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学界普遍存在一种过于贬低传世文献价值的现象，即当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存在差异时，过于相信出土文献，欲以出土文献取代传世文献。

到底应当如何看待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作用？带着这个问题，记者专访了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阎春新副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如何看待出土文献的真伪？

阎春新：对出土文献来说，它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具体到某一种的出土资料，需作个案分析，不可一概而论。出土文献中，有的是第一手资料，如甲骨文、金文及其它铭文，其可信程度无可怀疑。但也有一些是经过辗转传抄的，对于这类材料，就需要作具体分析。

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一部类似于今本《战国策》，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该书共27篇，其中11篇内容和文字与今本《战国策》和《史记》大体相同。唐兰、杨宽、马雍等相关学者根据帛书的相关资料，对《史记》、《国策》的可信性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史记》中的《苏秦传》错误百出，真伪参半。其它学者也有许多人持类似的观点。众多学者在这一问题上众口一词，除了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以外，如《史记》的各种版本及其流变等，对出土文献长沙帛书过于相信，可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对出土文献的过分相信，导致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对传世文献的过于怀疑。这种疑古精神可以上溯到先秦时期。当时子贡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这是说商纣王不会像古史中所描绘的那样残暴，是后人把天下的恶行都归之于其一身的缘故；孟子的尽信《书》不如无《书》，以人之理性阐发传世文献的史迹记载，固然非常具有诠释意蕴，但过于相信主体的主观思维，会严重贬低、破坏原始文献的史料价值，而加以无端指斥。

晋代《竹书纪年》的出土，更引起了当时人们对传世文献尤其是儒家经典文献的怀疑和重新认识，重启疑古之风。至近代，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对历史文献持一味的怀疑态度，认为对于东周以后的史料“宁可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这种全盘否定传世文献价值的态度，也是不可取的。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什么样的价值？

阎春新：出土文献对促进传世文献研究的深入，具有重要意义。新的发现、新的材料，往往会促进后者相关领域研究的拓展，同时深化人们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并在某种程度上，矫正人们在思想方法上的一些偏差。而传世文献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得以流传，往往是经过整理和选择的，必有其长处。然而，文献流传，历时愈久愈易失其真。以今日之所见古代文献而言，字词讹误，文句颠倒，段落、篇章脱漏增益，记事殊异，乃至于随意增窜改作，已逐渐失去了它的初始价值。而出土文献因长期埋藏，故得以保持较为原始的面貌。它们的大量面世，激烈的冲击着传世文献。

不过，总起来讲，我们认为，以出土文献校勘、补正传世文献而非横加置疑甚或取代后者的相关记载，应受到当前学界的认可赞同和广泛使用。概括来说，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三个方面的作用：校读传世文献之文本；补充传世文献之不足；印证、支撑传世文献或纠正传世文献之谬误 。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校对作用体现在哪里？

阎春新：传世文献在流传过程中，经过整理选择和辗转抄写，其中的字词、文句早已与原文献大相径庭，也出现不少的错误。出土文献与之相对照，可以用来校传世文献中的一些错误。

以马王堆《老子》（乙本）为例，其中的一些篇目，跟《管子》里的不少文句可以相互对照；上博简第四支简《景公疟》所载晏子之言，可以在《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子春秋·外篇》等传世古书中找到相对应的语句。

还可以用来阐明传世文献中某些词语的意义，或者纠正某些词语书写上的错误。如：《汉书》古本所收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云：“李陵既生降，隤其家声，而仆又茸以蚕室，重为天下观笑。 ”而《文选》卷四一《报任少卿书》“茸”字作“佴”。 可见，《汉书》古本作“佴”。 “佴”字和“耻”字都从“耳”声，马王堆帛书和银雀山竹书都有以“佴”为“耻”的例子，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报任安书》的“佴”字也应该读为“耻”，“茸以蚕室”就是“受宫刑之耻”。

