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 元

颜元是明末清初杰出的教育家。他深刻地批判了程朱理学脱离实际的书本教育，竭力提倡“实学”和“实用”的教育。他的教育思想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起了革新的作用。所以，颜元的教育思想，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一、生平和主要教育活动

颜元（1635 1704年），字易直，又字浑然，号习斋，直隶博县北杨村（今属河北省）人。

他8岁发蒙，从学于吴持明。吴能骑、射、剑、戟，精战守机宜，通医术，又长术数。因此，颜元从小所受的教育就与众不同。19岁，又师从贾珍。贾主张以“实”为生活的准则，提倡“讲实话，行实事”，这对于颜元后来的“实学”思想不无影响。同年，中秀才，但不久“遂弃举业”。20岁，“究天象、地理及兵略”。21岁，“阅《通鉴》，忘寝食”。22岁，学医。23岁，“学兵法，究战守机宜，尝彻夜不寐”，并且还学习技击。如此广泛的涉猎，为他教育思想上的创新打下了基础。

颜元的学术思想有一个变化发展过程。24岁时，他“深喜陆、王，手抄《要语》一册”。26岁时，始知程朱理学之学旨，34岁“因司周公之六德、六行、六艺，孔子之四教，正学；静坐读书，乃程朱王为禅学、俗学所浸*，非正务也”。（1） 从此以后，他力主恢复尧舜周孔之道，猛烈抨击程朱陆王学说，从原来笃信理学变成批判理学的杰出代表，学术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颜元毕生从事教育活动。62岁时，应郝公函之聘，主持肥乡漳南书院。他亲自规划书院规模，制定了“宁粗而实，勿妄而虚”的办学宗旨，这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教育主张。颜元一生培养了众多的学生，其中有记录可查者达100多人。高足李恭（1650 1733年），字刚主，号恕谷，继承和发展了颜元的学说，形成了当时一个较为著名的学派，后人称为“颜李学派”。

颜元的著作原被收在《畿辅丛书》和《颜李丛书》中，今人编有《颜元集》上、下两册，其中主要教育著作有《总论诸儒讲学》、《上太仓陆桴亭先生书》、《性理评》、《漳南书院记》等。

二、主要教育思想

（一）对传统教育的批判

批判传统教育，尤其是批判宋明理学教育，这是实学教育思潮的一个显著特征，颜元是这一思潮中的重要代表。他的批判主要有三个方面。

1、揭露传统教育严重脱离实际的弊端

颜元指出，传统教育一个最突出的弊病就是脱离实际，把读书求学误以为是训诂，或是清谈，或是佛老，而程朱理学更是兼而有之，故其脱离实际更为严重。传统教育培养出的人既不能担荷圣道，又不能济世救民。所以他认为，这种教育“中于心则害心，中于身则害身，中于家国则害家国”。他指出：“误人才，败天下事者，宋人之学也”（2） 这表示了他对传统教育，尤其是程朱理学教育严重脱离实际的深恶痛绝。

2、批判传统教育的义、利对立观

传统教育的另一个弊病，就是在伦理道德教育方面，把“义”和“利”、“理”和“欲”对立起来。颜元针对这种偏见，继承和发展了南宋事功学派的思想，明确提出了“正其谊（义）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的命题。他认为 “利”和“义”两者并非绝然对立，而是能够统一起来的，其中，“利”是“义”的基础，“正谊”，“明道”的目的，就是为了“谋利”和“计功”。同时，“利”也不能离开“义”，而且“利”必须符合“义”。颜元的这种思想，冲破了传统的禁锢，使中国古代对于义、利关问题的认识近乎科学。

抨击八股取士制度

颜元深刻揭露了八股取士制度对于学校教育的危害，对八股取士制度进行了猛烈抨击。他认学校是培养人才的正当途径，而那种传统的科举制度，以时文（八股文）取士，是用八股文代替实学，不仅不能选拔真才，反而会引学者入歧途，贻误人才。所以他指出：“天下尽八股，中何用乎！故八股行而天下无学术，无学术则无政事，无政事则无治功，无治功则无升平矣。故八股之害，甚于焚坑”。（3）反对八股取士制度的激烈态度，跃然纸上。

诚然，颜元是打着古人的旗号批判传统教育的，即所谓“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然而，在当时“非朱子之传义不敢言，非朱子之家礼不敢行”的社会条件下，他无惧“身命之虞”，而敢于猛烈批判传统教育，尤其把抨击的矛头集中指向程朱理学，这是一种大无畏的勇敢精神。这在当时的思想界起了巨大震动。梁启超说颜元是当时思想界的大炸弹，这是颇有见地的。

(二)、学校为“人才之本”

颜元十分重视人才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作用，指出：“人才者，政事之本也”，“无人才则无政事，无政事则无治平，无民命。”(4) 把人才视为是治国安民的根本。因而，他在“九字安天下”的方针中，把“举人才”列为首位。他说：“如天不废予，则以七字富天下：垦荒，均田，兴水利；以六字强天下：人皆兵、官皆将；以九字安天下：举人才，正大经，兴礼乐。”（5）

颜元不仅重视人才，而且进一步指出人才主要依靠学校教育培养，在他看来，“朝廷，政之本也；学校，人才之本也，无人才则无政事矣”，（6）“人才为政事之本，而学校尤为人才之本也”（7）所以，从人才的角度来分析，颜元的上述见解确有道理，它正确地揭示了学校、人才、治国三者之间的关系，突出了学校教育的重要地位，它对于当前我们正确认识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战略地位，不无意义。

