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本也就是版本类型。亦称刊本、椠本、镌本。均指雕版印刷而成的书本。中国雕版印刷术发明很早。唐代已经有雕版印刷的书籍流行。五代已由政府指令国子监校刻“九经”。至宋代，雕版印刷的书籍大盛。旁及辽、金、西夏，直至元、明、清，前后盛行1000余年。

石印本指用石印印刷的图书。这也是晚清时传入我国的一种现代印刷方法。 采用药墨写原稿于特制纸上，覆于石面，揭去药纸，涂上油墨，然后用沾有油墨的石版印书。石印与铅印本均是油墨印刷，与水墨印书的刻本古籍有区别，而且石印本多为手写软体字，易于辨认。

影印本：分线装和平、精装两种形式。过去的影印本，大都采用线装，保持中国古书古雅的特色；但当代的趋势，要求影印的古书采用平装、精装的形式，这样价格可以低廉，又便于插架。影印的古籍也可以加以断句或校勘，有部分影印的古籍已是断句本或校勘本。

扩展资料

中国近代的石印文献，内容以古籍为多，遍及经史子集四部以及丛书、通俗小说、唱本等，其中较有影响的有商务印书馆石印的《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中华书局石印的《古今图书集成》等。此外，地图、画刊、报刊和时人新作等也大量地以石印的方式出版。

影印图书大约有3种方式：珂罗版影印，石印，胶印。工序基本上都是先照相，而且是依原本照相。影印本在古籍中很普遍。

-刻本

-石印本

-影印本

安徽师范大学是安徽建校最早的高等学府。学校坐落在具有“徽风皖韵、千湖之城”美誉的国家级开放城市——芜湖，濒临浩瀚长江，傍依灵秀赭山，集江南自然之神秀、汇安徽人文之灵杰，是安徽省人民政府与教育部共建高校、国家“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项目建设高校，是安徽省委省政府优先建设的省属重点综合性大学和安徽省“地方高水平大学”项目建设高校。

学校前身是1928年创建于安庆市的省立安徽大学，1946年更名为国立安徽大学，1949年12月成建制迁至芜湖。后又经历安徽师范学院、合肥师范学院、皖南大学（刘少奇同志题写校名）、安徽工农大学等几个办学阶段。1972年，经国务院批准，正式定名为安徽师范大学（郭沫若同志题写校名）。2005年，芜湖师范专科学校整体并入安徽师范大学。

在80多年的办学历程中，刘文典、周建人、郁达夫、苏雪林、陈望道、朱湘、朱光潜、王星拱、杨亮功、程演生、陶因、张慰慈、丁绪贤、项南、许杰等一大批知名的专家学者、社会贤达先后汇聚在菱湖之畔、镜湖之滨，著书立说，弘文励教。经过一代代师大人潜心耕耘、励志践行、培育后学、薪火相继、言传身教，砥砺出“厚重朴实、至善致远、追求卓越、自强不息”的精神，积淀出“严谨治学、敬业奉献、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的教风，培育出“勤学慎思、质朴谦逊、知行合一、求实求新”的学风，凝炼出“厚德、重教、博学、笃行”的校训。建校以来，累计为国家培养全日制高等专门人才20余万名。

学校现有文学院、政治学院、法学院、经济管理学院、音乐学院、美术学院、历史与社会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外国语学院、体育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数学计算机科学学院、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国土资源与旅游学院、生命科学学院、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等17个学院，以及继续教育学院、国际教育学院，并办有安徽师范大学皖江学院、附中、附小和附幼。

学校学科门类涵盖文学、历史学、哲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教育学、理学、工学、农学、艺术学等，形成了博士——硕士——学士教育等不同层次，全日制高等教育、成人高等教育、留学生教育等不同类型的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现有5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45个博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5个博士后流动站，26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128个硕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18个省级重点学科，3个省级学科建设重大项目，87个本科专业。有1个教育部省部共建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1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2个安徽省"2011协同创新中心"，5个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3个安徽省重点实验室，3个安徽省高校重点实验室，1个安徽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安徽省高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个安徽省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平台。