1973年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和定县博物馆在河北定县40号汉墓发掘所得汉墓竹简《论语》，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论语》抄本。经整理，可知有《论语》简620枚，残简居多。通过比较，不仅简本各篇的分章与今本多有不同，而且在文字上同今本的差异也有七百多处，这就为今本《论语》的全部释文，提供了可注释和校勘的新证据。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成为研究《论语》的新材料，启发了新的研究方法，有助于我们厘清《论语》研究中诸多聚讼纷纭的问题。通过根据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中谬误的校勘，使文献的记载更加贴近历史事件，使历史面貌得以更好的恢复。通过研究这些恢复后的文献，可以极大地促进研究者的工作，使研究工作取得突破性的成果。

出土文献对推动传世文献的字形、字义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传世文献在传抄、印刷中流传，已逐渐失去了字形构造上的初始价值，这在与出土文献的对读中能得到有益弥补，而且不时还能带来认识上的新收获。在传世文献中一些字、词的走样，会使关键性语句的意义产生变化，进而导致对一种思想的理解发生变化，更有甚者还会致使相关史实的重新考量。所以出土文献在字形、字义研究上能非常有力地推动传世文献的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的面世，自然对传世文献是一种补充，请您谈谈这个问题。

阎春新：虽然传世文献浩如烟海，但仍有许多出土文献是传世文献中原本没有的，又或者一些文献的书名在传世文献中有所记载，但文献的内容却没有流传下来，使得传世文献的记载不可能是历史的全部，它对历史事件或对历史时期的记载是有所遗漏和缺略的。随着出土文献的出土，这类文献才第一次展示在读者面前，使许多佚失多年的文献得以重新问世。将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相对照，可以补足这些遗漏和缺略，有利于研究者贴近历史真相，更有利于后人真实地了解历史。

1899年以来出土的甲骨文，属于商代中晚期文字，是当时史官保留的重要文献。虽然每片甲骨文比较简单，但涉及的范围却相当广泛，包括国家争战、狩猎、畜牧、农业生产、祭祀等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丰富的甲骨文的出土，使我们当代的研究者见到了孔子、司马迁等古代史学家所没有见到过的可靠材料，扩大了史料范围，为研究者提供了研究商代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结构、内外战争、帝王世系以及风土民俗等等历史的大量的珍贵资料，使我们对商代以及上古时代的历史研究取得了众多突破性的进展，这是单纯依靠传世文献所无法取得的。

1972年4月银雀山汉墓简出土，其中有《孙子》、《六韬》、《尉缭子》、《墨子》等传世文献，同时还有《孙膑兵法》一书。孙子》和《孙膑兵法》的同时出土就证明了孙武和孙膑确为二人，《史记》的记载是正确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确也是并存的两本书。《孙膑兵法》的重新面世，结束了学术界的长期争论，而且还为研究先秦思想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出土文献为我们提供了以往时代没有的、全新的研究对象，扩大了史料的范围，弥补传世文献史料之不足，使研究者可以更准确地把握历史事件、历史思想的发展脉络 。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印证和纠正功能，体现在哪些方面 ？

阎春新：从整体考察，不言而喻，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着双重的印证与纠谬功能。就前者而言，出土文献印证甚或支撑着某些传世文献的真实性，至少部分史料的可行性。一方面，某些早期简、帛书籍的样子，传世文献有简略的记载，而出土文献则使今人看到了简、帛书籍的实物，印证了其相关的说法。又如，最近清华简的部分材料，印证了儒家文献如《尚书》的记载；另一方面，新出土的文献，又为一些被辨伪学派打入学术冷宫的所谓“伪书”，平反、正位。疑古学风在宋代兴起后，不少传世的先秦子书被怀疑为后人的伪书，如今本《晏子春秋》、《六韬》、《尉缭子》都有人怀疑不是先秦之书，而是汉以后的伪作。七十年代汉墓出土的古书抄本，更为好几种这样的传世文献恢复了名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出土文献可以为一些因刻意辨伪而生造的“伪书”正名，这对于理解古籍的真伪有很大的帮助 。

