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总体看来，历代流传下来的古籍分为抄写本、刻印本两类，抄写本即人工抄写的图书，那古书的收藏知识是什么呢下面是我为你整理的古书收藏知识，希望对您有用。

古书收藏知识

　古籍的装帧

　在印刷术发明以前，图书是抄写的缣帛和纸张上，采用长卷形式，阅读时展开，平时卷起。这一时期的图书只能是卷轴装。韩愈《送诸葛亮觉往随州读书》诗称："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欧阳修《归田录》也说："唐人藏书皆作卷轴。"雕版印刷普及以后，由于书版各自成块，卷轴装已不适用，古籍装帧改进为册页形式，先后出现旋风装、经折装、包背装、线装几种形式。线装的形式一直沿用至今。

　卷轴装 又称卷子装，早期的图书装帧形式。与装裱好的书画相似。在长卷帛书、纸书的左端安装木轴，旋转卷起(图1)。敦煌石室中发现的大批唐五代写本图书，都采用这一方式。据记载，古代宫廷收藏的卷轴装图书十分考究，《隋唐经籍志》描述秘阁藏书："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品漆轴";《唐六典》描述内府藏书："其经库书，钿白牙轴，黄带红牙签;史库书，绿牙轴，朱带白牙筌。"进入版刻时代，图书改为册页形式，仍有一些采用卷轴装，如《开宝藏》、《赵城金藏》等。

　旋风装 在一素纸长卷上面依次粘贴书页，每页正反两面书写文字，展开长卷可翻页阅读。守张邦基《墨庄漫录》形容其"逐叶翻飞，展卷至末，仍合为一卷。"这种装订特点是外表仍为长卷，里面却是错落有致的书页，实为介于卷轴装和经折装之间的一种装订形式。大约盛行于唐代。故宫博物院藏有唐写本《刊谬补缺切韵》五卷，即是采用这种旋风装。

　经折装 又叫梵夹装、折子装。将图书长卷按一定宽度左右折叠起来，加上书衣，使之成为可以随时展读的册子。历代刊刻佛经道藏，多采用这种装订形式。古代奏折、书简也常采用这一形式。

　蝴蝶装 将每页书在版心处对折，有文字的一面向里，再将若干折好的书页对齐，粘贴成册。采用这种装订形式，外表与现在的平装书相似，展开阅读时，书页犹如蝴蝶两翼飞舞，故称为蝴蝶装。蝴蝶装是宋元版书的主要形式，它改变了沿袭千年的卷轴形式，适应了雕版印刷的一页一版的特点，是一重大进步。《明史艺文志》序称秘阁书籍皆宋元所遗，无不精美。装用倒折，四周外向，虫鼠不能损。"但这种版心内向的装订形式，人们翻阅时会遇到无字页面，同时版心易于脱落，造成掉页，所以逐渐又为包背装取代。

　包背装 将印好的书页版心向外对折，书口向外，然后用纸捻装订成册，再装上书衣，由于全书包上厚纸作皮，不见线眼，故称凶背装。包背装出现于南宋，盛行于元代及明中期以前。清代宫廷图书如历朝实录、《四库全书》也采用这种装订方式。包背装改变了蝴蝶版心向内的形式，不再出现无字页面，但未解决易散脱页的缺点，所以后来又发展为线装形式。

　线装 线装书是传世古籍最常用的装订方式。它与包背装的区别是，不用整幅书页包背，而是前后各用一页书衣，打孔穿线，装订成册。这种装订形式可能在南宋已出现，但明嘉靖以后才流行起来，清代基本采用这种装订方式。其特点是解决了蝴蝶装，包背装易于脱页的问题，同时便于修补重订。

　从以上可以看出，古籍的装订有一个发展演进过程。不同时期流行不同的形式，了解这一进程，对古籍的年代鉴定十分重要。传世宋版书多经过后人重新装修，或改为包背装，或改成线装，但仔细观察，仍能在版心处发现粘贴痕迹，书页外沿则有磨损痕迹。

　几部古籍版本著作比较谈

　版本学的研究与探讨源于宋代。汉、唐虽经过几次大规模的古书校勘、注释、编目，但印刷业尚未形成，零星的版本记载仅限于正经正史的修订。南宋尤袤著《遂初堂书目》开创了一书兼载数种版本的先例;(宋)岳珂著《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被后世称为第一部系统记录版本知识的著作。明代视宋版为珍稀之物，藏书家、校勘家逐步摸索各种版本的特征、优劣，可惜这些版本学史料只散见于笔记、杂记中。清代学者开始罗列诸本、考证源流、登录刻工、详论纸墨。钱曾著《读书敏求记》奠定了古籍版本鉴定的基本原则。《天禄琳琅书目》及它的《后目》已把版本学的核心——善本书的收藏与鉴定推到了极致。清代学者对版本学贡献最大的当属专门记载版本状况的各种题跋记，尤以“顾批黄跋”为最。后人汇集成书的有为顾千里著的《思适斋书跋·书跋辑存》，为黄丕烈著的《士礼居藏书题跋》、《续记》、《再续记》，《荛圃藏书题识》等。

　近现代是版本学集大成的时代。叶德辉著《书林清话·书林余话》是古籍版本学第一部专门著作;张元济著《中国版本学》(1916年)与孙毓修著《中国雕板源流考》(1918年)把版本学从史学中独立出来;钱基博著《版本通义》总结了前人的成就，把版本学列入学术研究体系。

　新中国成立后，介绍版本知识的书，有毛春翔的《古书版本常谈》(1965年初版，1977年再版)。此书已是收藏品，配有插图，通俗易懂，可惜明代部分较凌乱，清代部分过于简单;陈国庆著《古籍版本浅谈》于版本学名词解释简明扼要，但不全面，适于入门者;魏隐儒著《古书版本鉴定丛谈》(1984年初版)，体例较完备，也有实际经验的总结，只是不谈价格，宜专业人员参考;李致忠著《古书版本学概论》、《中国古代书籍史》，刘国钧著《中国书史简编》，曹之著《中国古籍版本学》，张绍勋著《中国印刷史话》等，都是从史的角度论述版本学、目录学、内容系统可靠，又有最新史学发现佐证，惟厚古薄今，实用性差些。

