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晚年出的书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08-05浏览:1收藏

孔子晚年出的书,第1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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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晚年致力于教育,整理《诗》、《书》等古代典籍,删修《春秋》。其学生将其思想言行记载在《论语》中。哲学思想孔子所处春秋时代是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变的时期,孔子思想中充满新与旧的矛盾,反映了大变动时代的精神风貌。天命鬼神观孔子继承了传统的天命鬼神观,视天为万有的主宰和人格神,认为天命主宰着人的生死,也决定着社会的治乱。他主张“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言”,“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但同时他又否定周时盛行的占卜活动,提出“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五谷生焉”,认为天命就蕴含在自然事物的运行之中。所以他主张“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记载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并且说“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回避了关于人死后是否变鬼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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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他致力整理文献典籍,有《诗》、《书》等,后世将其称为“六经”、亦或“六艺”。公元前 479年,孔子溘然长逝,享年七十三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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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左传》与孔子的史学地位

张京华

摘要:《春秋》为孔子晚年依据鲁史所选择整理的教科书,左丘明以鲁太史和鲁君子的身份为《春秋》补充了大量史料,编成《左传》,《左传》因此而与《公羊》、《谷梁》二传明显不同。后世儒家学者以经学今古文匡范《春秋》及《左传》,其实孔子在《春秋》中寄寓的“微言大义”渊源有自,承袭着古代“记事”、“实录”以外的另一史学传统,同时古代“记言”、“微言”的史学传统也因孔子整理《春秋》而发扬光大。

今学者论及孔子,多由哲学一面立论,较少有人论及孔子的史学观念。又学者所据以讨论的文献,主要限于《论语》一书。钱玄同先生曾说:“我们要考孔子底学说和事迹,我以为只有《论语》比较的最可信据。”[1](P70)此语虽然是在古史辨派兴起之际说出的,但是影响一直存在。周予同先生曾说:“孔子的真相,到现在还在学者间研究而没有完全解决”,进而提出“描画出一个真的孔子的轮廓”的问题[2](P338-339)。金景芳先生也提出:“孔子给我们留下了哪些遗产呢?……有人说,真正可以称为孔子的遗产的,只有《论语》一书。……这样做的目的是想把孔夫子变成‘空夫子’。”[3]《汉书·艺文志》称《论语》是“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所以最能代表孔子自己的思想。除此之外,当属《六经》(实际为《五经》)。其实在《六经》之外,如孙星衍所辑《孔子集语》,引用《六经》以外现存书目在220种以上,直接或间接涉及孔子的学说与形象,未必不含有珍贵的历史资料。

作为一个学者、思想家,他的思想自然会因其一生所处的阶段不同而有所变化。孔子一生经历有宦游与讲学二大主题,二者有时交叉错落,有时也有明显的划分,如司马迁所说,曾有一个时期,“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随着宦游与讲学阶段的不同,孔子的思想旨趣也有不同。特别是在春秋战国之际,孔子是以“多闻”、“多能”和“博学”而著称于世的。《庄子·秋水》:“河伯曰:‘且夫我尝闻少仲尼之闻而轻伯夷之义者,始吾弗信。’”所谓“少仲尼之闻”,意谓当时学者以孔子为闻见最广。故儒家《六经》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的建立,并非由孔子独创,而是孔子对于以往知识综合选择的一个结果。《六经》是经过选择以后的“百科全书”。孔子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

深切著明也。”[4](《史记·太史公自序》)这种寄托于前代典章的做法,使得孔子的思想伴随着以往的历史而长存,但是客观上也更加分化了孔子的形象。“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4](《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当时已能明此。

