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来说，瘟疫是由于一些强烈致病性微生物，如细菌、病毒引起的传染病。

　　一般是自然灾害后，环境卫生不好引起的。 这只是其中一方面而已，按照中医五运六气的理论，在五运六气特殊之年份，或因某运不及刚好与司天之气想矛盾时，会爆发瘟疫。如2003年为火运不及，司天之气为太阴湿土，所以有‘九宫灾’，九即对应于人体的肺。而2009年为土运不及，司天之气也为太阴湿土，故而有‘五宫灾’，其对应于人体的脾胃。所以2009年会爆发类似霍乱型的传染病，这个需要每一个人都要注意的事情。

　　瘟疫在我国史料中早有记载。如《周礼•天官•冢宰》记载：“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吕氏春秋•季春纪》记载：“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说明当时对温疫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认为温疫一年四季皆可发生，原因之一是由于时令之气的不正常，是由“非时之气”造成的。

　　现存最早的中医古籍《黄帝内经》也有记载。如《素问•刺法论》指出：“五疫之至，皆向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素问•本能病》篇：“厥阴不退位，即大风早举，时雨不降，湿令不化，民病温疫，疵废。风生，民病皆肢节痛、头目痛，伏热内烦，咽喉干引饮。”指出温疫具有传染性、流行性、临床表现相似、发病与气候有关等特点，并认为只要“正气存内”，就能“避其毒气”。

　　东汉时期的张仲景在其著作《伤寒杂病论》的序言中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公元196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文中的“伤寒”，除了指外感热病外，还包括了当时的烈性传染病，可见当时温疫流行之猖獗。

　　曹植《说疫气》记载“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也。”描绘了当疫病流行的惨状，并明确指出：“疠气流行”，并非“鬼神所作”，而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所致。

　　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在《七哀诗》中也记载：“……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是当时凄凉情景的真实写照。据史料记载，从汉桓帝刘志，至汉献帝刘协的七十余年中，记载有疫病流行17次。疫情连年，民不聊生，即使是士大夫们也未能幸免。如文学史上著名的“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应玚、刘桢也一时俱逝。其惨状可见一斑。

　　晋朝葛洪《肘后备急方》对温疫也有论述，认为“伤寒、时行、温疫，三名同一种。……其年岁中有疠气兼挟鬼毒相注，名为温病。”并立“治瘴气疫疠温毒诸方”一章，记载了辟瘟疫药干散、老君神明白散、度瘴散、辟温病散等治疗、预防温疫的方剂。

　　隋朝巢元方《诸病源候论•疫疠病诸候》认为疫疠病“其病与时气、温、热等病相类，皆有一岁之内，节气不和，寒暑乖候，或有暴风疾雨，雾露不散，则民多疾疫。病无长少，率皆相似，如有鬼厉之气，故云疫疠病。”并认为岭南地区的青草瘴、黄芒瘴等瘴气也属疫疠病范围。并进一步指出：“此病皆因岁时不和，温凉失节，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则病气转相染易，乃至灭门，延及外人，故须预服药及为法术以防之。”

　　唐朝孙思邈《千金要方•卷九•伤寒》立“辟温”一章，记载治疗温疫的方剂。

　　出于唐朝王冰以后的《素问》遗篇，认为温疫与五运六气变化异常有一定的关系，故有金疫、木疫、水疫、火疫、土疫“五疫”及“五疠”之称。说明古人已经意识到温疫的致病原因不同于一般的六*外邪，而是一种疫毒之气。

　　金代医家张从正《儒门事亲•卷一•立诸时气解利禁忌式三》：指出“又如正二三月，人气在上，瘟疫大作，必先头痛或骨节疼，与伤寒、时气、冒暑、风湿及中酒之人其状皆相类。慎勿便用巴豆大毒之药治之。……夫瘟疫在表不可下，况巴豆之丸乎。”对瘟疫的临床表现、治疗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元代医家朱丹溪《丹溪心法•卷一•温疫五》：“瘟疫众一般病者是，又谓天行时疫。治有三法：宜补，宜散，宜降。”总结了温疫的治疗方法。

　　明朝医家吴又可目睹当时疫病流行的惨状，在前人有关论述的基础上，对温疫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探讨。其所著的《温疫论》是我国论述温疫的专著，对温疫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认为“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指出温疫的致病因子是“异气”，又称“疫气”、“疠气”“戾气”等，是对温疫病因的创见。

　　吴氏认为戾气是物质性的，可采用药物制服。虽然戾气“无形可求，无象可见，况无声复无臭，何能得睹得闻”，但它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又进一步指出“物之可以制气者药物也。”

　　戾气是通过口鼻侵犯体内的。认为“邪从口鼻而入”，又感染戾气的方式，“有天受，有传染，所感虽殊，其病则一”。

　　而人体感受戾气之后，是否致病则决定于戾气的量、毒力与人体的抵抗力。指出“其感之深者，中而即发，感之浅者，而不胜正，未能顿发”；“其年气来之厉，不论强弱，正气稍衰者，触之即病”；“本气充满，邪不易入，本气适逢亏欠，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