颜元对学校教育的培养目标也有具体主张。他认为，“令天下之学校皆实才德之士，则他日列之朝廷者皆经济臣”，若“令天下之学校皆无才无德之士，则他日列之朝廷者皆庸碌臣”。（8）可见，他主张学校应培养“实才实德之士”，即是品得高尚，有真才实学的经世致用人才。颜元的这种主张目的虽然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即他说的“他日列之朝廷者皆经济臣”，能够“佐王治，以辅扶天地”，这是颜元思想的局限性。然而，他重视人才对于治国的重要作用，强调人才主要依靠学校教育培养，这些都是正确的。同时，他提出的“实才实德之士”的培养目标，显然已冲破了理学教育的桎梏，具有鲜明的经世致用的特性，反映了要求发展社会生产的新兴市民阶层对于人才的新要求，在当时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三）“慎学”、“实学”的教育内容

颜元关于教育内容的主张，是以反传统、反教条、反程朱理学脱离实际的书本文字教育的战斗姿态出现的。因而，为培养“实才实德之士”，在教育内容上，颜元提出了“真学”、“实学”的主张。它的特点是崇“实”而卑“虚”，与传统教育，特别是与程朱理学教育，针锋相对，“彼以其虚，我以其实”，以“实”代“虚”，以有用代无用。颜元认为尧舜周孔时代的学术便是“真学”、“实学”，所以大力提倡当时的“六府”、“三事”、“三物”。这里所说的“六府”、“三事”，即《尚书·大禹漠》所云的“水，火，金，木、土、谷”和“正德、利用、厚生”；“三物”即《周礼·地官》所云的“六德”（知、仁、圣、义、忠、和）、“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在颜元看来，“三物”与“三事”是异名同实。“三物”之中。又以“六艺”为根本，“六德”、“六行”分别是“六艺”的作用和体现。所以，颜元提倡“六府”、“三事”、“三物”。其核心是在于强调“六艺”教育。

颜元托言经典强调“六艺之学”，并非真是要回复到尧舜周孔时代，而是托古改制，“以复古求解放”，在古圣昔贤“六艺”教育的旗帜下，宣扬自己的主张。晚年，他曾规划漳南书院，陈设六斋，并规定了各斋的具体教育内容，这是对他“真学”，“实学”内容的最明确、也是最有力的说明。漳南书院的六斋及各斋教育内容为：

文事斋：课礼、乐、书、数、天文、地理等科；

武备斋：课黄帝、太公及孙、吴五子兵法，并攻守、营阵、陆水诸战法，射御、技击等科；

经史斋：课《十三经》、历代史、诰制、章奏、诗文等科；

艺能斋：课水学、火学、工学、象数等科；

理学斋：课静坐、编著、程、朱、陆、王之学；

帖括斋：课八股举业。

漳南书院之所以暂还设立“理学斋”和“帖括斋 ”，只是为了“应时制”，“俟积习正”，则关闭这两斋。因此，颜元“真学”，“实学”的教育内容，不仅同理学教育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且无论是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大大超越了“六艺”教育。它除了经史礼乐等知识以外，还把诸多门类的自然科技知识，各种军事知识和技能正式列进教学内容，并且实行分科设教，这在当时确实是别开生面的，已经蕴含着近代课程设置的萌芽，将中国古代关于教育内容的理论推进到了一崭新的发展阶段，这是颜元对于中国古代教育理论的重要贡献，值得人们重视。

（四）“习行”教学法

强调“习行”教学法，这是颜元在学术思想转变后关于教学方法的一个最基本也是最主要的主张。他35岁时，“觉思不如学，而学必以习”，便将家塾之名由“思古斋”改为“习斋”。

颜元认为，要获得真正有用的知识必须通过自己亲身的“习行”，“躬行而实践之”，求诸客观的实际事物。因而他所说的“习行”教学法，就是强调在教学过程中要联系实际，要坚持练习和躬行实践，惟有如此，学得的知识才是真正有用的，否则，不和自己的躬行实践相结合的知识是无用的。

颜元重视“习行”教学法，一方面同他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有密切关系，他主张“见理于事，因行得知”认为“理”存在于客观事物之中，只有接触事物，躬行实践，才能获得真正有用的知识。另一方面，他重视“习行”教学法的直接原因是为了反对理学家静坐读书、空谈心性的教学方法。在他看来，“从静坐讲书中讨来识见议论”，一是由于脱离实际，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二是终日兀坐书房中，影响健康。为了改变理学家这种把道全看在书上，把学全看在读和讲上的教学方法，颜元大力提倡“习行”教学法。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颜元强调“习行”，并非排斥通过读和讲学习书本知识。他认为书本记载的“原是穷理之文，处事之道，岂可全不读书”。因而通过读书获得知识，“乃致知中一事”。但“将学全看在读上”，“专为之则浮学”，而且书读得愈多，愈缺乏实际办事能力。同样，讲说也不能废除，但不可脱离实际空讲。因而他主张读书、讲说必须与“习行”相结合，而且要在“习行”上下更多的功夫，化更大的精力。

颜元所说的“习行”，虽然讲的是个人行动，忽视了“知”对“行”的指导作用，看轻了理论思维的重要性，因而没有社会实践的意义。但他强调接触实际，重视练习，从亲身躬行实践中获得知识，这可说是中国古代教学法发展上一次手足解放的运动，它一反脱离实际的、注入式的、背诵教条的教学方法。可以说是教学法理论和实践上的一次重大革新。这在当时以读书为穷理功夫，讲说著述为穷理事业，脱离实际的“文墨世界”中，无疑是吹进了一股清新之风，令人耳目一新，具有进步意义。

（五）劳动教育思想

重视农业知识的传授，注重劳动在培育人才中的作用，这是颜元教育思想的又一个重要特点。

颜元长期生活在农村，亲自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后来虽从事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但从未脱离劳动。像他这样一生不脱离农业生产劳动的著名教育家，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是不多见的。

