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图书馆古籍资源的类型包括国家图书馆藏善本和普通古籍、甲骨、敦煌文献、碑帖拓片、西夏文献、赵城金藏、地方志、家谱、年画、老照片等。

我国的古籍：

1、《永乐大典》——百科类

《永乐大典》内容包括经、史、子、集、天文、地理、占卜、戏剧、工艺、农艺等涵盖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知识财富。《不列颠百科全书》在“百科全书”条目中称中国明代类书《永乐大典》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已经成为中国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

2、《四库全书》——百科类

《四库全书》是我国最大的一部丛书，包括了我国几千年来的重要文化典籍，作为中国古代最大的文化工程，对中国古典文化进行了一次最系统、最全面的总结，呈现出了中国古典文化的知识体系，可以称为中华传统文化最丰富最完备的集成之作。

中国文、史、哲、理、工、农、医，几乎所有的学科都能够从中找到源头和血脉。

3、《梦溪笔谈》——科学类

《梦溪笔谈》就是一部涉及古代中国自然科学、工艺技术及社会历史现象的综合性笔记体著作。本书由北宋科学家、政治家沈括撰，内容涉及天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各个门类学科。

我国古籍的价值：

1、文献价值。古书籍所描述记载的史料非常丰富，是研究古代社会不可缺少的第一手材料，因此古籍的价值首先体现于它的文献价值。

2、版本价值。古籍的版本种类很多，一般来说，稿本、旧抄本、古本、初刻本、精刻本以及各类活学本等版本的价值较高。

3、艺术价值。有些古籍字体雕刻精美，印刷水平较高，如精写本、写刻本、精刻本、各种套印本、短版、拱花、版画等。

4、学术价值。如名家稿本、精校本以及在录某一学术领域有独到见解或较为少见的稿本、写本、批校本、过录本等，都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5、文物价值。有些古书，抄写或刻印年代久远，流传又稀少，如宋刊元椠存世不多，无论从纸质、墨迹、印刷技能，装帧水平等方面都有很高的文物考古价值。

《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2392部，2008年3月1日公布；国务院批准文化部确定的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2392部）名录和第一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51个）名单，现予公布。

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拥有卷帙浩繁的文献典籍。这些文献典籍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人类文明的瑰宝，保护和利用好珍贵文献典籍，对于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增进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都具有重要意义。

各地区、各部门要进一步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指导方针，以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第一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公布为契机，加强科学规划，加大工作力度，切实做好珍贵古籍的保护、管理和合理利用工作，使中华民族珍贵的文献典籍永泽后世。 第一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名单（51个） 国家图书馆 首都图书馆 天津图书馆 山西省图书馆 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 辽宁省图书馆 辽宁省大连图书馆 黑龙江省图书馆 上海图书馆 南京图书馆 江苏省苏州图书馆 江苏省常熟图书馆 浙江图书馆 安徽省图书馆 福建省图书馆 山东省图书馆 湖北省武汉图书馆 湖南图书馆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重庆图书馆 云南省图书馆 山东省青岛市图书馆 河南省图书馆 湖北省图书馆 贵州省图书馆 陕西省图书馆 甘肃省图书馆 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 贵州省荔波县档案馆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图书馆 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 浙江省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 南京博物院 上海博物馆 山西博物院 故宫博物院 河南大学图书馆 河南大学图书馆 苏州大学图书馆 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南京大学图书馆 复旦大学图书馆 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 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清华大学图书馆 北京大学图书馆　　　　　　　　 《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1516部，2013年3月8日公布。

国务院正式公布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名单。上海图书馆藏北宋拓本《三藏圣教序》、徐州市图书馆藏南宋刻本《四书章句集注》、青岛市博物馆藏清蒲松龄《鹤轩笔札》稿本等1516部古籍入选该名录，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浙江省西泠印社、西藏自治区布达拉宫等16家单位成为第四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收录汉文古籍1218部，少数民族文字古籍286部，其他文字古籍9部，3种甲骨文。这是甲骨文首次进入《名录》。《名录》收录宋元拓本71种，明清稿本76部、抄本177部；收录舆图43种，其中，甘肃天水放马滩出土的西汉地图是目前世界上已知最早的纸质地图，也是世界上最早用于书写的纸张实物，还是西汉初即已发明造纸术的有力证明；收录的民族文字古籍，涵盖藏文、回鹘文、西夏文、蒙古文、察合台文、彝文、满文、东巴文、傣文、水文、古壮字、布依文等12种民族文字。

