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大地震明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 。死伤人数保守估计为83万。

　　创世界人员伤亡最大的地震1556年1月23日陕西华县8级大地震，伤亡人口之多，为古今中外地震历史所罕见。据史料记载：“压死官吏军民奏报有名者83万有奇，……其不知名未经奏报者复不可数计”。这次地震为8级，极震区烈度为Ⅺ度，重灾面积达28万平方公里，分布在陕西、山西、河南、甘肃等省（区）；地震波震撼了大半个中国，有感范围远达福建、两广等地。这次地震人员伤亡如此惨重，其主要因素是由于地震引起的一系列地表破坏而造成的。据史料记载：“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陕西地震，壬寅夜地震，声如雷，山移数里，平地柴坼裂，水溢出，西安、风翔、庆阳诸郡邑城皆陷没，压死者十万。”其次造成地震严重灾害的还有震中区人口稠密，房屋抗震性能较差；地震发生在午夜时分，震前没有明显的地震前兆，人们没有丝毫精神准备；水灾、火灾、疾病等次生灾害严重；社会治安混乱，谣言四起；加上饥饿和人们无所居，使这次地震造成了惨重灾难。

　　历史地理学研究结果表明,1556年陕西华县大地震造成的陕西潼关黄河河床的抬升,触发了1570年以后黄河小北干流长期的洪水泛滥频繁的洪水泛滥演化成两岸的生态环境灾难明代山西的荣河县城、蒲州城和陕西朝邑县城,就在这长达400 a的生态环境灾难中最终被废弃,以致人们以为它们在华县地震时也和现在一样,位于黄河河漫滩上

　　来源：新华网

　　新华网西安10月26日电（记者储国强 刘林）450年前发生在陕西省华县的一场地震震惊中外，那次地震造成了至少83万人死亡，成为迄今人类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地震灾害。

　　陕西省日前召开华县大地震450周年纪念暨学术研讨会，有关专家认为，这次地震损失惨重的原因，除了地震发生在深夜、震区人口稠密等因素外，还有当时的抗震救灾体系不健全，民众防灾减灾意识薄弱，应当引以为戒。

　　陕西纪念华县大地震450周年

　　1556年1月23日，华县发生了一次8．25级的大地震。据史料记载，这次地震“压死军民奏报有名者83万有奇，未经报者不可计”，成为历史记载中死亡人数最多的地震灾害。地震重灾区面积达28万平方公里，分布在陕西、山西、河南、甘肃等省区，地震波及大半个中国，有感范围远达福建、两广等地。

　　陕西省是地震活跃的地区之一，自有史料记载以来，共发生有感地震400余次，破坏性地震60余次。目前陕西已建立了由国家基准台、省级区域台网、地方台、流动监测等构成的地震前兆观测系统，地震速报水平、预报水平不断提高，西安地区可以监测到1级以上地震，全省绝大多数地区可监测2级以上地震，并组建了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

　　中国位于全球两大地震带——环太平洋地震带和欧亚地震带的交汇部位，所以地震活动十分频繁。发生在中国的大陆性地震在全球陆地破坏性地震中所占的比例为1／3。历史记载中，全球死亡超过20万人的6次地震，有4次发生在中国。

我国发现千金藤素可以治疗新冠，千金藤素会成为新冠疫情的破局吗

这个大概是一种神经节阻断作用，传统中医应该是拿这玩意治风湿痹痛的，肌松止痛效果很好。而且这个东西吧，它很刺激胃，消化道反应可大了，容易激发剧烈呕吐。就因为这些副作用，现代临床上已经很少见有开这个药的了。就算开呢，一般也是外用药，新品捣敷痈肿疮疖（有些人说可以治疗毒蛇咬伤，蛇药里含有这个东西，但我个人存疑）。所以它有一个别名儿，叫“天膏药”。

