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在家族内部大型宴会上唱的歌，同是在一个宴会上，人们对公刘的颂歌。公刘迁豳对周民族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这篇文章吧。

　有卷者阿，飘风自南。岂弟君子，来游来歌，以矢其音。

　伴奂尔游矣，优游尔休矣。岂弟君子，俾尔弥尔性，似先公酋矣。

　尔土宇昄章，亦孔之厚矣。岂弟君子，俾尔弥尔性，百神尔主矣。

　尔受命长矣，茀禄尔康矣。岂弟君子，俾尔弥尔性，纯嘏尔常矣。

　有冯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岂弟君子，四方为则。

　颙颙卬卬，如圭如璋，令闻令望。岂弟君子，四方为纲。

　凤凰于飞，翙翙其羽，亦集爰止。蔼蔼王多吉士，维君子使，媚于天子。

　凤凰于飞，翙翙其羽，亦傅于天。蔼蔼王多吉人，维君子命，媚于庶人。

　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菶々萋萋，雍雍喈喈。

　君子之车，既庶且多。君子之马，既闲且驰。矢诗不多，维以遂歌。

　 注释

　1卷：（quán全）通婘。《诗·陈风泽陂》：有美一人，硕大且卷。这里用为美好的样子之意。

　2阿：《诗·小雅·隰桑》：隰桑有阿，其叶有难。《诗·大雅·皇矣》：我陵我阿，无饮我泉。《诗·商颂·长发》：实维阿衡，实左右商王。《后汉书·孝顺孝冲孝质帝纪赞》：保阿傅土，后家世及。《玉篇·阜部》：阿，倚也。这里用为依靠之意。

　3飘：《诗·小雅·何人斯》：其为飘风。《诗·小雅·蓼莪》：南山烈烈，飘风发发。《诗·小雅·四月》：冬日烈烈，飘风发发。《老子》：飘风不终朝。《尔雅》：回风为飘。《说文》：飘，回风也。…盘旋而起。《汉书·蒯通传》：飘至风起。这里用为旋风之意。

　4 岂：(qǐ起)同恺。《诗·召南·行露》：厌浥行露，岂不夙夜？谓行多露。《诗·齐风·载驱》：鲁道有荡，齐子岂弟。《诗·小雅·鱼藻》： 王在在镐，岂乐饮酒。《诗·小雅·蓼萧》：既见君子，孔燕岂弟。《诗·大雅·旱麓》：岂弟君子，干禄岂弟。《诗·大雅·卷阿》：岂弟君子，四方为纲。《诗·大雅·泂酌》：可以餴饎，岂弟君子，民之父母。《庄子·天道》：中心物恺。《说文》：恺，乐也。这里用为欢乐、和乐之意。

　5 弟：通悌。《诗·齐风·载驱》：鲁道有荡，齐子岂弟。《诗·小雅·青蝇》：岂弟君子，无信谗言。《诗·大雅·旱麓》：岂弟君子，干禄岂弟。《诗·大雅·卷阿》：岂弟君子，四方为纲。《诗·大雅·泂酌》：可以餴饎，岂弟君子，民之父母。《论语·学而》：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礼记·曲礼上》：僚友称其弟也。《荀子·王制》：能以事亲谓之孝，能以事兄谓之弟，能以事上谓之顺，能以使下谓之君。《商君书·去强》：国有礼有乐，有诗有画，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有辩。这里用为敬爱兄长之意。

　6矢：《易·解·九二》：田获，三狐，得金，矢，贞，吉。《易·噬嗑·九四》：噬干胏，得金，矢，利艰贞，吉。《书·大禹谟》：皋陶矢厥谟。孔传：矢，陈也。孔颖达疏：皋陶为帝，舜陈其谋。《诗·鄘风·柏舟》：之死矢靡它。《诗·卫风·考槃》：独寐寤言，永矢弗谖。《诗·大雅·大明》：矢于牧野，维予侯兴。《论语·雍也》：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尔雅·释诂上》：矢，陈也。这里用为陈述之意。

　7奂：(huàn换)《韩诗外传·卷三》：君臣上下之际，奂然有离德者也。《文选·嵇康<琴赋>》：业集累积，奂衍于其侧。这里用为悠闲的，涣散的之意。后作涣。

　8休：《易·否·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易·复·六二》：休复，吉。《书·洪范》：休徵。《诗·唐风·蟋蟀》：好乐无荒，良士休休。《诗·豳风·斧》：亦孔之休。《尔雅·释诂》：休，美也。《后汉书·班固传》注：休徵叙美行之验。这里用为美好之意。

　9 俾：（bǐ比）《诗·邶风·日月》：俾也可忘。《诗·小雅·节南山》：天子是毗，俾民不迷。《诗·小雅·天保》：俾尔单厚。《诗·小雅·正月》：父母生我，胡俾我瘉。《诗·小雅·何人斯》：壹者之来，俾我祗也。《诗·小雅·雨无正》：巧言如流，俾躬处休。《诗·大雅·緜》：俾立室家，其绳则直。这里用为使之意。

　10弥：《老子·四十七章》：其出弥远，其知弥少。《论语·子罕》：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荀子·不苟》：治海内之众，若使一人，故操弥约而事弥大。《小尔雅·广诂》：弥，益也。《广韵·支韵》：弥，益也。这里用为表示程度加深，更加、越发之意。

　11酋：(qiú囚)假借为猷。《汉书·叙传上》：《说难》既酋，其身乃囚。王念孙杂志：酋读为就。就，成也。言《说难》之书既成，而其身乃囚也。王先谦《汉书补注》引朱一新云：酋，本有就意，不烦改读。这里用为功业之意。

　12宇：《左传·昭公四年》：或多难以固其国，启其疆土；或难以丧其国，失其守宇。《庄子·庚桑楚》：有实而无乎处者，宇也；有长而无本剽者，宙也。《孟子· 梁惠王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荀子·非十二子》：矞宇嵬琐，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者，有人矣。《荀子·儒效》：君子言有坛宇，行有防表。《荀子·礼论》：宇中万物，生人之属。《尸子》：上下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吕氏春秋·下贤》：神覆宇宙。《三苍》：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这里用为上下四方，天地之间的空间之意。

　13昄：（ban板）《龙龛手鉴·目部》：眅，大也。这里用为大之意。

　14 章：通彰。《易·丰·六五》：来章，有庆誉，吉。《书·尧典》：平章百姓。《诗·小雅·裳裳者华》：我觏之子，维其有章矣。《诗·小雅· 大东》：虽则七襄，不成报章。《诗·大雅·棫朴》：倬彼云汉，为章于天。《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赏罚无章。《易·噬嗑·彖》：颐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刚柔分：动而明，雷电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虽不当位，利用狱也。《礼记·中庸》：如此者，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孟子·尽心上》：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荀子·正名》：申之以命，章之以论，禁之以刑。《吕氏春秋·知度》：而尧舜之所以章也。《淮南子》：钟之与磬也,近之则钟音充，远之则磬音章。这里用为彰明、明显、显著之意。

　15孔：《诗·周南·汝坟》：父母孔迩。《诗·秦风· 驷驖》：驷驖孔阜，六辔在手。《诗·豳风·东山》：亲结其缡，九十其仪。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诗·豳风·破斧》：哀我人斯，亦孔之将。 《诗·小雅·棠棣》：死丧之威，兄弟孔怀。《诗·小雅·巧言》：盗言孔甘，乱是用餤。《诗·小雅·蓼萧》：既见君子，孔燕岂弟。《诗·小雅· 楚茨》：祝祭于祊，祀事孔明。《老子·二十一章》：孔德之容，惟道是从。《玉篇·乙部》：孔，嘉也。这里用为美好之意。