其中，西藏博物馆藏元刻本《释量论》，是继元刻《因明正解藏论》之后发现的第二部元刻本藏文古籍。这两部元刻本的发现，推翻了元代无刊印藏文文献和明代以前无藏文印刷实物的旧说。

在此次公布的16家“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中，中国嵩山少林寺、西藏博物馆、西藏自治区布达拉宫、西藏自治区罗布林卡、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等5家为宗教、少数民族单位。

截至目前，共有11375部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166家单位成为“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宋神宗作为北宋“熙宁变法”运动的发动者、指导者和自始至终的主宰者，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较突出的具有革新思想并想有一番作为的皇帝。这次变法虽然以失败告终，但也丝毫不减弱他在历史上的光彩。

1067年，20岁的宋神宗登上皇帝宝座，此刻的北宋社会危机达到顶峰，朝野上下长期酝酿革新的条件基本成熟。北宋王朝从它建立的那一天起，就执行着一条“田制不立”，“不抑兼并”，“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门财取于万一民，不留其有余”、“守内虚外”的政策，因而统治危机日趋严重。

到了北宋中期，“冗官、冗兵、冗费”所造成的财政困难，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再加上对辽、夏的战争，时松时紧，后来虽以“檀渊之盟”、“庆历和议”两个条约暂时稳定了下来，然而每年的“岁币”也是一个难以忍受的负担；还有此伏彼起，“一年多如一年，一伙强如一伙”的农民起义，更加深了统治阶级的恐俱。总之，各种社会矛盾急剧发展，给北宋王朝造成了积贫积弱的局面。

在内外矛盾发展的形势推动影响之下，士大夫当中掀起了要求改革的浪潮。宋仁宗死后，1063年宋英宗继位，改革的思潮更在最高统治者中找到了支持者。英宗“志在有为”，继位后不久，就询问于宰执大臣“积弊甚众，何以裁救”，准备进行一番改革。只是由于身体多病，在位三年便去世了。英宗死后，富有革新精神的神宗继位，摆在他面前酝酿已久的从上到下的改革条件成熟了。王夫之在《宋论》里有一段很深刻的论述，他说：

“国家之事，相仍者之必相变也，势也。大强之余，必仍之以弛；大弛之余，必仍之以张……夫神宗固承大弛而势且求张之日也。”

历史就这样把宋神宗推到改革前列了，历史为宋神宗谱写革新篇章提供了舞台，而年轻的宋神宗也正具备了一定的必要条件和能力。宋神宗面对契丹、党项外来的压力和刺激，每想到宋仁宗时与夏进行激烈战争，辽国乘火打劫，要求增加岁币这一事实，即悲痛不己。还在东宫未继位前，他就和韩维一道纵论天下大事，怀抱振兴祖业宏志：即位后，在宫中他曾披上全副盔甲，去见他的祖母仁宗曹后，以表示他决心雪耻图强，扭转国家衰弱不振，一再退让妥协的局面。

宋神宗不光有辉宏祖业之志，也具有相应之能量。他在政治思想上极富革新精神，便立志于改革祖宗弊政。在中国历史上推行了十六年，并有深远影响的“熙宁变法”，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由富于革新精神的皇帝宋神宗的直接发动和支持出现了。

熙宁年间，从表面看，新法是在王安石直接制定下执行的。那时，宋神宗刚登帝位不久，尚缺治国经验，他任命主安石为参知政事后，就询以“不知卿所施设，以何为先”，说明宋神宗对变法尚无具体构想，他对王安石一切委听，并给予王安石特别的礼遇，希望他有所作为，甚至说“君臣之间勿存形迹，形迹最害事”。在君臣之间发生争论时，宋神宗还“一切感己听之”，表示自己对王安石政治上的信任。虽然如此，因宋神宗不是一个可为人左石的庸碌无能之辈，一切变法措施都只有在他认可后方能推行。所以，实际上熙宁新法的主宰者还是宋神宗。

