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照（1691年—1745年），字得天，号泾南、天瓶居士，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

史称“性颖敏，博学多识，精通音律”，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进士，五十四年（1715年）入直南书房，官至刑部尚书，因罪免职，乾隆七年（1742年）复官，乾隆十年（1745年）正月，奔父丧而卒于路上，卒年五十五，追封太子太保、吏部尚书，谥文敏。工书法，初从董其昌，擅长行楷书，精于“馆阁体”，曾书范仲淹“岳阳楼记”。吴德旋《初月楼论书随笔》称其：“书名最烜赫，其笔力沈鸷，洵足追步香光，而气韵远不逮矣。”著《天瓶斋书画题跋》、《得天居士集》等书。

乔大壮（1892年1月16日—1948年7月3日），原名曾劬，字大壮，以字行，号波外居士。成都华阳人。

先代自浙江绍兴迁蜀，书香门第，祖父乔茂萱在清朝有声望，曾为戊戌六君子收尸。少年游学京师，入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博究经史诗文，复入译学馆，通法文，导师辜鸿铭称他是通才。旁及佛典，善作诗，书法早年学习虞世南，篆刻以秦、汉为法。尤工倚声，唐圭璋誉之为“一代词坛飞将”。

1915年任教育部图书审定处专员。1927年赴南昌任周恩来秘书。1935年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后任重庆中央大学师范学院词学教授、国民政府经济部秘书、军训部参议、监察院参事。1947年因台湾大学文学院中文系主任许寿裳之荐，任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1948年2月19日许寿裳在台北被害，继任系主任，因拒绝镇压学生运动被辞退，遂返回南京。不久因目睹许寿裳惨死，深受刺激，同年7月3日在苏州枫桥投水自尽。著有《波外乐章》、《波外楼诗集》、《乔大壮印集》、《乔大壮书法集》。黄墨谷辑《乔大壮先生手批周邦彦〈片玉词〉》等。

刁戴高，清朝书法家，学者。擅绘画，工诗词，通韵律。字共辰，号约山，浙江慈溪人。少时以诗书名，后多病，有足疾，常坐卧一榻，吟诗习书。法颜体柳体，擅写榜书，笔力雄健。生前求书者络绎不绝，拒不为名人显贵署名，曰：“吾书五尺童子望而识之，奈何俾捉刀乎。”

丁传靖（1870年—1930年），字修甫，号暗公，别署沧桑词客、贪嗔痴阿罗汉、招隐行脚僧。江苏丹徒人。清代书法家。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副贡，陈宝琛荐为礼学馆纂修，后寓居津门。工书法，不订润例，求字者洛绎不绝。著有《闻公诗存》、《宋人轶事汇编》等。《中国书法大辞典》有传。

范骧（1608年～1675年），字文白，号默庵。海宁人。

明朝贡生，善书法。家贫，著述不辍。清初举贤良方正，坚辞不就。因庄廷鑨明史案被逮捕，后与查继佐、陆圻等无罪开释。有《点庵集》、《昭代尺牍小传》。

黄易（1744年—1802年），字大易、大业，号小松、秋庵、秋影庵主、莲宗弟子、散花滩人等，浙江仁和（今浙江杭州）人。清朝篆刻家，书法家。师事丁敬，与之合称“丁黄派”。西泠八家之一，人们一般习惯把丁敬、蒋仁、黄易、奚冈四个人称为前四家。篆刻较丁敬又有创新，有“蒋仁尚拙，黄易尚巧”之说。他的“小心落墨、大胆奏刀”，深得个中三昧。著有《小蓬莱阁金石文字》《秋影庵主印谱》。书法最精隶书，结体参钟鼎法，颇古雅。

孔继涑（1727年－1791年），字信夫，号谷园，别号葭谷居士，山东曲阜人。孔传铎第五子，孔继汾之弟，孔子六十九代孙。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举人，候补中书。工书法，为张照女婿，在“玉虹楼”上苦练12年，得其笔法，后学宋代“四大家”，造诣颇深。刻有《玉虹楼帖》、《玉虹鉴真帖》、《玉虹鉴真续帖》、《谷园摹古法帖》、《国朝名人法帖》等。继涑是七十一代衍圣公孔昭焕的叔祖，昭焕不满继涑插手府务，以“房屋越制”、“妄图篡位”的罪名，将他逐出家族。死后葬在曲阜城西的大柳村前。

梁巘（？—1785年），字闻山，号松斋，又号断砚斋主人，安徽亳州（今毫县）人。清代书法家。

生于书香世家，曾祖父粱继宗、祖父梁尔禄、父亲粱接孟。初为咸安宫教习，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举人，官至四川巴县知县。晚年辞官，主讲于寿春书院。工书法，初学李邕，与孔继涑称“南梁北孔”，与梁同书、梁国治有三梁之称。殁后葬于十九里集南一里半杜庄村后。著有《评书帖》、《论画笔记》。

