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未知；

《周易》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哲学著作，在我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不仅对先秦诸子百家产生过巨大影响，而且在整个封建社会里，凡是有成就的学者，无不研究过它并得它的启示。然而，《周易》这部煌煌巨著的作者是谁呢？这是数千年来人们争论不休的谜题。

《周易》三圣说的人认为，《周易》中《易经》与《经传》两部乃是伏羲、文王、周公（或孔子）三人合著。

以伏羲作《易经》本身为证，其《系辞下》自称庖牲氏王天下，仰观俯家，始作八卦。《史记一·太史公自序》也说：伏羲纯厚，作易八卦”。在《曰者列传》中则进一阐明；“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十四爻而治天下”。《周本纪》则记载：“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前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 《孔子世家》却抬出孔圣人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象，说卦，文言”。《仲尼弟子列传》则进一步佐证曰：“孔子传易于瞿”。

继承和拓展这一说法的是马融和陆续，他们认为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孔子作十翼，这是定论。只是他们把传说中的伏羲剔除了。与其稍有不同的是朱熹，他认为《易经》里面有伏羲的易，有文王的易，有孔子的易，在读易的时候，必须把这三个人的易区别对待，不能混为一谈。

孔说与非孔说。持这一说法的人，长期以来，围绕着《周易》究竟是孔说还是非孔说这一问题争论时间最长且十分激烈。一派认定，一部《周易》非孔子他人莫属；另一派则断言：《周易》与孔子毫不相干。

这种争论起源于汉代。根据《周礼》记载，周初，《易经》有三种本子，一名曰《连山》，二名称《归藏》，三名为《周易》。前两种在汉代已经失传，只有《周易》在民间流传。汉武帝时，政府曾设置以调易》为首的五经学馆，一些“五经”博士用当时通行的隶书重新整理撰写经书，使得新版《周易》在社会上广为传播。这在当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背景下，孔门传人认定《易经》为孔圣人所著是有其特定历史条件的。所以，都在此书中冠以“子曰”字样。这一派即是后人所称的“今文学家”。

但是，以先秦时代留下的篆书书写的经本为正宗经典的“古文学家”，他们则认为，《易经》居首的五经皆周旧典，一是先王留传下来的典章制度的汇编，孔子未出，何以作经？宋代著名文学家欧阳修撰写《易意子问》，文中说。，《易经》中的《文言》、《系辞》《杂卦》等篇与孔子根本毫无关系。清代学者龚自珍则进一步论说：“仲尼未生，先有六经，仲尼既生，自明不作”。

近代以来，这种争论愈演愈烈。坚持孔说“今文学家”观点的学者皮锡瑞认定：“一当知经为孔子所定，孔子以前不得有经；二当知汉初会古未远，以为孔子作经说必有据”。康有为更是一锤定音：“凡‘六经’皆孔子所作，昔人言孔子删述者，误也”。康圣人连孔子是《周易》的合著都概不承认。

持非孔说的古文学家也不甘示弱，以钱玄同为旗帜，奋起反击，他精心考据，层层批驳，结论说：“孔丘无删或制作‘六经’之事。”针锋相对没有丝毫调和的余地。

郭沫若先生在这场争论中，独树一帜。他认为，孔子不但不是《周易》的作者，而且连读也没有读过《周易》。他说，《论语》中关于孔子“五十以学易”的话，鲁语“易”字也作“亦”，不足为信；而《周易》中多次出现的“子曰”非孔子而为荀子。由此郭先生推断《周易》大多出于荀子门人之手，并认为《周易》可能是战国前楚人馯臂弓汇编成册的。

此外，还有些学者根据《周易》的思想观念来争论《周易》作者。冯友兰先生著文说，《周易》与《论语》的哲学观点截然不同，从而否定《周易》为孔子所作。苏渊雷教授则认为，冯先生的论说，就事论事，综观两部著作就不难看出《周易》与《论语》的思想如出一辙，因此很难说孔说派的论点没有道理，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中就记载了孔子与弟子研讨易经的情况。

