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出现在战国时期

指南针是用以判别方位的一种简单仪器。指南针的前身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司南。主要组成部分是一根装在轴上可以自由转动的磁针。磁针在地磁场作用下能保持在磁子午线的切线方向上。磁针的北极指向地理的南极，利用这一性能可以辨别方向。常用于航海、大地测量、旅行及军事等方面。

指南针的发明是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实践中对物体磁性认识的结果。由于生产劳动，人们接触了磁铁矿，开始了对磁性质的了解。人们首先发现了磁石引铁的性质。后来又发现了磁石的指向性。经过多方的实验和研究，终于发明了可以实用的指南针。

[编辑本段]指示方向原理

地球是个大磁体，其地磁南极在地理北极附近，地磁北极在地理南极附近。

指南针在地球的磁场中受磁场力的作用，所以会一端指南一端指北。

我国“四大发明”之一的指南针，辗转传入欧洲后在航海大发现中发挥出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科学史家清楚，最早解答“指南针为何能够指南”问题的并不是中国人，而是英国科学家吉尔伯特。那么，中国发明指南针后对指南针理论作过什么样的探讨？吉尔伯特的理论是否及时传到了中国？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又对我国指南针理论的发展有过哪些影响？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教授关增建从2003年起开始着手研究这些基本上还是空白的问题。

“中国最早的指南针理论，是建立在阴阳五行学说基础上的‘感应说’。”关增建介绍，11世纪中叶时我国大科学家沈括还对指南针感到匪夷所思，他的《梦溪笔谈》介绍了指南针的人工磁化方法、磁偏角的发现和指南针的架设方法，但对指南针为什么会指南却没有一点概念——“磁石之指南……莫可原其理！”随后，文人学者们从阴阳五行学说出发，结合当时人们对大地形状的认识，提出各种指南针理论。例如，最晚成书于宋代的《管氏地理指蒙》，首先提出如下逻辑：

“磁针是铁打磨成的，铁属金，按五行生克说，金生水，而北方属水，因此北方之水是金之子。铁产生于磁石，磁石是受阳气的孕育而产生的，阳气属火，位于南方，因此南方相当于磁针之母。这样，磁针既要眷顾母亲，又要留恋子女，自然就要指向南北方向。”

关增建表示，从近代物理学的观点来看，“蒙氏理论”完全异想天开，但从事物的属性出发解释其行为，在东西方科学史上都是常用的做法。我国古代阴阳学说昌盛，用阴阳学说阐释指南针指南及“常微偏东”的原理，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特别是，该理论认为磁石不同端面有不同属性，它们决定磁针的指向，这种说法很容易启发人们发现磁石的两极，并进一步联想到磁极与磁针指向之间的关系，从而为正确认识这一问题找到可能的途径。

南宋人的指南针原理，仍认为“指南针之所指，即阳气之所在”，只是围绕磁偏角现象，立论依据更多转向地理方位的坐标系统——中国古人认为地是平的、大小有限，这样地表面必然有个中心，过该中心的那条子午线就是唯一的南北方向。南宋人曾三异等认为，一旦测量地点不在这条南北线上，指南针所指向自然“少偏”。到明代，有人假托南唐人著作指出，指南正针由大地方位系统决定，而偏角则由天体方位划分系统所决定。关增建认为，这种说法“体现了传统指南针理论在阴阳感应学说和磁偏角的存在这一矛盾面前所表现出来的窘迫”。

明万历年间（公元1573～1620年），传教士来华，带来西方的指南针理论、地球学说以及相关科技知识。受其影响，中国学者开始从新的视角探讨指南针理论问题，在此过程中，阴阳五行的作用不断淡化，力学角度的分析不断增加，但吉尔伯特1600年提出的科学理论连西方学界都没统一，更谈不上入主东土。传教士中，1658年抵华的比利时耶稣会士南怀仁的指南针理论最系统，但他认为决定磁针指向的是地球的地理南北两极本身，理论仍然局限在古代科学的范围，而不像吉尔伯特认识到地球本身存在一个磁体。南怀仁理论在中国影响深远，直到19世纪中叶，我国仍有学者用它解释指南针问题。而此时，清末来华的传教士已开始着手把西方近代磁学知识介绍给中国了。