梁国治（1723年～1786年），字阶平，号瑶峰、丰山，会稽中塘中塘梁巷村（今属上虞）人。清代书法家。

父梁文标，当过刑部司狱，有惠政。国治自幼颖悟，乾隆六年（1741年）中举，乾隆十三年（1748年）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二十一年（1756年）授广东乡试正考官，隔年接任广东道员，二十五年（1760年）署粮驿道，三十八年，还京，官至东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工书法，自谓在谢太傅、张曲江之间。洪亮吉谓之堆墨书。时人将他与钱塘梁同书、毫州梁巘并称“书坛三梁”。卒时加封太子太保，谥文定。著有《敬思堂文集》。

梁同书（1723年—1815年），字符颖，号山舟，晚号不翁，九十以后号新吾长翁。钱塘（令浙江杭州）人。清代书法家。

生于清雍正元年，其父大学士梁诗正曾奉敕编《三希堂法帖》。乾隆十二年（1747年）中举人，乾隆十七年（1752年）特赐进士，官侍讲。自幼接触书法，能写擘窠书，工于楷、行书，初学颜真卿、柳公权，中年取法米芾，以后融汇贯通，与刘墉、翁方纲、王文治并称清代四大家，又与梁巘、梁国治并称三梁。同书善于鉴别前人手迹，过眼即判其真伪。嘉庆四年（1799年）以77岁高龄仍能节录宋代胡仔《苕溪渔隐丛话》，钱泳《履园丛话》曰：“侍讲早年书宗赵、董，惟自壮至老，笔笔自运，不屑依傍古人，故所书全无帖意。” 嘉庆十二年（1807年）复出为官，不久以足疾告归。卒于嘉庆二十年。著有《频罗庵遗集》。

梁诗正（1697年—1763年），钱塘人，文泓侄，字养仲，号芗林。清代书法家。

父梁文濂，叔父梁文泓。五岁始能言，长于文学，同杭世骏、陈兆等六人结“月课诗社”，雍正八年（1730年）探花，乾隆时历任礼、刑、户、吏部侍郎，官至东阁大学士，执掌翰林院，常随乾隆出巡。工书法，初学柳公权，继参赵孟頫、文征明，晚年师颜真卿、李邕，编历代名家书法真迹《三希堂法帖》。受命撰《唐宋诗醇》。十二年选入上书房。病逝时家无子侄，许多财物被窃。赠太传，谥文庄。其子梁同书亦是书法大家。

梅调鼎（1839年-1906年），字友竹，号赧翁，浙江慈溪人，清末书法家、画家。其书法博采众长而又独树一帜。幼学颜体，几可乱真。行草宗法二王。中年学欧阳询，晚年潜心研习魏碑书法。梅调鼎长年在上海、宁波二地做账房先生，家中清贫。其书法对海派书法影响很大，并开创了近代浙东书风。

沈景修（1835年－1899年）字蒙叔，号汲氏，晚号寒柯，清季浙江秀水（嘉兴）人。

同治四年（1865年）拔贡，为分水教谕。善书法，得杨少师（杨凝式）《韭花帖》真传。偶写花卉，效法悲盦。当时与海上画派任伯年、舒浩等关系密切。[1]有子沈庚藻。

沈道宽，1772年-1853年，清朝书法家、画家，字栗仲，浙江鄞县（今宁波）人，先世居于鄞县，后来入籍大兴（今北京市）。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进士及第，曾在湖南省的酃县、桃源做知县。工于书法，擅长画山水画。享年八十二岁。

王文治（1730年—1802年），字禹卿，号梦楼，丹徒（今江苏省镇江市）人。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探花，官至翰林院编修、侍读，后又任云南姚安（今云南建水县）知府，罢归，遂绝意仕途，而与姚鼐等文人墨客交游。王文治工诗文，善书法，工书法，以行草尤擅胜场，能得董其昌神髓，时称“淡墨探花”，“谈墨翰林”。姚鼐《惜抱轩集》说他努力习书，到达“遗得丧，忘寒暑，穷昼夜”的地步。与刘墉、翁方纲、梁同书齐名，合称四大家，时谚称：“天下三梁（梁同书、梁国治、梁诗正），不及江南一王。”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出使琉球。中年以后笃信佛教，长年吃斋，“尝自言：吾诗字皆禅理也”[1]。著有《梦楼诗集》、《论书绝句三十首》等。

