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之儒道之争免费在线听mp3音频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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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和道家之争，在于儒家主张有为，而道家主张无为，一个“无”字划清了儒道两家的界限。    

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大概有儒、道、墨、法、兵、工、农、杂、名、阴阳、纵横等等组成的一百多家，而生成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昌盛的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就要数“杂家、农家、墨家、儒家、法家、阴阳家、道家、兵家、纵横家、小说家”十家了，他们是先秦时期诸多学派的代表学派。

儒家文化的一大特色在于重教化、轻刑罚，孔子强调君主要推行“德治”和“仁政”，来建立“大同社会”。代表人物有孔子、孟子。他们的主要主张是以仁慈治天下 ，仁者爱人，克制自己，恢复周礼，而实现天下大同。他和弟子们一起编写整理了《诗》、《书》、《礼》、《春秋》等古籍，著有《论语》一书。

道家的代表人物 老子，他的主要主张是世间万物道法自然，有所为有所不为，而无为而治。上到帝王治国，下到平民百姓种地，都有顺其自然，顺应天理。著有《道德经》一书，这一复杂的学派历经千年，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名称，它不断地发展演变，直到现在，道家思想还影响现在的人们。

墨家的代表人物墨子，他主要提出了非攻和兼爱的主张。就是人和人之间要互爱、互助。不提倡国家发动战争，战争所伤害的最终还是平民百姓。他著有《墨子》一书，正是因为这份信念，墨家站在了诸侯们发动的兼并战争的对立面，遭受了重创，以至于后面人才凋零，曾经强大的墨家逐渐淡出了世人的视野。

如果说汉武帝之后文化界是儒家的舞台，那战国时期，法家才是舞台上的主角。代表人物有韩非子、李斯。从实用性来讲，对于诸侯们而言，法家所推崇法治的思想远比其他流派的表现更能适应争霸战争的需求，它能更加高效地维持社会的稳定运行。

兵家的代表人物孙子（孙武）。他的主要主张和理论是用兵、治国、安邦、平天下。著有《孙子兵法》一书。

这些来自不同阶层、不同领域的思想家们汇聚在一起，围绕着各自的学术，展开辩论，创造出了“百家争鸣”的文坛盛会。

关于古籍结构的演变，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做过形象的比喻，“战国秦汉的古书像气体，种类和卷篇构成同后世差距很大；隋唐古书好像液体，虽然还不太稳定，但种类和构成渐趋统一；宋以后的古书则是固体，一切定型，变化多属誊写或翻刻之误”。 熊铁基在《刘向校书详析》说：后世流传乃至我们今日看到的西汉及其以前的古书，其篇章、文字甚至某些书名都是刘向他们校定的。当时几乎所有的图书都经过了他们的理解、认定乃至改造，当然免不了打上时代的烙印。但是长期以来这一点未得到充分认识，以为后世乃至今日所读的先秦古籍就是原来的样子，这就难免产生这样那样的误解，得出与历史真实不符的结论。历代学者中有不少人发现了一些问题，于是产生疑、辨，因而有指伪之作。从现存的《书录》及有关记载看，有的书完全是新编定的。如《列子书录》……可见刘向完全新编了一部《列子》书。

黄爱平在《中国历史文献学》第八章《先秦至两汉：历史文献学的起源及奠基时期〈百家争鸣与诸子文献〉》中说：

先秦诸子据《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的记载有“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而经过历史发展，尤其是秦汉以后，随着儒家学说主导地位的确立，诸子思想被视为异端，其著作也大多湮没不传。流传至今的只有 20 余种，如《孟子》《老子》《庄子》《墨子》《管子》《文子》《列子》《尹文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

先秦诸子之书，初时多以篇行，如《韩非子》原有《孤愤》、《五蠹》等篇，后来才被集结成书，并以韩非的名字命名。并且，诸子之书的成书过程一般较为复杂，其著者一般习称自撰而成，但从其内容来考察，实际上有的是收集本派主要言论而成书，更多的是在师门传承过程中，由其后世弟子编辑而成。总之有可能是众手修成或者经过长时间的编纂、增补。正因为如此，诸子之书多传闻异辞、流传异本，有的还掺杂有他人的言论。这些都反映了早期文献的特点。