就后者而言，传世文献大多是经过长期辗转抄写与时代流变而累成或增削加工的。抄写本身就容易造成众多的讹误，文句颠倒，篇章脱漏，而且抄写者往往会加入一些自己的观点，有时也会根据它所处时代的价值标准来对传世文献进行增窜改作，这样就改变了文献本来的面貌；而出土文献则更接近于真实的历史，它所依据的材料往往会更加充分、更加可靠。最为关键的就在于，出土文献在埋入地下以后，基本再也没有被人改动过，保持着文献书写时较为原始的状态，可以说是同种文献中较原始的版本，这显然能纠正传世文献因主客观原因所造成的记载的部分失实与讹误，文献的本来面貌也就可以尽可能多地得以恢复 。

因此，出土文献对于传世文献有着极为重要的补充、辅助作用。通过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相互关照，综合运用古文字学、社会学与哲学等跨学科的多维度研究视角与方法，以文献学与史料为依据的历史学，必然会取得突破性的成果 。

从汉代史学家司马迁所著《史记》中的《扁鹊仓公列传》来看， 扁鹊是出现在我国正史上的第一位医家，有“神医”之名。 但细究史料就会发现，关于“扁鹊”的记载真假难辨。

扁鹊治疗赵简子不幸病症、巧医虢太子“尸厥症”、望齐桓侯之疾、在咸阳遭秦太医李醯妒忌杀害等事迹的时间横跨三百多年，而且他的行医足迹遍及如今的山东、河北、河南、陕西等地。

这些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关于扁鹊到底是不是真人，历来争议颇多。

为了力求客观严谨，2017年修订的中学 历史 课本去掉了关于扁鹊的介绍，考古却有了新的发现。2013年四川成都的老官山汉墓出土了9部医书竹简，专家们研究数年后发现， 其中就有失传2000多年的扁鹊医派的典籍。 广大网友看到新闻后不禁惊呼： 神医真的存在！

被 历史 教科书“除名”的“扁鹊”其实是指 春秋战国时期的名医秦越人（秦少齐）， 他与华佗、张仲景、孙思邈和李时珍一起并称我国古代五大医学家，后世尊为“医祖”。

相传他创立了“望、闻、间、切”四诊法，奠定了我国中医理论的基础。

综合分析《史记》《战国策》《说苑》等众说纷纭的古籍记载来看， “扁鹊”这个称号更像是以秦越人为代表的一些医术高明的医家及其弟子的总称。

他们的行医足迹遍布各地，“随俗为变”，作为医、药、技全科精专的“神医扁鹊”而名扬天下。

相传秦越人亡故以后，由于他亲撰的遗作散佚，弟子为了纪念老师，把所做的《难经》冠以了“扁鹊”之名。 “扁鹊到底是谁” 之谜由此愈发扑朔迷离，争论不休之下，这个 历史 人物就从中学生的课本里消失了。

从传世典籍来看， 扁鹊及其传人堪称中医史上的第一医学学派，在战国、秦汉时期产生过不小的 社会 影响。 早期的扁鹊医派坚持巫、医分离，以重视脉诊、针石疗法为核心特色，在传承中逐渐成为历代医家的“公器”，如涓流汇聚入海一般，形成了中医疗法的特色。

《黄帝内经》是中医现存最早的医典，其底本就是“黄帝、扁鹊脉书”，原是扁鹊医派弟子秘传的典籍。 传自汉代淳于意时，他因为触犯了刑律被押送到长安受肉刑，小女儿淳于缇萦勇敢上书救父，感动了汉文帝，不仅赦免了淳于意，还废除了肉刑。

接着汉文帝宣召了淳于意，他被问及师承时，奉上了本门的医书。到了汉成帝时，“黄帝、扁鹊脉书”经官方修订为《黄帝内经》《外经》、《扁鹊内经》《外经》（相当于如今的上册、下册），事实上都是扁鹊医派的著作。 今本《黄帝内经》由此阐发补充而来。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是司马迁为扁鹊与淳于意一并所立的传记，其中记载最详细的扁鹊治好虢太子“尸厥症”，让他“起死回生”的医案、明确提出“信医不信巫”的医学理念等， 都可以在《黄帝内经》中得到印证。 从扁鹊传承至淳于意的这一医派，即使放眼世界史，也可以与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斯、古罗马医学家盖伦相提并论。

