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殷墟甲骨》

殷墟是中国商朝后期王都遗址，位于河南安阳市，以殷都区小屯村为中心，横跨洹河(今安阳河，注入卫河)，东西长约6公里，南北宽约4公里，由殷墟王陵遗址与殷墟宫殿宗庙遗址、洹北商城遗址等共同组成。公元前14世纪,商汤的第九代孙盘庚即位后，把都城从奄（今山东曲阜）迁到殷（今河南安阳）。

直至帝辛纣灭亡的273年间，殷地一直是商朝后期的统治中心，因此商朝也称殷朝。周武王伐纣灭殷后，从这里迁走大量殷民，商都逐渐荒芜，成为一片废墟，故名殷墟。1899年，甲骨文被发现，后经有关学者察访，弄清了甲骨文的真实出土地点，即今安阳小屯村。1928年，在前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院长领导下正式开始考古发掘。

殷墟是考古学和史学研究的一块重要基石。见于《史记·殷本纪》的商王朝正是因为有了殷墟才成为信史。殷墟是中国最早由中国学术机构自行组织的科学发掘地点， 因此又被认为是中国考古学的摇篮。

1961年3月，殷墟被列为中国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7月13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0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居延汉简》

居延汉简是指1930年在内蒙古居延地区的城障、烽燧、关塞遗址发掘出的一万余枚汉简，别称居延旧简。之后，于1972年至1982年间，又在居延地区发掘出土两万余枚汉简。

由于汉代时纸张数量有限，居民仍习惯在竹木上写字，多为木简，少数为竹简，居延汉简书体为隶书章草，内容多为修筑边塞、兵制、屯田、置亭燧所遗屯戍文书，也论及市易，如《居延汉简甲乙篇》记有“用马五直二万”，“其平宗马直七千”的记载。居延汉简纪年简最早者是汉武帝太初三年（前102年），最晚者是汉灵帝建宁二年（169年）。

甘肃省文物部门分别于1972、1973、1976、1980、1982年对居延遗址进行过5次调查，于1973-1974年、1986年进行过正式发掘。居延地区前后总共出土汉简32037枚。其中1973年在肩水金关的关城遗址发掘出《永始三年诏书册》，在甲渠侯官遗址出土了《塞上烽火品约》木简17枚。

3、《敦煌经卷》

敦煌经卷，又称敦煌遗书、敦煌写本，是对1900年发现于敦煌莫高窟17号洞窟中的一批书籍的总称，总数约5万卷，其中佛经约占90%，最早的是前秦苻坚甘露元年（359年），最晚为南宋庆元二年（1196年）。

这些图书由犹太裔英国人斯坦因带回到英国，目前敦煌文献分散在全世界，如大英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圣彼得堡的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等；1910年入藏京师图书馆时只余8000余件。目前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16000余件，为四大“镇馆之宝”之一。

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来到敦煌，以14块马蹄银取走24箱文献及5箱绘画、织锦与其它艺术品[6]。1908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来到莫高窟，用大量银子换取了6000余件写本和200多件古代佛画与丝织品。伯希和还在第464窟发现一批元代回鹘文遗书。

1905年俄国人奥布鲁切夫，日本人橘瑞超、吉川小一郎，1914年俄国人奥登堡，美国人华尔纳等人，先后从莫高窟买走了大量的经卷。这些文物至今流散至海外的达35万件，约占所有文物的三分之二。

1909年8月22日，学部左丞乔树楠命陕甘都督毛实君封存莫高窟藏经洞。1910年，朝廷命新疆巡抚何彦升将敦煌遗书运至北京；押运官傅某至北京后，不直接向学部复命，暗中把车队赶进何震彝私宅；何震彝与岳父李盛铎，还有刘廷琛、方尔谦等四人，翻阅了车上全部的敦煌遗书并取走。

8000余卷敦煌遗书，被官员截留不少；这些文物经过儒官的精选，都是上等文物。除了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之外，流失海外的敦煌经卷目前英国国家图书馆藏13000余件，占三分之一；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10800，亦占三分之一左右；其他还有法国国家图书馆藏5700余件。

4、《明清档案》

明清档案分为内阁大库档案、军机处档案、内务府档案、宗人府档案、国史馆档案、清宫中各处档案和清各部院衙门档案等。其中，除大部分为汉文外，还有满文老档以及英、法、德等文字的外交档案。

民国年间，这批有着重大历史价值的档案，历尽了各种磨难。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将部分明清档案约40万件运到了台湾。在那儿，档案受到了良好保护，并有专人整理研究。解放后，新中国政府将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改为档案馆，直接归属档案局管理。五十年代，档案馆将遗存各地的明清档案全部接收回北京。我国现存明清各种档案约计1000万件。

作为考古学研究对象的文化遗存有以下几个方面：

土遗址和文化遗址：包括在地面下和地面上的旧址和遗址以及上面所形成的文化遗存，如城址、墓葬、宗教场所等。

遗物和遗存：包括人类制造的或用于人类社会生活的物品，如陶器、青铜器、金属器、玉石器等。

古生物化石和化石群：包括旧石器时代的哺乳动物骨骼化石、恐龙化石和其他生物群化石。

遗址文献和古籍资料：包括各种遗址发掘出的文字、图像、等文献资料以及传承下来的古籍资料。

传统民俗和习惯性文化遗产：包括口头传统表演、游戏、民间习俗、传统医药、传统手工艺品等。

这些文化遗存代表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和方面，是提供历史文化信息的重要载体。通过对这些文化遗存的发掘、整理、保护、研究和传承，人们可以更全面地了解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探究人类社会各领域的变化和演化规律。

