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作为拥有五千年文化的文明古国，从殷墟甲骨、敦煌遗书、西夏文献等等，无论提到哪一件中国的传统文化古籍都是让人羡慕无比的瑰宝。

当阿里达摩院利用数字化技术，在四川大学的文史专家们的牵线搭桥下。终于在汉典重光平台上回归了首批数字化的古籍，包含40余种宋元刻本、写本，共有20万页。让我们不禁看到了新的希望。

我国古籍流失最严重是主要原因是战乱。当时许多所谓的外国科考队趁着混乱的局势，肆无忌惮的盗挖、偷运、走私、贸易。导致殷墟甲骨、敦煌遗书、西夏文献等众多古籍珍本纷纷流落海外。更有甚者连流落何方都无从得知。让国人为此感到心痛不已。

而在全球许多博物馆内都可以看见这些中国古籍的身影。让我国著名学者郑振铎曾经发出无奈的感慨：“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国家政府对这些流失海外的古籍也极其高度重视，但是在国际环境影响下，我国想要全部追回这些古籍原件的难度非常大。有很多时候也是凭着爱国人士的一腔热忱通过拍卖、捐赠等方式让古籍回家。

这些古籍都是我们五千年文明的历史见证，是我国发展的历史载体。对我们国家的历史发展研究提供了更详尽清楚的路径。为了避免这些古籍再次流失遭受毁坏。我国许多地方都成立了专门的古籍保护研究院，除了运用传统的修补技艺来修补受损的古籍外。还通过数字化这种科学技术让这些珍贵的古籍得到长久的保存。每一本能传承至今的古籍都是无数前人耗费心血或牺牲生命保留下来的，而我们必须更好的将这些传承给后世子孙们。

2007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7]6号）的颁布，拉开了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序幕。2007年2月28日，文化部在京召开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会议，全面启动古籍保护工作，国务委员陈至立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8月3日，文化部在京召开全国古籍保护试点工作会议，选定57家（后增至59家）古籍收藏单位，开展为期一年的古籍保护试点工作，印发了《古籍普查方案》等文件，宣布成立了由66人组成的专家委员会。

自9月底开始，文化部组织开展了名录的申报工作。申报工作受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及各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全国文化、文博、教育、民族、宗教等系统的200余家单位及个人参加申报，截止12月中旬，申报数量总计超过5000部，古籍类型除大量的汉文古籍外，还有丰富的民族文字古籍、金石碑拓、敦煌文献、舆图、竹木简等。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的入选标准十分严格。名录的主要收录范围是1912年以前书写或印刷的，以中国古典装帧形式存在，具有重要历史、思想和文化价值的珍贵古籍。少数民族文字古籍视具体情况适当放宽。国家珍贵古籍的评选标准，原则上与《古籍定级标准》（WH/T20-2006）所规定的一、二级古籍的评定标准相同，即国家珍贵古籍原则上从一、二级古籍内选定。属以下两种情况的古籍暂不入选：一是专家审定时对版本存疑的，暂不入选；二是申报的版本残缺超过50%以上，其他收藏单位有同一版本全本的，暂不入选。11月初，文化部成立评审委员会，聘请简帛、碑帖、敦煌文献、佛经、汉文古籍、民族语文古籍、古籍保护等各学科专家，开始进行名录的初审工作。经评审委员会反复研究、审议，于12月中旬初步确定了名录的推荐名单。2008年1月7日，文化部办公厅向全国古籍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及各省（区、市）文化厅局发函，就名录推荐名单征求意见。根据各方的反馈意见，评审委员会研究后对推荐名单作了相应调整，于1月23日至29日在《中国文化报》及中国古籍保护网上向全社会进行了为期7天的公示。根据公示意见，经评审委员会再次研究，将名录推荐名单调整确定为2392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于2008年3月1日批准颁布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2392种及“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51家。这2392种《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有汉文古籍2282部，包括简帛117种、敦煌文书72件、古籍2020部、碑帖73部；少数民族文字古籍110部，包括焉耆—龟兹文、于阗文、藏文、回鹘文、西夏文、白文、蒙古文、察合台文、彝文、满文、东巴文、傣文、水文、古壮字等14种文字。

