遮天叶凡的异象有：

1 苦海种金莲：叶凡的九大异象之一，海天一色，金莲璀璨，如开天辟地，化生于无形间。

2 海上升明月：是神体姬皓月的异象，但并没有说明是神体的特有异象，但实力强大，估摸能在异象中排列靠前。

3 星辰耀青天：叶凡的九大异象之一，上古异象，孔雀王也修炼成功过，青天下，一颗颗星辰，直观来看，大如巨岳，璀璨夺目，星颤天动。

4 仙王临九天：叶凡的九大异象之一。

5 锦绣山河：叶凡的九大异象之一。

6 混沌种青莲：叶凡的九大异象之一。

遮天叶凡的异象有以上几样。

熊猫，古称食铁兽，传说是蚩尤的坐骑。

但这种说法在《山海经》中并没有任何记载， 在《山海经》之后的其他古籍中也没有任何的“只言片语”能够证明“大熊猫是蚩尤的坐骑”，从尊重历史的角度来看，这只是一个谣言。

《山海经》中对熊猫的形容模糊不清，但晋朝风水学大师郭璞，在注解《山海经·中山经·崃山》这一篇时，曾用一句话详细的描写了大熊猫的形象与习性。

“山有九折坂，出狛，狛似熊而黑白驳，亦食铜铁也。”

注：邛崃山是四川西部的邛崃山脉；严道县是四川省雅安市中部的县城；㹮指熊猫；九折坂指地理名称。

译：在与严道县毗邻的邛崃山脉上，一处叫做“九折坂”的地方，有一种动物叫做㹮（熊猫），㹮的外形与熊相似但身上却长着黑白相间的皮毛，㹮吃铜铁。

后人通过郭璞的注解，给大熊猫起了一个名字，叫做食铁兽，由此可见，熊猫在古代是一种和熊一般巨大，并且能够食铜啃铁的猛兽。

这倒是不夸张，据科学数据，熊猫的咬合力达12989磅，能够轻松咬碎人体骨骼，奔跑速度最快可达每小时5—10公里，堪比北极熊，是不折不扣的战斗猫。

而且熊猫的诞生，可以追溯到八百万年前，与熊猫同时代猛兽有剑齿虎、巨爪地懒、王氏水牛，这些大型哺乳动物。可见远古时期的熊猫，在体型、咬合力、奔跑速度方面，相比现在有过之而无不及。

至于对食铁兽的描述，《神异经》中写道：

“南方有兽，铁，似熊、小头、痹脚、黑白驳，能舐食铜铁及竹骨。”

看看，似熊、小头、痹脚、黑白驳，这除了熊猫还有什么？

另外，还说他喜欢吃竹子还有铜铁。熊猫当然吃竹子，那么铜铁呢？

大家也许不知道，熊猫也是吃铁的。

四川的《北川县志》里记载，1981年8月，一只7岁雌性大熊猫刚到卧龙自然保护区，便把盛饲料的铁盆子吃进肚子。当时把工作人员急得不行，幸好第二天从它的粪便中找到铁块碎片。

一种说法是，熊猫本来是肉的，改吃素以后体内缺少铁等东西。

所以，熊猫偶尔会去舔铁器，有时候还会咬。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把熊猫当做呆萌的可爱动物，这厮连铁盆都能嚼碎，吃了你根本没有问题。

再看貔貅，它是一种凶猛的瑞兽。而真实的动物中，是没有貔貅的，应该是一种动物抽象而来，很可能就是熊猫。

清代王士祯的《陇蜀馀闻》中记载：

“貔貅产峨嵋，自木皮殿以上，林木间有之。形类犬，黄质白章，庞赘迟钝。见人不惊，群犬常侮之。其声似念陀佛，非猛兽也。”

看看，貔貅在四川峨眉，是黄皮肤白色条纹，肥胖笨拙，这不是熊猫是什么。

自然，还有其他的证据。

传说：貔貅是古代生活在四川一带的猛兽。当年姜子牙助武王伐纣时，一次行军途中偶遇一只貔貅，当时无人认识。姜子牙觉得它长相威猛非凡，就想方设法将它收服并当做自己的坐骑。带着它打仗屡战屡胜。