《春秋》旧以为孔子所删定。孔子与《春秋》及鲁史的关系,最初的一个说法是“修”《春秋》,《左传》成公十四年:“故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由现代著作观念来说,“修史”一语是最为切实的,因为古代史学为专门之业,世官史职,编年载籍陈陈相因,诸子之学可以是“空言”,史学则本非一人可以杜撰。但是到孟子时,则不言“修”而言“作”。《孟子·滕文公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至司马迁说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4](《史记·孔子世家》) ,班固说“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5](《汉书·司马迁传赞》),都使用了“作”字。司马迁的本意,是指孔子曾做修《春秋》之事,但是后人理解转生误会,如张载说:“《春秋》之书,在古无有,乃仲尼自作,惟孟子为能知之。”所以学者不得不再加分辨。杜预认为《春秋》是据鲁史而成,鲁史是据诸侯之赴告而成,说:“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仲尼因鲁史册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在典礼。……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戒。其余则皆即用旧史。”[6](《春秋左传集解·序》)朱熹说:“圣人作《春秋》,不过直书其事,善恶自见。”[7](《朱子语类》)顾炎武说:“《春秋》因鲁史而修者也,《左氏传》采列国之史而作者也。”[8](《日知录·卷四·春秋阙疑之书条》)现代学者杨伯峻先生提出:“《春秋》本是鲁史本文,孔丘不曾修改。……孔丘实未尝修《春秋》,更不曾作《春秋》。”[9](《前言》P13-15)都认为《春秋》与鲁史有关,甚至是直接抄录了鲁史。但是杨伯峻先生也承认孔子与《春秋》有关,说:“那么《春秋》和孔丘究竟有什么关系呢?我认为孔丘曾经用《春秋》作过教本,传授弟子。”[3]金景芳先生也说:“六经亦称六艺,实际上它是当时孔子为了教学所编的教科书。”[3]本文同意选编教科书的说法。

据《史记·孔子世家》所载,“鲁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后二年,孔子卒。同时,《孔子世家》中还说孔子作《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而《韩非子》也有“子夏之说《春秋》也:‘善持势者,蚤绝其奸萌。’”、“子夏曰:‘《春秋》之记臣杀君、子杀父者,以十数矣’”[10](《韩非子·外储说右上》)的记载,子夏为孔子晚年弟子,小孔子四十四岁。则知孔子确实是在晚年“退而不仕”的情况下,整理了《春秋》。刘知几说:“《春秋》家者,其先出于三代。”[11](《史通·六家》)这种文体,特别是二百余年中史官所作的持续的记载,不是孔子所能够“独创”的,这与以思想见长的诸子不同,刘勰说:“诸子者,入道见志之书。”[12](《文心雕龙·诸子》)诸子可以议论见志、空言游说,而史家不能。所以旧史所说的孔子“著作”《春秋》,不可能是现代意义上“拥有著作权”的“著作”。杨伯峻先生曾举出例证,在今文家认为寓含一字之褒贬的地方,其实《春秋》与《汲冢竹书纪年》完全是一样的[9](《前言》P12-13)。但是孔子仍然有可能“删削”过鲁史,因为为《春秋》作传的《左传》所增加的大量史料,同样应该源自鲁史,而孔子将其省略掉了。匡亚明先生说:“孔子是把《春秋》作为现代史教材进行教学的,这只是一部分教学大纲;作为教学大纲,也只能是提纲挈领,不能过分铺张繁复。”[13](第九章,P363)本文同意这一说法。

《左传》旧以为《春秋》三传之一。班固说:“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5](《汉书·司马迁传赞》)刘知几说:“《左传》家者,其先出于左丘明。孔子既著《春秋》,而丘明受经作传。盖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后人;或曰传者,传也,所以传示来世。”[11](《史通·六家》)关于左丘明的身份,《论语·公冶长》:“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司马迁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4](《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何晏《集解》引孔安国曰,及《汉书·艺文志》《春秋》家班固自注,都说:“左丘明,鲁太史。”《史记·裴骃集解序》司马贞《索隐》说:“仲尼作《春秋经》,鲁史左丘明作传,合三十篇,故曰《左氏传》。”刘知几说:“丘明既躬为太史,博总群书,至如《檮杌》《纪年》之流,《郑书》《晋志》之类,凡此诸籍,莫不毕睹,其《传》广包他国,每事皆详。”[11(《史通·申左》)以上数家都认为左丘明的身份是太史。由《论语》孔子尊重其德行来看,他的年寿应该大过孔子。他不是孔子的弟子,所以司马迁要称之为鲁君子。然而由于孔子弟子众多,影响巨大,又是删削鲁史,所以即使不为弟子,左丘明还是有可能为孔子所删削的《春秋》作传。近代以来学者多怀疑左丘明其人,如杨伯峻先生说:“无论左丘明的姓氏如何,无论左丘明是孔子以前或同时人,但《左传》作者不可能是《论语》中的左丘明”[9](《前言》P32)。本文认为,近代以来的怀疑并不足以否定旧说,左丘明以鲁太史、鲁君子的身份,“以同圣之才,同在一国”[11](《史通·申左》),从而为《春秋》补充大量史料,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关于《左传》的真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论证说:“经止获麟,而弟子续至孔子卒;传载智伯之亡,殆亦后人所续。《史记·司马相如传》中有扬雄之语,不能执是一事指司马迁为后汉人也,则载及智伯之说,不足疑也。今仍定为左丘明作,以祛众惑。至其作传之由,则刘知几‘躬为国史’之言,最为确论。疏称‘大事书于策者,经之所书;小事书于简者,传之所载。……经传同因国史而修,斯为显证。”[14](《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春秋左传正义》)解释了《春秋》、《左传》二书有经后人所续的可能性,但是维持《左传》为左丘明所作的传统说法,而且论证了《左传》的性质与史料来源。既然《春秋》与《左传》的关系犹如后世史家的“纲目”与“长编”,则二书体例与内容原为历代史官所守所撰,其中言辞间有不甚一致之处的疑问,便也不难理解了。

