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很多朋友在这段时间已经看到过一则非常让人震惊的消息，那就是在5月18日的时候，20万页的古籍以数字化的方式回归到了我们的眼前。这让很多网友在表示非常震惊的时候也表示非常的疑惑，究竟这群专家是用怎样的方式来做到这样的地步的，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来看一下。

根据网络上相关的信息表明，在世界博物馆日的这一天，海外古籍数字化回归发布会，在中国的科技馆直接进行了相关的发布会。一大批珍藏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中文古籍善本以数字化的方式回归到了自己的家乡，并且直接落地在了这样的平台之上。我们可以看到的是首批20万页古籍首先回归到自己的家乡里面，并且通过这样的方式以后可以方便更多的人来去检索和查询这样的书籍。

而在这一切的最后的最大的功臣就是一位七旬的老人。这位老人家就是中央文史馆馆员，四川大学的教授成陈立，这位老人家花费了两年的时间，并且直接奔走联系了加州的大学伯克利分校，希望你用现代化的技术，能够让收藏在这所学校的中文古籍得到相关的修复，并且能够以数字化的方式回归到自己的本土里面。所以这才有我们所看到的一面，才能够最终看到有四十多种宋元真本向公众开放。才能让这一批流失在外面的书籍最终回到自己的家乡，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通过这样的技术，能够将这些古籍回归到自己的家乡，我觉得是非常了不起的，也是非常的去佩服的。也很佩服这些技术团队和专家，能够联手开发这样的系统识别，这不仅仅是对这批古籍有着非常好的作用，对于以后流失在外国的相关的书籍也有着非常强大的作用。

1、发达的联想能力。基于中华民族极其丰富的经验、悠久的文化传承而形成庞杂繁复的感性认识和人生感悟，表现为别具特色的、发达的联想能力。这是优点也是不足，因为更易关注事物的外在联系、现象联系、偶然联系（或然联系）甚至某些“可能的联系”。中国式“谣传”的繁多和巨大影响力就是联想能力发达的表现。

2、深刻的洞察力。某些高明人士总是力求以其敏锐的直觉和丰富的经验来把捉事物“内在的联系”、甚至“本质的联系”、“必然的联系”，而其发现也常常“虽不中亦不远矣”。

3、逻辑严谨性不足。由于在传统文化中缺乏系统的逻辑学研究、进而在求知生涯中缺乏系统的逻辑训练，以致中国人感性认知和感悟多而知性和理性少，长于思维和情绪引领而拙于严谨的、系统的理论论证。

4、实证性研究缺乏。长期止步于感性认知、感悟现象及其或然性、“可能性”，而不求将之逻辑化、数字化、系统化；满足于经验与洞察，而不思进行分门别类的实证研究、科学研究。

扩展资料：

在文化上实行高强度的文字狱，科举上是僵化的八股文。所以中国古代的科技以及在经济上也也就被扼杀在襁褓之中。到了清朝时期，虽然有人人称颂的’“康乾盛世”，但是在康乾盛世的背后，人们无论是思想还是经济上都无比僵化。

中国古代有着自己的一套思想体系，并且视普通的自然科学为洪水猛兽。君权神授、天命论的思想一直在人们心中。比如说皇帝家里的房子被雷劈，就会将其视为上天在惩罚，当然这些奇怪的现象在中国人的心中当然不会往科学的角度上想。

从科学体系来讲，古代的中国科技处在先进地位，科技发展方向由自己把握，我们擅长什么就发展什么，自然比外国强得多。而现在，科技的发展方向被别人所掌握，顶尖科技领域不是我们擅长的，比如化学、电子计算机等等，所以会有一段时间的落后。但是这个局面正在被扭转。