正因为他自己一生长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因此，使他能够冲破自孔丘以来儒家轻视农业生产劳动的传统思想束缚，对劳动有一个新的认识，不仅认为人人应该劳动，而且还重视对学生进行劳动教育。这种劳动教育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重视传统农业知识。颜元始终把向学生传授农业知识置于其教育活动的重要地位。他曾说：“以礼、乐、兵、农，心意身世，一致加功，是为正学”（10）在亲自制订的“习斋教条”中，规定“凡为吾徒者，当立志学礼、乐、射、御、书、数及兵、农、钱、谷、水、火、工、虞。”（11）

注重劳动对于育才的作用。颜元认为，劳动不仅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国家社会的强盛，而且对人也有教育作用。首先劳动具有德育的意义。它不仅能使人“正心 ”、“修身”，去除邪念，还有使人勤劳，克服怠惰、疲沓。其次，劳动还具有体育的意义。劳动可以增强体魄，是重要的养生之道。

需要指出的是，颜元虽重视对学生进行劳动教育，但他的思想仍没有越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藩篱，这是颜元教育思想的消极面，是他无法克服的历史和阶级的局限。

三，简要评介

颜元以大无畏的战斗精神，深刻揭露和猛烈抨击了传统教育，尤其是程朱理学教育，并在批判中创立了以“实学”为特征的教育理论体系。他主张学校为“人才之本”，必须培养“实才实德之士”，提出应该传授包括诸多门类的自然科技知识，各种军事知识和技能在内的“真学”、“实学”强调接触实际，从躬行获得知识的“习行”教学法，重视向学生进行劳动教育等，颜元的这些见解在当时独放异彩，别具一格，对中国近代教育的产生和发展也产生了一定影响。所以颜元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有着光辉的贡献。

（注：以大赛公告所列六大主题序列及参赛作品提交时间先后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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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榫卯结构搭建古建筑，动手拼装解传统建筑，精准开模，可量产，采用环保材质。弘扬传统建筑文化，彰显高品质生活韵味。

本产品整体设计来源于故宫藏品福贵岁朝图轴，选取图中孩童形象作为主体视觉。通过高仿真乾隆“福”字、高规格的将军门神以及春条“万福、平安、宜春、迎祥”等元素及形式，呈现故宫传统文化，喜气盈门。

以紫禁城建筑艺术为设计元素，将九座宫殿微缩于盈寸大小，内呈九枚，栩栩如生，立体型制，精巧雅致，甄选品质可可原料，两款可可经典口味，匠心手作，慢工精雕，舌尖品味醇正自然味道，浓香馥郁，入口难忘。

京剧是中华文化瑰宝，梅兰芳为京剧一代宗师。本设计选取梅兰芳代表作《春消息》作为创作元素，巧妙地将京剧经典四色与挺拔的器型相结合，尽显京剧华丽之美。实用功能与工艺、创意完美结合。

京剧是中华文化瑰宝，本设计选取代《梅兰芳访美图谱》中的京剧人物等作为创作元素，巧妙地将京剧代表人物融入桥牌设计，包装设计高雅大气，实用功能与工艺、创意完美结合。

采用锌合金、立体浮雕、电镀古镍，以首钢八景为设计灵感，图案设计根据首钢的工业特色进行工业风设计。

本设计将太和殿十个脊兽形象置于产品顶端，取十全十美之意，并寓有高贵尊崇之感，设计当中突出华丽陈列之感，在日常应用中随时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采用烧制、印花的工艺，陶瓷材质，以首钢八景为设计灵感，设计出色彩明艳的首钢园主题系列陶瓷杯。

设计选取喜马拉雅《宋朝小日子》音频内容，精选53个话题内容，一周一话题配以音频二维码，结合四季与宋代文物古画的概念，做成“宋代小日子”日历本。

甲骨文是中国商周时期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是世界四大古文字之一。国家图书馆是目前世界上收藏甲骨最多的单位。本系列研发了甲骨文钥匙扣、尺子、手提袋、明信片、冰箱贴、方巾、文件袋、领带、水杯等产品。

作品以梅花纹和冰裂纹巧妙结合，梅花有吐芳于岁末，凌雪展枝盛开的高洁品质，冰裂纹自然天成、错落有致、是高雅文化的集中体现，用景泰蓝技艺的表现形式呈现出新的审美形式，体现出人们对大自然的崇尚，彰显美好时代风尚。

该作品底座采用金漆镶嵌的平磨螺钿工艺制作完成。台灯的现代感与螺钿的彩色光泽互相衬托、相得益彰。平磨螺钿技法材料名贵、色泽艳丽多彩。从诞生之日起就备受帝王公卿所青睐，堪称工艺珍宝。

北京 汽车 博物馆将 汽车 梦分为“少年梦”、“奋斗梦”、“重拾青春梦”三大主题，根据不同主题选择不同的日常生活用品为载体、以创新的设计手法结合在一起，开发了“ 汽车 梦”系列文创产品，表达了人、车、城相结合的理念，倡导“人—车—生活— 社会 ”和谐发展。

友谊锁红船笔插摆件

采用鲁班锁造型，增加柱头篆刻，篆刻内容“东南西北天地”六合，寓意天时地利，德泽四方！红色主题，也象征友谊之舟。两头铜件，形似如意金箍棒，定海神作，有“如意”“稳固”寓意。

以恭王府的一宫门、后罩楼、大戏楼、西洋门、万福园等标志性的建筑形象为插画素材，将王府的文化气息融入日常用品中。

本套明信片以北京城门城墙为设计元素，在参考了上千张城门旧照及喜仁龙《北京城门城墙》一书上的数据信息后，用素描的方式将北京内城九门、外城七门及八座角楼、两座碉楼按照同一角度完整复原绘制出来。

此兔儿爷严格按照民间传统泥彩塑工艺制作，以传统“山子”兔儿爷形象为基础，身披红袍金甲，背插单挑令旗，身下正中为妙应白塔，左右两侧为白塔寺标志性的红墙大殿，上方两侧为北京传统沙燕风筝造型。

