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载元顺帝妥欢贴睦尔时期(1333～1368)史事的编年体史书。又名《庚申帝史外闻见录》﹑《庚申大事记》。庚申帝即元顺帝妥欢贴睦尔﹐因生于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庚申年﹐故名。分上下两卷。元末明初人权衡著。权衡﹐江西吉安人﹐字以制﹐号葛溪﹐元末隐居彰德黄华山(今河南林县境)。明洪武四年(1371)後﹐寓居临江(今江西清江西南)。该书约著成於洪武初年。作者生当元末﹐又居住在中原地区﹐耳闻目睹元末朝廷政事﹑农民起义情况﹐所记较客观真实﹐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其中有关元廷宫闱轶事﹐多为它书所不载﹐对上层官僚贵族如燕铁木儿﹑伯颜﹑脱脱﹑孛罗帖木儿﹑扩廓帖木儿等之间的纷争﹐记载亦详﹔对元末农民起义的记载尤其翔实﹐如所述彭莹玉﹑芝麻李﹑南琐北琐红军等事迹﹐都是很珍贵的史料。作者对元末黑暗统治十分不满﹐对农民起义常寄予同情。

洪武三年续修《元史》时﹐史馆徵得该书﹐作为撰写顺帝本纪及元末一些大臣﹑大将的列传的素材。《庚申外史》现存版本较多﹐主要有《宝颜堂秘笈》﹑《海山仙馆丛书》﹑《学津讨原》﹑《学海类编》﹑《豫章丛书》本等。

李贤(1408-1466),字原德,河南邓县人,官至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彭时(1416-1475),字纯道,江西安福人,官至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永乐十六年(1418年)明成祖诏修《天下郡县志》,未成。景泰五年(1454年),代宗“命少保兼太子太傅 、户部尚书陈循等率其属纂修天下地理志”,复遣进士王重等二十九人分行全国各地采录事迹,又督令各地纂修志书呈进。历二年成《寰宇通志》一百一十九卷。英宗复辟,以《寰宇通志》“繁简失宜,去取未当”,于天顺二年(1458年)命李贤、彭时等人“折衷群书,务臻精要”,进行删补修改。天顺五年书成,英宗亲撰序文,赐名《大明一统志》刊行。《明一统志》共九十卷,首京师,次南京,然后以十三布政使司分区,详述各府州建置沿革、郡名、形胜、风俗、山川、土产、公署、学校、书院、宫室、关梁、寺观、祠庙、陵墓、古迹、名宦、流寓、人物、古迹、列女、仙释等,末两卷附“外夷”,并绘有全国总图和各布政使司分图。该书条次井然,富而不臃,在元明清三代一统志中,篇幅最少。该书强调大一统的政治理念,在体例上对后世方志多有影响。但书中所述古事,错误较多,为学者所病。

万全（15～16世纪）为明代医家，字密斋。罗田县（属湖北省）人。世医出身，为明代祖传儿科著名医家。精于儿科及养生学，临证有良效。撰述有《幼科发挥》、《育婴秘诀》、《广嗣纪要》、《痘疹世医心法》、《养生四要》、《保命歌括》等书，其著述可称为祖传和个人经验的汇集。尤其在儿科方面，实际经验甚为丰富。在理论上宗钱乙，并发挥了钱乙五脏辨证理论，强调小儿肝常有余，脾常不足的病理特点，治疗重视调补脾胃。对小儿杂证如痉风等，特别是痘疹，尤富经验。治疗方剂多简便实用，除药物外，还注意提倡和采用推拿等法。此外对小儿卫生、护理也很重视。其理论与经验，对后世儿科医家有较大影响。 万全原为豫章（今江西南昌）人，后移居湖北罗田。世代均以医名，其祖为万杏坡、父万筐，医术高明，尤精儿科。万全潜心研究家学，颇有发挥。其所学均本自内、难、本草、脉学诸经，并深研钱乙之学，重视调补后天脾胃，生平著述甚多。计有《万氏家传保命歌括》（简称《保命歌诀》）三十五卷，旁征博引，详论内科之杂证；《伤寒摘锦》、《养生四要》五卷；《万氏女科》三卷及《广嗣纪要》十六卷。万氏对小儿疾病研究最深，著作亦丰，计有《家传幼科发挥秘方》（简称《幼科发挥》）、《片玉心书》五卷、《育婴家秘》（即《育婴秘诀》、《痘疹心法》二十三卷、《片玉痘疹》十三卷。诸著作又合成《万密斋医学全书》，或称《万密斋医书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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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府诗集 《乐府诗集》为宋代郭茂倩所编。“乐府”，本是掌管音乐的机关名称，最早设立于汉武帝时，南北朝也有乐府机关。其具体任务是制作乐谱，收集歌词和训练音乐人才。歌词的来源有二：一部分是文人专门作的；一部分是从民间收集的。后来，人们将乐府机关采集的诗篇称为乐府，或称乐府诗、乐府歌辞，于是乐府便由官府名称变成了诗体名称。郭茂倩编的这部《乐府诗集》现存100卷，是现存收集乐府歌辞最完备的一部。主要辑录汉魏到唐、五代的乐府歌辞兼及先秦至唐末的歌谣，共5000多首。它搜集广泛，各类有总序，每曲有题解。它是继《诗经·风》之后，一部总括我国古代乐府歌辞的著名诗歌总集。

