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出之条 定义、源流

“七出”一词起于汉代，至今可见的最早文献是汉代的《大戴礼记本命》，称为“七去”、“七弃”。谓“妇有‘七去’：不顺父母（此指公婆），去；无子，去；*，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并解释不顺父母因其逆德，无子为其绝后，*为其乱族，妒为其乱家，有恶疾为其不可与共粢盛（备祭祀供品），口多言为其离亲，窃盗为其反义。然而，出妻现象早已有之，先秦妇女出嫁和被休同时称“归”，被休也叫“大归”，被出的妇女叫“弃妇”。汉代提出“七出”与“五不娶”（**之家、逆德之家、上代有受刑的、患恶疾的人家的女儿和没有母亲的长女）有关。这样就把住婚姻的两道关口。唐代将“七出”规条入律，当出不出和随便弃妻都将受律法干预；并将七出顺序改变为“无子、*佚、不事舅姑（公婆）、口舌、盗窃、妒忌、恶疾”。清律改为：“无子、不事舅姑、*僻、嫉妒、恶疾、多言舌、盗窃”；而对犯*僻的妇女没有“三不去”的权变。“七出”次序的变化反映不同时代对妇女要求的标准不同。

不顺父母

父权制家庭的建立首要的是维护父家长的尊严和利益，娶媳妇事奉孝顺公婆是婚姻的主要目的之一。孟子说过“娶妻为养”，就是事奉丈夫的父母。顺、孝、事的理想标准如《礼记内则》所要求的，“妇事舅姑如事父母”，鸡叫头遍，媳妇起床梳洗到公婆处请安，奉水盥漱，侍侯用饭，没有公婆的命令不敢退私室休息。媳妇必须唯公婆之命是从，“三从”中的“从夫”，实际“夫”需以父母之命是听；“四德”中的每条都与事奉孝顺公婆的修养有关。不顺公婆的媳妇，起到扰乱家庭尊卑秩序、破坏和谐的作用，是违背孝德妇道，也是妻妇最严重的错误。因此，在尊崇孝德的汉代创造“七出“之条时把“不顺父母”放在首条。许多因不孝顺休妻的例子看来很不近情理，如东汉姜诗的妻子在婆婆面前叱骂以条狗，就被丈夫认为不孝顺休弃，姜诗还被誉为孝子。是否顺公婆，更多是主观感受，一些公婆借口不孝强迫儿子休妻，造成像《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与焦仲卿双双殉情的悲剧。

无子

“七出”之条中，该条对被休妇女而言，最是无辜。父权制家庭中婚姻的目的是“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娶妻就是为了生育后代；而按照父系传承的世系原则，只有儿子才算延续香火的后代。因此，妇女不得不担起“无子”的“罪名”。依制只能娶一个妻子，所以需休弃无子之妻，再娶新妻以生子。曹植《弃妇诗》写道：“无子当归宁（被休）……有子月经天，无子若流星；天月相终始，流星没无精。”是说无子的妇女就像流星一样在夫家短暂；只有生了儿子的妻子才能像日月经天在夫家站住脚。可见汉代因无子休妻的普遍存在。后代越来越重视“无子”在“七出”中的位置，开放如唐朝，唐律中把“无子”置于首位，这一直延续到明清。不过，后来流行无子的正妻为丈夫纳妾，妾生子可视为己生，免于被出；若无子且妒，只有被休。历代因无子被弃的妇女上至宫廷贵妇（如春秋时卫国夫人庄姜，出身高贵，品貌超群，《诗经卫风硕人》就是赞扬她而作，但她由于没有生育而被疏远冷落，《诗经邶风日月》旧说如是）下至民间（如曹植《弃妇诗》所咏）不可胜数。

“*”

这里是指妇女有放纵*乱的行为，“僻”是行为邪僻不正，*僻被认为是妇女道德品行最大恶德。（儒家在性行为、性道德上也是奉行男女双重道德标准的）该条要求妻子对丈夫保守贞操，不得与家族内外男子有染，以保持家族稳定和血统纯正（《大戴礼记本命》“为其乱族也”）。对已婚妇女来说，被认为是自身可掌控的最大的过错，“万恶*为首”。宋代以后重视“处女贞”（守贞操的未婚女子，民间俗称“黄花闺女”），有新婚夜“验红”的习俗（用白绢检验初婚夜夫妻性生活是否有血，有血即是贞洁处女，无血，就断定犯*即刻休弃）。唐律令把“*佚”提到第二条；清律列在第三条，但又规定犯“七出”之条中，惟独对犯“*佚”条不执行“三不去”（详见第23档案）的权变规定而格休勿论。家族在对犯*妇女处罚上起重要作用，如清代江西临川孔氏支族家规规定“妇与人私，断令改嫁；其夫不嫁，革饼逐出，生子不得名登团拜；凡族中婚姻喜庆之类，俱不得与；不得派行称呼”。妇女犯*除休弃外，更有施行“沉塘”（沉”（将犯*妇女绑在竹木板上塘底淹死，湖南等地习俗）等严厉惩罚。宫廷惩罚*乱的妇女有“幽闭”（是处罚*行的酷刑即《尚书吕刑》“宫辟疑赦”之宫刑，男子割势，女子毁坏生殖器，仅次于死刑）。至于小说、戏剧中如《水浒》对犯*的妻妇嫂非休即杀在后代影响深远。