首先，宋神宗是变法运动的中流砥柱，没有他的坚定支持，变法就根本无法推行下去。熙宁新法不可避免地在某种程度上触动了官僚大地主守旧势力的既得利益，因而在统治阶级内部引起了轩然大波。变法中每一项新法的制定和实行都伴随着激烈的斗争，改革与守旧两种政治力量的斗争贯穿于变法的全过程。

在宫廷内部有仁宗曹后、英宗高后、神宗向后、歧王赵颢以及宦官等；在朝廷中有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包括韩琦、文彦博、富弼等势力，在地方有一批身居州县长官之职，掌握着实际权力而又与新法作对的人，这些人上下呼应，形成一股反对变法的顽强势力。他们高喊“祖宗法制”不可变的口号，大造反对变法的舆论，或利用手中的权力，阻挠、延误新法的推行，甚至不惜采取恶意中伤的手段来诋毁新法，攻击王安石。宋神宗顶住了保守派的压力，坚决支持王安石把新法推行下去。许多故臣名士，因为反对变法，多被黜降。

在朝廷中，他同王安石等变法派在一起多次驳斥保守派反对更张的论调。在宫廷内部，他愤然拒绝了太皇太后等势要人物要他罢免王安石，停止推行变法措施的要求，不仅理直气壮地为新法和王安石辩护，还毫不含糊地表示变法是他的意志，正如他怒斥岐王赵颢时所说的：

“是我败坏天下耶，汝自为之。”

这就清楚地说明他把自己同变法运动连成一体，承担起变法运动成败的责任，而不容他人对变法运动妄加诋毁。

其次，王安石虽然为变法提供思想和理论，为变法设计了蓝图和推进的方向，然而送神宗并不是听任其所为，而是审慎对待，有着自己的决断，体现着自己的意志。宋神宗虽然罢黜了许多反对变法的大臣，但当王安石要求对“不附新法者”加以治罪时，神宗就不予答应。还有如，在市易法原订条目里，针对豪商大贾的“较固取利”，明确规定要按律治罪，宋禅宗不顾王安石的力争，竟一笔勾销了这个条目。当他看到韩琦的奏疏中，揭露地方官在推行“青苗法”时把原规定的让民户自愿请领变成强行抑配，并且加重利息的时候，便说：

“朕始谓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出令不可不审。”

表示了对这种违背立法原意的做法的不满。在他的指示下，王安石下令约束诸路常平官在预定借支比价、利息等方面，要严格遵守法令中的规定，这就堵塞住了反对派的借口。当他了解到“免役法”推行后却“罢耆户长、壮丁”，不顾募役人，而令保丁催税时，他也责备王安石说：

“已令出钱免役，又却令保丁催，失信于百姓。”

并且表示他要继续调查这个问题：

“诏司农寺条例司具礼言废罢省户长、壮丁、利害，编为成册纳禁中。”

对于“市易法”贯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宋神宗也一再“以市易苛细诘责中书”，并不顾王安石的一再反对，下令派官员进行根究。对于那些弄虚作假或有其他过失的变法派官员，如王安石所信任的练亨甫、吕嘉问、程防等人，宋神宗也不顾王安石的祖护，加以查处。王安石在熙宁末年曾叹息说，宋神宗对他的意见，“只从得五分时也得也”。这一切都说明：真正领导变法运动、决定变法进程的，只是宋神宗。宋神宗在熙宁七年发布的一个诏令还宣称：

“朕嘉先王之法，泽于当时，而传于后世……八年于兹，度时之宜。造为法令，布之四方，皆稽合先王，参考群策，而断自联志……”

这个诏令虽然是在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后，宋神宗应吕惠卿的要求而发布的，但其中所说的一切变法法令的颁布最后都经神宗自己作出决断，却是合乎实际情况的。

