与巴比伦马杜克仿佛，或系同出一源。罗马周比特（Jupiter），完全是希腊宙士的化身，不必多论。印度古婆罗门教崇拜偏入天韦纽（Vishun），大自在天湿婆（Siva），及大梵天（Brama），三者地位平等，法力相同，谁也管辖不了谁，故印度没有一尊之神。以太阳神变为宇宙主宰尚为宗教观念的进化。比较原始的民族则一直将几种天体当作崇拜的对象。如南美的墨西哥、秘鲁皆崇奉太阳为唯一至尊之神，不惜杀人以祭。波斯、埃及文化虽高，而波斯人信米突拉（Mithra），埃及人信拉（Rah），皆为太阳神。中非洲土人及南美洲土人则崇拜月神。亦有拜星者，特限于某一行业，且亦并非视为宇宙主宰。又有拜火者，则视火为尊神。

至于各地野蛮民族崇拜鳄鱼、河鱼、蛇、狐、岩石、树木等，则更自郐以下了。

中国上帝与希伯来的上帝一比，相类之点非常之多。希伯来的上帝自来便有，如《出谷纪》三章十四节：上帝对梅瑟说：“我是自有者”，《启示录》一章八节：“上帝乃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若望福音》一章一节：“太初有道，与天主偕，道即天主，自始与偕。”无父母生养之说。中国上帝亦不知其由何而来，玉皇大帝有西王母为其母（玉皇与王母的关系，始终无定准），乃道家的说法，与儒家的昊天上帝无关。中国上帝并无妃匹，更不像希腊宙士有那么多的罗曼史，历代虽有许多天后、天妃的祀典，那是另一回事。希伯来的上帝也纯洁非常。

希伯来的上帝无形无像（《创世纪》所记天主依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指灵魂方面而言），他严禁属下的人民替他造像，不啻三令五申，列为重要戒条（见《出谷纪》、《肋末纪》。《大雅·文王》：“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中庸》：“鬼神之为德盛矣哉，视之而不见，听之而不闻。”道家所祀的玉皇上帝尚有冕旒衮裳之帝王型塑像，而历代帝王祀天之天坛则虚无一物。任何民族崇拜一神，必喜其较为具体，故创造偶像实亦出于人类天性的要求，中国人并不是不会造偶像的，为什么天坛独无偶像呢？这一种伟大的传统压力由何而来呢？这还不值得我们深思吗？回教产生于小亚细亚，她的“阿拉”也渊源于希伯来的上帝，所以清真寺也没有阿拉的塑像或画像。

希伯来的上帝以人民为其子，《申命纪》第一章三十节：“你在旷野所行的路上，也见了上主，你的天主，抚养你如同一个人抚养自己的儿子。”第八章五节：“上主你的天主管教你就同人管教自己的儿子。”三十二章第五节：“他是忠诚无妄的天主，公平而正直，那不堪称做他儿女的，向他行恶，侮辱了他。”上帝为民众立君，使之代为民众父母，君主也是上帝之子。《撒慕尔纪》下第七章第八节，上帝对达味说：“我从牧场上，由牧羊的事业拣选你当我民伊撒尔的领袖”；十四节：“我要作他父亲，他要作我的儿子：若是他犯了罪，我将藉着人的鞭策和人的打击来惩戒他。”《历代志》上第二十二章第九节，达味告其子撒落满以上帝之语云：“他要作我的子，我要作他的父，他作伊撒尔王，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中国亦谓人民虽为母亲的儿子，实则是天的儿子（《癅梁·庄公三年传》）。中国帝王称为天子，但对人民方面言则为父母。《周书·泰誓》上：“痨聪明作元后，元后伴人民父母”；《洪范》：“天作民父母，以为天下主。”中国也有牧人之喻，虽指官吏言，也可指天子，因为他们同是民众的领袖。《吕刑》：“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狱，非尔谁作天牧。”天子是上帝特别拣选的，故《礼记·表记》：“惟天子受命于天。”

希伯来的上帝是仁慈的，故《圣经》屡言其有“丰盛的仁慈”、“无限的仁慈”。《周书·酒诰》：“天非虐，惜民自速辜”；《汤诰》：“上天孚佑下民”；《左传·襄公十四年》传：“天之爱民甚矣。”