恶疾

“恶疾”，《大戴礼记本命》认为是“不可与共粢盛（备祭祀供品）”，东汉何休认为“恶疾弃，不可事宗庙也。”何休把喑、聋、盲、疠、秃、跛、佝都归入恶疾，未免太泛，除了“疠”传染性强难以治愈，其他6种残疾并不妨碍祭祀。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疠，恶疾也。”“疠”通“癞”，就是麻疯病，传染性强，患者遍身烂灼，毛发凋零，指节自解，为不治之症。妇女患此恶疾除不许参与祭祀外，也影响生活、生育，不能承担伦理责任，自然被父权制家庭休弃。后来，把患有精神方面疾病的也视为恶疾，如清代直隶安平县归可子妻岳氏，因患有羊角疯，被丈夫以“七出”中的“恶疾”条休弃；岳氏回娘家养病，渐渐康复，而归可子已再婚娶妻；岳氏看复婚无望，又不愿改嫁，就投井自杀了。（事见李塨《恕谷后集》卷7，《可母岳墓碣铭》）

嫉妒

“妒忌”（“嫉妒”）出妻，是要惩罚那些对丈夫多纳妾不满、敢于表现在语言和行动上的正妻。认为嫉妒有背“妇德”中的柔顺之德、贤惠之道，其目的是维护父权制家庭丈夫多娶、家族多子的利益需要。《说文解字》对“妒”解释为“妇妒夫”，相应还有“媢”字是“夫妒妇”，说明当时妇女有外遇或通*的情况，引起丈夫嫉妒情况比较多；后来人们更习见妻子对丈夫纳妾的嫉妒了。先秦时代，上层妇女即使嫉妒也不一定被出，《左传》记载晋国叔向的母亲羊叔姬（嫡妻）嫉妒叔虎的母亲（妾）长得漂亮，不让丈夫多接近她，怕妾生下儿子威胁叔向的地位，她不但未被休，《左传》还称赞她聪明。到了东汉的冯衍妻任氏因阻止丈夫纳妾被丈夫休遣，冯衍写信给妻弟说自己按照先圣之礼纳妾遭到妻子嫉妒，是自己和家庭的不幸，不去此妇，家不宁、不清，福不生，事不成。从魏晋南北朝一直到唐朝，上层妇女中嫉妒制夫的现象还非常普遍，直到理学占统治地位的明清时代，妇女嫉妒减少甚至主动为丈夫纳妾的多了起来。

多口舌

“四德”对“妇言”的要求，作为妻妇应沉静寡言，“言不贵多而贵当”。父权制家庭忌讳妻妇多言，主要因为怕外来的妻妇会离间家庭内部人际关系，特别是兄弟间的关系，导致家庭不和甚至瓦解。如汉初陈平年轻时与兄嫂同住，其兄每日耕田，而鼓励陈平到外面游学，嫂子嫌陈平不生产白吃饭，说：“有叔如此，不如无有！”被丈夫休弃，赶回娘家。东汉李充的妻子也因妻子多言而出之。在妯娌间搬弄是非、制造家族不和也是多口舌的表现。后代连篇累牍的女教书中，普遍认为妇女多言是违背妇道，不贤、疯癫，难为夫家所容。清代唐彪《妇女必读书》中说：“妇人贤不贤，全在声音高低、语言多寡中分：声低言寡者贤，声高言多者不贤也。”《清平山堂话本“快嘴”李翠莲记》就是写一个聪明敏锐，性情直率，不受礼法约束，说话无忌，出口成章的李翠莲，到婆家不为所容，而遭休弃，也不为自家哥嫂接纳，终于出家为尼。

盗窃

把妻妇“窃盗”（不是指在外盗窃他人财物，而是家内）作为“七出”之一条，一方面反映妇女没有独立财产权，更反映出父权制家庭（族）为维护父权—夫权家族的财产利益而对妇女进行控制。《礼记内则》规定：“子妇无私货、无私畜、无私器。”即使娘家人的馈赠也要交给婆婆，更不能把丈夫家的财物“私假（借）”、“私与（给）”，不然就构成“窃盗”，这被认为“吃里扒外”。所以，把妻妇窃盗的罪名定为“反义”，即违反常情常理。在父权制婚姻家庭制度中，男家为内，女家为外。《韩非子说林》中讲卫国女子因出嫁前听她母教导——婚姻不可靠，被丈夫遗弃很普遍，应该自己积攒财物，到婆家后照乃母话行事被发现，“其姑以其多私而出之”。后代大家族家法规定妻妇不得把大家族的公共财物据为小家所有，郑氏家规要求家庭劳作如纺线必须集体进行，不许分散在各自小家，每天收工前检查有无缺少，严格防止窃盗私藏归小家庭。

“七出”小结

“七出”是对妇女而设的惩罚规条。明初刘基就说过“七出”不是“圣人意”，乃“后世薄夫之所云”。他认为犯*、妒、不孝、多言、盗窃这五条，出妻尚有道理，而“恶疾”与“无子”，是人不愿有之大不幸，而竟被出，有悖天理人情。（《郁离子》）从今天的眼光看，“七出”的用意：（1）在于巩固父权—夫权家庭（族）秩序——如以“不孝”出妻为了维护家长尊严和转移养老责任给妇女，以“*僻”、“嫉妒”、“多言”出妻为了保持尊卑有序、血缘纯正和人际和睦；（2）为维护父权—夫权家庭（族）的利益，包括世系延续及其象征意义、社会声誉和物质利益，以“无子”、“恶疾”、“盗窃”等不近情理的条规出妻。责怪、压制、惩罚妇女使其屈从牺牲，是“七出”之条对妇女构成压迫的主要方面。另一方面，与“七出”相补充的还有“三不去”规定：“有所取（娶）无所归，不去；与更三年丧，不去；前贫贱后富贵，不去。”（《大戴礼记本命》）这是对“七出”的一种变通，对那些娘家无人、与夫守孝三年和与夫共历贫贱患难的妻子当出而给予“豁免”，但对于犯*的妇女是不适用的。

