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是孔子对古文化所持态度之一。什么意思呢？孔子说：“阐逋而不创作，相信并喜爱古代文化，我私下里把自己比作老彭。”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孔子说自己“述而不作”，只是自谦的说法。孔子并非真的述而不作，比如以“仁”解“礼”就是孔子的创作。他这么说，只是表现出了自己对于传统文化及历史经验的重视，这也是他做学问的态度。

孔子一生致力于古籍的整理，接触到博大深邃的古代理论。他从中汲取到了前人留下的经验和教训，并对他们的智慧作出了全面总结。不仅如此，在向先贤们学习的时候，他还产生了许多新的感悟，提出了许多深刻而独到的见解。在传播和阐述古代典籍的的过程中，他将自己的新思想完美地融入其中。实际上，孔子并非“述而不作”，而是“述而又作”，开创了具有崭新思想内涵的儒家理论。

很多人认为孔子多方面地维护传统，是保守派，这种看法是极不客观的。因为重视文化传统和历史经验，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妥。我国古时的文化源远流长，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不管是政治学说，还是社会理论，乃至人生哲学都不乏深刻的洞见。这是先贤们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宝库。历史的发展是一个延续的过程，文化传统无法割裂。即便是面临新问题，也需要历史的经验；即便是创新，也要以传统为基础。离开传统文化和历史经验谈创新，无异于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只有尊重自己的历史和传统文化，才能继往开来。孔子曾在《八佾》篇中就曾说过：“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礼汲取了夏礼和殷礼的长处，并在夏礼和殷礼的基础上经过演化和发展，而变得更为完善。这就是从历史中汲取的经验，孔子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反复强调传统的重要性。

关于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孔子给我们提出了两点建议：首先，要珍惜并乐于学习，这是学习的态度问题。学问之道，关键就在于是否愿意虚心受教。其次，则对所学应当有着发自内心的喜爱，也就是孔子所说的“信而好古”。一个人只有真心喜欢先人的智慧，才能领略到先贤之学的精妙。而且，古人的智慧之所以能够长久流传下来，就足以证明这种智慧是真正的精华。

说这么多其实总结为四个字司命维新。

我们知道，万事万物都是处于阴阳运动之中，不断地发生各种变化，而变化未必是好的，也未必是坏的。对于旧的事物，有些是人民幸福生活的根基，是应该坚决维护的。而新的事物，也有很多是破坏的黑暗的东西，必须坚决抵制。坚决维护一切旧事物和坚决反对一切旧事物，都是极端的愚昧和野蛮的思维。孔子也是继承最为深邃的中庸思想，继承了古代优秀的文化，又开创了优秀的新文化。具体如下：

孔子收集整理了历代圣贤的著作而编撰了《诗》《书》《礼》《易》《乐》，宣称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这是孔子守旧的一面。

孔子推翻之前世袭制度，提出“学而优则仕”的文官制度，开启了平民教育的先河，使平民获得了知识并可以担任国家领导者的新体制，使整个世界进入新的文明时代。孔子编撰了《春秋》并广泛传播，打破了史书只能贵族观看的旧例，开启了人民舆论监督的新时代。

对我们教师治学有什么启发意义呢？

（一）学、思、行结合

孔子教导弟子在学习过程中要做到学、思、行结合，孔子认为学是求知的手段，“学而知之”是孔子教学的主导思想，而获取了知识之后，就要思考。在《论语》中，孔子用“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来论述学与思的关系，说明要想有效学习，就要学思结合。此外，孔子还强调要“学以致用”，说明学习是收获知识的一种手段，行才是真正掌握知识的目的。因此，正确的学习和教学过程，就是要做到学而思而行。对于当代教育而言，我们正需要这样扎实的学习及教学过程。学生学习仅是表面上的对知识的汲取，还要进一步思考，联系与之相关的知识，织成知识网，通过适当的考核和复习来确定真正掌握了知识技能。对于教师而言，要培养学生的综合学习能力和动手操作能力，就要为学生布置新颖，而不是不加思考就可以完成的抄写作业，同时也要鼓励学生积极参加活动，在活动中考察学生对医学知识的运用程度。这样的学习法和教学法可以提高学生掌握知识的扎实程度。

