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四阁 清朝在北方收藏《四库全书》的四座书阁，分别为北京紫禁城皇宫文渊阁、京郊圆明园文源阁、奉天故宫（今沈阳）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合称「内廷四阁」（或称「北四阁」）。此外，清政府又在南方的镇江金山寺建文宗阁，扬州大观堂建文汇阁，杭州西湖行宫孤山圣因寺建文澜阁，即「江浙三阁」（或称「南三阁」）。

其它的我也不大清楚,可以参考这篇文章

四库七阁释名

《四库全书》是清代乾隆年间编纂的一部御敕、官修的大丛书，其卷帙浩繁，内容丰富，“海汇百川，纲举条贯，萃四千余年之文化，以成历代典籍之大观。”[1]是我中华民族乃至世界最珍贵的文化遗产宝库。全书分经史子集四大部类，“收入《四库全书》中的有三千四百六十一种，七万九千三百零九卷，存目中的有六千七百九十三种，九万三千五百五十一卷。这些书基本上包括了乾隆以前中国古代的重要著作”。[2]并“首缮四部，弃置于大内之文渊阁，奉天之文溯阁，圆明圆之文源阁，热河之文津阁。其后又续成三部，分储杨州之文汇阁，镇江之文宗阁，杭州之文澜阁，每部三万六千三百册，连翰林院副本合计共二十九万四百册。”[3]一部大丛书抄写了八份，并为其在全国建造了南北七处藏书楼，此壮举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甚称为史无前例的世界文化伟业。

1 四库七阁名之缘起

乾隆三十七年(1772)正月，清高宗自称“稽古右文”，要“彰千古同文之盛”[4]，下诏搜访遗书，十二月就开始纂修《四库全书》，次年二月成立“四库全书馆”，任命皇室都王及大学士十六人为总裁，六部尚书及侍郎为副总裁，下设总纂官、总校官等三百余人，如当时著名学者纪昀、陆锡熊、戴震、邵晋涵、周永年、朱筠、姚鼐、翁方钢、王念孙等人均任编修要职。另配缮写人员达四千余人……，可谓人才济济，盛时兴文之壮观。历时十年，至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1782年1月）第一部《四库全书》编写完毕，庋藏于文渊阁。后其它六阁全书相继完成。

早在《四库全书》开始纂修时，乾隆就决定建立宫廷藏书楼阁“籍资乙览”，这一思想在其《文渊阁记》中表达的十分明确：“‘凡事预则立’，书之成，虽尚需时日，而贮书之所，则不可不宿构，宫禁之中，不得其地，爰于文华殿后建文渊阁以待之。”（《高宗御制文二集》卷十三，页一至二）此后，北四阁先后建成。又“因思江浙为人文渊薮”，高宗决定再续写三部藏于江南三阁。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初八谕：“朕稽古右文，究心典籍，近年命儒臣编辑《四库全书》，特建文渊、文溯、文源、文津四阁，以资藏庋。现在缮写头分告竣，其二、三、四分，限於六年内按期蒇事，所以嘉惠艺林，垂示万世，典至钜也。因思江浙为人文渊薮，……其间力学好古之士，愿读中秘书者，自不乏人。兹《四库全书》允宜广布流传，以光文治。如扬州大观堂之‘文汇阁’，镇江口金山寺之‘文宗阁’，杭州圣因寺行宫之‘文澜阁’皆有藏书之所，著交四库馆再缮《全书》三分，安贮各该处，俾江浙士子得以就近观摩誊录，用昭我国家藏集美富，教思无穷之盛轨。”[5]

11、“天一阁”与四库七阁之缘

古之藏书，十分困难，不仅怕兵荒马乱、天灾人祸，更恐“俱之灰烬”。正如清代康熙年间大学问家黄宗羲所说：“尝叹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天一阁书，范司马所藏也。从嘉靖至今，盖已百五十年矣。”[6]这是黄宗羲在其《天一阁藏书记》中对天一阁藏书发出的由衷地赞叹。清嘉庆有名的学者阮元在其《宁波范氏天一阁书目序》中也赞其曰：“海内藏书之家最久者，今惟宁波范氏天一阁岿然独存。其藏书在阁之上，阁通六间为一，而以书厨间之。其下乃分六间，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义。乾隆间，诏建七阁，参用其式且多。”[7]

乾隆因“办《四库全书》卷帙浩繁，欲仿其藏书之法，以垂久远。”[8]所以，在纂修之初就了解到，浙江明代嘉靖年间修建的“天一阁”藏书楼，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藏书不霉烂、不虫蛀，具有防水火之功效。于是即命仿范氏之“天一阁”豫构四阁为将来庋贮之用。如乾隆《文源阁记》所述：“藏书之家颇多，而必以浙之范氏天一阁为巨擘，因辑《四库全书》命取其阁式，以构庋贮之所。”（《高宗御制文二集》卷十三，页二至三）并派专人赴天一阁，了解构建情况。乾隆三十九年(1774)六月二十五日谕：“浙江宁波府范懋柱家所进之书最多，因加恩赏《古今图书集成》一部，以示嘉奖。闻其家藏书处曰‘天一阁’纯用砖zhòu＠①，不畏火烛。自前明相传至今，井无损坏，其法甚精。著传谕寅著亲往该处，看其房间制造之法若何？是否专用砖石，不用木植。井其书架款式若何？详细询察，烫成准样，开明丈尺，呈览。”[9]寅著尊旨至范氏家查看后“即行覆奏”：“天一阁在范氏宅东，坐北向南。左右砖zhòu＠①为垣。前后檐，上下俱设窗门。其梁柱俱用松杉等木。共六间：西偏一间，安设楼梯。东偏一间，以近墙壁，恐受湿气，并不贮书。惟居中三间，排列大橱十口，内六橱，前后有门，两面贮书，取其透风。后列中橱二口，小橱二口，又西一间排列中橱十二口。橱下各置英石一块，以收潮湿。阁前凿池，其东北隅又为曲池。传闻凿池之始，土中隐有字形，如‘天一’二字，因悟‘天一生水’之义，即以名阁。阁用六间，取‘地六成之’之义。是以高下、深广，及书橱数目、尺寸俱含六数。特绘图具奏。”[10]于是，高宗即仿其式分建内廷四阁，及江南三阁。从此，“天一生水”之义与七阁的命名结下了不解之缘。