造成很多古籍变成孤本的原因有很多，并不是多抄录几本就可以避免的。至于究竟有哪些原因造成了很多的古籍变成了孤本，下面就来简单的分析一下其中的原因吧。

首先来说，原本很多古籍当年确实是抄录了很多本，但随着岁月的流逝很多本古籍都损坏了，极少数得以幸存下来的古籍于是就变成了孤本。由于一些古籍在当年就有很高的阅读价值，所以曾经也是爆火的畅销货，也被很多人抄录过。只是由于古代时期竹简、纸张的使用年限不是太长，一些人学到了古籍中的知识后便疏于保存，最终都因为各种原因而损坏了。可能只有极少数的古籍被后人精心的保护者，成为了孤本。

其次就是，一些具有很高技术含量的古籍受众范围很有限，在当时也是不允许多抄录几本的，所以最终能够流传下来的也就成为了孤本。其实相对于四书五经那些受众范围很广的书籍来说，一些特殊行业的受众范围就非常的小，流传范围非常的有限，自然也就成为了孤本。比如在古代的医生、工匠、武术等行业，都是讲究传内不传外、传男不传女的，很多都是师傅与徒弟之间秘密传授的，为了避免同行窥探自己的秘密，又怎么可能多抄录几本呢。

最后就是，为了维护皇权的统治，古代出现过官方对其他思想、行为进行打压的情况，也造成了很多孤本的出现。在古代，很多君王为了维护正统的思想，都曾对其他思想进行过打压，比如焚书坑儒、三武灭佛等历史事件。原本流传度很高，受众范围很广的古籍可能因为这种官方行为而一下就变得人人自危，很多古籍因此而遭到了损毁，万幸保存下来的也就成为了孤本。

古籍，是中国古代书籍的简称，主要指书写或印刷于1912年以前具有中国古典装帧形式的书籍。

一、古籍书页版式

古籍版式指古籍版刻的样式。包括版面、大小题名、版框（亦称边栏）、界行、天头、地脚、版心、行款、字数、鱼尾、象鼻、书耳、书牌、条记、句读、插图等等。版式的概念出现在雕版印刷行世之后，但明显保留了雕版印刷之前的简策、手写帛书等装帧形式的特点。

古籍版式图

1。版框：也称为边栏，指每版内围框文字的四周边线，上方叫“上栏”，下方叫“下栏”，两旁叫“左右栏”。单线的叫“单边”或“单栏”，双线的叫“双边”或“双栏”。一般比较粗黑，给人稳定感。四周只印一道粗黑的边线，称为四周单边。四周粗黑线内侧再刻一细黑线，称四周双边。如果仅左右粗黑线内侧有细黑线，称为左右双边。不仅有规范、整齐版面的作用，而且保留了简策、帛书的遗风。

2。界行：也称界格。指在版面内分割行字的直线。两道隔线间的条格叫界格，是竹木简书籍的流风余韵。在鉴定和著录时，人们习惯以半叶计算，叫做“半叶× 行×字”，有的径称“×行×字”，若每一行中有两排字（通常为大字的注解），叫做“小字双行每行×字”。若双行字数与单行正文相同，就不再注出。这种著录和说明方式，称为行格，又称行款。

3。天头：版框外空白纸的上方叫天头。

4。地脚：版框外空白纸的下方叫地脚。

5。版心：也称“叶心”，或简称“心”， 指古籍书叶两半叶之间、没有正文的一行。为折装整齐，版心多刻有鱼尾、口线等，为便检索，也常记有书名、卷数、页码、每卷小题、刻工姓名等文字。因为这一行居于两版的中心，故称版心。 版心通常有用作对折准绳的黑线和鱼尾形图案。

6。书口：又称版口，或简称口。指书籍装订成册后开合一侧的端面，有白口、黑口等款式。就书版而言它是版心。对于以包背装或线装的方式装订起来的书籍而言，这一部分为书可以翻阅的开口，故称书口。

7。鱼尾：版心中间的图形︻，因其酷似鱼尾，故名。刻于距版心上边大约四分之一之处。有时版心上下方都有鱼尾。一个鱼尾为单鱼尾，两个鱼尾称双鱼尾，个别有三鱼尾。鱼尾刻印出花样的称花鱼尾。鱼尾的作用是用作标示中缝线，作为折叶的标准。

8。象鼻：鱼尾上下到版框有一条线，叫做象鼻。象鼻为一条细黑线的叫细黑口或小黑口，象鼻为一条粗黑线的称为粗黑口或大黑口，无象鼻者为白口。

9。书耳：版框外左上角的空格，里面刻有简单的篇名，因为形状象耳朵，所以称书耳。书耳中的题名叫耳题、耳记。

10。墨钉：又称墨等。指版面上常有文字般大小的黑墨块，形状似钉帽。出现的原因是文稿雕版时未定的文字，等待校勘后写上去再印。

11。书牌：又称牌记，与现在的版权页类似，常常镌有书名、作者、镌版人、藏版人、刊刻年代、刊版地点等。明清时期的书牌作用多为表示特色和所有权，明清以前则更多是刻书题记，讲刻书缘起，选用底本，校本，甚至多少具有广告宣传作用。

12。大题：指一种书的题名。

13。小题：指一种书内各篇卷的题名。

14。行款：又称“行格”，指正文之行数与字数。通常以半叶计算。同一种书，不同时期有不同刻本，行款也往往不同。故行款为鉴别版本依据之一。

15。朱丝栏 乌丝栏：行格界栏以红色印的称为朱丝栏，以黑色印的称为乌丝栏。主要见于唐以前写本。明清时期，专有印刷各种颜色笺格的作坊，用不同颜色界栏笺纸抄写的古籍，通常直接著录为红格、黑格、蓝格、绿格等等。

