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前145或前135—前87？），字子长，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一说山西河津）人，中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被后人尊称为“史圣”。他最大的贡献是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史记》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完成的《史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对后世影响巨大。

司马迁（大约公元前145年~大约公元前90年），字子长，一说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一说龙门（今山西河津）人，中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　其父司马谈为太史令（相当于现在国家图书馆馆长一职）。父亲司马谈学问渊博，曾“学官于唐都，受易于

司马迁(5张)杨何，习道论于黄子”，早年司马迁在故乡过着贫苦的生活，10岁开始读古书，学习十分认真刻苦，遇到疑难问题，总是反复思考，直到弄明白为止。20岁那年，司马迁从长安出发，到各地游历。后来回到长安，作了郎中。他几次同汉武帝出外巡游，到过很多地方。35岁那年，汉武帝派他出使云南、四川、贵州等地。他了解到那里的一些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他父亲司马谈死后，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司马迁接替做了太史令。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与天文学家唐都等人共订“太初历”。同年，开始动手编《史记》。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李陵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大怒。司马迁为李陵辩护，得罪了汉武帝，获罪被捕，被判死刑。“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报任安书》）为了完成父亲遗愿，完成《史记》，留与后人，含垢忍辱忍受“腐刑(割掉鼻子或者生殖器官的酷刑)”。公元前96年（太始元年）获赦出狱，做了中书令，掌握皇帝的文书机要。他发愤著书，全力写作《史记》，大约在他55岁那年终于完成了全书的撰写和修改工作。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成就了《史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130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对后世的影响极为巨大，被称为“信史”。

马迁自称其先祖是颛顼时期的天官。《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昔在颛顼，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周宣王时期，司马迁的祖上来到秦国。他的直系祖先是战国时期秦国著名的武将司马错。秦惠文王时期，司马错曾经在朝堂上与张仪辩论，辩论内容被收入《战国策·秦策》，后收入《古文观止》，名为《司马错论伐蜀》。辩论胜利后，秦惠文王派司马错等人出兵巴蜀，得胜而守之。六世祖司马靳为名将武安君白起副手，参与长平之战，坑杀赵卒四十万人，司马错、司马靳等军事之功为秦国奠定了一统天下的军事基础。　司马迁的父亲是西汉武帝时期太史令司马谈。司马谈是当时一位非常杰出的学者，著有《论六家要旨》一文，系统总结了春秋战国秦至汉初以来阴阳、儒、墨、法、名、道各家思想的利弊得失，并对道家思想进行了高度肯定。该文是对春秋战国以来的诸子百家思想的高度概括和凝练总结。　司马谈在约汉武帝建元六年至元封元年间任太史令。公元前145年，司马迁出生于家乡夏阳（今陕西省韩城市）。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上，司马迁说：“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岁时，他从长安出发，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在《自序》上司马迁说“（他）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夫子遗风，乡射邹峄；厄困蕃、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莋、昆明，还报命。”二十五岁时，他又以使者监军的身份，出使西南夷，担负起在西南设郡的任务。足迹遍及“邛、莋、昆明”等地。　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司马谈去世，三年之后，司马迁承袭父职，任太史令，同时也继承父亲遗志（司马谈临终曾对司马迁说：“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准备撰写一部通史。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与唐都、落下闳等共同定立了“太初历”，该历法改变了秦代使用的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的习惯，而改以正月为岁首。从而，为中国的农耕社会奠定了其后两千年来所尊奉的历法基础。之后司马迁便潜心修史，专心写作，开始了《史记》的写作。　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成就了《史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130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对后世的影响极为巨大，被称为“实录、信史”，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列为前“四史”之首，与《资治通鉴》并称为史学“双璧”。因此司马迁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史圣。与司马光并称“史界两司马”,与司马相如合称“文章西汉两司马”。 司马迁的著作，除《史记》外，《汉书·艺文志》还著录赋八篇，均已散失，唯《艺文类聚》卷30引征《悲士不遇赋》的片段和有名的《报任安书》（即《报任少卿书》）。《报任安书》表白了他为了完成自己的著述而决心忍辱含垢的痛苦心情，是研究司马迁生平思想的重要资料，也是一篇饱含感情的杰出散文。《悲士不遇赋》也是晚年的作品，抒发了作者受腐刑后和不甘于“没世无司马迁生卒年代，史无明文。近人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认为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45年（汉景帝中元五年），一说生于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建元六年）；大约卒于公元前86年（汉昭帝始元元年），一说卒于公元前87年（汉武帝后元二年），又一说卒于公元前90年（汉武帝征和三年）。据说司马迁家自唐虞至周，都是世代相传的历史家和天文家。司马错是秦惠王时伐蜀的名将，司马昌是秦始皇的铁官，到了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又做汉武帝的太史令，恢复了祖传的史官恒业。闻”的愤激情绪。

