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是我国古代散文中的典范之作，历来被选为中学语文教材。文章有一段关于桃花源景象的描述是：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文中的“悉如外人”究竟应如何理解，可谓众说纷纭。据沈蘅仲《知困录———中学文言文备课札记》(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所说，主要有以下4种说法：

一、从秦到东晋已600年，桃源中人的衣着不会跟外边人一样。可能原文有误，“悉如外人”当为“悉异外人”或“有异外人”。

二、“悉如外人”乃是“如另外一个世界的人”。

三、“外人”特指桃源外的秦时人。

四、“外人”即桃源以外的人。

现行中学课本采用第四种说法，将“外人”理解为“外面的人”。有的教师认为这样理解不合情理。其理由与上述第一种说法相同，即认为桃花源里的人，自“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与外面隔绝了将近600年之久，他们的耕作方式和穿着打扮，不可能同外面的人全都一样，而应该是差别很大。因此，“悉如外人”中的“外人”，不能理解为“外面的人”，而应理解为“外国人”。

这可以算作第五种说法。

这种说法，不仅教师中有，在某些今译今注本中，也时有所见。例如辛正《新编古代名家散文选》(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注：“外人：外地人，外国人。”

我们认为，“悉如外人”中的“外人”，只能作“外面的人”解，指桃花源以外的人，别的解释都是不正确的。在陶渊明所处的东晋时代，“外人”只作“外面的人”解，不作“外国人”解。《汉语大词典》“外人”的第三个义项即为“外面的人”。第二个义项是：“古代指本诸侯国以外的人……近世指外国人。”可见作“外国人”解，是后起义。用后代才产生的意义去解释古代的词语，是阅读和注释文言文的大忌。

在《桃花源记》里，“外人”共出现3次。其他两次的“外人”作“外面的人”解，是毫无疑义的，此句中的“外人”当然也不能例外。此句的“其中”指桃花源中，那么与之对应的“外人”，只能是指桃花源外的人。

人们之所以对此产生疑问，认为这样理解不合情理，而将“外人”理解为“外国人”，或“另外一个世界的人”，或“桃源外的秦时人”，甚至怀疑此句原文有误，其根源在于对此句的句法结构和“悉”字的用法缺乏正确的了解。

先谈结构。此句的主语是“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是谓语。伊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陶渊明集》将此句译为“往来耕种的男男女女穿衣着鞋和外面的人一样”，便是将这句话的句法结构弄错了———将“往来种作”看成“男女”的定语，而将“男女衣着”当成“悉如外人”单一的主语了。上引一、三两种说法也是只将“男女衣着”当成主语。

再说“悉”字。“悉”同本篇“咸来问讯”的“咸”一样，是个表统括的范围副词，相当于“皆”或“都”。中华书局《实用大字典》：“悉，皆也。”在“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这一句里，“悉”字所统括的———亦即它的语义指向，是“往来种作”和“男女衣着”。“悉如外人”等于说“皆如外人”。意思是说，“往来种作”和“男女衣着”这两方面的情况，都同外面的人相仿。

中国青年出版社和天津人民出版社共同出版的《初中文言文精解》(合订本)将此句译为：“那里面的人来来往往耕种劳作，男女的穿戴，完全同外面的人一样。”这样翻译，显然与作者的原意不合。此句包含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其中往来种作如外人”，另一层意思是“其中男女衣着如外人”———这便是作者的原意。将这两层意思用一句话来表达，便成了“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由此可见，只有将两件事情合在一起说的时候，这个“悉”字才用得着。它的作用，仅仅是表示统括，只能理解为“都”，不能理解为“完全”。“悉如外人”，不能理解为“完全同外面的人一样”。人们正是由于将此句理解为“完全同外面的人一样”，才对此句的合理性产生怀疑的;人们之所以认为“外人”不应释为“外面的人”，而应另作他解，也是以这种理解为前提的。