从政府扶持力度上讲，古代中国的很多科技都和政府扶植分不开。比如古代的科学家张衡、沈括、祖冲之，都是为官的人，特别是张衡，有一定话语权和资源，这是发明地动仪和浑天仪的基础。而且中国古代官方是修订历法的，从此演变出的数学成就也非常惊人。而看古代欧洲，本身资源匮乏，统治者朝不保夕，扶持力度谈不上。如果看现在的西方国家，作为国家统治后台的资本家非常重视科学技术，花费大量金钱和人力进行发展，而且有了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扶持力度非常巨大，自然科技发展得快。这一点上，我们还有很大差距，现在纯粹是用科技人员才智拼对方的资源。如果扶持力度进一步加大，超越西方的科技水平将非常现实。

从政治上看，中国古代政局稳定的时间和混乱时间基本1：1，这种相对稳定的环境也给中国科技发展创造了条件。外国长期处在一个混乱阶段，小国之间相互攻伐，自然不利于科技发展。最好的例子就是阿基米德，如此伟大的数学家死在了罗马士兵的手里。

还有一个不能不说的原因就是中国清朝以后的妄自尊大和闭关锁国。这个方面最大的罪人就是乾隆，此人极度自恋，同时也很愚昧，对于当时已经明显落后的机械等科技成果视而不见、麻木不仁甚至把科技看成玩物，这才最终导致了中国的落后和日后的衰败。如果从他那时有清醒认识，最后决不至于让中国沦为列强的餐桌。

　　保护古籍一定要忌用化学胶水、化学浆糊、玻璃胶纸等修补古籍。

　　中国古籍的纸张，多采用天然原料的手工制纸，而现今通用的化学胶水、 化学浆糊及玻璃胶纸对中国式纸张具有极强的腐蚀力，一般不隔多时，便会使纸张变质黄脆，触手即碎，故而绝不可用。正确方法应为采用天然面粉浆糊，调以麝香、花椒，可达到修复与避虫双重功能。如果藏家一时无法具备以上条件，也应宁可暂时不修，待请到行家里手，再行修复，绝不可仓促滥修，加厄典籍。

　　忌用洋纸夹衬古籍。

　　许多民国版本的拓片、字帖、纸墨拓工皆属精良，可版面之上却是黄斑累累，令人扼腕。这是因为民国时期的一些书贾作坊，贪求省惜工料费用，采用了一种叫作“油光纸”的纸张(当时流行的一种廉价的西式工业法制纸)，作为字帖的衬纸。由于西式纸酸碱性不合量，具有一定腐蚀力，以致许多民国旧帖惨遭“黄斑之厄”。这一遗憾也使得当今的古籍藏家得出了一条教训，即：中国古籍必须远离一切西式纸张，二者隔离，方为上策。

　　忌用化学杀虫剂防杀蠹虫。

　　一些新手藏书家，因为惧怕蠹虫蛀毁古籍，便时常使用一些化学杀虫剂喷洒书橱，结果蠹虫猖獗如故，而古籍却反遭其害，黄斑遍布书身。惨痛之余，古籍藏家们也悟出一点，传统古籍的纸张极为“娇贵”，受不得任何化学品的侵害，而化学杀虫剂的腐蚀只会造成“爱而毁之”的结果。传统的正确防虫方法应为：在书橱中放置麝香、芸香或花椒(也可采用质量上乘的印度奇南香)，以香气驱杀蠹虫，效果极佳。

　　中国古代科技的衰落及其对当今发展的启示

　　中国是四大古国之一，也是唯一一个文明传统未曾中断的古国。中国的文化博大厚重，中国的思想百家争鸣，中国的智慧深邃悠远，中国的人民勤劳包容。中国曾享有令世界瞩目的繁盛，也曾拥有领先世界千百年的科学技术成果。生为中国人，我们有理由为此感到骄傲。

　　然而有一个事实是我们不可以也无法忘记的：中国——这个曾经强大的国家有着一段被外国入侵、被动落魄的屈辱史。是落后让我们挨打。落后是科学技术的落后。就当清政府还做着天朝上国的美梦，轻蔑的称外国为夷时，外面的世界已进行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工业革命的完成推动了经济和军事的发展，也为帝国主义的对外入侵提供了有力后盾。中国人没有创造奇迹，血肉之躯在洋枪洋炮面前不堪一击，于是我们开始反思，我们为什么落后。