非孔说的学者仍不同意孔说学者的意见。黄永年先生认为《周易》属既非文又非史也非哲的一类杂著，其作者诚如顾颉刚先生所说：“著作人无考，当出于那时掌卜筮的官”。他还说，“十翼讲点哲理，可算哲，上下经则本是蓍占用的卦辞、爻辞，严格地讲已涉及民俗学而并非全是哲，当然更不能算文史”。结论是《周易》非一人之作。李镜池同意这一观点，他说：“《易经》卦，爻辞是编纂而成的”，“可能是周王室的一位太卜与筮人”。《易经》的作者“不是一个人，姓名不可考”。宫哲兵的观点与上述看法基本相同，他用逻辑研究的方法，从其传授路线和发展过程分析，认为《周易》是以邹鲁文化和荆楚文化为背景，同时承受三晋与燕齐文化的乳汁，是晚周各思想的汇流与结晶。

《周易》的作者究竟是何人？至今尚未有定论。研究它的作者将会对易学的研究带来更深刻的理解。我们企盼有志于此的学者专家，通过深入的研究探讨，解谜定案。

一、《归藏》易的基本特征及其与《坤乾》的关系 记载了不同于《周易》的易占书《归藏》的权威文献是《周礼》。《周礼·春官宗伯》言“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有六十有四”。这就是说：《连山》、《归藏》、《周易》是三种不同的占筮方法，它们的共性在于：三者都是由8个经卦重叠出的64个别卦组成的。迄止三国时，人们对《连山》、《归藏》有确凿证据的了解，仅仅如此而矣。至于流传的《连》、《归》用七、八，以不变为占等，不过是后人依据《左传》、《国语》中的“遇艮之八”、“贞屯悔豫皆八也”等筮例而作出的一种推测，至于汉人称《连山》为夏易、《归藏》为殷易、黄帝易，更只是一种想当然的揣度，于史无据。排除了南宋王应麟误将他人注语“黄帝得河图、商人因之曰《归藏》”当作《山海经》正文辑入类书《玉海》而不能计外，《周礼》也是最早记载《归藏》的文献。大家知道《周礼》是西汉时晚出的古文经，它出自战国至秦时吸取了法家、阴阳五行家思想追求“大一统”的儒者之手。因此其所称引的《归藏》必出现在先秦时。《礼记·礼运》篇引用了一段孔子的话：“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吾得《坤乾》焉。《坤乾》之义……吾以是观之。”句中的“坤乾”绝非乾坤一词的倒置，也不能等同于“阴阳”，而是指以坤卦、乾卦为代表的卦书。孔子是说：“我为了考察殷代制度，所以去了宋国（殷人后裔所立国），但找不到足够的根据，只得到了殷代流传下来的《坤乾》卦书。”殷代的卦占之法可由此书得知。 春秋时孔子所得《坤乾》卦书是否就是《周礼》所称的《归藏》呢？史无明文言之。但按：（一）孔子由《坤乾》以观殷之道，可知该书所传承的卦占法历史悠久，当为宋人的祖宗殷人发明；（二）二者先后都流传于中原地区，看来春秋时宋国流行的《坤乾》与战国时《周礼》所称的《归藏》当有渊源关系，按照传统音韵学来分析，“归藏”很明显是“坤乾”的音转，所以前者很可能是后者的祖本。 二、西汉人不知有《归藏》，东汉人因《周礼》才知“三易”与《归藏》之名 西汉刘向、歆父子曾奉诏对朝廷所藏图书进行过一次全面地清查校理，在此基础上刘歆于哀帝时（仅距王莽代汉10年左右）编著出了朝廷藏书目录《七略》，除了未曾献上的民间藏书、朝廷的法律规范之文书、编目后才入藏之新书这三种情况外，西汉朝廷藏书，《七略》网罗殆尽。