在2013年成都天回镇老官山汉墓的951支的医简出土之前，中医史上至关重要的考古发现就是 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医帛 ，让世人一窥《黄帝内经》之前的古代医学概貌。

经过四年的钻研，专家们从老官山汉墓的医简文物中，整理出了9部未见诸史册的医书，并推断其中有5部虽然不是战国时失传的扁鹊亲撰之作，但基本可以肯定 是隶属于扁鹊医派的典籍，是《黄帝内经》的本源。

从实物来看，这批医简上的字体有篆书、有隶书，明显是古代医家一代一代经年传承下来的。而从医简的主体部分抄录时间来判断，汉墓主人应该是淳于意的弟子。

所随葬的这批医简的所属标志就是多次出现的 “敝昔曰” ， “敝昔”正是“扁鹊”的通假字，证明了医简是扁鹊医派的珍贵资料，堪称“扁鹊医简”。

这五部扁鹊医派的医书现在已经识别出了约两万字， 在中医现存的古籍中，内容、体系的丰富、完整性堪称翘楚。

相比马王堆医书所载一两味药的药方更有中医方剂的，无论在理论还是临床使用上都极具现实价值。而其中望诊、脉诊、经络循行、针灸针法、方剂配伍及疾病的论述， 都是现存《黄帝内经》可回溯的本源记载。

其实，在中医史上，战国、秦汉是扁鹊医派的鼎盛期，囊括了丰富临床经验的珍贵医药典籍基本上都是代代秘传的手抄本，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其发展壮大。

因此 随着系统理论性更强的《黄帝内经》经官方书府广为流传，到宋代版印书籍蔚然成风时，世人就已经普遍知黄帝医派而不知扁鹊医派了 ，对于“扁鹊”此人更加莫衷一是。

历史 的发展有自身的逻辑，中医自然也不例外。作为早期的古老医派，扁鹊一系的发展方式主要是医家口授和带徒， 渐渐滋生了防治病救人的秘技外泄的严苛保守风气，非常容易失传。

东汉名医华佗遇害前才将毕生心血所著的“可以活人”医书交付狱卒，对方不敢收，他竟将医书焚毁……由于绝大多数著作都不幸失传了，扁鹊医派的衰微也就无可避免了。

老官山汉墓出土的扁鹊医简研究成果确实冲击了公认的以《黄帝内经》（《素问》《灵枢》）成书为标志的中医理论体系，以及由《伤寒论》成书为标志的中医临床辨证体系。

早在战国时期，扁鹊秦越人（秦少齐）及其弟子就已经系统性地开创了中医的理论及实践体系。

《黄帝内经》由“黄帝、扁鹊脉书”衍生而来，而《伤寒论》由“医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整理集结而成，从文献记载来看， 张仲景应该也是扁鹊医学的传人。

从以上推论也可以看出， “扁鹊医派”的存在毋庸置疑，但“神医扁鹊”作为一个凝聚了一派医家事迹的神通广大符号，更胜于一个真实存在的 历史 人物。

中学 历史 教科书出于审慎务实的史观，去掉一个半仙式的名医传奇，其实是无可厚非的。

黄帝作为炎黄子孙的人文初祖，一直是“垂拱而天下治”的仁德形象，但是来自马王堆帛书中的内容，却不禁令人毛骨悚然。人们往往不能容忍远古圣贤会有暴力血腥的记载，所以这段文字在汉代以后便流失散佚。那么我们再回首，从字里行间又能从中看到什么？

（一）蚩尤之死

关于蚩尤的记载，在《山海经》中一共有四处，第一处记载的正是大家比较熟知的“黄帝战蚩尤”的经典桥段，另外有二条是关于“蚩尤之死”的记载，即我们前文提到过的事件：应龙杀蚩尤与夸父。最后一条则是“蚩尤之死”的延伸，即蚩尤所弃桎梏化为枫林，阳Sir之前也已经解析过。