　16茀：（fu复）《诗·卫风·硕人》：朱幩镳镳，翟茀以朝。《诗·大雅·皇矣》：四方以无侮，临冲茀茀。《诗·大雅·生民》：茀厥丰草，种之黄茂。 《国语·周语》：道茀不可行。《说文》：茀，草多也。从艸，弗声。字亦作芾。本意为野草塞路之意。这里用为杂乱之意。

　17禄：《周礼· 天官下·职币》：皆辨其物而奠其禄。《论语·季氏》：禄之去公室，五世矣。《说文·示部》：禄，福也。段玉裁注：《诗》言福、禄多不别。《商颂》五篇，两言福，三言禄，大指不殊。《释诂》、毛《诗》传皆曰：‘禄，福也。’此古义也。本义是指福、财富，但可理解为贡赋税收之意。

　18 康：《诗·唐风·蟋蟀》：无己大康,职思其居。《诗·大雅·生民》：以赫厥灵，上帝不宁。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诗·周颂·天作》：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礼记·乐记》：民康乐。《楚辞·离骚》：日康娱以自忘兮。《汉书·宣帝纪》：上下和洽，海内康平。这里用为安乐、安定之意。

　19纯：《论语·八佾》：从之，纯如也，缴如也，绎如也，以成。《礼记·郊特牲》：贵纯之道也。《方言·十三》：纯，文也。纯，好也。这里用为美、善之意。

　20嘏：(gǔ古)《诗·小雅·宾之初筵》：锡尔纯嘏，子孙甚湛。《礼记·礼运》：祝以孝告，嘏以慈告。这里用为祝福之意。

　21 冯：（ping平）《易·泰·九二》：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得，尚中行。《诗·小雅·小旻》：不敢暴虎，不敢冯河。《诗·大雅·緜》：筑之登登，削屡冯冯。《论语·述而》：暴虎冯河，死而不悔者，吾不与也。《史记·伯夷列传》：贾子曰：‘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夸者死权，众庶冯生。’司马贞索隐：冯者，恃也。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马部》：冯，或假借为凭字，凡经传云‘冯依’，其字皆当作‘凭’。这里用为凭借之意。

　22翼：《诗·小雅·楚茨》：我黍与与，我稷翼翼。《诗·小雅·信南山》：疆埸翼翼，黍稷彧彧。《诗·大雅·緜》：缩版以载，作庙翼翼。《诗·大雅·生民》：鸟覆翼之。《诗·大雅·文王有声》：诒厥孙谋，以燕翼子，武王烝哉。《史记·项羽本纪》：项伯亦拔剑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庄不得击。这里用为遮护之意。

　23 孝：《书·文侯之命》：追孝于前文人。《诗·小雅·天保》：吉蠲为饎，是用孝享。《诗·大雅·下武》：永言孝思，孝思维则。《诗·大雅·文王有声》：匪棘其欲，遹追来孝。《论语·学而》：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凡爱众，而亲仁。《礼记·大学》：孝者，所以事君也。《礼记· 中庸》：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孟子·梁惠王上》：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这里用为能继先人之志之意。

　24德：《易·讼·六三》：食旧德，贞，厉，终吉。或从王事无成。《易·恒·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诗·邶风·日月》：乃如之人兮，德音无良。《诗·卫风·氓》：士也罔极，二三其德。《诗·小雅·谷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诗·大雅·思齐》：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 《诗·大雅·下武》：王配于京，世德作求。《诗·大雅·既醉》：既醉以酒，既饱以德。《易·坤·象》：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老子·十章》：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论语·为政》：子曰：‘为政以德，誓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庄子·天地》： 故曰，玄古之君天下，无为也，天德而已矣。成玄英疏：玄古圣君无为而治天下，自然之德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德何如可以王矣《荀子· 劝学》：荣辱之来，必象其德。《新书·道德说》：六德六美，德之所以生阴阳天地人与万物也。这里用为客观规律之意。

　25则：《书·禹贡》：咸则三壤，成赋中邦。孔传：皆法壤田上、中、下三品，成九州之赋。《诗·豳风·伐柯》：伐柯伐柯，其则不远。《诗·小雅·鹿鸣》：视民不佻，君子是则是效。毛传：是则是效，言可法效也。《诗·小雅·六月》：比物四骊，闲之为则。《诗·大雅·皇矣》：因心则友，则友其兄。 《诗·大雅·下武》：永言孝思，孝思维则。《老子·七十章》：知我者希，则我者贵。《论语·泰伯》：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礼记·中庸》：伐柯伐柯，其则不远。《史记·夏本纪》：皋陶於是敬禹之德，令民皆则禹。这里用为仿效，效法之意。

　26颙：（yong庸）《诗·小雅·六月》：四牡脩广，其大有颙。《淮南子·俶真训》：是故圣人呼吸阴阳之气，而群生莫不颙颙然仰其德以和顺。这里用为温和肃敬的样子之意。

　27卬：（yang仰）《诗·邶风·匏有苦叶》：招招舟子，人涉卬否。《诗·大雅·生民》：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荀子·议兵》：上足卬则下可用也。贾谊《过秦论》：卬关而攻秦。《说文》：卬，望欲有所庶及也。从匕，从卩，会意。这里用为仰仗，依赖之意。

　28 圭：（gui规）同珪。古玉器名。长条形，上端作三角形，下端正方。中国古代贵族朝聘、祭祀、丧葬时以为礼器。依其大小，以别尊卑。《周礼·大宗伯》：以青圭礼东方。《左传·哀公十四年》：司马牛致其邑与珪焉。《庄子·马蹄》：孰为珪璋。《白虎通》：瑞贽珪者兑上。《汉书·郊祀志上》：圭币(帛)俎豆(均为祭器)。这里用为玉器之意。

　29璋：古玉器名，形状象半个圭。《书·顾命》：秉璋以酢。《诗·大雅·棫朴》：奉璋峩峩，髦士攸宜。《礼记·祭统》：大宗执璋。《周礼·大宗伯》：以赤璋礼南方。《庄子·马蹄》：白玉不毁，孰为圭璋。《说文》：璋，剡上为圭，半圭为璋。这里用为玉器之意。

　30翙：（hui汇）《说文·羽部》：翙，飞声也。《玉篇·羽部》：翙，翙翙，羽声众貌。

　31 爰：（yuán元）《书·盘庚上》：既爰宅于兹,重我民，无尽刘。《诗·邶风·击鼓》：爰居爰处？爰丧其马？《诗·鄘风·桑中》：爰采唐矣？沫之乡矣。《诗·王风·兔爰》：有兔爰爰，雉离于罗。《诗·小雅·皇皇者华》：载驰载驱，周爰咨谋。《诗·小雅·斯干》：爰居爰处，爰笑爰语。《诗·小雅·四月》：乱离瘼矣，爰其适归。《诗·大雅·緜》：爰及姜女，聿来胥宇。《诗·大雅·皇矣》：维彼四国，爰究爰度。《诗·大雅·公刘》：干戈戚扬，爰方启行。《孟子·梁惠王下》：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笃周祜。这里用为改易、更换之意。

　32蔼：(ǎi矮)《尔雅》：蔼蔼、济济，止也。《楚辞·逢纷》：才夫蔼蔼而曼着兮。左思《咏史》：峨峨高门内，蔼蔼皆王侯。扬雄《河东赋》：郁萧条其幽蔼。这里用为盛多的样子之意。

　33媚：《诗·大雅·思齐》：思媚周姜。《诗·大雅·下武》：媚兹一人。《诗·大雅·假乐》：百辟卿士，媚于天子。《国语·周语》：若是乃能媚于神。《说文》：媚，说也。这里用为喜欢之意。