该系列作品采用经过技术处理后的榕树叶为原材料，使用棉线、丝线在经处理后的树叶上，按照绘制好的图案进行手工刺绣制作的书签或挂件，图案可按制作者的喜好去构思，是馈赠亲朋、商务往来的最佳选择。

该文创冰品由首都博物馆及之间味道携手推出，冰品保留了其独特精致的牛头兽面纹，精雕细刻线条流畅有力，让国宝在雪糕上也具有高审美艺术体现，让文物“活起来”“走出去”“有滋味”。

该挂件以中国国家博物馆吉祥小老虎·彩绘泥塑为创作方向，结合非遗布老虎、平安符牌的文化传统，以开运金为产品形式，凝结了传统吉祥文化的元素，具有鲜明的中国本土文化特色。

中国铁道博物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1号北侧，占地面积达1000平方米，是中国国家级专业铁路博物馆。小火车文创产品作为开发智力的同时，具有美观的装饰效果，又能够铭记 历史 ，也有很好的 旅游 纪念意义。

整体造型借鉴“如意”形态，加入“儒”、“如意”文字，融合中华传统文化吉祥寓意，造型简洁大气，细节精致，工艺成熟，适合作为餐具和纪念礼品。

宫匠造办宫猫系列一共三款，均以清代青白玉双猫宫廷摆件为原型，以“故宫猫”为灵感来源，采用宫廷御用高级配色，打造独具宫廷高级审美的腕间串饰。

北京自然博物馆是一座大型自然 历史 博物馆，有四个基本陈列和一个恐龙世界博览。恐龙插片玩具以恐龙形态为创作元素，设计有益智功能的插片玩具，实木制作更环保。

人之源·北京周口店遗址-纸雕灯艺术还原70万年前猿人生活的场景，密集的树林下猿人自由的采摘、狩猎，通过精致的镂空雕刻在灯光的映衬下生动别致。

根据现代文人风骨而制作，折起隐而不发，就像文人之隐忍傲骨，大开大合之后又丝丝入扣，更如文人一鸣惊人之才华展示。将古代女子梳妆盒，进行再设计，符合现代简约外观造型潮流，具有实用性。

中国建筑的至高存在是太和殿，中国木作的顶峰存在是造办处。以太和殿上十脊兽为题材，以京作雕刻手法加以细节化和理性化，成为十闲章。可整体成套成盒，或单独包装。

“五福礼盒”以三层五边形打造，整个设计灵感来源中国古代食盒设计，包装打开里边呈现出三层内盒，内装有5种杜仲产品。烫金工艺使得中国传统吉祥纹样鹤和云栩栩如生。

风筝， 历史 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三件作品分别为“百年华诞喜事多”为建党百年而作，名胜古迹“天坛”和民间故事“天女散花”；他们运用风筝工艺，集南北轧制的精华于一体，以选、扎、糊、绘、放的制作工艺制作而成。

“龙腾北京”文创T恤图案采用压胶工艺，活性印染工艺及网纱植绒工艺。长城作为北京地标性建筑之一，也是最为中外所了解的，是一张有分量的中国名片。我们以此赞美北京和歌颂祖国。另外，还有“中国航天”、“新青年”等主题的文创T恤。

“颐品C味”沙棘汁是一款承载了丰富的北京文化内涵的设计扶贫类文创产品。北京国际设计周将颐和园的皇家园林文化赋能于吕梁的沙棘产业，设计出三款国风萌系沙棘汁饮料文创产品，包括“佛香鹂音绕玉兰”“金光蝶影悠悠然”“月下听鹂袅袅音”。

双层枕芯，高低随心调节，满足不同睡姿，双曲面造型，贴合颈椎弧度，填补颈间空隙，无论什么睡姿都能睡得香甜。亲肤触感，稳定支撑，也可单独做低枕使用。

设计灵感源自传统宫廷暖手炉，集成充电宝、暖手宝和化妆镜三种功能，室外可持续暖手4小时。以颐和园百鸟朝凤为主题灵感和设计图案，有凤穿牡丹、听鹂袅袅、金鸟飞虹以及百鸟朝凤四种款式。

《祈年历》名称来源于天坛祈年殿，以中国传统二十四节气为编撰主线，把天坛生态文化、天文历法、物侯农事有机融合，集天坛礼乐文化、二十四节气文化、中华祈福文化于一体，是一部既实用，又内涵十分丰富的节气历。

以颐和园乐寿堂为起点，选取园内藏品粤绣屏风《百鸟朝凤》、堂前独有的陈列灵兽六合太平作为灵感来源，将颐和园之美、文化国潮之风镌刻在生活日常的细节中，随身感受颐和园之美。

金一文化与中央芭蕾舞团独家联名，以中芭经典舞剧《敦煌》为原型，敦煌经典文化符号“反弹琵琶”为设计核心，采用喷砂、抛光等工艺。

工 美文 创与荣事达家电联名推出了一系列国潮产品。将国礼元素与传统工艺形式巧妙结合，典雅的东方意韵搭配现代产品，彰显文化底蕴与人文关怀，创造出“有颜、有料、有用、有趣”的民礼产品。

“声声漫”既紧扣天坛回音壁的声音文化，体现文创的浪漫内涵，同时也与知名度非常高的《声声慢》词牌同音，引起人们对于唯美古风的联想。

针对每一特色口味，分别为其设计了独有的拟人化IP形象，系列名为“佰蜜”。取百种水果精华，化身最懂女生的好闺蜜。佰蜜中的每一位不但外表性格都各具特色，还拥有不同的“超能力”。

　　1、朝珠的质料多用东珠（珍珠）、翡翠、玛瑙、琥珀、珊瑚、象牙、蜜蜡、水晶、青金石、玉、绿松石、碧玺、伽楠香、芙蓉石等宝石琢制，以明黄、金黄及石青色等诸色绦为饰，由项上垂挂于胸前。