大家想想，四川有什么大型动物中原没看到过？除了熊猫还能是什么？

很有可能，貔貅就是熊猫抽象而来，至少可以确定熊猫在古代的确是一种堪比狮虎的猛兽。

但仅此就能说明熊猫是蚩尤的坐骑吗？

事实上，许多中国古代典籍都提起过熊猫这种动物，但都没有提及“熊猫是蚩尤坐骑”这一说。

唯一证能明熊猫曾经参与过战斗的只有《史记 五帝本纪》所记载的：

“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

这里的“貔貅”，就被认为是熊猫。我们可以看到黄帝大战炎帝时，驯养了各种猛兽参与了战斗，其中就有熊猫，但是驯养熊猫的是黄帝，对蚩尤只字未提。

没有史料，没有记载，熊猫是蚩尤坐骑这一说从何而来呢？恐怕只不过是三人为虎，以讹传讹的谣言罢了，当个玩笑就可以了，切勿当真。

其实蚩尤的存在就如果山海经中的生物一样，人们因为对某种事物的恐惧而想像出来的，这些事物可能是人、物、甚至天气和一些当时不能解释的自然状况，而创造出来的蚩尤代表着残暴，邪恶，勇猛，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坐骑也一定要是很凶猛的凶兽才行，这个时候，人们发现有一个无论天白晚上都带着墨镜的家伙，非常凶猛，人见人怕，和它单挑，几无活路，和蚩尤及其般配，因此，就把它描述成了蚩尤的坐骑。

古代神话中的人或兽都是中华文化中非常璀璨和重要的一部分，他们代表了当时中华文化的丰富多彩，也体现了当时的人们乐观积极的生活状态，我们应该倍加珍惜才对。

收藏

在我国古籍中，好像有秦始皇会见外星人的记载。《拾遗记》卷四一记载道:“有宛渠之民,乘螺旋舟而至。舟形似螺,沉行海底，而水不浸入,一名‘论波舟’。其国人长十丈,编鸟兽之毛以蔽形。始皇与之语及天地衫开之时,了如亲睹”。他们还掌握着惊人的高效能源,若用于夜间照明,只需“状如粟”的一粒,便能“辉映一堂”。倘丢于小河溪之中，则“沸沫流于数十里”。那时，外星人被古人描述成天外来客，他们乘飞船来时喷出的气体被视作“天气”。

西方的《圣经》中亦有关于外星人的记载。《圣经·旧约·以西结书》有这样的描述：

Eze 1:1 当三十年四月初五日，以西结（原文作我）在迦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天就开了，得见神的异象。

Eze 1:2 正是约雅斤王被掳去第五年四月初五日，

Eze 1:3 在迦勒底人之地，迦巴鲁河边，耶和华的话特特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耶和华的灵（原文作手）降在他身上。

Eze 1:4 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耀的精金。

Eze 1:5 又从其中显出四个活物的形像来。他们的形状是这样，有人的形像，

Eze 1:6 各有四个脸面，四个翅膀。

Eze 1:7 他们的腿是直的，脚掌好像牛犊之蹄，都灿烂如光明的铜。

Eze 1:8 在四面的翅膀以下有人的手。这四个活物的脸和翅膀乃是这样，

Eze 1:9 翅膀彼此相接，行走并不转身，俱各直往前行。

Eze 1:10 至于脸的形像，前面各有人的脸，右面各有狮子的脸，左面各有牛的脸，后面各有鹰的脸。

Eze 1:11 各展开上边的两个翅膀相接，各以下边的两个翅膀遮体。

Eze 1:12 他们俱各直往前行。灵往哪里去，他们就往那里去，行走并不转身。

Eze 1:13 至于四活物的形像，就如烧着火炭的形状，又如火把的形状。火在四活物中间上去下来，这火有光辉，从火中发出闪电。

Eze 1:14 这活物往来奔走，好像电光一闪。

Eze 1:15 我正观看活物的时候，见活物的脸旁各有一轮在地上。

Eze 1:16 轮的形状和颜色（原文作作法）好像水苍玉。四轮都是一个样式，形状和作法好像轮中套轮。

Eze 1:17 轮行走的时候，向四方都能直行，并不掉转。

Eze 1:18 至于轮辋，高而可畏。四个轮辋周围满有眼睛。

Eze 1:19 活物行走，轮也在旁边行走。活物从地上升，轮也都上升。

Eze 1:20 灵往哪里去，活物就往那里去。活物上升，轮也在活物旁边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