12、四库七阁仿“天一阁”之建设

七阁的建设，因地点、环境及各种因素条件的不同，分别进行了新建、改建和扩建等工程的实施，相继完成，但均仿“天一阁”构建之制。

首先蒇工者，则为热河避署山庄之文津阁及圆明园之文源阁。《高宗御制诗》四集（卷三十三，页三十三）《月台诗》曰：“天一取阁式，文津实先构。”注云：“命仿浙江范氏天一阁之制，先於避署山庄构文津阁，次乃构文源阁於此。”

文津阁位于承德避暑山庄，乾隆三十九年(1774)秋动工，次年夏建成；文源阁位于京郊圆明园，乾隆三十九年进行改建，在圆明园北部原有建筑“四达亭”的基楚上“略为增葺为文源阁”（《高宗御制诗五集：题文源阁诗》），次年继文津阁之后建成，为北四阁中建成之第二阁；文渊阁建于乾隆四十年(1775)，第二年完工建成。地址在紫禁城内文华殿后，阁名沿袭明代文渊阁之称，藏贮着四库馆完成的第一部《四库全书》；文溯阁在北四阁中建造最晚，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动工，次年竣工。它位于盛京（沈阳）故宫的西部。

以上文津、文源、文渊、文溯四阁俱在禁地，为内廷四阁，亦称北四阁。所有阁式，均仿范氏天一阁之制为之。《高宗御制诗五集：趣亭》（卷四十，页三十）曰：“书楼四库法天一”句下注云：“浙江鄞县范氏藏书之所，名‘天一阁’，阁凡六楹，盖义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为厌胜之术，意在藏书。其式可法，是以创建渊、源、津、溯四阁，悉仿其制为之”。

江浙三阁，文宗、文汇、文澜三阁，亦仿范氏“天一阁”之式为之。只是文宗、文汇因先御赐《古今图书集成》送藏，故预构建於先，而文澜阁则在续缮三分《四库全书》之后，始为建筑。三阁皆于江南，故亦称南三阁。《续金山志》云：“文宗阁在行宫之左，乾隆四十四年建。”[11]文汇阁建成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高宗御制诗五集》（卷四，页十九）《文汇阁叠庚子韵》：“天宁别馆书楼耸，向已图书贮大成，”注云：“此阁成於庚子（乾隆四十五年）亦仿范氏‘天一阁’之式为之。”文澜阁始建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告竣于四十九年(1784)，是因“玉兰堂”改建而成。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初八日谕：“杭州圣因寺后之玉兰堂，著交陈辉祖（浙江巡抚）盛住（浙江布政使）改建文澜阁，并安设书格备用。伊龄阿（两淮盐政）、盛住於文渊等阁书格式样，皆所素悉，自能仿照妥办。”（《办理四库全书档案》上册，页85。）《杭州府志：西湖图说》亦云：“近复於行宫之左建阁，储藏《四库全书》，赐名文澜；东壁光昭与西泠渊映，永资津逮於靡涯矣。”（邵晋涵纂，乾隆四十九年刻本，卷一，页四十四）又《题文澜阁诗》末联云：“范家‘天一’於斯近，幸也文澜乃得双”（《高宗御制诗五集》卷六，页四）。至此，南三阁规“天一”之迹显然。

2 四库七阁的命名与释名

如上所述，七阁均仿范氏“天一阁”之式，缘因是“‘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为厌胜之术，意在藏书。”为藏书久远，乾隆不仅仿其式，并借其名，在“水”字上下功夫，意在“以水克火”，保护四库藏书“以垂久远”。于是，“水”便成了七阁命名的重要组成部分。不难发现，七阁的名字：文渊阁、文津阁、文源阁、文溯阁、文汇阁、文宗阁、文澜阁，有一个共同特征，即都是三个字，并前后两字全一样，首字为“文”，末字为“阁”，只有中间一字不相同，但都带有“水”旁（文宗阁除外）。其名字寓意十分明白，即首字“文”，代表了中华的文化与文明，代表了大清的文化盛世之意，四库博大精深的文化等。中间带“水”旁之字，如上所述，则意模范范氏藏书楼“天一生水”期厌火灾之术，以保护藏书。至于文宗阁，一说可以写成“文淙阁”；一说因为镇江一地历来水患，该阁又建在金山之上，金山又面临大江，如再加“水”反而会遭成“水灾”了；又一说“宗”字本身就带有水意，“虽镇江文宗，外似独异，而细籀其涵谊，则固寓‘江河朝宗于海’之意。”[12]总之都是以水克火之意。以上这些解字之说，只能算“望文生意”。

乾隆的解释却让人顿开茅塞，入木三分。仅就内庭四阁为例，可见乾隆释名之内涵。他释“文”之义，以文喻水，将浩瀚的文化典籍比作江河之水。在其《文源阁记》中这样写道：“文之时义大矣哉！以经世，以载道，以立言，以牖民，自开辟以至於今，所谓天之未丧斯文也。以水喻之：则经者文之源也，史者文之流也，子者文之支也，集者文之派也。派也，支也，流也，皆自源而分。集也，子也，史也，皆自经而出。故吾於贮四库之书，首重者经，而以水喻文，愿溯其源。且数典‘天一’之阁，亦庶几不大相径庭也夫。”（《高宗御制文二集》卷十三，页二至三）又在其《文溯阁记》中，对“文”的内涵又进行了阐发：“权舆二典之赞尧、舜也，一则曰文思，一则曰文明，盖思乃蕴於中，明乃发於外，而胥藉文以显。文者理也，文之所在，天理存焉。文不在斯乎？孔子所以继尧、舜之心传也。世无文，天理泯，而不成其为世，夫岂铅椠简编云乎哉？然文固不离铅椠简编以化世，此四库之辑所由亟亟也。”（《高宗御制文二集》卷十四，页四至五）文之义大矣，“文之所在，天理存焉，”又“数典天一之阁”，从“水”而立义，“天一生水”而克火，以求阁书永存，实求“文”之永存。

