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被囚50多年，

从哪里得来亿万家财，

死后遗产为何全捐了美国？

2001年10月14日 ，享年101岁的抗日爱国名将张学良因病在美国檀香山去世。

他去世前将自己的亿万家财全部捐给美国的行为令人匪夷所思。

而他亿万家财的来历，以及他自“西安事变”后被蒋介石监禁的生活也令人好奇。

1901年，正值八国联军侵占北平后沙俄刚刚占领东北 。

嚣张的沙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东北顿时陷入了马贼霍乱、盗贼遍野的境地。一时之间，官商自危、民不聊生。

6月3日，一辆载着一位孕妇的马车刚刚驶入台安境内，便传来婴儿的啼哭声，雄霸一方的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之妻在马车上为其诞下了第一个男婴。

张作霖喜出望外，对这个出生于马背上的孩子寄予厚爱，希望他能够子承父业，将来有所建树。于是取张良的“良”字为长子取名张学良，意为学习张良，智勇双全。

众所周知“一代谋圣”张良是西汉开国功臣，是“汉初三杰”之一的开国功臣，汉高祖刘邦最信任的总参谋长。刘邦创建西汉，张良可谓是功不可没。

熟读 历史 的张作霖十分崇敬张良，对张良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的谋略胆识钦佩不已。“学良”二字是张作霖和冯德麟寄予张学良的厚望，也是对这个孩子未来的美好期许。

后来，吴佩孚得知张学良没有字。便提议，既然学习张良，张良是汉朝臣子，不如给张学良取字汉卿。张作霖听罢连忙称好。

张学良的同胞弟弟学铭、学曾及四弟学思，便依次从汉卿开始取字西卿、远卿、述卿。甚至张学良当年在从事地下工作时，还曾用张述卿做化名。

张学良乳名喜字、小六子，幼年的张学良随母亲生活在辽宁台安的桑树林子乡张家窝堡。在母亲和邻里的呵护下，张学良的幼年自由而幸福。

母亲去世后，7岁的张学良来到父亲身边生活。此时的张作霖经过多年的打拼，已成为东北赫赫有名的“东北王”，张作霖家也随之迁入奉天。

张作霖保守的封建思想，旧式家长作风，使生性好动的张学良感到异常的压抑。这座声威显赫、朱门豪宅对张学良来讲就像是一个金丝鸟笼。

压力达到临界点的张学良便以奇制胜，屡屡突破张府的家法戒律来丰富自己的童年生活，挑战张作霖的底线。

张作霖一生有8个儿子，6个女儿。在张学良的带领下，挑战私塾先生旧式的教学方式；带领兄弟姊妹在张府躲猫猫；甚至于路见不平，敢于以自己的方式教训在中国飞扬跋扈的日本人。

张府沉闷的氛围，因张学良渴望“ 自由呼吸 ”的做法，而充满了自由、自信的气息。张作霖虽然头疼张学良，但是对张学良骨子里的那份刚毅和果敢，内心却是十分的欣赏。

张学良出色的组织能力和领导才能，在带领兄弟姊妹们挑战父亲的权威方面发挥到了极致，以致于张作霖一度怀疑张学良是自己前世的冤家。

在东北风云莫测、战事频繁的特殊年代，张作霖一方面不断平息战乱，另一方面有意培养张学良从军。甚至不惜扼杀张学良学医的念头，阻止张学良赴美留学的想法。

所谓“虎父无犬子”，在父亲的栽培下，张学良汲取了西方文化的养分，更是结交了一些思想开明的有志之士，逐渐成长成一位思想独立、智勇双全、笃信和平、包容善良的新时代青年。

1920年 ，以炮兵科第一名毕业于东北省陆军讲武堂的张学良担任了奉系军中要职 。

面对内忧外患的国内形势，以及日本侵略者日渐凸显的扩张野心，张作霖在日本人的威逼利诱下，坚守底线拒绝为日本提供任何利益相关的好处的行为，激怒了日本人。日本人设计埋伏炸死了张作霖，引发了皇姑屯事件。

“皇姑屯事件”不仅使张学良进一步看清了日本人的邪恶嘴脸，更是激发出了这位爱国名将骨子里的爱国情怀，坚定了张学良服从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遵守三民主义，一致抗日的决心。

1928年12月，时任东北保安军总司令的张学良在痛定思痛中决定改旗易帜，并同时降下东北各省北洋军阀的五色旗，升起了南京国民政府的旗帜，结束了北洋军阀多年的混战局面。

在全国抗日浪潮的感召下，以及***的争取下，张学良和杨虎城停止了与红军的内战。一向主张“安内攘外”的蒋介石赶到西安督促张学良进攻陕北的红军。而19岁便加入内战的张学良经历了战火的洗礼，父亲的离去，深知内战的危害。便同杨虎城一起劝谏蒋介石联共抗日。