Eze 1:21 那些行走，这些也行走。那些站住，这些也站住。那些从地上升，轮也在旁边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

Eze 1:22 活物的头以上有穹苍的形像，看着像可畏的水晶，铺张在活物的头以上。

Eze 1:23 穹苍以下，活物的翅膀直张，彼此相对。每活物有两个翅膀遮体。

Eze 1:24 活物行走的时候，我听见翅膀的响声，像大水的声音，像全能者的声音，也像军队哄嚷的声音。活物站住的时候，便将翅膀垂下。

Eze 1:25 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声音。他们站住的时候，便将翅膀垂下。

Eze 1:26 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像，仿佛蓝宝石。在宝座形像以上有仿佛人的形状。

Eze 1:27 我见从他腰以上有仿佛光耀的精金，周围都有火的形状，又见从他腰以下有仿佛火的形状，周围也有光辉。

Eze 1:28 下雨的日子，云中虹的形状怎样，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像。

我相信，以上所述的记载都是用来描述外星人的。可能我写得有点繁索。

西王母也叫“王母娘娘”、“金母”、“瑶池圣母”等，在我国古代神话故事中，有多个形象、多个版本，较早记录她的当属《山海经》，在这本古籍中，她被描述成长了虎齿豹尾的神仙；最被大众熟悉的则是各种神仙剧集中“王母娘娘”的形象；而在历史中，她却是真实存在的人物。

虎齿豹尾

在《山海经》中是这样描述西王母的：“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说的是虎齿豹尾、披头散发、居住在洞穴中的人形生物就是西王母。这种形象现如今看来与妖怪无异，但在上古到处都是蛮荒、野兽横行的时代，这种“奇怪”生物却非常常见，所以最早的、真正的西王母也许就是这种动物状的人形生物。

王母娘娘

爱看电视或神仙小说的人，对这个人物肯定不陌生。她一般坐在玉帝的旁边，长得威严端庄，根据剧情需要可有善心慈悲、恶毒掌权等人设。

需要提出的是，西王母到底是不是王母娘娘这一点目前还在存疑阶段，有些人认为王母娘娘别名“瑶池金母”，而西王母正好也有此别名，所以两人应该是同一个人；但也有些人认为西王母的丈夫是东王公，一女不可能嫁二夫，所以玉帝的妻子“王母娘娘”应该另有其人。

历史中的西王母

在《穆天子传》中记载过一个叫西王母国的地方，在这个国家里由女子掌权，西王母便是首领。另有说法是在中原大地的西边有一个母系氏族的民族部落，首领被称为“王母”，而又因为他们生活在西边，所以就被叫成“西王母”了。据说，黄帝蚩尤大战时，西王母部落还曾前来支援过。不过，从这以后，关于这个部族的消息也越来越少了。

蚕，原是生在自然生长的桑树上的，以吃桑叶为主，所以也叫桑蚕。在桑蚕还没有被饲养之前，我们的祖先很早就懂得利用野生的蚕茧抽丝了，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人工养蚕，现在还难以确定。但是早在殷周时期，我国的蚕桑生产已经有很大发展，可见开发人工养蚕远在殷周之前。

从古老的文献中，我们看到关于养蚕的直接记载。反映夏末殷初淮河长江一带的生产情况的《夏小正》中说：“三月……摄桑，……妾子始蚕。”这是说，夏历三月（阴历四月间）要修整桑树，妇女开始养蚕。

殷代甲骨文中不仅有蚕、桑、丝、帛等字，而且还有一些和蚕丝生产有关的完整卜辞。据甲骨文学家胡厚宣的研究指出，有的卜辞上记载，叫人察看蚕事，要经过九次占卜。可见蚕桑在当时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生产事业。甲骨文中还有关于蚕神和祭礼蚕神的记载，当时人们为了养好蚕，用牛或羊等丰厚的祭品祭礼蚕神。

考古学家还不是一次在殷墓中发现有形态逼真的玉蚕，例如河南安阳墓和山东苏埠屯都出土的有商代的玉蚕。在殷商的铜器上也常发现有用蚕做装饰花纹的。这些都说明，蚕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重要的位置。