　在谈到版本学专门著作时，不能不谈到两部流传稀少的油印品：一是北京大学陈宏天教授的《古籍版本概要》(1987年讲义稿)，其特点是专业性、系统性强，表列详尽，论断精到，清代部分尤为各书所不及;可惜重学术、轻市场，非专业人员不感兴趣。二是北京中国书店编《古籍版本知识》(上、下)，1980年油印本。书出于古籍鉴定大师雷梦水、张宗序手笔，在内部流传。笔者珍藏此书初版本，且有雷梦水先生签名，捧读二十年，收益最大。该书列举资料极为丰富，如清代武英殿刻书、官书局刻书、民国精刻本等都是各书所论不及的。关于版本鉴定方面，该书也极富特色，真假俱呈，详辨优劣，特别是从价格上来判断版本取舍，“实战”性极强;当然系统性、条理性就不够了。从价值、价格上判断版本的著作，最具参考性，爱好者也颇关心，但学者们却言之甚少。笔者醉心古籍收藏多年，有几本书在论及版本价格方面很实用，也很具史料价值，一并开列出来，供书友参考：

　《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1983年商务初版，详列1912年至1947年古籍善本收集价格及善本影印、复制印刷史话;

　《艺风堂友朋书札》(上、下)，1980年上海古籍初版(中华文史论丛增刊本)，详载缪荃孙先生等七十人清末民初收售善本价格及藏书聚散史话;

　《弢翁藏书年谱》，李国庆编，2000年黄山书社出版，详载藏书家周叔弢先生六十年购书、访书、藏书史料，价格精准，详备。

　目前北京中国书店联合中国嘉德、北京翰海、上海国拍、上海朵云轩、上海敬花等各大拍卖公司合作整理出版九年来《中国拍卖古籍文献目录》(2002年1月上海书店出版)及《续集》(2002年8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详载百余场(2000年底前)拍卖实况，极具市场参考价值。书中对拍品的断代、提要、说明等都经专家审核、把关，恐怕这就是最新的版本学参考资料了。

　版本目录与鉴定古籍

　我国古代，虽自图书诞生之日起，藏书管理者就开始编制图书目录，但是直到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后，人们才真正开始重视编制藏书的版本目录。

　所谓版本目录，就是指著录图书的篇目和主要内容，并详细著录图书的作者或编者，以及出版者、出版年代等情况的书籍，是著录和记载版本简况的专用工具书。南宋初年尤袤编制的《遂初堂书目》，被公认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版本目录。

　明清时期，是著述版本目录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公私藏书版本目录，对版本的著述更加详细，不仅记载了图书的篇目、主旨、作者、出版者，还简略记述了版本的特征、源流等情况。但明代的版本目录学术价值不大，而清代的则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与参考价值。如钱曾的《读书敏求记》、于敏中等的《天禄琳琅书目》、纪昀等的《四库全书总目》等，著录古籍版本最为翔实，在藏书界影响很大，是权威性很高的版本目录书。

　民国以后，著名版本学家孙殿起所著的版本目录《贩书偶记》及《贩书偶记续编》，是近一内蒙最实用和常用的版本目录工具书。新中国建立后，国家专业古籍出版社陆续编辑和出版了《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上海图书馆善本书目》、《中国古籍善本书提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重要版本目录工具书，成为当代图书馆、藏书家及古籍藏书爱好者最好的参考书。

　古籍版本目录的编制，按不同标准有如下分类：一是按国家目录、私人目录、史志目录3种;二是按学术内容分类，有综合性目录和专科目录2种;三是按编篡目的分类，有举要目录、缺书目录、辨伪目录3种;四是按收录范围分类，有丛书目录、地方目录、个人著述目录、善本目录、知见目录等。

　版本目录与古籍鉴定紧密联系。因为从古至今的版本目录，系统揭示了各个时代古籍图书的存佚状况，著录了历代古籍不同版本的源流、特征及概况，成为鉴定古籍版本真伪及其价值的重要依据。具体来说，版本目录对于古籍鉴定有如下几个方面的作用：

　第一，帮助了解古籍概况。我国古代典籍浩如烟海，这些典籍分别著录在历代正史艺文志、经籍志、官修书目、私藏书目等目录中。阅览这些目录，能使我们较清楚地了解到各个朝代古籍的刊流、流通、收藏及存佚概况，从而便于比较、鉴定新近发现和收藏到的古籍。如果你看到一部古籍实物，可先对其外观、纸张等等进行初步鉴定，然后再与相应年代的版本目录进行对照。如果古籍实物与版本目录著述相符，即可做出鉴定结果;如果实物与著录不符，则要进一步查找资料，弄清是非，不能轻易下结论。

　第二，便于识别版本真伪。凡对版本目录了若指掌的人，都能详细了解古籍的书名、篇卷、作者、版刻、函册、提要的等情况，从而可以具体考证和辨别古籍的真伪。如汉代刘向父子所著《七略》，在《隋书经籍志》与《新唐书艺文志》两部目录书中均有著录，而在《宋史!艺文志》中却不见著录，说明《七略》一书在唐宋间已经失传。如果在宋代以后发现署名《七略》的古籍，除辑佚本外，其余可判定为伪本。

　第三，公正审定版本价值。当你发现收集到一部古籍时，可通过查阅《四库全书总目》、《贩书偶记》等版本目录，了解该书的递藏、传承等情况，从而可以正确判定其收藏价值;如果该书在以上版本目录中没有著录，则会有两种可能：一是伪书，二是海内孤本。到底属于哪种情况，则需进一步查阅其他古籍鉴定工具书，或请教有经验的鉴定人员协助鉴定。运用各种方法验明其正身后，就可以准确判定其价值。