吴大澄（1835年—1902年），字止敬，又字清卿，号恒轩，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清代学者、金石学家、书画家。

同治七年（1868年）进士，历任编修、河北道、太仆寺卿、左副都御史，光绪十二年（1886年）擢广东巡抚。光绪十四年署河南山东河道总督，修黄河水患，用水泥砌筑砖石坝，加固“郑州十堡”工程。光绪十五年（1889年）请用新法测绘黄河图，光绪帝命名《御览三省黄河全图》。光绪十八年（1892年）授湖南巡抚。光绪二十年（1894年）因中日甲午战争战败，罢归。

吴善画山水、花卉，尤精于篆书，少从陈硕甫学篆，书法酷似李阳冰，后受杨沂孙启发，结合小篆与金文，自成一家。作品有《恪斋集古录》、《古字说》、《权衡度量考》、《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等。

杨宾（1650年—1720年），字可师，号耕夫，别号大瓢山人、小铁，人称“杨大瓢”。浙江山阴（今绍兴）人。清朝书法家、旅行家。

少年颖悟，精通《汉书》和杜诗，八岁能作擘窠书（榜书、泛指大字），工书法，清梁巘《评书帖》称：“杨宾得执笔法，学右军、长公（苏轼），圆韵自然。”其父杨越在浙东通海案因掩护钱缵曾幼子获罪，康熙元年（1662年）与夫人范氏被流放到宁古塔。当时杨宾年仅13岁，领5岁弟杨宝（杨实）与两个妹妹去上海县投奔叔父崇名镇右协右营都司杨懋经。八年后，叔父病故，宾等归山阴。康熙十四年（1675年）成婚于苏州。康熙十七年，清廷开博学宏词科，巡抚张鹏翀预荐杨宾。拒不应试。出游山西、安徽、浙江、贵州、福建等地。

康熙二十八年春，康熙南巡，杨宾率弟泣请代父戍边，不准。后来杨宾为探望父亲，取道柳条边，经船厂（今吉林市），“触石破颅，血流数升而死，死半日乃复苏”，来到宁古塔，一路上游览凭吊，常向老兵退卒询访遗闻逸事，将东北沿途所闻所见，撰成《柳边纪略》一书。康熙三十年（1691年），杨越竟卒戍所，不许归葬。杨宾四处奔走，跪泣衙门陈情达455天，纳贿于侍卫内大臣索额图门下，乃准返葬，其母范氏“悉散家财，单车就道”，而“土汉送者，哭声填路”。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病逝，葬于苏州。著有《金石源流》、《大瓢偶笔》、《晞发堂诗文集》、《大瓢先生杂文残稿》、《塞外诗》、《藩镇考》、《日富编》、《客舍钞存》、《游西山诗》等。

杨沂孙（1813年—1881年），字泳春，号子舆，晚署豪叟，中国江苏常熟城区人。中国清代书法家。

少从李兆洛学，精于《管子》、《庄子》。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举人，官至安徽凤阳知府。杨以篆书著称于世，尤爱“篆籀之学”，初学怀宁邓石如，后吸收金文、石鼓文、汉碑篆书，遂自成一格，直追唐人李阳冰；马宗霍《霋岳楼笔谈》评其篆书：“濠叟篆书，功力甚勤，规矩并备，所乏者韵耳”。《七言联》为晚年作品。著作有《管子今编》、《庄子正读》、《文字说解问伪》、《在昔篇》、《观濠居士集》等。

沈荃（1624年—1684年），字贞蕤，号绎堂，别号充斋。清朝江南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

生平顺治九年（1652年）探花，官至翰林院侍读学士。工书法，学董其昌、米芾字体，入直南书房，为康熙所器重，康熙曾对李光地说：“ 朕初学书，宗敬（沈宗敬）之父荃实侍，屡指陈得失，至今每作书，未尝不思荃之勤也。”代表作有《行书如天马赋轴》，又擅长画花鸟、走兽，形象逼真。康熙二十三年卒于官。著有《充斋集》。

魏晋：王羲之--兰亭序（天下第一行书）、快雪时晴贴、姨母贴

王献之--中秋贴

王珣---伯远贴

唐宋：褚遂良--雁塔圣教序碑

张旭--郎 官石柱记序

怀素--自叙贴

颜真卿--颜勤礼碑、颜家庙碑、祭侄稿（天下第二行书）

柳公权--玄秘塔碑、神策军纪圣功德碑

黄庭坚--松风阁、苏轼寒食诗跋

苏轼--黄州寒食诗帖、新岁展庆帖

米芾--蜀素帖、珊瑚帖

蔡襄--万安桥记、澄心堂帖

赵佶--淳化阁帖

元、明、清：

赵孟頫--胆巴碑、湖州妙严寺记

文徵明--前后赤壁赋

董其昌--三世诰命

刘墉--临米芾诗帖

邓石如--语摘

古代书法家的作品有：

1、《兰亭序》（又名：《兰亭集序》《兰亭宴集序》）是东晋代书法家王羲之撰文集序，是东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三日，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四十一位军政高官，在山阴（今浙江绍兴）兰亭“修禊”，会上各人做诗，王羲之为他们的诗写的序文手稿。‍