根据此句的结构和“悉”字的用法，我们认为此句可以译为：“这里面，(人们)往来耕种(和)男女穿着，都同外面的人相仿。”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认为原文中的“男女衣着”，是从服制方面说的，不是指具体的穿着打扮。要是指具体的穿着打扮，不仅同外面的人不一样，即使是桃源中人，也是各不相同的。作者在《桃花源诗》中说：“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制”与“法”是同义词互用，“衣裳无新制”，等于“衣裳犹古法”。“衣”指上衣;“裳”指下裳，即下裙。上衣下裳，便是古代服制的主要标志之一。古代无论男女，都是上面穿衣，下面着裳的。所谓“衣裳无新制”，是指桃花源中的人，在服制上没有什么改变。这对我们理解“男女衣着”句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作者之所以要说“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是有其深刻的用意的。

明代著名文评家袁宏道在《桃花源记》的评语中说：

“开朗”一段(指“豁然开朗”以下至“并怡然自乐”)，是说萧野气象，即在人间，故曰“悉如外人”。(详见明代刘士《古今文致·桃花源记》，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1年)

由此可见，“悉如外人”是作者的点睛之笔。作者是借此点明桃花源并非仙境，而在人间。只有将桃花源定位于人间，内外两个社会才具有可比性，才能体现作品厌恶乱世，向往安乐社会的主题思想。而所谓“人间”，当然不是指“外国”或“另外一个世界”，而是指桃花源外的现实社会。至于课本上的注释，是都注释为“桃源外的世人”的。

这个问题我老师有讲过．写这些的目的是为了说明桃花园里的人们不是一些另类的人，为了证明他们与外界还有点联系．

我认为：男女的穿着都如同外人一样 这里的“外人”是相对于渔人来说的

雕版印刷为扬州历史文化重要特色之一。清代扬州雕版印刷空前发展，刻印之书不可胜计，最值得一提的要数《全唐诗》，世称“中国雕版印刷第一书”。康熙年间皇帝命两淮盐政曹寅于扬州天宁寺内设扬州诗局，召集全国各地雕版印刷的能工巧匠前来效力，集中写刻印制，用将近两年的时间刻印完毕。《全唐诗》分装一百二十册，十二函。版式为半页十一行，每行二十一个字，白口，双鱼尾，左右双边。全书写、刻、校、印皆精。工楷写刻，字体秀润，墨色均匀，用开花纸印刷，纸张坚韧洁白。康熙皇帝阅览进呈的样书后，大为赞赏，御笔朱批道：“刻的书甚好！”

清代扬州雕版刻印的书质量高，精品多，有学者认为金农刻本（1733雍正十一年）《冬心先生集》较《全唐书》更精美。或许从刻印的质量来看，《冬心先生集》的确较《全唐诗》更胜一筹，但笔者认为其历史文化意义远不可与《全唐诗》相比。因为《全唐诗》的刻印乃“钦定”，规模大，影响深远；《全唐诗》刻印较《冬心先生集》早近三十年，代表了当时雕版印刷最高成就，堪称雕版印刷史上划时代的作品。

扬州雕版印刷技艺精湛、独特，在雕版印刷术基础上发明的活字印刷术也与扬州有着密切的联系。活字印刷由毕升在宋代庆历年间（1040—1048）发明，由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载，《梦溪笔谈》又以扬州州学刻本得以面世。由此可知，没有毕升，就没有活字印刷。没有《梦溪笔谈》，活字印刷就得不到流传。而没有扬州州学，

《梦溪笔谈》就不能面世。活字印刷术出现后，扬州雕版印刷技艺由于它独特的魅力和价值，没有被活字印刷所取代。据《中国古籍版刻辞典》载录，活字印刷《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刊行后，扬州淮南书局随之影刻《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以利于其更好保存。期间，扬州雕版印刷以空前辉煌的业绩跃居中国刻书名区之列。如今，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作为雕版印刷技艺的保护单位也积极致力于活字印刷技艺的传承、保护。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刻印社采用活字技术生产了大量线装书，如《唐诗三百首》《毛泽东诗词》《论语》《老子》《孙子兵法》《周易》等，受到了各界的好评。

明代刻书多，刻书机构比唐五代、宋金元更多，刻书地点可说是遍地开花，难以详举，是中国出版事业和印刷技术发展的极盛时代。明刻本依然分官刻、家刻、坊刻几种。官刻本中有内府本（包括经厂本）、国子监本以及其他中央机构和地方官刻的书帕本，还有介于官刻和家刻之间的藩府本。在版刻特点上，既有对元朝继承的一面，又有所创新。