　　2008年12月8日至9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和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共同主办、中国艺术研究院承办的“中美文化论坛――数字化时代的文化遗产保护和展现”学术研讨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文化部部长蔡武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来华参加此次会议的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代表团和部分中美两国专家学者。文化部副部长赵少华、文化部副部长、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王文章、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主席布鲁斯・科尔、美国总统艺术委员会执行主任亨利・莫兰以及美国驻华使馆公共关系处公使衔参赞元敦奎先生等中美文化管理机构高级官员出席论坛的学术研讨活动。来自中美双方的50多位官员、专家、学者和艺术家就相关论题进行了深入而积极的讨论。

“中美文化论坛”的宗旨是为中美两国在文化领域建立一种具备公共性、学术性、互动性的定期对话机制。通过此机制，中美两国可就文化相关议题进行对话与交流，探讨在文化多样性的当代语境中，文化艺术的发展方式和文化遗产保护等问题，加深中美两国在文化艺术和人文科学领域的了解，促进双方在文化艺术和人文科学领域的友好合作，推进两国的文化交流得到全面、持续、深入的发展。

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中美两国专家学者围绕“数字技术与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心论题，针对数字技术在遗产保护中的作用、数字技术与当代文化发展等多个论题进行了广泛对话与深入讨论。

蔡武部长在会见美国代表团时高度评价此次学术研讨会。他说，中美两国文化部门和机构加强交流与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助于加深两国人民的了解与友谊。此次文化部与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合作，共同举办“中美文化论坛”学术研讨会，在促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在促进数字技术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结合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它不仅标志着中美两国文化交流与合作达到一个新的阶段，而且对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也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他说，数字技术的出现并在文化、艺术、人文科学等领域的广泛运用将为人类文明的创造、传播、研究和保存带来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昭示人类文化发展的一个新方向。研讨会经过两天的积极热烈讨论，取得了丰硕成果。与会专家在文化多样性、文化遗产保护、信息数字化的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对话与交流，分享了各自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研究方面运用数字技术的经验，提出了许多富于创新性的学术观点，取得了不少共识。他表示相信，中美两国文化关系前途宽广，潜力巨大。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美两国的文化合作必将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文化部副部长、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王文章在论坛开幕式致辞中指出：“中国政府历来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特别是在利用数字技术保护文化遗产方面，做出了诸多富有成效的工作。故宫博物院和国家图书馆就利用数字技术在文物和古籍保护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面也进行了许多有益的实践，中国艺术研究院还利用数字技术对大量的传统音乐资源进行修复和保护。我们希望通过这次中美文化论坛，能够与美方广泛地开展科技和文化之间的交流，挖掘中华文明的优秀传统元素和宝贵遗产，为人类的和谐发展与和平进步做出积极的贡献。”

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主席科尔在开幕式致辞中讲到：“我们两国将在支持人文学科以及文化遗产的保护及介绍方面寻求进一步的合作。对于未来两国之间富于成效而重要的文化和学术交流，我充满了热切的期待。运用数字技术能够很简单地处理以往不能解决的问题。在这些领域，数字技术所显示出的巨大力量让我们思考新的问题，寻求能够跨越时间和不同物质的新的关系和模式。在美国人文科学基金会，我们深信数字技术在改变人文学科方面也有巨大的潜力，也会以同样的方式改变人文学科的知识、教学以及规划和设计。我们希望能引领这一‘新边疆’的开发。”

文化部副部长赵少华在闭幕式致辞中指出：“中美两国文化部门和机构加强交流与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助于加深两国人民的了解与友谊，也具备坚实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基础。此次‘中美文化论坛’，无论从主办方的规模和规格来看，还是从讨论和交流的深度、广度来说，都堪称是中美文化和学术交流史上的一件盛事，它必将为中美文化交流开启更为辉煌的篇章！”