就是说，不建议自己去挖药或者收购了吃，我国药典里都把这玩意开除了，最多是民间传统使用。而且这东西目前还没有临床实验证据实锤，也不是预防用药，搞不好自己瞎吃了还得住院急救，抢占疫情期间本就不多的医疗资源。

现代研究和那片报告的分析我看很多知乎er说了，很专业，我就不掺合了。这里来说一点，主要是为了防止有别有用心的人来蹭中医古籍的热度：书上记载的叫“千金藤”的药有数种，但均未详细描述植物形态，不能确定是否是我们现在识别的防己科植物。

综上所述，就算千金藤素对新冠病毒真的有效，那也是现代医学的科研进步，建议使用升白抗疟杀灭病毒（日本人用来治斑秃）的化学药名“西法安生”，国药准字凭啥给一个H药Z批号（还有把升白叫“凉血解毒”我真是服了，真是该治理的乱象）？这和中医古籍里那个“主天行时气痰嗽不利”的药没有任何证据是同一个东西，而且我们中医现在就没有用千金藤处理类似症状的，虽然“天行时气”的意思确实是瘟疫传染病，但是他新冠的症状也不是“痰嗽不利”啊喂！

我查了一下拿“千金藤”治这个的后面都注“即郁李”，大家都知道杏仁止咳，这李子虽然现在药典没这么说但应该也差不多。你拿郁李的枝儿碰瓷中医我都不说啥，拿个千金藤素就开始盲目自嗨，中医也不是这么黑的好吧？不如回家吃俩杏，省钱过瘾还没有压力。

目前，全世界都还没有意识到这场疫情给人类带来的危害到底有多大、时间到底有多长。到今天为止，对于眼下的这场疫情，全世界估计还没有多少人来得及做一次深刻、全面而又富有前瞻性的理性分析，事态的发展，已经在各个方面无数次击穿了我们的想象力，由此并没有多少人意识到，全世界正在面对一个人类踏进文明门槛以后从未遇到过的全球性大毁灭。

现在，有许多中国留学生从美国、欧洲回来躲避瘟疫，他们以为躲完风头之后就可以再回欧美去继续求学、工作，可是他们哪里想得到，他们这次回到中国，很可能就是一次单程旅行，之后他们可能再也不能返回欧美去了，也许要几年、十几年过后，欧美的那些著名的大学才会重新打开尘封的大门。

然而，2020年年初的这场疫情，对中国来说，却有着自1840年以来非同一般的意义。

目前，依照新冠病毒COVID-19凶残而狡诈的特性来看，人类在短时间内根本不可能将其彻底消灭，可以预料，未来几年甚至十几年，整个地球都会在COVID-19及其各级变异后代的轮番进攻的滚滚狼烟之中瑟瑟发抖。

未来几年或者十几年，人类的生存很可能会进入这样一个模式：

1、病毒以“候鸟模式”在南北半球之间来回流行传播。

第一年的10月、11月——第二年4月、5月，病毒（冬瘟和春瘟）在北半球肆虐，而第二年的4月、5月——第二年的10月、11月，病毒（夏瘟和秋瘟）在南半球流行，到第二年的10月、11月——第三年4月、5月，病毒又回到北半球蹂躏，之后再去到南半球，整个地球就在这种周期性的痉挛中痛苦呻吟。

2、“断航”、“封国”、“封城”与“蛰居”将成常态。

这些极端的抗疫方式，将会成为世界各地的人们在生活中随时可能遇到的常态，全人类的生活都退缩到了只满足于生存基本需求的底线，人类的社会活动受到了严重的压缩，人类的发展空间萎缩到了最小程度。

3、人类的生存质量、总人口数量，将会断崖式地急剧下降。

第三产业将会遭受重创，金融业、文娱体育额产业、旅游业、餐饮业将会惨不忍睹，跨区域投资陷入全面停滞，国际贸易下降到最低程度，世界经济的火车头中国的经济存在着短暂时间的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的风险，而许多发达国家以第三产业为主的GDP将会出现腰斩，全球化10正式解体，社会平均生产力水平大幅度下降，人类的科技文化水平将会大幅度倒退。