《春秋》三传比较,刘知几曾说:“古之人言《春秋》三传者多矣。战国之世,其事罕闻。当前汉,专用《公羊》,宣皇已降,《谷梁》又立于学。至成帝世,刘歆始重《左氏》,而竟不列学官。……必扬榷而论之,言传者固当以《左氏》为首。……盖《左氏》之义有三长,而二传之义有五短。……然自丘明之后,迄及魏灭,年将千祀,其书寝废。之晋太康年中,汲冢获书,全同《左氏》。……由是世称实录,不复言非,其书渐行,物无异议。”[11](《史通·申左》)所说概述出《左传》与《公》《谷》二传的沉浮互动,同时也揭示出二者在经、史两途上的不同归属。蒋伯潜先生曾概述说:“《左传》不当附《春秋经》,前人已多言之。卢植、王接曰:‘左氏自是一家言,不主为经而发。’高祜、贺循亦皆谓《左传》为史。《大中遗事》及《北梦琐言》并载唐陈商亦称:‘左丘明为鲁史,记述时政,以日繁月,本非扶助圣经,是太史之流。……当与司马迁、班固等列。’……朱子亦言:‘《左传》是史学,《公》、《谷》是经学。’叶梦得曰:‘《左传》传事不传义,是以详于事,而事未必实;《公》、《谷》传义不传事,是以详于经,而义未必当。’吴澄也说:‘载事则《左传》详于《公》、《谷》,释经则《公》、《谷》精于《左氏》。’刘逢禄曰:‘《左传》以良史之材,博闻多识,本未尝求附于《春秋》之义。’”[15](第十章《〈春秋〉经、传述要P115)杨伯峻先生也说:“《左传》的解《经》,不像《公羊》和《谷梁》。……何休《公羊解诂》和唐人徐彦的《疏》……有所谓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辅、二类、七缺之义,现在看来,不是穿凿附会,便是迂腐迷信。”“总而言之,《公羊传》、《谷梁传》,不是空话,便是怪话,极少具体的有价值的历史资料。”“然而《左传》以具体史实来说明或者补充以至订正经文。行文简劲流畅,自东汉以后更为盛行,自魏晋以后便压倒《公羊》、《谷梁》二传。”[9] (《前言》P24、26、28)所说极有启发。因为三传虽然并称,其实却是二个系统。《公羊》、《谷梁》以弟子的身份传承师学,所以重在“微言大义”的一面,《左传》以史官、君子的身份补充史料,所以重在“良史”、“实录”的一面,二者原则完全不同。

西汉以后儒家有今古文家派之争,古文家长于名物训诂,主于“实事求是”,《左传》为古文,所以杜预说:“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仲尼因鲁史册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在典礼。……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戒。其余则皆即用旧史。”[6](《春秋左传集解·序》)认为《春秋》是据鲁史而成,鲁史是据诸侯之赴告而成。今文家主于“微言大义”,《公羊》、《谷梁》为今文,所以何休等人重在阐释“三科九旨”。清代今文家皮锡瑞说:“《春秋》,鲁史旧名,止有其事其文而无其义……自孔子加笔削褒贬,为后王立法,而后《春秋》不仅为记事之书。”[16](《经学历史·一·经学开辟时代》,P19-20)“按《史记》以《春秋》别出于后,而解说独详,盖推重孔子作《春秋》之功比删订诸经为尤大,与孟子称孔子作《春秋》比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相似。其说《春秋》大义,亦与《孟子》、《公羊》相合。则知公羊家三科九旨之说未可非矣。”[16](《经学历史·一·经学开辟时代》,P45)甚至还认为:“孔子以前,未有经名,而已有经说,具见于《左氏内外传》。”[16](《经学历史·一·经学开辟时代》,P30)也就是说,由孔子所揭示的“大义”,早在孔子以前《六经》尚没有称为“经”之时,就已经包含在内了。