此书虽不存，但东汉班固以其为底本，作了少量增补和归类调整（班一一注明了）后，编写成《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此书至今完整无缺，成为后人考察西汉图书存亡最有说服力的根据。《汉志》著录了《周易》等多种筮书、龟书、杂占书，却未收录《连山》、《归藏》；故后代学者普遍认为《连山》、《归藏》汉代已亡。当然也有人以《连山》、《归藏》虽未入录但西汉时民间尚存为辩。然而奇怪的是，西汉易学名家辈出、著作纷呈，却未见一人留下过一句所引《归藏》之文。笔者仔细清查过所能见到的各种汉代古籍和各种索引、引得，却发现一个有趣现象：西汉学者无一人称呼过《归藏》，似乎根本不知道有“三易”之名；东汉虽有少数学者如杜子春、桓谭、王充、郑玄等引称过《归藏》之名，却仍未能征引一句《归藏》之文，且能称《归藏》名者，都是古文经学者。下至三国末仍未见有一句《归藏》之语被人征引。这是何缘故呢？窃以为这种奇怪的现象与《周礼》一书在汉代的流传情况密切相关。 查《周礼》一书本名《周官》，据《汉书·景十三王传》、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隋书·经籍志》等书的记载：西汉河间献王以重金购得“先秦旧籍”《周官》古文经后，献给了朝廷。朝廷一直将其深藏于秘府，正如古文经大师马融在《周官传》中所言“五家之儒莫得见焉”。直到百余年后刘向、歆校书编目，《周官》才被《七略》著录，但除极少数可出入“中秘”者外，人们仍无从得见。直到王莽当政，《周官》才更名《周礼》、置博士授业，其内容才被公开。东汉初刘歆弟子杜子春，设私校传《周礼》之学，此后郑兴、卫宏、贾逵、马融、郑玄等竟相研习，其中多人为《周礼》作训诂，从而《周礼》才盛行于东汉古文经学派中。笔者认为：东汉人是因习古文经《周礼》而传“三易之说”和称引《归藏》之名的，西汉人无缘得睹《周礼》，故不知有《归藏》之名。可作为佐证的现象是：西汉人频繁征引《周易》及其《传》，通常只称“《易》曰”。假如当时《连山》、《归藏》、《周易》三易并行于世，他们怕不能把《周易》及其《传》文径呼为《易》了。 三、王充、郑玄、桓谭等东汉人见过《归藏》吗 如上述，东汉人因习《周礼》而知“三易”之说和《归藏》之名。杜子春称《归藏》名（见郑玄注《周礼·太卜》文），自在情理中。又如师从过古文经学者班彪的王充，曾在《论衡》书的《正说》、《谢短》两篇中，均提到《易》有三家和《连山》、《归藏》的归属问题。恰恰在这两篇中王充分别提到了《周礼》六典与《周官》之法，足见王充是据《周礼》言“三易”及《连山》、《归藏》的。然而郑玄在上举《礼记·礼运》篇引孔子言其之宋而得“坤乾”时注曰：“得殷阴阳之书也。其书存者有《归藏》。”乍看后一句，似可诠释为：殷代阴阳之书存在至今的有《归藏》。依此释，郑玄见过当时尚存的《归藏》易。其实，郑玄并未见过《归藏》，故他既不敢言《归藏》就是殷易《坤乾》，也不敢说《归藏》是由《坤乾》增删而成。他故意模糊其辞：用可包罗星象、龟筮、择日、形法、杂占等等在内的几乎与数术书同义的“阴阳之书”来把《坤乾》、《归藏》纳入同一类中。因此，郑注的后一句，似应诠释为：保存了《坤乾》那种殷代阴阳之义的书有《归藏》。