[编辑本段]磁现象的发现

先秦时代我们的先人已经积累了许多这方面的认识，在探寻铁矿时常会遇到磁铁矿，即磁石（主要成分是四氧化三铁）。这些发现很早就被记载下来了。《管子》的数篇中最早记载了这些发现：“山上有磁石者，其下有金铜。”其他古籍如《山海经》中也有类似的记载。磁石的吸铁特性很早就被人发现，《吕氏春秋》九卷精通篇就有：“慈招铁，或引之也。”那时的人称“磁”为“慈”他们把磁石吸引铁看作慈母对子女的吸引。并认为：“石是铁的母亲，但石有慈和不慈两种，慈爱的石头能吸引他的子女，不慈的石头就不能吸引了。”据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咸阳附近修阿房宫，宫中有一座门是用磁石做成，如果有人身穿盔甲，暗藏兵器，入宫行刺，就会被磁石门吸住。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古代劳动人民很早就掌握了磁学知识。

汉朝以前人们把磁石写做“慈石”，是慈爱石头的意思。

既然磁石能吸引铁，那么是否还可以吸引其他金属呢？我们的先民做了许多尝试，发现磁石不仅不能吸引金、银、铜等金属，也不能吸引砖瓦之类的物品。西汉的时候人们已经认识到磁石只能吸引铁，而不能吸引其他物品。

当把两块磁铁放在一起相互靠近时，有时候互相吸引，有时候相互排斥。现在人们都知道磁体有两个极，一个称N极，一个称S极。同性极相互排斥，异性极相互吸引。那时的人们并不知道这个道理，但对这个现象还是能够察觉到的。

到了西汉，有一个名叫栾大的方士，他利用磁石的这个性质做了两个棋子般的东西，通过调整两个棋子极性的相互位置，有时两个棋子相互吸引，有时相互排斥。栾大称其为“斗棋”。他把这个新奇的玩意献给汉武帝，并当场演示。汉武帝惊奇不已，龙心大悦，竟封栾大为“五利将军”。栾大利用磁石的性质，制作了新奇的玩意蒙骗了汉武帝。

地球也是一个大磁体，它的两个极分别在接近地理南极和地理北极的地方。因此地球表面的磁体，可以自由转动时，就会因磁体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性质指示南北。这个道理古人不够明白，但这类现象他们很清楚。

[编辑本段]指南针的始祖

指南针的始祖大约出现在战国时期。它是用天然磁石制成的。样子象一把汤勺，圆底，可以放在平滑的“地盘”上并保持平衡，且可以自由旋转。当它静止的时候，勺柄就会指向南方。古人称它为“司南”，当时的著作《韩非子》中就有：“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端朝夕”就是正四方、定方位的意思。《鬼谷子》中记载了司南的应用，郑国人采玉时就带了司南以确保不迷失方向。

春秋时代，人们已经能够将硬度5度至7度的软玉和硬玉琢磨成各种形状的器具，因此也能将硬度只有55度至65度的天然磁石制成司南。东汉时的王充在他的著作《论衡》中对司南的形状和用法做了明确的记录。司南是用整块天然磁石经过琢磨制成勺型，勺柄指南极，并使整个勺的重心恰好落到勺底的正中，勺置于光滑的地盘之中，地盘外方内圆，四周刻有干支四维，合成二十四向。这样的设计是古人认真观察了许多自然界有关磁的现象，积累了大量的知识和经验，经过长期的研究才完成的。司南的出现是人们对磁体指极性认识的实际应用。 但司南也有许多缺陷，天然磁体不易找到，在加工时容易因打击、受热而失磁。所以司南的磁性比较弱，而且它与地盘接触处要非常光滑，否则会因转动摩擦阻力过大，而难于旋转，无法达到预期的指南效果。而且司南有一定的体积和重量，携带很不方便，这可能是司南长期未得到广泛应用的主要原因。