从熙宁九年(1076年)底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到元丰八年(1085年)春宋神宗去世，在这十年间，宋神宗已实际成为变法改革的指导者，直接主持了变法运动。他“事皆自做，只是用一等庸人备左右趋承耳”，亲自部署继续摧行新法的一切事宜，他下令“司农寺，改更常平、免役、坊场等事，有干大法者，不得即下相变，并先奏取旨”，不许随意讨论更改已行的变法措施。

对于反对新法的官员，宋神宗也予以打击。元丰五年，提举江南西路常平等事刘谊上书攻击新法，宋神宗批示道：

“刘谊职在奉行法度，既有所见，自合公心陈露，辄敢张皇上书，惟举一二偏僻不齐之事。意欲概坏大法，公肆诞漫，上惑朝廷，外摇众听。宜加显黜，以儆在位，特勒停。”

由于宋神宗坚持变法立场，在元丰年间，“方田均税法”一直贯彻到元丰八年宋神宗逝世前夕，才被明令停止实行，“青苗法”坚持了熙宁九年所实行的变通办法，就是各地把以往发放的“青苗钱”存留一半，丰岁增价乘谷，岁饥时减价果出“以赈饥”，另一半继续以“青苗钱”的名义贷给“民户”。 “农田水利法”在整个元丰年间也仍在贯彻，元丰元年，朝廷重新发布诏令，规定凡兴修农田水利：

“民力不能役者，许受利人户具合费用数目，贷常平等钱谷，限三年两料输足，岁去息一分。”

只是元丰年间再没有像熙宁年间那样，做那种用浚川耙大规模疏浚黄河一类不见功效的事情罢了。

再比如，“免役法”在元丰年间不仅继续贯彻始终，宋神宗还不断就役法贯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命令有关官员继续“讲求”，使之不断完善。“市易法”一直坚持下来，只是对以往的市易政策作了某些调整。其主要做法是：停止实行“立保赊钱法”，规定自元丰二年正月七日后赊清市易司钱物，都必须以田宅、金帛作抵押，以前那种没有以财产作抵押，只要五人结保，就可以赊请市易司货物的办法不再实行，确保市易司的实际收入目；改变以往“行人”不分贫富，只按行业出兑行钱的办法，免除贫下“行人”的免行钱。宋神宗采取的这些措施，意在纠正以往实行市易法过程中所产生的弊病，使“市易法”得到更好的贯彻。

对于“保甲法”和“将兵法”，宋神宗在元丰年间更是竭力加以推行。此外，宋神宗还着手对宋朝开国以来所实行的那种职官名实不符、许多机构只有空名而无实际执掌的官僚制度进行了改革。总之，所有在熙宁年间推行的变法措施，除“均输法”早已无声无息停止实行外，其余新法都继续推行，并有改进和发展。所以，纵观整个变法过程，宋神宗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坚定的改革者。

当然，宋神宗还是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气魄不够宏大，审时度势不够深刻和稳重，性格不够刚毅果决，在变法困难和挫折面前有时产生动摇。这些局限性造成了他在变法过程中的诸多失误，使得变法遭受严重挫折。宋神宗去世后，保守派上台，新法被完全废除，此次变法终以失败告终。但也应该看到，宋真宗作为一个有理想、有抱负、不保守、敢于革新的君主，在古代皇帝的行列中还是具有突出的地位。

在宋代的中国文学作品种类繁多，派别林立，随着社会发展变得非常繁盛。虽然唐朝早期能以诗被誉为中国文学的高峰，但宋代却能够以词创造另一个高峰。宋代文学人才辈出，有宋代议论先驱梅尧臣，大文豪苏轼，行为疯狂的米芾，首位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等等。虽然词始于南梁，但到了宋代却大受欢迎，成了宋代文学的主要体裁。政治家范仲淹，理学家欧阳修，书法家黄庭坚，领军文人辛弃疾都是以词著名。