　　戾气引起的疫病，有大流行性与散发性的不同表现。而戾气致病又有地区性与时间性的不同情况。此外，由于戾气的种类不同，所引起的疾病也不同，侵犯的脏器部位也不一。认为“……为病种种，是知气之不一也”。并且还指出人类的疫病和禽兽的瘟疫是由不同的戾气所引起的。

　　吴又可在《温疫论》中，还创制了不少独特的、行之有效的治疫方剂。《温疫论》是我国医学文献中论述急性传染病的一部划时代著作，至今仍可用来指导临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清朝余师愚，著有《疫疹一得》。其在吴又可《温疫论》的基础上，认为疫疹的病因是疠气，指出“一人得病，传染一家，轻者十生八九，重者十存一二，合境之内，大率如斯。”并根据暑热疫的病证特点，创立“清瘟败毒饮”一方，以重用石膏为主，为温疫病的辨证论治开拓了新的境地。

　　综上所述，中医药学在与温疫长期的斗争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与临床治疗方法。应该充分发挥中医药治疗急性传染病的作用。

　　瘟疫成人类头号杀手列入八国首脑议题

　　近期，八国集团***(G8)将在日本冲绳举行年度会议。鉴于包括艾滋病、肺结核和疟疾等在内的传染病已成为人类头号杀手，其所带来的经济损失更是难以数计，如何遏止全球瘟疫的蔓延将首次正式列入此次会议的议题。

　　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WHO)发言人格里高利-哈特尔表示，“此举标志着人类在与传染病的斗争中迈出了重要一步。如果不采取措施，这三种传染病很有可能彻底摧毁人类经济和社会结构。相反，如果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能共同为此做出贡献，事情将会有根本性的改变。”

　　据了解，目前全世界共有3500万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其中70%的人生活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该地区迄令为止已有1100万人死于艾滋病。

　　三分之一的艾滋病患者最后都死于肺结核，后者每年夺去200万人的生命，同时又有800万人感染，几乎全部集中在发展中国家。

　　疟疾只需借助蚊子叮咬就可以传染，在非洲，它每年要夺取100万人的生命。

　　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在发展中国家，艾滋病、肺结核和疟疫这三种传染病使各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其中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过去35年中，仅疟疫一种传染病就使国内生产总值损失了三分之一。

　　法国总统希拉克在一次重大艾滋病会议上曾表示，他将在八国集团***会议上敦促其他国家的***支持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医疗水平。

　　从以往的情况来看，八国集团所做的允诺往往最终不能兑现。例如，去年，八国集团曾宣布将为世界上最贫穷国家削减1000亿美元的债务，但迄令为止，还没有哪个国家采取具体行动。

　　有鉴于此，正在积极呼吁向贫穷国家提供廉价药品的世界慈善医疗卫生阵线(MSF)警告说，八国集团必须用实际行动来实现所许下的诺言。

　　MSF女发言人萨曼莎-波尔顿说，“八国集团应该提供资金，帮助发展中国家生产一些普通药品，如治疗艾滋病的抗逆转录酶病毒药品，以使这些国家摆脱对国外大医药公司的依赖。”

　　此外，鼓励、支持公共研究机构的研究工作也非常重要，研制新药品不应该象商品一样为某个跨国大公司所垄断。肺结核的治疗就是一个突出例子。目前仅有的一种疫苗还是在1923年发现的，此后，几乎没有人再去研究新的更为有效的药品。而这种名为TB的疫苗经过30多年的运用之后，不仅价钱昂贵，而且药力也在逐渐下降。

　　波尔顿说，“肺结核是穷人的疾病。如果感染了肺结核，你必需呆在医院里几个月，无法工作，而这对许多人来说是根本负担不起的。”

第一、先从官方政府（统治层）来说。

在古代，人们把瘟疫看作是上天的惩罚。瘟疫猖獗时，西汉文帝、东汉恒帝等许多统治者都下过有关瘟疫的自责诏书，主动承担责任，向上苍检讨自己的过失，祈祷上苍能收回惩罚。皇帝通过自责诏书安抚人民，增强了人民抗击瘟疫的信心。同时，他还命令各级政府共同抗击瘟疫，共渡难关。而在疫情过后，统治者基本都会免除租赋，减轻百姓的负担。汉宣帝就在瘟疫后下诏“其令君国被灾甚者，毋出今年租赋”。

在防疫中，要求官员巡视疫区，安抚百姓，开仓救灾，派医生救治民众，稳定民心。在汉代，有官方为疫区和患者免费提供医药的记载。宋朝瘟疫发生时，政府组织医生免费治疗病人，医药费由政府支付。因病不幸死亡的，应当向家属支付一定的丧葬费，妥善安葬。无人管者，由地方官负责安葬。对于灾民家庭留下的孤儿，有关部门将给予一定的救助，使其得到抚养。上述各项措施对落实人性、稳定民心起到了一定作用。

第二、再从专业（医学）的角度来说。

中医古籍《黄帝内经》其疾病预防原则是“不治已病，治末病”。《素问·本能病》指出，瘟疫具有传染性、流行性、临床表现相似等特点，发病与气候有关。并认为“正气存内”可以“避其毒气”。