希伯来的上帝也是正义的，人类犯罪太过，他就要严行惩罚，不予宽贷，有时降天灾，有时降人祸，甚至不惜毁灭整个城市，整个大地。这事中国经籍亦数见不鲜。对于个人者，则如《左传·定公六年》传：“天将多阳虎之罪以毙之”；《昭公十一年》传：“蔡侯获罪于天，而不能其民，天将假手于楚以毙之。”对于整个国族者，则如《君爽》：“天降丧于殷”；《左传·隐公十一年》传：“天而既厌周德矣。”又“天祸许国。”《成公十三年》传：“天祸晋国。”《襄公二九年》传：“天祸郑久矣。”

希伯来信奉上帝者死后灵魂都要升天，其有特殊功德者，则坐上主的左右。《圣咏》第一百零十首达味作歌预言耶稣云：“上主对吾主说：你坐在我右边，等我把你的仇人，屈作你的脚凳。”盖犹太习俗，以右边为尊。《玛窦福音》二十章二十节：“慈伯德二子之母率子至耶稣前，跪求耶稣赏二子入天国，一坐耶稣右，一坐耶稣左。”《玛窦玛尔谷福音》：耶稣许十二宗徒升天以后，坐其左右，审判伊撒尔十二支派。《易·谦卦》：“荐之上帝，以配祖考”；《周书·召诰》：“兹殷多哲王在天”：《周颂·思文》：“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大雅·文王》：“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希伯来上帝显现时，常有大光，屡见《出谷纪》。上帝脸光之强，血肉凡躯，见之必死，《圣咏》第七、第八十、第八十九、第一百十九篇均有道及。梅瑟和上帝接触频繁，脸上也传染了他的光，与伊撒尔民众见面时，怕他们受不住，拿帕子将脸蒙上了。耶稣变容时脸面明亮如日，又对门徒言义人在天国，要发光如太阳。耶稣亦被称为“德义的太阳”。中国古时称上帝为皇上帝，“皇”字乃形容词，言上帝之光辉奕赫。尤奇者，中国古时也说上帝之光有如太阳，顾实先生引古铜器皇颂敦、庞姑敦、师和文敦、陈因资敦、齐子仲姜�、王孙钟等说及“皇”字写法有许多款式，皆有从日从光之义（刻字太难，从略。见顾实《释王皇■》）。

希伯来上帝所居，光明洞澈如水晶，如琉璃海，并有火搀杂，见若望《启示录》。中国古时称上帝为皇天上帝，或昊天上帝。《尔雅·释天》“夏为昊天”，注“言元气皓旰”，疏：“昊者元气博大之貌。”其实昊字从日从天，言其光明赫烈。夏季日光最强，故有“夏为昊天”之语，若元气博大，则四时之天皆然，又何必特指夏月？《小雅·雨无正》：“浩浩昊天，不骏其德，”浩浩即博大，复则不词。前人对古书注疏，有许多今日皆须重改，昊字不过其一例罢了。

希伯来的上帝虽统率着无数天神，但上帝的地位高于一切，故别的民族所奉为多神教，而希伯来则为一神教。中国古人虽亦祭祀日、月、星、云、山川、百睕，但都不足与上帝比并。祀天之典称为“郊祀”，最为隆重严肃。《礼记·祭义》：“郊之祭也，丧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国门，敬之至也；”《郊特牲》：“祀帝于郊，敬之至也。”我们呼吁、祈求、发誓、往往不向他神，而以上帝为唯一对象，所以中国也可算是一神教。不过后来民族混合日多，祭祀亦日益庞杂，一神的意义，渐渐模糊起来，所以人家称我们为多神教的民族了。

希伯来上帝的祭祀以牛为主，牛宰杀后，必用火焚烧，称为燔祭。中国祭天也以牛为主，故牛称为“特性”，在最古的时候当亦燔炙，以后则仅陈于高俎而已。但中国祭天有庭燎，环于天坛之外，也许是燔祭的蜕变。希伯来上帝歆燔祭之馨香，称为“馨香的火祭”，义人德行上惬天心，亦常以馨香为喻，《圣咏》屡不一见。中国古代也以德行比为馨香。《书·君陈》：“我闻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酒诰》：“惟德馨香，祀登闻于天。”德行的反面为罪恶，馨香的反面为腥臭，是以《酒诰》斥骂罪人又有“腥闻于天”之语，《吕刑》亦云“上帝临民，罔有馨香，德刑发闻惟腥。”

