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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都是百度来的，有些可能已经合并在某些专门研究中心里面了。还有很多大学设有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挂靠在文史科系。

杀伤力强悍的弩

弩是装有托柄和释放装置的弓。中国古人将弩的托柄形象地称为“臂”。弩臂均为木质，呈长条形，其前端与弓的中部相结合，犹如人手握住弓弣，不同的是，人张弓时，是竖着的，弩弓则为横姿，与臂呈水平之态。在弩臂的后部设有释放装置，可以扣住张开的弓弦，并控制弦的回弹，中国古人称之为“机”。弩臂的顶面上刻有矢道，这是与箭杆形状相似的长条形箭槽，用以搁放箭矢，这就是弩的基本结构。

一

古人精辟地将之概括为：“横弓着臂，施机设枢。”其通常的用法是：先将弓弦张开，用弩机扣住，然后用左手托住弩臂，将箭矢搁在矢道上，然后左手托弩臂，右手扣弩机，瞄准，发射。

可以看出，弩与弓的最大区别在于：弓完全凭人手操纵，张满即发，无法久持。弩则依靠一套机械装置，实现了张弦和发射的分离，可以长时间地保持住张开的弓弦，延时发射。

如果说弓是世界性的，弩则具有浓厚的东方色彩。关于弩的最早记载，只能从中国的古籍中找到，而且中国无疑是世界上用弩最为广泛而持久的地区，因此，人们探讨弩的起源，多把目光投注于中国或东亚地区。

弩的发明时间现在还是一个谜，但借助于民族学材料，可以了解到的较原始的形态。

中国东北外兴安岭一带的鄂伦春人，直至20世纪中期仍然使用下地弓（或称地箭）的方法狩猎，土语称作“阿兰阿”，意为地上的弓箭。其法是将一根木臂固定在地上，木臂前端顶住弓，木臂后部设一短小的别棍，卡住张开的弓弦。箭矢平置于木臂的顶面，尾端抵于弓弦，别棍上套一根长绳，沿着箭头射击的方向引去，然后拴在较远的树枝上，离地约1米左右。当在林中行走的野兽绊到引绳时，触动别棍，导致弦收矢发，正好射在野兽身上。

类似的狩猎方法，也见于中国边远地区长期保持着原始状态的许多其他民族，如东北的鄂温克人，西南地区的苗族、瑶族、傣族、拉枯族、纳西族、独龙族，等等，但在许多民族中，地弓已发展为地弩，其撑弦置箭的本臂已与弓固定联结在一起。

二

中国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如哈尼族、独龙族、景颇族、忽族等，还广泛使用手持弩狩猎。他们的弩的制法大同小异，皆以木为臂，木前端安装竹质或木质单体弓，臂面上刻出矢道，并在矢道之后的臂面上挖出横向的槽口，用以卡弦。机大体有两种形式。

一为上翘式。将弦槽下挖空，用竹质轴销安装一个很短的活动杠杆，多为骨质。弓弦卡入弦槽时，这个小骨片的前端被压在弦下，后端起于臂面之上，只要用手压下后端，前端便自然抬起，将弦挤出弦槽，弦收矢发。一些弩的木臂较狭窄，弦槽处不挖孔，而将活动杠杆装于木臂的一侧。

二为下垂式。将弦槽下整个挖透，将活动杠杆垂直安装在孔内，其末端垂于臂下，将之往后扳，弓弦就被挤出弦槽。这些通常采用单体弓、只有简易扳机机构的手持弩，人们习惯上依弩弓的材质而称之为“木弩”或“竹弩”。以独龙族的手持弩为例，有大中小之分，大者长110厘米，射程150米，中型臂长90厘米，射程100米，小型臂长65厘米。箭长30-40厘米。

为更有效地杀伤猎物，西南少数民族还普遍将弩箭涂上毒药。他们的用弩习惯，自古而然，早在两千年前已见记载，后来历朝历代的文献中屡有记述，近代的旅行家游记和人类学调查报告中也多有反映。直至今天，射弩的风习在这个地区的少数民族中依然存在，但狩猎应用越来越少，而普遍变为一种体育竞赛活动，成为定期举行的少数民族运动会的固定项目。

三

以上种种，为探讨弩的起源提供了某种启示。也许，这种武器与远古的丛林狩猎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丛林狩猎，尤需张弦设伏，待机而发，这必然促使人们去解决弓的持久张弦、延时发射问题。中国古人曾把弩视为掌管山林的“虞人”的专用武器，也是一个佐证。

一些研究者将中国弩的出现上溯到了新石器时代，认为仰韶、龙山、齐家诸文化遗址中出土的一些长条形小骨片，形状与西南少数民族手持弩上的骨扳机很相似，可能就是同样的物件。