　历代古籍版本目录有时也难免出现一些讹误。所以，利用版本目录鉴定古籍，还要有清醒的头脑和主见，不可盲从，以免出现错误。

　古籍的收藏与辨伪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有藏书的传统，在书房内放大镜置几册古书，既能显示出儒雅的生活情趣，又能体现出藏书者的文化修养。如今太平盛世，收藏风日渐趋浓，继字画、瓷器等收藏品之后，古籍又成为收藏者收藏投资的一个新热点。尤其是在拍卖会上，线装古籍连连拍出令人吃惊的高价后，更是激发了人们对古籍收藏的兴趣，同时，引得深藏民间的古籍纷纷浮出水面。近日，记者就古籍的收藏采访了南昌的古籍收藏家王令策和周海鹰先生。

　哪些古书具有收藏价值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古籍拍卖会场场火爆，且价格越拍越高。书价大幅提升是否等于所有古籍都能升值王令策认为，善本古籍和版画古籍的增值潜能较大。

　善本古籍主要指具有历史文物、学术资料和版本艺术价值的版本书。它包括内府刊刻的殿版书，海内外绝无仅有的孤本，内容好、书法精的明清抄本，以及清初以前的精美刻本。年代越久远，书品就越珍贵。往往衡量私人藏书是否达到藏书家水平，也经常以收藏多少善本书为标准。

　宋版书一向被认为善本书之佼佼者，有“一页宋版，一两黄金”之说。由于宋版书弥足珍贵，有宋版书的人大都不愿意轻易出手，特别是收藏家手里的宋版书，别说让他出让，甚至从不示人。所以，一旦有缘与宋版书相遇，只要财力允许，下决心买下定是一条增值财路。元版书虽不能同宋版书相提并论，但收藏界一向认为，宋元本同属珍稀善本，爱好者值得关注。现在随着时光的流逝，许多年代较近的古书便自然升华，明版乃至清初版本，凡是具有文献价值和刻印精美的古籍，也已步入善本行列。王令策说，目前明清善本尚不难寻，价格也不算太高，但增值潜力颇大，收藏者值得关注。

　王令策告诉记者，善本的古籍有以下9种代表性：

　①元及元以前刻印、抄写的图书;②明刻本和明抄本(刻印模糊和流传较多的除外);

　③清代乾隆以前的流传较少的刻本和抄本;④太平天国及历年农民政权所刻印的图书;⑤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⑥辛亥革命以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⑦有名人学者亲笔批校、题跋、评论的刻本;⑧在印刷上能反映我国古代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技术水平的各种活字印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

　⑨明代的印谱、清代的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印谱(有特色又系足本或有亲笔题记)。

　版画古籍

　在收藏者关注善本古籍的同时，也越来越重视版画古籍的收藏了。王令策说，从历次书刊拍卖会的图录看，无不将漂亮的版画画面精印拍卖图册中，哪怕书中只有一幅也从不放弃。我国版画古籍很多，诸如《芥子园画谱》、《芥子园画传》、《晚笑堂画传》、《百孝图说》、《红楼图咏》、《唐诗画谱》、《鸿雪因缘图记》、《三才图绘》、《孔子圣迹图》、《御制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图诗》以及《耕织图》、《棉花图》和《蝴蝶秋斋所藏画册》等。最为精美的要属明末画家胡正言的版画力作《十竹斋书画谱》和《十竹斋笺谱》，这两套版画古籍不仅在于艺术上的卓越成就，而且还开创了木版水印先河，解放初年，一部明版装裱成册的《十竹斋书画谱》仅售10元，如今它的价值已经超过10万，可见版本好，刻印精美，书品完整的版画古籍，都值得投资收藏。

古书收藏方法

　古书有“科学价值、历史价值、艺术(经济)价值”，但不是所有的古书都“值大钱”。李洪啸总结说，总的来说所有藏品的通则是讲究“真、精、新”。因为自古以来，好东西会被精心爱护，很多好的古玩，看起来就像新的一样。除此以外，还有古书收藏的特有原则：

　年代是古书收藏的重要因素，现在宋版书论页拍卖，明版书论册拍卖。明版书普遍刻印较精美，万历前的书少而更珍贵。清光绪之后的受西方印刷技术冲击，书普遍质量下降。带画的书比纯文字的好，多色印的比黑的好。

　同一时代版本的看内容，古书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除了佛教道教带图的经书外，儒家的经类不值钱。“史”多是“够古不够玩”，价值居中。而“子”和“集”中，则不乏珍贵之物。越是冷门，生僻，少见的越珍贵。

　同内容的看印刷，在版本上，初印本最珍贵，一般只有几本，是红色印刷，用来校对和主人自留。其次是蓝本，一般也就10来本，送朋友。最后才是大批量印刷的黑本。黑本里，字迹清晰的版本较好。印刷到最后，版已被磨损，甚至断裂，此时书籍印刷模糊，价值较低。

　此外，特殊内容(如禁书)、知名度高的书的早期印本、精印本及殿刻本、官刻本、名家刻本等较珍贵。名家批校本或收藏本价值高。白纸比黄纸价值高。

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丛书》

《诗经今注》高亨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楚辞今注》[战国]屈原撰，汤炳正、李大明、李诚、熊良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司马相如集校注》[西汉]司马相如撰，金国永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张衡诗文集校注》[东汉]张衡撰，张震泽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扬雄集校注》 [西汉]扬雄撰，张震泽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阮籍集》[三国魏]阮籍撰，李志钧等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

《陶渊明集校笺》（修订本）[东晋]陶潜撰，龚斌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

《鲍参军集注》[南朝宋]鲍照撰，钱仲联校，上海古籍出版社

《谢宣城集校注》[南朝齐]谢脁撰，曹融南校注集说，上海古籍出版社

《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南朝宋]刘义庆撰[南朝梁]刘孝标注，馀嘉锡笺疏，周祖谟、余淑宜、周士琦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

《世说新语校释》（上中下册）[南朝宋]刘义庆撰[南朝梁]刘孝标注，龚斌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

《诗品集注》（增订本）（上下册）[南朝梁]锺嵘撰，曹旭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文心雕龙义证》（上中下册）[南朝梁]刘勰撰，詹锳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

