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篇》五十卷，含五十二篇长短不齐的文章，约十余万言。葛洪自称《外篇》属儒家，此言亦不虚。下面仅从四个方面，探讨其儒学的具体内容及思想特点。

　　（一）夫唯无礼，不厕贵性

　　（二）崇教勖学，精六经之正道

　　（三）量材授官，贵贤任能

　　（四）诘鲍论君，辨证古今

请采纳~

内心崇敬美好的品德,笔端挥洒出优美的诗文

琬琰：比喻品德或文词之美,也是碑石的美称,也泛指美玉

琳琅：借指美好的事物指优美诗文、珍贵书籍,借指美好的事物指优秀人材,同样泛指美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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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描述:

不要说政治上的人物就好，要文学艺术科学==的，30分，答的好的加分，谢谢！！

解析:

郦道元

郦道元（约466—527），生活于南北朝北魏时期，出生在河北省涿县一个官宦世家，少年时代就喜爱游览。后来他做了官，就到各地游历，每到一地除参观名胜古迹外，还用心勘察水流地势，了解沿岸地理、地貌、土壤、气候，人民的生产生活，地域的变迁等。他发现古代的地理书——《水经》，虽然对大小河流的来龙去脉缺乏准确记载，但由于时代更替，城邑兴衰，有些河流改道，名称也变了，但书上却未加以补充和说明。郦道元于是亲自给《水经》作注。

为了写《水经注》，他阅读有关书籍达400多种，查阅了所有地图，研究了大量文物资料，还亲自到实地考察，核实书上的记载。《水经》原来记载的大小河流有137条，1万多字，经过郦道元注释以后，大小河流增加到1252条，共30多万字，比原著增加20倍。书中记述了各条河流的发源与流向，各流域的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状况，以及火山、温泉、水利工程等。这部书文字优美生动，也可以说是一部文学著作。由于《水经注》在中国科学文化发展史上的巨大价值，历代许多学者专门对它进行研究，形成一门“郦学”。

郦道元，字善长，初袭爵永宁侯，例降为伯。御史中尉李彪以道元执法清刻，自太傅掾引为书侍御史。彪为仆射李冲所奏，道元以属官坐免。景明中，为冀州镇东府长史。刺史于劲，顺皇后父也。西讨关中，亦不至州，道元行事三年。为政严酷，吏人畏之，奸盗逃于他境。后试守鲁阳郡，道元表立黉序，崇劝学教。诏曰：“鲁阳本以蛮人，不立大学。今可听之，以成良守文翁之化。”道元在郡，山蛮伏其威名，不敢为寇。延昌中，为东荆州刺史，威猛为政，如在冀州。蛮人指阙讼其刻峻，请前刺史寇祖礼。及以遣戍兵七十人送道元还京，二人并坐免官。

后为河南尹。明帝以沃野、怀朔、薄骨律、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御夷诸镇并改为州，其郡、县、戍名，令准古城邑。诏道元持节兼黄门侍郎，驰驿与大都督李崇筹宜置立，裁减去留。会诸镇叛，不果而还。

孝昌初，梁遣将攻扬州，刺史元法僧又于彭城反叛。诏道元持节，兼侍中、摄行台尚书，节度诸军，依仆射李平故事。梁军至涡阳，败退。道元追讨，多有斩获。

后除御史中尉。道元素有严猛之称，权豪始颇惮之。而不能有所纠正，声望更损。司州牧、汝南王悦嬖近左右丘念，常与卧起。及选州官，多由于念。念常匿悦第，时还其家，道元密访知，收念付狱。悦启灵太后，请全念身，有敕赦之。道元遂尽其命，因以劾悦。

时雍州刺史萧宝反状稍露，侍中、城阳王徽素忌道元，因讽朝廷，遣为关右大使。宝虑道元图己，遣其行台郎中郭子帙围道元于阴盘驿亭。亭在冈上，常食冈下之井。既被围，穿井十余丈不得水。水尽力屈，贼遂逾墙而入。道元与其弟道（阙）二子俱被害。道元目叱贼，厉声而死。宝犹遣敛其父子，殡于长安城东。事平，丧还，赠吏部尚书、冀州刺史、安定县男。