又有学者认为，弩可能是中国周边地区的少数民族发明的，在东亚，早期弩的传播可能是自周边而向心。这种推论完全依赖今天的民族学材料，显然忽略了数千年前长江中下游地区甚至黄河中下游地区也是丛林密布、野兽出没、部族错杂、狩猎盛行的地区。

原始形态的弩今天之所以仍然存在于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中，只不过是因为他们的生活环境和生存方式长期停留在较为原始的状态。

然而，我们也许更应当把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弩的起源，并把东南亚也包括在范之内。因为历史上这个广大区域的生态和人文环境非常接近，其土著皆有用弩的习惯，只不过一些地区开发较快，土著用弩习惯逐渐消失，一些地区开发较迟，土著用弩习惯至今犹存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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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民族问题和对外关系研究。民族问题是金代历史研究中的一个热门话题，但单纯有关金末东诶民族问题与对外关系的研究则较少蒲鲜万奴简介，很多研究成果都以更广阔的时间或空间为研究平台。例如关于金朝内部民族问题的研究，就有马尚云的《辽金时期中原 外迁与东北女真人内聚浅探》（《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5月）和李西亚、林野发表于2012年第1期《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的《金代东北边疆的民族管理》等。林威的《金末契丹人附蒙反金现象初探》（《广西社会科学》蒲鲜万奴简介，2004年第8期）则在金末东北这一时间和空间断限内，对契丹与蒙古的关系进行了一些探讨。另外，在这一时空范围内，建立于东北地区的割据政权成为了研究的出发点，王慎荣的《十三世纪蒙古和东夏的关系》（《史学集刊》1987年第4期）分四个阶段探讨了两者之间的关系。 五、历史地理研究。有关这一时期历史地理方面的研究，基本都集中在了与东夏国相关的问题上。早期注意到相关问题的是日本的学者，箭内亘的《东真国四疆域》（《满洲历史地理》第2卷，昭和15年再版）和《东夏国的疆域》（《满洲历史地理》第2卷第4篇，昭和15年）较具代表性。国内的相关研究集中于上世纪80年代，并且因各家观点的不同，出现了反复讨论的情况。

这主要表现在景爱的《关于开元路若干问题的探讨》（《学习与探索》1979年第3期）、《关于东夏国都城的再探讨——兼与朴真奭同志商榷》（《延边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三说金末蒲鲜万奴东夏国的都城——答朴真奭同志》（《延边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等三篇文章和朴真奭的《关于东夏国首都及其位置的考证》（《延边大学学报》1981年第1-2期）、《<关于东夏国南京的继续探讨>——答景爱同志的商榷意见》（《延边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谈景爱同志‘三说金末蒲鲜万奴东夏国的都城——答朴真奭同志’》（《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4期）等三篇文章上。相关文章还有张博泉的《开元城史地考略》（《史学集刊》，1983年第3期）、赵鸣岐发表于1985年第3期《社会科学战线》的《东夏国都城上京开元考》、张博泉的《东夏国都城开元治址再议》（《北方文物》1986年第4期）和朴真奭的《东夏国开元位置考》（《社会科学战线》，1988年第3期）等。另外，李英魁的《浅谈五国头城的几个问题》（1980年4月油印本）、刘长海的《东夏国北京位置的再探讨》（《辽海文物学刊》，1997年第1期）和景爱的《关于金代蒲与路的考察》（《文史》，第10辑）等文章进一步完善了对于这一时期这一地区历史地理的研究。

东北民族体系由四大古族构成，东胡鲜卑、夫余高句丽、肃慎女真、商族燕人，奠定了东北的朝代更迭和历史变迁，还有东北四大民族行政区的布局，春秋时期东北西部东胡、北部秽貊、东北部肃慎、南部古燕族，逐步演变为汉晋时期东北西部鲜卑柔然、中部夫余高句丽沃沮、东北部挹娄勿吉、南部幽州辽西辽东郡，隋唐时期东北西部室韦契丹、东北部靺鞨渤海、东南部高句丽百济、南部安东都护府，以后辽金元清民国北洋奉系东北四省，东北四大民族轮流坐庄统一东北，7次入主中原

自有文字时起，东北作为一个地区就已载入典籍。最早把东北载入典籍，当推《尚书·禹贡》，把远古中国划分“九州”，其中“冀州”，已涵盖今辽宁省西部地区；“青州”则把今辽宁南部主要是辽东半岛置于州的辖境之内。相传“九州”为禹治水后所设，而舜又析“九州”为“十二州”，其中分冀州“东北”为幽州，即辽宁北镇以西地区简称辽西；分青州“东北”为营州，即今北镇以东地区称辽东。