司南由青铜盘和天然磁体制成的磁勺组成，青铜盘上刻有二十四向，置磁勺于盘中心圆面上，静止时，勺尾指向为南。

大约出现在战国时期

指南针是用以判别方位的一种简单仪器。指南针的前身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司南。主要组成部分是一根装在轴上可以自由转动的磁针。磁针在地磁场作用下能保持在磁子午线的切线方向上。磁针的北极指向地理的南极，利用这一性能可以辨别方向。常用于航海、大地测量、旅行及军事等方面。

指南针的发明是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实践中对物体磁性认识的结果。由于生产劳动，人们接触了磁铁矿，开始了对磁性质的了解。人们首先发现了磁石引铁的性质。后来又发现了磁石的指向性。经过多方的实验和研究，终于发明了可以实用的指南针。

[编辑本段]指示方向原理

地球是个大磁体，其地磁南极在地理北极附近，地磁北极在地理南极附近。

指南针在地球的磁场中受磁场力的作用，所以会一端指南一端指北。

我国“四大发明”之一的指南针，辗转传入欧洲后在航海大发现中发挥出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科学史家清楚，最早解答“指南针为何能够指南”问题的并不是中国人，而是英国科学家吉尔伯特。那么，中国发明指南针后对指南针理论作过什么样的探讨？吉尔伯特的理论是否及时传到了中国？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又对我国指南针理论的发展有过哪些影响？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教授关增建从2003年起开始着手研究这些基本上还是空白的问题。

“中国最早的指南针理论，是建立在阴阳五行学说基础上的‘感应说’。”关增建介绍，11世纪中叶时我国大科学家沈括还对指南针感到匪夷所思，他的《梦溪笔谈》介绍了指南针的人工磁化方法、磁偏角的发现和指南针的架设方法，但对指南针为什么会指南却没有一点概念——“磁石之指南……莫可原其理！”随后，文人学者们从阴阳五行学说出发，结合当时人们对大地形状的认识，提出各种指南针理论。例如，最晚成书于宋代的《管氏地理指蒙》，首先提出如下逻辑：

“磁针是铁打磨成的，铁属金，按五行生克说，金生水，而北方属水，因此北方之水是金之子。铁产生于磁石，磁石是受阳气的孕育而产生的，阳气属火，位于南方，因此南方相当于磁针之母。这样，磁针既要眷顾母亲，又要留恋子女，自然就要指向南北方向。”

关增建表示，从近代物理学的观点来看，“蒙氏理论”完全异想天开，但从事物的属性出发解释其行为，在东西方科学史上都是常用的做法。我国古代阴阳学说昌盛，用阴阳学说阐释指南针指南及“常微偏东”的原理，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特别是，该理论认为磁石不同端面有不同属性，它们决定磁针的指向，这种说法很容易启发人们发现磁石的两极，并进一步联想到磁极与磁针指向之间的关系，从而为正确认识这一问题找到可能的途径。

南宋人的指南针原理，仍认为“指南针之所指，即阳气之所在”，只是围绕磁偏角现象，立论依据更多转向地理方位的坐标系统——中国古人认为地是平的、大小有限，这样地表面必然有个中心，过该中心的那条子午线就是唯一的南北方向。南宋人曾三异等认为，一旦测量地点不在这条南北线上，指南针所指向自然“少偏”。到明代，有人假托南唐人著作指出，指南正针由大地方位系统决定，而偏角则由天体方位划分系统所决定。关增建认为，这种说法“体现了传统指南针理论在阴阳感应学说和磁偏角的存在这一矛盾面前所表现出来的窘迫”。

明万历年间（公元1573～1620年），传教士来华，带来西方的指南针理论、地球学说以及相关科技知识。受其影响，中国学者开始从新的视角探讨指南针理论问题，在此过程中，阴阳五行的作用不断淡化，力学角度的分析不断增加，但吉尔伯特1600年提出的科学理论连西方学界都没统一，更谈不上入主东土。传教士中，1658年抵华的比利时耶稣会士南怀仁的指南针理论最系统，但他认为决定磁针指向的是地球的地理南北两极本身，理论仍然局限在古代科学的范围，而不像吉尔伯特认识到地球本身存在一个磁体。南怀仁理论在中国影响深远，直到19世纪中叶，我国仍有学者用它解释指南针问题。而此时，清末来华的传教士已开始着手把西方近代磁学知识介绍给中国了。