道元好学，历览奇书，撰注《水经》四十卷，《本志》十三篇。又为《七聘》及诸文皆行于世。然兄弟不能笃睦，又多嫌忌，时论薄之。

祖冲之,字文远,范阳郡遒县（今河北涞源）人。公元429年生于建康（今江苏南京）一个官宦人家,虽原籍北方，但几代祖先都在江南做官且通晓历法。祖父掌管土木工程建筑，父亲也学识渊博。他从小有机会接受家传科学知识，青年时代进入专门研究学术的华林学省学习研究。祖冲之曾作过州从事史，公府参军，县令，最高官至长水校尉，享受四品俸禄，公元500年去世。

祖冲之是中国古代一位伟大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生平著作很多，内容也是多方面的。在数学方面的论著，不幸均已失传。在历代国内外的各种图书目录中，可以见到他所写的数学著作的书名有“缀术”6卷，“九章算术义注”9卷，“重差注”1卷。在天文历法方面，他编制成“大明历”，并为大明历写了“驳议”。在古代典籍的注释方面，祖冲之有“易义”、“老子义”、“庄子易”、“释论语”、“释孝经”等著作，但亦均失传。文学作品方面他著有“述异记”10卷，在“太平御览”等书中可以看到这部著作的片断。

从青年时起，祖冲之便对天文学和数学发生了兴趣。他把从上古时起直至他生活时代的各种文献、记录、资料，几乎全部搜罗来进行研究，并且亲自进行精密的测量和仔细的推算。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亲量圭尺，躬察仪漏，目尽毫厘，心穷筹策”。他对刘歆、张衡、郑玄、阚译、王番、刘徽等科学家的工作进行了仔细研究，一一驳正了他们的错误，导出了许多极有价值的结果。准确到7位有效数学的园周率数值便是人所共知的例子。

园周率π的计算，标志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数学水平。中国古代也和世界上任何文化开发较早的国家和地区一样，人们最早使用的园周率是3。这一误差很大的数值一直沿用到汉代。入汉以后，对园周率的改进吸引了不少科学家的注意，都作了一些工作。最为重要的是魏晋时期的数学家刘徽，他用“割园术”计算出的园周率为314。

关于祖冲之在园周率方面的工作，其史料仅见于《隋书·律历志》中还记载说，祖冲之还给出了园周率的两个近似分数值：

密率：π=355/113，小数点后6位准确，

约率：π=22/7，小数点后2位准确。

在欧洲，1100多年后才算得355/113这一数值，被称为“安东尼兹率”。日本数学家三上义夫在1912年提出应称π=355/113为“祖率”。

关于祖冲之是如何算得如此精密的结果，没有任何史料流传下来，这是非常遗憾的。不过根据当时的情况判断，祖冲之用的仍是刘徽的“割园术”。果真如此的话，祖冲之需要计算出园内接正12288边形和正24576边形的面积，要进行加、减、乘、除、开方等运算达130次以上，每次运算都要精确到9位数字，可以想象，在当时用罗列算筹来计算，是需要何等的精心与超人的毅力。 关于球体体积的计算，是祖冲之及其儿子祖（日桓）在数学方面又一项了不起的成就。祖氏父子根据刘徽在“九章算术注”中担出的正确方法，求得了球体体积公式

球体积=4/3πγ3。

在导出球体积公式的过程中，祖氏父子总结出了所谓的“祖氏原理”。在西方这一原理被称为“卡瓦列里原理”，但它的发现者意大利数学家卡瓦列里（B．Cavalieri 1598～1647）比祖氏父子要晚1100多年。

祖冲之在天文历法方面的成就,大都包含在他所编制的大明历和为大明历所写的“驳议”中。祖冲之通过精密的观察测量，发现当时奉行的由前辈著名天文学家何承天所编制的元嘉历有不少错误，于是着手编制大明历，公元462年编成，时年只有33岁。祖冲之对历法的编制做出了很多创造性的贡献，大明历是这个时代一部最好的历法，但是却遭到皇旁宠臣的反对。直到祖冲之死后10年，由于他儿子祖（日桓）的坚决请求，经过实际天象的校验，大明历才得以正式颁行。

东汉时期，也就是距今约一千八百多年前(公元117年)，一台利用水力推动运转的大型天文仪器――“水运浑象”在东汉的京都洛阳制造成功。相隔二十年后(公元138年)，安置在京都洛阳的又一台仪器――“候风地动仪”，准确地报告了西方千里之外发生的地震。这标志着人类开始了用仪器记录研究地震的新纪元。

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诗魏末的七位有名文士，成名年代较“建安七子”晚一些。包括：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

