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我在故宫修文物》节目的播出，迅速让大家对文物有了充分的了解，也让文物修复师迅速火热了起来。一部《我在扬大修古籍》的纪录片，以让大家对古籍的修复有了明确的认知，纪录片中的一句”800位实习生当中，却没有人能够成为古籍修复师“，让大家对这一方面人才的缺失引起了很大的重视。

中国的历史长河十分悠久，需要修复的古籍数量也十分庞大，而修复人员和修复速度的不平衡，也让古籍修复面临着很大的矛盾问题。在”十一五“期间实施的对古籍保护计划，尽管让古籍修复人员的数量有所增加，但是与所要修复的古籍相比，仍然存在很大的缺口。尤其是一些博物馆、图书馆、档案局这种单位由于编制的缺失也导致能够弥补的修复岗位相应的也缺少很多，然而古籍的修复又是一种需要很强实践能力的工作，如果没有接触到古籍的话，那么所学习到的理论知识也就没有了用武之地。人才的学习没有可以施展的地方与需要修复的古籍数量产生的矛盾，是我们现如今仍然需要解决的难题。

因此针对这一现象提高从业人员的薪资待遇荣誉感，重视对古籍的修复工作才是解决这一矛盾问题的根本措施。通过社会力量来解决这一难题是很有效果的，很多人对于古籍拥有很高的热情，愿意为古籍的保护提供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尽管学习古籍保护的理论知识之后，不能够立即投身于古籍的修复工作当中，但是这些人群完全可以成为一名志愿者，为古籍修复承担一些要求不高的但是需要投入很多精力的修复工作。比如录入、登记古籍的事物，这样对于一些爱好古籍的人来说，也何尝不是一种奉献呢。

因此，尽管古籍修复这一工作较为冷门，但是随着大家对于古籍的了解，也对其产生了敬畏之心。因此相关部门通过社会力量将古籍的修复工做效率大大提高，也能够很好的帮助古籍修复师的培养，弥补人才的缺失，使古籍保护能够成为百姓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这样也能够很好的将古籍内容，进行有效的传承。

《四库全书》是在乾隆皇帝的主持下，由纪昀等360多位高官、学者编撰，3800多人抄写，耗时十三年编成。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共有3500多种书，79万卷，36万册，约8亿字，基本上囊括了中国古代所有图书，故称“全书”。当年，乾隆皇帝命人手抄了7部《四库全书》，下令分别藏于全国各地。先抄好的四部分贮于紫禁城文渊阁、辽宁沈阳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河北承德文津阁珍藏，这就是所谓的“北四阁”。后抄好的三部分贮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和杭州文澜阁珍藏，这就是所谓的“南三阁”。

《四库全书》完成至今的两百年间，饱经沧桑，多份抄本在战火中被毁。其中文源阁本在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时被焚毁，文宗、文汇阁本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被毁；杭州文澜阁藏书楼1861年在太平军第二次攻占杭州时倒塌，所藏《四库全书》散落民间，后由藏书家丁氏兄弟收拾、整理、补抄，才抢救回原书的四分之一。文澜阁本在民国时期又有二次补抄。1914年在杭州图书馆第一任馆长钱恂的支持下，由徐锡麟二弟徐仲荪及其学生堵福诜自费补抄，历时7年，史称“乙卯补抄”。1923年，时任浙江教育厅长的张宗祥得知徐仲荪、堵福诜的义举后，十分感动，但他知道“修补”量相当浩大，单靠几个人很难完成，必须由政府牵头。在他的重视下，补抄人员增加到百余人，费用全部由浙江籍人募集，徐仲荪任总校，堵福冼任监理，历时两年，史称“癸亥补抄”。解放初，由于徐仲荪和堵福洗修补《四库全书》有功，他们俩的画像曾被悬挂在杭州文澜阁，以志纪念。2008年后《四库全书》大部分内容已经恢复。如今《四库全书》只存3套半，其中文渊阁本原藏北京故宫，后经上海、南京转运至台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也是保存较为完好的一部）。文溯阁本1922年险些被卖给日本人，现藏甘肃省图书馆。文津阁本于1950年由中国政府下令调拨到中国国家图书馆，这是唯一一套原架原函原书保存的版本。而文澜阁本则藏于浙江省图书馆。

1966年10月，当时正处于中苏关系紧张时，为保护《四库全书》安全，林彪下令将文溯阁《四库全书》秘密从沈阳运至兰州，藏於戈壁沙漠中。辽宁有关人士要求归还，以书阁合璧。甘肃方面也修建藏书楼，加强保护。文溯阁《四库全书》其最终归属仍处争议中

古籍既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文明传承的重要载体，是民族同胞的集体记忆。中华古籍具有十分珍贵的历史文化价值，对赓续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令第39号 》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已经2006年10月25日文化部部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06年12月1日起施行。 

扩展资料：

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大力振兴贫困地区传统工艺助力精准扶贫的通知明确，振兴贫困地区传统工艺从五方面着力：

一是加大贫困地区传统工艺振兴力度，对列入第一批国家传统工艺振兴目录的贫困地区传统工艺项目，相关省区市要组织制定振兴措施和年度行动计划，对工作成效实行年度评估。

二是加强贫困地区非遗传承人群培养，以面向面广量大、从业人员较多、有助于带动就业增收、培育品牌的传统工艺项目为重点，实施中国非遗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

三是支持传统工艺项目优秀代表性传承人、工艺师到贫困地区开展讲习活动，扩大传承人群培训面，帮助提升当地传统工艺传承发展水平。

四是支持贫困地区探索设立非遗扶贫就业工坊，以深度贫困地区“三区三州”为重点，确定一批“非遗+扶贫”重点支持地区。五是搭建贫困地区传统工艺产品设计、展示和销售平台。

——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术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