蒋介石固执己见，坚持“安内攘外”的决策和张学良“攘外安内”的主张相冲突。劝谏无果后，一向不愿受人操控的张学良和杨虎城组织发动了震惊中外的“ 西安事变 ”，兵谏扣押了蒋介石。并明确表示“只要蒋介石答应抗战，我们仍然拥护他作领袖。”

西安事变有利的促成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结成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时，有利的扭转了中国 历史 的进程。

西安事变也使蒋介石认识到联合抗日是人心所向，在正视 历史 发展趋势的同时，蒋介石顺势而为，答应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坚持护送蒋介石安全回到南京。在此之前蒋介石和张学良曾经是亲密无间的兄弟。

西安事变使蒋介石感受到了人心向背，在到达南京后。张学良即遭到了蒋介石长达54年的监禁。

1975年，弥留之际的蒋介石一再告诫蒋经国“此笼中虎，不可放也！”而此时的张学良已被蒋介石囚禁了39年。

蒋介石究竟何以惧怕张学良，而口出此言呢！

究其原因，有三方面的考量 ：

一 是张学良在蒋介石一生的成败中举足轻重，东北军在当时的威望根深蒂固，一旦张学良解禁，其影响力将无法预估；

二 是张学良逼迫蒋介石接受“攘外安内”主张，扭转了 历史 进程，却伤透了蒋介石的心。而张学良被囚禁的内幕一旦被揭露将影响蒋介石的形象；

三 是张学良虽然在武力政绩方面并没有出色的造诣，但是其在国家民族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坚守底线的行为有目共睹，其影响力使蒋经国未必能够驾驭张学良。

张学良的爱国情怀不止体现在对自己的好兄弟身上。在对待父亲张作霖留下的巨额财产方面也有一定的体现。

1931年，占领沈阳的日军从张学良府邸搜出黄金256万两，市值26亿银元。当时的国民财政收入是7亿多，也就是说光是从大帅府搜出的黄金就占当时国民政府年总收入的三分之一。

曾任张作霖军事顾问的本庄繁、当时的日本关东军总司令把从大帅府搜刮来的全部家当，包括两车皮古玩字画从奉天运到北京，美其名曰为还给张学良。

张学良得知后，托人给本庄繁带话说“要说还的话，你应该把东北还给我们！”

本庄繁后来把这些黄金全部运回了日本，张作霖一生的巨额财富就此被瓜分。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张学良被随之带往台湾 。在张学良被囚禁的日子里，鉴于宋美龄和小舅子宋子文的压力，蒋介石并没有停止张学良的俸禄。

另外，作为“东北虎”张作霖的后代，虽然一部分家财在日本占据东三省时流失。但是，张学良收藏古董字画的习惯使他名下的名贵收藏品诸多。

由于张学良对自己当年将东北拱手相让的事件抱憾终身，在其获得自由后，便决定去美国养老生活。其仅在去美国之前拍卖的郑板桥真迹等，便得到大约三千万人民币。

张学良的发妻于凤至对张学良用情至深。在张学良被软禁期间，不仅通过各路人脉、金钱解救他，更是在美国经营房地产、炒股，为张学良打下了一定的基业。

在张学良的上亿遗产中，不仅有古董字画、现金、股票、房产，还有一部分是东北军及蒋介石的绝密资料，这部分文献对汉学的研究有一定的价值。

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作为国际顶级大学，不仅拥有一个汉学系，其对文献的保存、汉学的研究在当时都颇为深入。在美国生活多年的张学良最终将自己的遗产捐赠给了它。

历史 均事实分析，如有错误麻烦指出，我们积极改正 谢谢！！！

美国留学大学校友会的影响有多大

　美国的大学校友会，特别是那些历史悠久、学生众多的常春藤大学校友会，无论在学校里，还是在社会上影响都非常大。 美国历史最长的校友会是耶鲁大学校友会，至今已有200多年历史。最开始成立校友会时，不过是为了学生毕业后保持联系，后来其他各大学也都效仿，并形成每隔5年要返校团聚的惯例。

　哈佛大学就有70周年返校团聚的活动。能参加这样活动的，都是八九十岁的老人了。

　校友会对学校的影响首先是筹款。据记者了解，美国私立大学经费来源中，校友捐款是主要途径之一，比如哥伦比亚大学校友捐款就占经费的28%。最近哥大就有一个校友捐款计划，要在2011年前筹款40亿美元，其中来自亚洲的要达到10亿美元。由于亚洲的蓬勃发展，哥大特别看重来自亚洲的校友。哥大校长李·鲍林格就曾亲自带队访问亚洲，鼓励优秀学生报考哥大，仅在上海就举行了10场见面会。杨澜是哥大校友，鲍林格通过她的安排会见了一些中国知名企业家。这些人虽不一定是校友，但都是很有潜力的捐款人。除校长外，各院系也都利用各种机会筹款。比如哥大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成立60周年，学院向每一位校友都发出筹款信，希望每人捐100美元。这个数字很小，但集腋成裘，就能办很多事情。