4、全球政治经济将重新洗牌。

在愈演愈烈的疫情背景下，全球的政治、经济格局将出现一轮又一轮的重新洗牌，大范围内硬杀伤战争爆发的几率将会大幅下降，但小规模的高烈度局部战争爆发的频度将急剧增高，其中，以人类生命为攻击目标的生化战争将成为战争的重要形态，甚至是主要手段。

5、大自然将淘汰十亿以上人口。

相对于世界范围的生产总量来看，77亿的全球总人口显得绝对过剩，因此，大自然将以它自有的残酷方式直接或者间接地淘汰十亿、二十亿甚至更多的人口。

人类是否可以通过研发疫苗和新药来战胜COVID-19病毒？

目前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COVID—19病毒堪称一个完美的杰作，就像一首宏大的交响诗一样精妙复杂而又巧夺天工。人类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强大的全能型的纳米级对手。

从能得到的公开信息来看，新冠病毒并不像是一个自然产生的病毒，它所具备的许多特性让它更像是一个极微小（125纳米）的智能机器人，可以自由自在地在人体的细胞内穿梭巡游，人类的肺脏、肝脏、肾脏、大脑、免疫系统、排泄系统、生殖系统，统统都是它的攻击目标。而在发起攻击的同时，它还可以轻松躲过药物对它的追杀，直到和宿主一起同归于尽。

第一，病毒有超强的耐心，它可以在人体内无症状潜伏14天甚至更长时间，目的就是要在神不知鬼不觉之中，最大程度地传染给它能接触到的人。

第二，病毒有惊人的谋略，它的病死率不高不低，与超长潜伏期结合得恰到好处，既不能让宿主很快病死，又能在被发现之前尽可能传染更多的人。

第三，病毒有神鬼莫测的传播途径，它可以通过空气、触摸、饮食、粪便传播，甚至根据上海瑞金医院的解剖报告来看，病毒完全有可能通过大面积暴露和有损伤的皮肤传播。

第四，病毒有闪展腾挪的攻击路径，科学家原来以为新冠病毒主要是通过血管紧张素转化酶(ACE-2)来建立对人体的攻击路径，但是其后病毒出现变异，又发展出三条新的攻击路径FURIN、GRP78和 CD 147。

第五，一些研究人员认为，病毒实际上具备了乙肝病毒和艾滋病病毒的特性与功能，又能以流感的方式大范围内传播，即使是宿主通过治疗恢复了健康，病毒可能还会终身寄生在宿主体内，等到各种条件具备的时候，它将再度生机萌发、兴风作浪。这就像是原本就十分凶恶无比的老虎，现在又突然长出了翅膀，而且还成了隐身，由此，各种现代化武器武装到了牙齿的人类，才会在第一时间被打得溃不成军，狼狈不堪。

病毒的神奇之处还不仅在于此。

病毒是一个单链的RAN冠状病毒，极不稳定，非常容易出现变异（病毒的设计者在一开始看中的就是冠状病毒这个特性），仅仅是在2020年2月12日之前，病毒的进化树上最少就已经有了5个单倍型。

今后，在世界范围内的大流行过程中，病毒必然会产生越来越多的变异，繁衍出越来越多的亚型，甚至可能与别的病毒形成重组，突变演化出一些全新的超级病毒出来。

另外，近来在网上出现一个资料，有人发现3月8号之前，美国华盛顿州的一个病毒毒株已经有了26步突变，在法国境内的毒株有了18步突变，而在中国境内，最早的毒株突变只有香港的一例，为10步。

人类在与病毒对抗的斗争中，一种被动的但可以最广泛使用的手段，就是生产出对付病毒的特定疫苗。然而，疫苗的研制周期最少需要几个月甚至一年的时间，这个速度远远小于病毒的变异速度，这也就是说，如果在没有中医药等有效药物介入的情况下，人类实际上就是在骑着自行车追赶病毒的高速列车，只会越追越远，越死越多。