在中国学术史上，先秦是诸子百家争鸣、学术发展繁荣的黄金时代。各家代表人物以及诸多学人士子，或著书立说，或聚徒讲学，或质疑辩难，既给后世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也给后人留下了广阔的发挥余地和想象空间。后人应该更好的保护与继承。

春秋末年，封建制度开始崩坏，贵族的统治权，渐渐维持不住。社会上的阶级，有了紊乱的现象。到了战国，更看见农奴解放，商人抬头。这时候一切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制度，都起了根本的变化。大家平等自由，形成了一个大解放的时代。在这个大变动当中，一些才智之士，对于当前的情势，有种种的看法，有种种的主张；他们都想收拾那动乱的局面，让它稳定下来。有些倾向于守旧的，便起来拥护旧文化、旧制度，向当世的君主和一般人申述他们拥护的理由，给旧文化、旧制度找出理论上的根据。也有些人起来批评或反对旧文化、旧制度；又有些人要修正那些。还有人要建立新文化、新制度来代替旧的；还有人压根儿反对一切文化和制度。这些人也都根据他们自己的见解各说各的，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这便是诸子之学，大部份可以称为哲学。这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也是一个思想发达的时代，在中国学术史里是稀有的。

诸子都出于职业的「士」。「士」本是封建制度里贵族的末一级；但到了春秋、战国之际，「士」成了有才能的人的通称。在贵族政治未崩坏的时候，所有的知识、礼、乐等等，都在贵族手里，平民是没分的。那时有知识技能的专家，都由贵族专养专用，都是在官的。到了贵族政治崩坏以后，贵族有的失了势，穷了，养不起自用的专家。这些专家失了业，流落到民间，便卖他们的知识技能为生。凡有权有钱的都可以临时雇用他们；他们起初还是伺候贵族的时候多，不过不限于一家贵族罢了。这样发展了一些自由职业；靠这些自由职业为生的，渐渐形成了一个特殊阶级，便是「士农工商」的「士」。这些「士」，这些专家，后来居然开门授徒起来。徒弟多了，声势就大了，地位也高了。他们除掉执行自己的职业之外，不免根据他们专门的知识技能，研究起当时的文化和制度来了。这就有了种种看法和主张。各「思以其道易天下」1。诸子百家便是这样兴起的。

第一个开门授徒发扬光大那非农非工非商非官的「士」的阶级的，是孔子。孔子名丘，他家原是宋国的贵族，贫寒失势，才流落到鲁国去。他自己作了一个儒士；儒士是以教书和相礼为职业的，他却只是一个「老教书匠」。他的教书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有教无类」2。他大招学生，不问身家，只要缴相当的学费就收；收来的学生，一律教他们读《诗》、《书》等名贵的古籍，并教他们礼乐等功课。这些从前是只有贵族才能够享受的，孔子是第一个将学术民众化的人。他又带着学生，周游列国，说当世的君主；这也是从前没有的。他一个人开了讲学和游说的风气，是「士」阶级的老祖宗。他是旧文化、旧制度的辩护人，以这种姿态创始了所谓儒家。所谓旧文化、旧制度，主要的是西周的文化和制度，孔子相信是文王、周公创造的。继续文王、周公的事业，便是他给他自己的使命。他自己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3；所述的，所信所好的，都是周代的文化和制度。《诗》、《书》、《礼》、《乐》等是周文化的代表，所以他拿来作学生的必修科目。这些原是共同的遗产，但后来各家都讲自己的新学说，不讲这些；讲这些的始终只有「述而不作」的儒家。因此《诗》、《书》、《礼》、《乐》等便成为儒家的专有品了。