　34傅：《诗·小雅·菀柳》：有鸟高飞，亦傅于天。《左传·僖公十四年》：皮之不存，毛将安傅《荀子·成相》：禹傅土，平天下。《韩非子》：毋为虎傅翼，将飞入邑，择人而食之。这里用为依附、依凭之意。

　35菶：（beng甭）《说文》：菶，草盛。这里用为草盛的样子之意。

　36萋：《诗·周南·葛覃》：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萋萋。《诗·小雅·巷伯》：萋兮斐兮。《说文》：萋，草盛也。《汉书·外戚传》：中庭萋兮鲜草生。这里用为茂盛之意。

　37雝：（yong雍）同雍。《诗·召南·何彼襛矣》：曷不肃雝？王姬之车。《诗·小雅·蓼萧》：和鸾雝雝，万福攸同。《诗·大雅·思齐》：雝雝在宫，肃肃在庙。王闿运《严通政庶母任氏寿颂》：宜人之令问雝穆一门，喈喈远闻矣。这里用为和谐之意。

　38 喈：（jiē阶）《诗·邶风·北风》：北风其喈，雨雪其霏。《诗·郑风·风雨》：鸡鸣喈喈。《诗·小雅·出车》：仓庚喈喈，采蘩祁祁。《诗· 小雅·鼓钟》：鼓钟喈喈，淮水湝湝，忧心且悲。《楚辞·悼乱》：鶬鶊兮喈喈。《说文》：喈，鸟鸣声也。这里用为声音之意。

　39不：同丕。《诗·大雅·文王》：有周不显，帝命不时。《诗·大雅·生民》：以赫厥灵，上帝不宁。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诗·周颂·清庙》：不显维德，百辟其刑之。丕：《书·大诰》：弼我丕丕基。《左传·昭公三年》：昧旦丕显。《说文》：丕，大也。《汉书·匡衡传》：未丕扬先帝之盛功。《后汉书·耿秉传》：太医令吉丕。这里用为大之意。

　 译文

　有美好依靠的人兮，乘着飘风自南方。欢乐友爱的君子，也来畅游也来歌，陈述出他的声音。

　伴你悠闲散漫游，休游自得亦美好。欢乐友爱的君子，使你更加舒情性，就象先公建功业。

　尔土空间彰明显，亦是美好且深厚。欢乐友爱的君子，使你更加舒情性，百神为你作主张。

　你受天命长久兮，杂禄于你亦康兮。欢乐友爱的君子，使你更加舒情性，美好祝福常常兮。

　有凭借兮有遮护，有继承兮有规律。以引导兮以遮护。欢乐友爱的君子，四方以你来效法。

　温和恭顺人仰仗，有如玉圭如玉璋，令人喜闻令人望。欢乐友爱的君子，四方用以为纪纲。

　凤凰高空来飞翔，张开羽翅汇汇响，欲集聚兮改逗留。众多王朝多贤士，只供君子来驱使，共同欢喜天之子。

　凤凰高空来飞翔，张开羽翅汇汇响，高空飞翔依凭天。众多王朝多贤士，只听君子来命令，共同欢喜老百姓。

　凤凰引颈把歌唱，声音响彻高岗上，梧桐挺拔来生长。全身沐浴向朝阳，枝儿繁兮叶儿畅，和谐之音声悠扬。

　君子有那华丽车，既是众兮又是多。君子有那美骏马，娴熟善奔好乘坐。陈述之诗大又多，首首都是好颂歌。

　 赏析

　公刘采用了直接呼名而歌颂的手法，本歌虽然没有直接呼名，但歌颂公刘之意仍跃然纸上。公刘率族人迁居，在族人看来，并不是一次辛苦的迁徙，而似一次悠闲的漫游，人们跟随着公刘迁徙，过上了更为美好的生活。确实，与游牧生活相比较，农耕定居生活显得更为悠闲，虽然在春耕秋收时人们劳动量有所增加，但农作物能使人们有更多果腹的资源，也正是农作物的增多，才能使人口增加，使得一个民族能更加强大。

传说大禹治水成功后，铸造了象征王权的九鼎。尽管王朝在不断更迭，九鼎却始终从一个国王的手上传到下一个国王的手上。没有九鼎，就不能算是个真正的国王。然而，到了秦汉之间，九鼎却不见了踪影，由此人们怀疑九鼎到底真的存在吗？

传说大禹治水成功后，又铸九鼎。这不仅表明我国青铜铸造技术是十分高超的，而且还可以看到大禹是违反了部落联盟的传统，建立了家天下的国家，因为天子九鼎，九鼎是王权的象征。后人将争夺政权称为问鼎，建立政权称为定鼎，就是因为三代以来，九鼎一直被视为王权象征的缘故。

根据《左传》鲁宣公三年记载，夏朝初年，令九州州牧贡铜，铸造九鼎，事先将全国各地山川奇异之物画成图形，然后分别刻于鼎身。九鼎铸成后，陈列于宫门之外，使人们一看便知道所往之处有哪些鬼神精怪，以避凶就吉。据说此举深得上天的赞美，因而夏朝获得了天帝的保佑。九鼎一出世，就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其实，透过神话因素，就不难看出它的政治价值。夏以九州之铜铸成九鼎，再以九鼎象征九州，无非是要表明自己乃九州之主，实现了天下一统。此后，九鼎便成了三代传国之宝。传说夏亡之后，鼎迁于商，商亡之后，鼎迁于周，表明天命之所归。

春秋时期，随着王室力量的衰落，强大的诸侯对九鼎便产生了觊觎之心，而由楚国首先发难。《史记·楚世家》记载楚庄王八年（前606），楚庄王带兵攻打陆浑之戎，路经洛邑，特意摆开阵势，显示武力。周定王连忙派大夫王孙满前去慰劳。楚庄王咄咄逼人，劈头就问九鼎大小轻重如何。王孙满冷冷地说：在德不在鼎！接着又不紧下慢地回顾了九鼎转手的历史，并说如果本质美好光明，鼎虽小而犹重，反之，虽大犹轻。他进而指出：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楚庄王碰了一鼻子灰，只好作罢。这也就是成语问鼎中原的来历。

到了战国后期，周王室已是奄奄一息。据《战国策·东周策》所载，周显王时期，秦国兴兵临周，企图夺取九鼎。周求救于齐，迫使秦国退兵。但强秦岂肯善罢甘休，后来秦昭王终于灭掉了东周。

围绕着九鼎，有两个问题后人至今难以弄明白，一是大禹是否铸鼎，第二个问题与第一个问题相连，即九鼎的最后下落。

上引《左传》说九鼎铸于夏之方有德之时，而《史记》把铸鼎的时间略有提前，说成是虞夏之盛之时，并明方大禹是收了九牧之金而铸九鼎的，本意是象征九州。《墨子》说鼎铸于夏后启时。上述说法大体相近，得到了后代许多人的赞同，基本上认为鼎是大禹所铸，时间在夏朝建立的时候。

怀疑者认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并没有从周室夺到九鼎，相反关于九鼎失踪的传闻倒是有鼻子有眼。汉灭秦，也没有见到鼎。刘邦登位时，秦王子婴交出的只有皇帝玺。《战国策》说周得九鼎时，每一只鼎要有九万人来搬运，九只鼎要有八十一万人来运输，这可能吗？近代古史辨派学者认为《战国策》多夸大之辞，禹铸九鼎是不可能的事实。

也有学者根据当代的考古发掘，认为在夏代以前的一些原始社会遗址中，已经出土过铜器和青铜器。河南偃师的二里头遗址，学术界公认是属夏王朝时期的，曾出土铜爵、铜凿等各式形状的铜器，并且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坩埚片、铜渣和陶范，证明夏人是完全有能力制造铜器的。至少从技术层面而言，禹铸九鼎是可能的。仅凭古史传说中的一些缺陷而否认禹铸九鼎，恐怕也不见得是绝对有力。