学校现有教职工2400余人，其中专任教师1410余人，副高以上专业技术职务者810余人，拥有国家级教学团队3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6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7人，“皖江学者”特聘教授5人、讲席教授7人，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28人、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47人，5个省级教学团队，10个省级教学名师，12个省级教坛新秀。各类在籍学生37400余人，其中，研究生4800余人，普通本科生21800余人，留学生200余人，成人本专科生16000余人。

校园占地总面积1952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9006万平方米，仪器设备总值475亿元。学校图书馆是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藏书丰富，种类齐全，现有图书285万册，古籍善本600多种，其中《洪武正韵》为国内唯一全本、元刻明递修《通志》、明嘉靖刻本《李太白全集》、《杜工部集》均为海内珍本，还拥有国内外主要网络资源及数据库，馆藏资源基本实现了数字化。学校办有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出版《安徽师范大学学报》、《高校辅导员学刊》、《学语文》、《安徽师大报》等多种公开发行的学术期刊和报纸。

学校是全国首批获准招收公费留学生的高校之一，也是国家华文教育基地、安徽省汉语国际推广中心。学校先后接收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长短期进修和学历教育留学生3000多人次，与美国、英国、德国、芬兰、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日本、越南等国家和地区的几十所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学术团体教育机构建立了长期友好合作与学术交流关系，并与澳大利亚查尔斯·达尔文大学共建了孔子学院。

学校还是教育部高校辅导员培训和研修基地、教育部中小学骨干教师国家级培训基地、国家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训基地、安徽省高校师资培训中心、安徽卓越司法人才培养基地、安徽省专业技术人员培训基地、安徽省教育管理干部培训基地、安徽省高中骨干教师培训基地、安徽省旅游中职骨干教师培训基地。

春华秋实，桃李芬芳。为迎接高等教育蓬勃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学校正在围绕“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大学”建设目标，在更高的起点上大力实施“质量立校、特色兴校、人才强校、学科领校、开放活校、依法治校、文化荣校”战略，坚持科学发展、内涵发展、和谐发展，不断提高学校的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实力，积极为经济社会发展和“美好安徽”建设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以上数据截至2015年11月）

游和顺古镇那天，天蓝云白，日暖风柔，气候怡人，给人以感觉上的坦舒。

但对于自己来说，不知何故，那天却有些不在游的状态，显得有些漫不经心，心绪散荡，竟一路独自随行，致使同伴觉我恍然迷钝。有心细的同伴抽空陪我些许路程，使我尤为感动。

但这美景的魅力也就在于：即便你漫不经心，悠然而过，甚或偶尔一瞥，却也会过目难忘，会时不时地挠拨你的神经，使你不得不想起它来。

对于和顺古镇，我就有这样的感觉。时间已经过去近二十余日，却常常纠结于心，不得不动笔写些什么。

对于和顺古镇，之前是没有什么印象的，只是说要去云南腾冲，匆匆地做些功课，才知道这距腾冲县城西南4公里的边陲小镇，却有一番别样的风貌，在那静静地等待着你去品尝。

据说这和顺古名阳 温暾 ，因境内有一条小河绕村而过，更名“河顺”，后取“士 和民 顺”之意，雅化为 和顺乡 。单凭“和顺”这名字，就给人一种舒适感，使你不自觉地联想到人生所期之境界，定与“和”、“顺”相关，确也正照应了人们的某种内心希求。

那天，未及古镇，远远望去，便感一马平川的宽阔。走进古镇入口处，放眼一看，清溪荷塘，亭榭短堤，古树新绿，顿觉特别的爽清。据说这涟漪的荷塘，在荷花盛开的季节，满塘的荷叶连成一片，微风一吹，涩涩地飘摇，美得让你的眼光都不知如何地放置。

一路走过，这古镇自然的景观，确实养眼媚目。但隔了这些时日，现在却也记不起都叫什么所谓了，只是觉得这草草木木，塘塘水水，除了名称与所在的地方与别处不同外，其它也并无太大的差别。倒是那人文的所在却是独有，使你过后历历不能忘怀，印象久远深刻。