2、《鸭头丸帖》是东晋书法家王献之写在绢上的一件优秀草书作品，唐代摹本，共有两行15字，现藏于上海博物馆。这幅作品运笔非常熟练，笔画劲利灵动，风神散逸。

3、《多宝塔碑》全称为《大唐西京千福寺多宝佛塔感应碑》，是唐天宝十一年（752年）由当时的文人岑勋撰文、书法家徐浩题、书法家颜真卿书丹、碑刻家史华刻石而成，是楷书书法作品。

4、《洛神赋十三行》，简称《洛神赋》，东晋王献之的小楷书法代表作，原来的墨迹写在麻笺上，内容为三国时期魏国著名文学家曹植的著名文章《洛神赋》，但流传到唐宋时代就已经残损并亡佚了。

5、《中秋帖》，又名《十二月帖》，传为东晋书法家王献之创作的草书书法作品，纸本手卷，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中秋帖》是著名的古代书法作品，曾被清高宗弘历（乾隆皇帝）誉为“三希”之一，意即稀世珍宝。

1书道中兴编辑

清代历二百六十余载，在中国书法史上是书道中兴的一代。清代初年，统治阶级采取了一系列稳定政治，发展经济文化的措施，故书法得以弘扬。明末遗民有些出仕从清，有些遁迹山林创造出各有特色的书法作品。顺治喜临黄庭，遗教二经；康熙推崇董其昌书，书风一时尽崇董书，这一时期，惟傅山和王铎能独标风格，另辟蹊径；乾隆时，尤重赵孟頫行楷书，空前宏伟的集帖《三希堂法帖》刻成，内府收藏的大量书迹珍品著录于《石渠宝笈》中，帖学至乾隆时期达到极盛，出现一批取法帖学的大家，如乾隆、嘉庆年间的刘墉。

至清中期，古代的吉书、贞石、碑版大量出土，兴起了金石学。嘉庆、道光时期，帖学已入穷途，当时

清代书法

的集大成者有刘墉，邓石如开创了碑学之宗，阮元和包世臣总结了书坛创作的经验和理论。咸丰后至清末，碑学尤为昌盛。前后有康有为、伊秉绶、吴熙载、何绍基、杨沂孙、张裕钊、赵之谦、吴昌硕等大师成功地完成了变革创新，至此碑学书派迅速发展，影响所及直至当代。纵观清代260余年，书法由继承、变革到创新，挽回了宋代以后江河日下的颓势，其成就可与汉唐并驾，各种字体都有一批造诣卓著的大家，可以说是书法的中兴时期[1] 。

2客观原因编辑

从清代书法发展情况，可以看到清代书法发展进程中碑学和帖学的竞争和消长。碑学的兴起在清代是有客观原因的：第一，清代知识分子为了避免文网，走上金石考据的治学道路，而这时汉、魏、南北朝碑刻不断出土，人们除了证经考史之助外，碑刻上的文字也为书法提供崭新的资料，使书法家的眼界顿为开扩；另一方面书写篆、隶需要字字有来历，清代文字学的成就为书法艺术提供了基础，所以清代许多书法家同时又是金石学家。第二，篆刻艺术的发展，也给书法艺术的创新提供了条件。清代书法家多善治印，能将凝练苍朴的金石趣味运用到书法创作中去，使书法有了金石气，这些都是隋唐以来书法艺术中所不曾有的。第三，文人画的发展使得绘画的书法化更为浓厚。所以清代书法无论是用笔、用墨，以至章法都有所创新[1] 。

3顺治康熙年间编辑

清代前期，国势初平，百废待兴，尚无力过多关心书法，因此这时期基本上延续的是晚明书风，大体可以看作三线发展：一是晚明行草书风的新发展，二是传统书风，三是篆隶初兴。

(一)延续晚明行草新书风的主要人物：王铎、傅山、朱耷、许友等

这些书家，多数对晚明时期的行草新书风有切身的体会，有的(如王铎)本身就是其中的主将；有的(如傅山)虽然主要生活在清初，但是国破家亡的伤痛，也使他们无法在一种悠游清和的心境下从事艺术创作，因而对晚明新风有热切的推崇[2] 。