传承到周朝的九鼎哪里去了？

一些学者发现《史记》中的说法前后不统一。周、秦二本纪都说秦昭王五十二年（前255），在周赧王死后，终于取九鼎入秦。《秦始皇本纪》说九鼎在迁往咸阳的途中，有一鼎被大风刮到今江苏的泗水中。据此，除一鼎外，八鼎有可能被搜刮到了秦国宫殿中，应当失于秦亡之后。唐人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也说：周赧王十九年，秦昭王取九鼎，其一飞入泗水，余八入于秦中。然他将秦昭王取九鼎的时间较《史记》本文提前了41年。《史记·封禅书》又说：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没，伏而不见。那么九鼎早在东周末年便已遗失，与秦无关。后来，《汉书·郊祀志》也是兼收两说，但又说周显王之四十二年（前327）……鼎沦没于泗水彭城下。以后秦始皇出巡路过彭城（今江苏徐州）时，派了上千人泅水打捞，结果如同竹篮打水，未能如愿。这说明九鼎并未入秦，至少有一鼎是不知去向。

到了清朝，全祖望、沈钦韩等学者对上述传统说法公开表示怀疑，并作了新的探索。王先谦在《汉书补注·郊祀志》中除引用全、沈二家之说外，又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其主要内容大体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一）周人为防止大国觊觎，加上经济困难，采取了毁鼎铸钱的下策;对外则诡称丢失，不知去向。（二）史载秦灭周取鼎，为时人揣度之辞，并非事实。（三）秦人谬传九鼎沉入泗水，秦始皇也受到愚弄。这些说法足以发人深思，但未必即为至论。

九鼎既然被周人视为天命之所在，也就只能与社稷共存亡，岂有因大国觊觎而自行销毁之理？况且九鼎铸于夏初，器形不会太大，楚庄王就曾以鄙夷的口吻说：楚国折钩之喙，足以为九鼎。（《史记·楚世家》）可见九鼎之重，只存在于传统的神秘观念之中，而不是实物本身的价值。东周统治者能为少量之铜而毁鼎铸钱、甘心自隳天命吗？

细审古籍中有关记载，对九鼎遗失的时间和地点虽然说法不一，但并无已被销毁的材料。因此，我们有理由寄希望于考古工作的进展。九鼎如失于东周灭亡之前，那么埋没于关东的可能性就比较大;如失于秦末，那么埋没于关中的可能性就比较大;要是项羽破秦后载归彭城，那倒极有可能沦没于泗水彭城下，但与《汉书》记载的年代又相距甚远。如能将这些问题考辨清楚，对于寻找九鼎的下落，也许不无裨益。

我看来，九鼎作为王权象征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但它作为我国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却有着不可磨灭的意义。因此九鼎的文物价值和象征意义是不可估量的。我们相信九鼎一旦重见天日，必然会发出更加灿烂的光辉！（转自凤凰历史）

在现代来说，一言九鼎就是说人要诚信，言出必行。而在古代，一言九鼎是有典故的，这个典故是出自于毛遂，当时赵国的平原君要带着二十个门客去楚国请求援助，但是平原君在众多门客中挑选来挑选去，只挑出了十九位，后来，一个叫毛遂的自己推荐自己，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毛遂自荐，平原君觉得他勇气可嘉，但是也对他的能力抱有怀疑，后来，毛遂只用一席话就成功让楚王派兵援助，楚王夸赞毛遂的话如同九鼎大吕一样很有分量，鞭辟入里。

一、毛遂非常有勇气，非常自信的自荐

毛遂自荐在历史上都是非常有名气的，当时，平原君想要挑选门客，但是迟迟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毛遂当时是刚刚进了平原君的府邸，做了门客，所以平原君对他根本不熟识，但是毛遂非常勇敢，在众人面前，自己推荐自己，也成为了当时的一段佳话。

二、毛遂非常有胆识智慧，成功说服楚王

当时赵国派平原君去楚国，就是因为他们不堪秦国的侵犯，所以赵国才会去找帮手，也就是楚国帮忙，当时，平原君带着一行二十人到了楚国，很多人的劝服都没有起到作用，直到毛遂的一席话，才让楚王出兵援助，毛遂对楚王说，其实我们都是半斤八两，据他所知，楚国和赵国一样，都经常受到秦国的侵扰，如果两国联合，也是为楚国除去了心头大患。

毛遂站在楚王的角度，说出了楚王的心里话，所以楚王认为毛遂非常聪慧，他说毛遂的话如同九鼎大吕一样很有分量，字字精髓，鞭辟入里。一言九鼎就这样由来，而现在，一言九鼎不仅指的是这个人说话有分量，更多的是再说人们说话要敢说敢做，言行合一，认真负责讲究诚信。

巫蛊（wū gǔ）是古代信仰民俗。即用以加害仇敌的巫术。起源于远古，包括诅咒、射偶人（偶人厌胜）和毒蛊等。诅咒在原始社会已很盛行，古人认为以言语诅咒能使仇敌个人或敌国受到祸害。