要说和顺最有名的人文景观，我看当属有“中国乡村文化界堪称第一”美誉的和顺图书馆。一个小镇，有如此之文化之宝，确属不易。

说这图书馆有名，一是因其历史久远。图书馆前身是清末和顺同盟会员寸馥清组织的“咸新社”和后来成立的“阅书报社”，后经海外华侨和乡人捐资赠书，于1928年扩建为图书馆，如今已经有了近90年的历史，确实无愧于“文化之津”的匾额高悬馆首；二是因其藏书丰且多珍籍。图书馆迄今藏书7万多册，古籍善本珍本如《大藏经》、《英武殿丛刊》、《四部丛刊》等万余册。如今，如果在一个村镇建一个图书馆，馆舍及7万余册图书倒未必很难，若弄这么些古珍的东西恐怕不易；三是因诸多名家题字留跋。文化名家题字赞誉，落名留念，也是一文化景观扬名的重要所在。和顺图书馆不缺这口，只看那胡适、于右任、熊庆来、廖承志、 李石曾 等大家题词的匾上墨宝，也够你啧啧而叹了；四是因其有用不成摆设。据说这图书馆并没因其有名而拒读者于门外，不像余秋雨先生曾写过的宁波“天一阁”，把藏的好书古书束之高阁，好书不能供人阅读，实在有些可惜。

再说艾思奇纪念馆。对于艾思奇和其《大众哲学》、《哲学与生活》，我倒是有所闻，但却不知道这位我国现代著名 哲学家 是和顺古镇人。

“艾思奇纪念馆”并不怎么大，但院内串楼同栏，点缀西式阳台， 环境 却是清幽典雅，尤其是中西合璧的房屋建筑风格独具，给人印象颇深。

我喜欢读书，但《大众哲学》和《哲学与生活》确实没有系统读过。据说这两本著述通俗易懂，但却阐述了深刻的自然规律人生道理，曾引导了无数青年走上革命道路。

把复杂的道理简单化，为大众理解和接受，并融于生活、指导人生，这也许就是大众哲学家艾思奇的伟大之处。

和同事在艾思奇雕像前留影，疏忽了环围雕像的草坪，引得工作人员的批评。无需理论，在哲学家面前领悟一番生活的道理，又有了另一番收获。

距和顺图书馆几步远的坡上是滇缅抗战博物馆。因为曾经从戎行武，如今从事工作又与研究历史相关，对这反映历史的博物馆自是不能错过，必得一看。

博物馆沿街的墙用火山岩石砌成，墙面凸现“滇缅抗战博物馆”大小不一的七个字，藤萝密密地沿墙顶垂下，似祭奠的花束；庭院中央的雕塑，几枚弹头拥着大炮弹壳，壳面下刻红色象征胜利的“V”，上刻“PEACE（和平）”，炮壳顶端矗立十字架，停有两只展翅的和平鸽，寓意不言自明；展厅内，玻璃展柜刀枪透出斑驳、衣袍家书染血，墙上照片妇女坐地敲石、男人赤膊筑路，可见当时战争之惨死，军民之同仇敌忾。

参观诸如此类的场馆，总会给人一种十分压抑的感觉，便有意匆匆而过。现在回想起来，心中还是忐忑，便就想起了这纪念的意义应在于缅怀记起，激发情感，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美好。

沿着小河和 荷塘 ，每隔一段就会有一个古朴典雅的小亭子矗立水边，原来这就是全国独有的和顺洗衣亭。这洗衣亭可以洗衣、纳凉，也可以遥望远方，寄托相思。

说起这洗衣亭的由来，总会有一种温暖中透出的寒意。说温暖，是因为这亭子是走出去闯荡的和顺男人们，为了让家中女人洗衣时不被风吹日晒特意而建，是他们对自己女人最平易的馈赠，着实其情融融，其意切切。但这种建造，却也透出了无奈的奔波，透出了无影的等待，透出了无归的失望。

和顺男人婚后，为生活所需，就要参加马帮走出去，在滇缅道上跨越关山险阻。家中女人含辛茹苦，默默过着无情无声的日子。每逢年关，男人们要回来，村口的洗衣亭便成了女人守望的地方。想那女人，洗衣时盼想男人归来的那份心情，却应是何等的焦灼，不知有多少那痴情的女子，落锤于纤手，却也感觉不到疼痛。