对于北四阁的命名，乾隆还有专门的解说如：“文渊阁之名，始于胜朝，今则无其处，而内阁大学士之兼殿阁衔者，尚存其名，兹以贮书，所谓名实适相副。而文华殿居其前，乃岁时经筵讲学所必临，於以枕经＠②史、镜己牖民，后世子孙奉以为家法，则予所以继绳祖考觉世之殷心，化育民物返古之深意，庶在是乎！庶在是乎！”（《高宗御制文二集·文渊阁》卷十三，页一至二）因此，虽“文渊阁”一名是明代的产物，但因“名实适相副”，所以仍延用其名。又“文华殿居其前”，此乃讲经之所，这样“於以枕经＠②史、镜己牖民”，“继绳祖考觉世之殷心，化育民物返古之深意，庶在是乎！”再如，对文津阁也有一段特写：“盖渊即源也，有源必有流，支派於是乎分焉。欲从支派寻流，以溯其源，必先在乎知其津，弗知津，则蹑迷途而失正路，断港之讥，有弗免矣。故析木之次丽乎天，龙门之名标乎地，是知津为要也。而刘勰所云，‘道象之妙，非言不津，津言之妙，非学不传’者，实亦先得我心之所同然。夫山庄居塞外，伊古荒略之地，而今则闾阎日富，礼乐日兴，益兹文津之阁，贮以四库之书，地灵境胜，较之司马迁所云‘名山之藏’，岂啻霄壤之分也哉！”（《高宗御制文二集·文津阁记》卷十三，页三至四）“津”之奥妙，解释的如此尽善尽美，天衣无缝。

乾隆四十七年(1782)，在他的《文溯阁记》里对北四阁的命名给予了总结：“四阁之名，皆冠以文，而若渊，若源、若津、若溯，皆从水以立义者，盖取范氏‘天一阁’之为，亦既见于前记矣。若夫海源也，众水各有源，而同归於海，似海为其尾而非源，不知尾闾何泄，则仍运而为源。原始反终，大易所以示其端也。津则穷源之径而溯之，是则溯也，津也，实亦迨源之渊也。水之体用如是，文之体用顾独不如是乎？恰於盛京而名此名，更有合周诗所谓‘溯涧求本’之义，而予不忘祖宗创业之艰，示子孙守文之模，意在斯乎！意在斯乎！”（《高宗御制文二集》卷十四，页四至五）可见乾隆对七阁命名用心之良苦，“意在斯乎！”

责任编辑宋雅范

参考文献

[1][3][5][11] 郭伯恭民国丛书·四库全书纂修考（第四编）上海：上海书店，1992：（顾序），（自序），137,135

[2][4] 〔清〕永róng＠③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出版说明），（卷首）

[6][7][12] 李希泌，张椒华编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82:36-38,39,443

[8][9][10] （清）王先谦东华续录（乾隆七十九，页十二）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秋下加瓦

＠②原字艹加胙

＠③原字王加容

　　四大发明是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一种观点，是指中国古代对世界具有很大影响的四种发明，是古代汉族劳动人民的重要创造，一般是指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及印刷术。

　　造纸术：

　　大约在3500多年前的商朝，中国就有了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称为甲骨文。到了春秋时，用竹片和木片替代龟甲和兽骨，称为竹简和木牍。甲骨和简牍都很笨重，战国时思想家惠施喜欢读书，每次外出游学身后都跟着五辆装满竹简的大车，所以有学富五车的典故。西汉时在宫廷贵族中又用缣帛或绵纸写字。缣是细绢、帛是丝织品的总称吏一方缣帛上写字时，便于书写，不但比简牍写得多，而且还可以在上面作画，但是价格昂贵，只能供少数王宫贵族使用。

　　人们都知道蔡伦造纸，实际上，在东汉蔡伦大规模造纸之前，中国人就已经发明了造纸术，20世纪在中国各地出土的许多西汉时期的古纸片，可以证明这一点。这并非否定蔡伦造纸之功，而是说蔡伦的造纸术并非是突然之间的发明，它有一个技术积累的过程。西汉时期出土的植物纤维纸，是蔡伦造纸的前身。蔡伦扩大了造纸原料的范围，破布、鱼网、树皮、麻头等都可以造纸，其中树皮造纸更是他的发明。他的造纸工艺更为精细，造纸术到他这里，摆脱了纺织品附庸的地位——此前都是利用纺织之后抛弃的副产品来造纸的，蔡伦将造纸发展为一种独立的工艺。

　　指南针：

　　“中国最早的指南针理论，是建立在阴阳五行学说基础上的‘感应说’。”关增建介绍，11世纪中叶时中国大科学家沈括还对指南针感到匪夷所思，他的《梦溪笔谈》介绍了指南针的人工磁化方法、磁偏角的发现和指南针的架设方法，但对指南针为什么会指南却没有一点概念——“磁石之指南……莫可原其理！”随后，文人学者们从阴阳五行学说出发，结合当时人们对大地形状的认识，提出各种指南针理论。例如，最晚成书于宋代的《管氏地理指蒙》，首先提出如下逻辑：

　　“磁针是铁打磨成的，铁属金，按五行生克说，金生水，而北方属水，因此北方之水是金之子。铁产生于磁石，磁石是受阳气的孕育而产生的，阳气属火，位于南方，因此南方相当于磁针之母。这样，磁针既要眷顾母亲，又要留恋子女，自然就要指向南北方向。”