　 哈佛爱招校友子弟

　校友会的另一功能就是建立校友关系网，这在美国非常有用。美国虽是一个法制社会，但也讲人际关系。比如找工作有人推荐与没有人推荐是完全不同的。哈佛、耶鲁、哥大等校友会都有求职网络，能帮助本校毕业生通过校友关系找到工作。特别是一些校友比较集中的行业，更是如此。比如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在全美名列前茅，许多校友都在华尔街的大公司工作。通过校友介绍，到华尔街找工作就容易得多。

　校友会对美国大学的影响之大，可以从招生中看出来。哈佛等名校招生时，是不是校友子弟是一个重要因素。因而在一些名校常常出现一家几代人都从一个学校毕业的情况。这些家庭实际上形成了美国的特权阶层。此外，校友会还自己设立基金，为学校办很多事，因此对学校事务有很大发言权。每逢学校制定改革方案，都会征求校友会意见。

　 校友会是美国政府智库

　名校的校友会对美国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影响不能低估。在纽约就有著名的哈佛俱乐部、耶鲁俱乐部等机构，它们不仅给当地校友提供集会、娱乐的场所，还经常举办各种讨论会、演讲会，邀请官员来谈当前大家关心的事，实际上起到智库影响舆论的作用。至于在总统选举时，校友对某一候选人的支持，倾向性就更明显了。不能不提的是，名校校友会不仅在美国有巨大影响，在国外的影响也不可低估。哈佛大学校友就在70个国家建立了190个哈佛俱乐部，其成员也都是本国的精英和领导阶层。这些俱乐部的活动无疑会影响到美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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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大家对爱国的定义是什么，又认为身为一个中国人，到底应该要为自己的祖国做什么，怎样的言行才符合爱国的标准？今天我们要讲的，也是这么一位近代在国内外颇有几分名气，自诩十分爱国的中国人。他就是翁万戈老先生。

翁氏家族前后六代都钟爱文物字画的收藏，并且几辈人都为守护家中的藏物而尽心尽力。翁家最显赫时应当是一百五十多年前历经四个朝代，并且三朝为官，还二为帝师的翁同龢时期。翁同龢就是我们眼中的天宠之人，年仅26岁就高中状元，从此平步青云，仅用数年就成为朝中举足若轻的大人物。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地位和影响力，才会开始翁家这漫长的家族藏品守护之路。

而作为后起之秀的翁万戈，虽不是翁同龢的直系重孙，却也是旁系中最为出色的孩子，自两岁起便承担起了家族藏品的守护重任。之后九十多年，完全以一种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姿态，集书法家，诗人，艺术家，摄影家，导演以及华人社会活动家，中华文化推广大使等诸多荣耀于一身，颇有继承祖父翁同龢当时身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的风范，自二十多岁求学并定居美国后，一直游走于各国之间，宣扬中华文化。

就是一个如此优秀，有着浓重的爱国情怀的老人，却在他百岁生日当天，做出了一件让中国人很是震惊的举动，他将家中六代人守护的藏品中大半的珍贵藏品，包含了书画，字帖，拓片和织绣在内的横跨一千多年历史共183件无法用价值估量的文物，完全无偿捐献给美国的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让其一跃成为国外拥有中国文物最多的博物馆。

甚至在此之前，翁万戈老先生更是将无比珍贵的清代书画大家王翠耗时七个月，长达16米的的呕心力作《长江万里图》也慷慨赠于这家博物馆。

而这件事其实就是发生在去年的美国时间7月28日而已。当日刚好是翁万戈先生的百岁寿辰，而他的寿宴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是波士顿博物馆为其举办的。这一决定公布之后，立刻引起了海内外无数中国人的愤怒，哪怕这些文物尽是翁家家藏，也绝没有将他们举手送给外人的道理。更何况翁万戈先生之前还做过一件事，这两相对比下来，就更是让人不能理解和接受了。

原来，在2004年时，翁万戈先生以仅450万美元的超低价，将自己家族收藏的542册共80多种从宋朝起至清朝的珍稀古籍的善本书让给了上海图书馆。这在当时可是为他赢得了一片美誉，也正是因此，才让更多中国人认识到这个早就定居国外的华人，原来还一直心系祖国。

前后两个举动的巨大差异化，确实是令无数国人难以接受。哪怕你不将文物捐给国家，也不能对外人分文不取的赠予吧。而且我们了解到，翁万戈先生其实在早前数十年里，已经陆续向波士顿艺术博物馆捐赠过数十件文物，并且长期资助着该馆。用翁老先生的话说，这是他来到美国后接触到的第一个博物馆，他信得过，也放心将这些家族的珍品都交给他们守护。