孔子是个博学多能的人，他的讲学是多方面的。他讲学的目的在于养成「人」，养成为国家服务的人，并不在于养成某一家的学者。他教学生读各种书，学各种功课之外，更注重人格的修养。他说为人要有眞性情，要有同情心，能够推己及人，这所谓「直」、「仁」、「忠」、「恕」；一面还得合乎礼，就是遵守社会的规范。凡事只问该作不该作，不必问有用无用；只重义，不计利。这样人才配去干政治，为国家服务。孔子的政治学说，是「正名主义」。他想着当时制度的崩坏，阶级的紊乱，都是名不正的缘故。君没有君道，臣没有臣道，父没有父道，子没有子道，实和名不能符合起来，天下自然乱了。救时之道，便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4；正名定分，社会的秩序，封建的阶级便会恢复的他是给封建制度找了一个理论的根据。这个正名主义，又是从《春秋》和古史官的种种书法归纳得来的。他所谓「述而不作」，其实是以述为作，就是理论化旧文化、旧制度，要将那些维持下去。他对于中国文化的贡献，便在这里。

孔子以后，儒家还出了两位大师，孟子和荀子。孟子名轲，邹人；荀子名况，赵人。这两位大师代表儒家的两派。他们也都拥护周代的文化和制度，但更进一步的加以理论化和理想化。孟子说人性是善的。人都有恻隐心、羞恶心、辞让心、是非心；这便是仁、义、礼、智等善端，只要能够加以扩充，便成善人。这些善端，又总称为「不忍人之心」。圣王本于「不忍人之心」，发为「不忍人之政」5，便是「仁政」，「王政」。一切政治的、经济的制度都是为民设的，君也是为民设的——这却已经不是封建制度的精神了。和王政相对的是霸政。霸主的种种制作设施，有时也似乎为民，其实不过是达到好名、好利、好尊荣的手段罢了。荀子说人性是恶的。性是生之本然，里面不但没有善端，还有争夺放纵等恶端。但是人有相当聪明才力，可以渐渐改善学好；积久了，习惯自然，再加上专一的工夫，可以到圣人的地步。所以善是人为的。孟子反对功利，他却注重它。他论王霸的分别，也从功利着眼。孟子注重圣王的道德，他却注重圣王的威权。他说生民之初，纵欲相争，乱得一团糟；圣王建立社会国家，是为明分、息争的。礼是社会的秩序和规范，作用便在明分；乐是调和情感的，作用便在息争。他这样从功利主义出发，给一切文化和制度找到了理论的根据。

儒士多半是上层社会的失业流民；儒家所拥护的制度，所讲、所行的道德，也是上层社会所讲、所行的。还有原业农工的下层失业流民，却多半成为武士。武士是以帮人打仗为职业的专家。墨翟便出于武士。墨家的创始者墨翟，鲁国人，后来做到宋国的大夫，但出身大概是很微贱的。「墨」原是作苦工的犯人的意思，大概是个诨名；「翟」是名字。墨家本是贱者，也就不辞用那个诨名自称他们的学派。墨家是有团体组织的，他们的首领叫作「巨子」；墨子大约就是第一任「巨子」。他们不但是打仗的专家，并且是制造战争器械的专家。

但墨家和别的武士不同，他们是有主义的。他们虽以帮人打仗为生，却反对侵略的打仗；他们只帮被侵略的弱小国家做防卫的工作。《墨子》里只讲守的器械和方法，攻的方面，特意不讲。这是他们的「非攻」主义。他们说天下大害，在于人的互争；天下人都该视人如己，互相帮助，不但利他，而且利己。这是「兼爱」主义。墨家注重功利，凡与国家人民有利的事物，才认为有价值。国家人民，利在富庶；凡能使人民富庶的事物是有用的，别的都是无益或有害。他们是平民的代言人，所以反对贵族的周代的文化和制度。他们主张「节葬」、「短丧」、「节用」、「非乐」，都和儒家相反。他们说他们是以节俭勤苦的夏禹为法的。他们又相信有上帝和鬼神，能够赏善罚恶；这也是下层社会的旧信仰。儒家和墨家其实都是守旧的；不过一个守原来上层社会的旧，一个守原来下层社会的旧罢了。