宋朝文学主要涵盖了宋代的词、诗、散文、话本小说、戏曲剧本等等，其中词的创作成就最高，诗、散文次之，话本小说又次之。宋朝的文学作品在北宋初期禀承了晚唐风格，用词浮艳，常作唱和酬答之用。随着王禹偁关注民生，朝廷又偏重儒学，文学作家开始注重儒家说教功能，但成就不高。直到欧阳修带起的第二次古文运动，文人才以平实的语言来创作，加上内容多反映生活时弊，雅俗共赏，文学创作进入了高峰期。当时的各种文体，互相影响，有破有立，而且派别林立，题材众多，并受到儒释道的影响，文坛有长足的发展。话本小说与戏曲就在这个时期不断冒起。南宋偏安江南后，文人多以作品抒发爱国情怀。可是南宋末期出现因循风气，结束了宋朝文学的发展道路。

宋朝是一个诗歌的国度。宋朝诗歌是一个巨大的宝库。里面有各个方面的知识财富。但这个宝库，我们认知开发的极少。宋朝的诗歌是唐朝诗歌的延续、再发展与突破。宋朝的诗人更广泛、诗篇更丰富。诗歌的种类、形式在宋朝达到丰富。宋诗创作数量空前丰盛。北京大学正在编纂《全宋诗》，据初步统计所收作者不下九千人，为《全唐诗》的四倍。《全宋词》辑录，共收词人一千三百余家，词章近两万首。孔凡礼《全宋词补辑》，又增收词人百家，词作四百多篇 。

宋代多高产诗人，陆游自谓“六十年间万首诗”。陆游现留存诗篇九千三百多首。杨万里写过两万多首。但只留存的一小部分。南宋四大家之一的尤袤留下的诗篇就更少了。那么多伟大的诗人写了那么多首诗歌，我们更多的人只能有机会读到他们几首诗，可以说连皮毛都没接触，别说体会他们的精骨了。宋诗反映社会视野较前有所拓展，切入生活力度有所深化。宋与唐的时代气象与氛围不同，诗家又勇于创新，因而形成与“唐音”殊异的“宋调”。宋词作为新兴的合乐诗体，既可传诵于文士案头，又能流播于乐人歌喉，强化了它的娱乐性和传播力，拥有众多接受群体 。 词是曲子词之简称，它承袭汉魏乐府，受到外来音乐影响，是一种既可合乐歌唱又有独特体制的诗歌体。词本来可以配合音乐，譬如苏轼的《东坡乐府》、姜夔词集《白石道人歌曲》、柳永词集《乐章集》、黄山谷的《山谷琴趣外编》。词的产生不迟于唐代。唐代的音乐分为雅乐、清乐、宴乐。雅乐是指《诗经》所配的音乐，先有诗才有音乐。清乐则是六朝乐府诗所配的音乐。宴乐则从西域传入中国，以琵琶四弦的二十八调为主，表达力强，词就是配合宴乐来创作。到了宋代，词人便根据乐曲的旋律和节奏求填上歌词。

自从中唐废除租庸调，以缴纳货币来取代，促使南北贸易发达，非地主的势力大增，导致中上阶层广泛追求豪华欢乐、奢侈享受。随着政治中心不断南移，南方新都市陆续兴起。官场新贵带来了新生活型态，促进了休闲娱乐的发展，舞台、歌榭、艺场、伎坊大量涌现。这样歌妓成为宋词传播与发展的媒介。

宋词发展蓬勃，收录在《全宋词》中的词人多达一千三百多家，作品有一万九千九百余首。另外，宋代词人别集大量出现，譬如柳永的《乐章集》、苏轼的《东坡乐府》、秦观的《淮海词》、周邦彦的《清真集》、辛弃疾的《稼轩词》、姜夔的《白石首人歌曲》。这些别集都因为宋朝成熟的刻印技术得到广泛的传播，增强了文学创作上的交流。

随着宋王朝采用重文抑武，国家长期处于积弱的地位。另一方面，思想上呈现出儒、释、道三家合流的趋向。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宋词在题材、手法、风格经历了一个转型的过程。北宋前期，主要词人有晏殊父子、欧阳修、范仲淹、柳永等人。其中，晏殊、欧阳修带领着第二次古文运动，扫除深奥难明的词汇，以自然流畅语言来创作，说理畅达。他们禀承南唐柔软绮丽词风，抒情委婉。范仲淹突破了晏、欧风格，豪放悲壮，柳永则自创新调，以长调慢词代替小令，加入草根格调。北宋中期，最主要的词人是苏轼。他以诗为词，打破了词体的题材的局限，在婉约词家之外另立豪放一派，南宋的爱国词派与辛派词人也受到他的影响。北宋后期，主要词人有秦观、黄庭坚、贺铸、周邦彦等。周邦彦被推崇为“集大成者”，因为他注重音律，风格醇雅，章法缜密，用词精丽，造就了后来的格律词派。