退一步说，即使半年或者一年后，能够对付病毒的疫苗和药物研制出来了，但是，这些疫苗和药物能够对付病毒各个家族中不断形成的新的亚型吗？如果那时病毒又产生了更大程度的突变，那人类又该怎么样来应对呢？

据冰岛媒体“雷克雅未克秘闻（The Reykjavík Grapevine）”3月25日消息，冰岛国内一名新冠肺炎患者被检测出同时被两种新冠病毒的感染的情况，其中第二种为原始新冠病毒的变体，这是冰岛第一次发现受双重新冠病毒感染的患者。并且，冰岛科学家已在国内发现40个病毒变种。

链

在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在这两千年的封建时期，出现了很多朝代。其中有两个朝代人们都知道，分别是秦朝和元朝。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版图最大的朝代。

元朝疆域图（局部）

这两个朝代虽然都被人熟知，但是很多人对于秦朝是歌功颂德，可是对于元朝，人们却是诟病很多，甚至是骂名。这其中到底有什么原因呢？

草原文化和华夏文化有差异

由于秦朝和元朝的民族完全不同，因此他们所认同的文化也完全不同。秦国人最初侍奉的是商朝，传说他们的先祖女修也是因为吃了玄鸟的蛋才生下孩子，因此他们与商朝人一样崇拜玄鸟，其祭祀礼仪也和中原诸国并不相同。

周武王姬发剧照

但当他们成为周朝的臣子后，也开始按照周朝的礼仪制度进行祭祀，并设置相关的官职。但不管是信奉玄鸟，还是信奉周朝的礼仪制度，秦国始终遵守依然是华夏族的礼仪文化传统。相比于生活在中原的秦国人，蒙古人的文化传统与中原人差距更大。

在草原上生长的蒙古人，信奉的是勃儿帖赤那和豁埃马兰勒，也就是苍狼和白鹿。在茫茫的草原上，狼与鹿无疑是两种很有代表性的生物。狼在猎食动物时虽然也有凶残的一面，却也懂得利用团队作战，回避单体作战的弱势。而鹿在草原上奔驰时，也是动作灵敏、身手矫健。

成吉思汗雕塑

蒙古人信奉这两种生物，也代表他们的民族性：一方面，面对草原恶劣的环境，他们需要相互团结；另一方面，面对来犯的强敌，也需要有像鹿一样强健的身手。因此，相比于中原民族的保守传统，蒙古人的天性多了几分野性与狂放。

统治方式不同

秦穆公时期，秦穆公受到百里奚等臣子的影响，以儒家的仁政思想统治秦国。但在战国时期激烈的时代浪潮之下，秦孝公不得不求新求变，因此他任用商鞅进行变法，此后秦国推行的一直是法家思想，虽然当时制定的部分法律在今人看来有些残暴，但也促使秦国国力迅速得到增强，进而消灭其他六国，建立中国第一个王朝：秦王朝。

秦穆公剧照

秦始皇成为皇帝后，在秦国法律的基础上，又开始推行书同文、车同轨，并修建了长城。虽然这些政策给当时的人们带来了极大的劳役负担，但也奠定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础，正可谓是“罪在当代，功在千秋”，因此才会如此被后人歌功颂德。

蒙古人击败金、西夏、南宋等王朝，定鼎中原之后，元世祖忽必烈虽然听从儒士的建立，按照汉族人的喜欢建立了封建王朝，此后的统治者也为之前的王朝编写了史书，开放科举考试。

忽必烈剧照

但由于文化上的差异和统治阶级的短视，他们并没有完全接受汉人的统治思想，依然用粗放的方式管理这个王朝，例如将民众分为四个等级、四处搞圈地放牧等，还经常因皇位之争手足相残，王室贵胄们的生活也是非常奢靡，这使得元朝的统治非常混乱。