许多传世的殷代铜器物附着有丝织物的痕迹或绢丝断片。经研究，有些丝织品反映出当时已经有相当高级的丝织技术；并且有大量事实说明，丝织品在当时社会经济生活中越来越重要，已经成为货物交换的中间媒介。要生产大量的丝织品，只有靠发展人工养蚕，才能提供足够的蚕丝原料。

到了周代，栽桑养蚕已经在我国南北广大地区蓬勃发展起来。丝绸已经成为当时统治阶级衣着的主要原料。养蚕织丝是妇女的主要生产活动。《诗经》中就有许多诗篇提到蚕桑。例如《诗经·豳风·七月》：“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爱求柔桑。”意思是：春天里一片阳光，黄莺鸟儿在欢唱。妇女们提着箩筐，络绎走在小路上，去给蚕采摘嫩桑。这生动地描绘了当时妇女们采桑养蚕的劳动情景。

周代已经大面积栽种桑树。《诗经·魏风·十亩之间》中有“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的诗句，意思是：十亩桑园绿树间啊，采桑儿多悠闲啊。这说明春秋时期桑树已经成片栽植，而且一块桑田有十亩之大。当时栽种的桑树，大概有灌木式的，也有乔木式的。现在，我们还可以在战国时期铜器上的采桑中看到古代劳动妇女提篮采桑的生动形象，也看到当时栽种的乔木式和灌木式两种桑树。

据《诗经》、《左传》、《仪礼》等古书记载，当时蚕不仅已经养在室里，而且已经有专门的蚕室和养蚕的器具。这些器具包括蚕架（“栚”或“槌”）、蚕箔（“曲”）等。由此可见，到殷周时期，我国已经有了一套成熟的栽桑养蚕技术。

战国时期的《管子·山权数篇》中说：“民之通于蚕桑，使蚕不疾病者，皆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谨听其言，而藏之官，使师旅之事无所与。”这是说，群众中有精通蚕桑技术、能养好蚕、使蚕不遭病害的，请他介绍经验，并给予黄金和免除兵役的奖励。的确，最有经验、最有知识的，是从事生产实践的广大人民群众。他们中有很多蚕桑专家和能手，他们在长期的养蚕生产实践中，不断有所创造和发明，为我国和世界养蚕业积累了极其丰富和宝贵的经验。

中国古代有很多记述栽桑养蚕技术的书。汉代曾经提到我国古代有《蚕法》、《蚕书》、《种树藏果相蚕》等有蚕桑著作。可惜，这些古籍都已经失传了。但是从汉代以来，两千多年中，仍然留下了不少的有关蚕桑的古籍，如《汜胜之书》、《齐民要术》、《秦观蚕书》、《豳风广义》、《广蚕桑说》、《蚕桑辑要》、《野蚕录》、《樗茧谱》等等，或是专讲蚕桑的，或是讲到蚕桑的。这些书记下了我国历代劳动人民栽桑养蚕的丰富经验。

要发展养蚕，就必须繁殖桑树，发展桑园。远在西周，人们就利用撒树繁殖桑树。至迟到公元五世纪南北朝时期，压条法已经应用在桑树繁殖上。《齐民要要》中讲述了这种方法。压条法用桑树枝条来繁殖新桑树，比用种子播种缩短了好多生长时间。宋元以来，我国南方蚕农更发明了桑树嫁接技术，这是一种先进的栽桑技术，它对旧桑树的复壮更新，保存桑树的优良性状，加速桑苗繁殖，培育优良品种。都有重要的意义，到现在也还在生产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桑叶是家蚕的主要食料，桑叶的品质好坏，直接关系到蚕的健康和蚕丝的质量。我国很早就发明了修整桑树的技术。早在西周，就已经有低矮的桑树，它或许就是后来所讲的那种“地桑”（鲁桑）。西汉的《汜胜之书》具体讲述了这种地桑的栽培方法：头年把桑葚和黍种合种，待桑树长到和黍一样高，平地面割下桑树，第二年桑树便从根上重新长出新枝条。这样的桑，低矮便于采摘桑叶和管理。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桑树枝嫩叶肥，适宜养蚕。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引用农谚，对地桑（鲁桑）作了肯定的评价，说：“鲁桑百，丰绵帛，言其桑好，功省用多。”著名的湖桑就是源于鲁桑，两宋以来，人们已把北方的优良桑种鲁桑应用嫁接技术引种到南方。人们以当地原有的荆桑作为砧木，以鲁桑作为接穗，经过长期实践，逐渐育成了鲁桑的新类型“湖桑”。湖桑的形成，大大促进了我国养蚕业的发展。桑树修整技术不断发展提高，桑树树形也不断变化，由“自然型”发展为高干、中干、低干和“地桑”，由“无拳式”发展为“有拳式”。质量优良的桑叶，只能在新生的枝条上产生，通过修整，剪去旧枝条，可以促使新枝条发生。新生枝条吸收了大量的水分、养分，使叶形肥大，叶色浓绿，既增加产量，又提高叶质，这就有利于养蚕生产。这也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独特创造。十九世纪后半叶，日本人也根据我国《齐民要术》和其他蚕桑古籍的记载，把桑树培育成各种形式。