王叔和

王叔和（公元3世纪）名熙，今山东高平人。其生卒年月不详。

王叔和曾任魏太医令，“性度沉静，通经史，穷研方脉，精意诊切，洞识养生之道。”（唐·甘伯《名医传》）王氏著有《脉经》10卷，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脉学专著；曾整理编纂仲景《伤寒杂病论》一书，使之流传于今，为中医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另著有《脉诀图要》6卷，《脉赋》1卷，《脉诀发蒙》3卷，《论病》6卷等，均佚。

王叔和对中医学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对脉学的研究和对《伤寒杂病论》的整理编纂。他总结脉学，编纂《脉经》。继承前人对脉学研究的成就，汇集了前期医学名著及先朝名医的有关文献，结合自身经验，撰成《脉经》一书，使脉学理论和方法系统化、规范化，推动了我国医学的进步，并对世界医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首先，王叔和对切脉方法进行了重大改进，创制寸口诊法，切脉专取两手寸口，也称“三部九侯”，以寸、关、尺为三部，以浮、中、沉为九侯。提出寸口分主脏腑的理论，以左寸属心与小肠，左关属肝与胆，左尺属肾与膀胱，右寸属肺与大肠，右关属脾与胃，右尺属命门与三焦。整理脉形，把脉象归纳为浮、芤、洪、滑、数、促 、弦、紧、沉、伏、革、实、微、涩、细、软、弱、虚、散、缓、迟、结、代、动等24脉，还对各种脉象作了比较形象具体、容易理解的描述，在此基础上结合临床实际，将脉、证、治、判断预后等统一起来，充实和完备了脉学理论。整理编纂《伤寒杂病论》。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书，使之得以流传至今。从脉、证、方、治几个方面着手，深入研究《伤寒论》，一般认为，现行成无己《注解伤寒论》中之《辨脉法》、《平脉法》、《伤寒例》3篇和书后部分《辨不可发汗病脉证并治》以下8篇，均系王叔和所增。突出研究了仲景治法，将仲景所用汗、吐、下、温、刺 、灸、水、火诸法加以分类比较，进行分析，很切合临证应用。

他主张早期治疗，提倡预防疾病。“凡人有疾，不时即病，隐忍冀差，以成痼疾。……时气不和，便当早言，寻其邪由，及在腠理者，以时治之，罕有不愈者。患人忍之，数日乃说，邪气入脏，则难可制。”王叔和《伤寒论》强调了早期诊治的重要性。提倡平时讲究卫生，反对暴饮暴食，大有预防医学之意义。

总之，王氏总结周秦汉魏以来的脉学成就，而又加以经验，充实内容，著成《脉经》一书，继往开来，为我国脉学的代表人物，在世界医学史上也颇有影响；他收集《伤寒杂病论》于散亡之余，并加以整理编纂，对于保存古代医学文献、促进传统医学发展有一定贡献。

王羲之 (303？—361？)

说起书法，不能不说王羲之；说起王羲之，几乎是家喻户晓，说不定还能说出几个有关他的故事。这也算是中国独特的书法文化现象。

王羲之（303-361，一作321-379），东晋书法家，字逸少。原籍琅琊人(今属山东临沂)，居会稽山阴（浙江绍兴）。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人称“王右军”。他出身于两晋的名门望族。王羲之十二岁时经父亲传授笔法论，“语以大纲，即有所悟”。他小时候就从当时著名的女书法家卫夫人学习书法。以后他渡江北游名山，博采众长，草书师法张芝，正书得力于钟繇。观摩学习“兼撮众法，备成一家”，达到了“贵越群品，古今莫二”的高度。

与两汉、西晋相比，王羲之书风最明显特征是用笔细腻，结构多变。王羲之最大的成就在于增损古法，变汉魏质朴书风为笔法精致、美仑美奂的书体。草书浓纤折中，正书势巧形密，行书遒劲自然，总之，把汉字书写从实用引入一种注重技法，讲究情趣的境界，实际上这是书法艺术的觉醒，标志着书法家不仅发现书法美，而且能表现书法美。后来的书家几乎没有不临摹过王羲之法帖的，因而有“书圣”美誉。他的楷书如《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等“在南朝即脍炙人口”，曾留下形形 的传说，有的甚至成为绘画的题材。他的行草书又被世人尊为“草之圣”。没有原迹存世，法书刻本甚多，有《十七帖》、小楷乐毅论、黄庭经等，摹本墨迹廓填本有孔侍中帖、兰亭序[冯承素摹本]、快雪时晴帖、频有哀帖、丧乱帖、远宦帖、姨母帖、平安何如奉橘三帖、寒切帖、行穰帖以及唐僧怀仁集书书《圣教序》等。