基本介绍 中文名 ：巫蛊 外文名 ：witchcraft 拼音 ：wū gǔ 分类 ：古代信仰民俗 基本信息,含义,起源,简介,制造,分类,历史记载,祸端,历史史实,巫蛊之乱的发生,受害者,经过,平反与清洗,涉及作品, 基本信息 含义 是心意信仰民俗中信奉借助超人的神秘力量对人、事施以控制影响的方术。 起源 巫蛊之术从秦汉时期就有了，而且汉代的法律和唐代的法律都明令禁止过巫蛊之术。比如汉代的法律规定如果某个人家里饲养的蛊虫已经成形并且致人死亡那这个人要处以极刑，家人流放三千里。唐代也做过类似的规定，饲养蛊未成形者流放，成形者杀头。 简介 制造 通俗的讲蛊其实就是一种毒虫，所说的巫蛊之术就是用这些毒虫的毒素去害人，因为古时候缺乏医学知识，所以人们才将这一现象和巫术联系到一起。 列举一个制作巫蛊方法：将蜘蛛、蝎子、蟾蜍、毒蛇、蜈蚣等毒虫放在一个容器中，密封十天，开封后存活下来的那只就是最毒的，它也就是蛊的首选，然后经过饲养（略去方法）最终就是蛊，把它的粪便放在别人家的水井或粮食里吃了的人肚子里就会长虫，慢慢身体虚弱而死。 蛊，音同古，相传是一种人工培养而成的毒虫。传说放蛊是我国古代遗传下来的神秘巫术；过去，在中国的南方乡村中，曾经闹得非常厉害，谈蛊色变。文人学士交相传述，笔之翰籍，也俨然以为有其事；一部分的医药家，也以其为真，记下一些治蛊之法。 制蛊法：多于端午日制之，乘其阳气极盛时以制药，是以致人于病、死。又多用蛇、蛊、蜈蚣之属来制，一触便可杀生。 分类 蛊之种类有十一种：蛇蛊、金蚕蛊、篾片蛊、石头蛊、泥鳅蛊、中害神、疳蛊、肿蛊、癫蛊、阴蛇蛊、生蛇蛊。 其余有些特殊的，分说如下： 癫蛊：传说多是壮族所为，把蛇埋土中，取菌以害人。 疳蛊：又谓之“放疳”、“放蜂”。据说，两粤的人，多善为此。方法是：端午日，取蜈蚣和小蛇，蚂蚁、蝉、蚯蚓、蚰蛊、头发等研末为粉，置于房内或箱内所刻的五瘟神像前，供奉久之，便成为毒药了。 泥鳅蛊：用竹叶和蛊药放水中浸之，即变有毒的泥鳅。 石头蛊：用随便的石头，施以蛊药而成的。 篾片蛊：将竹片施以蛊药后便成。 金蚕蛊：据说这种蛊不畏火枪，最难除灭；而且金蚕蛊还能以金银等物嫁之别人。《岭南卫生方》云：制蛊之法，是将百虫置器密封之，使它们自相残食，经年后，视其独存的，便可为蛊害人。 历史记载 《左传·隐公十一年》记载，郑伯伐许，颍考叔被本国大夫公孙阏（子都）用暗箭射死。战争结束后，郑伯为惩治射颍考叔的凶手，命军队出貑（公猪）及犬、鸡，诅而射之。传世之《祖楚文》，据考为秦惠王诅咒楚怀王的告神之辞。汉代，诅咒术十分盛行，故法律规定对诅咒者处以死刑。射偶人是用木、土或纸做成仇家偶像，暗藏于某处，每日诅咒之，或用箭射之，用针刺之，认为如此可使仇人得病身亡。 西汉武帝晚年，奸佞江充诈称武帝得病是由于巫蛊作祟，以预先埋设的偶人诬害太子，结果造成太子及其家属全部遇难，连累而死前后共数万人的大冤案。 《红楼梦》第二十五回及八十一回，赵姨娘买通女巫马道婆剪纸人和做木偶人陷害凤姐与贾宝玉，也属此类。毒蛊指用毒虫害人。又称蛊毒、放蛊、蛊术等，封建法律严禁，自汉代起即规定，对蛊人者处以斩刑。近代则闽、粤及西南少数民族中有行毒蛊之术者，名目繁多。 《史记·封禅书》：“丁夫人、雒阳虞初等以方祠诅匈奴、大宛焉。” 《汉书·武五子传》：“昭帝时，胥见上年少无子，有觊欲心，而楚地巫鬼，胥迎女巫李女须，使下神祝诅，祝诅事发觉，胥惶恐，药杀巫及宫人二十余人以绝口。”胥，指文陵厉王刘胥。 《汉书·王莽传》：“宗姊妨为卫交军王兴夫人，祝诅姑，杀婢以绝口。事发觉，莽使中常侍责问妨，并以责兴，皆自杀。” 《续资治通鉴·宋太祖乾德二年》：“徙永州诸县民之畜蛊者三百二十六家，于县之僻处，不得复齿于乡。” 《驱蛊录》：“隋书志江南数郡往往畜蛊，而宜春偏甚。其法以五月五日聚百种虫，大者至蛇、小者至虱，合置器中，令自相啖余一种存者留之，蛇则曰蛇蛊，虱则曰虱蛊，行以杀人。因入人腹内，食其五脏，死则其产移入蛊主之家，三年不杀他人，则畜者自钟其弊，累世相传不绝。” 清刘昆《南中杂说》：“世传南人能造蛊沅江土司世传此法，其药最毒而最奇。凡郡守新任，必设宴迎风，药已入腹矣。在任理事，药不即发也，但两目瞳子变黑而为蓝，面色淡黄，状类浮肿，至离任一月刊，则阁门并命矣。” ——参阅张紫晨《中国巫术》。 祸端 历史史实 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丞相公孙贺之子公孙敬声被人告发为巫蛊咒武帝，与阳石公主奸，贺父子下狱死，诸邑公主与阳石公主、卫青之子长平侯卫伉皆坐诛。武帝命宠臣江充为使者治巫蛊，江充与太子刘据有隙，遂陷害太子，并与案道侯韩说、宦官苏文等四人诬陷太子，皇后卫子夫和太子刘据相继自杀。久之，巫蛊事多不信。田千秋等上书讼太子冤，武帝乃夷江充三族，烧死苏文。又修建“思子宫”，于太子被害处作“归来望思之台”，以志哀思。 发生在武帝晚年的巫蛊案，是西汉时期非常重大的历史事件。此案引起了汉武帝晚期政治的重大转变。但是，为什么会发生此案，则一直扑朔迷离，异说纷纭，成为武帝一生历史中的一个巨谜。宋洪迈《容斋续笔》即云：“汉世巫蛊之祸，虽起于江充，然事会之来，盖有不可晓者。” 什么是巫蛊？“巫蛊”二字历来不见达诂。说者或牵扯《易》之蛊卦，（易卦之蛊，乃故老之故的借文，与巫蛊并不相干。）皆妄不足论。蛊，即蛊惑。蛊之古音通鬼，（《说文》：“臬桀死之鬼亦为蛊。”）又通诅，是一种诅咒之术。所谓“巫蛊”，即巫鬼之术或巫诅（咒）之术也。《汉书》谓巫蛊起自胡巫。巫蛊之术，其源实来自匈奴民族所信之萨满巫术。（萨满，女真语，指巫师巫术。《三朝北盟会编》：“珊蛮（萨满）者，女真语巫妪也，以其变通如神。”其来源则甚古老，为北狄、东胡（通古斯）民族所普遍信仰。） 巫蛊之术的具体方法，就是以桐木制作小偶人，上面写上被诅咒者的名字，生辰八字等，然后施以魔法和诅咒，将其埋放到被诅咒者的住处或近旁。行此术者相信，经过这样的魔法，被诅咒者的灵魂就可以被控制或摄取。 战国晚期及汉代，由于民族的迁移与混合，巫术之风浸染中原，逐步由下层流行至上层。战国后期著名的邹衍就是一位大巫。武帝时的大儒董仲舒著《春秋繁露》，书中也有五行及祈雨巫术。儒家一向以理性见称，但汉儒则多信巫术。可见其时巫风浸润之广。武帝元光年间，皇后陈阿娇失宠，曾使用巫蛊之术诅咒其情敌卫子夫。武帝觉知后将她废黜，女巫楚服及宫人牵连被诛者三百余人。（ 《史记·外戚世家》记载，“（陈皇后）闻卫子夫大幸，恚，几死者数矣。上愈怒。陈皇后挟妇人媚道，其事颇觉，于是废陈皇后，而立卫子夫为皇后。”所谓“挟妇人媚道”，司马贞《索隐》：“《汉书》云：‘女子楚服等坐为皇后咒诅，大逆无道，相连诛者三百人。’”）但其案影响尚较小。 而起于征和元年十一月的巫蛊之祸，则延绵数年，牵连诛死者有皇太子、卫皇后，公孙贺及刘屈牦二丞相，诸邑、阳石二公主及三皇孙，还牵涉到许多公卿大臣和重要人物，如江充、韩说、章赣、苏文、石德、赵破奴、任安、暴胜之、田仁、朱安世、商丘成、张富昌、李寿、马通、马何罗、景建等，都城长安在这次政治动乱中致死者数以万计。其结果，导致了汉帝国统治上层一次严重的政治危机，酿成武帝后期政局空前之巨变。 巫蛊之乱的发生 包括四个阶段 （1）酝酿和准备 （2）事件的触发 （3）矛盾激化为京城动乱 （4）平反与清洗 武帝天汉年间，国内流行疫病。这种疫病最初可能来自匈奴发动的生物战。由于汉武帝不断对匈奴发动大规模战略进攻，匈奴王庭远迁漠北。为阻挡汉军，匈奴使用“胡巫”的萨满巫术。这种巫术的“诅军”方法之一，是将疫马、牛、羊埋到汉军经过的水头水源上，或将染有烈性病毒的疫马施放给汉军，使汉军人畜染疫。（《汉书·西域传》及注）疫病随归师传回长安。一代名将霍去病在24岁的青壮之年早夭，肯定是由于染上了不治的疫病。（元狩年后，匈奴连续数位单于均以青壮年短命早夭，可能也是死于疫病。汉昭帝也仅二十一岁就病死。） 武帝中后期以后疫病流行国中。（张华《博物志》记：汉武帝时，弱水沙土西国有人乘毛车以渡弱水来献香者，帝谓是常香，非中国之所乏，不礼其使。留久之，帝幸上林苑，西使千乘舆闻，并奏其香。帝取之，看大如燕卵，三枚，与枣相似。帝不悦，以付外库。后长安中大疫，宫中皆疫病。帝不举乐，西使乞见，请烧所贡香一枚，以辟疫气。帝不得已听之，宫中病者登日并差。长安中百里咸闻香气。）汉宫人多染疫者。武帝晚年也染疫多病。“上春秋高，意多所恶”，又 “以为左右皆为蛊道祝诅。”怀疑自己中了巫蛊之术。 《汉书·武帝纪》记：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秋，止禁巫祠道中者，大搜。”所谓“大搜”，臣瓒以为：“‘搜’，谓索奸人也。”晋灼注：“搜‘巫蛊’也。” 巫蛊之案是在疾疫流行的这样一种背景上发生的。 受害者 巫蛊之案的第一个受害者，是战功卓著的名将公孙敖家族。公孙敖是卫青好友，参与过多次对匈奴远征，封侯。太始元年春正月，公孙敖坐妻为巫蛊，腰斩。 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又有人举报丞相公孙贺的儿子公孙敬声以巫蛊之术诅咒皇帝。 公孙贺武士出身，青年时代是卫青的好友，曾多次追随卫青征伐匈奴，以战功封侯。他娶卫子夫之姊君孺为妻，与汉武帝有连襟之亲，因而一度深受重用。先为太仆，太初二年（前103年）继石庆为丞相。而他的儿子公孙敬声则接替了其太仆的职务，父子并居公卿位，一时宠贵莫比。 但公孙敬声“将家族亲贵之势”，“骄奢不奉法”，擅自挪用“北军钱千九百万”，案发后被捕。公孙贺向武帝请求以立功赎子罪，自请追捕早被通缉但一直未归案的阳陵大侠朱安世以交换儿子。 