　　2、皇帝朝珠，用东珠一百有八，佛头、记念、背云、大小坠杂饰，各惟其宜，大典礼御之。惟祀天以青金石为饰，祀地珠用蜜珀，朝日用珊瑚，夕月用绿松石，杂饰惟宜。绦皆明**。

　　皇子、亲王、亲王世子、郡王朝珠不得用东珠，馀随所用，绦皆金**。

　　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朝珠不得用东珠，朝珠绦用石青色。

　　民公、侯、伯朝珠，珊瑚青金绿松蜜珀随所用，杂饰惟宜。绦用石青色

　　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子、男、文一品、武一品、文二品、武二品、文三品、武三品、文四品、武四品、文五品朝珠，珊瑚青金绿松蜜珀随所用，杂饰惟宜。绦用石青色。

胡培翚（1782～1849），字载屏，号竹村，安徽绩溪人。胡匡衷之孙，胡秉钦之子。培翚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举进士，后官至内阁中书，转户部广东司主事。浮沉郎署，因无知遇而拔擢之者，故不得大显。然其居官勤且处事密，故时人有称其治官如治经者，一字不肯放过。其为人廉直，“绝不受胥吏财贿；而扶隐指弊，胥吏咸惮之”[1]。后假照案发，司员失察者数十人，胡培翚及蔡绍江虽无所污，终因随同画诺，被镌级归里。后为东南大吏所延聘，胡培翚历主博山、皋比、钟山、惜阴、云间、娄东、泾川诸书院，又自立东山书院，汲汲以引翼后进为己任。士饫其教，从学者百数十人，成材者不乏其人，汪士铎即其佼佼者，甚为曾国藩所器重。培翚不仅引翼后进，且笃于友谊。郝懿行、胡承珙之遗书，即赖其为之付刻。培翚一生虽不得大显，但其于学却孜孜以求，自少至老，研几探微，励学不倦。

胡培翚为学，幼承家训，颇得治学之要。按绩溪胡氏，自明诸生东峰以来，世传经学。延至培翚祖匡衷，尤精于礼，故培翚得以闻其绪言。及培翚十三岁时，从学于从祖父匡宪，获益良多，他亦自称沐匡宪之教最深，是知其为学渊源矣。且皖中江、戴之遗风未泯，治经者一循家法，亦对胡培翚治学影响不少。加之胡培翚博闻笃志，广交士林学者，故其多能纳诸人所长，发人所未发，卓有独见。他曾言：“培翚年二十余始知厉学，广学师友，见有方正博闻之士，必就谘访。”[2]正是这一广博的为学胸襟，使胡培翚得以扫除门户之见，博采诸儒为学所长，融会贯通，建构起自己的思想框架。胡培翚幼既得祖父礼学熏陶，及其从学凌廷堪，邃精《三礼》。他又曾问学夏郎斋、汪莱，其学力益深。他如江筠、方体、胡承珙、朱兰坡，亦对培翚多所启益。至同他一起考定郑康成生年之人，如陈用光、朱珔、徐璈、光聪谐、张成孙、蒋廷恩、陈奂、陈兆熊、冯启蓁、魏源诸人，更是知己同调，为学颇能相互促进。正是濡染于这些师友的资益，胡培翚治学，日益大进。

就其为学宗尚而言，胡培翚承其祖父不苟与先儒同异、实事求是、以经证经之旨，立学意在贯通，不标门户。在《答赵生炳文论汉学宋学书》中，胡培翚指出：“人之言曰：‘汉学详于训诂名物，宋学详于义理。’以是歧汉宋而二之，非也。汉之儒者，未尝不讲求义理，宋之儒者，未尝不讲求训诂名物。义理即从训诂名物而出者也，特汉承秦焚书之后，典籍散亡，老师宿儒之传不绝如线。汉儒网罗搜讨，务期博采而兼收之，故于名物训诂特许。宋承五代之敝，人心盲昧，正学不明，故宋儒以言心言性为急，此亦运会使然，非其有偏重也。……宋之儒研求性命精微之旨，先其大者而亦不遗乎小。”然而前儒这一为学特点，却被后人曲解，至使“得其糟粕，耳食空谈，一切儒先古谊轻于背弃，以致声音训诂之不详，而讹文脱字日多，制度名物之不讲，而蔑古荒经者众。”有鉴于此，胡培翚强调道：“以孔门之教论之，汉儒先博学致知，而不废躬行；宋儒重躬行，而亦必本于博学。考据之学，则又兼博学、审问、慎思、明辨以求致知者也。以汉学为难，得其门径，亦非难；以宋学为易，则诚有非者也。”[3]又曰：“汉儒说经，各有家法，不为向壁虚造之谈。历魏晋至隋唐，遵循勿失。宋时周、程、张、朱诸子，讲明义理，而名物制度犹必以汉儒为宗。”[4]即此可见，胡培翚之超出门户之见，兼采汉、宋诸儒所长，其识见是相当卓越的。