王羲之的书法影响到他的后代子孙。其子玄之，善草书；凝之，工草隶；徽之，善正草书；操之，善正行书；焕之，善行草书；献之，则称“小圣”。黄伯思《东观徐论》云：“王氏凝、操、徽、涣之四子书，与子敬书俱传，皆得家范，而体各不同。凝之得其韵，操之得其体，徽之得其势，焕之得其貌，献之得其源。”其后子孙绵延，王氏一门书法传递不息。武则天尝求王羲之书，王羲之的九世重孙王方庆将家藏十一代祖至曾祖二十八人书迹十卷进呈，编为《万岁通天帖》。南朝齐王僧虔、王慈、王志都是王门之后，有法书录入。释智永为羲之七世孙，妙传家法，为隋唐书学名家。

王羲之书法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书苑。王羲之书圣地位的确立，有其演变过程。南朝宋泰始年间的书家虞和在《论书表》中说：“洎乎汉、魏，钟（繇）、张（芝）擅美，晋末二王称英。”右军书名盖世于当时，而宋齐之间书学地位最高者则推王献之。献之从父学书，天资极高，敏于革新，转师张芝，而创上下相连的草书，媚妍甚至超过其父，穷微入圣，与其父同称“二王”。南朝梁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云：“比世皆尚子敬书”，“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改变这种状况的是由于梁武帝萧衍推崇王羲之。他把当时的书学位次由“王献之——王羲之——钟繇”转变为“钟繇——王羲之——王献之”，在《观钟繇书法十二意》中，萧衍云：“子敬之不迨逸少，犹逸少之不迨元常。”“不迨”，或作“不逮”，不及之意。萧衍的地位使他的品评有特殊的感召力，因而舆论遂定。

历史上第一次学王羲之 在南朝梁，第二次则在唐。唐太宗极度推尊王羲之，不仅广为收罗王书，且亲自为《晋书·王羲之传》撰赞辞，评钟繇则“论其尽善，或有所疑”，论献之则贬其“翰墨之病”，论其他书家如子云、王蒙、徐偃辈皆谓“誉过其实”。通过比较，唐太宗认为右军“尽善尽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从此王羲之在书学史上至高无上的地位被确立并巩固下来。宋、元、明、清诸朝学书人，无不尊晋宗“二王”。唐代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和颜真卿、柳公权，五代杨凝式，宋代苏轼、黄庭坚、米帝、蔡襄，元代赵孟頫，明代董其昌，历代书学名家无不皈依王羲之。清代虽以碑学打破帖学的范围，但王羲之的书圣地位仍未动摇。“书圣”、“墨皇”虽有“圣化”之嫌，但世代名家、巨子，通过比较、揣摩，无不心悦诚服，推崇备至。

中国书史上虽推崇王羲之为“书圣”，但并不把他看作一尊凝固的圣像，而只是看作中华文化中书艺创造的“尽善尽美”的象征。事物永远是发展的、前进的，王羲之在他那一时代到达“尽善尽美”的顶峰，这一“圣像”必将召唤后来者在各自的时代去登攀新的书艺顶峰。

顾恺之(348 409)字长康，小字虎头，晋陵无锡(今江苏无锡)人。顾恺之博学有才气，工诗赋、书法，尤善绘画。精于人像、佛像、禽兽、山水等，时人称之为三绝：画绝、文绝和痴绝。谢安深重之，以为苍生以来未之有。顾恺之与曹不兴、陆探微、张僧繇合称“六朝四大家”。顾恺之作画，意在传神，其“迁想妙得” “以形写神”等论点，以及提出的“六法”。为我国传统绘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国大百科全书》（简明版）：

