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大地震明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 。死伤人数保守估计为83万。

　　创世界人员伤亡最大的地震1556年1月23日陕西华县8级大地震，伤亡人口之多，为古今中外地震历史所罕见。据史料记载：“压死官吏军民奏报有名者83万有奇，……其不知名未经奏报者复不可数计”。这次地震为8级，极震区烈度为Ⅺ度，重灾面积达28万平方公里，分布在陕西、山西、河南、甘肃等省（区）；地震波震撼了大半个中国，有感范围远达福建、两广等地。这次地震人员伤亡如此惨重，其主要因素是由于地震引起的一系列地表破坏而造成的。据史料记载：“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陕西地震，壬寅夜地震，声如雷，山移数里，平地柴坼裂，水溢出，西安、风翔、庆阳诸郡邑城皆陷没，压死者十万。”其次造成地震严重灾害的还有震中区人口稠密，房屋抗震性能较差；地震发生在午夜时分，震前没有明显的地震前兆，人们没有丝毫精神准备；水灾、火灾、疾病等次生灾害严重；社会治安混乱，谣言四起；加上饥饿和人们无所居，使这次地震造成了惨重灾难。

　　历史地理学研究结果表明,1556年陕西华县大地震造成的陕西潼关黄河河床的抬升,触发了1570年以后黄河小北干流长期的洪水泛滥频繁的洪水泛滥演化成两岸的生态环境灾难明代山西的荣河县城、蒲州城和陕西朝邑县城,就在这长达400 a的生态环境灾难中最终被废弃,以致人们以为它们在华县地震时也和现在一样,位于黄河河漫滩上

　　来源：新华网

　　新华网西安10月26日电（记者储国强 刘林）450年前发生在陕西省华县的一场地震震惊中外，那次地震造成了至少83万人死亡，成为迄今人类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地震灾害。

　　陕西省日前召开华县大地震450周年纪念暨学术研讨会，有关专家认为，这次地震损失惨重的原因，除了地震发生在深夜、震区人口稠密等因素外，还有当时的抗震救灾体系不健全，民众防灾减灾意识薄弱，应当引以为戒。

　　陕西纪念华县大地震450周年

　　1556年1月23日，华县发生了一次8．25级的大地震。据史料记载，这次地震“压死军民奏报有名者83万有奇，未经报者不可计”，成为历史记载中死亡人数最多的地震灾害。地震重灾区面积达28万平方公里，分布在陕西、山西、河南、甘肃等省区，地震波及大半个中国，有感范围远达福建、两广等地。

　　陕西省是地震活跃的地区之一，自有史料记载以来，共发生有感地震400余次，破坏性地震60余次。目前陕西已建立了由国家基准台、省级区域台网、地方台、流动监测等构成的地震前兆观测系统，地震速报水平、预报水平不断提高，西安地区可以监测到1级以上地震，全省绝大多数地区可监测2级以上地震，并组建了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

　　中国位于全球两大地震带——环太平洋地震带和欧亚地震带的交汇部位，所以地震活动十分频繁。发生在中国的大陆性地震在全球陆地破坏性地震中所占的比例为1／3。历史记载中，全球死亡超过20万人的6次地震，有4次发生在中国。

瘟疫专著《瘟疫论》的论述：

　　病疫之由，昔以为非其时有其气，春应温而反大寒，夏应热而反大凉，秋应凉而 反大热，冬应

　　因风雨阴晴，稍为损益，假令秋热必多晴，春寒因多雨，较之亦天地之常事，未必多疫也。

　　伤寒与中暑，感天地之常气，疫者感天地之疠气，在岁有多寡；在方隅有浓薄；在四时有

　　盛衰。

从古至今，瘟疫都是人类的最大威胁之一，尤其是医疗水平远不如今天的古代，瘟疫所造成的死伤都是非常巨大的，且古代瘟疫爆发的频率也远比今天要高得多，纵观我国历代史书的记载不难发现这一点。