是不是感觉怎么《山海经》中记录蚩尤的相关事迹会这么少？阳Sir越发觉得在解析上古神话的时候，一般来说文字记载越少，也越接近于古老，其记录的信息也更加原始。所以判断神话故事的远近，可能存在这样一个标准：细节越多越近代，细节越少，越古老。为什么，因为在远古时代，识字这种本领是被巫师和统治阶段垄断的，在那个生产力的发展阶段下，谁还不是吃了上顿愁下顿，再加上记录工具的局限性，所以谁有空有精力把所有细节都记录下来呢！所以，在阳Sir这里，如果探讨《山海经》相关问题，一定会先从《山海经》记载本身入手，然后去看后世文献增添了什么，修改了什么，如此以来你才能明白神话最初的真相为何。

这次我们先不谈蚩尤形象、族属等问题，就只看看关于“蚩尤之死”的事。

在《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皇览》说，黄帝杀蚩尤，“身首异处，故别葬之”，为什么要把蚩尤的尸体，分开埋葬呢？这就涉及到一个古代流行的葬仪——“割体习俗”。说到底，这是一种模拟性的巫术，将敌人的尸体分割埋葬，自然是为了不让敌体复活，继续为害作乱！

（二）割体习俗

而马王堆帛书中的《黄帝四经》记载，可以算是这种“割体”葬仪最为生动且详细的记载了，让我们来仔细分析一下：

“黄帝身遇蚩尤，因而擒之。剥其革以为干侯，使人射之，多中者赏；翦其发而建之天，名曰蚩尤之旌（jīng）；充其胃以为鞠（jū），使人执之，多中者赏；腐其骨肉，投之苦醢（hǎi），使天下人唼（shà）之。上帝以禁。帝曰：毋犯吾禁，毋流吾醢，毋乱吾民，毋绝吾道。犯禁，流醢，乱民，绝道，反义逆时，非而行之，过极失当，擅制更爽，心欲是行，其上帝未先而擅兴兵，视蚩尤共工，屈其脊，使甘其窬（yú），不死不生，悫（què）为地桯（yíng）。帝曰：谨守吾正名，毋失吾恒刑，以示后人。

简单翻过来就是这样，其中有很多重要信息值得注意：

黄帝和蚩尤在战场上交锋，黄帝把蚩尤抓住了。黄帝叫人剥下蚩尤的皮做成一个靶子，叫大家射，射中多的人有奖赏；黄帝剪下蚩尤的头发挂在天上，把它叫做“蚩尤旗”；黄帝又把蚩尤的胃填满干草做成一个球让大家踢，能用脚颠球最久的人得奖赏。（按：这说的就是所谓“蹴〈cù〉鞠”。往最通俗里解释，就是古代的“足球赛”。）黄帝还把蚩尤的骨肉制成肉酱，混合到苦菜酱里，命令所有的人都来分吃。

黄帝在天下颁布禁令，黄帝说：禁止触犯我的律令，禁止不吃我分给你们的人肉苦菜酱，禁止扰乱我的民心，禁止不按我的路子去办。如果触犯禁令，如果偷偷倒掉人肉苦菜酱，如果扰乱民心，如果不听我的话，如果不守规矩时限，如果知道错还犯，如果越过界限，如果私自改动制度图自己快活，如果你想怎样就怎样，如果我还没颁布命令而你们擅自用兵，你们且看蚩尤的下场：

他俯首做奴隶，他得吃自己的粪，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在地底下给我做垫脚石！黄帝说：你们都要谨慎遵从我，不许触犯我定的刑律，以示后人！

首先，将“蚩尤之皮”做成靶子让人射，这与射那种写着生辰八字的草人性质是一样的，其实是将敌人身体的部分做成模型，以箭射之，则是为了让其“永远处于创伤状态”，这样就不容易复活。而将“蚩尤之胃”做成足球让人踢，显然和上面做成靶子目的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将平面物换成了球状物而已，本质也属于“模拟巫术”。

其次，将其头发做成“蚩尤之旗”，或许不仅仅是头发，被挂在旗杆上的可能正是蚩尤之首级！正如前文所提的另一处记载：黄帝杀蚩尤“身首异处，故别葬也”，所以这里的蚩尤被砍头，极有可能指的正是上古的“猎头习俗”，因为猎来的头颅，不仅能够压胜和震慑敌族，为本族带来幸运和丰饶，而且可以作为新的“神之祭品”。