以上所引希伯来与中国上帝雷同之点．乃其荦荦大者，其他细情末节，容将来有机会再谈。

《易经》在六经中称为最古，卜爻传为文王作，十翼传为孔子作。但宋以来对十翼时代便已怀疑，卦爻时代亦颇有争论，我以为十翼当然是战国时代儒家做的，卦爻虽非出文王之手，但大部分材料是比较古的。现在我在《易》卦爻辞中发现许多与《梅瑟五书》有关联的话，不知是第一时期传入中国呢？还是第二时期？不过因为我相信卦爻较古，暂且将其放在这里吧。

《易经·复》卦：“七日来复”是指圣日；《无妄》卦“不耕获，不癏癈”，指圣年，笔者已有论列。但七日来复，或由小亚细亚一带七曜的祀典而来，不限希伯来民族，惟圣年则似乎是希伯来风俗。现在再看乾卦“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这好像是《创世纪》第一章的缩写，指造物主创造天地万物的事。“六位时成”，旧注指为乾卦之六位，但照我看则似指上帝以六个阶段的时间将宇宙造成功。“位”有位置、地位之义，也含有阶段的意思。照科学研究，宇宙进化不知已历几万亿年，《创世纪》说上帝以六天功夫造成宇宙，与科学的事实相违背，攻击宗教者，每以此为口实。但照《圣经》学者的意见，则说“六天”原系“六时”，即六个时期，每一时期可伸长为数万万年。想不到在中国古籍里倒有比较合理的译法。“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则似指上帝创造人类为庶物之首长。

《大过》卦：“枯杨生秭，老夫得其女妻。”则指亚巴郎纳婢哈戛尔为妾，于八十六高龄生一子：“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则指亚巴郎寿至百龄，妻撒辣寿至九十，上帝许以生子，撒辣暗笑道：“我已年老，我丈夫也老了，哪能再有这样喜事？”但上帝居然教他们生了一个儿子（《创世纪》第十六、第十七诸章）。

《晋》卦：“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似指雅各伯用剥皮树枝诱羊配合，蕃殖羊群事。不过传到中国，羊变为马而已。《睽》卦：“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则似指雅各伯妻彼肋哈与辣黑耳因争丈夫之宠，彼此不睦事（同书三十、三十一诸章）。

《困》卦：“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岁不觌”，“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指达味遭了撒乌耳王的嫉妒，时刻有被杀之危，奔窜入于山林，转徙旷野，有时亦栖身于幽谷。居山林时谅所坐无非木株，臀部为痛，故有“困于株木”之语。“三岁不觌”易卦常见，此处则似指达味逃山中，三年未见撒乌耳之面，“三”乃“语之虚数”，可增数年，亦可减数年，旧经言达味逃匿林野，虽无三年的明文，似数年之久是有的。“困于石”是指达味逃于玛红岩石间，撒乌尔率兵追逐，几乎给他追上，以闻边警而返师，后来撒乌耳听见达味在恒革狄旷野，又率兵三千来追，达味藏身于“野山羊岩石”的洞中，撒乌耳也进了那洞，若非洞中光线黑暗，则必被他发见了（《撒慕尔记》上廿三、廿四两章）。“据于葵藜”，旧经也无明文，不过古代犹太旷野和深山蒺藜特盛，我可以在旧经里寻出一大串例子来。达味既窜身山野，则据蒺藜是很自然的事。“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则指达味娶纳巴耳的寡妇为妻，居于漆刻拉格。他自培肋协特被谗回来，其地已先遭土匪侵袭，仅睹焚余之空城，妻子都被掳去，不能见面，乃与其部下放声大哭，直至声嘶力竭而后罢（同书廿九、三十两章）。

为什么《易经》与《圣经》关系特别密切？理由是不易说明的。也许希伯来民族的史书归祭司掌管，中国古代的史官也杂于巫祝之间，为其性质相同，所以当然将传来的旧经文句混到卜筮上去了。这些零碎文句在《易经》里是毫无意义，但若和《旧约》合观，却可以看出意义来，若说两者毫无关系，是很难相信的。不过这中间或者还有别的原因，现在既未找出，只有姑置不论。