　　南宋人的指南针原理，仍认为“指南针之所指，即阳气之所在”，只是围绕磁偏角现象，立论依据更多转向地理方位的坐标系统——中国古人认为地是平的、大小有限，这样地表面必然有个中心，过该中心的那条子午线就是唯一的南北方向。南宋人曾三异等认为，一旦测量地点不在这条南北线上，指南针所指向自然“少偏”。到明代，有人假托南唐人著作指出，指南正针由大地方位系统决定，而偏角则由天体方位划分系统所决定。关增建认为，这种说法“体现了传统指南针理论在阴阳感应学说和磁偏角的存在这一矛盾面前所表现出来的窘迫”。

　　明万历年间（公元1573～1620年），传教士来华，带来西方的指南针理论、地球学说以及相关科技知识。受其影响，中国学者开始从新的视角探讨指南针理论问题，在此过程中，阴阳五行的作用不断淡化，力学角度的分析不断增加，但吉尔伯特1600年提出的科学理论连西方学界都没统一，更谈不上入主东土。传教士中，1658年抵华的比利时耶稣会士南怀仁的指南针理论最系统，但他认为决定磁针指向的是地球的地理南北两极本身，理论仍然局限在古代科学的范围，而不像吉尔伯特认识到地球本身存在一个磁体。南怀仁理论在中国影响深远，直到19世纪中叶，中国仍有学者用它解释指南针问题。而此时，清末来华的传教士已开始着手把西方近代磁学知识介绍给中国了。

　　先秦时代我们的先人已经积累了许多这方面的认识，在探寻铁矿时常会遇到磁铁矿，即磁石（主要成分是四氧化三铁）。这些发现很早就被记载下来了。《管子》的数篇中最早记载了这些发现：“山上有磁石者，其下有金铜。”其他古籍如《山海经》中也有类似的记载。磁石的吸铁特性很早就被人发现，《吕氏春秋》九卷精通篇就有：“慈招铁，或引之也。”那时的人称“磁”为“慈”他们把磁石吸引铁看作慈母对子女的吸引。并认为：“石是铁的母亲，但石有慈和不慈两种，慈爱的石头能吸引他的子女，不慈的石头就不能吸引了。”据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咸阳附近修阿房宫，宫中有一座门是用磁石做成，如果有人身穿盔甲，暗藏兵器，入宫行刺，就会被磁石门吸住。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古代劳动人民很早就掌握了磁学知识。

　　当把两块磁铁放在一起相互靠近时，有时候互相吸引，有时候相互排斥。人们都知道磁体有两个极，一个称N极，一个称S极。同性极相互排斥，异性极相互吸引。那时的人们并不知道这个道理，但对这个现象还是能够察觉到的。

　　到了西汉，有一个名叫栾大的方士，他利用磁石的这个性质做了两个棋子般的东西，通过调整两个棋子极性的相互位置，有时两个棋子相互吸引，有时相互排斥。栾大称其为“斗棋”。他把这个新奇的玩意献给汉武帝，并当场演示。汉武帝惊奇不已，龙心大悦，竟封栾大为“五利将军”。栾大利用磁石的性质，制作了新奇的玩意蒙骗了汉武帝。

　　指南针的始祖大约出现在战国时期。它是用天然磁石制成的。样子像一把汤勺，圆底，可以放在平滑的“地盘”上并保持平衡，且可以自由旋转。当它静止的时候，勺柄就会指向南方。古人称它为“司南”，当时的著作《韩非子》中就有：“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端朝夕”就是正四方、定方位的意思。《鬼谷子》中记载了司南的应用，郑国人采玉时就带了司南以确保不迷失方向。

　　春秋时代，人们已经能够将硬度5度至7度的软玉和硬玉琢磨成各种形状的器具，因此也能将硬度只有55度至65度的天然磁石制成司南。东汉时的王充在他的著作《论衡》中对司南的形状和用法做了明确的记录。司南是用整块天然磁石经过琢磨制成勺型，勺柄指南极，并使整个勺的重心恰好落到勺底的正中，勺置于光滑的地盘之中，地盘外方内圆，四周刻有干支四维，合成二十四向。这样的设计是古人认真观察了许多自然界有关磁的现象，积累了大量的知识和经验，经过长期的研究才完成的。司南的出现是人们对磁体指极性认识的实际应用。但司南也有许多缺陷，天然磁体不易找到，在加工时容易因打击、受热而失磁。所以司南的磁性比较弱，而且它与地盘接触处要非常光滑，否则会因转动摩擦阻力过大，而难于旋转，无法达到预期的指南效果。而且司南有一定的体积和重量，携带很不方便，这可能是司南长期未得到广泛应用的主要原因。

　　司南由青铜盘和天然磁体制成的磁勺组成，青铜盘上刻有二十四向，置磁勺于盘中心圆面上，静止时，勺尾指向为南。

　　每块磁铁两头都有不同的磁极，一头叫S极，另一头叫N极。我们居住的地球，也是一块天然的大磁体，在南北两头也有不同的磁极，靠近地球北极的是S极，靠近地球南极的是N极，也正是因为地磁极和地理两级不完全重合，才出现了地磁偏角现象。我们知道，同性磁极相斥，异性磁极相吸引，所以，不管在地球表面的什么地方，拿一根可以自由转动的磁针，它的N极总是指向北方，S极总是指向南方。

　　二千多年以前，也就是春秋战国时候，中国已经用铁来制造农具了。劳动人民在寻找铁矿的时候，就发现了磁铁，并且知道它能够吸铁。

　　火药：

　　火药是中国汉族炼丹家发明于隋唐时期，距今已有一千多年了。火药的研究开始于古代道家炼丹术，古人为求长生不老而炼制丹药，炼丹术的目的和动机都是超前的，但它的实验方法还是有可取之处，最后导致了火药的发明。