《乐府诗集》把乐府诗分为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近代曲辞、杂歌谣辞和新乐府辞等12大类；其中又分若干小类，如《横吹曲辞》又分汉横吹曲、梁鼓角横吹曲等类；相和歌辞又分为相和六引、相和曲、吟叹曲、平调曲、清调曲、瑟调曲、楚调曲和大曲等类；清商曲辞中又分为吴声歌与西曲歌等类。在这些不同的乐曲中，郊庙歌辞和燕射歌辞属于朝廷所用的乐章，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都较少可取成分。鼓吹曲辞和舞曲歌辞中也有一部分作品艺术价值较差。但总的来说，它所收诗歌，多数是优秀的民歌和文人用乐府旧题所作的诗歌。在现存的诗歌总集中，《乐府诗集》是成书较早，收集历代各种乐府诗最为完备的一部重要书籍。

《乐府诗集》的重要贡献是把历代歌曲按其曲调收集分类，使许多作品得以汇编成书。这对乐府诗歌的整理和研究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例如汉代一些优秀民歌如《陌上桑》、《东门行》等见于《宋书‧乐志》，《孔雀东南飞》见于《玉台新咏》，还有一些则散见于《艺文类聚》等类书及其他典籍中，经编者收集加以著录。特别是古代一些民间谣谚，大抵散见各种史书和某些学术著作，杂歌谣辞一类所收，多为前所忽视者。至于后来杜文澜的《古谣谚》等著作，则远比此书为晚，显然是在它的基础上编撰的。

它的编次是把每一种曲调的“古辞”(较早的无名氏之作)或较早出现的诗放在前面，后人的拟作列于后面，使读者了解到某些文人诗是受了民歌或者前代文人的影响。例如，“相和歌辞”《薤露》和《蒿里》二曲，在《宋书‧乐志》中，仅载了曹操的拟作，而在此书中却录有汉代古辞。曹操的拟作虽然从思想内容到艺术技巧都高于“古辞”，然而要说明这种曲调的来源及其本意，就远不如古辞明显，又如《陌上桑》这个曲调，据《古今乐录》本是汉代的“相和歌”中的“瑟调曲”，在《宋书‧乐志》中却只录了曹操、曹丕的拟作和晋乐所奏的一首改写屈原《九歌‧山鬼》的诗；至于《陌上桑》的古辞却列入了“大曲”一类。在《乐府诗集》中，则首先著录古辞，使读者了解曹操等人的作品不过是依古辞的曲调而拟作的新辞。此书还把后人各种拟《陌上桑》而作的诗，都附在后面，如《采桑》、《艳歌行》、《罗敷行》、《日出东南隅行》、《日出行》等等，由此可见，《陌上桑》对后来文人的种种影响。又如，把陆机的求仙诗《东武吟行》和鲍照的《代东武吟》编排在一起，可见同一曲调，可以谱写成内容完全不同的各种诗歌。