朱安世被公孙贺捕得后，仰天大笑，说：你杀我一个，我灭你一族。于是自狱中上书首告，“举报敬声与阳石公主私通，及使人巫祭诅上，于皇宫甘泉驰道埋偶人，祝诅皇帝有恶言。” 根据举报，武帝诏公孙贺全家“下有司案验于皇宫，穷治所犯。” 这就是巫蛊之案的缘起。受公孙贺之案牵连的有诸邑公主、阳石公主以及卫青的儿子长平侯卫伉。 “征和二年春正月，丞相贺下狱。”“父子死狱中，全家灭族”。（《汉书·公孙贺传》）公孙贺妻是卫皇后之姊、是卫青的姐夫。阳石公主是武帝与卫皇后所生的女儿。数月后，卫皇后女“诸邑公主、阳石公主皆坐‘巫蛊’死”。 公孙贺一案，遂成为点燃巫蛊大案和长安政变的导火索。 经过 在纠治公孙贺案时，武帝已染病。“时上疾，避暑甘泉宫”，长安“独皇后、太子在”。但是，武帝却不信任他们，而把纠治公孙贺案的责任，全权委托给了新任丞相刘屈牦和御史章赣。具体察办此案的则是一个政治背景复杂可疑的宠臣江充。 江充是赵国邯郸人，本出身于市井无赖。年轻时他将貌美的妹妹嫁给赵太子刘丹而成为赵王的座上客。后又与赵太子发生龌龊，即入长安诣阙举报太子丹有种种不法事。 武帝劾治刘姓诸王及家属极严，根据江充的举报，赵太子获罪死狱中。汉武帝赞许江充，任命他以谒者的官职出使匈奴。出使前武帝曾问他出使时作何计画，他说一切随机应变。江充在匈奴中活动了近一年。归后得到重用，武帝委任他担任钦差无定所的检查官“直指绣衣使者”，负责京师治安，“督三辅盗贼，禁察逾制”。 在任上，江充严厉劾察亲王贵戚及其子弟，敢于碰硬，因此深得武帝赏识。“上以充忠直，奉法不阿，所言中意。”例如，江充曾将在驰道中宾士的武帝之姑馆陶长公主的车骑“尽劾没入官”。又曾惩办在御用驰道中疾驰的太子家使。太子亲自出面说情，江充也不给面子。 公孙贺案结束后，武帝为疫病所困，长居远离长安的甘泉宫中。江充目睹武帝已年老，怕他死后太子继皇位报复自己，在丞相刘屈牦的支持下，决定借公孙贺一案罗织陷害太子和卫皇后。《汉书·江充传》记：“（江充）奏言上疾祟在‘巫蛊’”。“于是上以充为使者治巫蛊。”他面见武帝，说武帝生病的原因是由于遭受巫蛊。于是武帝授权江充成立专案，对“巫蛊”作进一步调查。 案子愈查愈大，以致武帝“疑左右皆为蛊祝诅”。江充乘机指使胡巫檀何欺骗武帝说：“皇宫中大有蛊气，不除之，上疾终不瘥（chài，病愈）。”武帝相信其言，指令江充入宫穷治，又派按道侯韩说、御史章赣、黄门（宦者）苏文等协助江充督办。 江充接受在长安大规模调查“巫蛊”一案的指令后，“知上意”久已不满卫氏集团，于是任用了一批来自匈奴和西域的“胡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胡巫多来自汉朝的敌国匈奴。“胡巫”与江充相勾结，罗织陷害，株连牵引数万人，通过查“巫蛊”，把一个长安城搞得乌烟瘴气。最终，则将调查矛头引向皇宫中的卫太子和卫皇后。《汉书》记：“充将胡巫掘地求偶人，捕蛊及夜视，视鬼，染污令有处，辄收捕验治，烧铁钳灼，强服之。民转相诬以巫蛊，吏辄劾以大逆无道，坐而死者前后数万人。” 江充亲自带领胡巫入宫搜查。“入宫至省中，坏御坐掘地。”“充先治后宫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太子宫，掘地纵横，太子、皇后无复施床处。” 结果，江充果真在太子宫中掘出了桐木人和写有咒语的帛书，他得意洋洋地宣告：“于太子宫得木人尤多，又有帛书，所言不道，当奏闻。” 其实，太子宫及皇宫中所发现的巫偶，全部都是江充指使胡巫及宫人所预先设定。《汉书》颜师古注引“《三辅旧事》云：‘（江）充使胡巫作而埋之。’” “张晏曰：‘（江）充捕巫蛊及夜祭祠祝诅者，令胡巫视鬼，诈以酒辍地，令有处也。’师古曰：‘捕夜祠及视鬼之人，而（江）充遣巫污染地上，为祠祭之处，以诬其人也。’（《汉书·武五子传·戾太子刘据》记：“（江）充典治‘巫蛊’，既知上意，白言宫中有蛊气，入宫至省中，坏御座掘地。上使按道侯韩说、御史章赣、黄门苏文等助充。充遂至太子宫掘蛊，得桐木人。”王先谦《汉书补注》：“掘得桐人六枚，尽以针刺之。”） 眼看冤案就要罗织到自己和母亲卫皇后身上，太子情急，乃征求左右幕僚的意见。太子少傅石德劝刘据诛杀江充。他说：“先前的公孙贺父子、两位公主及卫伉家人都已受陷害被杀。现在胡巫又来陷害太子，已挖到了木偶。皇上不会知道这是胡巫所设定，会认为我们真在诅咒他，我们无法自白洗清。我们与其坐而等死，不如动手杀掉江充和胡巫。难道太子忘掉前朝秦始皇的太子扶苏受冤屈而死的事情了吗？”〔“前丞相父子、两公主及卫氏皆已坐此，今巫与使者掘地得征验，上不知巫置之邪，将实有也，无以自明。 此时江充逼太子甚急，太子在情急下同意石德所言。七月壬午，太子派人假冒使者收捕江充等人。江充助手按道侯韩说怀疑使者身份，不肯受诏，被来人杀死。太子派人禀告皇后，又分发武器给侍卫，搜查全城涉嫌巫蛊之人，并向百官宣布江充谋反。太子随即杀死江充，处死上林苑中的巫蛊术士。但是百密一疏，让苏文侥幸脱逃，向武帝控诉太子起兵谋反，武帝开始并不相信： “太子必惧，又忿充等，故有此变。” 派使者召太子，但使者不敢到太子那里，回报武帝说 “太子反已成，欲斩臣，臣逃归。” 父子终于失去了最后的沟通机会。被苏文等人连续欺骗两次后终于上当的武帝大怒，下令丞相刘屈牦率兵平乱。太子纠集了数万人，与丞相军激战五日，死者数万人。最终，太子势孤力弱而兵败，唯有逃离长安。皇后自杀，太子宾客多人亦被捕杀。此时武帝暴怒，然而臣下却惧而不言，壶关三老茂上书曰： “太子进则不得见上，退则困于乱臣，独冤结而无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杀充，恐惧逋逃，子盗父兵，以救难自免耳。臣窃以为无邪心。” （太子进则不能面见皇上，退则被乱臣的陷害困扰，独自蒙冤，无处申诉，忍不住忿恨的心情，起而杀死江充，却又害怕皇上降罪，被迫逃亡。太子作为陛下的儿子，盗用父亲的军队，不过是为了救难，使自己免遭别人的陷害罢了，臣认为并非有什么险恶的用心） “智者不敢言，辩士不敢说，臣窃痛之！唯陛下宽心慰意，少察所亲，毋患太子之非，亟罢甲兵，无令太子久亡！臣不胜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宫下！” （智慧之人不敢进言，善辩之士难以张口，我心中实在感到痛惜。希望陛下放宽心怀，平心静气，不要苛求自己的亲人，不要对太子的错误耿耿于怀，立即结束对太子的征讨，不要让太子长期逃亡在外！我以对陛下的一片忠心，随时准备献出我短暂的性命，待罪于建章宫外。） 武帝醒悟，有悔意，但并未赦免太子 ，太子逃到湖县一户贫家，户主常卖屦以维持太子生活所需。太子有一位富有的故人在此地，因为刘据派人找他而被人发现，官吏围捕太子，太子因拒绝被捕而自杀，户主亦被杀。 平反与清洗 征和三年（公元前90），武帝对巫蛊之事有所察觉，却难以推翻自己之前的作为，看守高帝庙的小郎官田千秋正好在此时上书为太子鸣冤： “子弄父兵，罪当笞；天子之子过误杀人，当何罢哉！臣尝梦见一白头翁教臣言。” 武帝大悟，于是借机下台，将太子被逼起兵之事定性为“子弄父兵”，同时召见田千秋，并颇有深意地说道 ：“父子之间，人所难言也，公独明其不然。此高庙神灵使公教我，公当遂为吾辅佐。” 并因此在一年间将田千秋连升数级，一跃而成丞相。随后。武帝愤而族灭江充及刘屈牦家族，焚苏文于横桥上，曾在泉鸠里对太子兵刃相加的人，最初被任命为北地太守，后也遭满门抄斩。 武帝痛惜太子无辜，于是在爱子丧生的湖县（今河南三门峡灵宝县豫灵镇底董村南）修建思子宫以及归来望思之台，以寄托自己的哀思。此举令天下唏嘘不已。戾太子一案极大 了晚年的汉武帝，促使他颁布轮台诏，对自己过去几十年间的作为进行自我反思，并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政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并为昭宣中兴创造了有利条件。 太子死后，武帝迟迟不立太子，时为武帝长子的燕王刘旦请求宿卫长安（显然意谋太子位），武帝斥之曰：”生子当置齐鲁礼仪之乡！“并惩罚燕王，削其良乡、安次、文安三县。后元二年二月乙丑，武帝病笃，终于决定立赵国钩弋夫人之子刘弗陵为皇太子，翌日以霍光（霍去病异母弟）为大司马大将军，命其与车骑将军金日磾、左将军上官桀、御史大夫桑弘羊共辅少主。第三天武帝驾崩。 太子有三子一女，长子史皇孙刘进（即汉宣帝刘询之父），一女尚平舆侯嗣子。全部因巫蛊之乱而遇害，只留下皇曾孙刘询。十七年后刘弗陵去世，无子。权臣霍光废刘贺后，扶助刘询登上帝位，是为宣帝，即位后刘询颁布诏书：诏曰 ：“故皇太子在湖，未有号谥、岁时祠。其议谥，置园邑。” 谥刘据曰“戾”（东汉著作 《说文》:“ 戾。曲也，从犬出户下。戾者身曲戾也。”故而“戾”字应取蒙冤受屈之意 ），所以刘据又称“戾太子”。 戾太子之狱的悲剧表面上看是由许多偶然因素促成的，但实际上源于对“独占”、“排他”和“终身世袭”的皇权的争夺，是权势欲对人的自然本性的扭曲。从夏、商、周三代开始，延至大一统的秦汉皇朝，国君终身制、君位世袭制就成了社会认可的制度。君权至上，不受限制，君主绝对集权，也成为不容怀疑的理念。由此，觊觎和篡夺君位的事件层出不穷，即或是在骨肉至亲之间，为争夺皇位也酿成了一幕又一幕的惨剧。汉武帝受奸人蛊惑，小人利用武帝晚年的多疑乘虚而入，由是酿成了这对原本亲厚的父子间的悲剧。 涉及作品 玄色《哑舍·巫蛊偶》 陆群《湘西巫蛊》 天干地支《巫蛊谜棺》 天航 D系列04 《秦始皇最恐怖的遗言》