　　炼丹家虽然掌握了一定的化学方法，但是他们的方向是求长生不老之药，火药的发明是副产品。炼丹家对于硫磺、砒霜等具有猛毒的金石药，在使用之前，常用烧灼的办法“伏”一下，“伏”是降伏的意思。使毒性失去或减低，这种手续称为“伏火”。

　　唐初的名医兼炼丹家孙思邈在“丹经内伏硫磺法”中记有：硫磺、硝石各二两，研成粉末，放在销银锅或砂罐子里。掘一地坑，放锅子在坑里和地平，四面都用土填实。把没有被虫蛀过的三个皂角逐一点着，然后夹入锅里，把硫磺和硝石起烧焰火。等到烧不起焰火了，再拿木炭来炒，炒到木碳消去三分之一，就退火，趁还没冷却，取入混合物，这就伏火了。

　　唐朝中期有个名叫清虚子的，在“伏火矾法”中提出了一个伏火的方子：“硫二两，硝二两，马兜铃三钱半。右为末，拌匀。掘坑，入药于罐内与地平。将熟火一块，弹子大，下放里内，烟渐起。”他用马兜铃代替了孙思邈方子中的皂角，这两种物质代替碳起燃烧作用的。伏火的方子都含有碳素，而且伏硫磺要加硝石，伏硝石要加硫磺。这说明炼丹家有意要使药物引起燃烧，以去掉它们的猛毒。虽然炼丹家知道硫、硝、碳混合点火会发生激烈的反应，并采取措施控制反应速度，但是因药物伏火而引起丹房失火的事故时有发生。

　　《太平广记》中有一个故事，说的是隋朝初年，有一个叫杜春子的人去拜访一位炼丹老人。当晚住在那里。半夜杜春子梦中惊醒，看见炼丹炉内有“紫烟穿屋上”，顿时屋子燃烧起来。这可能是炼丹家配置易燃药物时疏忽而引起火灾。

　　还有一本名叫《真元妙道要略》的炼丹书也谈到用硫磺、硝石、雄黄和蜜一起炼丹失火的事，火把人的脸和手烧坏了，还直冲屋顶，把房子也烧了。书中告戒炼丹者要防止这类事故发生。这说明唐代的炼丹者已经掌握了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就是硫、硝、碳三种物质可以构成一种极易燃烧的药，这种药被称为“着火的药”，即火药。由于火药的发明来自制丹配药的过程中，在火药发明之后，曾被当做药类。

　　《明熹宗实录》：“天启二年十二月二十日辛巳，援辽总兵毛文龙以登抚（袁可立）所遣管运参将黄胤恩、推官孟养志等发到粮饷并布疋、军器、火药等物，复蒙颁给敕印、旗牌，授以援辽总兵便宜行事，具谢恩。”

　　《本草纲目》中就提到火药能治疮癣、杀虫，辟湿气、瘟疫。火药不能解决长生不老的问题，又容易着火，炼丹家对他并不感兴趣。火药的配方由炼丹家转到军事家手里，就成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黑色火药。

　　球状火药包扎在箭杆头附近，点着引线以后，用弓箭将火药射出去烧伤敌人。还有把火药、毒药，再加上一些沥青、桐油等，做成毒球，点着以后，用弓箭射出，杀伤敌人是后来的“万人敌”。到了宋朝，人们将火药装填在竹筒里，火药背后扎有细小的“定向棒”，点燃火管上的火硝，引起筒里的火药迅速燃烧，产生向前的推力，使之飞向敌阵爆炸，这是世界上第一种火药火箭。以后又发明了火枪和枪，这些都是用竹管制成的原始管形火器，是近代枪炮的老祖宗。

　　印刷术:

　　雕版印刷：据载是北宋时期毕升发明了胶泥活字印刷术，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技术。但四大发明中的活字印刷术并非现代印刷术的前身，而据李约瑟所论北宋制的胶泥活字印刷术有许多劣势的地方。

　　目前发现最早的雕版印刷成品是一单页版梵文撰写的《陀罗尼经》，该经是印在亚麻纸上，于650年至670年间出版，且在1974年于西安附近的唐代陵墓出土。1966年，考古学家在韩国发现了一本微型《陀罗尼佛经》，该经内含唐朝女皇武则天（约690年-705年）颁行的则天文字。学者断定该经不早于704年，后来被珍藏在一座建于751年统一新罗时代的舍利塔里。不过，已知最早一般大小的印刷出版书籍，是唐代（618年-907年）间刊行的《金刚经》。该经长518米（17英尺），卷轴格式，可追溯到唐懿宗咸通9年农历4月15日（即868年）。学者李约瑟和钱存训（Tsien Tsuen-hsuin）的记述表示金刚经的书法雕刻远较较早印行的单页版陀罗尼经更为先进，更为精巧。另外，两个最古老的印刷农历日期为877年和882年，它们是在当时佛教圣地敦煌被发现。

　　活字印刷：北宋科学家、政治家沈括曾在《梦溪笔谈》中有一篇文章叫《活板》，其中详细介绍了活板印刷术的全过程，通俗易懂，非常详细。在他写于1088年的著作《梦溪笔谈》中，将此发明归于不知名的工匠毕升（990年-1051年）。随著烧结陶土字符的使用，沈括描述毕升制作字形、捡字排列、印刷、并在印刷后拆解留待后来使用。毕升曾尝试木制活字，但木制活字一直要到元朝（1271年–1368年）王祯（活跃于1290年至1333年）的木模才趋完善。王祯亦将文字按照音韵组合置于有小隔间的转轮排字盘以方便捡字。至于铜版活字要等到明朝（1368年-1644年）华燧（1439年至1513年）于1490年的印刷作品才趋完美。

　　木活字：

　　元代，著名农学家与机械学家王祯发明了木活字，并创造出比较简捷的适于汉字复杂特点的转盘排字方法；后又发明了金属活字，使活字印刷得到了改进。唐代的雕刻印本传到日本，8世纪后期日本完成了木板《陀罗尼经》以后又传到朝鲜、中东一带和东欧。15世纪，德国人学会了用合金铸字，从此毕升首创的活字印刷在欧洲各地推广开来。

