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献学讲义·目录学（前言和经部）思维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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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学·前言

一． 什么叫目录？（目录的含义）

（一）目录（现代含义）：书开头列出的各章各节或各篇的名目。

（二） 目录（传统含义）：指书名、篇章名和其内容提要。

1目：只指罗列的篇名、章名或书名。

2录：指该篇、该章、该书的内容提要。

二．讲哪种目录学？（目录学的含义）

（一）不同研究对象和内容的“目录学”

1 图书馆 学系讲授的“目录学”。将如何编制图书馆用的卡片目录和书本式目录的学问。

2我国 目录学史 的“目录学”。从最早的刘歆的《七略》讲起，把历朝公私书目的编制及其优缺点等详详细细地写出来。

3讲古人的著作（通称为古籍或古书）流传至今有多少明目品种，也就是如上所说把古籍的“目”告诉大家。同时，还告诉大家这些书是什么时代什么背景下谁撰写的，写了哪些主要内容，当时写了想起什么作用，换句话说，还要把此书的内容提要写出来让大家知道，也就是不仅有“目”还得有“录”。这种“目录学”才是学习和研究古代文史、古文献者迫切需要掌握的学问。

三．这种目录学的作用？（目录学的作用）

  科研和实践需要古代文史者接触文献和利用文献。

对古代的、已成历史陈迹的你就无法参加，也无法找那时的当事人做调查研究，那就只好利用或借重古人留下的以古籍为主体的种种文献。通过对这些文献的阅读，通过对这些文献的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研究整理，达到弄清楚古代文史的目的。这就是探讨古代文史者的实践，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科研。很明显，这种科研或实践的首要之点就在于接触文献和利用文献。

一． 哪些算是古籍？

（一）古籍的 含义： 专指我国古代的用文字书写的，且要编成卷册，供人阅读、查看以及作其他用途的书。

（二） 古籍产生的上限和下限。

1 上限：“书”的正式出现在春秋时候。

2 下限：大体可划到清代末年辛亥革命的时候。1912年以后问世的以传统形式撰集且和以前古籍性质相近的，也可划归古籍领域。给古籍作校勘、注释、辑佚等整理的，仍不失其为古籍。

二． 怎样给古籍分类 ——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

三． 怎样给古籍作介绍

“目录学”不仅要讲古籍的“目”，还要介绍古籍的内容，即给古籍作“录”，具体点就是讲此书是什么时代什么背景下谁撰写的，有哪些主要内容，写了想起什么作用，今天应如何加以利用。

目录学·经部

一．怎样讲经部

（一）传统的四部法：按易、书、诗、礼等来分经部的经学书的。缺点在于各个时代有不同的经学趋向，势必在“易”类讲完经学趋向之后，在“书”类还要按照经学趋向再讲一遍“书”类，故而出现大量重复劳动。

（二）讲经部的办法：先讲经学的产生，再按其发展演变划分几个阶段，在讲了该阶段的经学趋向后再讲各经经注和有关著作。小学类则仍四部分类之旧放在经部最后来讲。

二．主要参考书。

吕诚之（思勉）的《经子解题》、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收入《古史辨》第一册）和《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收入《古史辨》第五册）皮锡瑞《经学历史》。

一．儒家和经的起源

（一）古代社会的发展

1西周和春秋是封建领主制社会，战国是封建地主制社会。底层人从农奴变成需要交税的人，自由了一点。社会进步，思想意识领域也产生变化。（为什么由封建领主制社会到封建地主制社会，社会就进步了？作者这一点没有详细点明。）

（二）儒家的产生：把知识从领主制时的惯于装神弄鬼的“祝史”们手中解放出来，于是出现了“有教无类”、广收弟子以传播学识的孔子，产生了“儒家”学派。

（三）经的起源：

1人们在春秋的时候将孔子的教材认为是“书”，到了战国，儒家后学们才称之为“经”。

2“经”的本义，只是指文笔简练的东西。儒家、道家、墨家都有经。

3儒家学说自西汉起被定为官学，进而儒家的“经”随之神秘起来，成为一切人生道德、统治法则的源泉。

二．孔子和六经

（一）大概到战国以至西汉初年，才流行孔子用《六经》教学的说法。

（二）《庄子》、《史记》中对孔子用《六经》教学的说法不可信，较可信的为论语。

（三）所以现在只能说：孔子是用原有的《诗》《书》作为教材来教弟子,原有的礼和乐也用来教学,但乐只有乐谱,礼也只是节目单之类,不能说就是后来相传的《仪礼》,这些在后面还要谈到。至于《易》和《春秋》,是孔门后学认作儒学经典的,和孔子本人不能说有什么关系。

至于《易》，有一条是：“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这“亦”字改成“易”，自是西汉时孔子以《六经》教学之说流行后被人们妄改的。