辽西东之分，大抵以今辽河为限隔。除《禹贡》，还有《尔雅·释地》、《周礼·职方》及《吕氏春秋·有始览》等书，都做了相类似的记载。其实，所谓“九州”、“十二州”之设，不过是春秋战国之际或稍晚时文化人把远古时代的理想化，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地理概念。

因 为尧舜禹三代还不具备形成国家的条件，自然也就不会有“州”的行政区划与设置。尽管如此，至少在春秋战国之际，在人们的地理概念中，已把今辽宁省境分别概 括在冀州、青州、幽州、营州的辖境之内。此四州之设，并不包括今吉林与黑龙江两省之地，仅以方位“东北”指称今辽宁省地。

考之史，春秋以前，尚未在东北地区设制，仅以边疆民族朝贡来确认其土地与居民同中原王朝的政治隶属关系。据《史记·五帝本记》载：早在舜时，北方朝贡的民族有“山戎、北发、息慎”。息慎即肃慎，在尧舜时代就居住在白山黑水之间。

所 以，周继承了尧舜时的遗产，称：“隶慎、燕、毫，吾北土也。”周时，肃慎继续朝贡，孔子曾亲眼见过其贡品――楛矢石砮，并为陈国惠公做了鉴定。《山海经· 大荒北经》也有关于肃慎的记载“东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肃慎氏之国。”不咸即今长白山，肃慎族居于长白山地区又得到了确证。

以上所证，已超出冀州等四州的地理概念，把它扩展至白山黑水即相当今之吉林、黑龙江两省之境。此时，因无明确的行政区划，仍以方位“东北”代称本地区，同时，又把民族作为地区的代名称。

东北是华夏民族的传统聚居地，在中国的周代(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221年) ，周天子分封诸侯以屏藩王畿，赐周召公姬奭以东北之地，是为燕国的始祖。周召公姬奭（前十一世纪 又作“邵公”、“召康公”、“太保召公”。姓姬名奭（音「是」shì），周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

燕国是西周至战国时期的一个重要封国。关于它的始封，《史记》卷34《燕召公世家》有明确的记载，称：“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史记》卷4《周本纪》也说武王伐纣之后，“封召公奭于燕”。召公名奭，姬姓，是与周室同姓的贵族，因食邑于召，称为召公。他和周公旦、太公望，都是西周开国奠业的重臣，也是周文王、武王最为信任、倚重的人。燕昭襄王(？—前279年)在位的时候，向东袭破东胡修筑长城，向南讨伐齐国，燕国达到极盛。

燕王喜三十三年（公元前222年）， 秦灭韩、魏、楚后，再遣王贲攻燕辽东，燕军战败，燕王喜被俘，燕国灭亡。秦军回师攻代，代王嘉被俘。燕辽东故地和代地被秦分别设为辽东郡和代郡。汉四郡（公元前108年～公元313年），汉武帝在公元前109年至公元前108年间剿灭卫满朝鲜后在朝鲜半岛北部和中部设立的乐浪郡、玄菟郡、真番郡、临屯郡四个郡的总称，对朝鲜半岛南部也有很大的影响力。 公元前37年，高句丽在西汉玄菟郡高句丽县建立政权，创建者是夫余王子朱蒙，都城是纥升骨城（今辽宁省本溪市桓仁县五女山城），后琉璃王迁都国内城和丸都城（均在今吉林省集安市）。高句丽是中国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的地方政权（共历705年），统治最盛时一度将朝鲜半岛大半纳入版图，创造了高度发达的农耕文明，对东北地区东部的经济文化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西晋时，慕容鲜卑迁到辽西地区，公元337年称燕王，建乎府于龙城（今朝阳市），史称前燕，前燕亦重视发展生产，兴修水利，规定租税，非工商人口归农等等。使辽西地区的农业生产得到发展。

公元668年（唐高宗总章元年），高句丽在唐军和新罗（今天朝鲜、韩国祖先）的夹击之下灭亡，第27代国王宝藏王高藏被唐军俘虏，高句丽人口余众绝大部被唐朝政府内迁中原融于中土，融入渤海国的人民里。

668年高句丽灭亡后，勿吉王国七部之一的粟末靺鞨部首领大祚荣于698年在今吉林省敦化市建立震国（后改称渤海国），初为唐朝的一个羁縻州，后改为唐朝的藩属国。渤海国鼎盛时，疆土方圆5000里，人口十万户，胜兵数万人，史称“海东盛国”。 辽金元时期，先后有居住在辽河上游的契丹族建立辽朝（907年～1125年）；居住在黑龙江、松花江流域的女真族入主中原建立金朝（1115年～1234年）。这对于各民族的融合和发展，对于东北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唐朝末年，契丹在首领耶律阿保机把两大部落统一起来，自立为王。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称帝，国号契丹。阿保机逝世后，其子耶律德光继位，公元947年改国号为辽，改皇都为上京。辽朝鼎盛时的疆域，东至当今的色楞格河、石勒喀河一带；东北到外兴安岭和鄂霍次克海；南抵今天的天津市、河北省霸县、山西省雁门关一带，与北宋对峙。