制备蚕种，是养蚕生产的一个重要环节。《礼记·祭仪》中有“奉种浴于川”的记载，可见早在两千多年前，人们就已经知道用清水浴洗卵面保护蚕种。后来更发展用朱砂溶液、盐水、石灰水以及其他具有消毒效果的药物来消毒卵面，如南宋《陈旉农书》记载：“至春，候其欲生未生之间，细研朱砂调温水浴之。”这种临近蚕卵孵化的时候所进行的浴种，对预防蚕病是很有意义的。因为通过浴种，把卵面消毒干净，蚕孵出以后，就不会有病菌侵袭蚕蚁（幼蚕）。我们知道，有许多病菌，如微粒子病原虫和脓病毒，都是经过食道传染的。孵化的时候，蚕蚁都要咬去一部分卵壳才能出壳。如果卵面上带有这些病菌而又没有消毒，那么咬蚕蚁壳的时候就非常容易感染这些疾病。

至少在一千四百多年前，蚕农就已经注意蚕种的选择工作了。《齐民要术》说：“收取茧种，必取居簇中者。近上则丝薄，近下则子不生也。”古人认为选种对养好蚕有两种意义：一是可以淘汰体弱有病的蚕种，二是使第二代蚕的生长发育时间和速度一致，便于饲育和管理。选种包括选蚕、选茧、选蛾和选卵四项。但是，人们最初选种的时候并没有完全包括这四项。《齐民要术》只是提到要选取“民簇中”的茧留作种。宋末以来，人们已经进一步从各个角度，如茧的质量，成茧的时间和位置，娥出茧的时间，蛾的健康状态，以及卵的健康状态等，来选取种茧、种蛾和种卵。到清代，人们更注意到了选蚕，他们知道只有“蚕无病，种方无病”。

通过层层的严格选种，淘汰了大量有病或体质虚弱的蚕种，这样就提高了第二代蚕的体质，增强了它们对疾病的抵抗力，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微粒子病原虫和脓病病毒通过胚子传染给子代蚕。我们知道，十九世纪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1822—1895）提出的防止微粒子病蔓延的基本方法就是通过严格选种，以切断微粒子病虫的胚胎传染途径。

古人也认识到蚕的生长发育和周围环境有密切的关系。远在秦汉时期，人们就知道：适当的高温和饱食有利于蚕的生长发育，可以缩短蚕龄；反过来就不利于生长发育，并且要延长蚕龄。历代蚕农都非常重视控制蚕的生活的环境条件。《齐民要术·种桑柘篇》载有在蚕室四角置火加温来调节蚕室温度的办法，“火若一处，则冷热不均”，“数人候看，热则去火”。金末元初的《士农必用》也提出：幼蚕时蚕室要暖些，因为那时天气还很冷；而到大眠之后，就必须凉些，因为那时天气已经热了。《务本新书》说：“风雨昼夜总须以身体测度凉暖。”养蚕的人只穿单衣，以自己身体做比较：“若自己觉寒，其蚕必寒，便添火；若自觉热，其蚕必势，约量去火。”在一般情况下，人体的舒适的环境温度和蚕所需的生活温度大致相近，以人体的冷热感觉来调节蚕室温度，基本上是合理的。《王祯农书》中对幼蚕期蚕室生火，体测冷热，一眠后卷窗帘通风，夏日门口置水瓮生凉气等，都有详细记载。