三．传和记

（一）传的含义：解释经的，在战国秦汉时都叫“传”，大体产生较早，已久著于竹帛。

（二）说的含义：解释经的，大体产生较晚，还由口耳相传以后才著于竹帛的叫做“说”。

（三）记的含义：“记”本来是指史籍，指典礼的记述，是“经”以外的古书。在汉代，人们也把它作为古书的通称。

（四）特别之处：

1因为“传”是随着“经”流传的，所以在汉代往往把某个“经”的“传”也叫成这个“经”。

2有些儒家的书，因为不被认为是孔子用来教学的“经”，如《论语》《孝经》，汉人也称之为“传”。

四．诗

（一）《诗》中的诗如何编成的？

1统治者撰写的在宗庙里演奏的诗+社会上流行之后被统治者采集的诗（宴会赋诗中的诗）。

2这些诗不可能是农奴创作的，而是由统治者以及其下层人士撰写的。

（二）《诗》编定的时间？

1很可能在孔子以前已经编定。《史记》中的“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的话靠不住。

（三）风雅颂的含义？

1同顾颉刚认为和乐器与音调之不同有关。

2《毛诗序》中的解释是汉儒后起之说而非《风》《雅》《颂》的本义。

五．书

（一）《今文尚书》

1相传是西汉文帝时秦博土伏生献上的。

2共二十八篇。

（1）“虞书”：《尧典》(包括今本《舜典》在内,但无《舜典》篇首二十八字),《皋陶谟》(包括今本《益稷》在内);“夏书”:《禹贡》《甘誓》；

（2）“商书”:《汤誓》《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

（3）“周书”:《牧誓》《洪范》《金滕》《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顾命》(包括今本《康王之诰》)《费誓》《吕刑》《文侯之命》《秦誓》。

1 史料价值：同顾颉刚。

第一组(十三篇):《盘庚》《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多方》《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这一组,在思想上、文字上,都可信为真。

第二组(十二篇):《甘誓》《汤誓》《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范》《金滕》《无逸》《君奭》《立政》《顾命》。这一组,有的是文体平顺、不似古文,有的是人治观念很重,不似那时的思想。这或者是后世的伪作,或者是史官的追记,或者是真古文经过翻译,均说不定,不过决不是东周间的作品。

第三组(三篇):《尧典》《皋陶谟》《禹贡》。这一组决是战国至秦汉间的伪作,与那时诸子学说有相连的关系。那时拟《书》的很多,这三篇是其中最好的。

（二）今本《尚书》=《十三经注疏》里的《尚书》和宋蔡沈《书集传》所用的《尚书》。

1是东晋时豫章内史梅赜(也作梅颐)献上的,附有孔安国注,即所谓孔安国传的本子。

2共五十八篇。比起《今文尚书》增加了二十五篇。

3增加的二十五篇和孔安国传都是伪造的。《伪古文尚书》《伪孔传》。

（三）《今文尚书》第一手史料，有用，《伪古文尚书》绝对不能用，不过注解有一定参考价值。

六．附逸周书

（一）也叫《周书》，原有七十篇，佚失十篇。

（二）并非孔子删《书》之余。

（三）多有用资料，要善于择取。

七．仪礼

（一）《周礼》（古文）>《礼记》（今文）>《仪礼》（今文）

（二）西汉时《五经》中的《礼》指的是高堂生所传的《仪礼》。

（三）共十七篇，戴德、戴圣、刘向《别录》的编次都不一样，今本从《别录》,但戴德的实较合理。

（四）应是战国时人整理出来的礼的节目单。

（五）对研究当时的社会、民俗有用。

八．礼记

（一）《礼记》是把若干有关礼的“传”和“记”汇集成书,所以书名也只叫《礼记》。

（二）两个传本：

1《大戴礼记》：八十五篇

2《小戴礼记》：四十九篇。是马融、卢植核定的（童书业）。此本通行。《礼记》指的是《小戴礼记》。

（三）《礼记》读起来比称为“经”的《仪礼》更有意义,所以后来就升格为“经”,而且取代《仪礼》成为《五经》之一。今天用来了解先秦的社会习俗也极有用处。

九．附大戴礼记

（一）共八十五篇，传世有四十篇，即第三十九至第四十二篇和第四十六至第八十一篇。

（二）《大戴礼记》中关于“曾子”的作品当是《汉书·艺文志》著录《曾子》十八篇的残余。

（三）《五帝德》,是撰写《史记·五帝本纪》的蓝本。

十．周礼

（一）记述官制的书，共有六篇六大系统，即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缺失,是用《考工记》补的。在每个系统下面分设若干官员,并分别记述他们的职责。