　　王先谦，学人称为葵园先生。曾有史学家、经学家、训诂学家、实业家等称号。是著名的湘绅领袖、学界泰斗。王先谦终其一生，他很少担任实际的政务官职，主要以学术名世。尤其在湖南声望极高，是著名的湘绅领袖、学界泰斗。下面是我蒐集整理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王先谦生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4岁启蒙，20岁时父亲去世，因“餬口无资”，曾三次“佐幕于军营”。18岁补禀膳生。咸丰十一年1861赴安徽安庆，任长江水师向导营书记，数月后

辞归。同治三年1864，在湖北提督梁洪胜营充幕僚。同年乡试中举人。明年成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累迁翰林院侍讲。光绪六年1880任国子监祭酒。覆在国史馆、实录馆 ，充云南、江西、浙江三省乡试正副考官。十一年督江苏学政。任内延揽文人，在江阴南菁书院开设书局，校刻《皇清经解续编》，成书1000余卷;还刻有《南菁书院丛书》。其间，还疏请筹办东三省边防，罢三海工程，弹劾徐之铭、李莲英等。

光绪十五年1889，王先谦卸江苏学政任，回长沙定居。次年主讲湖南思贤讲舍，并在讲舍设局刻书。十七年任城南书院山长。二十年转达任岳麓书院山长，主讲岳麓书院达10年之久。

　　中日甲午战争后，维新运动在全国兴起，湖南一些士绅开始兴办近代工业。王先谦投资银1万两，与黄自元、陈文玮等集股，并拨借官款，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创设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始终经理其事。公司开办数年，折损颇多。不久交给官办，终因经营不善，于二十五年停办。