《文选》（全六册）[南朝梁]萧统撰[唐]李善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玉台新咏汇校》（上下册）[南朝陈]除陵编，吴冠文、谈蓓芳、章培恒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

《骆临海集笺注》[唐]骆宾王撰[清]陈熙晋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王子安集注》[唐]王勃撰[清]蒋清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卢照邻集笺注》（增订本）[唐]卢照邻撰，祝尚书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韦应物集校注》（增订本）[唐]韦应物撰，陶敏、王友胜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王梵志诗校注》（增订本）（上下册）[唐]王梵志撰，项楚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陈子昂集》（修订本）[唐]陈子昂撰，徐鹏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

《李白集校注》（全四册）[唐]李白撰，瞿蜕园、朱金城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修订本）（上中下册）[唐]杜甫撰[宋]赵次公注，林继中辑校，上海古籍出版社

《杜诗镜铨》（上下册）[唐]杜甫撰[清]杨伦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钱注杜诗》（上下册）[唐]杜甫撰[清]钱谦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白居易集笺校》（全六册）[唐]白居易撰，朱金城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

《韩昌黎文集校注》（上下册）[唐]韩愈撰，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

《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上下册）[唐]韩愈撰，钱仲联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

《柳河东集》（上下册）[唐]柳宗元撰，[唐]刘禹锡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柳宗元诗笺释》[唐]柳宗元撰，王国安笺释，上海古籍出版社

《王右丞集笺注》[唐]王维撰，[清]赵殿成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孟浩然诗集笺注》（增订本）[唐]孟浩然撰，佟培基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高适集校注》[唐]高适撰，孙钦善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唐]李贺撰[清]王琦等评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李贺诗歌集注》[唐]李贺撰[清]王琦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戴叔伦诗集校注》[唐]戴叔伦撰，蒋寅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权德舆诗文集》（上下册）[唐]权德舆撰，郭广伟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

《皮子文薮》[唐]皮日休撰，萧涤非、郑庆笃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

《樊南文集》[唐]李商隐撰[清]冯浩译注，钱振伦、钱振常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玉溪生诗集笺注》（上下册）[唐]李商隐撰[清]冯浩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樊川文集》[唐]杜牧撰，陈允吉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

《樊川诗集注》[唐]杜牧撰[清]冯集梧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姚合诗集校注》（上下册）[唐]姚合撰，吴河清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长江集新校》[唐]贾岛撰，李嘉言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

《刘禹锡集笺证》（上中下册）[唐]刘禹锡撰，瞿蜕园笺证，上海古籍出版社

《温飞卿诗集笺注》[唐]温庭筠撰[清]曾益等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韦庄集笺注》[五代]韦庄撰，聂安福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岑参集校注》[唐]岑参撰，陈铁民、侯忠义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元稹集校注》（上中下册）[唐]元稹撰，周相录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郑谷诗集笺注》[唐]郑谷撰，严寿澄、黄明、赵昌平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苏舜钦集》[宋]苏舜钦撰，沈文倬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

《欧阳修诗文集校笺》（上中下册）[宋]欧阳修撰，洪本健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

《张先集编年校注》[宋]张先撰，吴熊和、沈松勤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上中下册）[宋]梅尧臣撰，朱东润编年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姜白石词编年笺校》[宋]姜夔撰，夏承焘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

《二晏词笺注》[宋]晏殊、晏几道撰，张草纫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真集笺注》（修订本）（上下册）[宋]周邦彦撰，罗忼烈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嘉祐集笺注》[宋]苏洵撰，曾枣庄、金成礼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东坡乐府笺》[宋]苏轼撰，朱孝臧编年校注，龙榆生校笺，朱怀春标点，上海古籍出版社

《苏轼诗集合注》（全六册）[宋]苏轼撰[清]冯应榴辑注，黄任轲、朱怀春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

《欒城集》（上中下册）[宋]苏辙撰，曾枣庄、马德富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

《山谷诗集注》（上下册）[宋]黄庭坚撰[宋]任渊、史容、史季温注，黄宝华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

《山谷诗注续补》[宋]黄庭坚撰，陈永正、何泽棠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山谷词校注》[宋]黄庭坚撰，马兴荣、祝振玉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淮海集笺注》（上中下册）[宋]秦观撰，徐培均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宋]秦观撰，夏承焘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后村词笺注》[宋]刘克庄撰，钱仲联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陈与义集校笺》[宋]陈与义撰，白敦仁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

《于湖居士文集》[宋]张孝祥撰，徐鹏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

《樵歌校注》[宋]朱敦儒撰，邓子勉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李清照集笺注》（修订本）[宋]李清照撰，徐培均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稼轩词编年笺注》（定本）[宋]辛弃疾撰，邓广铭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放翁词编年笺注》（增订本）[宋]陆游撰，夏承焘、吴熊和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剑南诗稿校注》（全八册）[宋]陆游撰，钱仲联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范石湖集》[宋]范成大撰，富寿荪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

《王荆文公诗笺注》（上中下册）[北宋]王安石撰[宋]李壁笺注，高克勤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

《芦川词笺注》[宋]张元干撰，曹济平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王令集》[宋]王令撰，沈文倬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

《揭傒斯全集》[元]揭傒斯撰，李梦生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

《雁门集》[元]萨都剌撰，殷孟伦、朱广祁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

《唐寅集》[明]唐寅撰，周道振、张月尊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

《高青丘集》（上下册）[明]高启撰[清]金檀辑注，徐澄宇、沈北宗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

《汤显祖戏曲集》（上下册）[明]汤显祖撰，钱南扬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

《汤显祖诗文集》（上下册）[明]汤显祖撰，徐朔方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

《袁宏道集笺校》（上中下册）[明]袁宏道撰，钱伯城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

《白苏斋类集》[明]袁宗道撰，钱伯城标点，上海古籍出版社

《珂雪斋集》（上中下册）[明]袁中道撰，钱伯城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

《震川先生集》（上下册）[明]归有光撰，周本淳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

《谭元春集》[明]谭元春撰，陈杏珍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

《梁辰鱼集》[明]梁辰鱼撰，吴书荫编集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

《隐秀轩集》[明]锺惺撰，李先耕、崔重庆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

《陈子龙诗集》[明]陈子龙撰，施蛰存、马祖熙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

《李玉戏曲集》（上中下册）[清]李玉撰，陈古虞、陈多、马圣贵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