数字技术：为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新空间

数字技术的发展为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与展现创造了新的技术和物质手段，同时也改变了传统文化遗产的保护方式。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传统音乐档案部主任麦克・凯西提出，目前音频保护存在数量大、退化、陈旧过时等三大难题。印第安纳大学利用数字技术保护历史档案的策略有三种：迁移、复制和确认。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人文科学数字研究中心副主任肯尼斯・普莱斯介绍了美国的惠特曼超文本数字资料库的建设经验。中国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李文儒指出，数字化技术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与速度推动着博物馆公益性、公共性核心价值的全面实现。故宫博物院在数字技术展示方面所做的探索主要有：故宫博物院数字化信息的采集、保管和传播，推出与展览同步的数字化服务，充分发展网络服务，研发制作《天子的宫殿》等。中国国家图书馆副馆长陈力指出，数字化为中华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国家图书馆已经完成和正在进行的数字化工作包括：中文书目数据库的建设、光盘数据库的引进、馆藏特色资源数字化工作和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等。在文化遗产保护的数字化中，资源的科学处理、使用、管理、长期保存等应当受到更多的重视。中国艺术研究院建筑所所长刘托提出，数字技术在保护和传承正在消失的传统建筑的构造和营造技艺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传媒大学张骏教授认为数字技术在文物保护方面的作用主要有三点：数字复原、陈列展示和数字备案。

数字技术：促进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

数字技术带来的先进的信息采集、处理与传播手段，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与速度，推动着当代文明的发展，改变着人类文化的存在形态。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科技委副主任杜百川指出，数字化是为了建立新的服务体系、运营体系和新的发展平台，应对其他传输手段和其他新媒体的竞争。我国广播影视数字化的重点是传统广播影视从模拟向数字的过渡，并积极拓展新业务和新媒体。中国艺术研究院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管理中心主任王路介绍了艺术研究院在非物质文化保护方面所做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等工作的相关经验。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李玫研究员指出：中国艺术研究院收藏的汉族民间音乐涵盖中国大陆31个省、市、区和40多个少数民族的音乐。音乐音响资料共约7000多小时。研究院正在进行的“馆藏濒危音像档案数字化抢救”项目最终要完成对音频、视频、、古籍文献的全面整理并实现数字化存储与使用。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视频影像总设计师杨庆生、奥组委项目专家徐刚介绍了奥运会开闭幕式中运用数字技术表现中华文化遗产的新鲜经验，打开了思考数字技术开发利用文化遗产的独特思路。

数字技术：当代人文艺术领域的“双刃剑”

数字技术带给人类的不只是福音。在看到数字技术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专家也指出，它是一把双刃剑。中国艺术

研究院院长助理、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贾磊磊指出：数字技术在给**银幕带来无穷无尽视觉奇观的同时，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以现实反映现实”的定性，代之以“以假象虚拟现实”。**凭借数字技术完成了从“再现现实”到“虚拟现实”的跨越，**艺术从传统的纪实美学迈进了虚拟美学的时代。《美术观察》主编吕品田提出，必须正确认识技术的双刃剑性质。数字技术对于文化遗产和文化多样性具有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它可以带给世界以生动、丰富、形象的文化多样性，也会使那些不具传播强势的弱势文化受到来自“文化单极化”的挤压，进而在更大范围之内影响弱势文化的生存条件。因此，如何更好地驾驭和开发利用数字技术，改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消除数字鸿沟，促进人类文化的多样性，还需要加强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共同探索利用数字技术推动文化发展的战略与策略。

“中美文化论坛”缘起于2007年6月文化部邀请美国总统艺术人文委员会代表团成功访华，这个代表团由美官方5个主要文化机构以及来自美国公私文化机构的负责人组成，与中方就扩大并深化两国文化交流达成许多共识。那次访问开启了中美官方文化交流的新格局。之后，“中美文化论坛”筹备工作开始启动。同年11月，中国文化部组织了中美合作项目代表团赴美与美国各文化机构就代表团访华时的提议进行了具体落实，为召开中美文化论坛达成共识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08年4月中方特派考察小组出席了在意大利召开的“国家认知：历史记忆和文化”学术讨论会，为此次“中美文化论坛”作了充分的前期准备。