王铎

行书

王铎(1592～1652)，字觉斯，一字觉之，号嵩樵、十樵、石樵、痴庵、东皋长、痴庵道人、雪山道人、二室山人、白雪道人、云岩漫士、嵩淙道人、雷塘渔隐、兰台外史、烟潭渔叟、痴仙道人等，洛阳孟津(今河南孟津)人，生于明万历二十年，明天启二年(1622)进士，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又为南明小朝廷的东阁大学士。1645年南京被破降清，顺治间官授礼部尚书，加太子太保，享年61岁。

王铎学书推重古典，特别强调“宗晋”，认为“书未宗晋，终入野道”(《观宋拓淳化帖》)。他一生坚持一种学习方法，“一日临书一日应索请”，始终让自己的艺术创作保持与古典之间不间断的交流，所以传世临帖作品极多。但他的临帖，常常大量掺入自己的意思加以改造，有些作品明显是根据记忆而背临的，因而有时其实就是一种自我的创造。同晚明的很多书家一样，他在世时就将自己的一些作品刊刻成帖，汇集成书，其中著名的有《拟山园帖》、《琅华馆真迹帖》等。这种做法，大大提高了他的影响力。

王铎楷书，主要渊源是唐，特别是颜柳两家，但是不追求结构的工稳，而独取其生拗古拙的一面，尤其爱用异体字、古体字以增强作品的历史感，因而气息古朴拗峭，在明末清初的楷书中别出一格。

他最有影响的是行草书，晋唐宋兼综，融汇极广泛，又有自己的鲜明特色。行书深得《集王圣教》和米芾的精神，在大幅式上纵横驰骋，创造了独特的形式和意味。其书点划粗者，重似千钧；细者既如游丝，也筋力坚韧；有时用涨墨法，形成浓重的墨块，宛如巨石，得厚重之致。结构茂密雄放，或紧结蹙缩，或开拓纵逸，跌宕多姿，无不如意。

他的草书点划与使转兼重，顿挫转折，用意精到，因此脉络清晰，但又绝不安排，总能以意驱笔、因字造型，故浓淡枯湿、随手生发，疾迟衄挫、取次相从，大小、欹正、展蹙、依倚、起伏，无不能顺势调整，宛如宿构。

王铎行草的章法极有特色，倪后瞻说他“以力为主，淋漓满志，所谓能解章法者也”。一般行距大、字距紧，行内因笔法和字形的复杂多变而呈现跌宕起伏的变化，如蜿蜒巨龙腾飞纸上，神妙夭矫，不可端倪，有气贯长虹之势，无轻媚流滑之弊，古韵今情，和合一体，令人目眩神驰、胸豁气畅，开行草书的一种新境界。

王铎书法的这种境界，得到了后人的大力推崇。倪后瞻指出：“北京及山东、西、秦、豫五省凡学书者，以为宗主。”吴德旋《初月楼论书随笔》说：“明自嘉靖以后，士夫书无不可观，以不习俗书故也。张果亭、王觉斯人品颓丧，而作字居然有北宋大家之风，岂得以其人废之。”近代以来，更是驰名中外，日本人甚至推许为胜过王羲之，虽是过誉，但是可见他的影响[2] 。

傅山

草书

傅山(1607～1684)，原名鼎臣，字青竹，后改名山，字青主，一字仲仁，号侨山、啬庐、公之它、真山、浊翁、石道人、老檗禅、侨黄老人、朱衣道人等，山西阳曲(今太原)人。他生性刚烈耿介，有义士之称。虽自幼聪颖博学，但却在晚明屡试不第。明亡后，曾秘密参与反清活动被捕，获救后隐居不出。康熙十八年(1679)开博学鸿词科网罗各地硕儒，他被当地政府强行送往北京，却坚辞不入，终未应举。其终于旧朝的行为虽有历史局限，但刚直不阿的气节还是为后人所称颂的。他还是清初的重要学者，对先秦诸子的研究在清代学术史上有重要地位，同时长于医术，尤精妇科。学问道德都为当时所重。

傅山工书，与其为人一样，反对矫饰造作，“不信时，但于落笔时先萌一意，我要使此何如一势。及成字后，与意之结构全乖，亦可知此中天倪，造作不得矣”(《字训》)，尤其不喜赵孟頫一路优美妍媚的风格，而崇尚拙朴率真的书风，有谓“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率真毋安排”(《作字示儿孙》)，既可以说是晚明书风的理论总结，也对后来兴起的篆隶有深远的影响。他的实践，楷书学颜真卿，得其厚密朴质；行草受王铎影响，同时深研阁帖，易王铎的方折为圆转，更加重视点划之间的缠绕盘旋，因而气势更加饱满、风格更加恣肆。但是他学古不如王铎全面深入，创作时又比王铎率意，因而在技巧的丰富和严谨方面有所未逮。他同时也涉猎篆隶，虽然尚未得法，却可谓清代复兴篆隶的先驱[2] 。