顾恺之 (约348 409) 中国东晋画家，绘画理论家，诗人。字长康，小字虎头。晋陵无锡(今属江苏省)人。曾任参军、散骑常侍等职。出身士族，多才艺，工诗词文赋，尤精绘画。擅肖像、历史人物、道释、禽兽、山水等题材。画人物主张传神，重视点睛，认为“传神写照，正在阿堵(指眼睛)中”。注意描绘生理细节，表现人物神情，画裴楷像，颊上添三毫，顿觉神采焕发。善于利用环境描绘来表现人物的志趣风度。画谢鲲像于岩堑中，突出了人物的性格志趣。其画人物衣纹用高古游丝描，线条紧劲连绵，如春蚕吐丝，春云浮空，流水行地，自然流畅。顾恺之的作品无真迹传世。流传至今的《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列女仁智图》等均为唐宋摹本。顾恺之在绘画理论上也有突出成就，今存有《魏晋胜流画赞》、《论画》、《画云台山记》3篇画论。提出了传神论、以形守神、迁想妙得等观点，主张绘画要表现人物的精神状态和性格特征，重视对所绘对象的体验、观察，通过形象思维即迁想妙得，来把握对象的内在本质，在形似的基础上进而表现人物的情态神思，即以形写神。顾恺之的绘画及其理论上的成就，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顾恺之著有《启蒙记》3卷，另有文集20卷，均已佚。但仍有一些诗句流传下来，如“干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若云兴霞蔚”等，细致生动地描写了江南的秀丽景色，充满诗情画意

arork/art/gh/nanbeichao/gukaizhi

顾恺之被人称为“画圣”,而且他诗、书、画“三绝”。

估计说的是顾恺之

葛洪(公元284一345)

我国的炼丹术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公元前三四世纪的战国，就有关于方士和求"不死之药"的记载。秦始皇曾派遣徐福带着几百个童男童女到蓬莱求仙人赐不死之药。汉武帝招罗众多方士，讲求长生不老之术。炼丹的风气在封建统治阶级的扶助下盛行起来。魏晋南北朝，方士演变成符水治病的道士，他们把先秦的道家创始人老子认作始祖。从此道教成为我国封建社会中的主要宗教之一，与儒、佛并行于世。

炼丹的本意是荒谬的，它指望惜金石之精气使人长生不老，得道成仙。但是在炼丹的实践活动中，部分炼丹家吸取了劳动人民生产和生活的丰富经验，同时孜孜不倦地从事采药、制药的活动，积累了大量的关于物质变化的知识，认识了物质变化乃是自然界的普遍规律。特别是炼丹人大都兼搞医疗活动，他们把炼丹的药物引入医疗，从而丰富了我国传统医学的内容。在这些炼丹家中，葛洪是一个突出的代表。

一、失意的知识分子一炼丹家

葛洪字稚川，号抱朴子。东晋丹阳句容人。出生在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祖父在三国时代曾是吴国的大官，父亲也做过吴国的大官，投降晋国后，还做过中等官吏。在他13岁那年，父亲病亡，家境也随之恶劣。葛洪从小就有一种强烈的求知欲，没有书，就到处向别人借书来读，无钱买笔墨，就拿木炭在地上练写字。从16岁读儒家的"孝经"、"论语"等书开始，广泛地阅读了许多书，从经书、史书到杂文，凡能借到的书都认真地读了。后来还学习了"望气"、"卜卦"之类。葛洪经过长期的刻苦自学终于成为一个学识渊博的人。

公元303年，多处发生农民起义，反对晋朝的统治，石冰率领的起义军是其中的一支起义队伍。由于是世家子弟，小有才干的葛洪奉了吴兴太守之命，率兵与石冰作战。石冰被打败了，葛洪却没有被论功行赏。忿忿不平的葛洪投戈释甲，离乡去了洛阳。到了洛阳又遇上了"八王之乱"，到处都在打仗，口家的路也走不通了。正当他不知如何是好时，他的一个朋友要到广州去做官，于是他自告奋勇去为朋友打前站。没想到他在广州替朋友安排妥了，朋友却在上任的路卜被杀了。无可奈何的葛洪只好暂时逗留在南方。恰好当时广东南海一位太守鲍玄喜欢搞神仙之术，与葛洪有共同的语言，而入相处十分投机。于是20多岁的葛洪就拜鲍玄为师学道，不久又与鲍玄的女儿结婚。在政界没有找到出路的葛洪，逐渐粑兴趣转向炼丹，在广东的10年中，大部分时间他部在从事炼丹。

公元316年，葛洪回到阔别十余年的江南故乡。这时候晋朝在长江以北的统治已不复存在。司马睿在南京做了东晋的皇帝，他为了笼络怔南豪族，以葛洪曾带兵打败石冰的功劳为借口，封葛洪为"关内侯"。此外葛洪曾做过4年的中等京官。此时的葛洪对做官已无兴趣，当他听到"交址"（系现在的越南）有丰富的炼丹原料时，就请求到广西的勾漏县做官，好就近来料炼丹，东晋的皇帝乐得做个好人，同意了他的请求。其实他没能去成广西勾漏县，因为当他带领全家到了广州后，朋友们就劝他不要再走，再往西走实在太危险了。于是他就将家人安顿在广州，自己到罗浮山去修炼，过着他那"神仙丹鼎" 的炼丹生活。大约死于公元345年，享年61岁。