司马迁的少年时代，“耕牧河山之阳”。司马迁在这“山环水带，嵌镶蜿蜒”（《韩城县志序》）的自然环境里成长，既被山川的清淑之气所陶冶，又对民间生活有一定体验。　10岁，司马迁随父亲至京师长安，得向老博士伏生、大儒孔安国学习；家学渊源既深，复从名师受业，启发诱导，获益不浅。这个时候，正当汉王朝国势强大，经济繁荣，文化兴盛的时候，张骞奉使通西域，卫青、霍去病大破匈奴，汉武帝设立乐府，也是司马迁在京城里丰富见闻，热情迸发的时候。

司马迁大约22岁开始外出游历——“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回到长安以后，做了皇帝的近侍郎中，主要职责是守卫宫殿门户，管理车骑，随从皇帝出行。他随汉武帝到过平凉、崆峒，又奉使巴蜀，他到得最南边是昆明。据司马迁自己说，他少年时期曾经“耕牧河山之阳”，也就是说他儿童时期曾经在家乡从事过一些农业劳动。后来他的父亲司马谈到长安做了太史令，司马迁随父亲也到了长安，然后在父亲的指导下，他刻苦读书，打下了深厚的文化基础，他拜了很多名师做老师。司马迁的家族，就是他这个家族，世代都是史官，而作为史官，他有责任来记载帝王圣贤的言行，也有责任来搜集整理天下的遗文古事，更有责任通过叙事论人而为当时的统治者提供借鉴。那么他的父亲司马谈就有志于整理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试图撰写一部规模空前的史著。就是写一部史书，从

他父亲开始就已有这么一个理想，他的父亲做太史令之后，就开始搜集阅读史料，为修史做准备。但是司马谈感到自己年事已高，要独立地修成一部史著，无论是时间、无论是精力，还是才学知识都还不够，所以司马谈寄厚望于他的儿子司马迁，希望他能够早日参与其事，最终实现这样一个宏愿。

司马迁像集锦(12张)　　于是，司马迁在读万卷书的基础上，开始行万里路，司马谈要求他儿子来进行一次为期两年多的一次全国的漫游。司马迁从20岁开始的全国漫游，是为写《史记》做准备的一次实地考察，他亲自采访，获得了许多第一手材料，保证了《史记》的真实性和科学性。他这个漫游，也是《史记》实录精神的一种具体体现。　比如说，他漫游到汨罗江畔，在当年屈原投江自沉的地方，他高声朗诵着屈原的诗，他痛哭流涕，所以他写《屈原列传》写得那么有感情，他是亲自去考察过，他是在学习屈原的基础上来写屈原的。比方说，在韩信的故乡淮阴，他也搜集了许多有关韩信的故事，并亲自去问别人，说当年韩信受胯下之辱，了解韩信为什么能够受胯下之辱而不发怒，不愿意去做出非法的事来，忍了。韩信那么高的个子，从一个流氓两个腿之间爬过去，如果按照他的个性，一刀就把他杀了。但是如果把他杀了，后来就不能够建功立业了。韩信后来帮助刘邦推翻了秦王朝，建立了西汉，封王封个侯，回了故乡，韩信自己说：如果当初我把你杀了，我就没后来的建功立业，所以小不忍则乱大谋。并为避祸而韩何改姓的何姓安徽庐江始祖，辛亥革命元老中国现代教育奠基人同盟会嘉应州主盟人何子渊的远祖何庶题辞（别号：自修，轩辕黄帝第60世耳孙）：“更名改姓 因避强秦 宁去候统 甘为庶民 ；承先启后 继旧开新 既明且哲 以保其身”。　再比如说，在曲阜他去瞻仰了孔子的墓，还和孔子故乡的一些儒生在一起揽衣挽袖，一步一揖，学骑马，学射。学行古礼，以此表达他对孔子的纪念。再比如说，在孟尝君的故乡薛城，他走乡串巷，考察民风，而且他考察这个地方的民风跟当年孟尝君好客养士有什么关系，所以他走一路、考察一路。可以这样说，司马迁在漫游的旅程中，不放过任何一个了解历史的人，不放过任何一个存留于人们口碑上的故事，获得了许许多多从古籍当中所得不到的历史材料，同时他深入民间，广泛地接触了人民群众的生活，使得他对社会，对人生的观察、认识逐渐深入。　此外他遍历名山大川，饱览了祖国山河的壮美，陶冶了性情，从而也提高了他的文学的表现力。所以说司马迁的这次漫游，正是司马迁走向成功的极为坚实的一步，是非常典型的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司马迁和父亲洛阳相会

