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是先秦重要古籍，它的作者无从考证，但后世普遍认为并非一人著作而成。因为这本书是三皇五帝时期具有浓郁的神话传说色彩的一本奇书，所包含的内容无奇不有，涉及多个领域。毫不夸张的说，《山海经》对于中国古代史研究有着重要的贡献，它的出现让中国古典文化更加绚烂。

《山海经》中有大量的精怪陆离的神话故事，譬如我们熟知的夸父追日、精卫填海、后羿射日、大禹治水等等，都出自其中。《山海经》记载的神话故事不仅为后世留下了先秦时期上古神话珍贵的文字资料，其中蕴含的原始文化信息更是为后来的神话小说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后世人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加工与创作，才逐步演变成全面、系统的古典神话小说。

《山海经》中大量记载了丰富的原始宗教素材。其中用很多篇幅描写远古巫术文化，这便是原始宗教的精髓。这绝非作者一人可以凭空捏造而出的，因此为后来宗教发展提供了最原始、最真实的依据。《山海经》中提及古代民族的信仰，其中就涉及到我们现在熟知的祭祀，习俗，图腾等等。比如日、月、山、鸟、龙、凤、猛兽等皆为图腾，而后衍生出的各种宗教，也是在此基础上的深化与发展。

《山海经》不仅写风土也写人情，里面提到了远古时期人民的生活习俗，比如说寒食、沐浴、舞龙、求雨、还有墓葬等等。每一种习俗都描写的淋漓尽致，不仅注明具体的做法，还写清楚了这种习俗有何含义。这也直接影响了历朝历代风俗的演进，譬如寒食节、祭祀求雨、墓葬等方面的风俗习惯。

《山海经》是我国上古时期的文化瑰宝，其集多种类于一体，包罗万象，反复阅读都不会觉得乏味。

　　中国文化对东方世界的影响，最先表现在物质文化方面。这是因为物质文化的影响，直接关系到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关系到受影响者的基本的生活和生产需要。因此，物质文化的影响，是最容易被人们广泛接受的文化影响。

　　最早受到中国物质文化影响的国家，是朝鲜。据传说，周武王灭殷商后，殷王族箕子率领5000族人避居朝鲜，就已带去了中国文化。战国时代，燕赵等国的许多人为避战祸迁居朝鲜，就不是什么传说。而是确凿无疑的历史事实了。他们最早把中国的金属器具和工具，包括青铜器和铁器，带到朝鲜。两汉时期，中国的丝绸、漆器和铜镜输入朝鲜。魏晋南北朝时期，朝鲜半岛高句丽诸国居民的生活习俗，也明显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高句丽贵族的服饰为宽衣博带，妇女的发式亦多仿南朝。隋唐以后，中朝物质文化交往的规模更大。也更为频繁了。

　　由于中朝物质文化交往开始得早，而且，越到后来就越为频繁。中国古代的一些重大发明，往往首先传到朝鲜。朝鲜是世界上最早从中国引入蚕种和养蚕技术的国家之一。早在汉代，朝鲜人就学会了养蚕制丝，中国的造纸方法，在公元4世纪时，就已传入朝鲜。中国的印刷术，在发明后不久，在唐末传入朝鲜。11世纪时，朝鲜的印刷术已相当发达。在60年间雕印了《大藏经》1040部、4740卷。中国的活字印刷在11世纪发明后，也很快传入朝鲜。朝鲜人民又以他们的智慧，改进了泥活字。在13世纪中叶发明了铜活字，并把它传到中国。中国的陶瓷技术，特别是中国宋代的清、白瓷技术，给予朝鲜陶瓷业很大的影响。10世纪以后，朝鲜已有窑厂，仿制中国瓷器。中国的又一大发明——火药，在元代传入朝鲜，到14世纪后半期，朝鲜已能制造火器和各种火炮。朝鲜从中国引进植棉技术，也是在元代。此后，棉花成为朝鲜重要的经济作物。到15世纪时，朝鲜的棉布已输出到日本。