秦始皇剧照

自古入主中原的非汉族王朝，如果想统治得更长久，都需要深入学习汉族的深厚文化，但在元朝不到百年的历史上，很少有帝王做到这一点。等到元顺帝掌握大权时，他试图通过学习汉文化巩固统治，但为时已晚，元末的天灾、官僚系统的腐败和民众的不满足以吞没这个短命的王朝。

又名又老的中医泰斗邓铁涛先生经常信口开河一些昏话，比如他曾说“中医

不怕流感，早在1700年前的汉代张仲景已留给我们有效的学术与经验，加上明清

医学家的研究成果，我们胸有成竹！”，“中国从未有一次瘟疫流行死亡过百万，

上世纪60年代流感流行就被‘达原饮’一个方子制止了”。我在37度医学网论坛

里曾经对老先生的惊人之语作过一番“考证”和批驳，完全可以为他的“昏话”

作一个注解!

古代瘟疫的说法很多，古籍记载约有数十种，如疫、疫气、疠气、疫疠、温

热、天行、疠、瘥、大头瘟症、疾疫、大瘟、痘疹、痘疫、疙瘩瘟、羊毛瘟、疟

疾、天花、番痧、螺痧、痧症、烂喉痧、喉症、痒子症、瘪落痧、痒疥疾、首疾、

气疾、茄妈瘟、闷头疟、疫瘴、霍乱、转筋霍乱、阴霍乱、鼠疫、鼠瘘等等。无

论何种名目，毫无疑问，古人并不知道瘟疫的真正原因！吴有性虽然天才地感觉

到“天地间别有一种戾气”，究竟是一种猜测。人类真正认识瘟疫原因的是从病

毒学之父巴斯德开始的（详情略）。

从历史看，中国大疫频发，史不绝书! 现知最早的疫病发生于殷商，甲骨文

有：“贞：疒�不�。”意思是说：当时疫病流行，人们去占卜，希望疫病不要

再流行。从公元前674年至1949年，这 2632年间，共记载有772年次程度不等的

瘟疫,平均不到4年就有一次。从1500年至1911年不到500年中，共发生大疫238次，

平均不到两年就有一次。大疫流行时，往往“死者不可胜计”，“丁尽户绝”，

“户灭村绝”，是真正的人间惨象!

自西周以来，中国历史上瘟疫大流行的高峰期有以下几段时期：

一是西汉至东汉时期。东汉末年从公元204年至219年,中原地区瘟疫凶猛。

张仲景：“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来，犹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

伤寒十居其七”(医圣家族尚且如此,其余可想而知!他又哪有什么可以效验千年

的“有效的学术与经验”呢！) 。特别是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死人尤多。魏

文帝曹丕：“家家有伏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声，或合门而亡，或举族而丧者”

。尽管当时没有准确的数字统计,也不难想象这种疫病究竟猖獗到了什么程度!

另一是明末至清初（公元16—17世纪）。从1109年至1234年，“疫死者半”、

“开封大疫，诸门出柩90余万人。”明代万历、崇祯至清康熙年间，即1580至

1663年,疠疫流行，死亡枕籍。最严重的是1641年，南北两直隶，山东、安徽、

浙江、贵州、湖南等地疾疫大作，山东东明县“春二月瘟疫大作，有一家死数口

者，有一家全殁者，白骨山积，遗骸遍野” 。1643年的瘟疫，“有疙瘩瘟、羊

毛瘟等，呼病即亡，不留片刻。八、九月间，死者数百万…至霜雪渐繁，势始渐

杀（古人也观察到瘟疫是被“自然”所控制的，没中医什么事儿）。” 山东

“春夏间瘟疫盛行，甚至户灭村绝。”有历史学家保守估计，明末大瘟疫死亡人

数在千万以上。中医对付这种瘟疫又何尝“胸有成竹”过呢！

近代中国瘟疫大暴发是从光绪十四（1888）年、民国十（1921）年和民国二

十一（1932）年。仅1888年霍乱流行，被清政府统计到的感染的市县达 306处。

1900--1949年，“仅仅死于鼠疫的人数就有102万。病死率89%”1921年，云南瘟

疫流行，病名是“烂喉丹痧（猩红热兼白喉）”。连“云南省长刘祖武全家传染

此症，不治死亡”。

总之，只要不是睁眼说瞎话，我们从历史里从来就看不到中医曾经对瘟疫有

过有效的办法，医圣张仲景也不例外！铁涛老自豪而轻松的狂言不过是昏话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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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崇祯时期的瘟疫