二、古籍装订版式

单叶装订成册，就成为一部古籍。现存古籍以线装居多。古籍的结构是指一部具体古籍外在形式和内容的各个组成部分，在流传的过程中，逐渐有其特定的名称。

古籍结构图

1。书签：用作题写书名的长方形纸条，一般贴在古籍封皮左上角。有时还有册次和题写人姓名。

2。书衣：为保护书在书的前后加的封衣，也称封皮，一般选用较硬的纸作为书衣的材料，并在书衣上题写书名。

3。书名叶：在封皮之后，题有书名的一叶，又称封面、封、面叶、内封面。书名叶的后面一般加上一张空白纸，叫护叶或扉叶。

4。书脑：装订时，锥眼订线的地方叫书脑。

5。书脊：也称书背，一书装订处的侧面，如同书的脊背，称为书脊。

6。书首：书脊的最上端，称为书首，又称为书头。

7。书脚：书脚是书的底部，有些藏书家自己为方便翻检、阅读或者保存而将书名写上去。

8。书根：书脚中简单记载卷册的部~

一、《论语》是中国读书人的基础语言，并影响着全社会的思维结构。 中国文化是儒、道、佛三教的合流，但是，这三教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决不是三足鼎立的，儒家文化绝对是中国文化的主流，从汉代开始，它就是无可争议的主流意识形态。

二、中和思想，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根据。《论语》中强调的德、礼是和谐社会的杠杆。在今天社会，保持发扬这一优秀传统，让德、礼与法相互协调，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三、《论语》中蕴含的哲学思想。比如仁、中庸、乐知天命、出世有为等思想，对古今中外，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也正因为如此，赵普说，“半部《论语》治天下” 钱穆说："《论语》自西汉以来，为中国识字人一部人人必读书。"

四、20世纪80年代末，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相约法国巴黎，联袂宣言：“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到2500年前汲取孔子的智慧。”

五、《论语》 与《大学》《中庸》《孟子》《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并称“四书五经”。

扩展资料：

《论语》是儒家的经典之作，是一部以记言为主的语录体散文集。早在春秋后期孔子设坛讲学时期，其主体内容就已初始创成；孔子去世以后，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代代传授他的言论，并逐渐将这些口头记诵的语录言行记录下来，因此称为“论”。

《论语》主要记载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因此称为“语”。清朝赵翼解释说：“语者，圣人之语言，论者，诸儒之讨论也。”其实，“论”又有纂的意思，所谓《论语》，是指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记载下来编纂成书。

现存《论语》20篇，492章，其中记录孔子与弟子及时人谈论之语约444章，记孔门弟子相互谈论之语48章。

作为儒家经典的《论语》，其内容博大精深，包罗万象，《论语》的思想主要有三个既各自独立又紧密相依的范畴：伦理道德范畴——仁、社会政治范畴——礼、认识方法论范畴——中庸。

仁，首先是人内心深处的一种真实的状态，折中真的极致必然是善的，这种真和善的全体状态就是“仁”。孔子确立的仁的范畴，进而将礼阐述为适应于仁、表达仁的一种合理的社会关系与待人接物的规范，进而明确“中庸”的系统方法论原则。