[编辑本段]磁现象的发现

先秦时代我们的先人已经积累了许多这方面的认识，在探寻铁矿时常会遇到磁铁矿，即磁石（主要成分是四氧化三铁）。这些发现很早就被记载下来了。《管子》的数篇中最早记载了这些发现：“山上有磁石者，其下有金铜。”其他古籍如《山海经》中也有类似的记载。磁石的吸铁特性很早就被人发现，《吕氏春秋》九卷精通篇就有：“慈招铁，或引之也。”那时的人称“磁”为“慈”他们把磁石吸引铁看作慈母对子女的吸引。并认为：“石是铁的母亲，但石有慈和不慈两种，慈爱的石头能吸引他的子女，不慈的石头就不能吸引了。”据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咸阳附近修阿房宫，宫中有一座门是用磁石做成，如果有人身穿盔甲，暗藏兵器，入宫行刺，就会被磁石门吸住。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古代劳动人民很早就掌握了磁学知识。

汉朝以前人们把磁石写做“慈石”，是慈爱石头的意思。

既然磁石能吸引铁，那么是否还可以吸引其他金属呢？我们的先民做了许多尝试，发现磁石不仅不能吸引金、银、铜等金属，也不能吸引砖瓦之类的物品。西汉的时候人们已经认识到磁石只能吸引铁，而不能吸引其他物品。

当把两块磁铁放在一起相互靠近时，有时候互相吸引，有时候相互排斥。现在人们都知道磁体有两个极，一个称N极，一个称S极。同性极相互排斥，异性极相互吸引。那时的人们并不知道这个道理，但对这个现象还是能够察觉到的。

到了西汉，有一个名叫栾大的方士，他利用磁石的这个性质做了两个棋子般的东西，通过调整两个棋子极性的相互位置，有时两个棋子相互吸引，有时相互排斥。栾大称其为“斗棋”。他把这个新奇的玩意献给汉武帝，并当场演示。汉武帝惊奇不已，龙心大悦，竟封栾大为“五利将军”。栾大利用磁石的性质，制作了新奇的玩意蒙骗了汉武帝。

地球也是一个大磁体，它的两个极分别在接近地理南极和地理北极的地方。因此地球表面的磁体，可以自由转动时，就会因磁体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性质指示南北。这个道理古人不够明白，但这类现象他们很清楚。

[编辑本段]指南针的始祖

指南针的始祖大约出现在战国时期。它是用天然磁石制成的。样子象一把汤勺，圆底，可以放在平滑的“地盘”上并保持平衡，且可以自由旋转。当它静止的时候，勺柄就会指向南方。古人称它为“司南”，当时的著作《韩非子》中就有：“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端朝夕”就是正四方、定方位的意思。《鬼谷子》中记载了司南的应用，郑国人采玉时就带了司南以确保不迷失方向。

春秋时代，人们已经能够将硬度5度至7度的软玉和硬玉琢磨成各种形状的器具，因此也能将硬度只有55度至65度的天然磁石制成司南。东汉时的王充在他的著作《论衡》中对司南的形状和用法做了明确的记录。司南是用整块天然磁石经过琢磨制成勺型，勺柄指南极，并使整个勺的重心恰好落到勺底的正中，勺置于光滑的地盘之中，地盘外方内圆，四周刻有干支四维，合成二十四向。这样的设计是古人认真观察了许多自然界有关磁的现象，积累了大量的知识和经验，经过长期的研究才完成的。司南的出现是人们对磁体指极性认识的实际应用。 但司南也有许多缺陷，天然磁体不易找到，在加工时容易因打击、受热而失磁。所以司南的磁性比较弱，而且它与地盘接触处要非常光滑，否则会因转动摩擦阻力过大，而难于旋转，无法达到预期的指南效果。而且司南有一定的体积和重量，携带很不方便，这可能是司南长期未得到广泛应用的主要原因。