《顾亭林诗集汇注》（上下册）[清]顾炎武撰，王蘧常辑注、吴丕绩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

《渔洋精华录集释》（上中下册）[清]王士禛撰，李毓芙等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

《牧斋初学集》（上中下册）[清]钱谦益撰[清]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

《牧斋初学集诗注汇校》（上下册）[清]钱谦益撰，钱曾笺注，卿朝晖辑校，上海古籍出版社

《牧斋有学集》（上中下册）[清]钱谦益撰[清]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

《牧斋杂著》（上下册）[清]钱谦益撰[清]钱曾笺注，钱仲联标点，上海古籍出版社

《纳兰词笺注》（修订本）[清]纳兰性德撰，张草纫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两当轩集》[清]黄景仁撰，李国章标点，上海古籍出版社

《敬业堂诗集》[清]查慎行撰，周劭标点，上海古籍出版社

《刘大櫆集》[清]刘大櫆撰，吴孟复标点，上海古籍出版社

《瓯北集》（上下册）[清]赵翼撰，李学颖等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

《安雅堂全集》[清]宋琬撰，马祖熙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

《小仓山房诗文集》（全四册）[清]袁枚撰，周本淳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

《吴梅村全集》[清]吴伟业撰，李学颖集评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

《樊榭山房集》（上中下册）[清]厉鹗撰[清]董兆熊注，陈九思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

《惜抱轩诗文集》[清]姚鼐撰，刘季高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

《忠雅堂集校笺》（全四册）[清]蒋士铨撰，邵海清校、李梦生笺，上海古籍出版社

《秋笳集》[清]吴兆骞撰，麻守中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

《人境庐诗草笺注》（上下册）[清]黄遵宪撰，钱仲联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岭云海日楼诗钞》[清]丘逢甲撰，丘铸昌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

《瓶水斋诗集》（上下册）[清]舒位撰，曹光甫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

《龚自珍全集》[清]龚自珍撰，王佩诤校，上海古籍出版社

《龚自珍诗集编年校注》（上下册）[清]龚自珍撰，刘逸生，周锡䪖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恽敬集》[清]恽敬撰，万陆、谢珊珊、林振岳标校，林振岳集评，上海古籍出版社

《陈维崧集》（上中下册）[清]陈维崧撰，陈振鹏标点，李学颖校补，上海古籍出版社

《水云楼诗词笺注》[清]蒋春霖撰，刘勇刚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归庄集》[清]归庄撰，上海古籍出版社