（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孔子一生热爱教育事业，他认为教师应该首先具备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职业素养。学而不厌是指教师应该掌握广博的知识，博学多识，并在自己教授的领域里充实自己，不断学习，热爱学习的精神。诲人不倦是指教师热爱教育事业，对学生有高度的热情和责任感，全心全意投入到教育事业中而不知疲倦的精神。孔子终生好学乐学，从30岁左右开始办学直至晚年仍在传授知识，一生热爱教育事业，投身教育事业，他的教育精神令人敬佩不已。孔子作为教师的楷模，他对教师职业素养的要求至今也没有改变，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成为当代教师为之努力奋斗的目标。

（三）师爱生敬，教学相长

孔子认为，教师应该爱护学生，学生也应该尊敬老师，要保持师爱生敬的融洽的师生关系，并且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不仅仅是教学生，也可以向学生学习，不耻下问，相互切磋，教学相长。孔子非常关心弟子的健康，同时他的弟子也十分尊敬他，在教学时，孔子经常从弟子的思想言论中受到启发。孔子的师爱生敬，教学相长的教师素质观对两千多年后的当代教师职业素质产生了巨大影响。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提倡师生间关系平等，互相尊敬，互相关心，在教学过程中，各科教师向学生传授相应学科的知识，也可以从学生中学习到其他学科的知识，做到师生间相互学习，在生活中，教师与学生互相帮助，师生携手共创良好的学习与生活环境。

（四）学习的重要性。

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一个人如果一生浑浑噩噩，糊里糊涂，与真理无缘，那就等于白活了；如果坚持不懈地追求真理，一朝得道，死而无憾！“我思故我在”（笛卡儿语），一个人停止了学习思考，停止了对真理的叩问追求，便是行尸走肉，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现代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也说“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人生的价值在于闻道求真，学以致道胜于生命。

古今中外，英雄所见略同。孔子还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他在这里强调“知”，强调懂得，强调学习的重要性。仁人君子要学习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要知安身立命，要知礼明法，要知人论世，要懂得天道、人道、世道，正确分析和把握自然规律、天下大势、世道人心，这样才能成为人格完美、胸有大志、知命乐天，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君子级人物。要能如此，必须重视学习。

孔子谆谆教导我们：学习重要啊，你比人家差，不是你天生猪脑子，而是你后天所受教育和努力程度不如人家呀！ (“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你也许会反驳说：现代科学研究证明，人脑是有差异的呀！孔子回答说：对呀，人的品性智慧是要分个三六九等的呀！生下来就知道的是上等，学了以后才知道的次一等，遇到困难才去学的再次一等，遇到困难还不学习的就是下等了。接着他又说：我不是生来就懂得知识的人，我是喜爱古代文化，努力探求得来的（“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最后，孔子拿他自己的学习修为经历来开导我们：我十五岁下决心学习，三十岁建立起自我，四十岁不再迷惑，五十岁认同自己的命运，六十岁自然地容受各种批评，七十岁心里想做什么便做什么却不违反励志规矩（“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孔子是一个能够正确认识自己的人，他对自己的评价一般都很低调，但他对自己好学乐知的精神和行为，却奖掖有加，充满自信。他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当叶公问子路孔子是什么样的人时，子路因为这个问题很有难度而没有回答。孔子说：“你为什么不说，他这个人，用起功来便忘记吃饭，经常快乐而忘记忧愁，不知道自己快老了，如此等等。”

（五）学习的紧迫性。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江水昼夜流逝着，生命昼夜流逝着，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感概，所以孔子的这句话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成为千古名言。正是这句充满强烈生命意识、包含人生哲理的名言，启发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们珍惜时光、珍惜生命、奋发有为。

“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发愤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头方悔读书迟。”“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些警策的诗句，大概都源于孔子这句名言吧。生命有涯，学海无边，事业无限，仁人君子不可懈怠！孔子以身作则，惜时如金，求知若渴，废寝忘食，乐此不疲。他说：“学习就像追不上别人一样着急，学了之后还唯恐忘掉了它”（“学如不及，犹恐失之。”）；他说：“假我时日，五年十年来沉潜于易经之中，方可没有大的失误吧”﹙“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他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他还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矣”。

老师言传身教，弟子切实遵循。孔子的学生子夏说：“每天都能懂得以前不懂得的知识，每月都能不忘掉已经学会的东西，这就可以说是好学的了”；“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千百年来，流传着许多雪窗萤火、悬梁刺股、发愤苦读的佳话，不管他们的学习目的如何，但其态度与精神诚可敬佩。