南宋前期，主要词人有张元干、张孝祥、朱敦儒、李清照等。当面对国难的时候，他们除了保持苏轼的豪放词风，还注入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内容多为慷慨悲壮、沉郁苍凉。词坛中比较突出的是女词人李清照，其词化俗为雅，清婉疏淡，语言功力甚深，风格自然清新。南宋中期，主要词人则有辛弃疾、陈亮、刘过、姜夔等。辛弃疾开创了爱国词派，以散文为词，突破了词体，增加了艺术的表现；而且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以报国与失意为主调；时而沉郁、时而明快，但仍以豪放为主，成为稼轩体。姜夔精通音律，能自行度曲，格律谨严，风格清空，意境幽冷，脱离了江西派，别竖一格。南宋后期，词坛出现了两大流派。一派是稼轩派，主要人物有刘克庄、刘辰翁、文天祥等，作品情调沉痛悲郁，豪迈粗犷。另一派是白石派，重要词家有吴文英、周密、王沂孙、张炎等，他们以姜夔为正统，重视音律技巧，内容凄凉哀怨。

著名词人

①晏殊

晏殊一生得意，他的作品多是娱宾遣兴之作，有的描写男欢女爱，有的是抒写离情别恨，内容较为贫弱，但他摆脱花间派的脂粉气息，改以温润秀洁的方式写男女恋情，以雍容典雅的手法写富贵气象，以精炼语言捕捉刹那光景，而且融入一些哲理体悟，展现深邃的内心世界与士大夫的气象，显示了由注重音律转向注重士大夫哲理的转化。晏殊传世的作品有《珠玉词》、《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蝶恋花》（槛菊愁 烟兰泣露）、《破阵子》（燕子来时新社）。

②欧阳修

欧阳修与晏殊并称“晏欧”。他的词也大多写男女情事、相思离别，处处表现出作者风流蕴藉的一面。但是欧阳也突破了传统创作的范围，以词歌咏自然风光，如《采桑子》十首，以清新笔触描绘颍州西湖；他也以词抒发个人潇洒放达的情怀，如《朝中措》（平山栏槛倚晴空）；他还向民歌学习，创作了两套分咏十二月节气的《渔家傲》“鼓子词”。其他作品更表明志向，有《六一词》、《醉翁琴趣外编》等等。

他摒弃了花间词派的浮华之气，词风十分清丽，往往以豪迈的风格抒发深远沉郁的意像，情真意浓。他常利用外在的景物描写内心，非常细致地展现情感世界，层次多变，手法曲折，意味深长。欧阳修还能吸收通俗生动的口语，以俗为雅，改变了审美标准。他的代表词作有《踏莎行》（候馆梅残）、《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采桑子》（群芳过后西湖好）等等。 宋诗方面则受到唐诗的巨大影响，北宋初期，主要沿袭中晚唐诗风余韵，大致可归为三体。最初是效法白居易诗风的白体诗，主要诗人是李昉、徐铉、王禹偁等，其中王禹偁特别关注民生疾苦，风格通俗，暗示了宋诗发展的新方向。白体诗后，流行了以贾岛、姚合为正统的晚唐体，主要诗人有林逋、潘阆、寇准等。除了白体和晚唐体，另一派就是推崇李商隐的西昆体，代表人物有杨亿、刘筠、钱惟演，西昆体注重采用典故，风格雍容华贵，可是缺乏思想内容，不能反映时代精神。北宋中期，随着第二次古文运动，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开创了宋诗的新局面。他们既扫除了西昆体绮丽浮艳的习风，又确立了宋诗散文化和议论化的标准。随后有王安石、苏轼等人和应。王安石的早期作品注重民生，精于议论，晚年则讲求技巧，诗律精严。苏轼作品题材丰富，风格多样，大大开拓了宋诗境界。北宋后期，主要诗人有苏门四学士和陈师道，他们虽然继承苏轼诗风，但审美方面却趋向分流。其中黄庭坚与陈师道对后来的江西诗派产生了重大影响。