在我国境内，从东北边远地区到西北边陲，从中原地带到塞北草原，都保存着我国古代长城遗址和遗迹1。我国古代文献中关于长城有着大量的记载，史学界有过专门著述2。解放以来，不少地区的文物考古工作者进行了艰苦的实地考查，获得了一批珍贵的文物考古资料3。

从1965年起，我们昭乌达盟的文物考古人员，配合各种基本建设，结合地区文物普查，沿着长城地带，广泛发动和走访当地群众，对保存在本地区的古长城遗址陆续进行了调查。1975年由昭乌达盟革命委员会公布长城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线加以保护。

在正式调查以前，我们选择了25公里遗迹保存得比较清楚的地段作为调查的试点。从1965年7月到10月和1975年8月到9月，两次调查所用时间大约半年，往返步行约1,000余公里，基本上查清了我盟境内长城遗址的分布范围、详细走向及筑造特点；记录了长城沿线有关古代防御设施及长城地带有关遗址；拍摄了有关长城筑造、地形、地貌照片；采集了必要的文物标本。现将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 昭乌达盟长城遗址的分布范围及详细走向

昭乌达盟地处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以北有广阔的草原，南部是多山的丘陵地带，属华北陆台内蒙地盾东延的一部分。这个地区历来是中原通往我国东北边远地区的咽喉要道，地位十分重要；同时也是我国古代中原和东北各族文化频繁交流和经常接触的地方，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古迹。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在昭盟境内有三道汉以前的长城遗址，它们都分布在我国北纬42度——43度之间。我们暂时分别称这三段长城为赤北长城、赤南长城、老虎山长城。

（一）赤北长城

在今赤峰市北部，长城沿英金河北岸筑造，方向大体为东西横贯，自西而东详细走向为：

木家营子公社：衣家营子（过阴河）；

东方红公社：上北道大队，五里岔村北；

王家店公社：水泉村，公社所在地王家店大队北山根，四家子大队，孙家营子，杨家营子，夏家店村；

水地公社：八家老爷庙村后摩天岭，北山坡，前窑生产队，公社所在地北石佛山，山水坡大队平顶山，山水坡。

水地公社往东在进入安庆沟公社以后，长城遗迹不清。

赤北长城现存遗迹，西起东方红五里岔，东到山水坡一带，比较明显，断续保存约30公里。1975年复查时，我们在敖汉旗小河沿公社白斯朗营子、乌兰公社老牛槽沟大队七道窝铺、倒格郎丰收公社白塔大队、敖吉公社“车罗城”、山湾水库以及下洼公社丰水山大队等地，发现了战国——秦汉时期的城堡和村落遗址，保存都较完好。如果赤北长城年代与此相当，则赤北长城的延伸线应在这些遗址分布区的附近。

东延地段可能在今吉林省奈曼旗或库伦旗南部一带，那里曾发现过战国——秦汉时的城址及秦陶量4。

关于赤北长城，过去有过一些考古调查报告，并为一些史学论著和游记零星引用5。

（二）赤南长城

在赤峰市南美丽河公社，东西横亘，与赤北长城大体成平行方向，两道长城之间相距约50公里，分布在今昭盟喀喇沁旗、赤峰县南境、建平县北境、敖汉旗中部。其中穿过的河流有老哈河、蹦河、孟克河、教来河等。由西而东所经详细地点是：

喀喇沁旗娄子店公社：姜家湾子村（达拉明安山），柴家沟梁，两半子山；

喀喇沁旗山前公社：黄花洼，蛤蟆洼，桩子地，西大洼，槟榔沟梁，半截子梁，刘家店后梁，莫家沟西坡，大金沟西山梁顶；

赤峰县美丽河公社：二道营子，阎家店东梁、林家地北梁，“边墙地”，王家沟粱，石棚山，灰菜沟梁，燕翅沟粱，小莫里海山，大莫里海山，货郎沟，三棺石山，谢家营子后山，双尖子山，夜猫子山，瓦房敖包山，西平顶山，鸡冠山，东平顶山，老鹞子山，西洼，黑山头北梁（过老哈河入建平县）；

建平县外贸场（种羊场）：上热水马架湾子村，打瓜叉梁，大黑山，大擂台沟山，窝瓜沟梁顶，拐棒子山，平顶山北坡，老头子梁顶，嘎叉沟北坡，大阴坡；

建平县老官地公社：黄花山，围圈子山，老牛槽洼，羊草沟金洞子山，窑沟梁，沙子梁，老虎沟，夜猫沟，缸沟子，花果山，嘎吉哈达后梁，王八石山，嘎吉哈达河套地，大碾子沟南坡，夜猫子沟，横梁子；

建平县热水公社：头道沟，“漏缝毛”，庙子沟，老鸱洼、城子山，头道洼，二道洼（老虎洞），半截子洼，小井洼，老爷庙西洼；

建平县烧锅营子公社：朝廷庙山，下火家地，圆蝙蝠山，雹神庙梁顶，雹神庙洼，菜园于，小东洼，赶牛道梁，擂台沟梁，小塘土沟梁、房框子前山，针柴洼梁顶，石碑梁；

建平县二十家子公社：蛤蟆石梁，蓝旗营子南城，兰旗营子北城，小五家，大五家（过蹦河），小四家村南，九百步大荒（入敖汉）；

敖汉旗新惠镇公社：扎西营子后梁顶（过孟克河），扎东营子，平顶山；

敖汉旗新地公社：三敖包梁顶，韩家洼，拐棒子梁，毛代水泉村，石匠沟，白盖子山，炮台山，老瓜瓢洼，大梁道，头道洼，平顶山（磨坊后梁），小罗山，北盖子山，小罗山后洼，哑吧梁；

敖汉旗倒格郎（丰收）公社；格斗营子后山，格斗营子前山，沟门大洼后梁，石门沟梁，上营子村，白丈子活牙山，白丈子村，老水泉子大山，兰家窝铺前封山梁，兰家窝铺营后大黑山；