很多人喜欢国学，于丹老师和蒙曼老师，都是宣传国学的，他们在一些文化类节目中出彩，让大家记住了她们，但是，她们在一些场合中有不一样的见解，让大家觉得她们名不符实。最终，她们离开了我们的视线！

一、从红极一时到形象崩塌

于丹，北师大的教授，她擅长的是主持，而不是文化解读。但是，她却凭着解读《论语》火了，于丹用现代的思维方式解读了《论语》，让大家耳目一新。

这个感觉就跟《明朝那些事》的作者一样，用通俗的语言来描述古籍典章，让人感觉很有趣，也很愿意品读下去。

于丹老师在百家讲坛上侃侃而谈，惊艳四座。大家对这个节目的关注度很高，让于丹老师感受到火。她不仅出书，还四处演讲，这些费用，远远超过她当老师。可能也是这种经历，让她有了不一样的感觉，她不再是一位老师了，而是一位商人。

作为商人，就要谋利，到北大演讲的时候，只是告诉学生们一些鸡汤，引发学生不满，这是于丹老师没有想到的。

在商业环境下，可以说鸡汤，虽然这些鸡汤，对于一些人而言，是有毒的。于丹老师觉得，这样的解读，没有问题。

让她备受质疑的，是她的行为。在英国住酒店的时候，她对酒店不满意，就要求换一家，换了好几家以后，她生气了，骂了助理和翻译，这个事情，被曝光了。

很多人没有想到，一位温文尔雅的女子，竟然会当众骂人，哪怕是助理做错了，也不能当面骂，因为这会让助理很丢脸。

作为一个文人，素质应该很高，不应该有如此不雅的行为。看看郭德纲，他被传与王梦婷有关系，虽然这个事情被王梦婷辟谣了，但郭德纲没有任何反应，只是在社交网络上写了一幅字：大年初五，捏小人嘴。

面对别人的诽谤，他无意争辩，也不愿多说。只是用这样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态度。他没有上过大学，但很有文化。

于丹老师是一位文化人，但她的行为却没有文化。可能当时很生气，但这样做的结果却让自己的形象受损。于丹老师没有在公众场合解释这个事情，可能还会在大学里教书育人，但她的做法，与《论语》中的谨言慎行相违背。

不仅是她，还有蒙曼老师。蒙曼老师的讲课风格与众不同，她在《百家讲坛》里讲课，是问题导入式的，再用浅显易懂的方式来解答，引起共鸣。

二、从解读者到跌落神坛

蒙曼老师的父母是大学老师，她从小也颇有文化修为，每年都给自己开了个50本书的书单，对于经典的书籍，也不会放过。

也是这些阅读，让她沉淀了文化素养，也是这些努力，成就了她。在《百家讲坛》里，她先讲的是武则天，抛出各种问题，再加以解读，很多人听了以后，觉得很有趣。

因为《百家讲坛》面对的，不仅仅是学生，而是社会各界人士，三教九流，无所不包。她用幽默的语言，将历史知识传播开来，让大家耳目一新。

当她讲课的时候，几乎是座无虚席。她成为《百家讲坛》的名讲师，也让她火出圈了。很多节目请她到现场点评，这其中就有《中国诗词大会》。

在这个文化类节目中，蒙曼老师也是点评得头头是道，让大家欣赏佳作的同时，还欣赏了她的幽默。但是，她在点评《悯农》时出现了问题。

她说《悯农》是在种庄稼，这个是不是错误呢？锄禾日当午，这个锄禾，应该是除杂草，跟种庄稼好像不搭边。要说种庄稼包括种植、除草等行为，也是可以的。

但是，《春夜喜雨》的感觉解读是四川人吃火锅，就有点牵强了。虽然四川人喜欢吃火锅，但是，《春夜喜雨》的感觉是作者对天下的关怀之情，这种情怀，是比较大的格局。

更重要的是，《乌衣巷》的解读，就有点过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个燕子飞到的是变革之家。

刘禹锡身处的环境，不是社会变革，而是时逢乱世。他主要表达的是旧时豪门随着人事的变迁而湮灭的过程，与变革有关，但不是变革之家。

大家对蒙曼老师的崇敬之情减少了，觉得她对诗词的解读，口水化了。文化解读，是不是可以口语化？可以的，但是过于口语化了，就有点烂俗了。

蒙曼老师的人气，逐渐下降了，大家对文化人的认知，提升了。她们作为文化的传播者，还是有一定贡献的，但是，她们将文化知识的水准，拉低了，这是很多人不喜欢的。

文化解读，因人而异。不能为了满足一些人的审美趣味，就以为大众也是这样的审美。她们的行为，被人唾弃，是可以想见的。

三、对文化的理解，因人而异，不可强求

于丹老师和蒙曼老师，对文化的解读，没有太大问题，可能是她们的名气太大了，大家对她们的期望太高了，不允许她们有一点瑕疵。当她们出现问题的时候，大家无法容忍，最终她们跌落神坛。