朱耷

朱耷(1626～1705)是明宗室、宁王朱权后裔。号雪个、雪衲、八大山人、个山、驴屋、人屋、何园、书年、驴汉、刃菴、破云樵、驴屋驴等，明亡后为僧，以享名于世。他于书曾于黄庭坚用力甚勤，得其蹙伸欹侧之妙，而增益以秀雅；又受董其昌影响，得其灵动秀美之致。60岁前后开始，逐渐形成独特的个人面目：用笔凝练如篆，泯去起收形态变化，代之以圆浑含蓄，行笔以中锋圆劲、婉转流动为主，不计提按粗细的变化。结构极重视疏密的对比，并常常因此造成字势欹正、展蹙的诸多变化，从而进一步形成章法的跌宕起伏。形简而势满，神清而意长，意境高远，气质浑穆，与其绘画同一机杼，有很高的审美价值[2] 。

许友

清初人（约1620年－1663年，生卒年说法各异，约清圣祖康熙十三年前后在世。）诸生。原名采，曾名宰。父许豸，因闽音宰与豸同，有忌者称许友改名宰犯家讳，以不孝责之，遂更名友，字有介，又更名为眉，字介寿、介眉，又名友眉，号瓯香，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明崇祯间举孝廉，以诸生终，入清不仕。

许友工书善画，诗尤孤旷。时称“三绝”的草书、山水和诗文。书少师倪元璐学。晚慕米芾为人，构米友堂祀之。他的草书清逸超隽，山水松竹挺拔不群，诗文词赋清旷脱俗，钱谦益尝录其诗于《吾炙集》中。王士祯、朱彝尊亦称赏之。书法风格近于王铎。其书在笔力上不如王铎的雄健，而妙在其章法的借鉴。其作品传世不多，日本澄怀堂美术馆所藏之《七绝二首诗轴》是其代表作。此作就妙在章法的的奇崛：七行书大小错落，布白空间聚散如山水画般曲折有致，真有“岩花生得山斋满”之生趣盎然，为书法的章法布白开了一个新生面。

(二)传统行草书风的延续：董、赵书风的笼罩

这一风气的形成，既是董其昌影响的自然延续所致，也与清初几位皇帝的引导有关。康熙在位六十一年，酷爱董其昌书风；乾隆在位六十年，喜欢赵孟頫书风。由是，整个清朝前期的朝廷官员书法，多数都受董、赵书风的笼罩。

其中也出现过一些水平较高的书家如查士标、姜宸英、沈荃、孙岳颁、查升等。这些书家主要受董其昌风格影响，但因为学力或性情的限制，未能充分发挥董书的妍雅清逸，或过于拘谨，或过于软弱，气息上都不很高明，尤其是创造性相对王铎、朱耷等人有较大的差距，所以虽然一时获誉甚高，却终究没有开辟新境。

(三)篆隶书法

清初的篆隶，在晚明基础上有一些进展，声势渐壮。除傅山外，善于隶书的还有戴易、郑簠、王时敏、朱彝尊等，实绩渐有可观[2] 。

王时敏

王时敏(1592 - 1680) , 字逊之，号烟客等，江苏太仓人。明末曾官太常寺少卿，明亡后不仕。善绘事，隶书点划工整、结构沉稳，气息渊静古穆，颇有魄力[2] 。

郑簠

郑簠(1622 - 1693) , 字汝器，号谷口，上元(今江苏南京)人，是清代第一位专攻隶书的书家，终生未出仕，主业行医。学汉隶垂30年，得《郑固》、《史晨》、《曹全》之意，又参以行草笔法，自成飘逸潇洒的格局，后人认为他与朱彝尊是“汉隶之学复兴”的首要功臣[2] 。

朱彝尊

朱彝尊(1629 - 1709) , 字锡鬯，号竹垞，秀水(今浙江嘉兴)人。康熙时应博学鸿词科，任翰林院检讨，撰修《明史》。他是清初重要的金石学家，隶书主要得力于《曹全》，临习之功极深，能够形神兼备地临摹《曹全》而不受唐以后隶书的影响，非常难得，标志着当时学者对于汉隶笔法的研究达到了新的高度。但是他自作时却不能完全坚持《曹全》的规范，稍嫌板滞[2] 。