《乐府诗集》以音乐曲调分类著录诗歌，对一些古辞业已亡佚，而其曲调对后人有过影响的乐曲，都作了说明。如“汉横吹曲”中的《梅花落》、“杂曲歌辞”中的《行路难》，都只有鲍照的拟作为最早，但编者仍把《梅花落》归入“汉横吹曲”，并在《行路难》的说明中引证了《陈武别传》，指出这个曲调在魏晋以前，就在北方牧民中流行，说明它早在汉代可能已经产生。它反映了民歌对文人诗的影响，以及音乐和诗歌的关系，对各种乐曲的相同题目，它指出了前代乐曲与后代乐曲的继承关系。如“梁鼓角横吹曲”中的《黄淡思》，编者就引用陈释智匠的《古今乐录》，认为即“汉横吹曲”的《黄覃子》。

《乐府诗集》对各类乐曲的起源、性质及演唱时所使用的乐器等都作了较详的介绍和说明。书中这些说明徵引了许多业已散佚的著作，如刘宋张永的《元嘉正声伎录》、南齐王僧虔的《伎录》、陈释智匠的《古今乐录》等书，使许多珍贵的史料得以保存。这对文学史和音乐史的研究都有极重要的价值。但其中有一些可能出于传闻，未可信从。

《乐府诗集》也存在较多的缺点。现在列举几个：清代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就曾指出本书把某些文人诗列入乐府题目之中不大恰当。此外，由于它重在曲调，因此所录歌辞往往和关于曲调的叙述不太一致，如近代曲辞中的《水调歌》，编者认为是隋炀帝游江都时制，而书中所录“唐曲”，并未注明作者。其实这些曲辞，恐怕是杂取唐人作品而成，如其中“入破”第二首，显然是杜甫的诗。

关于此书的分类，近代学者也曾有过争论，如书中的相和歌辞和清商曲辞的界线，梁启超在《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中认为“清商”乃汉魏时的“清商三调”，郭茂倩把“吴声歌”、“西曲歌”称为“清商曲辞”，而把汉魏的“清商三调”归入“相和歌辞”是承袭了南宋郑樵《通志》之误。黄节不同意梁说，他认为汉代“清商曲”已散佚，魏晋“清商三调”中包含有“相和歌”十一曲，至于隋唐以后，魏晋“清商曲”的曲调亦已不传，所以郑樵所列“清商”，只录晋以后的南方民歌(《〈宋书‧乐志〉相和与清商三调歌诗为郑樵〈通志‧乐略〉相和歌及相和歌三调之所本》及《答朱佩弦先生论清商曲书》)。

《乐府诗集》的版本，有明末汲古阁刊本，清翻刻本和《四部丛刊》影印本。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宋刊残本，所缺卷帙，用元刊本和旧抄本配补。今通用1980年中华书局标点校勘本。

卷一:

（《乐记》曰：“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是以五帝殊时，不相沿乐，三

王异世，不相袭礼。”明其有损益。然自黄帝已后，至於三代，千有馀年，而其

礼乐之备，可以考而知者，唯周而也已。《周颂·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之乐

歌也，《清庙》，祀太庙之乐歌也，《我将》，祀明堂之乐歌也，《载芟》、

《良耜》，藉田社稷之乐歌也。然则祭乐之有歌，其来尚矣。两汉已后，世有制

作。其所以用於郊庙朝廷，以接人神之欢者，其金石之响，歌舞之容，亦各因其

功业治乱之所起，而本其风俗之所由。武帝时，诏司马相如等造《郊祀歌》诗十

九章，五郊互奏之。又作《安世歌》诗十七章，荐之宗庙。至明帝，乃分乐为四

品：一曰《大予乐》，典郊庙上陵之乐。郊乐者，《易》所谓“先王以作乐崇德，

殷荐上帝”。宗庙乐者，《虞书》所谓“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诗》云“肃

雍和鸣，先祖是听”也。二曰雅颂乐，典六宗社稷之乐。社稷乐者，《诗》所谓

“琴瑟击鼓，以御田祖”。《礼记》曰“乐施於金石，越於音声，用乎宗庙社稷，

事乎山川鬼神”是也。永平三年，东平王苍造光武庙登歌一章，称述功德，而郊

祀同用汉歌。魏歌辞不见，疑亦用汉辞也。武帝始命杜夔创定雅乐。时有邓静、

尹商，善训雅歌，歌师尹胡能习宗庙郊祀之曲，舞师冯肃、服养，晓知先代诸舞，

夔总领之。魏复先代古乐，自夔始也。晋武受命，百度草创。泰始二年，诏郊庙

明堂礼乐权用魏仪，遵周室肇称殷礼之义，但使傅玄改其乐章而已。永嘉之乱，

旧典不存。贺循为太常，始有登歌之乐。明帝太宁末，又诏阮孚增益之。至孝武

太元之世，郊祀遂不设乐。宋文帝元嘉中，南郊始设登歌，庙舞犹阙。乃诏颜延

之造天地郊登歌三篇，大抵依仿晋曲，是则宋初又仍晋也。南齐、梁、陈，初皆

沿袭，后更创制，以为一代之典。元魏、宇文继有朔漠，宣武已后，雅好胡曲，

郊庙之乐，徒有其名。隋文平陈，始获江左旧乐。乃调五音为五夏、二舞、登歌、

房中等十四调，宾祭用之。唐高祖受禅，未遑改造，乐府尚用前世旧文。武德九

年，乃命祖孝孙修定雅乐，而梁、陈尽吴、楚之音，周、齐杂胡戎之伎。於是斟

酌南北，考以古音，作为唐乐，贞观二年奏之。按郊祀明堂，自汉以来，有夕牲、

迎神、登歌等曲。宋、齐以后，又加裸地、迎牲、饮福酒。唐则夕牲、裸地不用

乐，公卿摄事，又去饮福之乐。安、史作乱，咸、镐为墟，五代相承，享国不永，

制作之事，盖所未暇。朝廷宗庙典章文物，但按故常以为程式云。）

据《辞海》及《中国地名大辞典》记载：”湛卢山位于福建北部松溪县境内，山高岭峻，四季雾凝，相传为春秋时欧冶子铸剑处，遂以剑名山。”

“乾坤开胜地，紫气抱卢山”，从古至今，有关湛卢的诗文有很多，但总不免要提到欧冶子，提到那把“天下第一剑”之誉的湛卢宝剑。

春秋时期，诸侯争霸，战乱不断。交战各方为了增强战斗力，纷纷选派国内的能工巧匠，研制克敌制胜的武器。作为短兵相接的主要武器，剑在当时被称为“百兵之师”。地处东南地区的吴越诸国，水网纵横，林草密布，不利车战，因而锋利轻便的剑就愈显其重要。

据《越绝书》记载：公元前496年， 越王允常肯求天下第一铸剑大师欧冶子为已铸剑。欧冶子奉命之后，带着妻子朱氏和女儿莫邪，从闽侯出发，沿闽江溯流而上，来到了山高林密海拔1230米的湛卢山，这里发现了铸剑所需的神铁（铁母）和圣水（冰冷的泉水）。欧冶子在这里住下后，辟地设炉，用了三年的时间，终于炼成了。“……剑之成也，精光贯天，日月争耀，星斗避彩，鬼神悲号。” 锋芒盖世的宝剑。欧冶子它献给越王。越王爱抚之下，命名“湛卢”。从此，欧冶子就同他的湛卢剑一起名扬天下。故以剑名山。因此，湛卢山素有“闽山第一”、“天下第一剑山”、“剑山”等美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加上悠悠几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使湛卢山不仅具有秀丽多姿的自然奇景，更有着灿烂丰富的人文景观。

湛卢剑铸成后，历代都对它推崇备至。关于湛卢剑的神奇传说，汉袁康的《越绝书》、东晋的《拾遗记》以及明末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等古籍均有记载。而在民间，则流传着欧冶子试剑的传说。元代湛卢书院山长杨缨通过自己的想象描绘了湛卢剑炼成时的生动景象：“……剑之成也，精光贯天，日月争耀，星斗避彩，鬼神悲号”。

这是位于湛卢山剑峰脚下的试剑石。传说欧冶子炼成宝剑后，为测其性能，挥起宝剑朝巨石砍去，巨石轰然裂开，就成了今天这付模样。

“一剑挥落巨石分”，这虽然只是个传说，但湛卢宝剑的锋利无比，却是有史料可查的。据《吴越春秋》记载，欧冶子一共炼了湛卢、纯钧、巨阙、豪曹、鱼肠五名剑，而湛卢就列在五名剑之首。唐代大诗人杜甫有“朝士兼戎服，君王按湛卢”的诗句，在这里，"湛卢"已成为锐利武器的代名词了。