（二）编制时间的不同观点：

1 古文家：西周初年周公编制的

2 王莽和刘歆伪造的，钱穆否定。

3 钱穆、郭沫若：战国时候的作品

（一）为什么战国时代会产生具有全国规模的著作？如《周礼》、《禹贡》、《山海经》。

我认为这是由于到战国时人们已普遍产生统一中国的要求,于是为统后作各种安排的著作就应运而生。《周礼》是讲统一后的官职,《禹贡》是讲统一后的疆界物产,就连《山海经》也是讲统一后的祭祀安排。

十一． 附乐

（一）虽然战国末年如《庄子·天运》有所谓孔子“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之说,其实并无什么《乐经》。

（二）《乐记》二十三篇可能是讲乐的理论,和保存在《礼记》中的《乐记》是一回事。

（三）《诗经》时提到过的《雅琴赵氏》《雅琴师氏》《雅琴龙氏》,则应是乐谱。

十二．易

（一）殷周的迷信活动具有不同方法

1殷商：用龟卜,用龟的腹甲或牛的肩胛骨烧灼了来预测吉凶。

2周：周人则用筮占,用一种蓍草来预测吉凶。

（二）《易传》，合称为“十翼”

（三）四圣之《易》是假的。

据顾颉刚师《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收入《古史辨》第三册)考证,“《易经》(即卦爻辞)的著作时代在西周”,“《易传》的著作时代至早不得过战国,迟则在西汉中叶”。

（四）参考书：《占卜的源流》容肇祖

十三．春秋经

（一）孔子和《春秋经》无关。

（二）《春秋经》是由《鲁春秋》删削修订成书的，但作此工作的不是孔子，大概还是出之战国时孔门后学之手吧。

（三）参考书：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顾颉刚《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

十四．左传

（二）《左传》（古文）>《公羊传》（今文）>《谷梁传》（今文）

十五．公羊传

（一）《公羊传》就是给《春秋经》作政治理论解说的传。其中引用了许多先师的解说。

（二）问题：为什么称《公羊传》呢如果最后由这位姓公羊的学者论定,怎么能自称“子公羊子”呢这个疑问至今还无从解答。

（三）是研究我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好资料。如果研究春秋史，可以补充《左传》的地方很少。

十六．谷梁传

（一）价值最少。

（二）顾颉刚、钱玄同：可能是“公羊”之音幻化出来的。

十七．论语

（一）何晏作《集解》，被《十三经注疏》采。

1钱玄同：最初是曾子门人弟子所述孔子之言行。

2康有为：“曾子垂教于鲁,其传当以鲁为宗。”

3崔述：《论语馀说》及近人的考证,《论语》二十篇中前十篇比较可靠,记孔子的话都称“子曰”,后十篇则多称“孔子曰”,可靠程度就差些。

4传统：孔子弟子所作。

十八．孝经

（一）创作时间：

1黄永年：是儒家《六经》之类的说法流行后撰写的（黄永年）

2吕诚之：根据《吕氏春秋》曾引用此书，认为它还是古籍。

3有的学者则认为它作于西汉时。

十九．尔雅

吕诚之师《经子解题》解《尔雅》时指出:“今此书训诂,几全同《毛传》,释乐同《周官·大司乐》,九州异《禹贡》而同《周官》则古学既出后之物。”

二十孟子

（一）共七篇

（二）北宋时期上升为《十三经》之一。南宋朱熹将其收进《四书》。

（三）要弄懂中国的传统思想,《孟子》一书不可不读。

本篇内容是《古文献学讲义》目录·前言和目录·经部的第一节概说和第二节 经的起源和内容性质 ，下次推送《古文献学讲义》目录·经部的第三节经今古文学、第四节义疏之学、第五节宋元经学、第六节清人经学和第六节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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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学·理论研究

中国历史上不仅产生了各类型的书目著作，而且在书目实践的基础上，也比较重视目录学理论的研究。南北朝时期，阮孝绪在《七录·序》里详细地论述了书目大小类目分类的观点及以往分类中存在的问题。如对王俭在《七志》中将历史图书附于“经典志”中的“春秋类”给予了批评：“刘氏(刘歆)之世，史书甚寡，附见春秋，诚得其例。今众家记传，倍于经典，犹从此志，实为繁芜。”唐代毋煚在《古今书录·序》 中较充分地论述了目录学的意义，他说：“夫经籍志，开物成务，垂教作程，圣哲之能事，帝王之达典。而去圣已久，开凿遂多。苟不剖判条流，甄明科部，则先贤遗事，有卒代而不闻，大国经书，遂终年而空泯。使学者孤舟泳海，弱羽凭天，衔石填溟，倚杖追日，莫闻名目，岂详家代不亦劳乎!不亦弊乎!将使千帙于掌眸，披万函于年祀，览录而知旨，观目以悉词，经坟之精术尽探，贤哲之睿思咸识，不见古人之面，而见古人之心，以传后来，不其愈乎!”这段文字一直影响着后世书目的编撰和目录学研究，怎样才能“剖析条流，甄明科部”，使学者“览录而知旨，观目而悉词”，免于“孤舟泳海，弱羽凭天”之苦。