4雍正道光年间编辑

乾隆、嘉庆前后，董、赵的影响渐弱，文人们向古代传统的追寻逐步深入，这使得篆隶书法的复兴步伐加快了，对晋唐宋元明传统的学习范围也大大扩展，由此成为两股基本的力量。

(一)对晋唐宋元明传统学习的深入

这一派书家有的仍以学习董、赵为主的，但更多的则是向宋、唐、晋的大师们取法，代表人物有王澍、张照、刘墉、梁同书、王文治、梁巘、翁方纲、钱沣、永瑆、铁保等，其中翁、刘、梁(同书)、王有“清四家”之称(亦有一种说法是翁、刘、成、铁)[2] 。

刘墉

刘墉(1719～1804)，字崇如，号石庵、石菴、石盦、木菴、青原、香岩、勗斋、东武、溟华、日观峰道人等，山东诸城人。他是乾隆年间的重臣，历任翰林院编修、江苏学政、内阁学士、湖南巡抚、左都御史、工部尚书、上书房总师傅、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职，嘉庆初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加太子少保，卒谥文清。著有《石庵诗集》。他的书法由董、赵入手，而后遍临晋唐宋诸家，尤得力于苏东坡、颜真卿和晋唐小楷，融会贯通，自成格局。其书点划丰腴处短而厚、细劲处含而健，对比强烈；结字内敛拙朴，而决不拥塞，端重稳健中透出灵秀；章法轻重错落，舒朗雍容。整体风格含蓄蕴籍，精气内敛，浑若太极，貌端穆而气清和，有硕儒老臣的持重，无恃才傲物的轻佻，似乎包有万象而莫测高深，洵然可敬。因为喜用浓墨，时号为“浓墨宰相”[2] 。

王文治

王文治(1730～1802)，字禹卿，号梦楼，江苏丹徒(今镇江)人。乾隆二十五年(1760)探花，曾任翰林侍读等，以事被黜，执教各地书院。擅诗文，著有《快雨堂题跋》等。他的书法出于董其昌，上溯米芾、李北海，多用侧锋取妍，笔致翩翩，结构舒展秀逸，纵横挥洒，以文人才士的佳致见长。因喜用淡墨，与刘墉恰成对照，故时称他“淡墨探花”[2] 。

翁方纲

翁方纲(1733～1818)，字正三，号忠叙、彝斋、覃溪、苏斋等，北京大兴人。他于乾隆十七年(1752)中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江西等地省试考官及广东等地学政，官至内阁学士。他的主要活动也在乾隆年间，和刘墉齐名，但是主要精力都放在鉴赏、考证和题跋碑帖上。他是一位著作等身的学者，著有《两汉金石记》、《粤东金石略》、《汉石经残字考》、《焦山鼎铭考》、《庙堂碑唐本存字》、《苏斋题跋》、《苏米斋兰亭考》等诸多著作。在书法学习上，翁方纲主张学习古人，强调每一字一笔都有来历，一生致力于欧阳询，严守法度，以精工为尚。其楷书，得欧阳询的结实端谨，而乏其清新精巧；行书稍活泼，而仍然过于拘束，缺乏逸韵高情。严格地讲，其金石研究比书法实践影响更大。

(二)对秦汉北朝传统的重新发现与取法

在篆隶与北碑领域，情况却有所不同。经过书家、学者的共同努力，篆隶的审美价值不断得到深入的认识，许多杰出人才投身于此，从而使篆隶领域出现了巨大的飞跃和突破，对北碑的学习也开始起步。总体上看，对这一传统的关注已成燎原之势，形成了与晋唐宋元明传统一翼足可抗衡的局面。

涉足这一领域的艺术家中，有不少画家，如名列“扬州八怪”的郑燮、金农、汪士慎等人，他们疏离于主流文化圈之外，而与市民阶层有较密切的联系，艺术思想、创作倾向带有一定的叛逆性。在书法上，对晋唐以来传统采取一种比较主动的反叛姿态，而对秦汉传统则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从而成为秦汉传统复兴的一批重要力量[2] 。

金农

漆书

金农(1687～1763)，字寿门，又字司农、吉金，号冬心、古泉、、金牛、老丁、百研翁、耻春翁、寿道士、冬心先生、稽留山民、曲江外史、龙梭仙客、百二砚田富翁、昔邪居士、心出家盦粥饭僧等，浙江仁和(今杭州)人，著有《冬心先生集》、《冬心先生杂著》等。精诗词、鉴赏，喜收藏，绘画为一代宗师。于书专攻《华山碑》，后自出机杼，不受束缚，以倒薤法作撇，以方整宽阔笔作横、细劲笔作竖，号称“漆书”，古拙朴厚，时涉谐趣，形成极其强烈的个人风格，并由此衍生出独具特色的行书和楷书[2] 。