　　朝鲜古代的建筑，也深受中国影响，新罗的都城平壤，就模仿隋唐的长安、洛阳，分宫城、皇城和外部城。

　　日本也是最早受中国文明影响的国家。秦代中国已发展了高度的物质文明，而日本文明还处于黎明阶段。秦代已有中国人越海到达日本，他们带去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艺。日本传说着，徐福奉秦始皇之命入海求仙，实际上到了日本不再返回，并说徐福带着的1000余人，是在纪伊熊野浦（现在的和哥山县新宫祠）登陆的。秦汉以后，移居日本的中国人更多。应神天皇（公元201—301？年）时代，由于乐浪、带方二郡的秦汉遗民移居日本，日本的养蚕、丝绸等业开始发展起来。《三国志·倭人传》已有倭人种桑养蚕的记载。雄略天皇（公元457—479年）时，接纳中国移民，请他们传授丝织技术，从秦汉到隋代，从中国移植到日本的原始工业。除上述养蚕、织丝外，还有制陶、造船、炼铁、皮革、香料、漆器、琉璃、油脂、酿酒、造纸等。在器物方面，中国的铜铁器、金银器和陶器，大量输入日本。作为日本皇权象征的三种神器——青铜镜、剑、琉璃、制勾玉，都是由中国传去的。在农业上，日本的水稻种植，也是由中国传入的。

　　隋唐时期，中国物质文化更大规模地传入日本。日本的遣隋、遣唐使和中国唐代鉴真和尚的东渡，在传播中国文化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总计唐朝时，日本所派出的“遣唐使”共十三次（一说十四次），迎送唐朝到日本使节的“迎入唐使”和“送客唐使”有六次，合计共有19次。大规模的入唐使团，一次就有500多人。中国的鉴真和尚，743年到748年六次东渡，最后一次成功地东渡到日本，带去了“玉作人、画师、雕檀、刻镂、铸写、绡师、修文、镌碑”等手工艺人近百人。中国丝绸、瓷器、铜镜、刀、尺、笔、墨、砚、纸张大量输入日本。漏刻、测影等仪器，印刷、水车制造、瓷器、铜镜铸造等技术，均在唐代传入日本。在农业上，中国茶种传入日本。到10世纪时，日本寺院和宫廷的饮茶之风已颇为风行。当时日本人的服饰衣装，也深受唐朝服饰影响。和服的花纹图案，与唐代的花纹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至今和服中的名词如“唐草”“唐花”“唐锦”，都反映了这一关系。

　　在城市建筑中，日本的飞鸟、奈良时代的都城，如藤原京、平城京，就是模仿唐长安城、洛阳城建造起来的。寺院建筑也往往仿唐，如奈良法隆寺，从平面布局到细部构造，都无不模仿唐代寺院式样，其台基、殿身、梁架、斗拱、屋顶以及装饰，几乎都与唐代式样一致。至于奈良的唐招提寺，更是由鉴真大师及其弟子依据唐代寺院的风格式样建造的。

　　中国的围棋，也在唐代传入日本，并在日本民间流传发展，盛行不衰。

　　宋代以后，中国物质文化继续传入日本。日本人在消化中国文化的基础上，注意给予发展和创造。12世纪时，日本荣西禅师来华，当时宋朝人饮茶之风甚盛。荣西回国后，著《吃茶养生记》，提倡饮茶养生益寿之道，对于唐式茶会在日本复兴，起了很大的作用。到16世纪时，千利休居士（公元1521—1591年）在日本创茶道。1223年，日本加藤四郎来中国学习制陶，长达六年，回国后在日本尾张、濑户制造黑粙瓷器。14世纪中叶，又有日本人伊势五郎，专门到景德镇学习青花瓷技术，到70岁才回国。后来他在日本制造的瓷器“纸薄磬声”。宋元时期来中国学习医学的日本人更多。吉田意休到中国七年，学习针刺，回国后著有《刺针家鉴》。药物学家阿部照任在福建18年，精于本草学，后来被日本人尊为药物学的鼻祖。元明以后，日本的造园艺术，也受到中国影响。明末中国学者朱舜水到日本，传去了中国江南风格的园林艺术。