基于以上学行及为学宗尚，胡培翚乃得以完成《仪礼》学巨著《仪礼正义》四十卷。此集大成之作的完成，标志着《仪礼》学新局面的开启。然就此书的撰作过程来看，其成书实非易事。观胡培翚之致力于此，前后历四十余年，穷思极研，俯仰其间，颇有一段艰辛历程。先是，其祖父匡衷致力于礼学之探讨，著有《三礼札记》、《周礼井田图考》、《仪礼释官》、《郑氏仪礼目录校证》等，其中，后两种尤显其礼学根底。就《仪礼释官》而言，其意乃在于明侯国之官制也。胡匡衷指出：“自泰古辅有三名，厥后云鸟之纪，代重其号。唐虞官百，夏商官倍，其详不可得闻。至于《周官》三百六十，详且备矣，然皆纪天子之官，而诸侯之官弗传。春秋列国之官，莫详《左氏传》，而往往出东迁后，所僭设不尽可据。惟《仪礼》制自周公，燕、射、聘、食诸篇，皆诸侯之礼。而其官名与《周礼》或异或同，因而考之。侯国之制，略具于斯。司徒为宰，执政之官也。……余不揆檮昧，取注疏之说，究其得失，略者补之，疑者正之；又复搜取诸经所载侯国官制，编附于后，广《仪礼》所未备，庶以见有周一代侯国设官分职之大略云耳。”[5]是书之作，虽非所论皆精，然能如此系统地考侯国之官，却系开山之作。吴廷燮尝论之曰：“按胡氏以《周礼》所纪，皆天子之官，特详考《仪礼》诸篇所见诸侯国之官，分别胪列，根据注疏，采摭其他经传，次第诂释，用心殊苦。……特是书于诸篇，所有官名，皆能指事类情，……洵为有见。至春秋强国置官之僭，……又岂得以其僭而削之。此又论侯国官职者，所当识别也。”[6]洵为持平之论。又匡衷尝就散见于三礼疏中的郑玄《仪礼目录》，集而出之，并校其讹字，且引诸儒说附证于后，每经各为一卷。胡匡衷这一对礼的考究，遂开胡培翚治《仪礼》之先声。胡培翚既承其训，自然有所启发。及匡衷书成，胡培翚为之付梓，且嘱洪铎为之校。洪铎因谓培翚，当取匡衷所集《目录》，冠诸简首，俾阅者知十七篇之属，而官之属诸侯属大夫士者，益易晓。培翚采其言，录付剞劂。这一过程，无疑对胡培翚研礼极有促进。后胡培翚再受礼于凌廷堪，以前此根基，益有所得。然此时，胡培翚尚属问学阶段，虽有感于治《仪礼》者少，但还没开始专意于此。其《复夏郎斋书》称：“比入都来，见为《毛诗》学者，尚不乏人。独《三礼》之书，讲求者少，因校《仪礼释官》，取全经复读之，而贾氏之疏，疏略失经、注意者，视孔《诗》疏更甚，颇有重疏《仪礼》志，然此事甚大，非浅学所能任。而以昔日粗闻于先祖及丁卯、戊辰间（指1807~1808年——引者注）从次师（按即凌次仲先生）游，窃窥涂径，又有未敢自诿者。”[7]又其《石埭训导汪先生行略》自称：“时（指在京师时——引者注）方读《周礼疏》，即举所疑以问，先生（指汪莱——引者注）为言郑注若何，贾疏若何。不惟详其义，并诵其辞。私以为偶然熟是条耳，及数问皆然。惊然起敬，遂介郡学夏师（指夏郎斋——引者注）受业焉。”[8]是知培翚之有志于《仪礼》，乃因缘于校《仪礼释官》而疑贾疏之弊，因欲有志为之新疏。

方向既定，胡培翚遂于二十五岁之后。致力于《仪礼》之考究，勾稽排纂，旁搜博证，矻矻求之，不间寒暑。他尝言：“嘉庆甲戌（1814年——引者注），培翚在都，馆于君（指胡承珙——引者注）邸。时方草创《仪礼疏》，昕夕与君谈论。”[9]其《与罗椒生书》曰：“贾氏之疏，或解经而违经旨，或申注而失注意。《正义》间亦辨正，然必悉加驳辨，恐卷帙繁多，有失轻重之宜，因制为《仪礼贾疏订疑》一书。又宫室制度非讲明有素，则读《仪礼》时，先于行礼方位盲然，安问其他。今以朝制、庙制、寝制为纲，以天子、诸侯、大夫、士为目；又学制则分别庠、序，馆制则分别公馆、私馆，皆先将宫室考订，而以十七篇所行之礼，条系于后，名曰《宫室提纲》，冠于《正义》之首。又陆氏《经典释文》于《仪礼》颇略，拟取各经音义，及《集释》以后各家音切，依次补录，名曰《仪礼释文校补》，草创未就。”[10]这是其考订阶段。此后，胡培翚再加精研，渐有所著。胡肇智尝曰：“道光乙巳（1845年——引者注），智奉讳南归，见《丧服经传》、《士丧礼》、《既夕礼》、《士虞礼》四篇已成。《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彻》诸篇，草稿粗具。其余各篇，皆经考订，尚未排比。先叔父（指胡培翚——引者注）初意专解《丧服》，故从丧、祭诸礼起手也。”[11]这是胡培翚为《仪礼正义》成型阶段。嗣后，胡培翚虽患风痹，犹力疾从事，以左手作书，又以族侄肇昕素留心经学，乃引之助校。如此几年，用力不懈。至辞世前，胡培翚尚致书肇智，称：“假我数月，全书可成。”[12]可惜的是，这一愿望未及实现，他便谢世，致使遗留下《士昏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仪》五篇未成完帙。此后，其弟子杨大堉据胡肇昕所采辑诸说以为底本，补纂成之，以“堉案”及“肇昕云”以区别，遂将胡培翚夙愿付诸实现。虽其体例与原书时有未合，毕竟得闻培翚绪言，基本符合培翚之意。嗣后，黄元同尝贻书培翚从弟培系，勉以改订，卒不果。