在古代，医生有“不为将相，偏为良医”的美德。张仲景的《伤寒论》对不同时期的各种传染病都有治疗方法。到目前为止，日本汉方医的经方派仍沿用张仲景的原方治疗病毒性肝炎等传染病。华佗发现用青蒿治疗流行性“黄胆病”。后来，民间流传着“三月青蒿能治病，五月六月当柴烧”的说法。现代屠呦呦正是从新鲜青蒿素中分离出青蒿素，成为治疗疟疾的新药。晚清吴瑭推荐的安宫牛黄丸、至宝丹、紫雪丹等仍在临床应用，称为治疗瘟疫的三宝。 

第三、最后从个人的角度来说。

注意食品卫生和个人卫生可以有效避免鼠疫的传播。秦汉时期，有记载说，用佩兰等草药洗澡可以防病养身。同时建议不吃生冷食物，不要吃生鱼。隋唐时期的孙思邈提倡个人卫生，重视体育保健，提出饮食疗法、药物疗法、养生、滋补自然、保健相结合的防治思想。元代医家还建议保持口腔清洁。在《本草纲目》中，李时珍主张人们将水烧开了再喝，这大大降低了传染病的几率。

大家好，这是边肖。今天，我将告诉你关于古老的瘟疫。欢迎关注。

因为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情况，最近很多人都在关注，社会上也有很多情况。相信大家都有一定的了解。然而实际上，如此大规模的传染病在人类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在古代就有发生。有一个词大家都很熟悉：“瘟疫”。我们经常在电视剧里看到，瘟疫发生的时候，人们都非常害怕。那么古代的瘟疫是怎么发生的，最严重的又是怎么治愈的呢？

1古代的瘟疫是什么？

从古至今，人类遭受了无数次瘟疫，有些瘟疫特别严重，对人类后代的影响也很大：非典、鼠疫、天花、流感、霍乱等。一般来说，鼠疫是由一些高致病性微生物引起的传染病，如细菌、病毒等。通常是自然灾害后环境卫生差造成的。

:“瘟疫，是所有人都有的，也被称为疫情。”其发病迅速，综合征凶险。如果疖子和流行性病毒出现在源头，开始时，人们可以看到恶寒和强烈的热量，但立即热不冷，头痛和身体疼痛，白苔如粉，绛舌，脉数等。主要用于治疏泄，用大元阴、三消阴。若热毒，邪在胃或热灼血，则可见高热烦躁、头痛欲裂、腹痛腹泻，或鼻衄、发斑、神志不清、舌苔灼热等。治瘟解毒，宜用清瘟败毒汤、白虎河犀角升麻汤等。见疫、日、时、温病、斑等。

2古代瘟疫是怎么发生的？

在中国的古装剧中，经常会出现令人闻风丧胆的——“瘟疫”的存在。所谓鼠疫，按照今天的理解，是一种容易传播的急性传染病，有点类似于西方的黑死病。在中国古代，每当发生瘟疫，往往会死大量的人，人民苦不堪言。瘟疫究竟为什么会发生？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讨论。

第一个方面是瘟疫的产生和传播。原因可以分为两个因素。一是自然因素，即我们熟悉的四大自然灾害：水灾、旱灾、蝗灾和地震。这四种灾害的发生往往难以预测，有时甚至相互伴随，造成严重后果。洪水和地震的直接后果是大量的人和牲畜死亡。大量人畜尸体如果不及时处理，很容易形成传染源。干旱和蝗灾造成农作物歉收，粮食短缺，进而导致人畜死亡，形成传染源。第二，社会因素，包括战争和饥荒。战争在古代并不少见，比如朝代之间的战争，民族之间的争斗，以及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战争结束后，必然会尸横遍野，死伤无数。如果处理不当，很容易形成疫情。至于饥荒，它的结果和前面的例子很像，这里就不赘述了。

当这些天灾人祸发生时，人们会为了躲避而迁徙，迁徙使得疫情在人与人之间广泛传播。即使没有迁徙，人们生活在一起，接触频繁，也容易导致流行性疾病的传播。所以如果一个人生病，整个家庭甚至整个村庄都可能遭殃。

第二个方面是应对不当。显然，古人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面对瘟疫，人们往往很难有效应对。就社会背景而言，在瘟疫到来之前，各种天灾人祸已经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人们没有足够的物质条件来及时实施保护和治疗，即使有，效果也相对有限。但由于时空的距离，中央很难及时到达地方。个人认为，恶劣的生活环境使得人们的营养状况非常不理想。人体营养缺乏或多或少会导致人的免疫力下降，从而更容易发生和传播鼠疫。

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有一部分是人类不断与各种疾病作斗争。因此，社会的进步还体现在越来越多的疾病得到预防和治愈，人们的健康得到有效和永久的保障。时至今日，仍有人为医疗事业的发展不懈努力。我们生而为人，所以我们要更加努力去维持生命的意义。

3古代发生过哪些瘟疫？

先秦时期

瘟疫在中国史料中早有记载。比如《丹溪心法瘟疫五》记载：“包治百病的病，任何时候都有慢性病。”记载：“当季春处于夏季时，人们会遭受许多疾病和流行病。”当时对鼠疫的认识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认为鼠疫一年四季都有可能发生。其中一个原因是时令之气失常，这是由“不合时令之气”引起的。