而每一次瘟疫的发生，都是对当朝者的一次考验，如果朝廷对瘟疫处理不当，会引发统治危机甚至有颠覆政权的危险，所以，面对瘟疫，朝廷往往都会竭尽全力去阻止瘟疫的蔓延。

那么面对瘟疫，古代通常都是如何应对的呢？下面笔者将以宋朝防治瘟疫为例，来与大家一起了解一下古代人对瘟疫的治理。因为宋朝是历代王朝当中防治瘟疫非常成功的一个朝代，宋朝对瘟疫的防治可以说是非常系统全面的，想要了解古代如何防治瘟疫，宋朝最值得研究。

其实，古代的医疗水平虽然不发达，但古人对瘟疫的了解程度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浅，甚至他们对瘟疫的防治理念也并不落后于今人，像《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肘后备急方》等医学古籍都有对“瘟疫”的详细介绍以及治疗办法，甚至很多文学作品中也都有所体现，明朝著名医家吴有性曾长期致力于对瘟疫的研究，并创作了《温疫论》一书，系统介绍了瘟疫的发病，症状与医治方法。

事实上，我们现在很多治疗瘟疫的方法也是取自《温疫论》等古人总结研究而成的医书。

所以，古人防治瘟疫的理念与今天人们防治瘟疫大同小异，具体步骤如下：

一，发现疫情上报朝廷

瘟疫一旦发生，仅凭地方是完全没有能力应对的，必须上报朝廷，由朝廷下令集全国之力进行防治，宋朝从立国之初便要求各地官员发现疫情必须及时上报。宋仁宗皇祐年间，全国瘟疫频发，但各地上报非常少，皇帝对此产生疑惑，因此而下诏令“比日上封言事者少，岂非言路壅塞所致乎”？而后皇帝下令整顿中央与地方官府机构，保证从地方到中央政令顺达畅通。

二，朝廷得到关于瘟疫的奏报后即派医官前去医治，并动用国库征收各地药材发往疫区

瘟疫发生后，朝廷会立即向疫区派遣翰林医官院和太医局的太医，令他们前去巡诊并与地方医者共同研究有效的防治措施，并向疫区散发汤药。例如宋太宗淳化三年（公元992年），开封发生疫情，朝廷即派十位医术最高的太医前去诊治，另外还拨款令太医们随时调用。

三，对病人进行隔离治疗，阻止进一步的传染。

其实我们现在防治瘟疫扩散的主要措施就是隔离，而“隔离”也是取自古人治理瘟疫的理念。

例如宋神宗熙宁年间，吴越一带发生瘟疫，“死者殆半”，非常严重，当时的越州知州赵抃即设立“病坊”，用以收留病患，隔离治疗。

宋哲宗元祐年间，杭州发生瘟疫，时任杭州知州的苏轼也曾设立“病坊”对病人进行隔离治疗。

事实上，瘟疫发生后，对病人进行隔离治疗并不仅仅是宋朝所专属的，汉朝，唐朝，明朝，清朝等历代王朝都有类似的隔离措施。

四，官府出资掩埋尸体。

从一开始的救治病患到后期对尸体的掩埋都是由官府出资的，病人一旦不治而亡，则由官府施赠棺木并集中掩埋死者。而朝廷这么做的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点是在官府的监督下妥善处理尸体，防止病毒扩散，第二点则是稳定和收买民心，防止百姓趁机作乱。

五，保护水源，改善饮用水的环境。

这一点在笔者看来非常超前，宋朝意识到水源对疫情发生及扩散所起到的作用始自南宋，很多史籍都有官员治理水源防止疫情发生及扩散的记载。

比如宋孝宗乾道年间，隆兴府知府吴芾看到豫章沟岁久湮塞，他认为“沟洫不通，气郁不泄，疫疠所由生也”，而后带领地方疏通了豫章沟。

其实，古代面对疫情，朝廷以及地方所能做的大抵也就以上这些了，尽人事，听天命。瘟疫的发生固然有很多客观的自然因素掺杂其中，但更多的是人祸，人类只有爱护自然，敬畏自然，才能得到大自然的回馈而不是报复。