有些却再也没有回来，有的落定他乡，有的遭遇不测。年复一年，这洗衣亭里等待的一些女人，终于没能盼回“走夷方”的男人，只留下自己，孤零零地黯然神伤。

守寡的女人终身不再嫁人，直至命归黄泉。漫走和顺街道，你会看到那不一的贞洁牌坊。这牌坊是如何地立起，有何种的意蕴，我不想探个究竟。但透过这牌坊，我总感伤于这守寡妇女的命运，平添了许多悲的情感，不忍心在此处过多地逗留。

……

我是一个多虑的人，即将写完这篇博文的时候，我忽然莫名地惆怅起来。这惆怅的根源，却是因我突地想到了一些相仿的名胜之地，因出名而变得游者蜂拥，打破了往日的宁静；以保护开发的名义，破坏了原有的生存和生态；因过分地把握商机发展，而染污了那里纯朴的社俗民风。

我有些担心起来，这以低调古朴和谐安宁而闻名的和顺古镇，是否会真的能把持住自己，不会“被人类自己发动起来的各种自动化力量”埋葬，不会被自我的虚荣或世道的潮水推着变得张狂或者媚俗？

此时的我，耳边仿佛隐约地传来行走在和顺古镇时那叮当挖掘和敲打声。但愿这敲击是在为保护和顺的本真立碑警示，而不是为遗产的牺牲凿刻墓碑！

高。在拍卖市场上，古籍善本一直是个小众化的收藏门类，收藏人群、总体数量和整体价格都不能和书画、瓷器等热门收藏门类相比。20多年前，古籍拍卖会尚未出现，古籍书店是这类收藏品的主要流通渠道。那时花10万元人民币即可拿下一册宋版书，元版书的价钱更低，平均每册才1万元。时至今日，古籍价格早已是另一般光景。由于整体艺术品市场的火爆，也带动来原本一直不温不火的古籍善本行情，上升趋势有目共睹，一批古籍珍本屡屡打破拍场纪录。1995年，在中国嘉德秋季拍卖会上，宋周必大刻《文苑英华》以143万元人民币成交，创下当时中国古籍善本拍卖世界纪录。

中国方志书目与索引述略方志是我国特有的一种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地方文献。它综合记述了一个地区自然、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具有资政、存史、教化的功能。从秦汉之发端，两宋的成熟，到明清的鼎盛，乃至于今天的盛世修志，两千年来人们已经编纂了大量的方志，并将继续编纂下去。为了使方志的功能得以充分发挥，人们对其的典藏、整理、研究也随之展开、深入，并且已取得相当的成果。为便于人们的工作与研究，人们编制了大量的方志书目与索引。一方志著录于书目始于南朝宋王俭的《七志》，其“七曰图谱志，纪地域及图书”，著录有地记、地志等方志。到了唐魏征等撰《隋书·经籍志》时，其地理部首开将方志纳于正史艺文志的传统。此后，方志的不断发展，数量逐渐增多，在目录学中的地位也不断提高。1912年近代第一部方志书目——《清学部图书馆方志目录》终于问世。从此以后至今，不同的单位和个人陆续编制了众多的方志书目。北京图书馆是收藏中国新旧方志的最大藏家，对方志的整理也取得相当的成果，先后数次编制了馆藏方志书目，《清学部图书馆方志目录》系缪荃孙编。清学部图书馆是清政府筹办京师图书馆时的称谓，也就是北京图书馆的前身。该目录是清点内阁大库移交京师图书馆的方志目录，收入《古学汇刊》丛书，于1912年刊行。它著录通志60部，府、州、县志1676部，其中明代方志224部，不全志360部。1933年5月，谭其骧编制了《国立北平图书馆方志目录》，收志书3800余种。该书目对著录项目做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书后附索引。这对于以后方志书目的编制起到了很好的规范、指导作用。1936年6月《国立北平图书馆方志二编》出版，它收录了1933年5月－1936年6月入藏方志862部。1957年11月《北京图书馆方志目录三编》印行，它反映了抗战期间于西南等地区的采访成果和新中国成立后该馆的入藏情况，收志书2177种，附名胜、古迹、山志等180种，总计2357种。此后，北京图书馆入藏方志又有较大的收获。该馆现正在编制《北京图书馆普通古籍总目·地方志门》，预计将在1996年内付梓。它反映了北京图书馆善本古籍以外的普通古籍中的总志、省、府、州、县、乡土志以及山、湖、江、河、塘、寺庙等志书。其中的省、府、州、县、乡土志等约6700余种。基本反映了该馆普通古籍中的方志情况。它与《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史部》地理类方志目一起，可反映现藏古籍中的全部方志。《北京图书馆普通古籍总目·地方志门》是我国第一部采用国家《古籍著录标准》著录的古籍书目。有馆藏索书号。书后附书名、作者四角号码综合索引，便于检索。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计算机开始进入图书馆领域。该馆地方志和家谱文献中心利用计算机建立了《新方志书目数据库》，它将所收藏的新方志按照CN-MARC格式及其相应的著录标准输入到计算机中，建立起书目数据库。该数据库可以从书名、著者、出版地、出版者、出版时间、分类、主题等途径检索进行单项或复合检索。该数据库收录了1980年以来全国各地修志机构编纂出版的省、地、市、州、县、旗、镇、村、街道等志书3000余种，并将随着该中心采编工作的开展而不断增加。