还记载了现存最早的中医古籍《周礼天官冢宰》。比如《吕氏春秋季春纪》指出：“五疫到来时，不论大小，都容易被感染，症状也差不多正气存在于内，邪不可为，避其毒气。”:“厥阴不退位，即大风早起，雨不下，湿天气不使其变，民病温疫，有缺陷。风，人的病是关节痛，头痛，发热心烦，咽干，饮酒。”指出温病具有传染性、流行性、临床表现相似等特点，其发病与气候有关，认为只要“正气存内”，就能“避其毒气”。

东汉

东汉张仲景在其《黄帝内经》一书的序言中说：“宗族众多，有二百余家。从建安年开始，还没有十年。三人中有两人死亡，伤寒排名第七。感受着过去的失落，很难挽回伤害，但也很难寻求古训，学习他人。”本文中的“伤寒”不仅指外感热病，还包括当时烈性传染病，可见当时瘟疫横行。

三国

曹植《素问刺法论》记载“建安二十二年，疖子盛行，家家受僵尸之苦，家家有哀号。要么关门等死，要么失去家人。或者认为：瘟疫，鬼神。我知道我是布朗的儿子，并且在荆的房间里支起了耳朵！如果夫堂是在石鼎的家里，貂累的门口，那就新鲜了。这就是阴阳失和。寒热不对，就是疫情的诱因，愚民死抱着不放，真是可笑。”描述了疫疖的惨状，并明确指出“疫疖”并非鬼神所致，而是“阴阳错位，寒热错时”所致。

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灿也在《素问本能病》年记载：“出门的时候什么都看不见，但是骨头遮住了平原。路上有个饥饿的女人，抱着孩子，弃草而走。顾浩哭啊，哭啊，哭啊。如果不知道自己死在哪里，又怎么能和对方终成眷属？马被赶跑了，我不忍心听到这些。”是当时凄凉景象的真实写照。据史料记载，从汉高祖刘智到汉高祖刘勰，70多年间记载的疫情有17次。疫情已持续多年，百姓苦不堪言，连士大夫也未能幸免。比如文学史上著名的“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杨颖、柳甄也死了一段时间。其恐怖可见一斑。

金朝

晋代葛洪《伤寒杂病论》年也讨论过瘟疫，说“伤寒、温病、温病是三个同类。晚年咳嗽，鬼毒，名曰热病。”此外，还专设“治疟、疫疖、毒”一章，记载了治疗和预防温病的方剂，如甘散、老君参明散、杜雪散、痹温病散等。

隋朝

隋代方《说疫气》认为疫病“类似于时令之气、温、热等疾病，

基于唐代王冰之后的《七哀诗》著述，认为温病与五运六气的异常变化有关，故称之为金疫、木疫、水疫、火疫、土疫的“五疫”和“五疮”。说明古人已经认识到温病的致病原因不同于一般的六*，而是一种疫毒。

宋朝

宋代医家张从正，《肘后备急方》:“再如二三月，人人气高，瘟疫来袭，必先头痛或关节痛，与伤寒、时令气、暑、风湿、适量饮酒者相似。注意不要用巴豆毒治疗。丈夫的瘟疫上不了台面，就像巴豆的药丸。”作者对鼠疫的临床表现和治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元朝

元代医生朱丹溪:“瘟疫是一种常见的疾病，也被称为天疫。治疗方法有三：宜补宜散宜降。”总结了鼠疫的治疗方法。

明天

明代医家吴目睹了当时疫病的惨状，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对疫病作了深入细致的观察和论述。他的书《千金要方卷九伤寒》是我国的温病专著，对温病有详细的论述。认为“温病是一种病，既不风也不冷也不热也不湿，只是天地之间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指出温病的致病因素为“邪气”，又称疫气、疖气、戾气等。这是对温病病因的独到见解。

吴认为愤怒是物质的，可以通过药物来抑制。戾气虽然是“看不见，看不见，无声无臭，怎么能看得见，闻得见”，但它是一种客观物质，进一步指出“事物能使人因毒品而生气。”

愤怒通过鼻子和嘴巴侵入身体。认为“邪从口鼻入”，感染戾气。“如果你患了它，你就会被感染。虽然感觉不一样，但都会患一种病”。

但人体感受到戾气后，是否患病，取决于人体的量、毒力和抵抗力。指出“感之深，感之浅者，不可克服，不能一下子成”；“无论强弱，正气稍衰，一触即病”；“此气满，邪不入。此气恰逢亏虚，呼吸之间，外邪乘虚而入”。

由rage引起的流行性疾病有疫情和散发的不同表现。然而，致病性rage存在地域和时间差异。另外，由于戾气的类型不同，引起的疾病也不同，涉及的器官也不同。我认为“人的疾病和动物的疾病是由不同的戾气引起的。

《素问》年，吴有科还创制了许多独特有效的治疗疫疾的方剂。是我国医学文献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急性传染病著作。至今仍可用于指导临床实践，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清朝

清代余写《儒门事亲卷一立诸时气解利禁忌式三》。在吴有科《丹溪心法卷一温疫五》的基础上，认为疫疹的病因是疖子，并指出“一人得病，传染一家，轻者十有八九生，重者十有八九救。在环境中，这一比率很高。”根据暑疫的证候特点，建立了以石膏为主的“清瘟败毒汤”方剂，为温病的辨证论治开创了新局面。