二、勤奋的学者，众多的著作

据《晋书》中的"葛洪传"介绍，葛洪"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人富于班马"。这就是说，葛洪的学问很丰富，在江南是无人可比的，他的著作比班固和司马迁的著作还多。《晋书》里列举他的著作有，《抱朴子》内篇116篇，碑诔诗赋100卷，移檄章表30 卷，"神仙"、"良吏"、"隐逸"、"集异"等传各10卷，五经史汉百家之言方使杂事310卷，"金匮药方"100卷，"肘后要急方"4卷。

一个人有这么多的著作，抄述了310卷书，可以想像他是很勤奋的。由于历史较长，时局动乱，葛洪的许多著作多有失散，这给全面、深入地评价葛洪带来一定困难。经过专家的认真考证，认为至今有书并确信是葛洪所著的书至少有下述四种：《神仙传》、《抱朴子内篇》、《抱朴子外篇》、《肘后备急方》。

《神仙传》里，葛洪根据宣扬炼丹术的需要，记载了92位"神仙"的事迹。这些所谓的神仙有墨子、魏伯阳等历史上的真人，也有传说中的广成子之类。每个人的传记都十分简单，但内容却十分荒诞无稽，例如把墨子说成地仙，到汉武帝时仍象个50多岁的人。

《抱朴子内篇》共有20卷，其中讲炼丹的主要是"金丹"、"仙药"、"黄白"3卷。"金丹"这一卷主要讲利用无机物质炼出所谓的长生仙丹。"仙药"这一卷着重讨论植物性的"五艺"与延年益寿。"黄自"卷侧重讲了许多人造黄金和自银。所以，要研究葛洪时期的炼丹术和其中的化学知识敏应该研读这本书。

《抱朴子外篇》大多讲的是儒家应世的道理，纯粹是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某些政治理论。后来有人将《抱朴子外篇》与《抱朴子内篇》合并成一部书，总称《抱朴子》。

《肘后备急方》是葛洪完成的多种医学著作中至今留传于世的唯一一书，他原先著作《金医药方》100卷（已失传），因卷帖洽繁，不便携带，乃将其中救急、多见、简要实用的部分摘成《肘后备急方 》3卷。本书在流传过程中，经梁朝陶弘景增补，改名为《肘后百一方》后来金代杨用道等再行增补一次，更名为《肘后备急方》今天看到的就是这个本子。

在这本书的序文中，葛洪写道："诸家各作备急，既不能穷诸病状，兼多珍贵之药，岂贫家野居所能立办，因此，他决计选录"率多易得之药，其不获已，须买之者，亦皆贱价，草石所在皆有，"这种为方便贫苦患者着想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

《肘后备急方》现存8卷，1一4卷讲内病，包括心腹病、伤寒、时气、中风、水病、发黄等急性病；5一6卷讲外发病，包括痈疽、疮疥、耳目等病）；7卷讲的是"他犯病"，包括虫兽伤、中毒等病；第8卷则是介绍一些备急丸散和牲畜病。书中突出之点是对某些传染病的认识达到了很高水平。如所述的虏伤，是世界上对天花的最早记录。葛洪对一些传染病还提出了预防方法，现在看来也很科学。总之葛洪所著的《肘后备急方》是我国医药史中的珍贵文献，有人说它是"古代的中医诊疗手册"一点也不过分。

三、炼丹理论与化学知识

西晋未叶，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八王之乱"、"蛮族叛乱"，战争接连不断，社会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阶级斗争异常尖锐，农民起义也风起云涌。生活在这种形势下，葛洪和一些地主阶级一样，从现实的失望中，转而求援于上帝，投身于神仙方士之术。葛洪把老庄之学充分地演化为神仙方士之术，他的思想实质上是内神仙外儒术。他的炼丹理论正是从这一思想出发的。他认为一切物质都可以变，而在诚心的要求和适当的条件下，人们可以变得仙丹和黄金。根据这一理论，葛洪在收集、研究各种药方，为民治病的同时。进行了大量的炼丹实验。从这些炼丹的实验中，葛洪熟悉了许多无机物质的组成和一些比较简单的化学反应。我们仅从《抱朴子内篇》里，可以发现葛洪已具备有下列的化学知识：