近代上海是中国最为发达的工商业经济中心，更是一个移民城市，曾被称为“客帮垄断的舞台”。在上海的众多移民中，宁波移民群体占据了最为引人瞩目的地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宁波籍工商业群体（以下简称甬商）在近代上海取得了巨大成功，中国第一家机器轧花厂、第一家榨油厂、第一家火柴、第一家机器制造厂、第一家银行，都是在沪甬商创立的。

比如创办燮昌火柴厂的叶澄衷、大中华火柴公司的刘鸿生、五洲大药房的项松茂、中国化学工业社的方液仙、信谊化学制药厂的鲍国昌等，都在近代企业的开拓和经营上取得了巨大成功。而像航运界的虞洽卿、西药和娱乐业的黄楚九、钱庄业的秦润卿、银行界的宋汉章，也都是行业翘楚，且不少是横跨各个领域。

创办燮昌火柴厂的叶澄衷、大中华火柴公司的刘鸿生、五洲大药房的项松茂（左起）

而从代表上海工商业者利益的团体组织的内部结构上看，甬商的统治地位更为一目了然。比如1902年成立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此后历经改组为上海商务总会和上海市总商会），27年里换届18次，甬商共有7人14次当选为总理（会长），总任职年限达23年。据统计，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段时期内，上海20多个客籍商帮人数总和中，甬商人数占到了七成，粤商约占一成，其他合占两成。可以说，当时的甬商在上海是独领风骚的。

为何宁波商人能够在近代上海取得如此令人惊讶的成就？日前，在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主办的“中国近代甬商在沪经济活动研讨会”上，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朱荫贵对此进行了分析解读。

凝聚力强大的同乡组织

朱荫贵认为，近代甬商之所以能够在上海崛起和成功，一定有其他商帮不具备而宁波商人独有的特色和优势，否则就难以说明为何是宁波商人而不是其他商人取得这种成功了。

这些特色和优势，首先一点是宁波帮拥有凝聚力强大的同乡组织，其中最为有名的是四明公所和宁波商人旅沪同乡会。

从《张让三手撰上海四明公所缘起》一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宁波商人在清嘉庆二年（1797年）就设立了客居上海者的同乡组织四明公所，以每人每天一文凑集的经费，用于在上海“建丙舍（存放灵柩的房屋）、置义冢（公坟）、归旅榇（棺椁）、设医院”等各种公益慈善事项。

四明公所

因此，四明公所自然成为旅沪宁波人在外的活动中心和庇护中心，广大宁波人对它的认同和维护之心也十分强烈。所以当1874年法租界开马路侵入四明公所冢地时，旅沪宁波人不惜付出7人死亡的代价进行保卫。1898年，法国人再次谋划侵入时，再一次遭到了强烈抵制，又以失败而告终。

宁波旅沪同乡会的活动则主要集中在社会救助和推进办学教育两大方面。在社会救助方面，如一二八、八一三两次淞沪抗战期间，同乡会都设专会办理救护、收容、遣送遭难同乡的善后工作。

而在办学教育方面，包括了设立和推进小学、中学教育，设置各种奖学金等，1927年在上海设立的小学就达到了10所，学生人数最多达3460人。此外，同乡会还在造桥、修路、疏浚河道等公益事业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投入。

朱荫贵认为，在近代中国，像宁波旅沪童星会这样有效率的社会组织，是不多见的，它和四名公所一道，得到了广大宁波人的支持和拥护，从而具有强大的凝聚力。

以地缘为中心的凝聚力助推甬商发展

中国通商银行五元

1897年，中国诞生了第一家自办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其中9个董事中，3个是宁波人。其后不久，又诞生了一家纯由旅沪宁波商人发起组织的一家商业银行——四明银行。