而面对无数国人的谩骂指责与愤怒，翁老先生似乎不为所动，他认为文化与历史是没有国界的，他只是在自己还有能力时，去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毕竟，除了早前卖给上海博物馆的五百多册善本书以外，他也分别有向北京大学捐赠过明代吴彬绘的《勺园祓禊图》和《勺园祓禊图》，向上海博物馆前后捐赠了《翁同龢日记》手稿本及《翁氏文献丛编》手稿、南宋画家梁楷的《道君像》、《临戴进谢安东山图》、清代画家王原祁《杜甫诗意画巨轴》，甚至还捐出了祖辈翁同龢的故居。

翁老先生认为，自己的这些家藏实在太过珍贵，在其百年之后，他最需要考虑的，是到底要如何安置它们，才是最为妥当的。在他的考量中，自己已经没有什么能力继续守护这些珍贵的文物了，那就必须去找一个有能力守护它们的。而波士顿博物馆，是他接触最多，最为了解，也最信得过的博物馆，在不偏颇的情况下，他分了一部分文物或卖或赠的送回国内，剩下的，便放到这里，他认为并没有什么问题。

他定居美国的这七八十年里，一直致力于促进中美文化的交流，也非常用心的宣扬中华文化。在翁先生的认知里，文化是没有国界的，反而他将这些文物捐给波士顿博物馆之后，不是更利于外国友人了解我们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么？并没有什么忘本忘国的说法，这仅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罢了，上升不到那样的高度。

并且他认为波士顿博物馆的确比国内绝大部分博物馆更有能力保护好这些文物，为了文物本身考虑，他这么做也是正确的。就好像为什么捐向国内的大多数文物都是只对上海博物馆一样，上海博物馆的各种软硬件设施是够格的，才能让他放心交付，才值得他信任。

而经过这几次对国内外博物馆的捐赠后，翁先生自己家里的藏品已经为数不多，或许会留一些给后人，又或许他会再慢慢将其全部捐出。而他去年捐给波士顿博物馆的那一批文物，有望在今年秋天进行展出。不论翁先生这个决定是否正确，我们作为局外人，也实在是没有办法做过多的评价。

但是他作为这批珍贵文物的守护者和拥有者，自然有权利去安排它们的归宿，而翁氏家族六辈人为这些文物所做出的牺牲，才是伟大并且值得我们尊敬的。其实换一个角度想，只要这些文物都能被妥善保存，是放在国内还是放在国外应该都可以不必介意。

等祖国更加强大，强大到无可阻挡时，那些流落国外的各种文物，总会被动或主动的被我们收回来的，一切，不过还是因为我们如今不够强大罢了。

本文是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成员郭凯的一篇读书笔记。通过探讨《贤能暴政》和《贤能陷阱》这两本聚焦“贤能制”来讨论美国教育的书，作者对“内卷”和“鸡娃”等时下大热的社会话题作出思考。

“贤能制”指的是一个社会不问出身，任人唯贤，一个人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其自身的才能、努力和成绩，而不是其家庭的财富、阶层或者种族。

“内卷”描述的是一种在微观尺度上不断演化改进看似有进展，但在宏观尺度上处于停滞的状态，所有微观的演化改进从宏观尺度看来类似于零和博弈。

但在美国，当贤能制遇到内卷，就成了一个有毒组合，突出体现在教育上。

《贤能暴政》和《贤能陷阱》都反映了：贤能制看似可以让所有人只要努力就能成才，但这在分化的社会下其实是个假象。随着过去40多年美国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和社会分化，贤能制看似公平，但反而成了固化阶层和优势的工具。美国家长们的焦虑并非怕孩子受不到好的教育，怕的是社会分层。

两本书开出药方的指向高度重合——改革教育和重塑工作。但在郭凯看来，两本书对贤能制弊端的揭露远超过这一药方，因为问题的根源似乎在于美国社会的分化，而社会分化的根源要远比两位作者主要关注的教育和工作更加复杂。

对子女教育的焦虑似乎也是很多中国家长的状态。郭凯强调，中国如果要避免美国遭遇的“贤能暴政”或者“贤能陷阱”，就需要始终保持一个公平、公正、具有流动性和安全感的社会。

美国教育的内卷——两本反思贤能制的书

文 | 郭凯

图 / 摄图网

贤能制(Meritocracy)，也叫优绩制，指的是一个社会不问出身，任人唯贤，一个人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其自身的才能、努力和成绩，而不是其家庭的财富、阶层或者种族。

在很大意义上，中国的高考可以算是一种贤能制，考卷面前人人平等，高考能否成功取决于考生自身的才能、努力和成绩，而不是其家庭的财富、阶层或者种族。

内卷（Involution），描述的是一种在微观尺度上不断演化改进看似有进展，但在宏观尺度上处于停滞的状态，所有微观的演化改进从宏观尺度看来类似于零和博弈。

有观点认为，中国一些学生的高考模式就是内卷，学生在应试的准备上越发精益求精，高考的成绩越来越高，针对高考的竞争越来越提前，但最后能被“985”“双一流”“211”高校录取的学生还是那么多。