良渚文化为中国新石器文化遗址之一，分布地点在长江下游的太湖地区，其中心在浙江省良渚。1936年发现的该文化遗址，因1936年原西湖博物馆施昕更先生首先发现于余杭市良渚镇而命名，良渚文化存续之间约为距今5300年至4200年前，属于新石器时代。

该文化遗址最大特色是所出土的玉器。挖掘自墓葬中的玉器包含有璧、琮、钺、璜、冠形器、三叉形玉器、玉镯、玉管、玉珠、玉坠、柱形玉器、锥形玉器、玉带及环等。另外，陶器也相当细致。

良渚文化出土的玉器种类数量非常多，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甚至提出了“玉器时代”说，以诠释玉器在中国古史分期上的重要地位。玉器的数量多，说明良渚时期玉料的用量很大，要有丰富的玉矿来供给。

在良渚文化范围内曾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发现良渚时期的玉矿，有人就认为良渚玉料是从盛产玉的辽宁或新疆辗转运来。这个观点显然很难站得住脚，想象一下，在史前古社会，人口稀少，生产力低下，运载工具、交通工具简陋，良渚人如何能够从那么遥远的东北、西北，穿过无路的荒野莽林、高山大川把玉料运至东南的良渚文化圈内？

天上不可能掉下玉石来，所以有的专家执着地认为，在良渚文化的区域里尤其是在良渚遗址群内的天目山余脉，一定存放着被人们遗忘了的古代玉石矿藏。文化可能消失，但是先民开采的古玉矿藏却应该是永恒存在的。良渚文化为何在五千年前就有如此出众的玉文化先民们为何要雕琢那么多玉器，他们又是如何雕琢的其中有许多谜等待解答。

有人说是因为装饰，美化生活的原因。中国玉文化源远流长，玉在人们心目中有着崇高的地位。玉有太多美好的品质，因此就往往把具有高洁品质的人和玉相联系。可以证实东周和春秋战国时期就形成了，把玉当做自己(君子)的化身的礼仪。

贵族、土大夫佩挂玉饰，以标榜自己是有“德”的仁人君子。“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必配玉，玉只可配君子。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玉，石之美兼五德者。所谓五德，首先指玉的5个特性，即坚韧的质地、晶润的光泽、绚丽的色彩、致密而透明的组织、舒扬致远的声音。然后是比附人的五个美德：仁、义、礼、智、信。所以说良渚文化出现如此多优美的玉器，是出于装饰生活的原因不无道理。

另一种说法是，良渚玉器大量产生，不仅仅是装饰，而是有更深的文化内涵。把玉作为装饰品反而是更后的事情了。此说的证据是从良渚玉器本身情况来说的。

最能反映良渚琢玉特色的是形式多样，数量众多，如使人高深莫测的玉琮和兽面羽人纹的刻画。良渚玉琮系软玉雕琢而成，从外观看呈外方内圆、上大下小形，每个面的转角上有半个兽面，与其相邻侧面转角上的半个兽面组成一个完整的兽面。这些物品充满神秘气息，现在看来其形状和图案也是令人惊异，隐隐透出一股凉气。这些玉琮的用途应该是与宗教祭祀、财富权力有关。战国《周礼》书中曾有“苍璧礼天”、“黄琮礼地”之说法。东汉郑玄注“壁圆像天，琮八方像地”，都说明玉琮与对鬼神的崇拜相关。

因此他们认为良渚玉器更深的文化内涵是对鬼神的敬畏，是用于祭祀的神器，由此衍生出“玉”被作为权力的象征。这一点从后来的“玉”的地位可以反证，“玉”不仅仅作为装饰，作为美好品质的象征，在中国文化上，从一开始就更多的是作为具有神圣地位的、能显示权力的神器。

良渚文化是神秘而又辉煌的，其为何有如此多的玉器，主要是因为装饰，还是因为祭祀尚不能明确，不过良渚玉器形制奇特，肯定包含着先民神秘的思维。

1982年，在江苏省溧阳小梅岭发现透闪石软玉矿藏，经取样鉴定，此矿藏的软太硬度在55－6度之间，玉石的质地细腻，色泽呈白色和青绿色，透明度较好，呈蜡状光泽，与良渚文化玉器所用玉料相似。这一发现兴奋了考古学术界，专家们普遍认为，“良渚文化的玉料来源可以确定是就地取材，而非远地转运，有关玉料来源这一重要问题已得到初步解决。

但是位于浙江余杭境内的良渚文化中心遗址出土的玉器是其它遗址出土玉器数量的总和，其所需的玉料也应是良渚文化圈内量最多的，这些大量的玉料都是从江苏小梅岭运来的吗？在良渚遗址群内至今没有发现矿藏的同时，不少专家仍坚信很可能是“就近取材，来自附件的地区已被遗忘的古矿床”。这一推测符合现代人的思维，为普遍人所接受和期待，但愿将来的考古发掘能够证实这一推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