　　公元前110年（元封元年），汉武帝举行大规模的巡行封禅，步骑十八万，旌旗千余里，浩浩荡荡。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史官，司马谈这时候却病了，经过汉武帝的允许留在洛阳养病，正好司马迁从长安匆匆赶去追随汉武帝，在洛阳见到了他奄奄一息的父亲司马谈。　司马迁在为《史记》写的“自序”里，详细记录了司马谈在“河、洛之间”对他说的那番语重心长的遗嘱。司马谈说：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颂周公，言其能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脩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司马迁俯首流涕，对父亲发誓说：“我虽不聪敏，请容许我把您已记录编排过的有关过去的传闻，完整地书写出来，绝不敢有缺漏。”洛阳相会，就这样成为这一对钟情于历史学的父子之间的生死之别。

获罪 和司马迁写《史记》

　　大臣们都谴责李陵不该贪生怕死，向匈奴投降。汉武帝问太史令司马迁，听听他的意见。　司马迁说：“李陵带去的步兵不满五千，他深入到敌人的腹地，打击了几万敌人。虽然打了败仗，可是杀了这么多敌人，也可以向天下人交代了。李陵不肯马上去死，准有他的主意。他一定还想将功赎罪来报答陛下。” 武帝听了，认为司马迁这样为李陵辩护，有意贬低李广利（李广利是汉武帝宠妃李夫人的哥哥），便勃然大怒，说：“你这样替投降敌人的叛徒强辩，是不是存心反对朝廷？”便把司马迁下了监狱，交给廷尉处理。司马迁被关进监狱以后，案子落到了当时臭名昭著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严刑审讯司马迁，司马迁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面对酷吏，他始终不屈服，也不认罪。司马迁在狱中反复不停地问自己：“这是我的罪吗？这是我的罪吗？我一个做臣子的，就不能发表点意见？”不久，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汉武帝信以为真，便草率地处死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司马迁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第二年汉武帝杀了李陵全家，处司马迁死刑。但是汉朝的死刑要免死的话可以接受两条路，要不交50万钱，要不接受宫刑，宫刑是个奇耻大辱，污及先人，见笑亲友。后来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提及此事中说道：“遭遇此祸，重为乡党所戳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在狱中，又备受凌辱，“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司马迁《报任安书》）。几乎断送了性命。他本想一死，但想到自己多年搜集资料，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要写部有关历史书的夙愿，因此为了完成《史记》的写作，忍辱负重，希望出现一线转机。　司马迁认为受腐刑是一件很丢脸的事，他几乎想自杀。但他想到自己有一件极重要的工作没有完成，不应该死。因为当时他正在用全部精力写一部书，这就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历史著作——《史记》。原来，司马迁的祖上好几辈都担任史官，父亲司马谈也是汉朝的太史令。司马迁十岁的时候，就跟随父亲到了长安，从小就读了不少书籍。　为了搜集史料，开阔眼界，司马迁从二十岁开始，就游历祖国各地。他到过浙江会稽，看了传说中大禹召集部落首领开会的地方；到过长沙，在汨罗江边凭吊爱国诗人屈原；他到过曲阜，考察孔子讲学的遗址；他到过汉高祖的故乡，听取沛县父老讲述刘邦起兵的情况……这种游览和考察，使司马迁获得了大量的知识，又从民间语言中汲取了丰富的养料，给司马迁的写作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以后，司马迁当了汉武帝的侍从官，又跟随皇帝巡行各地，还奉命到巴、蜀、昆明一带视察。司马谈死后，司马迁继承父亲的职务，做了太史令，他阅读和搜集的史料就更多了。在他正准备着手写作的时候，就为了替李陵辩护得罪武帝，下了监狱，受了刑。他痛苦地想：这是我自己的过错呀。现在受了刑，身子毁了，没有用了。　但是他又想：从前周文王被关在羑里，写了一部《周易》；孔子周游列国的路上被困在陈蔡，后来编了一部《春秋》；屈原遭到放逐，写了《离骚》；左丘明眼睛瞎了，写了《国语》；孙膑被剜掉膝盖骨，写了《兵法》。还有《诗经》三百篇，大都是古人在心情忧愤的情况下写的。