在长期的养蚕生产中，我国古代蚕农积累了丰富的防治蚕病的经验。他们采取了许多卫生措施、药物添食以及隔离病蚕等办法，来防止蚕病的发生和蔓延。

公元二世纪东汉崔寔在《四民月令》中说：“三月清明节，令蚕妾治蚕室，涂隙穴，具槌持箔笼。”这是说，养蚕前必须修整和打扫蚕室蚕具。古代还发明了用烟熏的方法来消毒蚕室。这些养蚕前的卫生消毒工作，对预防蚕的病虫害，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另外，在整个饲养过程中，要及时清除蚕沙（蚕粪），不断消毒蚕具。金元时期的《农桑要旨》说：蚕座的“底箔须铺二领，蚕蚁生后，每日日出卷出一领，晒至日斜，复布于蚕箔底，明日又将底箔搬出曝晒如前”，反覆替换。这样利用日光消毒蚕具，是一个经济实用的方法。

药物防治蚕病，包括药物添食和用药物烟熏两种。药物添食防治蚕病已经有八百多年的历史。《士农必用》说：以快要落叶的桑叶，“捣磨成面”、“能消蚕热病”。后来的《养余月令》（公元1633年）和《养蚕秘诀》等书还记载了用“甘草水”、“大蒜汁”、“烧酒”等喷在叶面喂蚕，来防治各种蚕病。到后来更针对不同的症状，提出不同的治病药方。

从明代以来，对某些传染性蚕病，如脓病、软化病和僵病等，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并且知道采取淘汰或隔离的措施，来防止蚕病的蔓延。

家蚕蝇蛆病是我国养蚕史上的主要病害之一。蝇蛆病是一种蚕蛆蝇寄生的结果。蝇，古称“蠁虫”。两千多年前，《尔雅》中就有“国貉虫为蠁”的话，晋代郭璞《注》说：“今呼蛹虫为”。蛹虫的意思是，这虫寄生在蛹身上。南宋末年陆佃著《埤雅》中清楚地描述了这种寄生的现象。他说，蠁旧说蝇于蚕身乳子，既茧化而成蛆，俗呼蠁子。入土为蝇。”这里说蠁把卵产在蚕身上，待其结茧化蛹时，它已化为蝇蛆。明代谭贞默通过亲身观察，进一步证实前人的记载完全正确。他进一步指出蚕蛆蝇多发生于二蚕，二蚕有十分之七被寄生。在古代，由于蚕明蝇为害主要是在夏蚕，所以随着夏蚕饲养比例的上升，蝇蛆病为害问题也就更加引起人们的注意了。人们虽然很早就发现了蝇蛆病，但在宋代以前的农桑著作中，却很少有关于防治蚕蛆蝇为害的记载。到了宋代以后，记载就屡见不鲜。元代初年，司农司所编写的《农桑辑要》一书，多次提到养夏蚕和防蝇的问题。它在“夏秋蚕法”条下引《士农必用》说：“今时养热蚕，以纸糊窗，以避飞蝇，迹尽往来风气，……或用荻帘，当窗系定，遮蔽飞蝇。”在《王祯农书》中，也有类似的记述：“又有夏蚕、秋蚕，夏蚕自蚁至老俱宜凉，惟忌蝇虫。”这说明在元代人们为了养好夏、秋蚕，就已经十分注意防蝇工作了。

在明清时期的著作中，有关蝇蛆病和防蝇的记述就更多了。在谭贞默著《谭子雕虫》一书之前，皇甫谧的《解颐新语》（公元1582年）也谈到了“蝇蛆病”：“今之养蚕者，苍蝇亦寄卵于蚕之身。久则其卵化为蝇，穴茧而出”。徐光启在《农政全书·蚕桑篇》中也特别提醒蚕农，养“夏、秋蚕俱要计算除蝇”。宋应星《天工开物·乃服篇》中有这样的记载：“凡害蚕者，有雀、鼠、蚊三种，雀害不及茧，蚊害不及早蚕，鼠害则与之相始终。”这里说的“蚊害”，当是蝇害”之误。因为在养蚕生产中，蚊子并不造成危害，而且在养蚕史上，也只有“蝇害不及早蚕”一说。