参考资料：

玄宗登上皇位后，针对当时社会政治中存在的问题，采取多方面措施，

以解决这些弊病。

安定皇位

为了安定皇位，稳定政局，玄宗采取了出刺诸王、严禁朝臣交结诸王和

抑制功臣等措施。

出刺诸王的动议最早是在睿宗朝由宰相姚崇、宋璟提出的，但未能实行。

这时，玄宗的兄弟仍掌管禁军，宋王成器为闲厩使、左卫大将军，申王成义

为右卫大将军，岐王、薛王也分典左、右羽林军。再加上宋王是睿宗的嫡长

子，邠王守礼是高宗的长孙。由于他们在皇室中的特殊身份，很容易被阴谋

家所利用。因此，在宰相姚崇等人的赞助下，于开元二年（714）六、七月间，

玄宗解除了诸王的兵权，分别将宋王出为岐州刺史，申王出为豳州刺史，邠

王出为虢州刺史，岐王出为华州刺史，薛王出为同州刺史。

玄宗还规定这些出为刺史的诸王，“令到官但领大纲，自余州务，皆委

上佐主之。是后诸王为都护、都督、刺史者并准此”。上佐是指州长史、司

马。诸王虽名为一方牧守，但并不能掌握一州的军政大权，从而失去了兴兵

作乱的条件。同时为了减少京官与诸王接触的机会，还规定“宗王以下每季

二人入朝，周而复始”。使诸王不能同时留居京城。

玄宗还抑制功臣权势。一些曾参与诛灭韦武集团与太平公主势力的朝

臣，这时也都加官晋爵，身居高位，有的居功自傲，难以驾驭，这也是造成

政局不稳的因素之一。因此，玄宗或罢免他们的宰相职务，或出任地方。如

刘幽求因“郁怏散职，有怨言”，被罢知政事，贬为陆州刺史；时有“内宰

相”之称的户部尚书王琚，因“谲诡纵横，可与履为，不可与共安”，被出

为泽州刺史；太子詹事钟绍京也“与幽求并以怨望得罪”，被贬为梁州刺史。

玄宗在即位之初所采取的解除诸王禁兵兵权，并出刺外州以及抑制功臣

权势的措施，对于频仍的宫廷政变来说，起了釜底抽薪的作用，它消除了动

乱隐患，使唐朝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历史时期。

整饬吏治

开元三年（715），玄宗明确宣布：“官不滥升，才不虚授，惟名与器，

不可以假人。”他决心选贤任能，量才授职，整饬吏治。

首先是严格铨选制度，裁汰冗员。唐中宗以来，铨选制度十分紊乱，王

妃、公主与权戚不仅卖官鬻爵，而且不经吏部大搞“斜封官”，请托之风日

盛，致使员外、试、检校等官名目繁多，冗官滥吏充斥官府。开元二年，玄

宗敕令罢免所有的员外、试、检校官，严格控制官吏的选举，规定今后没有

战功及别敕，吏部、兵部不得注官，结果“大革其滥，十去其九”。这样，

既克服了官吏冗多、人浮于事的现象，提高了官府办事效率，又减省了国家

开支。

在裁汰冗官的同时，又提拔重用了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为宰弼，协助治

理国事。

姚崇是玄宗即位后首先启用的政治家。在武周、睿宗朝已两次入相，办

事干练，素有“救时宰相”之称。开元元年十月，玄宗将姚崇由同州刺史召

回京师，拜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委以枢衡，凡军国大事都由他赞

助裁决。姚崇富有改革思想，“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鉴于当时弊端丛生，

他曾向玄宗建言十事，如不贪求边功，宦官不得参与朝政，外戚不任台省官，

拒绝贡献，杜绝营造佛寺道观，允许大臣犯颜直谏，法行自近亲等。姚崇的

“十事要说”，总结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为玄宗开元初年的施政提供了依

据。所以杜牧称赞他“首佐玄宗起中兴业”。

另一位宰相宋璟与姚崇并称为贤相，为人刚正不阿，遇事敢于犯颜直谏，

玄宗既尊敬他又惧怕他。还有张说，前后三秉大政，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

他善用人才，进用文儒名士。辅政期间，首倡开集贤院置学士，修太宗之政，

有助玄宗以成文治之功。又如张九龄出身寒微，以文学进身，继张说之后为

相。他常给玄宗敲警钟，还进《金镜录》5 卷，论述前代兴衰治乱之道，多

所裨益。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玄宗开元时期所任用的宰相评论说：“姚

崇尚通，宋璟尚法，张嘉贞尚吏，张说尚文，李元纮、杜暹尚俭，韩休、张

九龄尚直，各其所长也。”玄宗选用宰辅的特点是选贤任能，人尽其才。

玄宗以前，由于时人重京官而轻外任，地方官都是选用年高而才疏者充

任。为了革除这一弊端，玄宗开元二年特颁下制令，从京官中选用有才识者

到地方任都督、刺史，又从都督、刺史中选拔有政绩者任京官，“使出入有

常均，永为恒式”。他特别重视县令的选任。开元四年，新选任的县令被召

入大明宫宣政殿，由皇帝亲自出题考试，考查县令是否通晓经国治民之道，

结果有二十多人不入第，暂且让赴任就职，另有四十五人被淘汰，“放归学

问”。同时，还颁布了《整饬吏治诏》，每年十月委派各道按察使对刺史、

县令的政绩进行考察，分为最、中间、殿三等，依次定为优劣，作为改转升

降的依据。

玄宗所采用的精减冗官，进用贤能及整饬等措施，进一步改革了吏治。

发展经济

玄宗也较注意发展经济。玄宗即位不久，即率先禁绝奢靡之风，这对发

展生产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为了把人力更好地集中到农业生产中去，开元二

年下诏说：“天下毋得更采珠玉、织锦等物。”对于违令者处以杖罚。为了

禁止社会上的奢靡之风，他还把乘舆服御、金银器物销毁，并把珠玉、锦绣

焚于殿前；并规定后妃以下不得服用珠玉锦绣。

针对当时的社会实际，玄宗采取了一些具体改革措施：

一是检田括户，抑制兼并。自武周末年以来，贵族及地方豪强兼并有所

发展，他们在均田制以外，大量地侵占了农民的小块土地，称为“籍外占田”。

失掉土地的农民背井离乡，因而出现了大量的佃户、浮户、流民，逐渐沦为

依附于大地主的“私属”，总称为客户。这样既影响了国家租庸调的正常收

入，又给农业生产带来了不安定的因素。开元九年（721），玄宗任命监察御

史宇文融为复田劝农使，具体主持检查土地和搜括户口事宜。后颁下了《置

劝使安抚户口诏》，号召在农村组织“农社”，使“贫富相恤，耕耘以时”，

并规定，“雨泽之后，种获忙日，州县常务，一切停减”，以使“丁壮就田”、

“人无遗力”。

这次检括土地和户口，历时四年，共括得客户八十余万，年终征得客户

钱数百万，并括得众多的籍外田，分给贫民耕种。这一措施打击了豪强地主

的兼并活动，对于增加国家赋税的收入，安定农民与发展农业生产起有积极

作用。

二是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玄宗在《春中兴庆宫酺宴》的诗序中写道：

“所宝者粟，所贵者贤。故以宵旰为怀，黎元在念。尽力沟洫，不知宫室之

己卑。”表达了他对水利的重视和关心。他大力表彰兴修水利的官员。陕州

刺史姜师度素“有巧思，颇知沟洫之利”，修复通灵陂，引洛水、黄河水灌

溉，种稻田二千余顷，“收获万计”，特加金紫光禄大夫，又擢升为将作大

监。据《新唐书·地理志》统计，全国共兴建了五十六项农田水利工程，相

当于有唐一代水利工程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以上。这些水利工程的建设，有利

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三是组织垦荒，扩充屯田。唐初建置过一些屯田，规模较小。开元时有

了较大的发展。屯田分为军屯与民屯两种，由屯田郎中掌管屯田政令。军屯

多在边疆，“凡军州、边防镇守，转运不给，则设屯田，以益军储。⋯⋯诸

屯分田役力，各有程数”。民屯设在内地，生产者一般是失去土地的农民。

至开元末年，各道屯田共计一千零四十四屯左右，其中关内道就有二百五十

八屯之多。

屯田的收入也是很可观的。以开元二十五年为例，玄宗诏令各地屯田官

叙功，丰歉为上下，天下屯田收谷一百九十余万斛。按《新唐书·食货志》

记载，开元盛时国家每年收租粟为一千九百八十余万斛来计算，屯田的收入

约占总数十分之一。可见，玄宗实行的屯田制大大增加了国库的收入，同时

还招抚了大量的流散农民，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大兴文治

玄宗统治前期，社会安定，经济有了显著的发展。唐人郑棨说：“开元

初，上励精理道，铲革讹弊，不六七年，天下大治，河清海晏，物殷俗阜。”