中国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素有“礼仪之邦”之称，中国人也以其彬彬有礼的风貌而著称于世。礼仪文明作 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起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其内容十分丰富。礼仪所涉 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几乎渗透于古代社会的各个方面。

中国古代的“礼”和“仪”，实际是两上不同的概念。“礼”是制度、规则和一种社会意识观念；“仪” 是“礼”的具体表现形式，它是依据“礼”的规定和内容，形成的一套系统而完整的程序。

在中国古代，礼仪是为了适应当时社会需要，从宗族制度、贵贱等级关系中衍生出来，因而带有产生它的 那个时代的特点及局限性。

时至今日，现代的礼仪与古代的礼仪已有很大差别，我们必须舍弃那些为剥削阶级 服务的礼仪规范，着重选取对今天仍有积极、普遍意义的传统文明礼仪，如尊老敬贤、仪尚适宜、礼貌待人、 容仪有整等，加以改造与承传。这对于修养良好个人素质，协调和谐人际关系，塑造文明的社会风气，进行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现代价值。

现试分述如下：

一、尊老敬贤

我国自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人际的政治伦理关系均以氏族、家庭的血缘关系为纽带，故此在家庭里面尊 从祖上，在社会上尊敬长辈。由于中国古代社会推崇礼治和仁政，敬贤已成为一种历史的要求。

孟子说：“养老尊贤，俊杰在位，则有庆”（注：《孟子·告子下》）。“庆”就是赏赐。古代这种传统 礼仪，对于形成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以及有序和谐的伦理关系，不管过去和现代，都起着重要作用。

说到尊老，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大特色。古代的敬老，并不是只停留在思想观念和说教上，也并不仅 止于普通百姓的生活之中。从君主、士族到整个官绅阶层，都在身体力行，并且形成一套敬老的规矩和养老的 礼制。

《礼记》记载：“古之道，五十不为甸徒，颁禽隆诸长者”（注：《礼记·祭义》）。就是说，五十岁以 上的老人不必亲往打猎，但在分配猎物时要得到优厚的一份。一些古籍，对于同长者说话时的声量，也作了明 确的要求。如《养蒙便读》说：“侍于亲长，声容易肃，勿因琐事，大声呼叱”（注：《养蒙便读·言语》） 。《弟子规》又说：“低不闻，却非宜”。

总之，上至君王贵族，下达庶人百姓，都要遵循一定的规矩，用各种方式表达对老者、长者的孝敬之意， 作为衡量一个人是否有修养的重要标志。

任何形态的社会，都需要尊敬老人。不仅因为老人阅历深，见闻广，经验多，劳动时间长，对社会贡献大 ，理应受到尊敬；同时，他们在体力和精神上较差，需要青年人的体贴、照顾和帮助。作为一个有礼貌的现代 青年，对长者和老人，应该做到：路遇主动谦让，乘车主动让座，在商店、戏院等公共场所，应尽量考虑到为 老人创造方便条件。

关于敬贤，三国时候有个典故，叫“三顾茅庐”。说的是刘备仰慕诸葛亮的才能，要请他帮助自己打天下 ，便不厌其烦地亲自到诸葛亮居住的草房请他出山。一而再，再而三，诸葛亮才答应。从此，诸葛亮的雄才大 略得以充分发挥，为刘备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纵观中国古代历史，历来有作为的君主，大多非常重视尊贤用贤，视之为国家安危的决定因素。平时不敬 贤，到了紧急关头，贤才就不会为国分忧。不是贤才不为国家着想，而是国家缓贤忘士，如此“而能经其国存 者，未曾有也”（注：《墨子·亲士》）。

今天我们提倡发扬古代“敬贤之礼”，须赋予现代新人才观的内容，就是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当今社会，各种竞争越来越激烈。种种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大至国家民族，小到公司企业，要 在激烈的竞争中保持优势地位，都必须拥有强大的人才队伍。只有从思想观念到具体行动上尊重、爱护人才， 使全社会形成一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环境，形成足够强大的人才队伍，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二、仪尚适宜