这些著名的著作，都是作者心里有郁闷，或者理想行不通的时候，才写出来的。我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时候把这部史书写好呢？于是，他把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开始，一直到汉武帝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为止的这段时期的历史，编写成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字的巨大著作《史记》。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对古代一些著名人物的事迹都作了详细的叙述。他对于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吴广，给予高度的评价；对被压迫的下层人物往往表示同情的态度。他还把古代文献中过于艰深的文字改写成当时比较浅近的文字。人物描写和情节描述，形象鲜明，语言生动活泼。因此，《史记》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　公元前96年（太始元年）汉武帝改元大赦天下。这时司马迁50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在别人看来，也许是“尊宠任职”，但是，他还是专心致志写他的书。直到公元前91年（征和二年），《史记》全书完成，共得130篇，52万余言。

1947年生于北京。

1988年在南开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

1990年任教授，

1995年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人文学院副院长。

1998年任中国历史博物馆副馆长，

2000年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

兼任国家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南开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历史系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与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

南开大学学位委员会委员

南开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

天津市学位委员会委员

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国家博物馆）副馆长

中国史学会理事

中国博物馆学会理事

中国先秦史学会常务理事

国家“九五”社会发展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成员

1982年在南开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毕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

1988年在南开大学历史系（在职）博士研究生毕业，获历史学博士学位。

一把古剑成了浙江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浙江省博物馆收藏了一件极其珍贵的文物——越王者旨於睗青铜剑。

越王者旨於睗这个名字，历经容庚、陈仁涛、陈梦家、马承源、林沄、殷涤非等诸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考证，定为《史记·越王句践世家》所说的句践之子鼫与，这一结论已得到学术界的公认。

不管是鼫与，还是者旨於睗，这名字读起来实在有些绕口。也难怪！“者旨於睗”是当时的吴越方音。者旨，读为“诸稽”（zhū jī），是越王的氏；“於睗”是名，读作yú shì（音同“于是”）。

而“鼫与”，则是以中原音记“者旨於睗”的急读音。也就是说，到了中原，人们把“者旨於睗”这四个字连起来读得快一点，就是“鼫与”。

鼫，今音读作shí（音同“食”）；与，今天简化为“与”。由于吴、越人名在青铜器铭文中时有不同程度的省略，所以常引起典籍记载之歧纷，而古籍记载往往是以中原音记吴越方音，故又容易造成文字之异写。所以说，这位越王的名字，在传世古书中有很多不同写法，真让人有点头大。

比如，《越绝书》写作“与夷”，这是“於睗”的同音通假字；《吴越春秋》写作“兴夷”，“兴”是“与”的讹字，也就是说，这两字长得差不多，一不小心就容易写错。另外，《左传》作“适郢”，《竹书纪年》作“鹿郢”，要么是鼫与的讹写，要么是鼫与的同音通假字。