　　或许这种落后应该算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因为它的产生归根到底因于中国人独特的思维方式与文化价值取向。这是由中国上下五千年深厚的历史所决定的，中国人的思想经历了一个连续发展的阶段，它在各个阶层中都根深蒂固。纵观世界历史，颠覆传统的思想总是推动了科技和社会的进步，但是可惜，这样的事情从未在中国发生过，即使有过，也绝对是不为人接受而受到攻击的。

　　也不能单纯地说这样的民族性格是好是坏，只能说性格决定了我们的命运，决定了我们民族的历史。这样的性格曾让我们强大，但也同样是这样的性格让我们蒙受屈辱史。自古以来，我们都是一个农耕社会。这样一个社会形态塑造了中国人勤劳、务实、朴素、忍耐、热爱自然的国民性。乍看都是褒义词，但中国有句话叫做“过犹不及”。过头了就会成为保守、逆来顺受和盲目崇拜自然。

　　同时，中国人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下，形成了严重的官本位思想。这种思想从古至今都对我们的生产生着很大的影响。古代的读书人寒窗十载，为的便是入朝为官。这不是没有道理的。中国古代官员掌管着各种权利。国家的行政、军事、经济甚至科技都掌握在朝廷手里。科技被朝廷控制，就是所谓“官科技”。

　　“官科技”造成了一种尴尬。由于朝廷官员大都通过科举制度选举，个个都是提笔成文的文人，满脑子诗词文韵。这样一来，想必很少有人真正懂得自然科学。既然不懂，又怎能谈得上研究、探索与发展？而广大地百姓们是不能接受到足够的教育，也不可能介入被朝廷垄断的科技探索研究。况且中国百姓是务实的，靠天靠地吃饭的农耕民族关心的是如何科技的实用性。因此，就算他们有对科学技术的探索，也是不会关心现象之下的本质的，在他们看来，那是“无用”的。事实上，朝廷作为国家得最高统治者，关心的也是科技如何能为其统治活动和农业生产等服务。在朝廷的这种指导思想下，中国古代实用科技高度发展，占据了世界领先地位。从数学的鸡兔同笼到天文观测与历法，均是出于对实际生活问题的解决。综观中国科技史，很少有人追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这些现象的本质又是什么，各种现象之间有着怎样的规律和联系。其结果是在自然哲学和以原理、定律表现的理论性自然科学知识方面的相对落后，使科学技术缺乏发展的潜力，当它发展到一定高度时就自然地出现一种趋于停滞的状态。与此同时，西方的学者们却注重着世界本原的探究和理论的深入。

　　试看让无数中国人都深感自豪的四大发明，火药被帝国主义者制成枪炮最后用于入侵中国；指南针用在葡萄牙、西班牙，就成为了其探索海外世界，进而建立海上霸权的先决条件；纸是中国人最先发明的，但是外国将纸投入使用的量，却是中国的数倍；中国人很早就发明了印刷术，但是更为方便和先进的打字技术、影印技术，却是我们想都不敢想的。我们总说中国的科学成果比国外的早多少多少年，但是，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这些都是一些无用的东西，连我们自己都无法重视，又怎能奢望会对世界产生一星半点的影响呢。在承认中国古代人民的智慧的同时，还有更多问题值得我们反思。中国人的智慧与创造性源于生产，但是可惜的是又都止于生产。没有人愿意在不明确利益的情况下进行理论的研究，因为那是无用的，是不被社会舆论所提倡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大多都集中在士大夫阶层，他们是一群饱读圣贤书，整天思考着如何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的文人，他们拥有着接触世界先进技术的机会却遗憾的放弃了他们。另一方面，从事纯粹的理论科学研究的人从来都不得到政府和舆论的支持，他们的工作恐怕更多的是为了个人的追求，连他们自己都不确定这样做会有什么意义，这个社会主流即如此。相反，在外国，资产阶级在工业技术革新中尝到了甜头，对思想和研究的自由都持着支持和鼓励的态度。而历史也说明了，这些看似无用的理论都在未来产生了极大的价值，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哈代不是说过吗：“我从不做有用的事。”作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他是相当负责任的。科学的本质就是“无用”，但你可以很容易的感受到，它可以创造出相当有用的东西。