王先谦与绅士张祖同、叶德辉等一贯干预地方事务。“久住省垣，广通声气，凡同事者无不仰其鼻息，供其指使，一有拂意，则必设法排去之而后快。”光绪二十三年冬，湖南时务学堂成立，该学堂熊希龄聘梁启超、韩文举、唐才常等维新人士任教习。他初与张、叶等阳为支援，阴图操纵。继因维新运动高涨，他攻击时务学堂总教习梁启超等“伤风败俗”，“志在谋逆”，“专以无父无君之邪说教人”，使学生“不复知忠孝节义为何事”;指斥南学会和《湘报》宣传民权平等学说为“一切平等禽兽之行”，“背叛圣教，败灭伦常”。并纠集张祖同、叶德辉等提出《湘绅公呈》，呈请抚院对时务学堂严加整顿，驱逐熊希龄、唐才常及梁启超等维新人士。又致书陈宝箴，提出停刊《湘报》。还串通省内劣

绅，鼓动岳麓、城南、求忠三书院部分学生，齐集省城学宫，商定所谓《湘省学约》，用以约束士人言行，对抗新思想传播。及至戊戌变法失败后，其门人苏舆编辑《翼教丛编》一书，集中攻诬变法维新，并颂扬王先谦能事先“洞烛其奸，摘发备至”。

光绪二十六年1900七月，唐才常等所领自立军起义失败，王先谦、叶德辉等人向巡抚俞廉三告密，搜捕杀害自立会人士百余人。

二十九年，学堂渐兴，王先谦仍主讲岳麓书院兼任湖南师范馆馆长。旋以“人心不靖”，“邪说朋兴，排满革命之谈充塞庠序”，遂不复至馆。同年，岳麓书院改为湖南高等学堂。

三十四年，王先谦所著书经巡抚岑春蓂呈送清廷，受到嘉奖，赏内阁学士衔。宣统二年1910湖南灾荒，长沙发生抢米风潮，他以“梗议义粜”，奉旨降五级呼叫。以后，竭力反对民主革命运动。宣统三年1911武昌起义后，他改名遯，避居平江，闭门著书，凡3年，乃还长沙。至民国6年1917病逝世。

王先谦博览古今图籍，研究各朝典章制度。治学重考据、校勘，荟丛集言。除前述校刻《皇清经解续编》外，还编有清《十朝东华录》、《续古文辞类纂》等。著有《汉书补注》、《水经注合笺》、《后汉书集解》、《荀子集解》、《庄子集解》、《诗三家义集疏》等。为文远追韩愈，又以桐城派阳湖派自许;其诗被称为“得杜之神，运苏之气”，“置之清代集中，挺然秀拔”。有《虚受堂诗文集》。

国学大师王先谦的贡献

史学研究

王先谦学术成就最大的方面是史学。他治史的方法大体遵循乾嘉学风，注重校勘。其仿经疏体例注释旧史的代表作是《汉书补注》。该书旁采诸家之说，经多年穷究，使疑难不解之处得以通晓，因而至今

仍受国内外史学界推崇。其他的注释著作《后汉书集解》 《新旧唐书合注》等也颇见功力，被后代史学史专家评为“王氏所作补注、集解诸作，都是校注书中标准的著作。” 《十朝东华录》是王先谦的又一部重要的史著。《东华录》本是清代的一种编年体史料长编，因国史馆在清富东华门内而得名，先有蒋良骥编成自努尔哈赤天命朝至雍正朝5朝《东华录》。王先谦任职翰林院和园子监时，嫌其过于简略，特详加增订，并加修了乾隆、嘉庆、道光3朝，后果增修咸丰、同治2朝，合称《十朝东华录》。该书取树广泛，不仅取自《清实录》，还广采《方略》、《会典》、《御制诗文》、《大臣列传》等，所以至今仍是研究清史的基本史料。

鸦片战争之后，随中西文化逐渐交流，中国学者开始著述外国史地，主先谦也顺应时代潮流，于光绪年间撰成《日本源流考》、《五洲地理志略》。 《日本源流考》探讨日本的政事学术和治乱得失的本源，目的是欲使闭目塞听的中国能急起仿效。书中还用一定篇幅辑录明代戚继光、俞大猷等抗倭的资料，反映出作者的爱国之心。《五洲地理志略》是王先谦花4年时间辛勤编纂而成的，书中荟萃了古今中外的史地图籍，对欧美各主要国家作了较详细的介绍。一个原先遵循乾嘉旧规的学者，能睁眼看世界，辑成世界地理书籍，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版本校勘

作为一名学术大家，王先谦深知版本校辑的重要，他强调“欲博览遗书，尤以精研版本为重。”他独自校勘或邀人合作而成的《郡斋读书志》、 《天禄琳琅书目前后编》、《魏

书校勘记》、《盐铁论校本》等都受到版本目录 学者的重视。其中《盐铁论校本》被郭沫若、杨树达著书时参考取材;他的《合校水经注》集乾嘉以来《水经注》研究之大成，为近百年来的独特通行之作。

经学研究

王先谦是史学大师，又是经学大师，他曾花费半生心力，成《尚书孔伟参正》一书，书中探讨《尚书》原委，旁证历代诸儒训释;博采《史记》、 《汉书》、《论衡》等材料，对伪托之处详加辨正。今文经学大师皮锡瑞评价它“兼疏今古文，说明精确，最为善本。”他并继乾嘉年间的大经学家阮元之后，博观慎取，解释和考订经书，集资汇刻了卷帙浩繁，于储存文献，发展学术非常有益的《续皇清经解》，因而清代著名文献学家刘锦藻评价：“维持文献之功，阮氏而后为推先谦矣。”他还撰有《诗三家义集疏》等经学著作，从而奠定了自己在近代经学史上的地位。

国学大师王先谦的社会评价

“长沙阁老，季清巨儒，著书满家，门庭广大”，这是长沙近代著名学者和教育家李肖聃先生对王先谦的评价。

王先谦能在学术上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并不是偶然的。他自幼苦读，锲而不舍，数十年来废寝忘食，孜孜于典籍之中，而且具有博采众长，严谨平实的作风。王先谦治学侧重古文经学，但不拘泥门户，兼采今文学源的观点，认为今古文经之争，“展转纷纭，徒形词费”。他辑印的《南著书院丛书》就被人称作“无乾嘉诸子标汉宋之帜，分门别户致辨之习气”。而《续皇清经解》、《尚书孔传参正》就又包含了许多今文经学的观点和材料。

他在政治上与维新派势若水火，但却能称道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 “颇有长进”，并在撰写《五洲地理志略》时多处述引。王先谦在撰述过程中继承了湖湘务实的传统学风，重求实，反臆断，凡遇暂时不明白的问题，并不武断曲解，总是以“存疑”的态度对待，或注明“无考”，'或注时“未知孰是”，“所当厥疑”。而对自己著述中的错误，一经发现就立即纠正。他曾刻印袁本《世说》，当经叶德辉提醒知道袁本“讹谬百出”时，便毅然毁版，请叶详加校勘后重镌。

他还深刻地揭示中国学人普遍务虚图名的弊病说：“窃谓中国学人大病，在一空字。理学兴，则舍程、朱而趋陆、王，以程、乐务实也。汉学兴，则低汉而尊宋，以汉学若人也。新学兴，又斥西而守中，以西学尤繁重也。至如究心新学，能人所难，宜无病矣。然日本维新,从制造入，中国求新，从议论入。所务在名，所图在私。言满天下，而无实以继之，则亦仍然一空，终古罔济而已。”

正由于王先谦痛恨空谈，因而自己坚持实事求是，严谦治学。他的这种学术态度不仅使自己成为一代宗师，而且启迪了众多岳麓书院士生，使他们深涉经史，旁及诸子，趋重实务，接受新学，使这千年学府再度焕发生气，因而无论是撰述，还是教育，王先谦都堪称大家。因此可见，当代学者李肖聃在《湘学略·葵园学略》中赞他“上笺辟经，下征国史，旁论文章，用逮谱子。四十余年，楚学生光。”这并非是过誉之辞，堪当确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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