由此看，郑玄只肯定了《归藏》对《坤乾》有继承关系，并不能说明当时有《归藏》存在。考虑到郑玄曾遍注《周易》与《易纬》，却未见引过一句《归藏》文。可见，“其书存者有《归藏》”，当以后一种诠释为当。 最使人诧异的是：两汉之际的学者桓谭之书《新论》中有这样三句话：“易：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连山》八万言，《归藏》四千三百言”、“《连山》藏于兰台，《归藏》藏于太卜”。其第一句话不过是照引《周礼》之文。但从第二句、第三句看，桓谭似乎仔细阅读过当时藏在兰台、太卜的《连山》易与《归藏》易。据《后汉书》中的《桓谭传》与《王莽传》记载：谭在西汉“哀平间位不过郎”，王莽居摄和新莽时，他先后升迁为谏大夫和掌乐大夫（相当于西汉太乐令）。入东汉后，由于桓谭批评、反对当时朝野盛行的神学图谶说，故而仕途坎坷，不断碰壁，只做过“议郎”、“六安郡丞”之类的小官，最后被贬出京。在东汉时，他根本没有入兰台、太卜查阅国家藏书的资格。他能入兰台、太卜，当在王莽朝任掌乐大夫时。因为太史、太卜、掌乐大夫（太乐令）同为太常（主管文化礼仪、教育的长官，相当于后世的礼部尚书）属官，兰台藏书正归太史所管。近水楼台不难得月。故《新论》所言兰台、太卜藏易书之事，必在西京之时。然而在此约十年前，刘歆校书编目，太史令尹咸分校数术书。兰台、太卜之藏书正在其列。若此二处藏有《连山》、《归藏》，刘歆、尹咸作为校书当事人岂有不知之理？《七略》及其改编本《汉志》焉能不载？笔者一点也不怀疑桓谭会凭空编造，谭是一个有气节的学者，其言之凿凿，又不象“戏说”。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看来只能作如下解释：《连》、《归》究竟有何内容，当时大家都不得而知。谭又笃信新问世的古经《周礼》的“三易”之说。于是他便把当时兰台、太卜所藏的一种有8万字、一种有4300字的、皆是以64卦为载体的非《周易》的筮书——例如，录入《汉志·数术略·蓍龟类》中的《大衍筮》、《大次杂易》或录入《六艺略·易类》中的《古杂》80篇中的某些篇章——推定其为《连山》《归藏》而与刘歆相异。这种做法正符合其本传所说，谭“尤好古学，数从刘歆、杨雄辨析疑异”的学术个性。况且上引的三句话，均出自《新论·正经》篇。所谓“正经”，即订正经书也。据此篇名即可见谭必认为当时列为官学的“经书”也有误漏之处，需要订正。当时《周易》两篇，另有七种共十篇《传》均被尊之为经，而这与《周礼》之“三易”说并不相符。于是谭从国家藏书中找出了另外两种被视为杂占的书尊之为《连山》、《归藏》而补全“三易”之数，这是一项重大的“正经”工作，谭是完全有可能这么做的。可惜，桓子《新论》除个别章、句外，全书早在五代时就已亡佚了，我们无从得知其认定《连山》、《归藏》之理由了。然而《汉志》的作者班固，则应该非常理解和熟悉桓子《新论》的。据桓谭本传记载，班固曾奉章帝诏续补过《新论》。班固曾任兰台令史并撰《汉书》，他至少对汉代兰台太卜是否收藏过《连山》、《归藏》是了解的。然而班固宁可“三易”缺二，也不在其所著《汉志》中补入谭所指的《连山》与《归藏》易。可见，汉兰台太卜藏有《连山》《归藏》之说，只是桓谭个人标新立异之见，是不足为据的。