崇祯朱由检是明朝最后—个皇帝，当时社会秩序十分混乱，自然灾害不断，农民起义不断。崇祯年间，明朝统治区域内许多地方都流行起了鼠疫，尤其是崇祯末年，各地的瘟疫是一场连一场。 崇祯六年(1633年)，山西突然很多地方出现疫情。万历《山西通志》记载这年垣曲、阳城、沁水大疫，“道□相望”。高平、辽州大疫，“死者甚多“。这年山西南部普遍出现旱灾，而疫情主要是在山西东南地区流行。沁州沁源县城中仅数百家，但由于“岁荒，斗米钱半千，夏遭瘟疫，死者不计其数”。 崇祯七年、八年，山西西部靠近黄河的兴县“盗贼杀伤人民，岁馑日甚”。社会不安定，自然灾害交加，兴县就出现了疫病，“天行瘟疫，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一家尽死孑遗。百姓惊逃，城之为空。” 靠近兴县的临晋这年也有大疫，疫病的高峰在三四两月之间。 崇祯十年(1637年)以后，山西自北到南瘟疫大流行，这年大同瘟疫流行，“右卫牛也疫”。十四年，“瘟疫大作，吊问绝迹，岁大饥”。南部的稷山县也出现大疫“死者相枕藉”。崇祯十六、十七两年是山西流行瘟疫的高峰。浑源县崇祯十六年大疫，“甚有死灭门者”。崇祯十七年大同府“瘟疫又作”，而灵邱县“瘟疫盛作，死者过半”。南部的潞安大疫，“病者生一核，或吐痰血，不敢吊问，有阖家死绝不敢葬者”。 疫情也传到河南地区。河南内黄县《荒年志碑》记述了黄河两岸崇祯十三年“风大作，麦死无遗，有家无人。食糠榆皮，受饥者面黄身肿，生瘟疫，死者过半”。崇祯十四年，中原大地疫病四起。春二月，内黄县一带家家遭瘟，人死七分。当时有地无人，有人无牛，地遂荒芜，偃师县“春大疫，死者枕藉”。阌乡县春天饥荒大疫。阳武县“瘟疫大作，死者十九，灭绝者无数”。荥阳县“春大疫，民死不隔户，三月路无人行”，商水县“春大疫，抵秋方止，死者无数。初犹棺敛，继买薄卷，后则阖门皆死，竟无一人能敛者。至六月间，街少人迹，但闻蝇声薨薨而已”(顺治《商水县志》)。这些地区的疫病十分剧烈，挨家挨户传染，一批又—批地死人，连棺材也来不及制作，马路上吓得连行人也没有。 今江苏吴江县曾遭到连续二次的大疫袭击，崇祯辛巳年(1641年)吴江突然大疫流行。这场大疫中死去的人不计其数，死亡率之高令人惊讶。有一大户人家，先是一人染病但几天里全家数十人一一被感染，最后全部不治身死。《吴江志》称：“阖门相枕藉，死无遗类者。”这种高死亡率的疫病当时人十分少见，只觉得“偶触其气”必死无疑。 崇祯十七年(1644年)春，距上次瘟疫流行仅隔三年，吴江再次瘟疫大流行，得病者最主要的症状是口中不时喷血，喷血后不久就毙命不起。吴江城内死掉的人在历史上从未有过这么多，甚至一条巷内的居民全部得了这种病而死亡，更不知有多少人全家死绝，一个活的也没留下。这场大疫持续了一个多月，夺走了大量吴江人的性命。 河北京津地区，崇祯十三年后也是大疫流行。崇祯十三年，顺德府、河间府有大疫出现。大名府“瘟疫传染，人死八九”。第二年，河北的疫情继续有所发展。大名府上年的瘟疫传染一直延及到了崇祯十四年。当年春天无雨，“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顺德府由于连年荒旱，“瘟疫盛行，死者无数”。广平府、真定府、顺天府均出现大疫，并于这年七月疫病传进了京师。 