越王者旨於睗是勾践的儿子，史书对他的记载并不多，无论是文治武功，还是声名威望，与其父相比，他就逊色很多了。

据《竹书纪年》记载，越王者旨於睗在位时间不长，仅六年（前464～前459年）。尽管其在位时间不长，但出土及传世的越王者旨於睗兵器却不在少数。据施谢捷博士《吴越文字汇编》记载，约有二十一件之多，具体数字是钟四、戈二、矛四、剑十一。

这十一把青铜古剑，分别收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湖北荆州博物馆、苏州东吴博物馆、安徽寿县博物馆，同时，还有几柄被境外私人藏家收藏。

但是，在这诸多的越王者旨於睗剑中，无论是品相的完整性、还是价值的珍贵性，都比不上浙江省博物馆收藏的这件越王青铜剑。也许想不到，浙博这件镇馆之宝，竟然是从香港一个古玩市场的地摊上，千辛万苦、费尽周折，花重金买回来的。

1995年9月下旬的一天，时任上海博物馆馆长的马承源先生收到一份来自香港的传真照片，这份传真是马先生的朋友发过来的，说是在香港的古玩市场上发现了一柄青铜古剑，看上去像是真品，但又不敢确定，想请马承源帮忙鉴定一下。

马承源从照片上看到，此剑剑格两面用大量绿松石镶嵌成美丽的图案，并铸有错金鸟虫书铭文八字。鸟虫书又称为鸟篆，是一种带有鸟头形象的图画文字，它是在篆书的基础上，改变原有的字形，使之盘旋弯曲如鸟形或者如虫形。

鸟虫书多铭刻于青铜器皿上，没有太大的实用功能，是一种用来装饰的艺术字，从古到今，没几个人能认识。

马承源是青铜器方面的专家，对古文字有很深的研究。多年的工作实际，使他有机会接触很多刻有鸟篆文的青铜器，所以他一眼就认出来，此剑剑格上的鸟篆铭文，一面为“戊（越）王戊（越）王”，另一面是“者旨於睗”。

马承源立马就激动起来，如果考释无误，则此剑当为越王勾践之子者旨於睗生前的贴身佩剑。

马承源很慎重，又将此事向浙江省博物馆副馆长曹锦炎求证。曹锦炎先生也是青铜器和古文字方面的专家，他看了照片后，非常赞同马承源的判断。

10月4日，马承源赶赴香港，几经周折，终于见到了这把古剑。

此剑剑身呈金**光泽，保存情况极佳，全剑完整无缺，毫无锈蚀，刃锋犀利，寒气逼人。附属的漆剑鞘也是完整如新，乌黑光亮，而且剑茎上的丝质缠缑也保存较好。其精美程度和历史价值，远胜于众多已出土的越王名剑。

通过交谈，马承源得知，这把宝剑是被国内文物贩子盗挖、走私出境后，几经转折，最后被香港文物贩子高价收购的。

香港卖方是个极其精明的商人，他见马承源对此剑十分上心，便断定这是一件难得的宝贝，随口就将价格抬高到100万港币。100万港币对于当时年征集文物经费只有几万元人民币的浙博来说，简直就是天价，即便寅吃卯粮，掏空了老底儿，也拿不出来。

而此时，不少海外买家纷纷表示希望购得此剑，有一个日本古董商甚至愿意出150万元港币，并决定在10月7日与香港卖方进行谈判。

就在国宝即将流失海外的关键时刻，曹锦炎向马承源转达了浙江省博物馆几位负责人的共同决定：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一定要将这柄宝剑抢救回来！浙江是越国故地，越王者旨於睗剑理应回归它诞生的地方。马承源立刻向香港友人借款10万港币，抢先预付了定金，并与当天将宝剑取回友人家中保存，又以上海博物馆声誉作保，说服香港卖家破例允许先将宝剑带回境内。