有人说，在互联网时代，知识是一视同仁的。可能是的，但需要有相关的文化储备才可以。于丹和蒙曼的文化储备很好，也能解读很多文化知识，但与大众的认知有偏差，可能就不理解了。

例如马未都曾说，床前明月光的床，不是我们熟悉的床，而是马扎。这让很多人疑惑，难道当时的老师，是骗自己的吗？

不仅仅是这个，还有司马光砸缸，很多人认为，这个缸就是我们现在理解的，但是，马未都先生表示，按照出土文物，缸在南宋才出现，北宋出现的，应该是瓮。有一个成语叫请君入瓮！

这些知识，需要相当的文化储备才可以，但是，不等于我们不知道，就不能自主理解。虽说于丹和蒙曼等文化人对文化有自己的解读，但千人千面，自己也愿意解读文化知识。

有人会说，没有文化储备的解读，可能是望文生义。错了不害怕，更不丢人，大家指出来，自己改正，也是一个促进作用。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

文化知识，是每个人都应该有的，要是于丹和蒙曼老师能够好好解读文化，让我们雅俗共赏，也是不错的。

但是，她们选择了口语化的解读，还说了一些不大对的知识，这样就有点误导大家了。至于她们私下里会不会道歉，那就不知道了。

很多人觉得，于丹和蒙曼的形象坍塌，实际上就是他们对知识的误读，要是普通人误读，是可以的。但她们不行，因为她们的形象是文化的传播者。

她们应该有虔诚之心学习文化知识，踏实的心进行宣讲，而不是为了一时的名气，希望她们在之后的人生路上，会传播更多有价值的知识！

写在最后：

文化人说文明话，做文明事。于丹老师的言行不一，导致她的形象受损；蒙曼老师对诗词的解读，出现了瑕疵，让她跌落神坛。这样出名的文化人，都能出错，更何况我们这些普通人。

懂文化，学知识，是为了提升自身的文化素养，是为了让自己的精神境界更高。而不是为了沽名钓誉，也不是为了当文化小丑，大家觉得呢？

首先，书籍从文物的角度看应鉴定是否为善本。所谓善本就是精校精注本，同时也是古本和孤本。从这个角度看，你的道经是通行印刷的，应该是经过校注的版本，但是否为名家校注则不得而知，估计不是。至于说光绪年间的铅印本子要卖到200万纯属无稽之谈。如果说这些书要有价值那就是自己收藏保存，算是对祖宗的一种尊重吧。真正值钱的古籍是宋元旧椠，要么至少是汲古阁的抄本和影宋本。就算拜经堂、嘉业堂的印书也不值多少钱了。更何况这种普通的印本呢。

我国古代诗歌体式繁多，在古诗的分类和叫法上也众说纷纭。尤其是对于乐府、古风、歌行体三类诗，更易混淆。因为，从形式上看，乐府体与古风都是五言体，七言古诗与歌行体都是七言体，很难区分。但是，从古代以来，人们比较一致地承认它们在表达内容、手法、风格特色的区别，对它们有约定俗成的称呼。　人教版八年级（下）在《诗五首》的“研讨与练习”第二题中说：“《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和《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都是‘歌行体’诗，形式自由，语言流利，格调奔放。请从句式、叙事、抒情等方面说说这两首诗的异同。”《咏柳》