综上所述，中医在与温病的长期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一套完整的理论和临床治疗方法。我们应该充分发挥中医药在治疗急性传染病中的作用。

从古至今，瘟疫都是人类的最大威胁之一，尤其是医疗水平远不如今天的古代，瘟疫所造成的死伤都是非常巨大的，且古代瘟疫爆发的频率也远比今天要高得多，纵观我国历代史书的记载不难发现这一点。

而每一次瘟疫的发生，都是对当朝者的一次考验，如果朝廷对瘟疫处理不当，会引发统治危机甚至有颠覆政权的危险，所以，面对瘟疫，朝廷往往都会竭尽全力去阻止瘟疫的蔓延。

那么面对瘟疫，古代通常都是如何应对的呢？下面笔者将以宋朝防治瘟疫为例，来与大家一起了解一下古代人对瘟疫的治理。因为宋朝是历代王朝当中防治瘟疫非常成功的一个朝代，宋朝对瘟疫的防治可以说是非常系统全面的，想要了解古代如何防治瘟疫，宋朝最值得研究。

其实，古代的医疗水平虽然不发达，但古人对瘟疫的了解程度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浅，甚至他们对瘟疫的防治理念也并不落后于今人，像《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肘后备急方》等医学古籍都有对“瘟疫”的详细介绍以及治疗办法，甚至很多文学作品中也都有所体现，明朝著名医家吴有性曾长期致力于对瘟疫的研究，并创作了《温疫论》一书，系统介绍了瘟疫的发病，症状与医治方法。

事实上，我们现在很多治疗瘟疫的方法也是取自《温疫论》等古人总结研究而成的医书。

所以，古人防治瘟疫的理念与今天人们防治瘟疫大同小异，具体步骤如下：

一，发现疫情上报朝廷

瘟疫一旦发生，仅凭地方是完全没有能力应对的，必须上报朝廷，由朝廷下令集全国之力进行防治，宋朝从立国之初便要求各地官员发现疫情必须及时上报。宋仁宗皇祐年间，全国瘟疫频发，但各地上报非常少，皇帝对此产生疑惑，因此而下诏令“比日上封言事者少，岂非言路壅塞所致乎”？而后皇帝下令整顿中央与地方官府机构，保证从地方到中央政令顺达畅通。

二，朝廷得到关于瘟疫的奏报后即派医官前去医治，并动用国库征收各地药材发往疫区

瘟疫发生后，朝廷会立即向疫区派遣翰林医官院和太医局的太医，令他们前去巡诊并与地方医者共同研究有效的防治措施，并向疫区散发汤药。例如宋太宗淳化三年（公元992年），开封发生疫情，朝廷即派十位医术最高的太医前去诊治，另外还拨款令太医们随时调用。

三，对病人进行隔离治疗，阻止进一步的传染。

其实我们现在防治瘟疫扩散的主要措施就是隔离，而“隔离”也是取自古人治理瘟疫的理念。

例如宋神宗熙宁年间，吴越一带发生瘟疫，“死者殆半”，非常严重，当时的越州知州赵抃即设立“病坊”，用以收留病患，隔离治疗。

宋哲宗元祐年间，杭州发生瘟疫，时任杭州知州的苏轼也曾设立“病坊”对病人进行隔离治疗。

事实上，瘟疫发生后，对病人进行隔离治疗并不仅仅是宋朝所专属的，汉朝，唐朝，明朝，清朝等历代王朝都有类似的隔离措施。

四，官府出资掩埋尸体。

从一开始的救治病患到后期对尸体的掩埋都是由官府出资的，病人一旦不治而亡，则由官府施赠棺木并集中掩埋死者。而朝廷这么做的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点是在官府的监督下妥善处理尸体，防止病毒扩散，第二点则是稳定和收买民心，防止百姓趁机作乱。

五，保护水源，改善饮用水的环境。

这一点在笔者看来非常超前，宋朝意识到水源对疫情发生及扩散所起到的作用始自南宋，很多史籍都有官员治理水源防止疫情发生及扩散的记载。

比如宋孝宗乾道年间，隆兴府知府吴芾看到豫章沟岁久湮塞，他认为“沟洫不通，气郁不泄，疫疠所由生也”，而后带领地方疏通了豫章沟。

其实，古代面对疫情，朝廷以及地方所能做的大抵也就以上这些了，尽人事，听天命。瘟疫的发生固然有很多客观的自然因素掺杂其中，但更多的是人祸，人类只有爱护自然，敬畏自然，才能得到大自然的回馈而不是报复。

　　总的来说，瘟疫是由于一些强烈致病性微生物，如细菌、病毒引起的传染病。 一般是自然灾害后，环境卫生不好引起的。应该是一些急性传染病

　　瘟疫在中国史料中早有记载。如《周礼•天官•冢宰》记载：“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吕氏春秋•季春纪》记载：“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说明当时对温疫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认为温疫一年四季皆可发生，原因之一是由于时令之气的不正常，是由“非时之气”造成的。

　　现存最早的中医古籍《黄帝内经》也有记载。如《素问•刺法论》指出：“五疫之至，皆向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素问•本能病》篇：“厥阴不退位，即大风早举，时雨不降，湿令不化，民病温疫，疵废。风生，民病皆肢节痛、头目痛，伏热内烦，咽喉干引饮。”指出温疫具有传染性、流行性、临床表现相似、发病与气候有关等特点，并认为只要“正气存内”，就能“避其毒气”。