《上海图书馆地方志目录》，该馆1979年印行。著录该馆现藏方志5400余种，并有馆藏索书号。书后附书名索引。上海图书馆自1952年成立后，即重视方志的收藏。1957年曾编印过《上海图书馆馆藏方志目》(油印本)。后与上海市人民图书馆、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上海市科学技术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合并，致使馆藏方志遽增，其中不乏珍本、善本，如宋绍定二年刻本《吴郡志》；明成化刻本《金华府志》等，是我国收藏方志较多的图书馆之一。《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馆藏地方志目录》(油印本)，该馆1976年编印。该馆现更名为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书目收录该馆馆藏方志4200余种，其中包含从天一阁、天津、南京各图书馆以及日本藏书单位补充的国内外稀见方志缩微胶卷561种。是我国收藏方志较多的图书馆之一。《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馆藏地方志目录》(油印本)，该馆1982年印行。该目录收1980年10月以前入藏的不同版本方志计3115种，附录53种，合计3168种。为便于民族研究工作者使用，除西藏、新疆、云南、广西等方志外，凡有民族内容而自成篇目者，均加以附注说明，此为该书目一特色。书后附有书名索引。《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地方志目录》，该馆1987年印行。目录收该馆1986年6月以前入藏的方志2400余种，约2700余种不同版本。范围包括总志通志，府、厅、县志，乡土志、乡镇志、村里志、卫志等。目录附有书名笔画索引，每种书附有馆藏索书号。《故宫方志目录》，故宫博物院图书馆1930年编印，收方志1400余种。该馆所藏方志基本为皇家藏书楼之旧藏，其中的珍本、善本较多。书后有附录和索引，1948年编印了该书目的《续编》。此外，自1912年以来，全国各类型图书馆、书店和私人藏书楼在不同时期编制了大量的馆藏方志目录，主要有：《金陵大学图书馆方志目》、《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方志目》、《九峰旧庐方志目》、《天春园方志目》、《来薰阁书店方志目》、《松筠阁方志目》、《国立武汉大学图书馆方志目录》、《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图书室方志目》、《四川大学图书馆馆藏地方志目录》等数十种。