四明银行拥有资本150万两，有发行钞票权。发行钞票的利润大，但是风险也高。因为当时中国人普遍不信任钞票，而信任银元，所以一旦时局变动，就容易发生挤兑风潮。四明银行的资本不算雄厚，所以也曾遭遇几次挤兑风潮，每次都是依靠旅沪宁波同乡的群起支持，而稳渡难关。

四明银行

其中一次，几乎所有宁波人开设的商店，都收兑四明银行的钞票。甚至有许多宁波籍的工人，看到有人在四明银行外等候兑现，竟然主动倾囊取出现洋，换进四明银行的钞票。几次下来，上海市民也知道四明银行有同乡全体做后盾，不会动摇，对其钞票的信心也因而增强。

在没有外来压力的驱策下，收入不多的普通宁波籍工人肯主动帮助四明银行分散和承担风险，让朱荫贵感到吃惊，“这样的情况在近代上海乃至整个近代中国，都是极其罕见的。”

再比如1908年成立的宁绍商轮公司，在创立和发展过程中，不断被外资轮船公司排挤和倾轧。在历尽艰难从日商、法商手上租到黄浦江一处码头后，宁绍商轮公司立票价为5角，并宣布永不涨价，得到华商拥护。但洋商为挤倒宁绍，凭借雄厚资本，将票价从1元压减3角，并用其他手段招揽客人。

宁绍商轮公司立票价为5角

在这种情况下，广大旅沪宁波人爆发出惊人的团结力，宁绍商帮下属各行业团体纷纷开会表态并订立守则支持宁绍商轮公司，同时组织“航业维持会”，以支持宁绍商轮公司与外商轮船公司竞争。

比如宁绍商帮绸缎顾绣衣业同人，召开会议，其业董就说：“若是我宁绍公司果然被他逼倒，是我宁绍帮从此破气，必为别帮所笑所以今日特邀诸公到此，自后或往返沪甬，必要乘自己宁绍轮船，万万不可见目前只小利，去乘他外国人的船了。”同时还订立了五条规则，包括一切货物必须由宁绍轮船装运、各店逐年预先购买宁绍船票等。

正是在广大宁绍旅沪群体同人的支持下，宁绍商轮公司不仅站稳了脚跟，后来还有实力购买了外商轮船公司的商轮。反过来，在广大宁波同乡支持下发展壮大的甬商，也尽可能对同乡给予回报。如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武汉形势十分紧张之时，船票价格飞涨，宁绍商轮公司就及时派船赶赴武汉，向急待离开的同乡伸以援手，对贫困者给予免票。

四明公所和宁波旅沪同乡会的作用

甬商清楚地明白，金融是经济发展的血液，只有金融和实业相互渗透和支持，才能真正发展壮大起来，正如宁波籍实业家刘鸿生所言：“一个银行，如果没有工商企业的关系，就不能长久存在；而工商企业，如果没有银行作为支柱，也就会限于停闭。”

据统计，1912、1924、1926、1928、1930、1932、1934年的上海钱庄中，浙江籍的钱庄都占半数以上，而这些浙江籍钱庄中又以宁波籍为主。银行业同样如此，从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成立开始，此后多个银行中都可以看到宁波籍人士活跃的身影。

宁波籍商人或是以传统商业起家，然后经营钱庄再进一步促进实业壮大，或是本以钱庄、金融业开始，转而以支持工商业发展来促进本身发展，或者实业经营者以入股方式向金融业投资。无论是哪种方式，最终的结果都是促进了甬商整体的发展壮大。

朱荫贵最后总结道，像四明公所、宁波旅沪同乡会这样既不属于政府又不同于企业的社团，曾经在近代中国社会中扮演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赈济、教育、医疗和帮助家乡建设等公共利益方面的活动，无疑弥补了近代中国社会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缺失，在某种程度上取代和扮演了部分政府应有的角色。

它们形成的以地缘为中心的凝聚力，使得宁波籍商人能够在异乡渡过难关、站稳脚跟，加上甬商对金融和实业相结合的重视，促使他们能够超越其他籍贯商人群体在近代上海经济活动中独领风骚。

来源｜澎湃网

作者｜徐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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