南宋前期，江西诗派形成并壮大，代表人物有陈与义、吕本中等，但墨守成规，创作不足，南渡以后诗风才渐渐改变。南宋中期，诗坛出现“中兴四大家”－杨万里、范成大、尤袤和陆游。其中陆游是南宋最为杰出的诗人，他取材广泛，诗风悲壮，意境宏大，不拘一格。江西诗派逐步淡出了诗坛后，出现了反对江西诗派、取经晚唐的永嘉四灵与江湖诗派。永嘉四灵专攻五律，取材狭窄，雕琢琐碎。江湖诗派格局较四灵更为开阔，题材也更为广泛，整体风格偏重细巧，未脱晚唐旧习。

白体诗

白体诗是指宋初的一批诗人模仿白居易所作的诗。宋初朝廷善待文人，提倡酬唱，促使馆阁唱酬成风，并且汇编许多唱酬诗集，如《二李唱和集》、《禁林宴会集》、《翰林酬唱集》等等。这些诗人模仿白居易与元稹、刘禹锡等人互相唱和的近体诗，集中描写闲适生活，言词浅白，手法清雅，显然与五代诗风一脉相承。[5]

当初王禹偁也被宋人当作白体诗人。可是，他的诗风与李昉、徐铉的风格有异。虽然他自小学习白体诗，又多写唱和诗，但他更重视白居易的讽谕诗。当他居住在商州时，他学习了白居易新乐府诗的创作精神，利用自己作品来反映社会现实。充满关心疾苦的诗篇有《畲田词》、《秋霖二首》、《乌啄疮驴歌》等。《感流亡》的“老翁与病妪，头鬓皆皤然。呱呱三儿泣，惸惸一夫鳏”描写感染疾病的不幸，“襁负且乞丐，冻馁复险艰。惟愁大雨雪，僵死山谷间”以对他们深表同情。其中他联想到自己：“我闻斯人语，倚户独长叹：尔为流亡客，我为冗散官。”，来表达自己的同理心，可见有别于无病呻吟之作。[5]

与白居易的创作历程相反，王禹偁早年多写闲适诗，而晚年多写讽谕诗。他自编的《小畜集》就是收录讽谕诗，表现出自省意识，摆脱了白体诗人的群体，慢慢进而学习杜甫风格。总的来说，王禹偁的诗浅白流畅，语言自然，情感含蓄，优雅古朴，别树一帜。[5]

晚唐体

晚唐体本来是指唐末年诗歌体裁，以七绝五律为主。[6]到了宋代则以贾岛、姚合为正统。它的特色主要在苦吟锻炼和造语成就，不用典故，以景咏物，以清深闲雅为高，以清浅纤微为下品。[6]主要诗人有宋初九僧、林逋、潘阆、寇准等。[5]