南宋郑樵编撰的《通志·校雠略》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目录学理论研究著作，他从理论上阐述了图书分类、图书收录及图书注释的观点，这些观点又在“艺文略”、“图谱略”中得到实际的应用。郑樵关于图书分类的思想，其主旨在于详明图书类例，以完成书目剖析学术源流的任务。他在《编次必谨类例论六篇》中提出了很有见解的分类原则，阐明了学、书、类三者之间的关系，他说：“类例既分，学术自明，类例不明，图书无纪”，指出图书类例是否区分清楚，关系到图书的存亡和学术的发展。郑樵分类思想包含以下几个内容：一是明类例可以帮助人们认识图书，并借以保存图书的确实记载。他说：“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有专门之学，则有世守之能。人守其书，书守其类，人有存没，而学不息;世有变故，而书不亡。”学贵专门，才能世守;图书不专，泛览无归; 要做到 “人守其书”，必须做到 “书守其类”，以其“专”来区分类例。他认为，图书集中在一起就容易保管，分散就容易丢失，图谱书之所以多有亡佚，就是因为历代书目不立专类。郑樵的这种详明图书类例，把“专”作为图书分类的理论是有远见的。二是明类例可以提供学术发展情况，辨别图书内容，考察其源流演变。他说：“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类例既分，学术自身……观其书，可以知其学之源流”。尽管郑樵过分地夸大了分类的作用，但他这种独到见解是值得肯定的。他批评刘歆，“七略所分，自为苟简”;批评四部分类法，“四库所部，无乃荒唐”。这种敢于批评前人疏漏的精神，对当时学术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三是注重图书分类的严谨细密，把明类例看得像治理军队一样。他说：“类书，犹持军也。若有条理，虽多而治;若无条理，虽寡而纷。类例不患其多也，患处多之无术耳。”主张图书应细分，有其学必有其类。郑樵根据这种思想及当时图书的实际情况，不因袭旧法，创立了经、礼、乐、小学、史、诸子、天文、五行、算术、医方、类书、文十二类百家四百三十二种的分类体系，用于编撰“艺文略”。他的这种分类体系冲破当时盛行的四分法，把经部下的礼、乐、小学分别立类，与经书并列;把子部下的天文、五行、艺术、医方也分别独立成类，与诸子并列。他的这些做法都反映了“类例既分，学术自明”等分类思想。四是对某些类目名称进行解释，以方便人们认识类目。如对“周官”的解释：“汉曰周官、江左曰周官礼，唐曰周礼，推本而言，周官则是。”对类目的解释也是为他明类例及发挥类例作用服务的。五是明确提出图书分类的原则。他认为图书应按性质各自立类，不可混杂，不同类别的书不能混杂在一起;各类图书的排列先后应有次序;同一作者的不同图书，应按图书内容各入其类。郑樵的这些原则至今仍有现实意义。郑樵关于图书收录范围的思想，其主旨是通录古今存佚之书，详今略古。郑樵通录古今，是他变天下之书为一书及“会通”史学观点在目录学中的应用。他说：“观群书会记，则知樵之艺文志，异乎诸史之艺文。”“群书会记”指郑樵费“八、九年为讨论之学，为图谱之学，为亡书之学，以讨论之所得者作群书会记、作校雠备论、作书目讹论”(郑樵《夹漈遗稿》卷 二)中所编的书目，这部书目即是《通志·艺文略》的初稿。郑樵关于图书收录的思想主要表现在记录亡阙图书; 记录古今所有图书，但是要详今略古;记录图谱。为了阐明他记录亡阙图书的思想，郑樵专门撰写《编次必记亡书论三篇》，他说：“自唐以前，书籍之富者，为亡阙之书有所系，故可以本所学而求，所以书或亡于前而备于后，不出于彼而出于此。”记亡书可便于后世求书，但是，“及唐人收书，只记其有，不记其无，是致后人失其名系”。他又说：“古人编书，必究本末，上有源流，下有沿袭，故学者亦易学，求者亦易求”，记录亡佚之书可使源流有序。为了达到记录图书完备无遗的目标，郑樵作《求书之道有八论》一篇，提出了著名的求书八法：即类以求、旁类以求、因地以求、因家以求、求之公、求之私、因人以求、因代以求。尽管这套求书方法行之有效，但先秦古籍很难收集齐备，鉴此，郑樵认为应详今略古，“今有记者，欲以记百代之有无。然汉晋之书，最为希阔，故稍略。隋唐之书，于今为近，故差详。崇文、四库及民间所藏，乃近代之书，所当一一载也”。郑樵不仅主张记录图书，而且还要记录图谱，并专门编《图谱略》。他说：“见书不见图，闻其声不见其形;见图不见书，见其人不闻其语。”认为书与图各有其作用，两者不可偏废，并举出十六种书没有图不可用，如天文，非图无以见天之象;地理，非图无以见地之形;宫室，非图无以作室，“为学者而不知此，则章句无所用。为治者而不知此，则纪纲文物无所施”。姚名达在《中国目录学史》中评论说：“自古提倡图画表谱，意识最清，出力最大，固未有逾于郑樵者。”郑樵关于图书注释的思想，其主旨是“泛释无义”。他认为“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何必再对每一种图书再加注释提要。为此，他专写《泛释无义论》一篇，主张“经入经类，何必更言经史入史类，何必更言史但陈其凡目，则其书自显。惟《隋志》于疑晦者释之，无疑晦者则以类举。……今《崇文总目》……每书之下必著说焉。据标类自见，何用更为之说且为之说也，已是繁矣，何用一一说焉。至于无说者，或后书与前书不殊者，则强为之说，使人意怠”。郑樵在这里反对的是不管需要与否一律编写提要的作法，并不是说凡书都不必注释。他又撰《书有应释论》一篇，论述其中的道理。“如史家一类，正史编年各随朝代易明，不言自显。至于杂史，容有错杂其间，故为之注释，其易知者则否。惟霸史一类，纷纷如也，故一一具注。盖有应释者，有不应释者，不可执一概而论。按《唐志》有应释者而一概不释谓之简，《崇文》有不应释者而一概释之谓之繁。”郑樵的这种关于图书注释的思想，在《艺文略》中得到较好的应用，有的在书名下指出作者的时代及官阶，有的解释书名含义，有的简介其内容或真伪。总之，郑樵关于图书注释的思想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直至今日，仍有重要借鉴和参考价值。此外，郑樵还认为书目编撰人员应专职久任，“马司迁世为史官，刘向父子校雠天禄，虞世南、颜师古相继为秘书监，令狐德棻三朝当修史之任，孔颖达一生不离学校之官。若欲图书之备，文物之兴，则校雠之官，岂可不久其任哉”为了保证书目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作用的发挥，郑樵还提出了专人治专书和有一人总负责的书目编撰组织方法。他认为学术分工，各有其长，非其所长，不只会事倍功半，而且容易出错。他对刘向校书编目的分工组织方法深表赞同，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刘向、刘歆父子总负责，“出于一人之手，成一家之学”。郑樵对于中国目录学的贡献是巨大的，他创造性地提出的新的目录学见解值得今天研究借鉴。专门研究郑樵目录学的著作有《郑樵校雠略研究》(徐家麟著，商务印书馆1948年出版)等。