（三）饕餮纹

而蚩尤之头颅，所谓凶猛英勇的“敌枭”也引申出诸多意味，比如《史记》正义引《龙鱼河图》中云，也就是说蚩尤之首明显带着一种震慑众人的威力，可使诸侯宾服。

“蚩尤设后，天下复扰乱，黄帝遂画蚩尤形象以威天下，天下咸谓蚩尤不死，八方万邦皆为弭服”

除此之外，青铜鼎上的饕餮纹，这种狞厉之美的兽面纹饰也与蚩尤之首联系了起来，在《路史·后记·蚩尤传》中有记载，其目的还是为了威慑与恫吓：

“三代彝器多著蚩尤之像，为贪虐者戒。其状率为兽形，傅以肉翅”

最后，将“蚩尤骨肉”做成肉酱则是一种典型的“压胜巫术”，实际上历史中最为出名的例子就是，殷纣王将周文王的长子伯邑考剁成肉酱之后，强迫周文王吃下去，目的就是让死者的灵魂无法再复活，而且令敌对者因吃了同胞之骨肉而厄运缠身。

压胜正是割体葬仪中最为重要的目的所在，所以黄帝会命令所有人都必须吃蚩尤肉酱，还对敢偷偷倒掉肉酱而不吃的人严加惩罚，原因就在于此。所以马王堆中的皇帝形象，看起来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仁德与宽容，毕竟蚩尤只是一个战败者！

马王堆汉墓的出土文物，为研究汉初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当时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千年女尸的科学诠释　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出土是20世纪中国重大的考古发现，尤其是1号墓内的千年女尸更受到国内外科技界的广泛关注，被认为“创造了世界尸体保存记录中的奇迹”。

这具女尸年约50岁，身高154米，体重343公斤，开棺后发现女尸被浸泡在棺内约20厘米深的无色液体中(出土后不久渐变成棕**)。尸体保护如此新鲜与完整，难道是2000多年前就有了化学防腐药水？经科学分析，棺内的水是通过土壤、白膏泥和木炭层而渗入墓室，经长期聚集而成的，其中虽带有少量的硫化汞的防腐物质，具有微弱的抑菌作用，但此绝非是保全尸体的根本原因。古尸被完好地保存乃是厚实的棺椁被严密封固，深埋地下的结果。

1号墓女尸经医学家临床检验：结缔组织、肌肉组织和软骨等细微结构保存完好，全身有柔软的弹性，皮肤细密而滑腻，部分关节可以转动，甚至手足上的纹路也清晰可见。但病理解剖检查却发现，死者生前患有冠心病、多发性胆石症、全身性动脉粥样硬化症，右上肺有结核病灶，右前臂曾经骨折，在直肠和肝脏内有鞭虫卵、蛲虫卵和血吸虫卵，一只胆囊先天畸形。女尸的多种病变为研究古病理学、古代疾病史和中国医学发展史，提供了宝贵的科学资料。经医学鉴定，死者血型为A型，生前曾生育过，由此印证史书中记载的她有两个儿子的事实。那么她是怎样亡故的呢？经分析，该女尸皮下脂肪丰满，皮肤没有褥疮，无高度衰老迹象，故应为突发急病而死。从病症推断与解剖发现，其食道、胃及肠内有甜瓜子138颗半，死亡时间应在暑天，可能是吃了生冷甜瓜后引发胆绞痛，由此诱发冠状动脉痉挛，导致严重心律紊乱而猝然死亡。