五代十国，此为营州、平州之地。梁和唐时，在卢龙城设平州、卢龙县治。同光三年（公元925年），契丹占据了营、平等州，晋、汉、周时，一直为契丹所据，后契丹改国号辽。

公元1113年，肃慎族系女真完颜部首领阿骨打举兵夺取松花江流域，南下占领辽东半岛。1115年称帝，国号金，建都会宁（今黑龙江阿城以南）。建国后继续征战，1125年灭辽，1127年灭北宋。大金最盛时超过极盛时期的辽国，囊有当时的北方。大金骑兵向亚洲东北部海岸线纵横驰骋几乎拥有肃慎族系全部故地，西以河套、陕西横山、甘肃东部和西夏交界，向南一直到秦岭淮河与南宋对峙。

1287年，元朝设立辽阳行省，统辖东北全境。 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今南京市）称帝，建立明朝，同年灭元。在辽东都司，农业、手工业都得到很大发展。辽阳地区，明朝时是“岁有羡余，数千里阡陌相连，屯堡相望的富饶地方。当时，辽东都司的冶铁、制盐等手工业也很发达。辽东的三万卫与四川的龙州、顺天的遵化，是当时全国闻名的三大冶铁中心。吉林市是明朝设在东北的造船基地。

明洪武元年（1368年），明军攻占大都（即北京），元朝灭亡。明太祖朱元璋为了消灭盘踞东北，负隅顽抗的故元残余势力，一方面派黄俦等人前往辽东，“诏谕辽阳诸处官民率众归附”；另一方面派兵从山东渡海，向辽东进军，迫使故元辽阳行省平章刘益投降。于是洪武四年（1371年）明在辽东设置定辽卫都卫，洪武八年（1375年）明改定辽卫都卫为辽东都指挥使司，管辖辽东二十五卫，一百三十八所，二州，一盟。

朱元璋为了向北推进，在“慎固边防，翼卫王室”的思想指导下，把自己的儿子分封在北方和东北，如封燕王于北平、封韩王于开原、封宁王于大宁（今赤峰宁城）、封辽王于广宁， 其目的是“据名藩，控要害，以分制海内”。当时故元太尉纳哈出占据金山（即吉林省农安县）一带，与辽东高家奴、哈喇张、也速之等故元残余势力，“彼此相 依，互为声援”，企图继续顽抗。明朝要统一东北，就必须消灭东北境内的“故元遗兵”。洪武二十年（1387年），朱元璋派冯胜、傅友德率领明军进攻金山，纳哈出兵败投降，其他“故元遗兵”也纷纷归降，蒙元在东北地区的残余势力被肃清。

“卫 所”是按照明朝政治制度设置的地方军事行政机构，它和内地有所不同的是除了军事职能外，还要管理地方行政事务，所谓“抚绥属部”，“看守地方”。“卫所” 官员都是明朝中央政府直接委任的，采取“因其部族，官其酋长为都督、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等职，给与印信，俾仍旧俗，各统其属”的政策。他们的官职 是世袭的，父死子继、父老子替都必须得到明政府的批准。如果要求晋升官爵、更换敕书（委任状）、增加赏赐等，则要呈报明朝政府，不得擅自行动，否则要受到处罚。明朝授给奴儿干都司属下卫所的官印，不断有所发现，如有《毛怜卫指挥使司之印》、《木答里山卫指挥使司印》、《禾屯吉卫指挥使司印》、《囊哈儿卫指挥使司印》、《塔山左卫之印》以上的“印信”，清楚表明了明朝在东北地区设置地方行政机构，进行管理最好的历史物证。

由于女真和明朝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密切，因此东北地区的水陆交通也随之发展起来了。明朝在蒙元设置驿站的基础上，大力扩建和新建驿站，延长或新辟驿站的线路，据《辽东志》记载，当时从辽东通往东北各地区共有六条交通干线，开原城是六条干线的起点。东到朝鲜，西达蒙古，东北抵达特林地区的满泾；西北通往满洲里以北，形成四通八达的驿站交通网。

特别是对黑龙江、松花江一 带，明廷为了保证辽东同奴儿干地区的交通运输，永乐十年（1412年）自松花江到黑龙江下游，就设了满泾等四十五站。永乐十八年（1420年）又在今吉林 市的松花江畔建立了造船厂，担负“造船运粮”和运送军队的任务。正因为明朝积极发展东北地区的交通运输，增设驿站，建立船厂，更加强了女真和辽东及中原地 区的联系。