又九年级（上）知识短文《怎样读书》中说：“杜甫的《石壕吏》格律教宽，叫古风……”　这里的叫法，不符合习惯。人们习惯上把杜甫的《茅屋》一诗叫做“七言古体诗”，而把岑参的《白雪歌》叫做“七言歌行体”，编者也明显看到了两诗的“异”，所以出了这样的问题。而杜甫的《三吏》《三别》虽然在形式上与“古风”同为五言，但习惯上人们把《石壕吏》叫做“新乐府”，而不叫“古风”。为了说清这个问题，需要对我国古代诗歌体式作一简要回顾。　我国最早的诗体是四言的“诗经体”，接着出现了以屈原《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体”（也叫“骚体诗”），后者用连词“之”和语气助词“兮”将句式变长，如“帝高阳之苗裔兮”（《离骚》）、“操吴戈兮披犀甲”（《国殇》），这为后来的五、七言诗提供了先例。因此，《诗经》与《楚辞》成为我国诗歌之源。　至汉代，出现了专门负责搜集各种诗歌、民歌的机构“乐府”，它所搜集的最有影响的是民间诗歌，这就是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的“汉乐府民歌”。它最大的特点是现实性强，通俗明快，形式上以五言为主。如教材八年级（上）中的《长歌行》及高中课本中的《饮马长城窟行》《十五从军征》等，即是“正宗”的“汉乐府”。汉乐府民歌的内容体式影响了当时及后世的文人诗歌创作，至东汉末年，代表文人五言诗成熟的《古诗十九首》出现，其中吸收了乐府民歌的许多特点，这对古诗体式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尤其是在魏晋南北朝及唐代，汉乐府的发展衍变形成两种主要的形式。曾几诗作

一种是文人以模拟为创作的“古题乐府”（也叫“旧题乐府”），它借用“汉乐府”的题目，写新的内容，犹如“旧瓶装新酒”，如曹操的《步出夏门行》（（七上）、杨炯的《从军行》、李贺的《雁门太守行》（九下）、李白的《蜀道难》《将进酒》（高中）等。这些诗歌的特点是虽沿用了汉乐府的题目，但写的内容是新的，不过与原题有一定的联系，如“从军行”与军队军事有关，“雁门太守行”与边塞有关。文人模拟乐府在内容上从汉乐府的叙事为主转变为以抒情为主；在形式、手法上，则借鉴其通俗明快而又加以“雅化”，增添了文人色彩，提高了艺术品位。“古题乐府”有五言与七言两种形式。七言的古题乐府，今能见到最早的是三国时曹丕的《燕歌行》，至南朝齐梁时的鲍照始大力为之，写出了《拟行路难》（18首）等。乐府诗可以歌唱，而七言乐府体主要是以吟诵为主，在内容篇幅上，一般比较长，吟诵时如行云流水，一气而下。它可以自由转换韵脚来极尽内容多变、结构转折、气势壮阔、感情跌宕多姿之妙，这种诗体适宜于承载较大思想内容、抒发激越奔放之情，既有古乐府通俗明快的特点，又以文人抒情言志为主，形式以七言句式为主，间有杂言，文采飞扬，读来抑扬顿挫，所以人们又称之为“歌行体”。　另一种则主要是借鉴了“汉乐府”叙事为主、反映现实的内容特点和浅显平易通俗的表达特点，用它来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以引起人们对社会的关注。它并不再借用“汉乐府”的原有题目，而是根据反映事件的不同内容而命名，所谓“即事命篇，无复依傍”。唐朝的杜甫关心国事，用笔反映“安史之乱”前后的社会现实，写了许多这样的诗，如《兵车行》（高中）专写唐王朝穷兵黩武的开边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三吏》（《潼关吏》《新安吏》《石壕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写“安史之乱”给百姓带来的巨大痛苦等。这些诗，主要是在实质上继承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传统，形式上与五言古体诗无异。稍后的元结、顾况等诗人也写过这样的诗。至中唐时，白居易、元稹等现实主义诗人为了挽救当时国家的衰落，用诗歌反映社会现实弊端，以引起统治者的注意，遂大力提倡杜甫、元结这些诗歌形式，并冠之于“新乐府”的称号，发起了“新乐府运动”。他们自己也写了不少的“新乐府”，形式上五言、七言都有。如白居易的《观刈麦》（九上）、《卖炭翁》《新丰折臂翁》《杜陵叟》等，都是叙事性强、平易通俗的“新乐府体”。《竹林答问》中说：“古诗、乐府之分，自汉、魏已然。乐府音节不传，唐人每借旧题自标新义。至少陵，并不袭旧题，如《三吏》《三别》等诗，乃真乐府也。”（《清诗话续编》222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概要地指出了新乐府诗的特点。　文人学习“汉乐府”的还有另一类情况，主要是将乐府诗平易通俗的特色引入抒情古体诗中，体现出与以往五言古体诗质朴古奥不同的特色，代表作是李白的《古风》（58首）组诗。 “古风”从形式外表上看，与五言古体诗没有什么区别，但在抒情内容和方式上，却有区别。清代赵执信《声调谱》中在回答乐府与古体诗之间区别时说：“音情迥别，于此悟入，思过半矣。”（《清诗话》13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音情”指的就是内容感情风韵方面的区别。《瓯北诗话》中更进一步指出：“盖古乐府本多托闺情女思，青莲深于乐府，故亦多征夫怨妇惜别伤离之作，然皆含蓄有古意……蕴藉吞吐，言短意长，直接国风之遗。少陵已无此风味矣。”（《清诗话续编》1142页，1983）由此可见，虽同受“汉乐府”影响，杜甫的“新乐府”与李白的“古风”是有区别的。在唐人诗集中，直接标以“古风”题目的很少。“古风”、“五言古体”、“新乐府”在形式上自由，不讲格律，所以也没有“格律较宽”的问题。凤求凰