1号墓主辛追，先是亡了权威显赫的丈夫利苍，后又死了带兵守戍任将军的儿子，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里，一个妇道人家亡故后为何获得如此殊荣的隆重厚葬？据史记载：公元前202年，刘邦建立西汉，其疆域辽阔，为稳固天下分封了七个异姓王。后来这些诸侯随着势力的发展而固隅一方，严重危及了中央集权统治，于是刘邦以种种借口除掉了这些异姓王，以自己的亲戚代之。然而，对长沙国的异姓王吴芮却迟迟未下手，原因是长沙国南边有一个军事实力较强的南越国（今广州）。为保住这个战略要地，刘邦既要笼络长沙国，又要防止长沙国叛乱，便施谋略派利苍到长沙国监督吴芮，利苍被封相且封侯，因利苍的封地在？县（今河南信阳地区），故称轪侯。利苍死后他的儿子利豨继任爵位（3号墓墓主即利？的兄弟），据此推断，辛追之墓应是孝子利扶所修。史载：最后一代轪侯名为利扶，因其触犯汉朝法律，被剥夺了世袭的爵位，轪侯从此在历史上消失了。

1、漆器，共有184件，以木竹胎和夹纻胎为主，器型主要有、钫、锺、盒、匕、卮、勺、耳杯、具杯席、投、石、案、匜、奁、几、屏风等。

2、竹木器，共有40只竹篓，1叠竹夹，1把长柄大扇，1把短柄小扇，2件竹熏罩（一大一小），1件木杖，32件木璧，13件木犀角，8件木象牙，1件竹串，1件竹筷子，2把木梳，2把篦，2条竹席，4条草席；具杯盒等。

3、墓主的三颗印章：玉质私印一枚，上书阴体篆书“利苍”二字；铜制明器官印二枚，分别用阴文篆体雕刻“长沙丞相”、“轪侯之印”。

4、简牍，共计610支，部分残简出土于封土之中，著作内容可分为医术（200支）和遣策（410支）两部分。

5、木俑，共计104件，其中有着衣歌舞俑和乐俑共计17件，着衣侍俑8件，雕衣俑4件，彩绘俑73件。

扩展资料：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物价值：

1、从三号墓中出土的帛书《五十二病方》，经考证，比《黄帝内经》（成书于春秋战国时代）可能还要早，书中记载了52种疾病，还提到了100多种疾病的名称，共载方280多个，所用药物计240多个。这是我国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的方剂。《五十二病方》的发现，补充了《内经》以前的医学内容，是一份非常珍贵的医学遗产。

2、三号墓出土的10多万字的大批帛书，是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献资料。帛书的内容涉及古代哲学、历史和科学技术许多方面。经整理，共有28种书籍，12万多字。另外还有几册图籍，大部分都是失传的佚书。

3、二号汉墓出土的地形图，其绘制技术及其所标示的位置与现代地图大体近似，先后在美国、日本、波兰等国展出，评价极高，誉为“惊人的发现”。

-长沙马王堆汉墓

-马王堆汉墓古尸

《黄帝四经》它是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是初付于帛书《老子乙本》前，当时被称为《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后来经专家鉴定，他们认为这本书就是失传已久的《黄帝四经》。学者们也根据书的内容、文字和篇章数目等来进行研究，认为这本书成书时期是晚于《老子》的，而早于《管子》、《孟子》和《庄子》。《黄帝四经》这是一部“治国之本”的书，它是由四篇文章组成的，这也就为海内外的黄帝子孙重新认识了黄帝和黄帝思想提供了一个可靠的史料依据。它不仅是哲学和文化的重要载体，还是古代圣哲关于文学、美学、艺术和审美的智慧结晶。黄帝四经总计：《老子》甲本四卷，无篇题；《老子》乙本四卷，从一至四的篇题分别为：“经法”、“十大经”、“称”、“道原”。《经法》主要讲述的是法；《十大经》讲的就是兵，讲黄帝擒蚩尤的故事；《称》讲述的是权衡轻重；最后一本就是《黄帝四经》之《道原》篇。

《黄帝四经》四篇的主要内容是出于君主统治术总结经验的一个目的，所以，它的思想就是以致治术为中心的。《黄帝四经》是倡导使用文武并用、刑德兼行的道法和法术思想，但是最为突出表现的就是在《经法》这一篇中，而其余的三篇，也都在进一步的发挥了这种思想。

 