先秦时期

　　瘟疫在中国史料中早有记载。如《周礼·天官·冢宰》记载：“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吕氏春秋·季春纪》记载：“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说明当时对瘟疫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认为瘟疫一年四季皆可发生，原因之一是由于时令之气的不正常，是由“非时之气”造成的。

　　现存最早的中医古籍《黄帝内经》也有记载。如《素问·刺法论》指出：“五疫之至，皆向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素问·本能病》篇：“厥阴不退位，即大风早举，时雨不降，湿令不化，民病温疫，疵废。风生，民病皆肢节痛、头目痛，伏热内烦，咽喉干引饮。”指出温疫具有传染性、流行性、临床表现相似、发病与气候有关等特点，并认为只要“正气存内”，就能“避其毒气”。

　　东汉时期

　　东汉时期的张仲景在其著作《伤寒杂病论》的序言中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公元196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文中的“伤寒”，除了指外感热病外，还包括了当时的烈性传染病，可见当时瘟疫流行之猖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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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

　　曹植《说疫气》记载“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也。”描绘了当疫病流行的惨状，并明确指出：“疠气流行”，并非“鬼神所作”，而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所致。

　　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在《七哀诗》中也记载：“……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是当时凄凉情景的真实写照。据史料记载，从汉桓帝刘志，至汉献帝刘协的七十余年中，记载有疫病流行17次。疫情连年，民不聊生，即使是士大夫们也未能幸免。如文学史上著名的“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应玚、刘桢也一时俱逝。其惨状可见一斑。

古代由于医疗水平相对较差，导致面对瘟疫缺乏有效治疗手段，再加上古代交通通讯手段较为落后，瘟疫爆发之后朝廷也很难迅速组织人力予以施救，从而导致古代瘟疫往往致死率极高，同时传播范围又普遍较小。在古代众多瘟疫之中，尤以东汉末年和明朝末年的瘟疫最为恐怖，这两次大瘟疫不仅死亡人数极多，而且是压垮东汉和明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东汉末年和明朝末年的大瘟疫，压垮两个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俗话说中国的百姓是最为淳朴的，但凡能够活的下去，他们根本不会生事，而导致百姓活不下去的，除了王朝的腐败和官员的压榨外，瘟疫同样是极为致命的，东汉末年和明朝末年的大规模民变，背后便有着严重的瘟疫影响。

1、东汉末年大瘟疫。翻开东汉末年的史料，天灾人祸简直数不胜数，尤其是汉灵帝在位期间，从其建宁元年（168年）继位到光和七年（184年）黄巾起义爆发，十余年间天灾几乎就没有停止过。正所谓“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在持续不断的天灾之后，仅汉灵帝在位期间便先后爆发了五次瘟疫。

天灾瘟疫肆虐之下，东汉末年最终爆发了黄巾起义，黄巾之乱好不容易被平定，结果从建安九年（204年）至建安二十四年（219年），规模更大的瘟疫再度来袭。关于这场瘟疫带来的惨状，曹植在《说疫气》中写道，“家家有位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医圣张仲景则在《伤寒杂病论》中悲痛的回忆道，“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来，犹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

这场持续十余年的瘟疫，不仅造成了大量百姓死亡（人口锐减四分之三，重灾区中原地区更是十不存一），死于这场瘟疫中的名人同样不少，例如“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应玚、刘桢四人，又如偷袭荆州的吕蒙等人。

2、明末大瘟疫。从嘉靖年间开始，由于明朝和蒙古之间的战争，导致大量汉人被俘或逃往草原，大量牧场被开垦为农田，以至于草原上的老鼠生存空间开始遭受压缩，增加了人鼠接触几率。而明末旱灾频发，失去食物来源的老鼠开始大量涌入人类聚居区，最终酿成了这次大鼠疫。

事实上，从万历年间开始，明朝便开始频繁发生鼠疫，而崇祯六年（1633年）开始爆发的这场鼠疫，规模和危害则更为庞大。这场瘟疫从崇祯六年（1633年）开始，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时，已经席卷陕西、山西、河北天津各地，夏燮的《明通鉴》记载“京师大疫，死者无算”，《崇祯实录》则记载“京师大疫，死亡日以万计”、“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京师尚且如此，可见当时的惨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