中华民族素来注重通过适合的形式，表达人们内心丰富的情感。遇到重大节日和发生重要事件，多有约定 俗成的仪矩。如获得丰收，要欢歌庆贺；遭到灾祸，要祈求神灵保佑。久而久之，就形成许多节庆及礼仪形式 ，如春节、元宵、中秋、重阳等等，几乎每个节日，都有特定的礼俗。

在古代，婚、丧和节庆等活动是作为社会生活中的大事来对待的，其礼仪规定得格外详尽而周密，从服饰 、器皿到规格、程序和举止的方位，都有具体的规定。

今天，我们要保持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的礼仪文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贵在适宜。即如二程所主张：“ 奢自文生，文过则为奢，不足则为俭”（注：《二程集》程氏外书卷六）。可见，仪式的规模在于得当，适当 的文饰是必要的，但文饰过当就会造成奢侈浪费，偏离礼规的要求；而过于吝啬，妨碍到仪式的实行也是不得 体的。古人这种见解非常精辟，对我们今天举行各种仪式具有指导作用。

在当今的社会活动中，举行各种仪式仍然是不可缺少的。公司开张、儿女婚嫁，各种节庆活动，都有不同 的仪式。我们要把握好各种仪式的规模，就必须掌握好适度的原则，要使必要的仪矩同现代文明相结合，相关 的活动既隆重其事，又不至于华而不实。我们尤其要反对那种借婚丧庆典之机，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的现象； 反对那种认为仪式越隆重越好，越豪华越合乎礼规的做法。如：当今不少新婚夫妻为使婚礼够排场，摆阔气， 互相攀比，搞到债台高筑，造成巨大浪费。甚至有些领导干部不顾影响，为子女以权谋私，收受大宗贺礼，助 长奢靡之风。这既不符合我们优良传统，又不符合我们的国情、民情。

三、礼貌待人

任何一个文明社会，任何一个文明民族，人们总是十分注重文明礼貌。因为礼貌是人类社会据以促进人际 交往友好和谐的道德规范之一，是构建起与他人和睦相处的桥梁。它标志着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序，反映一个民 族的精神面貌。中华民族历来就非常重视遵循礼规，礼貌待人。其中许多耐人寻味的经验之淡，无论过去和现 在，都给人以启迪。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与人为善

与人相处，为善当先。而这个“善”，应是出自内心的诚意，是诚于中而形于外，而不是巧言令色和徒具 形式的繁文缛节。《礼记》说：“夫礼者，自卑而尊人”（注：《礼记·曲礼上》）。如果表面上恭敬热情， 而内心虚伪，或是仅仅内心尊敬，而毫无表情，都是不够的。应该表里一致，才能从根本上消除人与人之间的 隔阂、摩擦，进而互敬互爱，友好相处。

尊重他人，就要平等待人，不分贵贱等级，一视同仁。如果只对上层人士献其礼敬，以财势取人，以利益 交人，其实是小人所为。《论语·子罕》载：孔子看见穿丧服、戴礼帽穿礼服的人和盲人。相见时，即使这些 人年轻，孔子必定站起来。行过别人面前时，一定快步走过，以示敬意。

古人敬人的方法，也有值得借鉴的地方。首先要尊重他人的意愿，体谅别人的需要和禁忌，不能强人所难 。不苛求别人做不能做的事，不强求别人接受不喜欢的东西。古人说：“不责人所不及，不强人所不能，不苦 人所不好”（注：《文中子·魏相》）。“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注：《论语·颜渊》）”，就是这个意思。 在与人交往中，幽默与善意的玩笑往往给人带来轻松愉快，但决不可戏弄取乐。如果拿别人姓名为笑料，或给 人起不雅的绰号，都是十分不敬的。南北朝时颜之推就曾对此种不敬气愤而言：“今世愚人，遂以相戏。或相 指名为豚犊者，有识旁观，犹欲掩耳，况当之者乎”。

（二）礼尚往来

礼尚往来，是礼貌待人的一条重要准则。就是说，接受别人的好意，必须报以同样的礼敬。这样，人际交 往才能平等友好地在一种良性循环中持续下去。因此，《礼记》说：“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 往，亦非礼也”（注：《礼记·曲礼上》）。