明代雕版印刷，地域之广、品种之多、数量之大，雕版印刷技艺都超过前代。政府的司礼监经厂，有刻、印、装订等工匠近千人。汉族民间印刷的新品种是插图的戏曲、话本，各级地方政府广泛编印地方志。新崛起的徽派刻工群体，代表了版画雕刻技艺的高峰。到了明代中、后期，扬州雕版印刷空前发展，刻书之风大长，官刻、家刻、坊刻盛极一时，刻印之书不可胜计。

明代各时期刻书略有不同，前期黑口白绵纸，中期白口仿宋字，后期白口长字避讳。明代刻书字体，前后期变化较大。大致可划为三个时期，即明初、明中期和明晚期。

明初

明初是指正德以前的一段时期。洪武至正德年间刻印的书，多是手写上版的软体字，个别人刻书虽有颜、柳、欧三家的余味，但仍以赵体字为主。其中宣德、正统刻本，形似宋体，如正统间所刻的《汉书》，好利者常将其书口割裂，重加装饰，冒充宋本。但若仔细观察，就会感到形似而神不似。景泰间有些刻本，大多承袭元末字体和刀法，颇似元本。成化、弘治以及正德，仍是写刻软体，横竖撇捺皆不呆板。

明刻本

明晚期

晚期时期，神宗当政为时最久，在位48年，刻书多，传本也多。从万历时起，字形变长，则完全脱离了宋浙本的风貌，称为长宋体，显得更加呆板。这种横轻直重的长宋体可以《沈氏弋说》作为典型。现在印刷用的宋体字基本上在万历时已定型。另外万历时还出现了另一种新的刻书风格，即所为的写刻本。本来，雕刻印刷没有哪一本不是写了再刻的，但从嘉靖、万历时起，刻书字体日益整齐规范化，形成了一种与普通书写不同的专用刻书字体，这时重新出现用普通书写的字体来刻书，又成为一种新鲜事物，因此后人称之为“写刻”。凡写刻的书称为写刻本。这种写刻本的字体，仍然是赵体，不过不象明初的赵体那么肥健，而是瘦削流利。有部分家刻本和坊刻本，特别是安徽、金陵、建阳所刻的民间通俗读物，字多行书上版，婉转秀丽，生动活泼，杰出的代表有陈仁锡刻的《陈白杨集》、《石田先生集》，赵均所刻《玉台新咏》，金陵世德堂刻本《西游记》，董其昌刻的《王文恪集》，继志斋刻本《雷轰荐福碑》，杭州书坊胡文焕刻的《格致丛书》等。天启以后，字形一般益觉拙笨，没有什么体式，俗称匠体。可在杭州地区又出现了一种新的方体字，它不象万历时的方体字那样肥，而变为更长更瘦，使人一看有清朗显目之感。可以堂策监本《先秦诸子》、沈鼎新花木斋《九子》、吴在南京刻的《孙樵集》、《刘蜕集》为代表。这种新的方体字一直流行到清代前期。

纸张

明刻木用纸情况，胡应鳞在《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中说：“凡印书，永丰绵纸上，常山柬纸次之，福建竹纸为下。绵贵其白且坚，柬贵其润且厚。顺昌坚不如绵，厚不如柬，直以价廉取称。闽中纸短窄（同黧，音lí，意色黑而黄）脆，刻又舛讹，品最下而直（值）最廉。”“余他省各有产纸，余不能备知。大率闽、越、燕、吴所用刷书，不出此数者。燕中自有一种，理粗庞质臃肿而最弱，久则鱼烂，尤在顺昌下，惟燕中刷书则用之。”“惟滇中纸最坚……其坚乃与绢素敌，而色理疏慢苍杂，远不如越中。”