皮锡瑞此语虽不免具有其今文经学的立场,但并非毫无道理。实际上自秦汉以后,凡史学一系均认同《左传》,而不认同《公羊》、《谷梁》。班固称“自古书契之作而有史官,……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5](《汉书·司马迁传赞》),即认为孔子与左丘明皆具史官资格,而《公羊》《谷梁》不与。刘知几称诸史之作有“六家”“二体”,二曰《春秋》,三曰《左传》,而《公羊》《谷梁》不与。另一方面,战国两汉之际,凡经学一系均认同《公羊》《谷梁》,而不认同《左传》。由孔子自语、子夏说《春秋》、孟子所言及司马迁、班固所论,“微言大义”的阐释,应该更符合孔子的原意。金景芳先生说:“孔子的这一著作,政治性很强。……用今日常用的话来说,就是真正做到为当时的政治服务。”[3](P25)本文同意这一说法。

总之,《春秋》一书而兼具二种性质。朱熹说:“《春秋》之书,且据《左氏》,当时天下大乱,圣人且据实而书之,其是非得失,付诸后世公论,盖有言外之意。若必于一字一辞之间,求褒贬所在,窃恐不然。”蒋伯潜先生说:“孔子据《鲁春秋》以作《春秋》,其事则无非齐桓晋文之事,其文则多同鲁史之文,故与晋《乘》、楚《檮杌》大致相同。唯其义,则孔子之义,不但为《乘》与《檮杌》所无,亦为《鲁春秋》所无。《春秋》之所以为‘经’者,即在于此。”又评刘知几说:“刘氏是史学家,不是经学家。他以史学批评《左氏》,是对的;以史学批评《春秋经》,却是错了。”[15](P116、106-107)

但是,孔子所谓“微言大义”其实也是渊源有自的,它本不是经学所独有,而同样是古代史学的一个传统。如果说“良史”、“实录”代表了古代史学的基本原则,“微言大义”则是代表了古代史学的最高境界。中国史学自上古以来本就是以“实录”与“史鉴”二种传统并行的;或者说,“良史”、“实录”是体,“微言大义”是用。刘知几在其批评经学的著名的《疑古》篇中,曾经说:“盖古之史氏,区分有二焉,一曰记言,二曰记事。而古人所学,以言为首。至若虞夏之典,商周之诰,仲虺、周任之言,史佚、臧文之说,凡有游谈、专对、献策、上书者,莫不引为端绪,归其准的。其于事也则不然。……《书》之所载,以言为主,至于废兴行事,万不记一。语其缺略,可胜道哉!故令后人有言,唐虞以下帝王之事,未易明也。”又说:“及《左氏》之为传也,虽义释本经,而语杂他事。遂使两汉儒者,疾之若仇。故二传大行,擅名后世。又孔门之著述也,《论语》专述言辞,《家语》兼陈事业,而自古学徒相授,唯称《论语》而已。由斯而谈,并古人轻事重言之明效也。……又按鲁史之有《春秋》也,外为贤者,内为本国,事靡洪纤,动皆隐讳。斯乃周公之格言,然何必《春秋》,在于《六经》,亦皆如此。”[11](《史通·疑古》)随之列举《尚书》之中隐讳不明的史事十条。在另一批评孔子的著名的《惑经》篇中,又说:“按赵穿杀君,而称宣子之弑;江乙亡布,而称令尹所盗。此则春秋之世有识之士莫不微婉其辞,隐晦其说,斯盖当时之恒事,习俗所常行,而班固云‘仲尼没而微言绝’,观微言之作,岂独宣父者邪?”[11](《史通·惑经》)随之列举《春秋》之中“未谕”者十二条,“虚美”者五条。其说虽意在批评经学的隐讳、虚美,但亦可以证明在孔子之前,虞夏、周公之时,久已存在“微言”的传统。