与《仪礼正义》相发明，胡培翚所著《研六室文钞》中，于礼亦多所阐发。如卷一之《仪礼为人后者为其本宗服述》、《仪礼士冠礼韡韐注正读》、《六经作自周公论》、《井田论》；卷二之《宗庙路寝明堂同制考》、《大夫二朝考》、《东夹西夹考》、《校仪礼聘礼及郊注脱字》；卷三之《仪礼非后人伪撰辨》、《礼记寝东首于北牖下辨》、《仪礼丧服记于所为后之兄弟之子若子解》、《周礼嫁殇说》、《仪礼姑姊姊妹说》、《养母不宜服斩衰三年议》；卷四之《与郝农部论庙寝书》、《与费耕亭论继父服书》、《与陈硕甫论禘祫及国语注书》；卷五之《答洪筠轩论燕寝书》、《答张阮林论燕寝书》、《答家墨庄论燕寝书》、《答包孟开论燕寝书》、《答汤茗孙论本生祖服书》、《答章生遇鸿问韦弁书》；卷六之《读<仪礼私记>序》；卷七之《<仪礼集释>书后》、《<仪礼经注校本>书后》等，所论皆足与《仪礼正义》相印证。胡培翚此书，乃主泾川书院时所成，其主导思想在于探讨有关经义诸问题。胡先翰、先頖尝曰：“翰等间请梓其著述，吾师谓所著书尚须改订，惟说经之文，久思就正四方有道，而苦钞写不及，若以刻代钞，其可。于是出所作古文，命择其有关经义者，得八十余篇，编为《研六室文钞》十卷，授之剞劂；其无关经义者，虽已传于外，概命勿付梓。……其解经不尚新奇，不事穿凿，惟以经证经，心得最多。”[13]即此可见，胡培翚之于《仪礼》，亦可谓审慎矣。

胡培翚之《仪礼正义》，主旨在以郑注为宗，辨贾疏之不足，旁证博辨，辅翼郑氏。罗惇衍曾指出：“绩溪户部胡先生，夙承家学，邃精《三礼》，以《仪礼》为周公作，有残阙而无讹托，郑注而后，惟唐贾氏公彦疏盛行，而贾疏或解经而违经旨，或申注而失注意，因参稽众说，覃精研思，成《正义》若干卷。”[14]陆建瀛亦称：“《仪礼》经文古奥，世所罕习。郑氏以前无注本，其后自贾疏外，传者甚尠。盖墨守者多涉穿凿，师心者复病芜陋，古典所存，几成绝学。绩溪胡农部撰《正义》，以郑注为宗，而萃辑群言，辨析精密，洵足辅翼郑氏，嘉惠来学。”[15]此乃胡培翚大旨所在。

然胡氏这一基调的确立，实与其对《六经》及《仪礼》的认识密切相联。在他看来，《六经》乃周公所作，而非出于后世。其辨之曰：“《六经》传自孔氏，然后之儒者祗言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而已，未尝言作也。然则孔子以前，作之者谁欤？曰：周公也。……设非有周公作之于先，后人安从得其法以垂为经，孔子又安从删之、定之、赞之、修之也哉！……孔子志周公之志，崇周公之学，欲以周公之治治天下，故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及其所如不偶，退而修公之书，则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此其证也。”[16]

以此为基础，胡培翚进而指出，《仪礼》并非后人伪撰。其言曰：“《仪礼》有经、有记、有传，经制自周公，传之孔子。记与传则出于孔门七十子之徒之所为。……夫《仪礼》之书，叙次繁重，有必详其原委而义始见者，非若他经之可以断章取义也。故各书引其辞者颇少，然其仪文节次为诸经所称引者多矣。……夫《三礼》之书，惟《仪礼》最精。自诸侯去籍，而后礼文散逸，五家之传不绝如线。以为残缺不全，固有之矣。若以为出后人之撰辑，则未有也；且其书亦非后人所能撰辑也。……培翚初治是经，每于静夜无人时，取各篇熟读之，觉其中器物陈设之多，行礼节次之密，升降揖让裼袭之繁，无不条理秩然。每篇循首至尾，一气贯注，有欲增减一字不得者。呜呼！此岂后儒所能缀辑也哉！……夫自昔疑《仪礼》者，如乐史徐绩之说，前人皆已辨之。今顾氏（指顾栋高——引者注）以各经未引及《仪礼》为疑，余恐读经者少，而耳食附和，贸然不察，致使球图彝器之重，漫与赝鼎同类，而共识之也，故不可以不辨。”[17]又其言曰：“然十七篇文词古奥，而义例昭显，亲亲尊尊之等杀存焉。未可任其稍有晦塞于其间，以致先圣制作之精意蔑如也。”[18]胡培翚此一认识，乃承陆德明、孔颖达、贾公彦、朱子等人之说而起，以之作为其撰作《仪礼正义》的指导思想、立论的根本。

基于上述对《仪礼》的认识，胡培翚立为义例，指导自己的撰作。其要有四：“曰补注，补郑君注所未备也。曰申注，申郑君注义也。曰附注，近儒所说，虽异郑恉，义可旁通，附而存之，广异闻、佉专己也。曰订注，郑君注义偶有违失，详为辨正，别是非、明折衷也。”[19]其实，胡培翚所定义例，并非仅此四项。胡肇智曾言：“惜书之义例，仅见于罗椒生先生序中数语，而其余皆不存。”[20]可见，胡培翚所定义例，除补注、申注、附注、订注四例外，尚有其他义例。可惜的是，后人无从见原稿而得其详。不过，今人段熙仲先生在点校《仪礼正义》时，从中辑出若干适用于全书的通则，名之为“通例”。其目有四：阮之用郑，犹胡之遵阮，一也；善本是从，二也；旁征旧籍，分别异同，三也；章节分明，四也[21]。洵可备胡氏义例之一助。

胡培翚义例的确定，并非空无依凭，而是有着一定的思想学术缘由。其一，与他对清初以来的治经成果的认识有关。其在《国朝诂经文钞序》中曰：“其读书卓识，超出前人，自辟涂径，为历代诸儒所未及者，约有数端：一曰辨群经之伪。……一曰存古籍之真。……一曰发明微学。……一曰广求遗说。……一曰驳正旧解。……一曰创通大义。”[22]这一对先前诸治经经验的高度概括，实别具只眼。