崇祯十六年，顺天府通州于七月流行疫病，“名曰疙疸病，比屋传染，有阖家丧亡竟无收敛者”(康熙《通州志》)。京师北部的昌平州“十六年大疫，名曰疙疸病，见则死，至有灭门者”。保定府处于京师南约200多里，这年“郡属大疫”，其中雄县的瘟疫最为严重，“人心惊畏，吊问之礼几废’。疫病蔓延进京师是在这年的二月。《明史》云：“京师大疫，自二月至九月。”这场瘟疫流行造成了20多万人的死亡。 据吴震方《花村谈往》记载：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至十月，京师内外疫病流行进入高峰。流行的病叫疙瘩病。不论贵贱长幼，得了这种病很快就会死亡，甚至一呼病名，病就来了，不留片刻，人就死去了。患者胸腹稍满，生白毛如羊，日死人数千，很多人死了连病名都还不知道。兵科曹良直正与客人对谈，举茶打恭行礼，人站不起就死去了。兵部朱希莱拜访客人急急赶回来，刚进室内就死去。宜兴吴彦升受命为温州通判，刚想登船去上任，一个仆人就死了，另一仆人去买棺材，很久还未回来，赶去一看，这个仆人已经死在棺材店。有同在一个旅馆住宿的朋友鲍某劝吴某搬迁到另一个旅馆，鲍某先背负行李到新居，吴某稍微落后一会赶来，他看见鲍某已死在新居里。吴某赶忙又搬出去，等到第二天清晨，他也死去。金吾钱晋民陪同客人饮酒，话还未说完就断了气，过了一会儿，他的妻子及婢女仆辈在短时间内死了15个人。又有两个同伴骑著马赶路，后面的人先说话，前面的人答了话，后面的人再说话，前面的人已经死在马鞍上，手里的马鞭还在高高扬起。沿街小户人家死的人更是无法计算，街道上已经没有人在闲谈、散步了。死的人实在太多，很多人连棺木都设有，因为棺材店来不及赶制。根据官方计数，九扇城门抬出的死者有20余万人。崇祯十七年，天津督理军务骆养性谈到京师的鼠疫时说，“昨年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所谈和吴震芳的记述完全符合。 与京师很近的天津也受到瘟疫的侵袭，不过已是崇祯十七年了。骆养性谈到：“上天将灾害降临人间，所以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九月，疫病传染到达顶峰。感染疫病者时间长的，一二天中死亡，而时间短的，早晨得病，晚上已经死了。天津城内每天就有好几百人死亡，甚至有的全家不留一个活的。这种病一户挨著一户传染，没有一户能幸免的。只要有一个人得了病，就会传给全家人。这病在天津城内已经传播了有二个月，引起了重大丧亡，至九月达到高潮，城内外都在死人，而城中心死的更加多。现在的天津城中路途上到处都是棺材，耳朵听到的都是哀号之声，人们个个都是悲凉惶恐。” 崇祯十七年二月，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攻占了太原，遂分兵直趋北京。北京西北的宣府地区在李自成大军经过后疫病重又活跃，“凡贼所经地方皆大疫，不经者不疫”。京师周围的瘟疫直到清初仍未停息。顺治元年(1644年)九月，保安卫、沙城堡大疫后死绝的不下一千家。康熙《怀来县志》载：“生员宗应祚、周证、朱家辅等皆全家疫殁，鸡犬尽死，黄昏鬼行市上，或啸语人家，了然闻见，真奇灾也”。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