从上述方志书目可以看出以下几个特点：[1]编制书目的单位多、数量大，全国各主要图书馆均编制了馆藏方志书目，而收藏量多的图书馆数次编制其方志书目，反映出这些图书馆对方志工作的重视，对于推动全国方志书目的发展也起到积极的作用；[2]所编书目多以各单位自编自用为主，正式公开出版的不多；[3]著录项目基本齐备，书名、卷数、纂修者、版本、附注、索书号等一应具备，有的还对方志内容做了析出；[4]在编排上，以行政区划为主，在一个地区下，将方志按编纂时代的先后排序，使人们对该地区方志发展情况一目了然；[5]在收录范围方面，基本以省、府、州、县、乡镇志为主，有的兼收总志、山、水志等；[6]在书目形式方面，打破了单一的传统印刷型，出现了机读书目数据库，这必将对方志书目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二一个单位或个人的方志书目反映的情况毕竟有限。因此，在馆藏方志书目编制的基础上，联合目录也开始编制。目前，全国性的联合目录主要有《中国地方志综录》和《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国地方志综录》，朱士嘉先生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出版。早在1932年，朱士嘉先生就将其调查情况——《中国地方志统计表》发表在《史学年报》1卷4期上。该表初步统计了宋、元、明、清和民国的方志数量。1935年朱士嘉先生根据国内外50家图书馆和私人藏书楼所藏方志编成了《中国地方志综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著录方志5832种，书后附17种方志统计表、15幅方志统计图、《民国所修方志简目》、《上海东方图书馆所藏孤本方志录》、《国外图书馆所藏明代孤本方志录》和书名索引，后又有《补编》问世。1957年，朱士嘉先生又根据全国41家图书馆的馆藏方志对原书进行了修订，著录全国28家图书馆的方志7413种。《中国地方志综录》是我国第一部全国性的方志联合目录。《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编，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该目录收全国190个图书馆、档案馆等单位藏1949年以前各时代编纂刊行的通志、府志、州志、厅志、县志、乡土志、里镇志、卫所志、关志、岛屿志等8264种。书后附有索引。它是目前反映方志藏书单位最多的一部联合目录，也是目前了解全国方志不可缺少的工具书。

《中国新方志目录(1949－1992)》，中国地方志资料工作协作组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出版。它既不是馆藏方志书目，也不是联合目录，而是出版目录。它收录了这一时期全国各修志机构正式与非正式出版的各类方志9391部。其中省、地、县的志书1157部，乡镇、村、街道的志书1162部，各类专业志书7072部。专业志书的收录是该书目区别以往各方志书目的一个显著特点。因为此书是由全国各地修志机构提供资料编辑而成，所以该书目对于了解这一时期方志编纂出版情况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全国性联合目录编制的同时，地区性的方志联合目录也开始编制。进入70年代后期，特别是80年代以来，为配合新修方志工作的开展，山西、福建、山东、四川、安徽、烟台、湖南、广西、江西、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和江苏等地的图书馆或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相继编制了一批地区性的方志联合目录。台湾地区现存方志数量较多，并编制了相应的联合目录。1956年台湾“中央图书馆”编有《台湾公藏方志联合目录》，先发表在《学术季刊》4卷4期至《卷3期上(1956年6月－1957年3月)，后发行单行本，收方志3530种；1980年增订后重新排版发行，比1956的目录多收方志568部。1985年由王德毅先生编制的《台湾地区公藏方志目录》出版发行，该目录收录台湾地区12家图书馆的馆藏方志4600余种，它以本国文字为主，外国人编纂被译成中文者也兼而收之，并附有日文编纂的台湾各地方志。该书目反映了台湾地区所藏方志的三个特点：一是多藏台湾志书，二是所藏志书以明代方志为丰富，三是多存海内孤本。由于历史上的各种原因，我国方志大量流失国外。美、日、英、法、澳等国对其所藏方志进行了整理，出版了方志书目。主要有：《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方志目录》，朱士嘉编，美国政府印刷局1942年石印出版。它著录了该馆馆藏宋代方志23种，元代方志9种，明代方志68种，清代方志2376种，民国方志463种，总计2939种。在该馆所藏方志中，一是乡镇志多为其他图书馆所罕见，如《康熙浒墅关志》等；二是藏有不少清代著名学者所编纂的志书，如章学诚的《乾隆永清县志》、戴震的《乾隆汾州府志》等。后有《续编》，增收方志300余种。《欧洲图书馆藏中国方志目录》， (法)赫·渥艾特(Y·Hervouet)编，法国巴黎耶区莫顿公司1957年出版。此书收录欧洲9国25个图书馆藏中国方志2590种，除其复本为1434种不同版本。其中有207种是《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方志目录》所未收的。书后附有方志地名索引。该书目编纂简明扼要，使用方便。