　　东汉时期的张仲景在其著作《伤寒杂病论》的序言中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公元196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文中的“伤寒”，除了指外感热病外，还包括了当时的烈性传染病，可见当时温疫流行之猖獗。

　　曹植《说疫气》记载“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也。”描绘了当疫病流行的惨状，并明确指出：“疠气流行”，并非“鬼神所作”，而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所致。

　　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在《七哀诗》中也记载：“……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是当时凄凉情景的真实写照。据史料记载，从汉桓帝刘志，至汉献帝刘协的七十余年中，记载有疫病流行17次。疫情连年，民不聊生，即使是士大夫们也未能幸免。如文学史上著名的“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应玚、刘桢也一时俱逝。其惨状可见一斑。

　　晋朝葛洪《肘后备急方》对温疫也有论述，认为“伤寒、时行、温疫，三名同一种。……其年岁中有疠气兼挟鬼毒相注，名为温病。”并立“治瘴气疫疠温毒诸方”一章，记载了辟瘟疫药干散、老君神明白散、度瘴散、辟温病散等治疗、预防温疫的方剂。

　　隋朝巢元方《诸病源候论•疫疠病诸候》认为疫疠病“其病与时气、温、热等病相类，皆有一岁之内，节气不和，寒暑乖候，或有暴风疾雨，雾露不散，则民多疾疫。病无长少，率皆相似，如有鬼厉之气，故云疫疠病。”并认为岭南地区的青草瘴、黄芒瘴等瘴气也属疫疠病范围。并进一步指出：“此病皆因岁时不和，温凉失节，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则病气转相染易，乃至灭门，延及外人，故须预服药及为法术以防之。”

　　唐朝孙思邈《千金要方•卷九•伤寒》立“辟温”一章，记载治疗温疫的方剂。

　　出于唐朝王冰以后的《素问》遗篇，认为温疫与五运六气变化异常有一定的关系，故有金疫、木疫、水疫、火疫、土疫“五疫”及“五疠”之称。说明古人已经意识到温疫的致病原因不同于一般的六*外邪，而是一种疫毒之气。

　　金代医家张从正《儒门事亲•卷一•立诸时气解利禁忌式三》：指出“又如正二三月，人气在上，瘟疫大作，必先头痛或骨节疼，与伤寒、时气、冒暑、风湿及中酒之人其状皆相类。慎勿便用巴豆大毒之药治之。……夫瘟疫在表不可下，况巴豆之丸乎。”对瘟疫的临床表现、治疗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元代医家朱丹溪《丹溪心法•卷一•温疫五》：“瘟疫众一般病者是，又谓天行时疫。治有三法：宜补，宜散，宜降。”总结了温疫的治疗方法。

　　明朝医家吴又可目睹当时疫病流行的惨状，在前人有关论述的基础上，对温疫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探讨。其所著的《温疫论》是我国论述温疫的专著，对温疫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认为“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指出温疫的致病因子是“异气”，又称“疫气”、“疠气”“戾气”等，是对温疫病因的创见。

　　吴氏认为戾气是物质性的，可采用药物制服。虽然戾气“无形可求，无象可见，况无声复无臭，何能得睹得闻”，但它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又进一步指出“物之可以制气者药物也。”

　　戾气是通过口鼻侵犯体内的。认为“邪从口鼻而入”，又感染戾气的方式，“有天受，有传染，所感虽殊，其病则一”。

　　而人体感受戾气之后，是否致病则决定于戾气的量、毒力与人体的抵抗力。指出“其感之深者，中而即发，感之浅者，而不胜正，未能顿发”；“其年气来之厉，不论强弱，正气稍衰者，触之即病”；“本气充满，邪不易入，本气适逢亏欠，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

　　戾气引起的疫病，有大流行性与散发性的不同表现。而戾气致病又有地区性与时间性的不同情况。此外，由于戾气的种类不同，所引起的疾病也不同，侵犯的脏器部位也不一。认为“……为病种种，是知气之不一也”。并且还指出人类的疫病和禽兽的瘟疫是由不同的戾气所引起的。

　　吴又可在《温疫论》中，还创制了不少独特的、行之有效的治疫方剂。《温疫论》是我国医学文献中论述急性传染病的一部划时代著作，至今仍可用来指导临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清朝余师愚，著有《疫疹一得》。其在吴又可《温疫论》的基础上，认为疫疹的病因是疠气，指出“一人得病，传染一家，轻者十生八九，重者十存一二，合境之内，大率如斯。”并根据暑热疫的病证特点，创立“清瘟败毒饮”一方，以重用石膏为主，为温疫病的辨证论治开拓了新的境地。

　　综上所述，中医药学在与温疫长期的斗争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与临床治疗方法。应该充分发挥中医药治疗急性传染病的作用。

中国历史上爆发过的有云南鼠疫、香港鼠疫和东北鼠疫。鼠疫是鼠疫杆菌借鼠蚤传播为主的烈性传染病，系广泛流行于野生啮齿动物间的一种自然疫源性疾病。临床上表现为发热、严重毒血症症状、淋巴结肿大、肺炎、出血倾向等。