压根儿反对一切文化和制度的是道家。道家出于隐士。孔子一生曾遇到好些「避世」之士；他们着实讥评孔子。这些人都是有知识学问的。他们看见时世太乱，难以挽救，便消极起来，对于世事，取一种不闻不问的态度。他们讥评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6，费力不讨好；他们自己便是知其不可而不为的、独善其身的聪明人。后来有个杨朱，也是这一流人，他却将这种态度理论化了，建立「为我」的学说。他主张「全生保眞，不以物累形」7；将天下给他，换他小腿上一根汗毛，他是不干的。天下虽大，是外物；一根毛虽小，却是自己的一部份。所谓「眞」，便是自然。杨朱所说的只是教人因生命的自然，不加伤害；「避世」便是「全生保眞」的路。不过世事变化无穷，避世未必就能避害，杨朱的教义到这里却穷了。老子、庄子的学说似乎便是从这里出发，加以扩充的。杨朱实在是道家的先锋。

老子相传姓李名耳，楚国隐士。楚人是南方新兴的民族，受周文化的影响很少，他们往往有极新的思想。孔子遇到那些隐士，也都在楚国，这似乎不是偶然的。庄子名周，宋国人，他的思想却接近楚人。老学以为宇宙间事物的变化，都遵循一定的公律，在天然界如此，在人事界也如此。这叫作「常」。顺应这些公律，便不须避害，自然能避害。所以说，「知常曰明」8。事物变化的最大公律是物极则反。处世接物，最好先从反面下手。「将欲翕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9「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10这样以退为进，便不至于有什么冲突了。因为物极则反，所以社会上政治上种种制度，推行起来，结果往往和原来目的相反。「法令滋彰，盗贼多有。」11治天下本求有所作为，但这是费力不讨好的，不如排除一切制度，顺应自然，无为而为，不治而治。那就无不为，无不治了。自然就是「道」，就是天地万物所以生的总原理。物得道而生，是道的具体表现。一物所以生的原理叫作「德」，「德」是「得」的意思。所以宇宙万物都是自然的。这是老学的根本思想，也是庄学的根本思想。但庄学比老学更进一步。他们主张绝对的自由，绝对的平等。天地万物，无时不在变化之中，不齐是自然的。一切但须顺其自然，所有的分别，所有的标准，都是不必要的。社会上、政治上的制度，硬教不齐的齐起来，只徒然伤害人性罢了。所以圣人是要不得的；儒、墨是「不知耻」的12。按庄学说，凡天下之物都无不好，凡天下的意见，都无不对；无所谓物我，无所谓是非。甚至死和生也都是自然的变化，都是可喜的。明白这些个，便能与自然打成一片，成为「无入而不自得」的至人了。老、庄两派，汉代总称为道家。

庄学排除是非，是当时「辩者」的影响。「辩者」汉代称为名家，出于讼师。辩者的一个首领郑国邓析，便是春秋末年著名的讼师。另一个首领梁相惠施，也是法律行家。邓析的本事在对于法令能够咬文嚼字的取巧，「以是为非，以非为是。」13语言文字往往是多义的；他能够分析语言文字的意义，利用来作种种不同甚至相反的解释。这样发展了辩者的学说。当时的辩者有惠施和公孙龙两派。惠施派说，世间各个体的物，各有许多性质；但这些性质，都因比较而显，所以不是绝对的。各物都有相同之处，也都有相异之处。从同的一方面看，可以说万物无不相同；从异的一方面看，可以说万物无不相异。同异都是相对的，这叫作「合同异」14。

公孙龙，赵人。他这一派不重个体而重根本，他说概念有独立分离的存在。譬如一块坚而白的石头，看的时候只见白，没有坚；摸的时候只觉坚，不见白。所以白性与坚性两者是分离的。况且天下白的东西很多，坚的东西也很多，有白而不坚的，也有坚而不白的。也可见白性与坚性是分离的，白性使物白，坚性使物坚；这些虽然必须因具体的物而见，但实在有着独立的存在，不过是潜存罢了。这叫作「离坚白」15。这种讨论与一般人感觉和常识相反，所以当时以为「怪说」「琦辞」，「辩而无用」16。但这种纯理论的兴趣，在哲学上是有它的价值的。至于辩者对于社会政治的主张，却近于墨家。