清代章学诚编撰的《校雠通义》是中国历史上继郑樵《通志·校雠略》之后的又一部目录学理论专著。章学诚生活在考据盛行的乾嘉时代，其代表作是《文史通义》和《校雠通义》，前者主要体现了他的史学思想，后者集中反映了他的目录学思想。章学诚在总结刘向、刘歆以来目录学成就的基础上，提出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著名论断，这一论断代表了封建社会目录学方法和理论的最高成就。对目录和校雠工作来说，章学诚提出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不仅仅是简单的分类编目，主要是通过揭示文献的思想内容、作者学术成就和师授渊源，阐明学术思想的源流和发展情况，使人们通过使用书目，深知学术之门径，探讨学术之源流，区别学科的范围，达到读书治学的目的。他赞同刘向、刘歆的学识和思想，说：“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刘向父子能上溯源流，总结上古以来的学术思想，把学术史的内容赋予书目之中。他认为：“《辑略》……最为明道之要。……其叙六艺，而后次及诸子百家，必云：某家者流，盖出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为某氏之学，失而为某氏之弊。其云某官之学，即法具于官，官守其书之义也。其流而为某家之学，即官司失职，而师弟传业之义也。其云失而为某氏之弊，即《孟子》所谓‘生心发政，作政害事’，辨而别之，盖欲庶几于‘知言’之学者也。由刘氏之旨，以博求古今之载籍，则著录部次，辨章流别，将以折衷六艺，宣明大道，不徒为甲乙纪数之需。”概言之，章学诚主张无论分类、编目、著录，都必须体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思想。章学诚关于书目分类的思想，强调类目应适应学术与图书发展的需要，有利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他认为，分类应随时代和学术的变化而变化，“《七略》之流而为四部，如篆隶之流而为行楷，皆势之所不容己者也。史部日繁，不能悉隶以 《春秋》学家，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一。名墨诸家，后世不复有其支别，四部不能返《七略》者二。文集炽盛，不能定百家九流之名目，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三。抄辑之体，即非丛书，又非类书，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四。评点诗文，亦有似别集而实非别集，似总集而又非总集者，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五。凡一切古无今有、古有今无之书，其势如霄壤，又安得执《七略》之成法，以部次近日之文章乎”章学诚还特别重视分类的“论辨流别”作用，通过分类部次图书，使人能因类求书，因书求学。以类书为例，章学诚认为有两个种类，“其有源委者，如《文献通考》之类，当附史部故事之后;其无源委者，如《艺文类聚》之类，当附集部总集之后，总不得与子部相混淆。或有择其近似者，附其说于杂家之后可矣”。章学诚关于书目体例方面的思想，特别强调了类序和提要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方面的作用。他称赞《七略》的类序，“由刘氏之旨，以博求古今之载籍，则著录部次，辨章流别，将以折衷六艺，宣明大道，不徒甲乙纪数之需”。关于大、小类序的作用，他认为可起到记述学术源流、解释类名意义范围、说明类与类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的作用。鉴此，一部书目必须有大、小类序，否则无法“辨章流别”。对于提要的撰写非常重视，反对南北朝时期那种“仅计部目”、“甲乙簿注”的做法。他认为只有编写提要，才能把作者的学术思想充分反映出来，“推论其要旨，以见古人所言有物而行有恒者，则一切无实之华言，牵率之文集，亦可因是而治之，庶几辨章学术之一端矣!”