七言歌行体发展到唐时，也出现了两种情况。因为唐时出现了“格律诗”（也叫“近体诗”，以区别以前不讲格律的“古体诗”），所以，一种是有意把格律诗的一些句法、手法引入古体诗中，一种是有意避开格律诗的句法、手法。习惯上，人们把前一类叫做“七言歌行体”，后一类叫做“七言古体诗”（简称“七古”）。　初唐的一些诗人在继承南朝齐梁诗歌的华丽铺陈基础上，尝试将七言格律诗的句式和对仗等手法引入歌行体中，于是出现了卢照邻的《长安古意》、骆宾王的《帝京篇》、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等著名诗篇，形成篇幅雄壮、气势宏肆，散句中杂以格律、对仗等句式，以反映广阔社会现实内容见长，读来抑扬顿挫，跌宕多变，为人称道，人称“初唐体”，遂使七言歌行体面貌一新。至盛唐，高适、岑参等用此体式写了大量的边塞诗，如高的《燕歌行》及岑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八下）、《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九下）等，这些诗充分发挥了“初唐体”的特色，内容丰富壮阔，感情奔放激越，形象雄壮奇丽，手法技巧多样，语言骈散结合、优美多姿，读来令人意气昂扬。至中唐白居易等人，又在这种体式中融进叙事成分，写出了名篇《长恨歌》《琵琶行》等，七言歌行体又出现了新的发展。直至清代初期，吴伟业（号梅村）用这种诗体写出了《圆圆曲》《永和宫词》《萧史青门曲》《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等名篇，以诗咏史，形式上更讲究技巧，辞藻富艳，用典精切，形成多姿多态的艺术风貌，优美动人，脍炙人口，更将七言歌行体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人称“梅村体”。到了清末民初，王国维等人还用这种体式写出了《颐和园词》等诗。　杜甫陶像

而杜甫、韩愈等诗人则在七言乐府体中有意识地避开律诗的句法句式，以体现出古奥、质朴的风格特色，多用散句，多用“三平”、“三仄”收尾（如“三重茅”、“长林梢”、“沉塘凹”、“入竹去”、“自叹息”、“冷似铁”等），多用奇崛古朴的语言，以体现折拗郁勃的特色，这在律诗中是不允许的。在内容风格上，这类诗往往以现实主义的题材、深刻沉郁的感情为主，与前一类歌行体的浓郁浪漫主义色彩不同。但讲究内容的壮阔、气势情感的奔放激越，结构的转折多变，又符合七言歌行体的总体特色。像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八下），李益的《登天坛夜见海》，韩愈的《山石》《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卢仝的《月蚀诗》《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等，都具有这样的特色，习惯上被称为“七言古体”。　关于七言歌行体与七言古体诗的区别，前人论述非常多，刘熙载的《诗概》中是这样区分两类特点的：“七古可命为古、近两体。近体曰骈、曰谐、曰丽、曰绵；古体曰单、曰拗、曰瘦、曰劲。一尚风容，一尚筋骨。此齐梁、汉魏之分，即初、盛唐之所以别也。”（《清诗话续编》2436页）这里所说的“古”指的就是《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那样的七言古体，它继承了汉魏古诗的古朴质实的特点；“近”则是指“初唐体”发展而成的七言歌行体，它继承了齐梁尚巧求丽的特点。可以说，这是在汉魏六朝七言乐府诗的大树上结出的两个不同风味的果子。诗仙李白

以上大概是我国古体诗的基本概况，它与唐代出现的格律严整的近体诗（格律诗），成为我国古诗的基本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