儒、墨、道各家有一个共通的态度，就是托古立言；他们都假托古圣贤之言以自重。孔子托于文王、周公，墨子托于禹，孟子托于尧、舜，老、庄托于传说中尧、舜以前的人物；一个比一个古，一个压一个。不托古而变古的只有法家。法家出于「法术之士」17，法术之士是以政治为职业的专家。贵族政治崩坏的结果，一方面是平民的解放，一方面是君主的集权。这时候国家的范围，一天一天扩大，社会的组织也一天一天复杂。人治、礼治，都不适用了。法术之士便创一种新的政治方法帮助当时的君主整理国政，作他们的参谋。这就是法治。当时现实政治和各方面的趋势是变古——尊君权、禁私学、重富豪。法术之士便拥护这种趋势，加以理论化。

他们中间有重势、重术、重法三派，而韩非子集其大成。他本是韩国的贵族，学于荀子。他采取荀学、老学和辩者的理论，创立他的一家言；他说势、术、法三者都是「帝王之具」18，缺一不可。势的表现是赏罚，赏罚严，才可以推行法和术。因为人性究竟是恶的。术是君主驾御臣下的技巧。综核名实是一个例。譬如教人作某官，按那官的名位，该能作出某些成绩来；君主就可以照着去考核，看他名实能相符否。又如臣下有所建议，君主便叫他去作，看他能照所说的作到否。名实相符的赏，否则罚。法是规矩准绳，明主制下了法，庸主只要守着，也就可以治了。君主能够兼用法、术、势，就可以一驭万，以静制动，无为而治。诸子都讲政治，但都是非职业的，多偏于理想。只有法家的学说，从实际政治出来，切于实用。中国后来的政治，大部份是受法家的学说支配的。

古代贵族养着礼、乐专家，也养着巫祝、术数专家。礼、乐原来的最大的用处在丧、祭。丧、祭用礼、乐专家，也用巫祝；这两种人是常在一处的同事。巫祝固然是迷信的；礼、乐里原先也是有迷信成份的。礼、乐专家后来沦为儒士；巫祝术数专家便沦为方士。他们关系极密切，所注意的事有些是相同的。汉代所称的阴阳家便出于方士。古代术数注意于所谓「天人之际」，以为天道人事互相影响。战国末年有些人更将这种思想推行起来，并加以理论化，使它成为一贯的学说。这就是阴阳家。

当时阴阳家的首领是齐人驺衍。他研究「阴阳消息」19，创为「五德终始」说20。「五德」就是五行之德。五行是古代的信仰。驺衍以为五行是五种天然势力，所谓「德」。每一德，各有盛衰的循环。在它当运的时候，天道人事，都受它支配。等到它运尽而衰，为别一德所胜、所克，别一德就继起当运。木胜土，金胜木，火胜金，水胜火，土胜水，这样「终始」不息。历史上的事变都是这些天然势力的表现。每一朝代，代表一德；朝代是常变的，不是一家一姓可以永保的。阴阳家也讲仁义名分，却是受儒家的影响。那时候儒家也在开始受他们的影响，讲《周易》，作《易传》。到了秦、汉间，儒家更几乎与他们混和为一；西汉今文家的经学大部便建立在阴阳家的基础上。后来「古文经学」虽然扫除了一些「非常」、「可怪」之论21，但阴阳家的思想已深入人心，牢不可拔了。

战国末期，一般人渐渐感着统一思想的需要，秦相吕不韦便是作这种尝试的第一个人。他教许多门客合撰了一部《吕氏春秋》。现在所传的诸子书，大概都是汉人整理编定的；他们大概是将同一学派的各篇编辑起来，题为某子。所以都不是有系统的著作。《吕氏春秋》却不然；它是第一部完整的书。吕不韦所以编这部书，就是想化零为整，集合众长，统一思想。他的基调却是道家。秦始皇统一天下，李斯为相，实行统一思想。他烧书，禁天下藏「《诗》、《书》百家语」22。但时机到底还未成熟，而秦不久也就亡了，李斯是失败了。所以汉初诸子学依然很盛。