司南由青铜盘和天然磁体制成的磁勺组成，青铜盘上刻有二十四向，置磁勺于盘中心圆面上，静止时，勺尾指向为南。

盘点中国历史古籍之最

1 最早的类书——皇览

2 现存最早的类书——北堂书钞

3 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

4 现存最大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

5 最早的政书——政典

6 现在最早的政书——通典

7 现存编纂最早的断代政书——唐会要

8 最早的丛书——儒学警悟

9 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

10 最早有内容提要的书目——别录

11 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七略

12 现存最早的书目——汉书·艺文志

13 最早的四部分类法目录——中经新簿

14 第一部正式作用“经、史、子、集”名称区分部属的书目——隋书·经籍志

15 现存最早的私家书目——郡斋读书志

16 现存最早著录版本的书目——遂初堂书目

17 现存第一部详记版本的书目——读书敏求记

18 最早的丛书目录——汇刻书目

19 最早的专录佛教译经的书目——汉录

20 现存最早的佛经书目——出三藏记集

21 现存最翔实的佛典目录——开元释教录

22 第一部道经总目录——灵宝经目

23 现在最大的一部经籍目录——经义考

24 最大的一部史籍目录——医藏目录

25 最大的一部史籍目录——史籍考

26 最大的书目——四库全书总目

27 最早的书后索引——本草万方针线

28 最早的兵书——孙子兵法

29 第一部有体系的学术思想史专著——明儒学案

30 第一部汉译佛经——四十二章经

31 现存最早的佛学论文集——弘明集

32 第一部刻印的佛经总集——开宝藏

33 现存最早的道教总集——太平经

34 现存最早的道教经书总辑——正统道藏

35 现存最早的编年史——春秋

36 现存最早的编年体通史——竹书纪年

37 最早的国别史——国语

38 第一部纪传体史书——史记

39 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

40 最大的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

41 第一部纪事本末体史书——通鉴纪事本末

42 第一部历史学评论专著——史通

43 第一部科学家传记汇编——畴人传

44 第一部最大的藏书家传记汇编——藏书纪事诗

45 现存最早研究金石文字的专著——集古录

46 现存最早古器物图录专书——考古图

47 现存最早集古器物大成的专书——宣和博古图

48 现存最早钱币学专著——泉志

49 最早的地理专著——禹贡

50 第一部河道水系专著——水经

51 第一部潮汐学史专著——海潮辑说

52 现存最早的完整古地方志——华阳国志

53 现存最早的全国总地方志专书——元和郡县志

54 最早的地名辞典——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

55 现存最早的纸写书——（晋抄）三国志

56 我国境内发现的最早的有确切日期的雕版书——（唐刻）金刚经

57 国内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品——（唐刻）陀罗尼经咒

58 现存最早的雕版历书——（唐乾符四年）历书

59 现存最早泥活字印书——泥版试印初编

60 现存最早的木活字印本——（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

61 现存最早的铜活字本——宋诸臣奏议

62 现存最早的套印绘画——南无释迦牟尼佛像

63 现存最早的有文字的套印本——（元资福寺刻）金刚经注解

64 第一部论述图书馆活动的专著——藏书纪要

65 现存最早的写本围棋著作——棋经

66 现存最早的刻本围棋著作——忘忧清乐集

67 现存最早的象棋谱专书——梦入神机

68 最早的字书——史籀

69 第一部辑录甲骨文字的专书——铁云藏龟

70 第一部研究甲骨文的专书——契文举要

71 第一部词典——尔雅

72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73 最早的韵书——声类

74 现存最早的韵书——切韵

75 最早的方言词典——方言