《黄帝四经》倡导虚柔无为之道，同时它也强调了民心的重要，也体现了道家学说由老子一派变成黄老学派的转变，从而对先秦各家各派都有着直接或着是间接的影响，它的出现推翻了很多已经被认定的经学理论，它对于经学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在2200年前，世界上的很多地方还非常的原始，文明非常的落后，甚至有些位置根本就不存在文明。但是这个时候的我国已经是进入到了第一个封建王朝秦朝。所说我国历史上的秦朝国运非常的短暂，但是却留下了不少的历史遗迹。就不如说秦长城、灵渠等等。根据这么多年的考古研究，似乎关于秦朝的以及多半都处于陕西一带。可事实真的如此吗？2002年湖南的一次考古挖掘使得世人改变了这个想法。

在大家的印象里，提到秦朝，就能想到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秦始皇的暴政，暴虐成性，还有人会认为秦朝的历史文物都应该在陕西附近，因为陕西的咸阳是秦朝的都城。可是在湖南的一个古井中却出土了36万枚竹简，它改变了史记的秦朝三十六县制，可能是三十七县，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2002年，湖南省龙山县发现了文物，正好当地也要修建水库，正好请了工作人员进行实地考察。当考古的工作人员实地勘测后，初步认定为，当地存在着一座战国末到汉代早期的古墓，随着研究工作的进行，专家们惊喜的发现，这座古墓居然是一座秦代古墓，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这让研究人员们欣喜如狂，这座古墓可能会揭开秦朝历史的部分神秘的面纱。

果不其然，在古墓中出土了一批又一批的珍贵的竹简，共计36万多枚，文字多达20多万。更让人感到惊讶的是，竹简上记载的，是一个名叫洞庭的郡县，这是在《史记》的秦朝三十六郡中不曾记载的。而里面记载的内容大多是秦代时期的失传古籍。，多记载都与史书中记载的不一致，毫不夸张的说，这些竹简很有可能揭开许多历史之谜，很多史书中关于秦朝历史的记载也要改写，甚至还会颠覆人们对秦始皇的印象。

最今世界感到惊讶的是这竹简竟然记载了九九乘法口诀。这在西方学术界可是抛下了一枚重磅炸弹。在此之前，西方学者们一直认为九九乘法口诀是由中东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而我们国家的研究学者则坚持认为九九乘法口诀是我们的古人发明的，双方的学者也因此争论不休。这次竹简的出土，这些清清楚楚的黑字竹简证实了中国的古人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熟悉掌握了九九乘法口诀，让西方学者在这样的铁证面前无法抵赖。

    最近，在我国陕西再次出现大量文物，从始至终，陕西一直在为考古做出卓越贡献，同样是国内的省市，为什么陕西这么突出？为什么陕西的历史文物这么多？这些问题伴随着我们太久，而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一下陕西这座城市到底有着怎样的历史！

    且看“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的威风凛凛，且听“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凄婉感伤，且闻将“内战吟成抗日诗”的西安事变。作为中华民族的发源地之一，陕西的历史可谓是独步九天。本篇就让我们随着历史的滚滚车轮，去回顾陕西历史上的那些事。

    谈起陕西历史，就不得不提到一个褒贬不一的君王，以及他开创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王朝。

     秦始皇重用李斯、尉缭，自前230年至前221年，先后灭韩、赵、魏、楚、燕、齐六国，39岁时完成了统一中国大业，建立起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强大国家——秦朝，并奠定中国本土的疆域，对外北击匈奴，南征百越，修筑万里长城。

     而陕西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史上最为辉煌的篇章无疑由李唐王朝开启，随着唐高祖李渊定都长安，在之后的几百年里长安成为了全国的政治，文化，军事中心。

     这里见证了玄武门事变，贞观之治，以及中国第一位女皇帝武则天统领天下。也见证了唐朝盛极而衰的结局。而在这之中，唐玄宗无疑是一位颇具历史争议的人物，他治下的唐朝一度国力达到最高峰，政治清廉，人民和乐，但最后还是在“一骑红尘妃子笑中”走向衰退。

     走进中国近代史，延安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为陕西打好了坚实的革命基础。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为了达到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在西安发动“兵谏”，即后来所称的西安事变。

     事实证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前提，也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重要转折点。

     综上所述，无论陕西这座城市城市在近代还是古代，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其他城市相比起来，陕西有着更多的古器也是非常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