一、云南鼠疫

1855年中国云南首先发生了大型鼠疫，1894年在广东爆发，并传至香港，耶尔森在世界上首次分离出鼠疫杆菌。经过航海交通，最终散布到所有有人居住的大陆，1898年，爆发于印度孟买的大鼠疫，使上千万印度人丧生。

在中国和印度便导致约1200万人死亡。此次全球大流行一直持续至1959年，当全球死亡人数少于250人方才正式结束。

二、香港鼠疫

1894年，香港地区爆发鼠疫，20世纪30年代达到最高峰，波及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和澳洲的60多个国家，死亡逾千万人。其中，印度最严重，20年内死亡102万多人。此次疫情多分布在沿海城市及其附近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流行传播速度之快，波及地区之广，远远超过前两次大流行。

三、东北鼠疫

1910年10月，中国东北发生鼠疫。1910年10月25日，满洲里首发鼠疫，11月8日即传至北满中心哈尔滨。之后疫情如江河决堤般蔓延开来，不仅横扫东北平原，而且波及河北、山东等地。患病较重者，往往全家毙命，当时采取的办法是将其房屋估价焚烧，去执行任务的员役兵警也死亡相继。

扩展资料

鼠疫的传播和预防

一、传染源

为感染动物和肺鼠疫患者，宿主动物常见有啮齿类动物和野生食肉动物，如灰旱獭、红旱獭、喜马拉雅旱獭和长尾黄鼠等。

二、传播途径

1、蚤叮咬的传播方式为鼠-蚤-人，即跳蚤叮咬病鼠后再叮咬人，或剥取染疫旱獭皮或剥食其它染疫动物，此类传播方式常引起腺鼠疫或败血型鼠疫。

2、人-人传播方式，即健康者接触患有肺鼠疫的病人后，经呼吸道吸入感染，此种方式感染的主要为肺鼠疫。

三、易感人群

人对鼠疫普遍易感。疫区从事野外工作的人或猎杀、剥食旱獭的猎人、牧民接触染疫动物可能性大，感染的可能性高于一般人群。

瘟疫一直伴随着人类的成长，时不时地暴发。它是各种急性传染病的总称，种类非常多，天花、伤寒、鼠疫、黑死病等，是我们熟知的瘟疫。瘟疫的传播性强度不一，危害性大，令人猝不及防，大家不免谈疫色变。

中国古代很早就有关于疫灾的记载。殷墟甲骨文中有关于“疾年”的记载，表达出当时人对瘟疫的初步认识。秦汉以来，有关于瘟疫的记载较为丰富，对于我们认识历史上的瘟疫有很好的帮助。总体上看，中国的疫灾频度总体上呈现越来越高的趋势。

汉代发生的瘟疫明确记载的有42次，主要发生在三类地区：一是南方和东部等气候温暖湿润地区，二是人口众多的京师洛阳，三是行军打仗中。东汉时，南方多次发生大规模的疫病，主要发生在长江中下游的荆州、九江、庐江、会稽诸郡；首都洛阳共有5次疫病发生，这显然与京师人口众多，疫病容易流行有关。疫灾与自然灾害的关系也很紧密，数据显示，水、旱、饥荒与疫灾的关系最为紧密。

魏晋南北朝时期有76年发生过疫灾，暴发频率高于先秦和秦汉时期，可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疫灾高峰期。其中西晋时期（265-316年）疫灾年份18个，发生频率最高。从季节来看，春季有17次，夏季30次，秋季11次，冬季15次，季节不详者9次，说明夏季是这一时期瘟疫流行的最主要季节。

从空间范围来看，以今省为地域单位统计，疫灾范围随着时间推移有逐步扩大的趋势，三国时期仅有4个省发生疫灾，西晋时期扩大到7个省，东晋时期又增至10个省，南北朝时期为12个省。共有17个省遭受到疫灾，这些地区涵盖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部分疆土。

总体来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疫灾主要分布在人口相对密集、经济相对发达、战争相对较多的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及其之间的淮河流域，边疆地区的疫灾基本都与战乱有关，都城地区是疫灾的高发地区。

隋唐五代时期有疫灾之年47个，平均806年发生一次，频率与秦汉时期相差不多，但远低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从百年尺度来看，盛唐所在的8世纪发生频率最低。从季节来看疫年，春季的有11个，夏季18个，秋季4个，冬季2个。显然，夏季是疫灾高发季节。空间分布上，隋代6次疫灾中有5次疫灾区分布在北方，南方仅有1次。

唐朝、五代时南北疫灾频率相差不大。北方疫灾主要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今陕西、河南、山西、河北境内，南方疫灾主要分布在江淮之间和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区的今江苏、安徽、上海、浙江境内。

宋代据统计有疫灾49次，其中北宋13次，南宋36次。从时段上看，公元1163-1279年间，有疫灾29次，是疫灾最为频繁的时期，特别是1164-1223年间，有27次，频率高达045次/年，接近两年一次。从季节、月份来分析，夏季是宋代疫灾的高发季节，其次是春季，而3、4、5三个月是疫灾的高发月份。