然而明朝中期以后国力衰退，无力再维持对北方边疆的统治，1435年（明宣德十年），奴儿干都司被撤销，但下属的卫所则继续存在。随着鞑靼和女真的兴起，明朝在东北地区的有效控制区退缩到辽东地区。 16世纪末，女真再次崛起强大。1616年建州女真领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大汗，重建大金国，史称“后金”。

天聪十年（1636年）四月，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改女真族号为“满洲”。1644年李自成军队攻入北京，明朝灭亡。清军趁机入关，经过血腥屠杀攻伐统一全国。为了巩固满洲贵族的统治，清朝实施“首崇满洲”政策严防汉人，使得八旗迅速腐化。为了从外表上防止汉人知识分子产生华夷之辨和反清复明思想，清政府广泛实行剃发易服和文字狱，对汉民族的民族自尊心造成空前摧残，中国社会思想文化更加封闭保守，客观上造成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倒退，形成近代积贫积弱的局面

清取得政权以后，以东北为“龙兴之地”，定盛京为“陪都”，对东北实行“特别之制”的治理办法。从17世纪中叶起，沙俄侵略军越过外兴安岭，侵入中国黑龙江流域，烧毁村庄，杀掠人口，抢夺粮食和貂皮。之后清军与俄罗斯多次爆发冲突或战争，直到1685年雅克萨之战后，在康熙帝的授意下清军乘胜求和签约。于 1689年签定《中俄尼布楚条约》（尼布楚议界条约），在条约签订之前，清朝在东北地区疆域西括内外蒙古，尽有中、东西伯利亚，东临太平洋，包括库页岛、千岛群岛，北滨北冰洋，东北方向直到堪察加半岛和白令海峡。1689年《尼布楚条约》后东北地区疆域逐渐退至外兴安岭、乌第河、贝加尔湖南岸一线以南地域。清末民初中国衰弱，库页岛、千岛群岛丧失，外蒙古独立，东北版图最后缩至今日模样。

随着人口增加，土地开垦，中原先进生产技术的推广，东北农业生产的基本轮廓大致形成。在农业发展的同时，商业、手工业随之兴起，出现了沈阳、吉林、齐齐哈尔、辽阳、锦州、长春、宁安、辽源、哈尔滨等经济中心。

清军入关后，于清朝初年，在东北设置了盛京将军、宁古塔（吉林）将军和黑龙江将军，三将军的辖区在管理方式、行政制度及土地占有形式方面有别于中原地区。多尔衮就 在1644年下令严令禁止汉人进入所谓的“龙兴之地”垦殖。这就是“禁关令”。虽然清朝于1692年开始向东北地区派遣八旗及汉军移民，但清初满族人倾族 入关后东北人口更加稀少，清朝统治者视东北为“祖宗肇迹兴王之所”，借口保护“参山珠河之利”，长期对东北实行封禁政策。

与“禁关令”相关的词汇除了“禁关令”外，还有两个：“柳条边”和“闯关东”。为了严格执行“禁关令”，从顺治年间开始，清朝政府不惜代价于东北境内分段修筑了一千多公里名为“柳条边”的篱笆墙，也称柳条边墙、柳墙、柳城、条子边，至康熙中期完成。

从山海关经开原、新宾至凤城南的柳条边为“老边”；自开原东北至至今吉林北的为“新边”。边墙以东的东北严禁越界垦殖，边墙以西则作为清朝的同盟者蒙古贵族的驻牧地。清朝对东北的封禁造成了东北人口稀薄，最终为俄国对中国东北的蚕食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晚清边疆危机日甚，清朝被迫开放边禁，采取“移民实边”的政策。1861年至1880年代陆续开放了吉林围场、阿勒楚喀围场、大凌河牧场等官地和旗地。1882年（光绪八年）首先在吉林招垦，设立珲春招垦总局，此后又开放了黑龙江地区的土地开垦。并且在1907年，清廷裁撤盛京、吉林、黑龙江三将军，改置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设巡抚，并设东三省总督。

前引《周礼》中的幽州为辽宁北镇，管辖河北省东部及今辽宁，统称为“东北”。

辽东，关外，是在明初修成山海关及相连的长城，人们便有了内外之分的新的概念：把山海关以东的地方所称辽东，即今辽宁省境，统称〃关外〃，而把山海关以西亦即长城内侧，统称〃关内〃，后又渐称〃关里〃，有山东人、河北人、山西人，乃至江南地区的人流寓关外，往往不直说省名，而泛称为〃关里人〃。在明代官方文件及官书如《明实录》中，又把关外称为〃畿东〃、〃京东〃，与〃关外〃具有同等的含义。明朝辽宁的行政区也是辽东都司，所以明朝多用辽东代指东北；秦皇岛历史上行政区和地理一直属于东北，山海关只是分割的行政区，把秦皇岛从大宁路划归京师北直隶永平府，而秦皇岛的地理文化人员民族构成仍然属于东北；