对于受恩者来说，应该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在古人眼中，没有比忘恩负义更伤仁德。孔子说：“以德报 德，则民有所劝”；“以怨报德，则刑戮之民也（注：《礼记·表记》）。可见，“以德报德”，有恩必报， 是待人接物的基本道德修养。当然，往来之礼，也该适度。送礼的本意，在于表达敬意答射之意，所谓礼轻意 重，并非越多越好。正如《庄子·山木》篇说所说：“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亲，小人 甘以绝。彼无故以合者，则无故以离”。

四、容仪有整

一个人的仪表、仪态，是其修养、文明程度的表现。古人认为，举止庄重，进退有礼，执事谨敬，文质彬 彬，不仅能够保持个人的尊严，还有助于进德修业。古代思想家曾经拿禽兽的皮毛与人的仪表仪态相比较，禽 兽没有了皮毛，就不能为禽兽；人失去仪礼，也就是不成为人了。

古人对仪表的要求，不免过于繁琐。其中最重要的，有如下三个方面。

（一）衣着容貌：《弟子规》要求：“冠必正，纽必结，袜与履，俱紧切”。这些规范，对现代人来说， 仍是必要的。帽正纽结，鞋袜紧切，是仪表类观的基本要求。如果一个人衣冠不整，鞋袜不正，往往会使人产 生反感甚至恶心，有谁会亲近这样的人呢。当然，衣着打扮，必须适合自己的职业、年龄、生理特征、相处的 环境和交往对象的生活习俗，进行得体大方的选择。浓妆艳抹，矫揉造作，只会适得其反。

（二）行为举止：孔子说：“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注：《论语·学而》）。这是因为，只有庄 重才有威严。否则，即使学习了，也不能巩固。具体说来，要求做到“站如松，坐如钟，行如风，卧如弓”， 就是站要正，坐要稳，行动利索，侧身而睡。在公众场合举止不可轻浮，不可亵，应该庄重、谨慎而又从容， 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注：《论语·颜渊》），处处合乎礼仪规范。

（三）言语辞令：语言是人们思想、情操和文化修养的一面镜子。古人所谓“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 （注：《易·乾文》）。将诚恳地修饰言辞看成是立业的根基，有一定的道理。

并且要“言必信，行必果”（ 注：《论语·子路》）。巧言令色的人，是不可能取信于人的。其次是慎言。古人说，上天生人，于舌头上下 两排牙齿紧密围裹，又在外面包一层厚厚的嘴唇，就是要人们说话一定要谨慎。当然古人并是要求人们少言语 ，而是说话要视具体情况，当说则说，当默则默。孔子说：“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 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注：《论语·卫灵公》）。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1、牙刷

清洁牙齿上碎屑的方法已经存在许久，但古埃及人发明了第一个有专门记载的维护口腔健康的牙膏。在一些古埃及的墓室中甚至发现了牙膏，其中包括一个一端已磨损的树枝。

2、玻璃

虽然在世界各地都可以找到自然形成的玻璃，但证实人类第一次创造和使用玻璃工艺品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500年，在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中主要以小玻璃球的形态呈现。

3、外科手术

去查看古埃及人医学记载中的新发明，会发现他们是最早使用外科手术工具的文明社会的凭证。这些工具在被称为“宫廷医生和国王秘密的守护者”的埃及医生Qar的墓穴中被发现。紧挨着Qar的头的是几件青铜制手术工具，每个上面都有孔，似乎是为了能够把它们挂在钩子上。

当然，鉴于古埃及人有记载他们的方法和步骤，我们还可以看到外科手术记录。他们详细说明了囊肿和肿瘤的切除，但更大的外科手术实施即使在今天也是没有过的。鉴于在早期人们的生物性研究和麻醉剂是非常匮乏的，所以这件事就不难想象了。

4、假发

古埃及人也会遇到一些小小的困境。太阳的炽热使他们不喜欢满头茂密的头发，但是因为太阳晒烤头皮和个人时尚的原因他们又不想变成秃头。所以他们需要一个不像正常头发一样吸收热量，但看起来却很好看的临时性头发。最终答案当然就是假发。

驱散一定热量并不是古埃及人戴假发的唯一原因。它还能够预防头虱的叮咬。就假发的制做来说，权贵人士可以穿戴自己或他人的真发制做成的假发。

5、数学

古埃及人在数学方面是很了不起的。有关几何的最早记录是源自古埃及，他们的几何学者被称为“几何之父（arpedonapti）”。这些学者使用绳索测量土地的面积，并最终将这种知识传播到希腊。