版式

《中国版刻图录》所载明本100种，从洪武三年内府刻本《元史》至成化二十年张习刻本《雁门集》均为黑口。下逮弘治，间出白口，始弘治十四年江阴涂祯刻本《盐铁论》。此后，白口黑口已无规律可寻，从这两点可以看出：第一，同一地区所刻之书，有黑口白口相间之例。第二，同一时期所刻之书，也有黑口、白口相间之例。因此我们可以断定，从洪武起，经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正德等十一朝，图书版本一般都是四周双栏、粗黑口，少数为细黑口。经厂本行宽字大，开本也大，官刻本、私刻本皆仿效，所以经厂本也是粗黑口的楷模。

墨色

明代刻本同宋元本相比，用墨稍差，早期和中期刻本还好，万历以后，多用煤烟和面粉代替墨汁，成本倒低，但煤烟易于脱落，有时一个字、一行字或一段文字，要么是一团黑，要么是把字印得模糊难辨。故毛春翔先生在《古书版本常谈·明刻本》中针对用墨的弊端大发感慨，这种代用墨水，烟煤易于脱落，书叶成为大花脸。明季刊本，往往见之恶异常，令人一见生厌。惟万历年徽版书，墨色有极精者，如所见《淮南鸿烈解》、程幼博《墨苑》、方于鲁《墨谱》之类，真所谓墨色青纯，可爱之至。”

装潢

明初的刻本还有蝴蝶装的，如洪武三年刻的《元史》即是。一般通行包背装，内用纸捻钉之，封面好的用青绿绫面，普通则用青绿纸面。现在宁波天一阁藏书中多明代地方志和登科录，几乎都是包背装。若以时代而论，嘉靖以前多包背装，至万历时才逐步变为线装。线装一般只打四个孔，叫“四眼针装”，厚一点的书有时在上下角各多打一个孔，叫“六眼针装”。明和清前期无论“四眼”或“六眼”，中间的三段总是长短平的，清中期起，最中间的一段缩得比上下两段短一些。近代则缩得更短。

　　忆我的父亲徐公美

　　◇徐 恂

　　我的父亲徐公美，名慕杜，扬州市人，生于1881年，卒于1950年。生前曾留学日本。归国后，历任江苏省立第六师范校长；江苏省立扬州中学师范科主任兼国文教师；江都县（包括扬州市各区及江都市）教育局长；江苏省财政厅主任秘书；江苏学院特级教授等职。在省教育财政两界颇具声名。建国后，扬州第一任市长杜干全在全市教育界大会上称赞父亲为扬州爱国知识分子代表，号召大家向他学习。旋以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身份被邀为扬州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我的父亲生平事略，已在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承印的父亲遗著《北柳诗存》中予以阐述。

　　1927年，周厚枢先生奉命来省立扬州中学任校长，当时北伐初成，军阀残余势力尚未全部肃清，政局极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周校长希望有一首能在较长时间内流唱的校歌。为此召集了全校国文教师开会。在会上，他提出校歌歌词不能带政治色彩，文字要简洁精炼，要突出扬州。父亲主动承担了这一任务。仅用很短时间交出了答卷。歌词为：“襟江带海，从古数扬州，今更作人文渊薮。看！黉宫近楼，讲舍遥兮，知负笈尽多俊秀；更幼儿淑女兼收，宏造就。问光芒何似？刚好有二分明月，高涌海东头。”后由王宗虞先生谱曲。这首校歌，词意贴切优雅，清健悠扬，易唱易记，至今尚有许多老校友，能够一字不差地唱出来。省扬中建校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该校歌连续播放了三次。

　　父亲教学认真，不苟言笑，深受学生敬爱，至今还有不少老校友对他怀念不忘。在台湾出版的《江苏省立扬州中学六十年校庆纪念册》中有不少老校友撰文怀念公美老师。如扬中校友旅美学者施文溶撰文指出：“自我们高三学年开始，敦请到徐公美先生教授国文，他在这一年时间有计划的分别就经、史、子、集，扼要地逐一介绍，讲解详尽，字字珠玑，人人易懂。同学们一反过去态度，由漠视而增高读国文的兴趣，听得心旷神怡，暗自钦敬徐师。他举一隅而知三隅，为时仅一年，使同学们胜读古书十年，这绝非是夸张之词。”

　　1931年，爆发了“九一八”事变，全国掀起抗日高潮，父亲撰写了不少抗日救亡歌曲的歌词，其中有一首引用岳飞《满江红》咏调，在当时各地所创作的抗日救亡歌曲中排名榜首。唱起来使人热血沸腾，慷慨激昂，救国壮志，油然而生。歌词如下：