郑燮

郑燮(1693～1765)，字克柔，号板桥、板桥道人、风子、樗散人、红雪山樵等，江苏兴化人，著有《板桥全集》。他以画竹著称于世，又对传统行草有相当的造诣，但因世人好奇，遂不满于此，而有意以篆法、隶书、楷书与行草杂糅，自称“六分半书”，这种探索精神当时即为他博得了很高声誉，但是由于篆隶本身的复兴并不充分，事实上融合篆隶楷行草于一体的时机并不成熟，因而板桥的作品，往往是一种偏于简单的拼凑，无法深入到其精神实质，故总体上并不成功。但他的影响，对于人们重视篆隶的审美价值，仍然是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的[2] 。

丁敬

丁敬(1695～1765)，字敬身，号钝丁、砚林、研林外史、梅农、丁居士、龙泓山人、孤云石叟、胜怠老人、玩茶叟、玉几翁等，浙江钱塘人，是一代著名印家，“浙派”的领袖，对篆隶有精深的研究。与篆刻别开天地不同，他在书法上相对中和平正，风格古朴雅致，得秦汉书法的简净精神[2] 。

钱坫

钱坫(1744～1806)，字献之，号十兰，嘉定人。在篆书方面极为自负，自诩二李之后一人，其篆书专攻铁线，出规入矩，确有古人风范，晚年右手病废，以左手作书，结构不能完全如意，然而却增添了一种自然之致。就铁线篆来说，钱坫确实是一代高手[2] 。

桂馥

桂馥(1736～1805)，一作(1733～1802)，一名复，字未谷，一字冬卉，号雩门、老苔、老菭、渎井、渎井复民、肃然山外史等，山东曲阜人。他博涉群书，一生精力萃于小学，著述宏富，为“说文四大家”之一，著《说文义证》。亦工诗书画印，所辑《缪篆分韵》一书，为学习汉印之必备。尤以隶书为一代之雄，时人推许为直接汉人，甚至认为是百馀年来第一人，足以超唐越宋。其字用笔肥而不臃、深沉厚重，结字方严广博、朴质端谨，气势雄伟浑穆、堂堂煌煌，确实可以说是深得汉人隶书醇古朴茂、博大饱满的精蕴。只是稍有习气，未能尽善[2] 。

邓石如

邓石如(1743～1805)，初名琰，字石如，避嘉庆帝讳，以字行，改字顽伯，号完白、完白山人、古浣子、完白山民、游道人、龙山樵长、凤水渔长、笈游道人等，安徽怀宁人。他生于乡鄙，终生为布衣，但自幼即喜刻石，仿汉印颇工，至南京梅镠家，居八年，遍临所藏金石善本，由此而篆、隶、楷、印皆臻大成之境。乾隆五十五年入京，刘墉延为宾客，声振当代名公。其篆书融秦汉于一炉，又出以隶笔，遂使篆法活脱生动，摆脱了铁线的拘滞，不唯字形阔大磅礴，而且笔势丰富多姿，墨色流溢灿然，大大拓展了篆书的艺术表现力。其隶书笔致健拔苍劲，结体疏宕俊逸，用墨苍古，亦可谓深入汉人堂奥。晚清书论名家包世臣、康有为、杨守敬等对他无不推崇备至，竞相推许为国朝第一、集篆书大成等。这都是因为他成功地实现了两大传统的转换，表明酝酿已久的秦汉北碑传统的复兴高潮的来临和两大传统的对峙、融会的真正的开始[2] 。

伊秉绶

伊秉绶(1754～1815)，字组似，号墨卿、默庵、南泉、秋水，福建宁化人，著有《留春草堂集》。他能诗文、绘画、治印，但以书法为最著名，工小楷，行书、楷书均宗颜真卿，通篆法，而以隶书为一代之雄。其隶书从《衡方》等碑化出，笔划含凝厚重，波磔不显，似有篆意，字形方整宏大，有颜真卿气度，因而形成气势磅礴、拙朴茂密之格，有清一代，隶书浑厚一路，无出其右，康有为许为“集分书之成”，不为过誉[2] 。

5咸丰清朝末年编辑

嘉庆、道光前后，阮元、包世臣倡兴碑学，从理论上鼓吹秦汉北碑传统在书法史和书法美学系统中的地位，使之成为一时显学。但深入实践的许多书家，并未完全舍彼取此，而是各取所长，自觉不自觉地寻求融合之道，使两大传统都获得了新的发展契机。因此，晚清书家，大体可分作三类。

(一)以晋唐传统为主的书家：林则徐、翁同龢等[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