敖汉旗克力代公社：石砬子山，赵家窝铺，高家窝铺，红山咀子（过教来河），克力代东大山，石老虎沟北山；

敖汉旗贝子府公社：王坟洼，小德里胡同，莹石矿山，石门山，大架子山，瓦盆窑敖包山，苟家沟西大山，苟家沟村，苟家沟北山，樱桃沟东山，新地村，十二连山；

敖汉旗王家营子公社：小瓦房沟村，小瓦房沟东山（庙山），石砬子山，王家营子东山。

赤南长城西端只调查到姜家湾子村的河套附近，西去50余公里与河北省围场县交界，这一带山峦起伏，林木茂密，两次调查都未能找到长城遗迹的去向。但据说围场县已发现了长城的遗迹和许多战国时期的遗址及城址，并出土过秦始皇二十六年铁权6，据此我们推测，赤南长城西端当从今昭盟喀喇沁旗娄子店毛金坝一带进入河北围场县境。

赤南长城东端到王家营子、宝国吐一带，遗迹难寻，去向不清。1975年复查时，仅在邻近的吉林省奈曼旗土城子公社发现并调查了一座规模较大的战国——秦汉时期的土城遗址。王家营子及宝国吐一带南部与北票县交界，这一地带也是群山环绕，地势险要，虽然没有找到长城的确切去向，但据文化部门有的同志介绍，在北票县上园公社上园大队下四家生产队的“五台”村南山上发现有石筑长城遗迹，由义县北侧往东延伸。若是，则赤南长城在王家营子、宝国吐一带可能往东南山区折拐，入北票县境。

赤南长城在昭盟境内大部分地段墙基保存完整，地面遗迹明显，按其实际走向断续保存约300余公里。关于这道长城过去没有发表过详细报告，只见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在有关考古调查简报中提及，并推定它是与燕文化有关的建筑遗址7。

（三）老虎山长城

老虎山长城在敖汉旗南部边缘的四家子公社老虎山一带，1975年初发现。长城顺羊山北坡而下，穿过大凌河支流老虎山河在虎山上往东南穿过一片缓坡丘陵地，延伸至朝阳县或建平县境内，南延部分遗迹不清，未作调查。

老虎山长城在敖汉旗境内保存较好的地段长约5公里。

二 长城的筑造及地形的选择

长城是我国古代工程浩大的军事防御工事，由于它的战线长、范围广、地势复杂，为了适应军事上的需要，在筑造和地形的选择上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350余公里的长城其筑造方法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名筑：这是长城的主要筑造方法，约占我们调查中长城长度的百分之五十。

石筑墙基宽度不一，一般在2——3米之间，最宽处不超过4米；残高也因地势和倒塌程度不同而各异，一般残高几十厘米，最高处仅存1米左右，许多地段残基与地表齐平。从残存较多的地段看，城墙横断面呈梯形，下宽上窄，估计当时城墙的高度约3——4米，顶宽最少有1米。

石筑城墙均用自然大石，垒砌方法一般是内外两侧用较规整的大块自然石，中间填以乱石碎块或砂砾等，因此在调查中发现凡是未完全倒塌的地段，墙基的两侧壁保存都较完整。

在石筑城墙残基上，发现有的地段有明显的接痕墙缝，估计当时筑造长城是按地区分工分段进行的。

第二种土筑：约占长城地段的百分之四十，一般是在土质较厚、地势较平而又缺石的地区，因年月久远，水土流失，土筑城墙冲刷已尽，高度已无从确知，遗迹也较难寻，但一般在这些地段上都隐约可见一道黑土带，远远望去象一条巨蟒在大地上盘旋，在夏季还可以发现在这些土筑地段上草木、禾苗长得格外茂密葱郁。土筑城墙现存遗迹宽度约5——6米，估计当为夯筑。有的地段在同一山上石筑、土筑并用，即山坡下用土筑，山岗上用石筑。

第三种“天然屏障”：这种方法采用不多，一般是在极陡峭的群山中，在两个山头之间用自然石块稍加垒砌成为石墙，以连接两个山口，构成一天然屏障。这种筑造方法以老虎山长城羊山上的一段最为明显有些地段经过一些自然“石门”，当地呼作“南天门”、“北天门”、“石门山”、“哈巴气”（蒙古语，意即隘口、要道）等这些流传下来的古地名可能与古代军事工事有关。

由于长城各段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筑造方法不同，各地对它都有不同的习惯称谓，我们在调查中发现主要有“石龙”（即石筑地段）、“土龙”、“沙龙”（即土筑地段）等称呼，个别地方称为“赶牛道”。

（二）地形的选择

从我国古籍有关长城的记叙中可以看到，战国——秦汉时期的长城，在地形的选择上有两个基本特点，即“因边山险”、“因河为固”8。前者说的是长城选择在崇山峻岭之中，就可以形成“天险”；后者说的是长城临河而筑就可以造成“固塞”，这是我国劳动人民长期实践的经验总结。

“因河为固”的长城地段，以赤北长城水地一段和老虎山长城最为明显。

水地一段多为石筑，以英金河为塞。英金河北岸是起伏的山岗，中间相隔由河流冲积的较开阔的平地。从中发现在耕土层1米以下为河流沙，估计筑造长城时英金河就从北岸的山脚下流过。水地一段有“摩天岭”