　　“蕞尔凫夷，竞无理，侵凌上国。自甲午，王师败衄，大施虿毒。箕子遗封随泽斩，台湾父老吞声哭。到于今，三省好山河，供鱼肉。思往事，铭心曲，数新恨，填胸腹。请长缨，与尔战场角逐。征侧横尸交趾定，郅支授首匈奴服。更全收，三岛入舆图，仇方复。”

　　1933年，江苏省府改组，陈果夫任省主席，财政厅长赵棣华慕名坚邀父亲到财政厅任主任秘书，协助整理全省财政。

　　当时江苏沿海有不少面积颇大的海滩，财政厅多人建议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同人可用廉价购入。该海滩有发展前途，日后定会大大升值。父亲力排众议，认为国有土地焉能廉价出卖，制止了卖地行为。另省财政厅每年的各项税收款除上缴国库外，还有大量结余。按惯例是省厅同人按职位高低，以不同数额分发到人。父亲认为大家每月都有不低的薪金，该税收余款应上缴国库。父亲到财政厅任职后，革除了不少陈规陋习，为治理江苏财政作出了建树。父亲在省财政厅工作期间，曾数度由叶秀峰、余井塘、赵棣华邀请父亲为国民党特别党员，均遭父亲婉言谢绝。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江苏省府迁移苏北。父亲仍任省财政厅主任秘书，并代行厅长职务。其后一度曾担任江苏省第二临时高级中学校长。省府改组后，又任江苏省教育厅主任秘书。当时抗日战争正处于相持阶段，蒋介石实行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不积极抗日，矛头指向中国***。父亲目睹国共两党不能团结一致抗日，同室操戈，致使黎民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深感痛心。渴望赶走日寇，能过安定温饱的生活。但事与愿违，外战内战不休，自己也终年颠沛流离。国家民族前途何在？父亲为之忧心忡忡，因用诗歌以抒愤慨。

　　父亲对汪精卫、韩德勤、李守维以及戴笠等的叛国投敌、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特务暴行等等罪恶丑行更是深恶痛绝：

　　“声华籍甚少年时，日暮途穷竞逆施；聚铁铸奸宁算刻，盖棺定论尚嫌迟；不羞接武儿皇帝，妄冀休兵会左师。一击记曾寒贼胆，当年荆聂是先知。”（汪精卫）

　　“置身四面楚歌中，雅量犹能与昔同。报捷枢庭犀管健，求才珂里马群空。漫凭白水矜天险，终恐乌江泣路穷。妙策檀公三十六，夕阳何处走青骢。”（韩德勤）

　　“弹词凄楚动人听，稿本成灰墓草青。虏主雍乾文字狱，阉奴厂卫杖笞刑；真将士芥轻民命，特赋权威甚法庭。对簿未经先定论，迂儒到死目难瞑。”（戴笠）

　　第三首诗中，“虏主雍乾”句直喻了蒋介石本人。

　　更值得一读的是古体诗《李花落》，淋漓尽致地描绘了苏北顽军与新四军黄桥会战中败将李守维策马入河泅渡溺死的狼狈情景：

　　“昔见李花开，今睹李花落，堕溷飘茵总不甘，却水流水同飘泊。黄桥月黑秋风悲，全军特遇平城围，纤儿轻敌铸大错，游鱼入网将焉归？有人倡议难坚守，应仗龙泉脱虎口，男儿战死亦寻常，束手成擒事可丑。将军智计常人殊，谓矜小勇毋乃愚，不如跳走学刘季，往就信耳收兵符。我涉戎行数败北，深知舍走无良图，计决仓皇鞭马去，数阻河流难觅渡，贵人耻学弄潮儿，骥尾安全得攀附，水阔难期与岸邻，体肥毕竟将人误，蚩然敌弹横空来，直指马身如雨注，中流撒手随波臣，东归沧海难追寻，斩蛟身手未必有，骑鲸祖武差能绳。我闻将军善垄断，米盐转鬻资无算，万顷淮壖郑白田，比岁并兼数居半，菟裘海上早经营，拟作寓公逃世乱，即今身死更无儿，地下若敖应扼腕，乌江骓马已同沉，剩有虞姬泪雨淋，桃花偷价东风惯，知向何方更抱衾。”