　　如果说将整个科学技术体系比喻为一棵树，理论基础即是它的根，枝叶果实就是它在生活中的实际应用。于是，我们看到，中国古代科技这棵树枝叶繁茂，根基短浅；西方科技确是根基深厚。土壤上层的水总有一天回被吸干，这时，中国这棵树不可避免的会凋敝。西方的科技却厚积薄发，迅速实现一个又一个的飞跃。

　　中国的经济处在稳步地高速发展中。世界对此做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其一是中国正在飞速崛起，回归超级大国，对其他国家构成这巨大的潜在威胁；其二是中国的发展过快，存在者太多的巨大漏洞和缺陷，因此这种高速发展不可能长时间持续，最终中国会在这种不平衡的发展中崩溃。

　　然而无论是威胁论还是毁灭论事实上都不是最中肯的评价。我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的确在崛起，然而问题也的确存在。只有找到问题，解决问题，我们才能够真正实现持续健康地发展。

　　中国庞大的人口提供给了世界廉价的劳动力，中国逐渐在全球商品供给链上占据了重要一环，成为了所谓的“世界工厂”。巨大的贸易顺差成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动力。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陶醉在这种高速发展之中。近年来，我们才逐渐意识到，我们尽管为世界打工，却缺乏自己的科技创新。我国世界工厂的地位事实上是在帮助其他发达国家获得巨大的经济利润。那些经济上相当可观的数据不过是依靠数量庞大的微小利润积累起来的。

　　虽然中国正在努力走向强大，但我们可以预见：如果中国继续着重实用轻理论、只制造少创造的路，很难说我们的经济不会像当初的科技一样因为根基浅薄而凋败。必须要有自己的科技创新，才能在全球经济的高端占据一席之地，而不是在低端替别人赚钱，才能真正地实现强大。

　　让人感到高兴的是，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于是才有创新型社会的概念的出现，才有完善知识产权制度的提出。

　　知识产权制度是创新的保障。时间没有改变中国人的性格。中国人依然务实，或者说——现实。同时中国人还有着官本位思想的后遗症——功利。我们时不时地可以听到某某大学地教授论文被发现为抄袭，有时甚至是抄袭其学生的论文。这是何等讽刺。它至少说明两个问题：第一，我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还相当不到位；第二，我国把论文作为升学、升职称的条件，并将其数量看作促进中国科技创新的成果的多少是不妥的。如此一来，其实整个科技创新的数量和质量都得不到保证。

　　这两个问题应该是可以同时得到解决的。首先是要完善知识产权制度，使“原创”者们能够真正的享有自己知识创新的所有权，能够真正实现通过它获得应有的利益。通过知识盈利应该使天经地义的，金钱是人在社会生存的必需品而不是罪恶。人人都有追求金钱的愿望。因此，如果知识产权制度保证人们能通过其拥有的知识产权获得财富，那么学者们创新的积极性就可以得到充分地激发。他们获得的财富有一部分会拿来提高其生活水平，剩下的必然又会为下一次的研究创新提供经济保证。如此就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其次，当知识产权制度起到了激励创新的作用时，将论文作为升学、升职称条件的做法也就失去了意义。因为这种机制本身是为了迫使人们创新，当另一种更为有效的方式能够达到目的时，这种被动的机制就完全可以被淘汰掉。