“微言”的传统依照皮锡瑞所说,是将其纳入经学之内,区分《春秋》有“事”、“文”、“义”三层含义;依照刘知几所说,则是将其纳入史学之内,区分史学有“记言”与“记事”二种体裁。依照杜预所说,孔子是“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6](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序》)即孔子是继承周公一系而来。而依照司马谈、迁父子所说,“为太史,毋忘吾所欲论著矣……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4](《史记·太史公自序》),以及班固所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5](《汉书·艺文志》),则孔子整理《春秋》,是自居于史官地位的。细绎杜预之说,其所谓周公,亦是指周公所建立的史官制度,而其整套典礼、王道,亦得由此史官制度而体现。因此,就史官制度与职守而言,也可以说,中国古代史学中崇尚微言大义、重在阐释史鉴的传统,是以孔子为代表并发扬光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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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经:六经就是《易》、《诗》、《书》、《礼》、《乐》(今佚)、《春秋》(鲁国编年史,起自公元前722年,讫于公元前479年即孔子卒年)。这些经的性质由书名就可以知道,唯有《易》是例外。《易》被后来儒家的人解释成形上学著作,其实本来是一部卜筮之书。

孔子与六经的关系如何。传统学术界有两派意见。一派认为,六经都是孔子的著作。另一派则认为,孔子是《春秋》的著者,《易》的注者,《礼》、《乐》的修订者,《诗》、《书》的编者。

可是事实上,无论哪一经,孔子既不是著者,也不是注者,甚至连编者也不是。可以肯定,在许多方面他都是维护传统的保守派。他的确想修订礼乐,那也是要纠正一切偏离传统的标准和做法,这样的例子在《论语》中屡见不鲜。再从《论语》中关于孔子的传说来看,他从来没有任何打算,要亲自为后代著作什么东西。还没有听说当时有私人著作的事。私人著作是孔子时代之后才发展起来的、在他以前只有官方著作。他是中国的第一位私人教师,而不是中国的第一位私人著作家。

六经指的是什么书

六经:

《诗》《书》《礼》《易》《乐》《春秋》的合称。始见于《庄子--天运篇》。是指经过孔子整理而传授的六部先秦古籍。这六部经典著作的全名依次为《诗经》《书经》(即《尚书》)《仪礼》《易经》(即《周易》)《乐经》《春秋》。

简介

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在晚年整理的《诗》《书》《礼》《易》《乐》《春秋》,后人称之为“六经”。

其中《乐经》已失传,所以通常称“五经”。《礼记》:汉代是指《仪礼》,宋朝以后《五经》中的《礼经》一般是指《礼记》。《三字经》中:“诗书易,礼春秋,号六经,当讲求。 ”礼指《大礼》《小礼》,后失传其一,并更名为《礼记》。

这六部古籍并非孔子所作,而是在孔子之前早已存在。孔子仅仅是对它们做了一些整理工作。

孔丘把当时所能见到的商书周书等,涉及从传说中的唐尧到孔丘的一千六百年间的大事选集到百篇,称《书经》,汉以后称《尚书》。孔丘从西周到春秋末期五百余年间的诗——包括官方的民间的,共三千余篇,筛选、精编成《诗经》。《礼经》孔丘追迹三代之礼,对残存篇什悉心整理以传弟子,又称《礼记》。孔丘编定了《诗经》以后,把其中的诗篇,加以重新配乐,称《乐经》。《周易》。《春秋》。

  被儒家学派称为六经。

  六经:《诗》《书》《礼》《易》《乐》《春秋》的合称。这六部经典著作的全名依次为《诗经》《书经(即《尚书》)》《礼经》《易经(即《周易》)》《乐经》《春秋》。

  《汉书·艺文志》说,儒家“游文于六经之中”。所谓“六经”,指《诗》、《书》、《礼》、《乐》、《易》、《春秋》。这些文献,当时并没有称“经”,直到战国后期,庄子转述孔子对老子谈论这六部著作时,才开始有“六经”之说。

  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学者们推崇孔子,才有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述《周易》,作《春秋》之说。实际上,这并不是完全符合历史实际的。

孔子的作品:《六经》,分别是《诗》《书》《礼》《易》《乐》《春秋》的合称六部儒家经典。是指经过孔子整理而传授的六部先秦古籍。这六部古籍并非孔子所作,而是在孔子之前早已存在。孔子仅仅是对它们做了一些整理工作。以及《易传》、《春秋》、《孝经》、《论语》这四部作品,是了解孔子本人思想的主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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