所以，贤能制和内卷有什么关系？关系就在教育。当贤能制遇到内卷，就成了一个有毒组合，突出体现在教育上。这是我最近读了《贤能暴政》和《贤能陷阱》两本书后得到的印象。

前一本书的作者是哈佛大学“网红教授”迈克尔_桑德尔，他在哈佛大学给本科生开设的“公正”课一段时间在国内也很流行。后一本书的作者是耶鲁大学法学院的丹尼尔_马尔科维茨教授。两位教授都是美国顶尖大学的教授，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学生都是典型的贤能制的赢家，却不约而同地用“暴政”和“陷阱”这样负面的词汇来描述贤能制。

当然，他们讨论的都是美国的教育，与中国并不相关，但他们指出的问题值得重视。

现象：美国社会对教育的焦虑

桑德尔的《贤能暴政》从2019年震惊全美的大学入学舞弊案说起。事情大致如此：

一个叫威廉·辛格的人从一些富裕家庭收费（几万到百万美元不等），其中不乏社会名流和好莱坞明星，比如出演过《绝望主妇》的艾美奖获得者菲丽西提·霍夫曼，以及出演过《欢乐满屋》的洛莉·路格林，然后辛格通过买通监考官（从而帮助学生在SAT考试中获得高分），或者贿赂体育教练（从而帮助学生获得体育特长生的资格）等各种不法方式，帮助这些家庭的子女被耶鲁、斯坦福等名校录取，美其名曰“走侧门”。威廉·辛格生意做了8年多，生意的收入为2500万美元。

桑德尔举这个例子的含义是多重的，它体现了美国名校录取的激烈，它体现了有钱能使鬼推磨，它更体现了美国父母对子女教育的焦虑，以至于为了进入名校可以不择手段。

马尔科维茨的《贤能陷阱》举了这么一个例子，曼哈顿有个幼儿园，这个幼儿园的学费高达每年5万美元以上，但家长们还是趋之若鹜，使得这个幼儿园的录取率不到5%，比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的录取率还低。因此，多数家庭为了提高录取的概率，还得雇“教育顾问”，这些顾问的价格可能高达6000美元，帮助设计方案。通常这些顾问会建议一个家庭申请10个幼儿园，向首选的3个在提供正常的申请材料的基础上还要额外写“情书”，仔细分析这3个幼儿园的特点，从而使得申请的材料和“情书”能够给幼儿园留下深印象。读到这里，美国家长害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焦虑立刻跃然纸上。

为什么美国的家长会如此焦虑？以至于从上幼儿园开始就要开始激烈争夺，甚至不惜冒违法的危险帮助孩子被好的大学录取。如果仅仅是为了孩子能受到好的教育，似乎很难解释的通，毕竟美国的教育资源很丰富，好学校也不少，竞争的激烈程度似乎不应该那么高。

原因：社会分化下的贤能制导致美国阶层固化和教育内卷

美国的常春藤大学本是等级森严的地方。在二战之前的很长时间，哈佛、耶鲁这样的名校基本是按家庭出身录取学生的，穷人很少，犹太人很少，有色人种更少，男女还要分开。

在那个时候，哈佛、耶鲁校园里的学生，大概率他们的父母也是哈佛、耶鲁毕业，他们多半毕业于少数几个可以被称为“坑校”的高中，他们中的不少成绩可能并不出众，但他们几乎都有好的出身。

换句话说，二战以前这些常春藤大学的招生有着浓重的贵族制和世袭制的痕迹（事实上，直到今天还有一些痕迹）。

从两本书的记述看，美国后来大学招生发生的巨大变化，也是缘起于这两所大学。

桑德尔在书中介绍，二战的爆发让国家之间在科技等领域的竞争变得无比激烈，哈佛历史上的传奇校长詹姆士_柯南特（1933-1953年任校长）认为大学需要改变按出身招生的做法，而是应该不问出身，选拔那些最优秀的学生加以培养，他从1939年开始逐步开启了哈佛转向目前的贤能制的招生模式，也就是主要按照学生能力和成绩招生的模式。现在的美国“高考”SAT最早就是哈佛招生时参考的考试，后来慢慢成为全美各类大学录取时均会参考的考试。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宾就是第一批得益于这一改革才有机会被哈佛大学录取的平民子弟。

耶鲁大学随后也迎来了自己的传奇校长金曼_布鲁斯特（1963-1977年任校长），布鲁斯特在任上也将耶鲁贵族制的招生模式转向贤能制的招生模式。

哈佛和耶鲁的转变，带动了整个美国高等教育转向贤能制，现在顶尖大学招收的绝大多数学生都是高中生中的佼佼者。

根据能力而不是出身录取学生毫无疑问是一种巨大的进步，也给了普通人通过努力求学而改变命运的机会，也有很多的人确实改变了命运。前面提到的托宾就是一位，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奥巴马等等也都是如此，这样的例子可以说数不胜数。