关东，关东这一称为来至清朝民国时期的闯关东，清朝废长城，却不废山海关。这座雄关，对于清朝来说，仍有重大的意义。它保留山海关，一是稽察往来商旅，抽取税收，对国家有利，二是为保护它的〃龙兴之地〃，严禁内地人通过山海关进入东北，免致破坏了它的风水〃龙脉〃。自康熙时就实行封禁，为后世的遵循，厉行封禁长达200年左右。山海关就成了清朝封禁东北的一个不可逾越的关口。在19世纪，中国黄河下游连年遭灾，老黄河故道下游的山西、河南、皖北、山东、苏北的中原百姓开始闯入东北，大部分需要经过山海关放行，所以叫闯关东，关东这个称为才流行起来，闯关东到关外，只是闯关东的关东指代东北，而山海关以东的地理关东，并不能代表东北全境，因为蒙东和秦皇岛并不在山海关外；

1945年至1954年的东北人民政府，管辖包括原察哈尔省的内蒙古自治区、热河省、辽西省、辽东省、吉林省、松江省、黑龙江省7省区

自有文字时起，东北作为一个地区就已载入典籍。《尚书·禹贡》最早把东北载入典籍，把远古中国划分“九州”，其中“冀州”，已涵盖今辽宁省西部地区。

“青州”则把今辽宁南部主要是辽东半岛置于州的辖境之内。相传“九州”为禹治水后所设，而舜又析“九州”为“十二州”，其中分冀州东北是幽州，即辽宁北镇以西地区简称辽西；分青州东北为营州，即今北镇以东地区称辽东。

距今4000---10000年前的东北红山文化把中华文明提前1000年，夏以前将不是只有传说，红山文化是华夏文化的起源之一，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东北的先民商部落和古燕部落，东北是华夏民族的传统聚居地，幽州为东北故地。

《十六国春秋》记载，商部落的祖先高辛氏居干在渤海之滨；《荀子》记载的高辛氏的儿子契居住赤峰西辽河一带，公元前16世纪，商部落首次南下中原，从辽西越过燕山进入华北平原，商汤灭夏，建立商朝，统治中原500余年，商部落与夏部落的结合，为华夏部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100万年前位于吉林省前郭尔罗斯哈拉毛都乡王府屯的王府遗址，是东北最古老的人类遗址，属于东北仅有、中国9处百万年以上的旧石器早期文化遗存之一，标志着早在100万年前，东北地区就有人类居住。

东北地区发现的最古老的第一人是本溪“庙后山人”，距今40-50万年前。

扩展资料：

东北人的地域情结：

与中国其他地理大区的情况不同，东北三省的居民对“东北”这一概念的认同感大于对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即首先认同“东北人”的身份，其次才是对省籍的认同。

这一现象的形成原因与该地区的独特历史、风俗习惯及语言的统一有有关，发源于东北的乡土娱乐有二人转、秧歌、吉剧、踩高跷。其中踩高跷在古代文献有关渤海国的记述中就有描绘。

东北地区的文化教育设施、教育普及率和升学率在中国属于中等水平。其中，辽宁省的教育普及率在中国位居前列。机械、冶金和军工产业的研究水平较高。

东北位于东北亚区域的中心地带，东、北、西三面与朝鲜、俄罗斯和蒙古国为邻；隔东海和黄海与日本、韩国相望；南濒渤海与华北区联接，战略地位极为重要。东北总面积为12714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129%。

2007年全区总人口为1203058亿，占全国总人口的近10%；近代我国行政区划变动最频繁的是东北地区，但是，作为大地区概念的“东北”则相当稳固，由来已久。

-东北人 （中国东北地区居住的人口）

-东北地区

1 东北人祖先的起源和发展

东北地区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区之一，而东北人的祖先则可追溯到远古时期。根据考古学家的研究，东北地区早在距今数千年前就已经有人类居住，这些人类主要以狩猎为生。经过漫长的时间发展，东北人祖先在文化、经济等方面逐渐独具特色，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体系和生活方式。

2 东北人祖先的血统来源

东北人祖先的血统来源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来自满族、朝鲜族和蒙古族等民族的血统。此外，还有一些土著民族和其他外来民族的血统，这些血统在东北地区长期生存繁衍，最终形成了东北人独特的血统。