　　在东南亚，最早受到中国物质文化影响的，是越南，而且这种影响不亚于朝鲜和日本。实际上，从秦始皇置象郡到公元939年吴权建国前，越南北方一直是中国封建王朝统治下的地区。早在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中原的铁制农具、牛耕和手工技术，就开始传入越南北方。秦末汉初，用转盘制陶的技术传入越南。养蚕缫丝的技术，也至迟在汉代传入越南。公元3世纪，造纸技术也传到越南。越南人用密香树皮等，制造出“交趾密香纸”，质量很高，且带有香味，很受中原士人欢迎。魏晋时期，在中国制陶术的影响下，越南已能生产精湛的彩釉陶和羊陶半瓷的过渡性陶瓷品。越南的印刷术，也是从中国传去的。前黎朝应天14年（公元1007年），越南黎朝皇帝黎龙铤派遣使团到宋朝，求得雕印本的《九经》和《大藏经》。以后宋朝和元朝所刻印的《藏经），都曾送给越南。越南人学到印刷术后，也刊刻了不少汉译佛经和儒家经典。

　　在器物方面，中国的产品通过贸易大量进入越南。宋朝时输入占城（今越南中部）的商品有草席、凉伞、绢扇、漆器、瓷器等。中国的器物如瓷碗、绫绢、纻丝等，都深受当地居民欢迎越南的古建筑，如城市、宫殿、亭台楼阁等，也深受中国古代建筑的影响。越南古都升龙，就是在古代城市龙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汉代设交州刺史冶龙编，公元866年，唐将高骈筑大罗城于龙编。后来的升龙，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到近代称为河内。

　　中国物质文化传入柬埔寨，已有近2000年的历史。公元3世纪初，吴国孙权曾派遣康秦和朱应到扶南国（在今柬埔寨境内）。由于康泰和朱应的建议，当地居民的一些习俗有很大的改变，腰间开始围“横幅”。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纺织品、麻织品、陶器、金属制品，已大量输往柬埔寨。唐宋时期，中国又向柬埔寨出口金银、瓷器、缎锦、凉伞、皮鼓、酒、糖等，这些物品丰富了当地居民的物质生活，极受欢迎，以致追逐“唐货”（中国货）成为一时风尚。元代中国与柬埔寨的物质文化交流，规模更大。温州人周达观在1296年到1297年到真腊（今柬埔寨），目睹了中国物质文化对柬埔寨的影响。他说，柬埔寨人以中国的金银饰物为第一等珍品，其次是五色缣帛、江苏的锡镴。其他物品如温州的漆盘、泉州的青瓷、明州的草席，以及纸张、麻布、雨伞、铁锅、木梳、簸箕、硫黄、硝石、桐油、针线杂货等，都无不受当地居民喜爱。当地人盛饭，也喜欢用中国的瓷盘和铜盘。明代皇帝以回赠礼品的形式，把大量的丝、棉织品和瓷器，交流到柬埔寨，仅在朱元璋当皇帝时洪武十六年（公元1383年），明朝使团就给真腊国王带去金文绮32匹，瓷器19000件。

　　中国的物质文化传入缅甸，也是相当早的事情。距今两千多年前开辟的由四川经云南进入缅甸、印度的“南方陆上丝绸之路”，对于中国文化传入缅甸曾起过重要的作用。中国丝绸很早就输出到缅甸，用中国丝绸缝制的衣服，在古代就为缅甸人民所喜爱。中国唐代的古籍中就已有“骠国（公元1至9世纪的缅甸古国）妇女披罗缎”的记载。古代缅甸手工业不发达，钢、铣、铜镙、铁锅、剪刀、缝衣针、瓷器等，也大量从中国输入，尤以明清两代为盛，直接方便了缅甸人民的生产、生活。两国人民频繁交往，许多瓜果蔬菜，如石榴、辣椒、卷心菜等，都由中国传入缅甸。有的瓜果蔬菜，还直接冠以缅语“德由”（意为“中国”），以示来自中国，如芹菜、韭菜、油菜、蚕豆及荔枝、红枣、枇杷、杨梅、柿子等。“包子”“饵鈌”“米线”等食品的名称，则借用了云南方言，说明其传自云南。从中国传入的这些瓜果、蔬菜、食品，大大地丰富了缅甸人民的物质生活。