关于提要的内容，章学诚要求具备书名的考异、作者的介绍及内容的评判等要点。他的这种关于提要的见解，值得今天目录学研究者及书目工作人员学习。章学诚关于书目著录方面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互著、别裁两个方面。为了使九流百氏之学，“绳贯珠联，无少缺逸”，他强调使用互著、别裁之法，以补充分类著录的不足。在分类著录过程中，一种书著录在某一类里似乎是不可动摇的，但是，在现实中往往一种图书兼有其它学科的内容，“如避重复而不载，则一书本有两用而仅登一记录，于本书之体，既有所不全;一家本有是书而缺而不载，于一家之学，亦有所不备”。为了解决上述问题，章学诚专门撰写《互著》、《别裁》两篇，对互著、别裁的概念、方法及意义作了阐述。关于互著，他说：“至理有互通，书有两用者，未尝不兼收并载，初不以重复为嫌;其于甲乙部次之下，但加互注，以便稽检而已。古人最重家学，叙列一家之书，凡有涉此一家之学者，无不穷源至委，竟其流别。”表面看来，互著是个著录方法问题，实际上它不仅提高了图书分类的质量，便于考察学术发展源流，而且也发挥了图书的作用。关于别裁，章学诚说：“古人著书，有采取成说，袭用故事者。其所采之书，别有本旨，或历时已久，不知所出;又或所著之篇，于全书之内，自为一类者;并得裁其篇章，补苴部次，别出门类，以辨著述源流;至其全书，篇次具存，无所更易，隶于本类，亦自两不相妨。”这段论述极其精要地阐明了别裁的意义，分析出一种书中的某一篇章，不仅使某篇内容得到充分反映，而且对读者利用书目查检也很方便。别裁后，对原书没有任何影响。因为裁篇别出后说明原来的出处，从中也就可看出学问的流别。章学诚对于互著、别裁的论述，是对中国目录学理论和方法的重要贡献。关于互著、别裁两种著录方法的起始，历来有分歧意见。《七略》中有互著、别裁两种方法，但刘向父子没有这种思想，而是当时图书散乱、分工编目造成的一种失误。此后班固发现这个问题，在《汉书·艺文志》中给予纠正，删去了重复著录的图书。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中使用了互著的方法，明代祁承㸁使用了两种方法，而且简述了“通”、“互”的意义。历史上第一次详细明确地论述互著、别裁，并把两种方法提高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高度，是清代的章学诚。自此之后，学术研究人员及书目编撰人员才有了明确的思想和依据。章学诚目录学思想的另一表现是关于对索引的理论和方法的论述。他说：“窍以典籍浩繁，闻见有限，在博雅者且不能悉究无遗，况其下乎以谓校雠之先，宜尽取四库之藏、中外之籍，择其中之人名地号、官阶书目，凡一切有名可治，有数可稽者，略仿《佩文韵府》之例，悉编为韵;乃于本韵之下，注明原书出处及先后篇第，自一见再见以至数千百，皆详注之，藏之馆中，以为群书总类。”这段论述是中国最早的关于索引工作的研究。章学诚当时所说的只是编制图书的人名、地名、学名、官衔名的索引，此后出现的汪辉祖编的《史姓韵编》、阮元的《经籍纂诂》就是从人名、字词角度做的索引。章学诚对图书资料与学术研究之间的关系有切实的评说，他利用 “道”与 “器”的关系来阐述这一问题，他说：“《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这里的 “道”指自然规律，“器”指客观事物。章学诚把这一哲学思想引入目录学中，在书中提到“六经皆掌故”、“六经皆器”、“六经皆先王之政典”，这里的“掌故”、“政典”、“器”都是指图书资料。人们通过阅读这些资料可得到学问，也就是得到“道”。这就是说，学术研究必须以资料为依据，这些资料“如旨酒之不离乎糟粕，嘉禾之不离乎粪土”(《答客问》)。他还把图书资料与学术研究比喻为“盖著述譬之韩信用兵，而比类譬之萧何转饷，二者固缺一不可”。这些精辟的见解常被后世看作重视资料工作的典范。综上所述，章学诚的目录学思想是在广泛分析研究前代的书目及目录学著述的基础上形成的，为后世建立了科学的目录学理论和方法体系，不少目录学著述受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影响。