《英国各图书馆所藏中国地方志总目录》， (英)安德鲁·莫顿(Andew Morton)编，英国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院1979年出版。收录大英博物馆、牛津、剑桥等大学图书馆所收藏的251》种方志。《中国方志目录》， (澳)唐纳德·莱斯利(Donald Leslie)和詹瑞姆·戴维德森(Jeremy Davidson)编，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太平洋研究院远东史研究系1967年出版。该书是一部“目录的目录”，它根据中、日、欧、美等国出版的中国方志目录汇编而成，收有111种资料，对每种加以简介。这111种资料中，既有专著，也含论文。书后附图书馆和研究机构、地名、主题、人名、引用期刊和著作索引。日本是收藏我国方志较多的国家，所编制的方志目录反映了该国收藏方志的基本情况。如：《日本主要图书馆、研究所藏中国地方志总合目录》，日本国会图书馆参考部1969年编印。该书目反映了日本主要图书馆现藏方志(含丛书)以及缩微胶卷方志约万余种，是日本近年来所编最全的日藏中国方志目录。《东洋文库地方志目录》，东洋文库编，1935年出版，收方志2550种；《日本现存明代地方志目录》， (日)山根幸夫编，东洋文库1967年出版，1971年增订本，收明代方志299种；《中文地志目录》，日本天理图书馆编，天理大学出版部1955年出版，收方志1430种。《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东洋文献中心联络协会编，东洋文库1964年出版，等等。从上述情况看，首先，全国性联合目录的编制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书目资源的共享，这对于人们利用方志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其次，地区性联合目录的编制主要是各修志机构所为，所编目录不仅增补了全国性联合目录的不足，而且还纠正了其中的一些错误，可与全国性联合目录互为补充；再次，海外方志目录可以使我们了解方志流失的情况，对于有针对性地采取各种方式使其回流有着积极的意义，同时也表明海外对方志这一文献的重视。三众所周知，由于方志的内容丰富，资料甚多，因而方志的篇幅一般都较长。要了解一部方志的基本内容，提要是不可缺少的。它可以使人们在不长的篇幅内对一部方志的发展脉络、编纂原委、编纂者简历、价值高低、版本流传等情况有所认识。而方志的辑佚考录则可使人们了解方志的历史。

方志提要是随着方志的发展而出现的。南宋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史部地理类中著录了《三辅黄图》、《长安志》等志书。全国性方志提要书目主要有：《方志考稿(甲集)》，翟宣颖编著，北平天春书社1930年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方志提要专著。它以天春园所藏方志为基础，撰写了600余种的通志、府志、直隶州志、州志、厅志、县志和乡镇志的提要。包括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山西、河南、江苏8个地区。多数为清代方志。每部方志“必首严名称，次述其纂修年月与纂修者姓名，次叙旧志之沿革，次叙其类目，次辨其体例，最后评其得失，尤注意所包之特殊史料。”《中国古方志考》，张国淦编著，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张国淦先生在30年代就开始系统整理元代以前的方志，著有《中国地方志考》在《禹贡》4卷3—5、7、9期和5卷1期上连载。《中国古方志考》是在其基础上修订而成的。该书“凡属方志之书，不论存佚，概行收录，因系资料性质，故只辑录旧文，有删无改，分析论断，多出前入，编者间抒己见，则附著案语之中”，共收元代以前的方志2071种，计总志151种，河北49种，山西32种，辽宁7种，陕西74种，甘肃43种，新疆2种，山东36种，江苏178种，安徽118种，浙江246种，福建98种，河南91种，湖北129种，湖南154种，江西203种，广东141种，广西95种，四川290种，贵州7种，云南27种。是当时我国收志书最多的方志提要专著，对以后方志提要考录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稀见地方志提要》，陈光贻编著，齐鲁书社1987年出版。该书共有方志提要1120余种，多为上海图书馆所藏之书。该书内容丰富，体例完整，阅读该书，不仅可以了解方志的编纂者情况，地理沿革，前志源流，当地土特产，还可以略识名胜古迹，著名人物的活动等。书后附有《古今图书集成方志辑目》。《古今图书集成》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类书，所录诸书今天基本散佚，尤其方志甚多，约有1430余种。经陈光贻先生考证，在已散佚的方志中，宋以前的有455种，元志12种，明清志140余种，合计600余种。该《辑目》所注方志的存佚情况主要依据《中国地方志综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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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方志书目与索引述略