其二，家学渊源。培翚之祖父匡衷著为《仪礼释官》，尝作《例言》，大略谓：“《周礼》以官为纪，《仪礼》以事为纪。而官因事见，节目较《周礼》更密，称名较《周礼》更繁。……若此类纠纷错出，不为疏通而证明之，则于尊卑繁杂之际，必多窒碍而不能展卷了然，以达于制作之意，亦足为读是经者之病，故官制之释非可已也”；“《仪礼》十七篇官制，既有天子、诸侯、大夫、士之不同，而节次详略亦异，今分篇释之。……若诸篇内有义同者，则注明见某篇以从简”；“今每官以《周礼》序官推之，考其爵次，注于官名之下；而经文依次释于名，其已著者不重出”；“《仪礼》郑氏注最为精核，然官制亦间有疏失。……至贾氏之疏，依文敷衍，略少考证，而疑谬转滋。今条列注疏于前，以己意疏释于后，低一格，用案字别之。其有经文无注疏，而关于经义者，亦为补释”；“诸侯官制自《仪礼》、《左传》、《戴记》为详，其余诸经亦间有存者。……今惟一以《周礼》官名考之，凡《仪礼》所未著而见于他经者，别辑为《侯国官制补考》二卷；又次列其爵等，为《侯国职官表》一卷，附于《释官》之后，以备周代掌故焉。”[23]以上匡衷所制义例，培翚自然熟识于胸，从中定会多所启发。

其三，对近代诸儒研治《仪礼》的体认。胡培翚在论汪中《仪礼经注校本》时，深有感触地指出：“《仪礼》一经，自汉注、唐疏外，解者甚希。自宋王安石废罢不立学官，而习者益希。沿及明季，版本传梓，讹文脱字，往往而是。国朝张稷若为《仪礼郑注句读》，始考正石本、监本误字。厥后若吴东壁之《仪礼疑义》、沈冠云之《仪礼小疏》、盛庸三之《仪礼集编》、戴东原之辑《仪礼集释》，皆纠正误字。而其专以校雠为编者，则有金璞园之《正讹》、浦声之之《正字》、卢抱孙之《详校》，至制府阮公《校勘记》出，益详且备。……我朝诸儒于是经订讹补脱，殆经十数家之搜考，至今日而此事大明。”[24]其《福建台湾道胡君别传》曰：“其后在闽渡台，以书笥累重难携，独《仪礼》一经。每日公事毕，辄纂一、二条，成《古今文疏义》。……撮其略例，盖有数端：有必用正字者，取其当文易晓。……有即用借字者，取其经典相承。……有务以存古者。……有兼以通今者。……有因彼以决此者，则别白而定所从。……有互见而并存者，可参观而得其义。”[25]又其论朱兰坡《国朝诂经文钞》曰：“泾邑朱兰坡先生，以许、郑之精研，兼马、班之丽藻，出入承明金马著作之庭二十八年。内府图籍，外间所未见者，辄录副本；又性好表章遗逸，宏奖士类，四方著述未经刊布者，多求审定。是博采本朝说经之文，核其是非，勘其同异，分类编录，名曰《诂经文钞》。……寻其义例，宗主汉儒，惟收征实之文，不取蹈空之论。至于一事数说，兼存并载，以资考证，盖欲读者因文通经，非因经存文也。”[26]而方体所著《仪礼今古文考正》、《仪礼古文考误》二篇，胡培翚亦大加赞扬，谓可见经说之一斑。凡此种种，无不使胡培翚多所启益。胡培翚亦正是在对前儒时彦《仪礼》研究成果的体认中，博采诸儒所长，以己学再加发挥，是为《仪礼正义》义例之发凡。

与义例相应，胡培翚在取材方面，不仅有所宗主，亦能广征博辨。其表现为：一、胡培翚既以扶翼郑氏为职志，故对其所注《仪礼》版本，择选甚严。他认为，黄丕烈士礼居重刻宋严州本最佳，因悉据录之。于经文，则从唐石经。经、注凡有误者，则改从它本，并注明于下。参校者计有明徐氏仿宋《仪礼》单注本、汪士钟重刻单疏本、阮元校刊十三经注疏本、陈凤梧篆书本、明国子监刊注疏本、汲古阁毛氏刊注疏本、李元阳闽本、葛氏刊本、清国子监重修本、张敦仁刊注疏本、汉石经残字、欧阳修《集古录》、谢子祥《三礼图》等。二、凡分章节，多据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吴廷华《仪礼章句》，亦有所更易，期于畅明其旨。三、凡校刊文字、辨别今古文者，据张参、唐文度、张淳、卢文弨、金曰追、浦镗、胡承珙、阮元等人所考，参互考辨，归于一是。四、凡有关通解《仪礼》全书及有关《仪礼》专著者，如贾公彦、李如圭、朱熹、魏了翁、敖继公、清三礼馆、凌廷堪、胡匡衷、江永、盛世佐、沈彤、褚寅亮、蔡德晋、王士让、万斯大、金榜、张惠言、胡颐煊、姜兆锡、吴廷华、任启运、朱轼、程瑶田等所著，皆取其所长，以己意贯通之，使之了然可晓。五、凡《通志》、《通考》、正史《礼仪志》及通论礼之专著，有关礼仪名物制度者，悉加参考。六、凡群经传疏、诸子、史地书、小学书、儒者治经札记以及集部、类书有关者，亦旁采博征，多方搜讨。诸如此类，不殚细举。即此一斑，亦略可窥见胡培翚治学之谨，识见之广。

尤可称道者，是他能于浩翰的文献中疏理爬剔，融会贯通，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囊括众长，发前人所未发。虽所论辨未必皆精，然从整体上来看，实无出其右者。其所成书，不唯总结《仪礼》研究成果，亦为后之研是经者，开辟了新的门径。故罗惇衍论之曰：“……是非旁搜博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