这为大兴文治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玄宗本人崇尚儒学，爱好坟典。有人

说玄宗“锐意政理，好于观书”，“既勤书，海内之风，翕然率化”。因此

兴起了文治之风。

这一时期，整理古籍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开元三年，一次宴会上，玄宗

因内库书“所有残缺，未遑补辑，篇卷错乱，难于检阅”，提出让左散骑常

侍褚无量、马怀素等人进行整理。开元五年十二月，马怀素提出了具体建议，

时玄宗正行幸东都，他立即表示赞同，命国子博士贺知章、桑泉尉韦述等学

者二十人于东都乾正殿编校群书，刊正经史。并以马怀素为修图书使，总领

其事。

此后，又诏令公卿士庶之家所有异书，都暂借给官府缮写，并于著作院

里设置修书院，大明宫光顺门外、东都明福门外又创置集贤书院，由学士刊

正失误。并召集学者通撰古今书目，取名为《群书四录》，用了一年的时间

撰成上奏，凡书48169 卷。

开元十一年（723），玄宗设置丽正书院，召集文学之士徐坚、贺知章等

学者著书立说，或讲经论道，并以宰相张说总管院事。玄宗提倡著书立说，

诏令起居舍人陆坚于集贤院修撰《六典》，并亲自写了六条类目：理典、教

典、礼典、政典、刑典和事典。全书历时十几年撰成。《大唐六典》全书30

卷，把唐代的律令加以简括，分别系于官吏的职责之下，保存了唐代前期的

田亩、户籍、赋役、选举等典制。

由于玄宗的提倡与重视，经籍整理与著述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宋人欧

阳修高度评价说：“自汉以来，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为六艺、九种、七略；

至唐始分为四类，曰经、史、子、集。而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其著录者，

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者，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

呜呼，可谓盛矣！”

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

开元五年，玄宗听说一行和尚学问渊博，尤其精通天文历法，即征聘他

到京师。为了备顾问，特意将一行安置在皇宫光太殿内，并多次去看望他，

询问治国安民之道。

开元九年（721），玄宗诏令一行改造新历，以纠正旧历的失误。一行先

制造了黄道游仪，以确定黄道的进退。接着，一行用它测量二十八宿与天体

北极的度数。在实际测量中，发现了二十八宿的位置与古籍记载的不同，从

而证明了恒星的位置是不断移动的。这比英国天文学家哈雷在1718 年提出恒

星自行的学说早了将近一千年。

一行另一科学成就是首次测量子午线的长度。开元十二年（724），玄宗

命太史监南宫说等进行实测南北各地晷影和北极高度，测知影差与距离的比

例并不固定，证明了过去“王畿千里，影差一寸”学说的谬误。一行又使用

自己设计的“覆矩图”仪器，利用勾股图计算，得出了南北两地相距351 里

80 步（约合今12922 公里），北极高度相差一度的结论。一行等人实地测

量了子午线的长度，不仅在中国天文史上是一次创举，在世界上也属首次。

所测子午线长度虽不十分精确，但和近代测定的数字（1113 公里）相近，

方法也是科学的。

《大衍历》的撰成是唐代天文历法领域所取得的一项新成就。一行在研

制成黄道游仪的基础上，参考了历代历法，考其得失，于开元十五年（727）

写成了草稿。一行病逝后，由特进张说、历官陈玄景继续编次，翌年撰成上

奏，十七年开始颁行新历。《大衍历》提出了比较正确的“定气”概念，推

算出与农时相应的二十四节气。自汉初《太初历》至唐高宗《麟德历》共有

二十三家，虽然与天体的运行比较接近，但都不如《大衍历》精确，“其倚

数之法固无易也。后世虽有改作者，皆依仿而已”。

总之，玄宗即位后励精图治，使唐朝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兴盛局面，

国力达到了鼎盛阶段。“自开远门（长安城西边北门）西行，亘地万余里，

入河湟之赋税。左右藏库，财物山积，不可胜数。四方丰稔，百姓殷富，管

户一千余万，米一斗三四文，丁壮之人，不识兵器。路不拾遗，行者不囊粮。

其瑞叠应，重译至，人情欣欣然”。这是唐代文人所勾画的“开元盛世”

图景。

产品内容介绍

《史记》是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一部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该书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

《史记》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部分。其中本纪和列传是主体。它以历史上的帝王等政治中心人物为史书编撰的主线，各种体例分工明确，其中，“本纪”、“世家”、“列传”三部分，占全书的大部分篇幅，都是以写人物为中心来记载历史的，由此，司马迁创立了史书新体例“纪传体”。《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与《资治通鉴》并称为“史学双璧”。因此司马迁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史圣”。与司马光并称“史界两司马”，与司马相如合称“文章西汉两司马”。

作者简介及成书故事

司马迁（前145年-不可考），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西汉史学家、散文家。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后任中书令。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

司马迁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漫游各地，了解风俗，采集传闻。初任郎中，奉使西南。元封三年（前108）任太史令，继承父业，著述历史。他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是“二十五史”之首。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称“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据现知材料考证，最早称司马迁这部史著为《史记》的，是东汉桓帝时写的《东海庙碑》，此前“史记”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东周时期王道废弛，秦朝毁弃古代文化典籍耿秉简介，以致明堂、石室的珍贵图书典籍散失错乱。汉朝建立后，萧何修订法律，韩信申明军法，张苍制立章程，叔孙通确定礼仪，品学兼优的文学之士逐渐进用，《诗》《书》等被毁弃的古书亦不断在各地被爱好文学的人士搜寻并献出。