《方苞集》（上下册）[清]方苞撰，刘季高标点，上海古籍出版社

《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全四册）[清]蒲松龄撰，张友鹤辑校，上海古籍出版社

《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清]吴敬梓撰，李汉秋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央美术学院图书馆建馆历史悠久、积淀深厚，在几代人的识见、努力下，形成丰厚的藏书积累。其中，主要集中于上世纪50至70年代收集而来的插图版线装古籍、民国珂罗版画册、木版年画、宣传画、碑帖拓片、西洋名画印刷品、民国时期美术出版物、美术期刊等，在收藏的品种、品相及数量上，远远好于和多于同类院校图书馆，作为我馆的特色馆藏，具有十分珍贵的资料价值和收藏价值，是我馆藏书的重要组成部分。1996年国务委员李铁映来我馆视察时，听完介绍后曾对这批藏书称赞不已。我馆约有线装图书5000多种2万多册，从版本时间范围上，除收藏有若干明代版本的佛经外，清代版本图书约占二分之一，民国早期线装图书约为二分之一，其中，成书于清初顺治年间的绣像小说《一片情》残本，为我馆所藏较早版本图书，亦为海内孤本。从分类而言，我馆线装古籍藏书主要包括四类。一是古籍丛书及诗文集，如《扬州丛刻》、《知不足斋丛书》、《津逮秘书》、《西清砚谱》、《美术丛书》、《古本戏曲丛刊》等；二是美术相关文字类图书，如历代书画史、书画著录、书画题跋、金石学著作等，并注意收藏不同版本，例如《吴越所见书画记》就有4种之多；三是插图本线装古籍，既包括画谱、图谱、印谱、笺谱等艺术类图书，也包括插图版的古本小说戏曲，此类图书是我馆当年的收藏重点之一，也是特藏资料中的亮点，其中一些书籍至今没有再版，因而具有珍贵的版本价值和资料价值，如《镜影楼钩影》（清末民初著名藏书家徐乃昌编印，金石学著作）、《镜影箫声初集》（光绪13年版）、《毓秀堂画传》（光绪9年版）、《醉苏斋画诀》（清晚期著名画家戴熙从子戴以恒著，光绪17年版）、《诗画舫》（光绪14年版）等，同时，注意收藏不同插图版本，如《芥子园画谱》、《西厢记》等都有4、5种不同版本，其中于右任题签，民国12年北京鉴古斋据明王氏香雪居本影印的《绘图新校注古本西厢记》，版刻十分精美，除木版单色插图本外，还有早期套色印刷的古籍，如清末出版的《明朝生动画图》；四是民国珂罗版画册，在现代胶印技术普及之前，基于照相复制技术的珂罗版印刷工艺，因其效果逼真，形神兼备，能够忠实反映作品原貌，从而广泛应用于绘画、相片、拓片、壁画、版画、书法、古籍等的复制，曾被启功称之为“下真迹一等”，我馆所藏民国初年的珂罗版画册不但具有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在当年的教学中也曾起到了重要作用，此类图书约有百余册，以当时著名画家画册为多，如《中国名人画史》（1921年版）、《当代名人画海》（1931年版，内收陈宝琛至郑昶民国间书画名人作品）、《智超画存》、《白社画册》（潘天寿、张书旂等5人于1931年在上海组织白社画派，同年编印《白社画册》第一集，由上海金城工艺社发行，本馆藏第二集）、《王师子画册》（1925年版，齐白石为之题一小序曰：“甲子之秋汪君蔼士携王君师子书画册与观，余叹甘守寂寞之道，乐而不疲，居海上者胜于京华也。齐璜白石山翁”）、《樊浩霖山水》（1931年版）、《十二洞天梅花册》（吴昌硕早期作品）、《陶锥庵山水册》等。以版本价值而言，我馆所藏线装古籍有相当品相上乘的珍善本图书，如上所述，除多收藏不同刻本，或至今不曾再版的古籍外，从收藏来源上，上世纪50年代，许寿裳（鲁迅友）、周作人、汪荣宝、朱启钤等先生，都曾将毕生辛勤搜集的部分图书捐赠我馆保存，其中不少属于难得的珍本，比如在1952年著名藏书家张怀博士的赠书中，有关文学、艺术方面的书籍共145种1300册，书内大多钤有“张百龄藏书”的朱文印章。这些著名藏书家的款识题跋，尤其提升了图书的文化价值。除上述线装图书外，我馆还收藏大型古籍丛书、类书，如《缩本四部丛刊》、《丛书集成》、《清代御制诗文集》、《古今图书集成》、《四部丛刊》、《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共计10000多册。木版年画作为重要的民间艺术形式之一，自清乾嘉至解放前曾盛极一时，流传广泛，解放后逐渐为胶印技术的新年画取代。我馆自50年代始，收藏木版年画3000多张。以所藏年画产地而言，以杨柳青年画为最多，其次为桃花坞、潍坊杨家埠年画，有少量朱仙镇、武强、绵竹、北京、福建、浙江、南京等地年画，所收年画产地较全，风格多样，且绝大多数为清中晚期刻版所印，版本较为珍贵；以所藏木版年画的内容而言，各个产地的代表性内容几乎都有所体现，如杨柳青的文武门神、娃娃戏、仕女图、庄稼忙、戏文图等，桃花坞的百子图、苏州万年桥、阊门图、一团和气等，杨家埠的男十忙、女十忙，北京的神码等；以所藏木版年画的形式而言，种类较全，有门神、神像、中堂、月光、斗方等，在印刷工艺上，近二分之一的年画为彩色套印、人工点彩，其中不乏精印精品，即使线刻单色，因多为原版初印，线条都清晰流畅，1994年前后，我馆曾携馆藏木版年画精品赴意大利、英国做专题展览。值得单独一提的是，我馆还藏有一批德格印经院印制的木版单色线刻藏传佛教神像，线条娴熟圆润、艺术精湛，高度程式化，印刷十分精美，为上世纪50年代我院教授文金扬所赠。大的时代背景下，宣传画（招贴画）也是我馆5、60年代收藏的一个重点。作为中国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美术创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宣传画在50至70年代的宣传建国方略、参与政治运动等方面，始终走在造型艺术的前列，同时，一大批专业美术工作者的参与，则从整体上提升了宣传画的艺术水平。其作为特定时代的产物，画风绝无仅有。我馆所藏宣传画13000多张，内容十分丰富，涉及政治（包括领袖像、战争）、经济（工业、农业）、科技（如医药卫生）、文化（如样板戏等）、民俗、社会等各个方面，所收品种堪称齐全，且不乏当时代的精品。在宣传画成为当今收藏热点的形势下，我馆搜罗广泛、品种宏富的宣传画收藏彰显出当时收藏者对时代美术的敏感性和责任感。同时，50至80年代广泛流传的重要美术形式还有连环画，与宣传画一样，由于专业美术工作者的参与，连环画不但是具有重要时代特征的收藏品，也是艺术价值较高的艺术品，我馆所藏连环画约8000多册，其中多有著名连环画家的经典作品。自1951年始直至1987年，担任中央美术学院图书馆馆长一职的是著名东方美术史学家常任侠先生，常先生在东方艺术、美术考古、宗教美术方面都颇有造诣，曾出版《汉代绘画选集》《汉画艺术研究》等，并主编《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的“画像石画像砖”一书，因为在画像石及碑帖书法方面的研究与具眼，常先生在任期间，曾收藏大批精美的画像石原拓及书法碑帖，计约5400页，此批书法及画像石拓片多为原拓，相当部分为初拓，拓片清晰完整，有些拓片比发表过的更完整，或者尚未公开发表过。我馆藏有西文单页画6000多张，在前任馆长常任侠先生1989年所作的《冰庐失宝记》（收入端木蕻良、方成选编《说画集》，华夏出版社1997年北京第1版）中，对其中的部分收藏有如下记载： “自1952年起，我兼中央美术学院图书馆长，为馆收集不少珍贵书物、古艺术品。其中重要的是孙佩苍在欧洲德、法等国为过去北平研究院收集的一批名画家的油画，解放后归科学院。某日我去看郭老（郭沫若——笔者注），恰逢在仓库中取出，这在中国保存的名画家的原作还是稀有的，我签呈郭老划归中央美术学院，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经郭老批准，即由图书馆以车运来。这成为后来美院展览馆的基本藏品，其中也经过本院美术家的修整，并把这些原来的宝贵画框，也修理一新。其后孙佩苍家中所藏一大批西洋名画原大的印制品，也收归本院。这些美术品印数甚少，其第一二张，例归该国美术馆保藏。孙氏在前数张中选购，仅下真迹一等，也甚不易得。徐悲鸿先生常盛赞孙氏的辛勤和精鉴，在他身后由本院保藏这些珍品，也出于故院长的教导。” 在当时教学资料稀缺的情况下，这批珍贵画片曾在我院教学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我馆所藏民国时期美术出版物、美术期刊，在重大美术课题研究、研究生论文写作等方面持续发挥重要作用，其它院校甚至国外美术史学者都曾来我馆查阅该批资料，据统计，我馆藏有民国时期美术出版物1500多种（不含线装书），堪称丰富。其中，200多种图书在国家民国时期出版物书目中未被收入，应为我馆独有。 中央美术学院图书馆特藏文献资料，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几代工作人员高瞻远瞩，抓住机遇，辛勤搜集而来，这批珍贵馆藏，不仅彰现了我馆深厚的文化积淀，在我院教学科研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更作为图书馆的优秀传统，值得我们继承、发扬下去。