　　泰国也在很早就受到中国物质文明的影响。从元代到清代，中泰海路贸易的规模一直很大，超过同期中国与越南、缅甸的贸易。泰国宫廷和民间所需的物资，特别是丝绸、瓷器和铜，都从中国输入。泰国古代的手工业技术，也在多方面受到中国的影响。元代，中国工匠到泰国，传入烧制瓷器的技术。后来泰国有名的宋加禄瓷器，就是在吸收中国烧瓷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明初至清中叶，中国造船工业发达，高超的运船技艺由华侨传到泰国。当时泰国的木船设计和制造都模仿中国。泰国民间使用的器物特别是铜器，也特请中国广东等地的工匠代为加工打制。'

　　中南半岛上的内陆国家——老挝，也在多方面受到中国物质文明的影响。在古代中老贸易中，中国的丝绸、瓷器大量输入老挝；酿酒、养蚕、烘茶、丝织等技术，也从中国传入老挝。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物质文化，也受到中国文明的广泛影响。19世纪以后，中国福建、广东两省的居民，大批来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带去了中国的物质文明。现在，在新加坡总人口中，华人占了3/4，马来西亚华人也占人口总数的1/3。

　　对东方制度文明的影响

　　古代中国在制度文明方面，也是先进的，适应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因此，中国封建社会的文明，特别是中国唐代所确立的制度文明，包括官制、学制、法制、礼制、田制和税制，为周边国家主要是日本、朝鲜和越南所欣赏、羡慕、学习和模仿。中国制度文明对周边国家的影响，是中国文化对东方文明影响的又一个重要方面；对被影响国家的历史发展，起过重要的作用。

　　日本是最早较为全面地学习和模仿中国唐代制度文明的国家。日本大化革新的主要内容，就是学习唐代的先进制度，确立适应当时日本封建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各个方面的制度。这次革新从公元650年（大化元年）开始，到701年（大宝元年）颁布《大宝律令》才告完成。大化革新所确立的各项制度，明显地受到唐代法令、制度的巨大影。

　　在官制方向，日本在大化革新后所形成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机构，中央设置太政大臣、左大臣、右大臣，相当于唐朝的太师、太傅、太保；中央设有中务、式部、治部、民部、兵部、刑部、大藏、宫内八省，也采纳了唐朝的三省八部制而又有改进。此外，大纳言、弹正台、五卫府、国司、郡司等，都直接根据唐制移植到日本。地方官员如国司、郡司等，都由中央政府任命。

　　在教育制度方面，早在公元3世纪末，朝鲜半岛上百济国的汉学家王仁到日本，带去《论语》等著作，入日本宫廷为汉学教师，日本古代比较正规的宫廷教育由此兴起。但比较完整的学制，形成于大化革新时期。大中兄皇子即位（天智天皇）后，始设大学于京都，隶属于式部，入学者称博士学生；国有国学，隶属于国司。大学内设明经道和纪传道等课程，教育内容从汉文书籍如《礼记》、《春秋》、《左传）、《毛诗》、《周礼》、《周易》、《论语》、《文选》、《史记》、《汉书》等为主。平安时代（公元794——1192年）以后，汉文教育曾趋衰落，但在江户时期（公元1603——1868年），儒学特别是朱熹的理学，对日本教育仍有很大的影响。

　　日本中古时代的刑罚分笞、杖、徒、流、死五等，又有六议（议亲、故、贤、能、功、贵）八虐（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义）等，均由唐代的五刑、八议、十恶蜕化而来，不过较为简约。

　　大化革新所确立的田制与税制，也力效唐制，规定全国土地为天皇（国家）公地，实行班田收授法，受田者负担租庸调：租为田租，交纳稻米；庸为徭役，调为贡物，一般交纳绢布。

　　日本中古时代的礼制，也仿唐制。嵯峨天皇在公元818年下诏说，“朝会之礼，常服之制，拜跪之等，不分男女，一准唐仪。”

　　古代朝鲜的制度，也深受中国制度文明的影响。早在三国时期，朝鲜半岛上的高句丽、百济和新罗就开始学习中国的制度文化。公元6世纪，百济曾派人见梁武帝，请求梁朝派遣讲授《三礼》、《毛诗》的博士。唐时，这三个国家更加主动地学习唐朝的制度文化。公元648年，新罗女王真德派子文王、侄春秋来中国，“请改章服，从中国制。”来唐的朝鲜留学生也络绎不绝。仅在840年，新罗在唐学成回国的留学生就达105人。10世纪高丽统一朝鲜半岛后，在各方面都积极吸收中国唐、宋时代的制度。