3 东北人的文化特点

东北人祖先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文化特点。东北人的文化以狩猎、农耕和渔业为主要生产方式，同时也受到少数民族以及其他外来文化的影响。这些文化特点在东北地区的历史长河中得到了延续和发展，形成了东北人独立的文化体系。

4 东北人的传统节日和习俗

作为一个独特的地方文化，东北人有着自己独特的传统节日和习俗。比如，东北人的春节习俗以剪纸、贴窗花、贴春联等传统习俗为主，同时也有着独特的年夜饭、烟花表演等活动。此外，东北人还有包括端午节、中秋节、腊月廿三和腊月廿九等传统节日和习俗，这些节日和习俗丰富了东北人的文化生活，同时也是东北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5 东北人的民俗娱乐活动和艺术表现

在东北人的日常生活中，有不少民俗娱乐活动和艺术表现。比如，东北人非常喜欢唱民歌、跳秧歌等活动，同时也擅长以滑雪、冰球等方式娱乐自己。此外，东北人还有自己独特的戏曲表演、民间乐器演奏等艺术表现方式，这些民俗娱乐活动和艺术表现让东北人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6 东北人的饮食文化

东北地区是中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区之一，而东北人祖先的饮食文化也与粮食生产和气候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东北人喜欢吃面食、肉类和豆制品等食物，同时也有自己独特的美食，如锅包肉、东北酸菜等。此外，东北人还喜欢喝白酒，白酒也成为了东北人文化的一大特色。

7 东北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

东北人祖先所处的环境影响了他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东北人重视家庭观念和人情味，同时也有着自己独特的勤劳、豁达、坚韧和乐观的品质。这些品质和价值观在东北人的家庭、交往和社会中流传，成为了东北人不可替代的精神符号。

8 结语

东北人祖先的起源和发展，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东北人民族自豪感的重要来源。东北人的文化特点、传统节日和习俗、民俗娱乐活动和艺术表现、饮食文化、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等方面都具有独特的魅力和价值。在现代社会，东北人仍然以自己的文化、品质和精神风貌为骄傲，为中国的对外交流和文化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这句诗所写的是二十四节气中的清明。

清明

杜牧 〔唐代〕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译文

江南清明时节细雨纷纷飘洒，路上羁旅行人个个落魄断魂。

询问当地之人何处买酒消愁？牧童笑而不答指了指杏花深处的村庄。

注释

清明：二十四节气之一，在阳历四月五日前后。旧俗当天有扫墓、踏青、插柳等活动。宫中以当天为秋千节，坤宁宫及各后宫都安置秋千，嫔妃做秋千之戏。

纷纷：形容多。

欲断魂：形容伤感极深，好像灵魂要与身体分开一样。断魂：神情凄迷，烦闷不乐。这两句是说，清明时候，阴雨连绵，飘飘洒洒下个不停；如此天气，如此节日，路上行人情绪低落，神魂散乱。

借问：请问。

杏花村：杏花深处的村庄。今在安徽贵池秀山门外。受此诗影响，后人多用“杏花村”作酒店名。

赏析

　　这一天正是清明节，诗人杜牧在路上行走，遇上了下雨。清明，虽然是柳绿花红、春光明媚的时节，可也是气候容易发生变化的期间，常常赶上“闹天气”。远在梁代，就有人记载过：在清明前两天的寒食节，往往有“疾风甚雨”。若是正赶在清明这天下雨，还有个专名叫作“泼火雨”。诗人遇上的，正是这样一个日子。

　　诗人用“纷纷”两个字来形容那天的“泼火雨”，真是好极了。“纷纷”，若是形容下雪，那该是大雪。但是用来写雨，却是正相反，那种叫人感到“纷纷”的，绝不是大雨，而是细雨。这种细雨，也正就是春雨的特色。细雨纷纷，是那种“天街小雨润如酥”样的雨，它不同于夏天的倾盆暴雨，也和那种淅淅沥沥的秋雨绝不是一个味道。这“雨纷纷”，正抓住了清明“泼火雨”的精神，传达了那种“做冷欺花，将烟困柳”的凄迷而又美丽的境界。

　　这“纷纷”在此自然毫无疑问的是形容那春雨的意境；可是它又不止是如此而已，它还有一层特殊的作用，那就是，它实际上还在形容着那位雨中行路者的心情。

　　且看下面一句：“路上行人欲断魂”。“行人”，是出门在外的行旅之人，不是那些游春逛景的人。那么什么是“断魂”呢？在诗歌里，“魂”指的多半是精神、情绪方面的事情。“断魂”，是极力形容那一种十分强烈、可是又并非明白表现在外面的很深隐的感情，比方相爱相思、惆怅失意、暗愁深恨等等。当诗人有这类情绪的时候，就常常爱用“断魂”这一词语来表达他的心境。