古籍的版本类型 自从图书产生以来，特别是自从版印图籍产生以来，从内容、性质、形式等方面派生出许多版本类型和版本称谓。主要有：稿本、写本、抄本、刻本、活字印本、官刻本、坊刻本、私宅刻本、家刻本、自刻本、监刻本、经厂本、内府刻本、藩府刻本、殿本、局本、聚珍本、套印本、百衲本、书帕本、巾箱本、袖珍本、初刻本、重刻本、翻刻本、影刻本、重修本、递修本、朱蓝印本、四库底本、毛抄本。 稿本 古书版本著录中运用稿本概念大约有三种情况，一是指手稿本，二是指清稿本，三是指修改稿本。手稿本指的是由作者自己亲笔书写的自己的作品，判断这个极不容易，没有绝对把握，不敢运用手稿本的概念。清稿本指的是誊清的书本。誊清就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由作者自己誊清，这在实际上应该归入手稿本；另一种是由别人誊清，实际上这已不具备稿本性质。故对清稿本概念的运用要特别慎重，不能以今度古，把现代人关于稿子的概念硬加在古稿本的头上去。修改稿本指的是在誊清的本子上又由作者亲笔加以修改。这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作者自己誊清后自己又作修订，这在实际上又应归于手稿本；一种是别人誊清后作者亲笔加以修订，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用修改稿本的概念。这三种概念在通常的古书著录中都见有人运用，但在实践上并不十分确切，且容易造成混乱。国家图书馆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只用“稿本”一个概念，将作者亲笔书写、誊清、修改的情况，通通包容在“稿本”概念里边。而对由别人誊清的书本，则以“写本”或“抄本”称之；别人誊清作者自己亲笔修改的书本，则仍以“写本”或“抄本”称之，紧接着于其后注明某某校改。 写本 写本是相对于稿本、抄本和印本的名称。在古书版本著录中，凡运用写本概念，大约也有三种情况。一是时代早。唐以前，书籍生产都靠手写传抄，无所谓刻本印本，故统称为写本。人唐以后，刻本书渐行，至宋而盛。然唐宋所处的时代仍是较早，故唐宋时期手写传抄的书籍，仍称为写本。元以后传抄的书籍，便以抄本名之了。二是地位高。无论时代早晚，印本书是否盛行，一书的传抄凡出自名流学者之手，往往也要以写本名之，而不称其为抄本。三是涉及宗教。凡是抄写佛经、道经，抄写者常是为了还愿或做功德，有对宗教的崇信和虔诚包容在里边，故只称其为写经，而绝不称为抄经。至于早期写经生抄写的经卷，虽不是为了自己还愿做功德，而是为了佛门的善男信女们买去还愿，但由于其抄写时代早，也只能以写本名之。至于自己著作，自己抄写流传，那就不论其时代早晚，地位高低，便一律以稿本名之了。 抄本 在古书版本著录中，抄本的称谓经常应用，经常出现。除了写本、稿本之外，凡依据某种底本而再行传写者，均可以抄本名之。 刻本 刻本，亦称刊本、椠本、镌本，均指雕版印刷而成的书本。中国雕版印刷术发明很早，唐代已有雕版印刷的书籍流行。五代已由政府指令国子监校刻《九经》及《经典释文》。至宋代，雕版印刷的书籍大兴，旁及辽、金、西夏；直至元、明、清，前后盛行1000余年。在发展过程中，因时代不同，又有宋、辽、西夏、金、蒙古、元、明、清刻本的不同称谓；因地域不同，又有浙刻本、蜀刻本、闽刻本等不同称谓：具体细分，又有杭州本、越州本、婺州本、衢州本、潭州本、赣州本、池州本、建阳本、麻沙本、崇化本、平水本、眉山本等不同称谓；因出资和主刻性质不同，又有官刻本、私刻本、家刻本、自刻本、坊刻本等不同称谓；具体区分，又有内府本、监本、府州军本、仓台本、计台本、殿司郎局本、公使库本、郡斋郡庠本、兴文署本、广成局本、行中书省本、各路儒学本、书院本、司礼监本、经厂本、藩府本、布政司本、廉访司本、殿本、局本等不同称谓；因刻版形态不同，又有大字本、小字本、书帕本、巾箱本、袖珍本等不同称谓；因版印技术不同，又有墨印本、朱印本、蓝印本、套印本等不同称谓；因版印早晚不同，又有初刻本、复刻本、初印本、后印本、重修本、递修本等不同称谓。总之，什么时代、什么地区、什么单位、什么部门刻的书本，就可题为某某时代、某某地区、某某单位、某某部门刻本。 活字印本 用活字排版印刷的书本，均称活字印本。北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平民毕昇首先发明了泥活字。南宋的周必大，蒙古太宗十三年至海迷失后三年(1241-1250)时期的姚枢，清道光十二年(1832)的李瑶、二十四年(1844)的翟金生，都曾依据毕昇泥活字印书的原理，自制泥活字，实践并光大了泥活字印书的创举。元大德年间(1297-1307)，农学家王祯又制成了木活字，并印刷《旌德县志》。此后，木活字发展较快，非但有汉文木活字，还有西夏文、回鹘文木活字。进入明、清，木活字书普遍流行，江南各省的祠堂常用木活字排印宗谱。还出现了串乡走镇专为人排印家谱的谱匠。明崇祯十一年(1638)以后，北京朝廷发行的“邸报”，也改用木活字排印。清代无论官署、私宅、坊肆，木活字印书更为普遍。规模最大的是乾隆时期用木活字排印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凡134种。金属活字包括铜、锡、铅活字，其中以铜活字印书较多。明朝弘治、正德时期无锡华、安两家的铜活字印书最有名，清雍正年间内府用铜活字排印的《古今图书集成》，是规模最大的金属活字印刷工程。