　　在行政制度方面，新罗也仿效唐朝，实行中央集权制，朝官有宰相、侍中、司农卿、太府令等。高丽时期，确立了完整的中央集权制。中央机关的核心是三省，即内史门下省、尚书都省和三司，执行机关为六部，即吏部、兵部、户部、刑部、礼部、工部。地方行政为道、府、郡、县四级制，分别以按察使、府使、郡守、县令为各级地方官。这套中央集权的行政制度，几乎完全同于唐制。

　　在教育制度方面，公元4世纪时，高句丽就设太学，教贵族子弟学汉字和懦家经典。公元682年，新罗在首都设立国学。高丽王朝时期（公元918——1392年），儒学成为教育的基本内容，科举制度成为基本的教育制度。公元930年，太祖王建在西京创立学校，设立学博士，实施儒家教育。958年，王建采纳留居朝鲜的后周武胜军节度巡官双冀的建议，开科取士，施行科举制度。此后数百年，科举制度成为选拔人才官员的主要方式。992年，高丽又在首都开京设立最高学府国子监。1109年，又扩充国子监，设立7个专业。1392年李朝建立后，基本上承袭了高丽时的教育制度。

　　朝鲜封建社会的田制和税制，也深受唐朝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影响。公元722年，新罗对国家直接管辖的农民实行丁田制（以丁授田）和租庸调制。高丽立国后，竭力加强国家对全国土地的支配权，用法律固定下来，于926年起实行田柴科制度，对全部耕地和山林进行登记，统一规定了各级官员和其他吏员的收租权，也规定了授予每个服兵役者的府兵团为十五结（三十三步见方为一结）。

　　越南中古时代的许多制度，也是在中国的影响下形成的，而且，中国制度文明对中古越南的影响，在某些方面超过了对日本、朝鲜的影响。这种情况，与越南北方地区在公元10世纪之前一直是中国封建王朝统治下的郡县，也不无关系。

中国古代文化，根据中国历史的进程，从上古巢、燧直至1840年的鸦片战争。古代文化包括这些年来我国人民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创造的物质、文化财富。我国的古代文化是世界文化中比较繁荣的文化，领先了世界几百年。

我国古代文化之所以领先世界，影响深远，归根到底是民族的大融合。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国，经过岁月变迁，各个民族在漫长的岁月中发展出了自己的文化，拥有独一无二的特色。在大融合中，各个民族的文化相互融合，不仅促进了文化的繁荣，更因此孕育出统一的华夏文化。

一些铭刻在国人骨子里，指导着国人价值取向的古代文化是哪些？天人合一，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团结统一，爱好和平，休养生息的和谐精神；与时俱进、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开放共享的包容精神。这些优良的古代文化不仅仅影响着我们的国民，而且传播到了世界各个国家中，影响着他人。这是广义上的文化。

狭义的古代文化体现在一些科技、思想、艺术等多方面，中国古代文化在各个领域中均做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

在天文历法方面，古代文化所发现的天圆地方、彗星太阳黑子比西方国家领先了几百年，所撰写的《太初历》、《大明历》享誉世界；在军事方面，至今耳闻能详，影响国家之间战略的《孙子兵法》就是古代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在传统的医药医学方面，中医的名头可谓是我国的重要瑰宝。“望闻问切”、针灸、刮痧、拔火罐等等诊断方法和治疗方法流传至今，一些著名的医生如孙思邈、李时珍、华佗享誉海内外。

印刷术造纸术的发明，让古代流传下来的文章典籍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让古代中国人智慧的结晶和知识流传下来，丰富了国人的见识，让中国文化得以最大程度保留。影响最为深远的莫过于，中国文化中占大头的“诸子百家思想”。

诸子百家中的儒家、道家、法家以及墨家思想，是影响最为深远的中国文化，它们熔铸了中国文化的魂，是这些先贤们在观察自然、改造自然，认知社会，发展自我中得出的宝贵经验，体现了他们的智慧，也孕育了中国民族的精神风貌和价值取向。可谓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