根据司马光《温公续诗话》，宋初九僧是指剑南希昼，金华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沃州简长，青城惟凤，淮南惠崇，江南宇昭，峨眉怀古，九名僧人。根据《宋诗纪事》内的《惟凤诗序》，知道这“九僧”各自生活不同地方，没有地域性。他们的作品被编辑成《九僧诗集》，因而得名。传世中的《九僧诗集》继承了反复推敲的苦吟精神，内容多为描写幽静的山林景色和隐逸生活，形式上侧重五律，作品中常有佳句，例如“虫迹穿幽穴，苔痕接断楼”，“磬断危杉月，灯残古塔霜”，“马放降来地，雕盘战后云”，“春生桂岭外，人在海门西”。[5] 在散文方面，著名代表有唐宋八大家中，宋代占了六位，包括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他们各有风格，构成了宋朝散文的繁荣景像。其特色在于，内容写实，大部分是论政与论道的作品，当中带有忧患意识；风格平易自然；艺术表现手法，多以古论今，是结合实用与艺术的作品。宋初的作家多擅长骈体，以五代浮艳风格为特色。首先反对浮艳风格的是柳开，他矫正文弊，提倡恢复古文，推崇韩愈和柳宗元的作品，强调结合文统和道统，但他的创作辞涩言苦，缺乏艺术色彩。王禹偁则能够把理论和实践并重，力排浮华艰涩文风，利用文学作品反映民生与时弊。于是他们成为第二次古文运动的先驱。其后西昆体兴起，此派作家皆宗法李商隐的“四六”文，讲求辞采声韵，宏博典雅，浮靡文风再度泛滥。穆修、范仲淹、石介、尹洙等人猛烈抨击西昆体的弊病。直到欧阳修才真正彻底清扫浮靡风气，以精练语言，确立平易轻快的风格。曾巩文简古朴，王安石议论精警，苏洵能策善论，苏辙深醇温粹，苏轼更是贯通古今，挥洒自如，对北宋后期的作家影响深远。南宋散文发扬了北宋传统，胡铨、李纲、陈亮、陆游、辛弃疾等人的作品，强烈地展现现实主义和爱国精神。南宋末年，文天祥、谢翱等人的作品，充满了民族气节。最后以悲壮雄劲的高潮结束了两宋散文的历程。

著名散文作家

①王禹偁

王禹偁为宋代散文理论和新文风奠定了基础。当初他对五代的浮华文风十分不满，主张以韩愈和柳宗元为榜样。他强调古文要“传道明心”。可是他所指的“道”并非柳开所讲的儒家道统之“道”，而是指民生和时弊，而他所谓的“心”只是指自己对政治的见解和内心感受。他还要求文章平易畅达，反对用词艰涩。因此，他的散文平易近人，风格古雅简淡，自然明快，艺术性较高，而且处处反映现实和社会，鲜明地体现儒学和注重教化的思想，既能直陈时弊，发表政见，又表达坎坷命途，内容非常充实，紧紧地结合了古文与时政。他禀承了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无论从理论与实践都为第二次古文运动做了榜样。王禹偁的著名作品有《待漏院记》，当中以生动语言描写有贤德的、奸恶的、没才干的宰相在上朝前的心态，既有赞扬又有指责，有义正严词，却又带点讽刺，手法非常突出。在《唐河店妪传》，王禹偁写边境老妇以自己的机智扑杀外敌，后来议论边防政务，制定策略，切中时弊。在《黄州新建小竹楼记》中，结合骈文散文，既保留古文的流畅，骈体的对称，铿锵的音调，更描写出贬谪生涯的感慨。[8]可见，王禹偁独树一帜，为后来的诗文改革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

②范仲淹

范仲淹曾大力推动“庆历新政”和诗文革新运动。他以政治改革的立场上反对西昆体，要求文章内容要反映实际利于教化，情感要激昂，语言要浅白。他的政论文透彻精辟，逻辑严谨，而其他作品都能寄景言情，结合叙事议论，风格清新。著名作品有《范文正公文集》、《岳阳楼记》、《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 话本是表演说话艺人的讲稿。 说话源自隋唐时讲历史故事与变文的通俗文学。话本里有话、诗、词、评，是用白话写成的小说或者“市人小说” 。由于宋朝工商业繁荣，市民对娱乐的需求增加，造就了大量的听众，促使说话流行。根据周密的《武林旧事》，宋代话本可分为下列四家，说小说的有52人，讲历史的有23人，说经的有17人，说合生的只1人。四家之中，以小说及讲历史的最为普遍。小说又叫银字儿，内容以灵怪、传奇、公案为主。讲史的只说不唱，只讲述一些历史故事。说经是由唐朝俗讲演变而来，内容以宗教故事为主。 话本以诗词作为故事的引子与总结，中间用韵文加以渲染，在引人入胜的地方分回断开，奠定了元明清的短篇小说、长篇小说的基本模式。譬如《大宋宣和遗事》就是后来《水浒传》的蓝本 ，而《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为《西游记》提供了创作的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