76 古代收字最多的字典——康熙字典

77 最早的神话故事集——山海经

78 现存最早的神话小说集——搜神记

79 第一部笔记小说集——世说新语

80 现存最早的传奇小说——古镜记

81 现存最早且最大的古代小说总集——太平广记

82 现存最早刊刻的话本小说集——清平山堂话本

83 第一部古典长篇章回小说——三国演义

84 最早的小说丛书——古今说海

85 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

86 现存最早的文学批评单篇——典论论文

87 现存最早的文学评论专著——文心雕龙

哈哈，够多了没？

　山海经是一部以神话为主流的书，这本书有着丰富的神话传说，是本非常古老的中国志怪古籍，现大多数学者认为，《山海经》是一部早期有价值的地理著作。

　 山海经是什么书

　《山海经》这本古籍想必很多人都听过，这是一本非常古老的神话传说古籍，山海经内容主要是民间传说中的地理知识，包括山川、道里、民族、物产、药物、祭祀、巫医等。保存了包括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大禹治水等相关内容在内的不少脍炙人口的远古神话传说和寓言故事。《山海经》具有非凡的文献价值，对中国古代历史、地理、文化、中外交通、民俗、神话等的研究，均有参考。其中的矿物记录，更是世界上最早的有关文献。

　《山海经》是一部记载中国古代国神话、地理、植物、动物、矿物、物产、巫术、宗教、医药、民俗、民族的著作，反映的文化现象地负海涵、包罗万汇。除了保存着丰富的神话资料之外，还涉及到多种学术领域，可谓汪洋宏肆，有如海日。在古代文化、科技和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山海经》是中国记载神话最多的一部奇书，也是一部旅游、地理知识方面的百科全书。

甲骨文主要指殷墟甲骨文，又称为“殷墟文字”、“王八担”、“殷契”，是殷商时代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19世纪末年在殷代都城遗址被今河南安阳小屯发现。

在清朝光绪年间，有个叫王懿荣的人，是当时最高学府国子监的主管官员。有一次他看见一味中药叫龙骨，觉得奇怪，就翻看药渣，没想到上面居然有一种看似文字的图案。于是他把所有的龙骨都买了下来，发现每片龙骨上都有相似的图案。他确信这是一种文字，而且比较完善，应该是殷商时期的。后来，人们找到了龙骨出土的地方——河南安阳小屯村，那里又出土了一大批龙骨。因为这些龙骨主要是龟类兽类的甲骨，是以人将它们命名为“甲骨文”，研究它的学科就叫做“甲骨学”。

造纸术最早。指南针最晚。

造纸术：早在西汉时，中国劳动人民就已造纸。东汉时，蔡伦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改进了造纸术，他用树皮，麻头，破布和旧渔网等材料制成植物纤维纸。蔡伦他曾被封为“龙亭侯”，所以人们把他创造的这纸叫做“蔡侯纸”。

印刷术：中国隋唐时期，人们把刻制印章从刻石上拓印文字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发明了雕版印刷术。11世纪中期的宋代，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使印刷术得到普遍推广。

火药：中国在唐朝时期就已发明了火药，并最早用于军事。10世纪初的唐未，出现了火炮、火箭，宋时火器普遍用于战争。

指南针：北宋时期，人们发明了用人工磁化铁针的方法，制成指南针，并开始应用于航海。南宋时，指南针普遍应用于航海，同时传到阿拉伯。

如果按照书籍的定义，即成本的著作，或者较长的手写作品，那么中国最古老的一本书可能是《古三坟》，这是一部上古时期伏羲、神农、黄帝的书，分为山坟、气坟、形坟三部分，分别记载了易经、政典等内容。这部书在孔安国《尚书传序》中有记载，后来在北宋元祐元年被毛渐发现并翻译成今文本。

如果按照史书的定义，即记载历史事实和事件的书，那么中国最古老的一本史书可能是《尚书》，也称《书经》、《书》，是一部记载我国原始社会末期和夏商周奴隶社会历史的珍贵资料，后来被奉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哲学经典。

如果按照文字载体的定义，即用于记录文字信息的物质媒介，那么中国最古老的一本书可能是战国曾侯乙墓竹书遣策，这是一部竹简，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简牍，制于公元前433年，现存于湖北省博物馆。