注释与参考文献的区别：

参考文献是作者撰写论著时所引用的已公开发表的文献书目，集中列表于文末。注释主要包括释义性注释和引文注释，一般排印在该页地脚或集中列于文末参考文献表之前。

相关介绍：

1、注释，是对书籍或文章的语汇、内容、背景、引文作介绍、评议的文字。为古书注释开始于先秦时期。中国古代分得较细，分别称之为注、释、传、笺、疏、章句等。包含的内容很广。诸凡字词音义、时间地点、人物事迹、典故出处、时代背景都是注释对象。有脚注、篇末注、夹注等形式。古籍注释列在正文之中，有双行夹注和夹注。现代书籍注释列于正文当页之下，称脚注，亦称本面注；列于文章之后或列于书籍之后者称篇末注。

2、参考文献是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对某一著作或论文的整体的参考或借鉴。征引过的文献在注释中已注明，不再出现于文后参考文献中。

据网上搜索知：语言学是以人类语言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探索范围包括语言的性质、功能、结构、运用和历史发展，以及其他与语言有关的问题。

语言学研究的对象是客观存在的语言事实，包括现代的语言和古代的语言。例如对《诗经》的研究中，不但可了解古人如何运用文字，运用语言叙事抒情，还可了解到许多现在已经消失或者不常接触的植物名、动物名、生产生活方式、重要的祭祀活动等等；面对一个词语或者成语，除了现今的意思和用法，还可以知道其来源、典故等。事实证明语言学的研究是引领人们了解历史，思考未来语言发展的明灯。

学科交叉研究法是把多种学科引进语言学，把语言学引进别的学科的指导方法。即立足语言学，与其他学科多向交流，吸取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和分析方法。科际交流，尤其表现在方法的借鉴与习得上。这个方法的特点是多种方法的相互渗透和融合，如融会语言学上的共时描写法、历时分析法、社会学上的社会调查法、阶层分析法，以及其他学科的统计法、历史研究法等等。这一研究方法的领域十分广阔。

注释是指解释字句的文字，也指用文字解释字句。可以是文字符号等多种形式。注释，是对书籍或文章的语汇、内容、背景、引文作介绍、评议的文字。为古书注释开始于先秦时期。中国古代分得较细，分别称之为注、释、传、笺、疏、章句等。

包含的内容很广。诸凡字词音义、时间地点、人物事迹、典故出处、时代背景都是注释对象。有脚注、篇末注、夹注等形式。古籍注释列在正文之中，有双行夹注和夹注。现代书籍注释列于正文当页之下，称脚注，亦称本面注；列于文章之后或列于书籍之后者称篇末注。

不管采用何种方式，全书注文的编排一般要求统一，以便于读者查考。注释在教科书中应用广泛，是学生学习的重要条件。现代学术作品中的注释一般分内容解释和来源解释两种。

前者多指对文章或书籍中某一部分词句作进一步说明，但为了防止冗杂而把它放在段落之外（文末或页边）。后者一般是为了保障原作者的著作权，注明某此语句、词语、观点的来源，以便读者的查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和劳动。

注释造句：

1、参见底下的注释。

2、这题目也许要个简明的注释。

3、他迅速地翻阅那本书寻找那些注释。

4、不要过分注释。

5、但是，注释也有一些弱点。

6、就在这里，让我来把这个注释掉。

7、标记注释没有变量。

8、正如本接口的注释所表明的，可以通过属性的名称或者其索引访问它。

古典文献学研究古籍的分类、编目，古籍的版本、校勘，古籍的辨伪、辑佚，古籍的注释、编纂。古籍整理向人们展示历史、要保留历史，让人们在纷繁芜杂的现实中仍能把握住民族发展的脉络，挖掘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参与世界文化交流。

古典文献学综合运用版本、校勘、目录、注释、考证、辨伪、辑佚、编纂、检索等方面的理论与方法，科学地分析、整理、研究中国古代文献，进而探讨古代文献的产生、分布、交流和利用的规律，并总结对古代文献进行分析、整理、研究工作的规律与方法。

由于文献载体的变迁，书写、契刻、印刷的不同以及装订技术水平的进步，对于文献的编缀、卷摺、包背和装订，先后产生过几种不同的体式：简策体式（竹木简的编简）；卷轴体式（缣帛和纸书的卷轴装以及纸书向册页过渡的旋风装）；折叠体式（梵夹装、经折装）；册页体式（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等）。