　　清明这个节日，在古人感觉起来，和我们今天对它的观念不是完全一样的。在当时，清明节是个色彩情调都很浓郁的大节日，本该是家人团聚，或游玩观赏，或上坟扫墓，是主要的礼节风俗。除了那些贪花恋酒的王孙公子等人之外，有些头脑的，特别是感情丰富的诗人，他们心头的滋味是相当复杂的。倘若再赶上孤身行路，触景伤怀，那就更容易惹动了他的心事。偏偏又赶上细雨纷纷，春衫尽湿，这给行人就又增添了一层愁绪。这样来体会，才能理解为什么诗人在这当口儿要写“断魂”两个字；否则，下了一点小雨，就值得“断魂”，那不太没来由了吗？

　　这样，我们就又可回到“纷纷”二字上来了。本来，佳节行路之人，已经有不少心事，再加上身在雨丝风片之中，纷纷洒洒，冒雨趱行，那心境更是加倍的凄迷纷乱了。所以说，纷纷是形容春雨，可也形容情绪；甚至不妨说，形容春雨，也就是为了形容情绪。这正是我国古典诗歌里寓情于景、情景交融的一种绝艺，一种胜境。

　　前二句交代了情景，问题也发生了。怎么办呢？须得寻求一个解决的途径。行人在这时不禁想到：往哪里找个小酒店才好呢？事情很明白：寻到一个小酒店，一来歇歇脚，避避雨；二来小饮三杯，解解料峭中人的春寒，暖暖被雨淋湿的衣服；最要紧的是，借此也能散散心头的愁绪。于是，向人问路了。

　　是向谁问的路呢？诗人在第三句里并没有告诉我们，妙莫妙于第四句：“牧童遥指杏花村”。在语法上讲，“牧童”是这一句的主语，可它实在又是上句“借问”的宾词——它补足了上句宾主问答的双方。牧童答话了吗？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以“行动”为答复，比答话还要鲜明有力。

　　“遥”，字面意义是远。但我们读诗的人，切不可处处拘守字面意义，认为杏花村一定离这里还有十分遥远的路程。这一指，已经使我们如同看到。若真的距离遥远，就难以发生艺术联系，若真的就在眼前，那又失去了含蓄无尽的兴味：妙就妙在不远不近之间。“杏花村”不一定是真村名，也不一定即指酒家。这只需要说明指往这个美丽的杏花深处的村庄就够了，不言而喻，那里是有一家小小的酒店在等候接待雨中行路的客人的。

　　诗里恰恰只写到“遥指杏花村”就戛然而止，再不多费一句话。剩下的，行人怎样地闻讯而喜，怎样地加把劲儿趱上前去，怎样地兴奋地找着了酒家，怎样地欣慰地获得了避雨、消愁两方面的满足和快意……，这些诗人就“不管”了。他把这些都含蓄在篇幅之外，付与读者的想象，由读者自去寻求领会。他只将读者引入一个诗的境界，他可并不负责导游全景；另一面，他却为读者展开了一处远比诗篇所显示的更为广阔得多的想象余地。这就是艺术的“有余不尽”。

　　这才是诗人和我们读者的共同享受，这才是艺术，这也是我国古典诗歌所特别擅长的地方。古人曾说过，好的诗，能够“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在于言外”。拿这首《清明》绝句来说，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当之无愧的。

　　这首小诗，一个难字也没有，一个典故也不用，整篇是十分通俗的语言，写得自如之极，毫无经营造作之痕。音节十分和谐圆满，景象非常清新、生动，而又境界优美、兴味隐跃。诗由篇法讲也很自然，是顺序的写法。第一句交代情景、环境、气氛，是“起”；第二句是“承”，写出了人物，显示了人物的凄迷纷乱的心境；第三句是一“转”，提出了如何摆脱这种心境的办法；而这就直接逼出了第四句，成为整篇的精彩所在—“合”。在艺术上，这是由低而高、逐步上升、高潮顶点放在最后的手法。所谓高潮顶点，却又不是一览无余，索然兴尽，而是余韵邈然，耐人寻味。这些，都是诗人的高明之处，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继承的地方！ 

创作背景

　　此诗首见于南宋初年《锦绣万花谷》注明出唐诗，后依次见于《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明托名谢枋得《千家诗》、清康熙《御选唐诗》。《江南通志》载：杜牧任池州刺史时，曾到过杏花村饮酒，诗中杏花村指此。附近有杜湖、东南湖等胜景。

杜牧 

杜牧（公元803－约852年），字牧之，号樊川居士，汉族，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唐代诗人。杜牧人称“小杜”，以别于杜甫。与李商隐并称“小李杜”。因晚年居长安南樊川别墅，故后世称“杜樊川”，著有《樊川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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