近些年来，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四库全书》热，各路学者高度赞扬四库全书对中华文明的丰功伟绩，精装本、线装本等一出再出，有点铺天盖地的气势。然而，对于《四库全书》，鲁迅的评价却非常低：

清朝的考据家有人说过，“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妄行校改。我以为这之后，则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这是古书的水火兵虫以外的三大厄。

在鲁迅看来，可谓是“四库全书出，中国古书亡”。那么，四库全书究竟有何罪过，让鲁迅给予如此低的评价？

所谓“四库”，即为经、史、子、集，所谓“全书”，即为集中历史上的全部书本之意。如果光看名称，的确应该是一次文化盛世，既然如此鲁迅为何那么评价呢？其实很简单，四库全书一点也不全！

首先要看一个问题，就是乾隆为何要修四库全书？说到底，这不是为了保护华夏文化，而是为了维护清朝统治。用现在话说，就是“统一思想”，让天下人理所当然的服从满洲统治，增强愚民和奴化教育的思想教育。

通过这项庞大工程，清廷实际上进行了一次文字清查（文学上的“宗教裁判”）工作，其目的之一是取缔一切非议外来统治者的著作。编纂人在搜求珍本和全整文本以编入这一大文库时，也就能够查出那些应予取缔或销毁的一切异端著作。正如LC古德里奇所论证的，这是最大规模的思想统治。

美国学者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中，一针见血的指出乾隆修《四库全书》的目的。在这一目的之下，《四库全书》是一本什么样的全书，就可以理解了。

《四库全书》的编修纲领，就是要突出儒家文献和反映清朝统治者“文治武功”。但四库全书中的儒家学术，除了基本经典儒家著作外，主要是程朱理学里讲究“君君臣臣”的这一套，非常有利于统治，也是最僵化的儒学思想。

在这一纲领之下，具有民主色彩，其他开明的儒家学派，或敢于批评儒家思想的文献，以及宋元明艺术作品（小说、戏曲等）之类，自然要被排斥在外。至于科技作品，除了天文、农家、医学等少量著作之外，其他著作一般不收录，尤其西方科技作品，是“异端之尤”，可以“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所以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差，也别总怪传统文化。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排斥在外或不收录的作品，很多成了禁书，比如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就被封禁，直到近代在日本发现，中国人才知道明朝人写了这么一本了不起的科学著作。

鲁迅说的“四库全书出，中国古书亡”，究竟怎么一回事呢？其实很简单，四库全书编修过程中，至少有三个大“罪过”！

第一，四库全书一共收录3461种，成书79000卷，近77亿字，但明令焚毁的书籍就有3000多种。专家研究认为，估计禁毁6766部，93556卷，超过收录数字，还不包括民间害怕文字狱而主动毁掉的书籍。显然，这是最直接的“古书亡”。

第二，本来四库全书只是整理古书，但乾隆却要求“删改削减”古书，不利于清朝的词句一律删改。而且，这种“删改削减”规模非常旁大，不仅是正规史书、文献，还包括地方志、野史、小说等领域。无疑，这就让后人带来很多难题，古书自然因此而亡。

第三，晚清有学者指出，“《晋书》以次，则讹字不可枚举”，即为《晋书》之后的史书上错字连篇。为何？其实这是故意让乾隆看到，然后产生一种“我比你们聪明”的感觉，但问题在于，乾隆没多少时间看，所以就造成了“司事者虽明知其讹误，亦不敢擅行改刊矣”。

正因如此，四库全书与其说是一本中国式百科全书，不如说是一本灾难之书，由此鲁迅才给予四库全书超低评价。当然，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四库全书是中国文化史上最大的灾难。

朱棣编修《永乐大典》时，宗旨是“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相反《四库全书》却是有选择、有目的编修，毁掉的书籍超过收录的书籍，实在让人感慨！

尽管有不少学者歌颂四库全书的伟大成就，但就四库全书以上的问题，对华夏文明而言，究竟是赚了还是亏了，是利大还是弊大，还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