到了汉武帝的时候，淮南王刘安仿效吕不韦的故智，教门客编了一部《淮南子》，也以道家为基调，也想来统一思想。但成功的不是他，是董仲舒。董仲舒向武帝建议：「六经和孔子的学说以外，各家一概禁止。邪说息了，秩序才可统一，标准才可分明，人民才知道他们应走的路。」23武帝采纳了他的话。从此，帝王用功名、利禄提倡他们所定的儒学，儒学统于一尊；春秋、战国时代言论思想极端自由的空气便消灭了。这时候政治上旣开了从来未有的大局面，社会和经济各方面的变动也渐渐凝成了新秩序，思想渐归于统一，也是自然的趋势。在这新秩序里，农民还占着大多数，宗法社会还保留着，旧时的礼教与制度一部份还可适用，不过民众化罢了。另一方面，要创立政治上、社会上各种新制度，也得参考旧的。这里便非用儒者不可了。儒者通晓以前的典籍，熟悉以前的制度，而又能够加以理想化、理论化，使那些东西秩然有序，粲然可观。别家虽也有政治社会学说，却无具体的办法，就是有，也不完备，赶不上儒家；在这建设时代，自然不能和儒学争胜。儒学的独尊，也是当然的。

四书五经：

四书——《四书五经》中的《四书》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四部著作的总称。

五经——儒家本有六经，《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春秋》。

《四书五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载体，更是中国历史文化古籍中的宝典。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包含内容极其广泛、深刻，她在世界文化史、思想史上具有极高的地位。

《四书五经》翔实的记载了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最活跃时期的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各方面的史实资料及影响中国文化几千年的孔孟重要哲学思想。历代科兴选仕，试卷命题无他，必出自《四书五经》足见其对为官从政之道、为人处世之道的重要程度。时至今日，《四书五经》所载内容及哲学思想仍对我们现代人具有积极的意义和极强的参考价值。

《四书五经》在社会规范、人际交流，社会文化等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其影响播于海内外，福荫子孙万代。

《四书五经》延续中华文化的千古名篇，人类文明的共同遗产。

诸子百家：

《道德经》 《论语》

《孟子》 《老子》

《鬼谷子》 《庄子》

《孝经》 《中庸》

《大学》 《棋经》

《易经》 《公孙龙子》

《世说新语》 《周礼》

《刘向新序》 《刘向说苑》

《盐铁论》 《颜氏家训》

《史记》 《金刚经》

《传习录》 《三十六计》

说是政治学派的总称，是因为其各家的基本宗旨大都是为国君提供政治方略。儒家主张以德化民；道家主张无为而治；法家主张信赏必罚；墨家主张兼爱尚同；名家主张去尊偃兵。汉代以后，墨家和名家成为绝学，农家独立成一门技术性学科，阴阳家演化为神秘的方术。因此对后来大一统王朝政治产生影响的只有儒、道、法。

家的许多思想给后代留下了深刻的启示。如儒家的“仁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孟子的古代民主思想；道家的辩证法；墨家的科学思想；法家的唯物思想；兵家的军事思想等，在今天依然闪烁光芒。便是那“诡辩”的名家，也开创了中国哲学史上的逻辑学领域。我们可以、也应该鉴借儒家的刚健有为精神，来激励自己发愤图强；鉴借儒家的公忠为国精神，来培育自己的爱国情怀；鉴借儒家的"以义制利"精神，来启示自己正确对待物质利益，鉴借儒家的仁爱精神，来培育自己热爱人民的高尚情操；鉴借儒家的气节观念，来培育自己的自尊、自强的独立人格；也鉴借墨家的"兼爱"、"尚贤"、"节用"；道家的“少私寡欲”、“道法自然”；法家的"废私立公"，等等思想。