和“石佛山”两个较高的山头，东西遥遥相对，登上山岗可望百里之外，并在摩天岭上筑一烽火台，在石佛山下筑一土城。河南岸也是起伏连绵的山岗，这样的地势是有利于防守的。

老虎山长城以大凌河上游为塞。羊山和虎山两峰相对，老虎山河从羊山北坡折拐而南，顺虎山南坡流入朝阳境内。现在仍是通往朝阳、北票、赤峰、新惠等地的交通要道。

羊山北坡极陡峭，有的地方简直难以容身。长城正筑在临河的北坡大小山头上，登上北坡远望，确有“居高临下”之势。

“因边山险”的地段以赤南长城最为明显。

西段喀喇沁旗姜家湾到赤峰县美丽河一段，长约60公里，大多筑在丘陵山地和大小相连的山岗上。达拉明安山是这一段中较高的山峰，北坡较陡，山的东西两侧当地群众称作东城口、西城口，战国城址现已不存。长城顺达拉明安山东南坡而下，在姜家湾河套地区长城线上筑一小土城，以扼守这一带的河谷山川。在美丽河公社西平顶山一带，地势较高，大小山岗连绵起伏，长城沿着东西走向的山岗筑造在山的北侧峰，北坡较陡，无空圹之地，南坡较缓，有丘陵平地。

赤南长城在美丽河公社美丽河大队黑山头以正东方向过老哈河，东入建平县北境。

从建平县外贸场（种羊场）、马架湾子到二十家子公社小五家附近，这一段长城约90公里，所经皆为山地。我们在调查中发现这段长城线所经山地北坡坡度大多在45——60度之间，南坡坡度在20——40度之间。

在山势极陡的地段，如漏缝毛梁顶、嘎吉哈达大碾子沟南坡、烧锅地菜园子、针柴沟梁顶等地，还发现有“天然屏障”的遗迹。

建平县北境的长城，在个别地段的山坡上也采用土筑方法。这种在山坡上用土筑的长城，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筑墙取土均在北侧，南侧土岗较高，北侧则形成一道土壕痕迹，一般在北侧夏季生长的草木都较茂密，遗迹也比较明显。

嘎吉哈达一段长城，由梨树沟往东，其北有虎头山，过山谷有大平顶山，山势陡峭，奇峰耸立，但长城没有筑在这两座山头上，而是顺其南侧的虎头洼下坡，往东经过一片山坡地到王八石山，这样长城便以大平顶山、虎头山上为天然屏障。在王八石山的两侧，西北有平顶山，东南有大尖子山，长城由其谷口而入，并在其南侧较平坦的地区筑一小土城扼守。

菜园子到石碑梁一段的125公里，全为石筑，是建平县北境长城遗迹保存最好的地段之一。这一带山岗纵横、河谷交错。长城所经的现代村落，南有王家店、孙家店、山咀子、蒙古营子、画匠沟等，其山有画匠沟南山、墩墩沟前山等，高度不大，是一片较大的河谷丘陵，宜于耕作；北有张家湾、混台沟、三代营子等，其山有大塘土沟梁、老头洼梁等，山势较高，且有深陡的沟壑，筑造长城难度较大。因此这段长城既没有选择在北山峰，也没有筑造在不利于防守的南山坡，而是择其中间地带，即由菜园子→小东洼→“赶牛道梁”→房框子前山→针柴沟梁顶→石碑梁；这样就以北侧的大山作为天然屏障，南有地势缓平的丘陵，利于驻扎防守。

从建平县二十家子过蹦河东到敖汉旗王家营子一段，长约150公里，长城横贯敖汉旗南境。蹦河两岸地势较平，长城全为土筑，几乎没有折拐。往东多山，地势较高。

扎东平顶山是孟克河流域较高的山岗，长城顺其山顶由西南往东北盘旋而上，而后又东折至独峰突起的拐棒子山头，再以正北方向向马连沟后山延伸，然后又曲曲弯弯进入东北走向的石匠沟大山。这一带山岗连绵，山势较陡，在石筑长城地段上还有小城遗址。

克力代“东大山”是教来河东岸山势较高、地势险要的山峰。由教来河东延至贝子府公社的十二连山，连绵十多公里，长城筑造在东大山、大架子山、十二连山的山脊上。长城在进入贝子府、王家营子以后在北票县交界地带，便是努鲁儿虎山的西延地段，这里山脉纵横，地形复杂。

长城地势的选择是根据当时战争的需要并和防御对象有直接关系的。从长城所经地形地貌观察可以判断，当时修造长城完全是防御我国北部的少数民族的。这个地形选择上的基本特点给我们研究长城的年代提供了重要线索。

三 长城沿线台、鄣、城址设施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三道古长城沿线都有不同类型的防御建筑设施。我们将这些设施归纳为三类，并按其距长城线的远近分别列入三道长城线中。

第一类：台址。一般是圆形土台，形制较小，地形选择一般都较高，多筑于长城线上或长城线南侧。仅这次调查中所见，数量也较少。

第二类：鄣址。多为方形土城，规模较台址稍大，一般多建在长城线南侧。《史记》正义顾胤云：“鄣，山中小城。”

第三类：城址（包括部分遗址）。这类多为规模较大的土城或居住址，大多建在长城线南侧。城内一般都有建筑遗迹，估计当时应是驻屯之所9。

（一）赤北长城沿线的建筑设施

1号：遗址，位于木家营子公社衣家营子“后山”阴河西岸，高出河面约40米，略成圆形，直径约20米，地表发现的遗物最晚一期至战国。

2号：遗址，位于东方红公社五里岔村西北1公里，圆形，直径55、高出地面5米。地表遗物以战国绳纹灰陶器居多，遗址南北两侧有大片战国遗迹和遗物。

3号：遗址，位于东方红公社五里岔村北075公里，略成方形，长、宽各约50米，高出地面3米。文化层堆积厚约2米。遗物以战国灰陶为主，器形有绳纹敞口罐、大瓮、“鱼骨盆”、板瓦，以及类似蜘蛛山遗址出土的秦陶量器口沿，还有战国铁锅残片等。

4号：鄣址，位于五里岔村东北15公里，长方形土城，长50、宽40米，土墙残高2、基宽10、顶宽4米。北墙外高达6米。保存较完整。地表散布灰陶罐、大瓮、“鱼骨盆”、灰陶豆、明刀等遗物。城西北角有战国瓮棺葬遗迹，城东有一片战国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