但是桑德尔和马尔科维茨都指出，随着过去40多年美国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和社会分化，贤能制看似公平，看似给了底层人民改变命运的机会，但实际上只是用另一种不同于贵族制或者世袭制的方式来固化阶层并造成教育内卷。

两本书都提到这么一个事实：在哈佛、耶鲁、普林斯顿这样的顶尖高校，来自收入最高的1%家庭的学生数量要比所有来自收入处于50%和以下的家庭的学生数量加在一起还要多。常春藤大学中2/3的学生来自于收入处于头部20%的家庭。贤能制从结果上看并没有让太多底层的人有翻身的机会。

马尔科维茨的书写得更加激烈。他说，这种不平等从婚姻的选择就开始了，竞争的起跑线根本不是幼儿园，孩子连受精卵都还不是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差距了。

2010年时，美国有25%的夫妻双方都有大学学历，而美国的成人人口中有大学学历的比例为30%，这意味着什么？基本是上过大学的跟上过大学的结婚，没上过大学的跟没上过大学的结婚，孩子在出生前家庭的收入和教育水平就会存在巨大差距。

这种差距在孩子随后的成长过程中会越来越拉大，上过大学的父母平均每天花在孩子身上的时间会比只上过高中的父母多一个小时，会更多地给孩子读书，带他们去参观展览、画廊和上艺术课。

到三岁的时候，一个孩子如果父母是职业人士，这个孩子听到的词汇会比父母不是职业人士的同龄孩子多2000万个，认识的词多49%。

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打孩子都打得少，研究生学历父母打孩子的概率只有大学学历父母的一半，是高中学历父母的三分之一，这会让孩子更加开朗、自信和自律。

收入高教育好的家庭会送孩子去更好的幼儿园，受更多的学前教育，到五岁的时候，美国最顶层10%家庭的孩子会比最底层10%家庭的孩子相当于多学37个月的数学，25个月的阅读和29个月的科学。这些还只是在上小学之前的差距。

上了小学以后，教育上的差距会更加拉大。富人的孩子可以选择私立学校，或者住在好的学区上好的公立学校，而穷人的选择则要少得多。

马尔科维茨在书中列了这么一组数据：一个生活在穷州穷学区的穷孩子，平均每年得到的教育大约可以折算成8000美元。一个生活在中等州中等学区的中产孩子，平均每年得到的教育可以折算成12000美元。一个富州的中产孩子，平均每年得到的教育可以折算成18000美元。一个富州的富家孩子，平均每年得到的教育经费可以折算成27000美元。一个非常富裕家庭的孩子如果上的是一个好的私立学校，平均每年得到的教育可以折算成75000美元。这些还只是学校教育上的差距。

校外的各种艺术、科学培训，各种常春藤大学招生时会考虑的昂贵体育项目，还有价格不菲的一对一辅导，富人家庭和穷人家庭之间的差距更大，看看那些练冰球、击剑、马术和到国外游学、搞慈善的有几个是穷人家的孩子就知道了，常春藤大学申请书上的履历中的每一条可能都是用钱堆出来的。

所以，桑德尔和马尔科维茨都认为，贤能制看似可以让所有人只要努力就能人尽其才，但在一个分化的社会下这其实是个假象，贤能制反而成了固化阶层和优势的工具。

所谓“美国梦”的一个基本假设是一切皆有可能，穷人也能白手起家。但事实上，美国的社会流动性不仅远远不如中国这样快速增长的国家，甚至在发达国家中也并不高，反而是像丹麦这样收入分配比较平等的国家社会流动性更好，也就是一个人的成就更少受其出身影响。

桑德尔的书中列举了这样一组数字，一个人如果出生时属于美国收入最低的20%，那么他/她只有4%的几率在成年时进入美国收入最高的20%，但他/她有高达43%的几率在成年时继续处于收入最低的20%。白手起家并非不可能，但在中国或者丹麦白手起家成功的几率要高过美国。

社会分化加上贤能制，就使得教育不只是教书育人，同时也异化成了用来进行社会分层的工具。教书育人的教育可以让每个人变得更好，社会分层的教育则会变成零和博弈，所以就有了教育的内卷。

美国家长们的焦虑哪里是怕孩子受不到好的教育，怕的是社会分层。只是那些为教育而焦虑的父母恐怕还是社会中佼佼者，更多的人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的绝望表现为了“绝望之死”（即死于自杀、酗酒和毒品），他们的愤怒成就了特朗普和英国脱欧。特朗普在一次竞选演讲中向他的支持者高呼：我热爱没受过好教育的人！这不仅是在迎合他的选民，也是直接在嘲讽贤能制。