然而，就是这把“出之有神，服之有威”的湛卢宝剑也终究无法永驻人间。据说湛卢剑屡易其主后，到晋代为名将周处所得，后由其子孙转赠给抗金英雄岳飞，自岳飞风波亭遇害后，湛卢宝剑就失传了。

在湛卢山清凉寺左侧有一偏殿，叫袭古殿。这里原称欧冶祠，是后人为纪念欧冶子而建造的。也许是因为湛卢剑杀戮过多，招致民间的一些非议，因而在这里建了庙宇，用慈颜善面的金身大佛代替了杀气极浓的欧冶塑像。就连欧冶子的名字似乎也觉得忌讳，而将祠堂改了名字。但是，无论后人如何看待，铸剑大师欧冶子还是将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留给了后人。他所铸的湛卢宝剑虽然失传，但我们今天仍然能够感受到它所发出的熠熠光辉。

“欧冶一去几春秋，湛卢之剑亦悠悠。”从春秋后期到现在，二千余年过去了。历史在向前发展，后人也在不断地寻求那古老而灿烂的文明。

有的。

按相关史籍记载，在江西的历史上是有出过皇帝的，此人名为林士弘，饶州鄱阳（今江西鄱阳）人 ，隋末南方农民起义军领袖。为人豪迈爽直，好武功，通谋略。

在隋朝末年，鄱阳郡的隋朝官吏腐败无能，一经交战，操师乞即亲自带领敢死军迅猛攻城。郡城守备袁斌的守军被打得落花流水，很快弃城逃之夭夭，起义军初战告捷。操师乞下令安抚百姓，开仓放赈，并对部队进行休整。起义军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拥护，起义队伍迅速壮大。

当年10月，操师乞建元“始兴”，自号元兴王。接着，操师乞又率领起义军一鼓作气攻下了浮梁、彭泽等邻县。大业十二年秋，操师乞亲率起义军向豫章郡进发，乘敌不备，一举攻占了豫章。起义军以豫章为据点，逐渐向各地扩展。不久，隋炀帝紧急命令治书侍御史刘子翊率兵奔赴豫章讨伐。

操师乞亲率部队迎战城外，操师乞豪气冲天，身先士卒，率领起义军冲锋杀敌，战斗打得非常激烈，双方损失惨重。操师乞冲锋在前，成为隋军的众矢之的，终于被隋军万箭齐发射死在阵前。起义军骤失统领，军心动摇，开始败退。

此时，大将军林士弘当机立断，挺身而出，带领起义军继续奋勇杀敌。最终大破隋军，刘子翊兵败身亡。

林士弘一战而树威名，兵势大振，拥有部众10余万。在江南成为首屈一指的军事力量。

林士弘胸怀大志，随即率10万大军溯赣江而上，一举攻下虔州(今赣州)并建立自己的政权。公元616年12月，林士弘在虔州自号南越王，没过几天，觉得称王不过瘾，他便又自立为帝，立国号“楚”，建元为“太平”，置署公卿百官，委任亲信王戎为司空，建立了大楚政权。

林士弘称帝后，没有固步自封，而是进一步开展军事扩张，他派出大军连续攻陷了临川、庐陵（今江西吉水北）、南康（今赣州市西）、宜春等郡，周边的豪杰争相杀死隋朝的太守、县令，以郡县归附之。

如日中天的大楚政权，势力最盛时控制着北到淮河，南到广州的辽阔地域。与北方的李渊、窦建德、王世充，南方的萧铣、杜伏威并列成为当时势力最大的六个割据政权之一。

扩展资料

林士弘兵败病逝

武德四年（621年），萧铣兵败被杀，萧铣的散兵大部分投靠了林士弘，林士弘的军队因此重振势力。 同年，唐朝荆州总管、赵王李孝恭派遣使者前去招抚，林士弘所辖的循州、潮州二州都投降唐朝。

武德五年（622年）十一月，林士弘派遣他的弟弟鄱阳王林药师率兵二万围攻循州，唐朝循州刺史杨略与林药师交战，杨略大败林药师军，将林药师杀死，林药师的将领王戎以南昌州投降唐朝。林士弘害怕，十一月二十一日，也向唐朝请求投降。

随即又逃入安城（一作安成）的山洞（今江西安福东南），袁州（今江西宜春地区）百姓相互聚合响应林士弘，唐朝洪州总管若干则派兵打败了他们。林士弘就在此时病逝。

-林士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