《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的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如不列没有实据的三皇，以五帝作为本纪开篇耿秉简介，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司马氏世代为太史，整理和论述历史。《隋书经籍志》载：“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迁之父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司马谈曾任太史令，将修史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可惜壮志未酬。元封元年，汉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撰写《史记》。

司马迁子承父志，继任太史令。他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漫游各地，了解风俗，采集传闻。初任郎中，奉使西南。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史书创作。但是，事出意外，天汉三年（前98年），李陵战败投降匈奴，司马迁因向汉武帝辩护事情原委而被捕入狱，并处以宫刑，在形体和精神上给了他巨大的创伤。出狱后任中书令，他忍辱含垢，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前后经历了14年，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底本介绍

《史记》版本大致分出4系：

第一系：宋刻十行本；

第二系：约有4种，分别为南宋绍兴年间杭州十四行刊本；南宋孝宗年间建阳刊本；南宋绍兴十年朱中奉刊十二行本；南宋绍兴年间淮南东路转运使司刻九行本；

第三系：为集解索隐二家注本，现存2种，一种是南宋淳熙二年张杅刻本，一种则是南宋淳熙八年耿秉重刻张杅本；

第四系：现存最早的是南宋乾道七年蔡梦弼刻二家注本，此后又分为2支：第一支为：南宋庆元二年建阳黄善夫刊三家注本、元彭寅翁刻本、明廖铠刻本、明柯维熊刻本、明王延喆刻本、明秦藩刻本、清同治年间崇文书局覆刻王延喆刻本、清同治年间金陵书局刻张文虎校本。第二支较为复杂，这一支的起头是蒙古中统二年刻本，由中统本出的有明游明刻本、明建阳慎独斋刻本、明建宁官刊本以及元大德年间刻本。而从大德本又分出明南京国子监刻本和北京国子监刻本。而清乾隆四年武英殿刻本则从北监本出。