结果：美国自负而焦虑的精英和愤怒而绝望的底层

《贤能暴政》和《贤能陷阱》的区别其实挺大，从思想性上说，个人感觉《贤能暴政》要高于《贤能陷阱》。桑德尔是个哲学教授，天天给学生讲康德、边沁和罗尔斯的人，写的书更有思想性也正常。

桑德尔在《贤能暴政》一书中有一个非常反直觉，但又非常有力的观点：贤能制对社会造成的撕裂比世袭制或者贵族制还要更严重。逻辑是这样的：

世袭制或者贵族制下，上层社会的人占尽便宜，但是心里明白，自己能够享受这些是因为出身好，并非因为自己更努力或者更聪明。下层社会的人虽然屡遭盘剥，无法改变命运，但是心里也明白，自己如此受苦只是因为出身不好，并非因为自己不努力或者不聪明。这样的制度安排下，虽然不公，上层社会的人不会觉得一切都是应得的，下层社会的人也不会觉得自己一文不值。

贤能制就不一样了，贤能制的实质虽然仍是社会分层，也是阶层固化，但贤能制的叙事却是一个奋发图强，知识改变命运的故事。贤能制下，赢者会觉得一切都是自己应得的，自己是因为聪明、努力才能够成功，靠得都是自己，你不能像我一样成功是因为你还不够聪明、不够努力。输者不仅要接受失败的结果，还要接受一个无情的事实，就是自己的失败与人无关，是因为自己不够聪明、不够努力才会如此，失败也是自己应得的。

所以，在贤能制的叙事下，赢者会变得自负而不知感恩能让自己取得成功的社会、环境、制度和运气，输者则只能愤怒和绝望，因为贤能制下英雄不问出处，自己没能成功就是因为自己不行，这下连安慰自己的借口都没有了。

桑德尔进一步指出，在社会分化的大背景下，政府是不能指望在墙上画一个贤能制的饼来解决问题的。他觉得那些走第三条道路的政治家们（克林顿、布莱尔、奥巴马和希拉里）深陷贤能制的叙事之中，以为提供更多更公平的教育机会就能解决整个社会的分配不公，把复杂的政治社会问题寄希望于靠常春藤的优秀毕业生来找到技术性的解决方案，他认为这都是误入歧途。

而他们所在的党因为拥抱贤能制而放弃了传统的为普通劳动者代言的角色，助长了而不是减弱了社会的进一步分化，以至于希拉里在输给了特朗普之后还在说：我赢的地方GDP占到美国的2/3，所以我赢的地方是乐观、多元、活力和向前进的地方。桑德尔话快到嘴边了：这才是你输掉总统选举的原因，因为你只有精英的自负，眼里根本没有那些愤怒和绝望的普通人，特朗普比你更懂那些人。

马尔科维茨的《贤能陷阱》则认为，无论是赢者还是输者，都是贤能制的牺牲品。

马尔科维茨做了这么一个有趣的观察，贤能制之前，有钱阶层也是有闲阶层，生活悠然自得，身份和家产可以一代一代传下去。辛苦工作的都是穷人，因为只有努力工作，才能将就糊口。

贤能制之后，事情就完全颠倒过来了。精英们从小到大都是在极端紧张和高度具有竞争性的环境下学习和工作，精英的资产不再是过去的土地或者资本，而是自身的劳动力。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既是精英证明自己的方式，也是靠出卖劳动力挣钱的人的命运。而且，因为劳动力不能传给后代，努力也不能传给后代，而且贤能制在道义上也不允许地位的“世袭”，精英们必须非常高强度地培养后代，才能让后代保住精英的地位，这就造成了极大的焦虑。

非精英们在贤能制下反而变得无所事事，但他们的无所事事不是自愿的，不是有尊严的，而是他们的工作不再被需要也不再被尊重，他们也打不起精神重振旗鼓，因为似乎什么也改变不了。他们的工作究竟是被谁抢去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失去了生活的体面，剩下的只有愤怒和绝望。

《贤能暴政》和《贤能陷阱》都引用了普林斯顿经济学家安格斯_迪顿和安妮_凯斯的书《绝望之死》，因为那些死于自杀、酗酒和毒品的人高度集中于没有上过大学的白人，绝望之死带来的死亡率上升导致了美国的预期寿命在2014-2017年三年之内连续下降，这是100多年来首次出现的情况。2016年，美国死于毒品过量的人数要超过美国死于整个越南战争的人数。每两周死于“绝望之死”的人数要超过美国在18年的阿富汗战争中死亡的人数。2017年，美国有158万人死于“绝望之死”，相当于每天有三架满载的波音737客机坠毁。