10月16日，越王者旨於睗平安运抵上海。宝剑抢回来了，但是资金却一直没有着落。香港卖方要求在10月31日之前，必须付足100万港币，否则，宝剑仍将收回。

10月19日，越王剑回到浙江省博物馆。全馆上下立即行动起来，一份《呼吁企业参与抢救珍稀国宝越王剑的倡议书》在半个小时内拟好，审核通过后，迅速分发全省各地。

浙江的新闻媒体对此事更是给予高度关注，通过电视、广播、报刊等各种媒介广而告之，很快就在社会上激起了强烈反响。

珍稀古剑牵萦着千千万万浙江人的心，“越剑越得”，这是浙江人民的共同心愿。

在浙江省委、省政府有关领导的直接关心和过问下，10月31日，杭州钢铁集团同意出资106万人民币赎回此剑，并捐赠给浙江省博物馆，使越王者旨於睗剑得以回归故里。

1996年1月3日，《杭州日报》报道：“古越先民创造的匡世珍奇、距今2400余年的越王剑，1996年年1月3日起在浙江省博物馆向公众展出(系由杭州钢铁总厂出资106万元购回越王剑而捐献国家的)。这把越王剑已经过特殊技术处理，安放在充满氮气的有机玻璃盒内。”

由企业出资抢救流失文物，这不仅在浙江省内是第一次，在全国是是不多见的，杭州钢铁集团这一义举，在中国文物保护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古代吴越，善铸青铜剑，而今天的杭州钢铁集团的产品注册商标恰恰就是“古剑牌”。千年古剑与现代著名企业这段佳话，真可谓“千年姻缘一剑牵”。

陆行素

陆行素，天津图书馆顾问，曾任天津图书馆馆长。

中文名：陆行素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上海市青浦区

出生日期：1947年2月

职业：图书馆员

毕业院校：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主要成就：图书馆管理

代表作品：《天津图书馆古籍善本图录》

人物简介

陆行素，男，上海市青浦区练塘人，1947年2月生，天津图书馆顾问。

个人简历

1964年就读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德语系；

1970年进入天津图书馆工作；

1998-2008年任天津图书馆馆长；

2008年后任天津图书馆顾问。

社会兼职

中国图书馆学会常务理事

天津市图书馆学会理事长

天津市古籍保护中心主任

天津市科协第五、六、七届委员

天津市南开区第14届人大代表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

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

天津市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主任

全国图书资料系列高级职称评委会委员

天津市图书资料系列高级职称评委会主任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杂志主编

主要成就

著有《天津图书馆古籍善本图录》等，发表文章二十多篇。

获天津市文化系统先进个人、全国文化系统先进个人称号。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成都市文化馆馆长李汩，女，汉族，1966年12月出生，四川省成都市人。

李汩，四川省成都市文化馆馆长，负责全面工作，主管行政工作、安全工作、财务工作，大学本科学历。1988年7月毕业于四川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学士学位。1988年8月参加工作，在成都市委宣传部工作。1995年12月任成都市委宣传部宣传处副处长。1998年4月任成都市委宣传部宣传处处长。2001年4月任成都市文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成都市文化馆为副省级城市文化馆，坐落于成都市浣花文化风景区，毗邻“杜甫草堂”，文化氛围浓厚。占地面积235亩，以综合培训大楼为重点，建筑面积为6512米。馆内景观宜人，园林绿化率几达70%,被称为全国为数不多的“园林式”文化馆。2010年，到馆活动的群众每年约7万人次，每天开放时间12时。在2007年全国第二次文化馆评估中，被评为国家一级文化馆。

成都市文化馆的作用

成都市文化馆全力打造的高水平、纯公益性“金熊猫少儿艺术团”设少儿合唱队和少儿舞蹈队，由少儿艺术编导、全国“群星奖”辅导奖获得者陈铁军任艺术总监，聘请省歌舞剧院、战旗歌舞团专家任教，培训授课等费用全免。

该艺术团将作为成都优秀少儿组织团队参加各类文化艺术比赛及访问演出，作为成都文明形象的重要窗口，传播先进文化的重要阵地，成都百姓的精神家园，成都市文化馆将不断改善服务，努力把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

—成都市文化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