清代，蝇蛆病害引起了人们的严重关切。同治年间，沈秉成在《蚕桑辑要》一书中说：“原蚕即夏蚕，又名二蚕，……二十二日即老，最忌大苍蝇。”沈秉成是浙江人，他生活在养蚕地区，并做过清朝的常州、镇江、通州、海宁道道台，曾在镇江提倡蚕桑。他说养夏蚕“最忌大苍蝇”，显然是根据当时实际情况作出的经验总结。在这里作了“最”这个副词，以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俞墉在《蚕桑述要》（公元1866年到1874年）中也说：“蚕更忌苍蝇，无论大小，被叮咬一口，至蚕老成茧之成，即有蛆虫于茧身，咬一小孔钻出，而蚕蛹已死，不复变蛾。隔三四月，蛹腐污茧矣。”俞墉是浙江吴兴人，记述虽然比较粗糙，但也是从实践和观察中得出的结论。他指出了被蝇蛆所寄生了蚕蛹是要死亡的，而死蛹的烂尸还污染茧丝。

对多化性蚕蛆蝇和它的危害描述最详细的是赵敬如撰写的《蚕桑说》（公元1896年）一书。书中有如如下一段记载：“又有一种大麻蝇，虽不食蚕，为害最甚。此麻蝇与寻常麻蝇不同，身翅白色，遍体黑毛，两翅阔张，颇形凶恶之状。其性颇灵，其飞甚疾。每至飞摇不定，不轻栖止，见影即飞，甚不易捉获。其来时在蚕略栖即下一白卵，形细如虮。二日，下卵之处变黑色，其蛆已入蚕身，在皮内丝料处，专食蚕肉。六七日，蛆老，口有两黑牙，钳手微痛。蚕因不伤丝料，仍可作茧。蛆老借两黑牙啮茧而出，成小孔，即蛀茧也。蛀茧丝不堪缫。蛆出一日，成红壳之蛹。十二三日，破壳而出仍为白色大麻蝇。幸而二三眠天气尚凉，此蝇不多。天暖蝇多，无术可驱。大眠初起受蛆，便不及作茧而死。故夏蚕不避此蝇，蚕无遗种。”这段记载，对蚕蛆蝇的形态和生活习性作了相当详细的描述。正如邹树文在《中国昆虫学史》一书中指出：赵敬如《蚕桑说》中对蚕蛆蝇的细致观察和描述，可能是接受了西方现代的科学方法。这也进一步印证了我国古籍中关于家蚕蝇蛆病害的记载基本上是正确的。

家蚕经过历代人民长期的饲育和选择，形状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各个历史时期和各个地区，形成了各种类型的品种。宋元时期，虽然我国北方主要还是饲育一化性的三眠蚕，但是在南方已经主要饲养一化性和二化性的四眠蚕了。三眠蚕抗病能力比四眠蚕强，容易饲养。但是从蚕丝生长角度看，四眠蚕的茧丝比三眠蚕优良。经过长期培育，我国南方江浙地区终于成功地饲养了四眠蚕，并且培出了许多优良品种。难饲养的四眠蚕的饲育成功和推广，是养蚕生产上的一个进步。

为了发展蚕丝生产，我国古代除了饲养春蚕外，还饲养夏蚕、秋蚕、甚至一年里养多批蚕。早《周礼》这部书中，就已经提到“原蚕”，“原”是“再”的意思。原蚕就是一年中第二次孵化所养的蚕，也就是夏蚕。汉代焦赣（延寿）所著的《易林》中有“秋蚕不成，冬蚕不生”的记载。可当时人们不仅饲养夏蚕，而且还饲养秋蚕和冬蚕。为了一年能养多批蚕，古人除了利用多化性自然传种外，在一千六百多年前，还发明了低温催青制取生种的方法。这方法是利用低温抑制一种二化性蚕的蚕卵，使它延期孵化。这样，一种蚕就可以在一年里连续不断孵化几代，为能在一年里多批养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是我国古代养蚕生产技术上的又一项重要创造。用人工低温制取生种，充分反映我国古代人民的聪明才智。在人工孵化法发明以前，人们为了能在一年里养多批蚕，只能利用天然的多化性蚕来传种。但是多化性蚕所出产的茧丝，无论是数量和质量都远不如二化性蚕。为能在一年里分批多次养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是我国古代养蚕生产技术上的又一项重要创造。用人工低温制取生种，充分反映我国古代人民的聪明才智。在人工孵化法发明以前，人们为了能在一年里养多批蚕，只能利用天然地多化性蚕来传种。但是多化性蚕所出产的茧丝，无论是数量和质量都远不如二化性蚕。为了能在一年里分批多次养蚕，并又能获得比较多和比较好的茧丝，我们的祖先创造性地采人工低温催青二化性蚕，使它在一年里连续孵化出好几批蚕。同时，又让每批这种蚕所产的卵，在自然高温影响下孵化，从而获得了各批越年化的蚕。虽然这种蚕所产卵须待来年春天才能孵化，但由于它质量比较好，所以它还是受到蚕农的欢迎。这样，既可以解决多次养蚕的传种问题，同时又尽可能获得比较好的蚕丝。