从空间来看主要分布在今浙江、河南、江苏、安徽、湖南、四川、江西、陕西、甘肃、河北。而浙江以28次疫灾占据总次数的58%，是最大的重灾区。从城市来看，北宋首都开封有6次，南宋临安有16次，共22次疫灾，占据宋代疫灾总次数的45%，说明首都的疫灾问题非常严重。

蒙元时期（1226-1368年）疫灾至少有64次，平均0451次/年，有越来越频繁的趋势，末代皇帝元顺帝在位时期达到疫灾的高峰。从季节来看，春夏时期的疫灾要远多于秋冬两季。从空间来看，在元政府统一中国后，南北方的疫灾次数相差不大，南方略多于北方，但北方在元代后期的次数要高于南方，这可能与当时的战乱有关。从当时的行省范围来看，河南行省与中书省最多，其次是江浙行省与湖广行省。元代疫灾对军队的影响非常大。蒙古军队与西夏战争、与南宋战争期间都曾有严重的疫灾。元朝军队攻打越南、缅甸以及日本时，也曾遇到疫灾的困扰。

明代据统计有瘟疫187次，119个灾年，呈现越来越严重的趋势，在1601-1644年间，高达47次，约107次/年，是最严重的阶段。从季节来看，夏季最多，春季次之。从疫灾发生范围来看，当时的十五省，除广东未见有记载外，其余地区都有发生。以今天的政区来看，浙江、山西、北京、福建、江西、湖北等省市发生频繁，其余省市区频率较低。总体来看，南方疫灾比北方频繁，也更严重。

根据《清史稿》统计清代有瘟疫207次，频率为077次/年。同治朝的疫灾最为频繁，其次是雍正朝，次数最少的是光绪朝。《清史稿》对疫灾的记录很不充分，只能大致反映全国瘟疫的趋势。龚胜生曾统计清代湖北地区的疫灾有73个年份，而《清史稿》对此记载就不多。

瘟疫主要暴发在夏季，春、秋两季的次数略少一些。从月份来看，3至8月是疫灾高发月份，特别是5、6月最多，10、11、12月极少，仅有零星发生。浙江、山东、湖北、河北、江苏是疫灾的重灾区，甘肃、安徽、陕西、山西等省疫灾要少很多，其余各省市区疫灾更少。

从中国历史上瘟疫的时空分布来看，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暴发时间一般较长，短暂几个月，长则数年。这对疫区的民众来说杀伤力大，死亡率较高。如果是在王朝的后期大规模暴发，容易动摇政府的统治。东汉、明代的末年都是瘟疫流行。清末也曾发生多次大规模瘟疫，特别是东三省的鼠疫，对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是重大打击。

二、范围较广，每次疫灾可能涉及多省，每个时期涉及多地。长江中下游和黄河中下游地区是重灾区，都城是重灾地，这与人口密集有很大关系。

三、从季节来看，春夏季较多，秋冬季较少。我们不能期望瘟疫在天气转暖后自然消失。

在与瘟疫长期斗争中，中国人民积累了丰富的防疫经验。一是通过祈福、求神实施禳灾，二是政府积极指导救治。历代政府一方面派遣使者、太医等到疫区调查，治疗，送药，另一方面会组织患者隔离。唐政府曾屡次命令地方各州誊抄药方、方剂，控制疫病传播，抵制巫医误诊，玄宗时下令抄写南朝时期陶弘景撰写的《神农百草经》，不久又组织编撰颁布《广济方》。可以看出中医应对瘟疫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经验。

瘟疫传染性强，及时处理尸体也是阻止瘟疫蔓延的必要措施，历代政府和慈善组织、个人都有出资掩埋尸体的措施。

实际上，很多瘟疫的消亡我们并不清楚原因。2003年的SARS病毒当时究竟是如何消失，我们其实长时期也不清楚。中外历史上，瘟疫横行曾多次发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难以避免，成为大自然与人类相处的方式之一，人类虽然不欢迎它们，但要有接受它们的心态。

大灾大难时，肯定会造成大规模的损失，瘟疫首先会造成大量的人口死亡，其次会带来大量的次生灾害，短期内肯定会带来经济的衰落，但多难兴邦，一般都会走出来，迎来下一阶段的繁荣，社会还会焕发新机。黑死病在第一次大流行时持续了7年（1347-1353），欧洲有1/3以上的人死亡，但却因为对死亡的恐惧，开始了身体解剖和思想的启蒙，诞生了欧洲文艺复兴。瘟疫从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历史，促进了社会的新陈代谢。

瘟疫暴发，短则数月，长则数年，会折射世间万象，特殊时期，也更考验人性，出现各种平时无法想到的状况。对于处于困境时期的人类来说，如何生存下来是值得思考的问题。防护物资紧缺，生活、生产都会受到很大影响，这提醒我们在保护好自身安全的情况下，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互相支持，尽量节省物资，好钢用在刀刃上，不要随意浪费！

我们所烦恼的事，可能有九成都不会发生，但未雨绸缪，还是非常必要的。大家利用身边的条件多保护自己，关爱他人，病毒早晚都会消失，不要过于惊慌，实际上，恐慌用来对付病毒这样看不见的敌人是没有用的。大家熬过这次疫情，各国经济会逐步恢复，当然，有些国家恢复得快，有些稍微慢一些。很多产业布局、组织形式，甚至人们的思维方式，因为这次疫情会发生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