此外还有一系即明末汲古阁十七史本，此本为单集解本，据说源自宋刻，但具体底本不详，据此本重刻的则有清同治年间五局合刻二十四史本（金陵书局刻）。

（来源于品籍网文创产品，全书共二十六册）

前言:一位专家说自己曾在课堂上被学生抢白：“与其花时间读没用的唐诗宋词，不如背英语上计算机，‘更适应社会的需要’”他感叹：“博大隽永的古典文化的确难被功利地实用，但正如老子所言‘无用即大用’其对青年一代文化的积累、性情的熏陶、人格的培养，乃至整个民族精神都异常重要。中国，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泱泱大国。之所以对世界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其根源也在于其文化的博大精深以及其超凡的感染力。作为新时代的发展中的大国，随着日益增强的国家影响力和日益提高的国际地位，向世界传播中国的文化，让世界清晰地认识一个真实的、发展的中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而对于中国来说开发利用传统文化发展自身以及对传统的文化加以保护就显得格外重要。提到传统文化，大多数人很自然想到中国的古典文学或是传统道德观念之类的，涉及传统的基本方面。那么首先应对传统文化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文化本身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因此，文化既具有地域特征和民族特征，又具有时代特征。在历史性意义上，中国文化既包括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也包括中国文化传统发生剧烈演变的近代文化与现代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历史对于我们提出了更大的要求。现状在这样一个发展的时代传统文化的保护显得非常困难，中国的发展必须融入国际社会，融入国际社会便会受到国际文化的影响和制约，以至于本国的传统文化受到了冲击和冷落。大部分年轻人对于中国的古典文化了解不多，有的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形成和组成方面不甚了解。从对社区青少年寒假期间活动的调查，以及网络问卷题为“传统文化的开发利用和保护”的调查结果中可以看出，很多青少年寒假期间的主要活动内容，是以完成课外练习以及学校布置的寒假作业为主的。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上课外补习甚至都比阅读古籍和了解传统文化来的契合实际。目前的大部分年轻人对于中国古典文化中如京剧等经典文化的认识主要持不感兴趣的态度。对于中国文化的认识也是以了解较少居多。同时，大部分人表示平时也并没有阅读古籍的习惯，由于生活节奏的加快，甚至偶尔的翻阅也成了奢望。然而值得欣慰的是绝大部分的受调查者认为很有必要学习传统文化。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措施：只有在坚持传统文化与现行的社会制度和人文氛围相适应的前提下，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复兴才可能实现。要想保护并复兴传统文化，我们必须开发传统文化，实现传统文化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保护、开发、复兴传统文化必须坚持采用市场经济模式。同时在开发时要不断发展传统文化，丰富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使之符合我国通行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和道德标准。要在全社会形成开发与保护并重的观念。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复兴是一个长期而且艰苦的过程，需要全社会的广泛参与和投入。1要在全社会推广中国传统文化，可以从青年人甚至更小年龄群体做起。将传统文化深入校园，让学生对传统文化产生兴趣以及了解传统文化的基本知识，以达到对文化的推广和传承。在2008年初，教育部公厅下发了《开展京剧进中小学课堂试点工作通知》，决定将京剧纳入九年义务教育阶段音乐课程中，并在已修订的《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中增加了有关京剧教学的内容，确定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智斗》、《儿行千里母担忧》等15首京剧经典唱段作为中小学音乐课的教学内容。根据各个年级学生的具体情况，新的《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将15首京剧唱段安排在一至九各个年级。我认为这一举措就在为传统文化的保护中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使得文化的传递成为现实而非空话。年轻一代是未来是国家的希望。从年轻人开始推广文化培养传统文化保护的意识，是传统文化开发利用的重要的并且是极其有效的方式。年轻人接受事物的能力较强学习伴随较大的好奇心，在学校中培养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的兴趣可以产生很好的效果。2采取有效措施，对民间艺人加以保护，以实现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民间艺人一直是传承民间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建立文化传承认定和培训机制。通过艺人命名，帮助扶持、保护等形式，做好对传承人的激励机制。解除传统单一保守的传承方式，定期或不定期举培训班，加强培养民间艺术后备队伍，使民族文化传承现实可行，以达到对传统文化中“绝学”、“绝技”等的有效保护。3建立有效机制保护民族传统文化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不仅仅是在高科技方面，我们有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有方方面面的知识产权涵盖在其中，不要再等到别人抢注的时候我们才去着急。有专家呼吁，如果中国不加入到国际文化产业竞争领域中去，就可能失去文化产业领域的国际话语权。中国的饮食文化很丰富，如果我们不及时注册“中国料理”。说不定哪天就变成了日本的中国料理，我国著名工艺品中的景泰蓝，就是一个文化产业保护上的教训，有数据显示，如今日本的景泰蓝出口占了国际市场的80%以上。因此，提高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意识紧急而重要。申报各项世界文化遗产也是对传统文化开发利用和保护的重要方面。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复兴是一个长期而且艰苦的过程，需要全社会的广泛参与和投入。一、中国***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共要领导并长期推动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复兴。党要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特别是要不断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党要坚持并完善科学执政方式，健全民主集中制，推动党在推进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复兴上的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党要积极制定并颁行有利于推动传统文化保护与复兴的意见和决定。二、政府要积极引导传统文化与市场经济制度相适应，加大财政投入，培养能够传承传统文化的人和民间团体。要制定传统文化的保护、开发与复兴战略，扎实稳步推进战略决策的落实。要加强立法，提到立法的质量，运用法律手段推动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复兴。要加强宣传、教育，提高行政效率，彻底扫除制约传统文化保护与复兴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等瓶颈。要坚决打击假借传统文化之名宣传封建、资本主义落后意识的人和组织，及时向人民群众阐明复兴传统文化的原因和意义。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向海外人民推广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三、全社会要形成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荣的观念，坚持了解传统文化，自觉抵制西方落后思想和意识的侵蚀。要积极宣传传统文化，提升传统文化的知名度和认可率。要自觉学习并推广、传播传统文化，坚持用传统文化约束自己的行为，切实做到“立德立功立言”。在市场经济中，积极在与传统文化相关的产品上消费，提升传统文化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要延长传统文化的产业链条，对传统文化要深加工、细加工，扩大其市场份额。要不断丰富传统文化的内涵，坚持发展创新，坚持与时俱进。结束语：对于如今的中国，处于发展的高速期，需要应对国际社会的各种挑战。中国也用自己的方式不断融入世界，为世界和人类的发展做着自己的贡献。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世界不断产生着影响，而中国自身的传统文化也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实施而受到外来文化的入侵和外国思想的冲击。可以说现在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开发利用和保护比任何时候都更值得重视。作为中国人应对自己国家的历史和文化有清晰地认识、了解，不断提高对文化的保护意识。一个国家之所以强大，在于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力。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开发利用和保护的课题显得紧迫而不容忽视首先，从政府层面来说，应将“政绩诉求”上升为政治诉求，从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的高度来看待非物质遗产保护工作，认识到非物质遗产保护与我国的国家文化安全和民族认同息息相关。各级地方政府都应该在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和国务院《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这两个文件的基本框架内，架构自己的具体的非物质遗产保护思路。而不是从本地区、本单位乃至个人的短期行为和政绩需求出发，来考虑非物质遗产保护保护问题。为此，各级立法机关必须加强和加快非物质遗产保护的立法工作，明确职责和分工，确定具体的保护体制和法规，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列入政绩考核中。更为很重要的是，各级政府应该认识到文化问题的特殊性。目前有不少省份提出打造“文化大省”的口号。动机也许不错，但方法却大可商榷。因为文化从来就不是打造出来的，而是一个自然生长的活态过程。文化是一棵树，不是一架机器，需要的是细心的照料和精心的呵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独一无二的、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一旦消亡或流失，就永远无法恢复或再生。应当认识到，民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很丰富，但也很脆弱，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大多处在濒危状态中，政府目前要做的工作是借助这次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东风，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到对非物质遗产保护的修复上来，精心呵护民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鼓励民间自发地培育和发展出多层次、多样化的文化生态环境。对于同一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多重申报主体，政府应耐心听取专家论证，理清不同申报主体之间的利益诉求，协调好相互之间的关系。其次，从学者这个层面来说，应将理性的学术化的诉求转化为具体的感性的调查研究，切实做好对民间非物质遗产保护项目的普查工作。非物质遗产保护工作者一方面要抛弃一切学理上的先入之见，放下架子，深入民间，尊重民间的习俗和做法，尊重民间的首创精神，不能采取拔苗助长或移花接木的方法，用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方法强行将民间的思路和做法纳入自己的学术框架。另一方面，又要因势利导，将民间的素朴的文化诉求逐渐上升到文化自觉的高度，让民众充分认识到本土的民间智慧和地方性知识，在全球化时代所具有的价值和文化意义。总之，无论是政府还是学界都应清楚认识到，非物质遗产保护的真正主体和主人是民间，是大众，政府和学者都是为大众服务的。政府应做和能做的工作是给民间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境和一定政策和财政上的扶持，而不是以是否有利可图为标准，强行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占为己有，作为自己政绩工程的一部分。学者应做和能做的工作是深入民间进行客观的调查，而不是带着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成见或偏见，改造甚至扭曲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己所用。从根本上来说，政府和学者的目标是一致的，即从加强民族凝聚力和重构民族精神的大局出发，调动民间参与文化自我建设、自我修复的积极性，建立起一个丰富多样的、和谐发展的、良性互动的文化生态环境，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的文化复兴，为保护全人类的文化多样性做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