1 他说："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丹砂即硫化汞，加热即分解而得到汞。汞与硫磺化合又生成黑色的硫化汞，再在密闭容器中调节温度，便升华为赤红色的结晶硫化汞。采用硫化汞制水银，我国早在公元前之世纪就知道，葛洪是最早详细记录这一反应的人。

2 "以曾青涂铁，铁赤色如铜"曾青大概指含硫酸铜的胆矾，以曾青涂铁即以铁和硫酸铜的溶液起作用，铁取代了硫酸铜里的铜，故表面附有一层红色的铜，因为采用涂敷的方法，所以硫酸铜只在铁表面发生作用。葛洪进而说："外变而内不化"。可见对于这一金属置换反应，葛洪是作了仔细观察的。

3 "铅性自也，而赤之以为丹，丹性赤也，而白之以为铅。"这是说铅可以变为铅白，即碱式碳酸铅，铅白又可以变成赤色的铅丹，即四氧化三铅：铅丹则可以变还为铅白，最后回复为铅。这表明葛洪对铅的化学变化作过系列实验考察。

4 "取雌黄、雄黄，侥下，其中铜铸以为器复之，百日此器皆生赤乳，长数分。"雌黄指As2S3，雄黄指As2S2 ，它们加热后均能升华。葛洪这段话就是对它们升华试验的描述。

5 葛洪大概曾制得外表象黄金、白银的几种合金，可能里面有不同比例的铜、铅、汞、镍等元素。《抱朴子内篇》里"黄白"那卷对此讲得有声有色，可惜原文过于隐晦，还需作进一步考证研究。

在当时，葛洪能有这样丰富的知识是难能可贵的，他是我国炼丹术发展中承前启后的人物。他那富于鼓动性的文笔，替炼丹术作了宣传，他对炼丹方法的具体著述对后来的炼丹家影响很大。

在文学创作上，葛洪强调在文学创作的构思之前作家要保持“居静”的心理状态，只有这样才能够对客观事物的感发作出反映。文学创作不是创作者思想或见解的随意表达，而是一个由创作心理冲动、思维、实践等多方面构成的过程。文学创作之前，要有客观外物对创作主体的感发，这种感发作用引起创作主体的心理冲动，从而为文学创作提供一个心理基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创作主体还需要保持“居静”的心态。

葛洪认为文学创作是人“情”与“心”的外在表现。他说“情感物而外起”，“有诸中者，必形乎表”。人内在的情感要借助于外在的形式表现出来才能让他人知晓。文字就是承载他们思想情感的有利工具，文学创作在于表达人们内心的情感，但是人内心情感的波动需要客观外物的感发。

葛洪“情感物而外起”的观点受到传统“物感说”影响。早在《礼记·乐记》中就有情感物而发的观点。《乐记》中提出音乐的生成本质是人为了表达内心的情感而产生的，“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人情感的产生是由于外界事物影响的结果，这就是外物的“感发”，内心的情感进一步借助外在形式表现出来。《礼记·乐记》是汉代最为重要的一部有关音乐理论的著作。由于中国最古老的文学形式是诗、乐、舞于一体的诗歌，所以《乐记》也可以看做是一部重要的文学理论著作，它在中国古代文论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葛洪所提出的“情感物而外起”的观点与《乐记》中的“物感说”十分相近。

《抱朴子外篇·钧世》讲到古代那些人“其精神布在乎方策，情见乎辞，指归可得”。他们的思想精神记载在典籍中，他们的情感表现在文字之间，他们的旨意体现在著述当中，因此后世之人得以了解他们的思想。葛洪赞成人们借助于文学来表达自己的旨趣。相反，葛洪进一步说，“怀逸藻于胸心，不寄意于翰素，则未知其有别于庸猥”。如果那些被称为是胸怀高逸的人不能把自己的才华展现出来，那么他们与平庸之人没有什么差别。

陆机也认识到文学作品是人的情感的反映。陆机认识到四时时节的不同，会对人的情感产生不同的影响，所以作者应该因时而作，“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这与葛洪“情感物而外起”的观点相似。这一观点无疑是受到了传统“心物感应”思想的影响。

葛洪论述了在文学创作构思之前，首先要有客观外物的感发作用，它引起人们对客观事物的情感体验。他要求创作主体保持“居静”的心态，只有达到 “清虚”、“玄默” 的精神状态，作家才能“游神典文”，并对外界的感发作出积极的回应。葛洪提出“居静”的思想是对老庄关于体道过程及艺术构思的借鉴。《老子》第十章说 ：“涤除玄览，能无疵乎？ ”“玄”的意思是指“物之极”，“览”则是见、观的意思。玄览就是对“道的观照”。