古埃及人还制定了能够有效进行乘法和除法的方法。虽然我们有各种不同的方法来进行计算，但古埃及人使用了一种更为有效的计算方法，其中涉及了倍增数，而且在现代计算机的运作中我们仍在使用这种方法。上面的视频详细的说明了计算机和古埃及人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

古埃及人还发明了基本分数。分子是1（称为“单位分数”），和更为复杂的分数（如“4/7”）则通过增加几个单位分数来体现。

一，科技方面，中国的四大发明推动了世界的进步，近代化的开端，新航路的开辟，离不开指南针；思想解放，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离不开造纸和印刷；而火药又成为砸碎封建城堡的利器。

二，文化方面，隋唐时中外交往空前频繁，周边国家大多仿效中国的各项制度，特别是日本，派来大量留学生、流血僧，一大批日本学者回国后在日本发动了大化改新，是日本进入封建社会，中国文化圈也在这时形成。启蒙运动中，法国伏尔泰便利用了中国儒家思想。

三，交通方面，路上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连接了亚欧，促进了各地的交流。四大发明除火药是元朝军队带去的其它都是经丝绸之路传过去的。

四，经济方面，虽然封建经济的特点是自给自足，但是不能说中国古代对世界经济是没有积极影响的。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水稻的国家，水稻种植的传播极大促进了其他地区农业的发展，养活了更多的人口。

五，对外交往，郑和下西洋时倡导：不欺寡、不凌弱、友好相处、共享太平。维亚非国家间的交往确立了不成文的准则，对后世影响深远。（见高中古代史）

其实中国对世界的贡献还有很多，不胜枚举，在这里只选了我认为比较重要的。

四大文明古国创造的科学技术成就，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它们有着众多的相同点和差异。它们都起源大河流域，这些地方自然地理条件都比较优越，尤其是河流提供了肥沃的冲积平原和有利的灌溉条件，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从而在此基础上发展了其它科学技术，创造出伟大的古老文明。同时，它们的科学技术都产生于社会实践，属于同一类型，即青铜时代的农业实践模式。这使它们的科学技术在许多方面都有着共同的地方，在许多方面都获得了辉煌的成就。但由于生产实践的差异，它们科学技术仍有许多差异。埃及由于尼罗河泛滥后重新丈量土地的需要，对几何学比较重视，同时人们为了保存尸体，其医学也比较发达，金字塔也体现了其工程学的伟大成就；巴比伦则因为农业生产依靠天文历法，因此其天文历法比较发达，算术成就也非常突出；印度则受宗教影响较大，其医学比较发达，而且人们重视纯粹的思辩，佛教是世界上哲学水平最高的宗教。我们中国人的祖先在实践基础上，创造了发达的手工业，积累了丰富的理论成果，却没有或者很少受宗教思想的支配和渗透。从下表我们可以看出四大文明古国科学技术成就的对比情况：（见表） 

四大文明古国都曾经取得了辉煌的科学技术成就，它们的科技成就远播世界各地，长期以来，为人类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尤其是传到了希腊和地中海沿岸以后，在那里又创造出了更加辉煌的科技文明，不仅如此，它们的许多科技成就到今天还为世人所熟悉，并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如埃及的金字塔，巴比伦的星期制，印度的佛教，中国的陶器，丝绸和针灸术等。因此可以说，现代科技文明是建立在四大文明古国的科技文明和基础之上的。四大文明古国的科技成就光耀古今，永垂不朽！ 

①《汉谟拉比法典》中有许多关于科技的论述，是古代巴比伦科技成就的体现。 

②哲学为社会科学，但建立在自然科学基础之上，对科学技术影响很大。 

但它们毕竟都建立在农业自然经济的基础上，是农业文明的代表，随着社会经济的逐步发展，欧洲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商品经济迅速出现，而四大文明古国的农业文明却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在18世纪以后不约而同的落后于西方的资本主义文明。当然，四大文明古国的衰落还有许多历史原因，如宗教的影响，外族的入侵等等。了解祖先所创造出的伟大科技成就，反思世界科技发展的历程，认识发明创造的规律，从而更加自觉地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为民族和人类的进步与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是我们今天义不容辞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