周易的成书时间历来颇多争论。传说远古的伏羲创八卦、夏禹将其扩充为六十四卦，六十四卦被记载在《连山》一书，《连山》以“艮”为第一卦。到了商朝，六十四卦的次序被重新排列，被记载在《归藏》一书，以“坤”为第一卦。

依据司马迁《史记》的记“文王拘而演周易”，后人因此认为《易经》是商朝末年、西周之初的时候确立，是周文王奠定了《易经》以“乾”为第一卦，并为每一卦写下“卦辞”（卦象的解释）。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弟周公旦则被认为是“爻辞”（每一爻的解释）的创立者。卦辞和爻辞的内容不单影响周朝的历史，也影响到“诗经”的文学风格。

《十翼》被认为是春秋时期孔子的弟子与再传弟子作品。它是对《易经》的诠释，有十篇，包括：一、彖上传，二、彖下传，三、象上传（又称“大象”），四、象下传（又称“小象”），五、系辞上传，六、系辞下传，七、文言传（文言是解释二卦经文的言语），八、序卦传，九、说卦传，十、杂卦传。但根据记载，《十翼》的分类方法尚有其他方式，分类方法并未达致统一。到了汉武帝以后，《十翼》被称为《易传》，并被视为《周易》的一部分。

在近五十年，出现了新的《易经》历史研究，西方和中国的学者根据商、周朝的占卜用的兽骨和龟甲上的甲骨文，青铜器上的钟鼎文以及其它史料研究。1973年，湖南长沙的西汉马王堆出土了将近完整的、公元前二世纪的《易经》、《道德经》和其它书籍，是现存《易经》的最早版本，并包含了以前一直被认为是孔子所著的〈系辞传〉上、下，但并不包括《十翼》其它的部分。

当代的学者怀疑周文王、孔子并非《易经》的作者，部分学者更认为六十四卦的概念比八卦更早形成。学者比较过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易经》和周朝的钟鼎文之后，认为《易经》不可能是周文王所著，最可能的成书日期应是西周后期，大约公元前九世纪末。现时一般认为《易经》并非任何一个传说或历史人物的著作，而是西周时期占筮用的文字编纂而成。

至于《易传》，宋代的欧阳修即已怀疑《易传》不是同一人所作，当代的学者认为《易传》里面的篇章最早出现于中国战国时期，但亦有部分篇章是西汉年代所著。

相传秦始皇焚书坑儒之时，李斯将《周易》列入医术占卜之书而得以幸免。之后各个朝代都有人研究《周易》，包括汉代的京房、郑玄，魏晋时代的王弼，唐代的陆德明、李鼎祚、孔颖达，宋代的邵雍、程颐、朱熹等等。

宋代兴起了易图的研究，像广为人知的河图、洛书、先天图、后天图、太极图（含阴阳鱼的圆形图案）等，都是《易经》原著中所无、后人根据对《易经》的理解添加进去的。

历代研究周易的大致可分为两个学派：义理派和象数派。义理派强调从八卦和六十四卦的卦名的涵义来解释卦爻象和卦辞、爻辞。象数派注重从八卦所象征的物象来解释卦爻象和卦辞、爻辞。亦有人认为义理派发掘周易的哲学价值，象数派则着重将周易用于占卜。前者如王弼、程颐，后者如京房、邵雍。

明代末年，《易经》被传教士翻译并传播到西方。十七世纪末，德国哲学家及数学家莱布尼茨因汉学大师布维（Joachim Bouvet，汉名白晋，1662年～1732年）的介绍、更将《易经》以二进制解释。现在无论中国大陆、台湾和西方各国都有不少人研究《易经》。

根据江弘远《京房易学流变考》一书，自从《京氏易传》出现后，受朱熹、惠栋，以及《四库总目提要》的推波助澜，均认为此书及其条例是出自京房本人之手。本书以沈延国论点加以延伸，确定京房是以十二辟卦所统领的六十卦反复配六十钟律，八宫卦、纳甲、纳音则是由荀爽、虞翻、干宝等另一非京氏《易》学流派演变而来，从《京氏易传》出现后，遂取代京房原有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