之所以出现诸子百家是因为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文化思想上的冲撞，和各个思想流派的代表阶级不同，各个阶级的文化碰撞。由于政治经济发生剧变，春秋战国时代，王权衰落，诸侯争霸，各国开放政权以延揽人才，于是贵族政治逐渐消灭。又因为人口的增加，土地分配困难。社会发生剧变，民生苦痛日增。于是有思想的知识分子，面对现实的社会问题、人生问题等，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和思想。此外，教育的推广和思想的自由因此诸子争鸣，百家蜂起。中国人把这一时期称为「诸子百家」时期。

书厄说 文献传播的技术手段造出的散佚 文献自身学术水平造出的散佚 因观念落后引起的散佚 没有宗教的护经言论，宗教的重要经书经中都有护经言论，如如有谤经者、质疑经书者下地狱，或者谤经、谤宗教神者下辈子残疾或平穷，而诸子古书则没有此种言论其神圣性大大降低，也就招来各种非议。

关于古籍结构的演变，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做过形象的比喻，“战国秦汉的古书像气体，种类和卷篇构成同后世差距很大；隋唐古书好像液体，虽然还不太稳定，但种类和构成渐趋统一；宋以后的古书则是固体，一切定型，变化多属誊写或翻刻之误”。

        易中天在百家讲坛除了讲三国，其实还讲了其他主题，比如本文所写的诸子百家。先从书名说起，先秦，诸子百家所存在的时代，既有春秋的孔子，也有战国的孟子，更有近秦的商鞅，韩非子，所以易中天把书名定位先秦。

        既然要讲述，当然除去自己的观点，还要添加其他人的高见。在电视讲述中，易教授并没有提到引用观点的前人，在书中有详细叙述。主要引述的观点来源有：

杨伯峻《论语译注》、林语堂《孔子的智慧》、李泽厚《论语今读》、钱穆《论语新解》、李零《丧家狗》

虽然书中有很多各种观点的铺陈，但易中天没有随大流，或者跟专家，他提出自己的依据来规整自己的观点。这一点非常值得学习，往往像《论语》《孟子》之类的古籍经典，有很多人在历史上有很多评论，从中找出自己的认为合理，符合自己系统的观点，甚至产生不一样的理念，才是现在读书最或缺的。这大概就是易中天的讲座会受到如此欢迎的原因之一。在书中，易中天就讲到：

懂得多未必跟学问有关系。就像一本字典，没人会说字典是学术著作，它里面一个观点都没有。

        在《百家讲坛》中，易中天采用的口语化比较多，没有那么学术化，但在书中，可以看到大量的引注，偏向于古典人物和经典的现代解读。两者都有可看之处。

        对于孔子，在书中易中天有这么几个观点：

一， 孔子并非圣人 。这在很多的前人观点中也有涉及，尤其越偏到后期，学者的观点更加趋于理性，相比之前动不动就把人抬到圣坛上，更加理智。我们对前人的愈加崇拜，只能证明现在的愈加缺失。去崇拜别人腿长，肯定自己短腿，我们对孔子、孟子的圣人头衔不停戴上，是不是在某方面证明我们越来越不行呢？

二， 孔子急于求政 。孔子的儒家是入世的哲学，入世在当时就势必要进入政坛，孔子周游列国无非就是兜售自己的治国方针，希望哪个君王能采纳。既为了实现自己的道德理想，也是实现人生价值，所以孔子没有像道家那样避世，而是积极融入当时政治，把孔子当做世外高人来看，显然不对。

三， 孔子主张是阶级主张 。从恢复礼乐制度开始，孔子就提倡不同的人按照不用的身份、地位，“各得其分”，从来没有一刀切，让天下所有人都享有一样的待遇，这是墨家的主张，不是儒家。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说的并不是让大家都享有一致的水平，而是“按名分配”，从君王开始，一级一级往下来。

        对于《论语》中的一些解释，易中天也抛开了固有的一些观点，比如“有教无类”，易中天就认为应该理解成：通过教育，就可以消除人原本的“类别”，消除差别。这样的解释比之前的不分阶级，都一视同仁来教育要更加贴近现代。至少是一个很好的劝大家读书学知识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