特别要提到的是，我国明代蚕农，在制备夏蚕种的生产中发现了家蚕的杂种优势。明代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说：“凡蚕有早、晚二种。晚种每年先早种五六日出，结茧亦在先，其茧较轻二分之一。”又说：“今寒家有将早雄配晚雌者，幻出嘉种，一异也。”《天工开物》中所说的“早种”就是一化性蚕，“晚种就是二化性蚕。所以，所谓“早雄配晚雌”就是一化性的雄蚕和二化性的雌蚕杂交。根据现代家蚕杂交实验证明，“早雄配晚雌”所产生的杂种是二化性的，因此它可以作为夏蚕种继续在夏季饲养。《天工开物》指出“早雄配晚雌”出现了“嘉种”，就是产生了优良的杂种。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家蚕杂种优势利用的记载。

我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生产柞蚕丝的国家。

柞蚕，也叫山蚕或野蚕。它以吃柞树叶为主。我国山东半岛是放养柞蚕的发源地。那里的人民很早就利用柞蚕茧丝。据古书记载，早在汉元帝永四年（公元前40年），山东蓬莱、掖县一带的人民就已经采收野生的柞蚕茧，制成丝绵。后来人们逐渐知道利用柞蚕茧丝来织绸。到了明代，用柞蚕丝织绸制衣，已经风行全国。

在明代，山东蚕农已经有了一套比较成熟的放养柞蚕的方法。清代山东益都的孙廷铨还写了一部《山蚕说》，专门介绍放养柞蚕的技术。书中说，当时胶东一带山区，到处都放养着柞蚕。不久，放养柞蚕就逐步扩大到我国的其他地区，首先传到和山东隔海相望的辽东半岛。这里逐渐地成了我国第二个放养柞蚕的中心地。接着放养柞蚕的方法又传到河南和陕西，后来又推广到比较远的云贵等地。

世界上所有养蚕国家，最初的蚕种和养蚕方法，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从我国传去的。

朝鲜是我国的近邻，两国人民早就亲密往来。根据古书上的记载，我国的蚕种和养蚕方法，远在公元前11世纪就已经传到了朝鲜。日本的养蚕方法，据传说是在秦始皇的时候从中国传去的。后来日本人又多次派人到中国和朝鲜取经，或招收中国技术人员去日本传播经验，以促进发展养蚕事业。直到近代，日本还不断地从我国引进优良的家蚕品种和先进的栽桑技术。

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生产的美丽的丝绸，很早就源源不断地运往波斯、罗马等地。西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遣张骞通西域，最远曾到达中亚细亚，我国古代的丝绸，大体就是沿着张骞通西域的道路，从昆仑山脉的北麓或天山南麓往西穿越葱岭（帕米尔），经中亚细亚，再运到波斯、罗马等国。这就是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后来蚕种和养蚕方法也是先从内地传到新疆，再由新疆经“丝绸之路”传到阿拉伯、非洲、欧洲去的。

公元7世纪，养蚕法传到阿拉伯和埃及。10世纪传到西班牙。11世纪又传到意大利。15世纪蚕种和桑种被人带到法国，从此法国开始有了栽桑养蚕织丝的生产。英国看到法国养蚕获利，便效仿法国，于是养蚕生产又从法国传到了英国。

在美洲，据说墨西哥公元16世纪中叶就已经养蚕，但是，美洲大规模发展养蚕生产还是17世纪的事。那时英国殖民主义者认为它的美洲殖民地气候适宜，土地肥沃，发展养蚕有利可图，于是就在美洲殖民地大规模开展养蚕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