从哲学的角度来阐述它的内涵则是排除主体内心的欲望等杂念才能够得到对道的观照。现在暂且撇开哲学层面的意义，单纯从文学理论的角度来看的话，老子的这句话就是对创作者提出的他们应该保持的心理状态。要保持这种状态，人们应该排除主观欲念，保持内心的虚静，也就是老子所说的“致虚极，守静笃”。这样才能为文学的创作做好下一步的准备。只有在内心保持虚静状态下，才能揭示事物的真相。也就是说，创作主体只有保持“虚极”、“静笃”的心理状态，才能够洞察万物。

继老子之后，庄子提出应该采用“心斋”与“坐忘”的方法以便达到“虚静”的状态。庄子所谓的“心斋”、“坐忘”就是要求摒除杂念、心志专一，用心去体会万物并用气去感应万物。

从文学理论的角度来看，庄子与老子都强调创作主体要保持“虚静”的精神状态。陆机提出 “精骛八极，心游万仞” ，刘勰则将其概括为 “陶钧文思，贵在虚静” 。可见，作者保持“虚静”的精神状态是文学构思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葛洪也强调作者在创作之前应该保持“居静”的精神状态，但是葛洪的这种观点是建立在神仙道教思想的基础之上的。因此，他的理论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同时又呈现出鲜明的特色。他提出的“居静”是修仙之时应该保持的精神状态。《内篇》曰：“学仙之法，欲得恬愉澹泊，涤除嗜欲，内视反听，尸居无心。”

在对文章内容“判微析理”的基础上，葛洪同时提出了不同作者会有不同的写作风格的美学思想。相同的内容任何人都可以加以利用，但是并非每一个人都能有效地发掘这些内容的真正意义， “梓豫山积，非班匠不能成机巧；众书无限，非英才不能收膏腴” 。同样的内容，未必会有同样的文章，“徒闲涩有主宾，妍媸有步骤。是则总章无常曲，大庖无定味”。完全相同的材料让不同的厨师来做也会有不同的味道。

因为主宾的选择、前后的步骤不同，文章的清浊妍蚩也就不同。因此正如一个高明的厨师善于用最简单的材料做出令人称奇的美味一样，一个真正出色的作家贵在用简明平实的语言写出绝妙的文章。那种认为只有覆盖千里的寻木才能用于建筑大厦、只有用人所罕知的鬼神之言才能著成文章的想法是十分错误的。“何必寻木千里，乃构大厦；鬼神之言，乃著篇章乎！”

葛洪认为，文章的风格和作者的才思不同，不能强求一律。“五味舛而并甘，众色乖而皆丽”，就是说色与味不一，而其甘美则无异。他承认美是多元的，文章的艺术风格不同，但其艺术价值无别，所谓春华秋月，各擅胜场，姹紫嫣红，皆领风骚，即此类也。“夫聩者不可督之以分雅郑，瞽者不可责之以别丹漆”（《抱朴子•外篇•守塉》）。

对于缺乏审美能力的人，即便是南威西施立其前，也会视而不见；黄钟大吕鸣其侧，也会听而不闻。而审美能力的高低往往与人的审美情趣的高下相联系，惯听桑间濮上之曲、下里巴人之声的人无法领略阳春白雪和黄钟大吕的高贵雅致。再加上作者的才思和风格也是多种多样，参差不齐。有的浩阔而不够渊深，有的深邃却又狭隘，有的思路清楚而言辞钝拙，有的不合事理而文句工巧。这些都是各有长处的偏才，不是兼擅诸长的通才。著述文章必须根据自己的才思行事，避其短而用其长，不可强求，如果梗短汲深，力小负重，非要在自己不擅长的方面逞能，只能是自取其辱。

葛洪提出“文贵丰赡”的观点，认为文无定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高者识其深，低者见其浅，毁誉交加，亦无足怪，没有必要追求众口一辞，人皆称美，这与其美是多元的理论是相应的。葛洪所处的东晋时期，文风尚密丽而不乏疏朗之致，更多的时候是形式大于内容。加上当时的门阀制度，更多的人根本无法理解其中的内容，“于是今诗纯虚誉，故有损而贱也”。这与后来陈子昂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提到的 “彩丽竟繁，而兴寄都绝”、“汉魏风骨，晋宋莫传” 的思想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