中国方志书目与索引述略

方志是我国特有的一种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地方文献。它综合记述了一个地区自然、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具有资政、存史、教化的功能。从秦汉之发端，两宋的成熟，到明清的鼎盛，乃至于今天的盛世修志，两千年来人们已经编纂了大量的方志，并将继续编纂下去。为了使方志的功能得以充分发挥，人们对其的典藏、整理、研究也随之展开、深入，并且已取得相当的成果。为便于人们的工作与研究，人们编制了大量的方志书目与索引。

个人感觉是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图书馆，它是欧洲最古老的图书馆之一，已经有700多年的历史，属于典型的巴洛克式建筑。馆内装饰金碧辉煌，气魄宏大而典雅。屋顶有将近5米高，分为上下两层，房屋采用拱状结构。馆内屋顶用各式挂毯和瓷砖画装点，反应了宗教、战争和历史的主题。

青简、韦编、青编

古代没有纸时，把字写在竹简上，用皮绳把竹简编缀起来，故称书籍为“青简”“韦编”。“韦”就是用来编扎竹简的皮绳。“青编”即“青丝编”，以青丝编结，用来记事，因而古代记事书籍常以“青编”代称。

芸帙、芸编、芸签

有了纸以后，人们为了防止虫对书的咬噬，常在书里放“芸香”，后人便用“芸帙”“芸编”“芸签”等代称书籍。

缥缃、缃帙、缃缥、缥帙

“缥”是青白色丝织物，“缃”是浅**的丝织物，古人常用这两种丝织物作书籍的封皮、封套，“缥缃”等遂成为古代书籍的代称。

坟典、坟籍

传说古代早期的典籍有“三坟五典”“九丘八索”。“坟典”是“三坟五典”的简称，“三坟五典”“九丘八索”有时用来泛指古代典籍，而“坟典”“坟籍”则常用作古代典籍的代称。

二酉

代指丰富的藏书。“二酉“原系湖南境内的大酉山、小酉山。相传小酉山石穴中藏书千卷，乃是秦人留下之物，后则用以代指丰富的藏书。

学术观点

中国有6000年的文明史，图书作为重要的标志文明的牌记，与中国古老的文明社会并驾齐驱发展着。从壁石、钟鼎、竹简、尺牍、缣帛到纸张，无一不向社会传播文明，传递知识。但久经改朝换代、天灾人祸，能保留下的古书少之又少。所以，古书收藏爱好者认清古籍中孤本、善本、珍本的界定是非常有必要的。孤本的概念比较清晰。凡国内藏书只此一部的，未见各家收藏、著录的，一概称为国内孤本。

珍本与善本的界定，历来为版本鉴定学者所争论。宋效先老师曾在1987年发表论文指出：“珍本是比较稀见或比较珍贵之本，善本是凡内容有用，流传稀少，校刻精良，具有文物、学术或艺术价值之本。”而在李致忠老师的观点中认为：在西方人的观念里和词汇中，“善本”就是珍贵的、值钱的、罕见的传本，这实际上是以“珍本”概念替代了“善本”的含义。时代久远，传世孤罕的书籍，自然珍贵。甚至虽有明显的文字讹脱，反被视为珍贵版本，这在古今中外都有实例可举。本来“珍”并不等于“善”，罕见的东西并不一定真好，可是谁也不会把珍贵的东西视若粪土。这就在实际上把“珍”、“善”合流了。

彭令先生认为，从广义的角度说，凡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的古籍精品，都应视为珍本；珍本与善本的核心价值都是文献价值，文物价值为基础，文物价值主要是在确定古籍的真赝、年代、版本的基础上得出的，艺术价值对于古籍来说是形式。文物价值、文献价值与艺术价值都高的古籍，无疑是善本；有时候，对于某种价值特别突出的古籍，也应视为善本。

善本、孤本和珍本是描述古籍的不同概念。善本指的是古籍中最为完整、保存较为完好的版本，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研究参考性。孤本指的是某一本特定古籍在世界上只有一份存在，极为稀有。而珍本则是指由于其独特性、稀缺性或与重要人物相关而具有特殊价值的古籍。总的来说，善本强调完整和保存状态，孤本强调稀有性，而珍本则侧重于独特性和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