　　此诗不仅细写了李守维的败死过程，而且揭披了李的贪黩敛财，坐拥艳姬，预谋作海上寓公种种丑行，竭尽讽刺之能事。

　　此外，父亲对国民党军队的军纪涣散，不战自退，欺压百姓极具反感。他在《宿安丰书所见闻》及《白驹》两诗中写道：

　　……不知何将军，遣此雄师至，所携妇稚多，一一索居地。君看吾村人，露宿就草际。寝处已不宁，供应尤无艺。盈甑白粲香，犹自厌粗粝。葵枣不适口，烹剥到鸡彘。此村夙苦贫，坐是愈穷匮。里老偶陈辞，立荷鞭笞赐。不敢言艰难，苦笑当涕泪。吾侪虽颛愚，差能识大义，颇闻军与民，合作乃有济，虐我顾如仇，谁敢望荫庇。……

　　……忆吾是年春，已作无家客，虏已入通如，窥取东台亟。将军驱雄师，北来号杀敌，吾圉幸苟全，群情属望剧，不知何原因，未遇即败北，遂使此乡人，当冲首罹厄。抗战成焦土，中枢有筹策，不战士先焦，令人增愤激。

　　父亲对当时韩德勤所领导的省府，为政华而不实，弄虚作假，谎报军功等用诗歌予以揭露。他在《阅某刊物有感》及《高会》诗篇中写道：

　　……为政贵实行，空文了无补。诸公所见殊，事业杜毫楮。职司百不同，一例高自许。报绩刊专书，粲然条目举，循名核厥实，百不得四五。党政开先河，浸滔及军旅，胜固算使然，败亦义有取。……

　　吁嗟太平业，宁能口舌致，力行胜多言，涕泣告有位。

　　父亲还有多首诗歌如《客来述曹甸近事诗以记之》《悲秦邮》《崔庄劫》等。诗歌均发自肺腑，能痛砭时弊。在当时一片白色恐怖中，遭反动派杀害之爱国志士何止千万，亲友均为父亲担忧。终因父亲名声较大，反动派未敢贸然下手。

　　由于寇焰嚣张，父亲在苏北呆不下去，只身去上海，经济拮据，靠各方接济度日，使他心上不安，于是远赴江西、福建任江苏学院中文系特级教授。在教学中均自编教材，教学成绩斐然，深受学生爱戴。由于父亲用脑过度，血压升高，致一目失明。

　　八年抗战胜利，年老体弱的父亲终于回到故乡扬州，闲户养病。家住扬州北柳巷，内有一方小园，乃以莳花植树为养生之道，不再过会时事。扬州解放，不少从苏北解放区进城的老学生旧朋友纷纷登门探慰。父亲殷殷以保持新老团结，共谋家乡革新为念，并以人民代表身份向人民政府提出多条有价值的提案。当时父亲已卧病在床，在其《病甚枕上口占》七言律诗中写道：“久苦头昏目欠明，新增胁痛睡难成，深居能使人忘我，久病从知死胜生。且喜此身将就木，所悲举国未休兵，数当剥极终须复，预祝遗黎见太平。”父亲关心国家前途命运拳拳之心溢于言表。

　　1950年，父亲病情加重，自知不久于人世仍手书七律一首：

　　“特来奇疾袭吾身，知是天公降死神，智不如葵能卫足，命难比草舟逢春。幸无罪戾腾群口，略解诗书望后人。民众君轻原古训，于今花样来翻新。”

　　父亲还手书遗嘱一纸，内容为：

　　“吾死后即付火葬，以骨灰埋之祖茔。诸儿在外者勿回家，分寄费用可也。勿违此嘱，千万!千万!火葬有五利：死人不当与生人争地，一也；可心破除风水迷信，二也；处理死者彻底，免为虫豸所食，三也：社会经济困难，深得节约之首，四也；吾非人望，然能实行此法，或可为乡里提倡，五也。有此五者而不行，其人非愚则妄，愿家中人勿效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