史记读后感 《史记》不但是中国史学上第一本记传体通史，而且是司马迁走遍大江南北，经受住了各种打击，呕心沥血在公园前91年完成的旷世巨作。这本书中，最吸引我的是撰些时代中各领域英雄豪杰和记载国内外少数民族的“列传”。是它让我感受到了历代英雄人物的气概与豪迈。比如说列传中的“刺客列传”里的聂政，荆轲等人。以前，我以为刺客不过就是那些品行不正，只知道搞偷袭的人。但史记上的叙述，让我明白，实在刺客才是对君主最赤胆忠心的人。究竟往行刺君王，成功了会被四周的卫士杀死，不成功更无生还的可能。真可谓是有往无回。固然如此，但他们依然一心为君。就像荆轲临走时在易水河边 “风萧萧兮易水冷，壮士一往兮不复还。”的悲壮，更有那后来身中八剑却仍一心想着太子丹，这就是他们的赤胆忠心的最好表现。能与君主斗智斗勇的，还有那些有着顽强意志的说客。苏秦是他们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原先，苏秦穷困潦倒，连家人们都嘲笑他，然而他没有就此放弃他的理想，躲在房中钻研《阴符》，练就自己论辩说理的功夫，用书中的道理往游说君王，然后奔走于各个国家，终于让燕文侯认同了他的意见和建议，将整个国家都托付给他，让他往游说各国，终极苏秦成了六国合纵同盟的负责人兼六国的宰相。从而让家人对他刮目相看，对他格外尊重。说客要想做成功是要付出凡人难以想像的艰辛，不但要游走于各个国家，路途艰辛自不必说，而且费尽口舌君王也未必会听，搞不好还会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所以很多人都退却了，但苏秦坚持了下来并获得了成功，他那三寸不烂之舌抵得上人家的千军万马。让我见识到了一个人口才的气力和古人那坚持不懈的伟大。这样令我受益匪浅的故事史记中还有很多很多，看了后让我崇敬太史公的刚正不阿，仰慕这些英雄的雍容大度，更加喜爱古典文学中千丝万缕的尽唱。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源远流长，十分悠久。作为新世纪青少年的我，当然要好好的了解我们中华民族最为骄傲的时段。为了了解这些历史，我选择了被鲁迅先生称为史家之尽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由于平时，我们所熟悉的指鹿为马、完璧回赵等寓意深刻的成语典故均来源于《史记》。《史记》记述了从黄帝到汉武帝时期的史事，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在天子时期，它先容了黄帝的由来、发生在天子四周的事情和尧、舜、禹的功绩，然后禹建立了夏朝，《史记》还讲述了夏、商、周、秦兴盛和终极衰败得原因，在天子和汉武帝时期，发生了许很多多的事件，《史记》都逐一记述下来，还讲解了其中3000余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历史。《史记》的作者是司马迁，他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史学家，生于公元前145年西汉时期的夏阳，他的父亲司马谈时汉武帝的令。在父亲的熏陶和影响下，司马迁20岁时就开始游历全国，考证历史遗迹、了解风土人情。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为司马迁以后写《史记》积累了大量素材。在他47岁时，发生了一件影响司马迁至深的事：汉朝大将李陵进攻匈奴，由于寡不敌众，投降了匈奴，武帝大怒，想重罚李陵族人，司马迁没有像其他朝中大臣那样争相附和，而是为李陵辩护，希看天子宽恕。因此司马迁受到牵连，被处以腐刑。出狱后，司马迁立志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代。经过了20余年的专心著述，终于完成了究天人之迹，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通过阅读《史记》，我了解了很多历史知识，还让我熟悉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让我知道了很多平时根本就没有听说过的历史典故，而且在《史记》中先容了很多的世家故事，还描述了很多的名人列传，既丰富又详实，使得人们阅读完它之后，感觉得到了很多曾不知道的知识，它的丰富、充实性，也使得人们百看不厌。之所以有《史记》这本著作，是由于作者司马迁的不懈努力，他敢于大胆地评论汉武帝的功过，肯定陈胜、吴广反抗暴秦的首创精神，指斥暴臣酷吏的罪恶，就可以看出司马迁对《史记》真实性的要求。《史记》的经典之处也就在于文章的真实性。由于在古代，每个朝代的吏官由于自己和家人的性命几乎都把握在天子的手中，所以他们将皇室贵族的丑陋的一面都不将记载或美观化，使得历史不真实，但司马迁却不是这样，司马迁不仅将汉武帝的功过逐一记录下来，还在《史记》中将汉朝以前发生的历史事件用自己对其的评价写下来，使得后人对古代的历史有了正确的了解。《史记》从文字上看，文笔简洁，语言生动，人物刻画的栩栩如生，同样也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