“绝望之死”是一种极端的表现形式，也正因为极端，才表明不是那些没有上过大学的白人不够努力所以才选择自暴自弃。

出路：改革教育和重塑工作

《贤能暴政》和《贤能陷阱》开出药方的指向高度重合，就是改革教育和重塑工作，虽然两本书具体用的药差别非常大。

对于教育，桑德尔提了一个打破贤能制下教育分层和精英自负的办法：在满足一定标准的基础上，抓阄上顶尖大学。

桑德尔的理由很简单：首先，学生之间差别没那么大。他觉得申请哈佛、耶鲁的高中生中，如果在前30%的学生中随机录取，选出来的学生不会有太大差别。

第二，这样可以减少申请大学的“军备竞赛”，因为现在的情况是一个高中生必须打造一个非常完美和有特点的履历才有机会上最好的大学，结果层层传导，最后竞争的起跑线前移到幼儿园甚至更早。按照他的方案，一个高中生只要达到一定的标准就有被录取的希望，而且是随机录取，这样很多过度的“军备竞赛”就不必要了。

第三，他觉得这样才能打破精英们的一种错觉，就是成功全是靠自己的努力而不是靠运气。事实上，顶尖大学录取的过程充满了随机性，能否被顶尖大学录取运气的成分很大，人生中的各种成功其实多少也要靠一点运气。如果精英的成功中有运气的成分，那就不应该那么自负，也没有理由看不起那些不太成功的人。

马尔科维茨的方案则聚焦于取消学校的免税地位。马尔科维茨认为，由于在美国学校自身和向学校捐钱都免税，这实际上是对教育的巨大税收优惠和补贴。但这种税收优惠非常不成比例地流向了好学校，特别是好大学，最终补贴的不是穷人而是富人，结果是加剧了阶层和教育的分化。好学校的钱越来越多，招的学生也以富家子弟为主，这些人毕业以后收入也高，会继续给好学校捐钱。差学校却因为经费不足而无法改善教育质量，而这些学校的学生以平民子弟为主。

对于工作，桑德尔认为应该重塑工作的尊严，特别是普通工作的尊严。桑德尔指出，过去支持全球化的视角存在很大问题，主要是从消费的角度来看全球化。全球化让生产更有效率，商品变得更便宜，从消费的角度衡量，同样的钱可以买更多更好的东西，所以得出多数人是受益的。即使那些因为全球化而失去工作的人，通常的看法是可以补偿这些全球化的输家。

桑德尔说，首先从来没有真正的补偿全球化的输家。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纯粹从消费的视角来看全球化忽略了工作对人的重要性，忽略了人作为生产者的意义。那些失去工作的人失去的远远不止是收入，失去的实际上是尊严，因此才会有那么多“绝望之死”。

所以，要重塑工作的尊严，哪怕做一份普通的工作也很自豪。桑德尔引用了马丁_路德_金在被刺杀之前的一段讲话：如果这个社会要生存下去，我们的社会终将尊重环卫工人，因为说到底那些拾垃圾的人和医生们一样重要，如果环卫工人不工作，疾病将疯狂蔓延。所有的劳动都有尊严。

马尔科维茨的方案则是认为应该创造更多中等技能的工作。他觉得目前美国目前的劳动力市场主要是两种工作：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从事的光鲜的工作和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从事的无望的工作。他认为政府应该想办法，特别是运用税收杠杆，来多创造中产阶级的工作。

他主要的建议是应该取消薪资税(Payroll Tax)的上限（书中说，年工资收入超过1329万美元的部分不用再交134%的薪资税）。理由是，这种税收制度是高度累退的，从事光鲜工作的人收入很高，而且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不用交薪资税。中产阶级的税收负担反而很重。这样不利于创造中产阶级的工作。同时，取消上限后额外的税收收入，可以花在创造更多中产阶级的工作上。有了更多中产阶级的工作，就不至于找不到光鲜的工作，就只能面对无望的工作。

个人觉得，《贤能暴政》和《贤能陷阱》对贤能制弊端的揭露远超过两个作者开出的药方，因为问题的根源似乎在于社会分化，而社会分化的根源要远比两位作者主要关注的教育和工作更加复杂。但不管怎样，改革教育和重塑工作都是应有之义。

对子女教育的焦虑似乎也是很多中国家长的状态。一个简单的解释是，中国人有重视教育的传统，现在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又有能力更多的对教育投入，而中国高质量的教育供给仍然存在瓶颈，换句话说就是中国人不断增长的对高质量教育的需求和高质量教育的供给尚不匹配，所以才出现了很多有能力的家庭和学生争夺有限的优质学位的情况，进而导致了焦虑。

从这两本书来看，上面的解释还是简单地把教育看成是教书育人，没有考虑到教育还可以进行社会分层。因为担心社会分层而引发的焦虑，无法简单通过增加优质教育的供给来消除。教育如果有内卷，只是更大意义上的社会分层的一种体现。

所有的家庭都“鸡娃”，最后剥夺的是孩子的童年，破坏的是正常的学习规律，结果还是“零和博弈”，从社会的角度说绝对是巨大的浪费和对下一代的伤害。

所以，中国如果要避免美国遭遇的“贤能暴政”或者“贤能陷阱”，就需要始终保持一个公平、公正、具有流动性和安全感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