　　另外，光有创新是不够的。重要的是创造出来的新材料和新技术能够真正实现投入生产、进入市场。以往很多可以为社会创造财富，或者说可以节约能源、节约劳动力的一些科技成果，往往只能被知道在实验室里已经实现，却久久不见出现于市场。这实际上既是对科研经费的浪费，又是对为此付出时间精力的研究人员的不尊重。既然已投入了前期的大量人力物力，为什么不能实现最后一步——为社会创造价值？

　　不管怎么说，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并正在致力于知识产权制度的完善、经济结构的调整。我相信中国不会重蹈覆辙，最终我们能够屹立于世界强国之列。

古代科技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运用有哪些？与中国古代在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成就相比，如今公众对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了解似乎还比较有限。提起中国古代的帝王将相或文学名家，大部分人都能说上一长串的名字。如果提起中国古代科技，普通人可能会脱口而出“四大发明”，或者列举出祖冲之、徐霞客等几位古代科学家的名字，但对其他成就恐怕就知之甚少了。究其原因，也许是理解科技成就的价值需要具备一定的科学素养，历史上的科技成就又离今天普通人的生活较为遥远，很难引起人们的共鸣。

诚然，四大发明确实是中华文明的一种标志，可它远不足以全面展现中华民族的科技成就。其实，一些历史上的科技成就仍旧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有所展现，只是普通人不大注意罢了。就拿我们日常使用的习惯用语来说，就有许多与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相关：我们会把15分钟叫做“一刻”；用“百炼成钢”来形容一个人经过长期艰苦的锻炼变得坚强；用“青出于蓝”比喻学生超过老师或后人（按最新的流行语则是“后浪”）胜过前人；用“钩心斗角”形容人们用尽心机，明争暗斗；用“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比喻人们隐藏真实意图，用明显的行动迷惑对方；将唱歌跑调称为“五音不全”，等等等等。



图/明月峡古栈道

在当今时代，对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不了解，往往会让人们对中国文化产生盲目自大和盲目自卑两种片面的情绪。前者的典型是言必称四大发明，或是一提起中国古代的某项科技成就，只强调其“领先世界多少多少年”。这种表述当然是正确的，却有流于表面、以偏概全之嫌。

就拿四大发明之一的活字印刷术来说，它历来被当做中国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但对于中华文明自身，雕版印刷术的贡献却远在活字印刷术之上。在传统的以四大发明为核心的叙事中，雕版印刷术往往被当做活字印刷术发明之前的一种落后的技术，仿佛在活字印刷术出现之后便理所当然被淘汰了。其实，自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至清末的八百年间，虽然活字印刷技术在不断进步，但中国印刷的主流却一直是雕版，传世活字印本的数量只占到雕版印本的百分之一二。对比一下，自从活字印刷术在欧洲出现，15世纪以后的西方印本几乎全部都采用活字。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政府的重视程度、技术条件的限制和汉字自身的特点，它们共同导致活字印刷的优势在中国古代难以发挥出来。如果不了解这些问题，对活字印刷术价值的认识就只能停留在表面。

一个是社会文化传统和知识分子价值观的问题，另一个是哲学思维方式问题。在政治经济方面，中国长期的封建经济，造成了对商人不太重视的观念和自给自足的经济，没有开拓市场，特别没有开拓海外市场，使得中国的生产力得不到大规模的发展，因此没有推动科技发展的市场动力。劳动需求不足才会有发展机器的动力，但是中国没有这样的需求，所以错过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机会。

封建统治者不重视科技，认为是雕虫小技，不屑于宣传推广。不但科学知识不能普及，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也不能蔚然成风。

另外当时自视很高，把自己看做世界的中心，认为中国文化是世界最高的水准，所以不愿意去吸收外来先进的科技和文化。在明末的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大夫叫杨光先，当时崇祯想让一个德国人来帮助制定历法，因为中国当时的历法不太准确。杨光先反对，他说宁可中夏无好历法，也不可使中夏有洋人。拒绝西方的文化和科学技术，即使到清末洋务派要用西学中源、中体西用来作为引进西方科技的根基，这实际上确实有点荒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