著录活字印本，就要根据不同材料的活字，采取不同的著录称谓，如泥活字印本、木活字印本、铜活字印本等。 官刻本 官刻本是指清及清以前历代出公帑或由国家某种机构、单位主持雕印的书本。中国雕版印书始自唐朝。自五代起，始由国子监校刻经书，开官刻本之先河。两宋国子监、中央各部、院、司、局、殿，地方各府、州、县、军官署，各府、州、县学，各地仓台、计台、公使库；元代兴文署、广成局、中书省、行中书省、各路儒学、各地书院；明代两京国子监、中央各部、院，内府各监，各藩府，各布政使司，各府、州、县衙署，各级各地学校；清代武英殿、内府各监、中央各部、地方各级行政、文化机构、各省官书局等，凡由这些单位出资或主持刻印的书，均可称为官刻本。但在著录实践中，历来不采用“官刻本”这种称谓，而是将其分解，具体著录。国子监刻的书就称为国子监本，公使库刻的书就称为公使库刻本，经厂刻的书就称为经厂刻本，武英殿刻的书就称为武英殿刻本等。 坊刻本 坊刻本指唐至清历代各地书坊刻印的书本。书商编刻图书并经营书业的书坊，唐代已经出现，至两宋而兴盛。北宋的开封、南宋的杭州，都开有很多书坊、书斋、书轩、书林、书堂、书肆、书棚、经籍铺、纸马铺等。四川、两湖、江、浙、皖、赣、闽，尤其是福建建阳的崇化、麻沙等，也都有很多书坊。元代四川书坊衰落，山西平阳(今临汾)书坊兴起，福建书坊继续发展。明代南北两京，苏州、扬州、杭州、徽州、常熟、建阳，仍是书坊林立。清代书坊遍布全国各地，但有的已是单纯经销并不编刻图书了。所有历代这些书坊刻印的书，都可以称为坊刻本。但在版本著录的实践上，一般不使用坊刻本这个称谓，而是分解之后具体著录，如唐刻《陀罗尼经咒》，便著录为“唐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刻本”，《十七史》便著录为“明毛氏汲古阁刻本”等。 私宅刻本 私宅刻本指历代私家出资或主持刻印的书本。私宅家塾刻书的性质，与书坊刻书不尽相同。书坊刻书以出售营利为主要目的，私宅、家塾刻书多出于对圣贤、先辈、师友的崇尚，要推广某种思想和学说。明、清私宅刻书，有时也为了传布某些罕见的版本。但在版本著录实践上，一般并不使用私宅刻本这个称谓，而是分解之后具体著录。如宋黄善夫家塾之敬室所刻的《史记》，便著录为“宋黄善夫家塾刻本”；宋蔡梦弼东塾刻印的《史记》，便著录为“宋蔡梦弼东塾刻本”；宋蔡琪家塾之敬室刻印的《汉书集注》，便著录为“宋蔡琪家塾刻本”；南宋廖莹中世彩堂刻印的《韩柳集》，便著录为“宋廖莹中世彩堂刻本”；元代天历间褒贤世家家塾刻印的《范文正公集》，便著录为“元天历褒贤世家家塾岁寒堂刻本”。 家刻本 家刻本指历代自家出资或主持刻印的自己家人著作的书本。家刻本与私刻本性质不同。家刻本的实施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出资委托书坊，按自家满意的版式行款刻印；一种是自备木板，召雇刻印良工上门，让他们按自家的意愿设计行款版式刻印。这两种方式雕刻的书版都归自家所有，自家收藏。故古书雕版处与藏版处不全都一致。家刻本多为家族中晚辈实施，故校勘刻印一般都比较好。 自刻本 自刻本指历代由作者自己出资或主持刻印的自撰的书本。从出资的角度看，与家刻本性质近似；从所刻书的作者看，则与家刻本绝然不同。家刻本的作者范围限在本家族中，自刻本的作者仅指作者自己。自刻本始自五代和凝。《旧五代史·和凝传》说他平生为文章，长于短歌艳曲，尤好声誉。有集百卷，自篆于版，模印数百帙，分惠于人。五代以后，历代都有自刻本行世。自刻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作者自己委托书坊或召雇雕印工匠，按照自己的意愿设计版式行款，施刀镌印；一种是不但自己出资，还要自己写样上板，然后委托书坊或召雇工匠刻印。所以自刻本一般都校勘精审，刻印精良，若是作者自己手写上版，就更为珍贵。清代郑板桥号称诗、书、画三绝，他自己写样上版雕印的自著《板桥集》，堪称艺术珍品。 监刻本 监刻本亦简称监本，指历代国子监刻印的书本。国子监，亦称国子学，简称“国学”，是中国封建时代的最高学府和教育管理机构。国子监刻书始于五代，后唐朝长兴三年(932)，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事田敏等校定九经，刻版印售。到后周太祖广顺三年(953)，《九经》全部刻完，前后历时21年。后周世宗显德二年(955)，国子监祭酒尹拙奏请兵部尚书张昭、太常卿田敏同校勘《经典释文》，刻板印行。宋代国子监的刻书规模和刻印范围，都比五代时要大得多。景德二年(1005)，距建国仅40余年，经、传、正义皆经过校勘，刻板印行。所集书籍版片10万余块。到北宋末年，正史亦由国子监全部校刻行世。南宋国子监所刻的书并非都是本监所雕，很多是本监校勘后下各地镂版。如《七经正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诸书，都是由杭州镂版进呈。宋代国子监除主刻正经、正史外，还以医方一字差误，其害匪轻，故重要医籍也由国子监分官详校，镂版颁行。如《脉经》、《千金要方》、《千金翼方》、《补注本草》、《图经本草》等，宋代国子监都曾校刻行世。元代的中央刻书机构是兴文署和广成局，属秘书监，不属国子监，故无监本之称。明代南京、北京都设有国子监，刻书数量甚多。清代纂修校刻书籍多数在武英殿。清代国子监仅刻过极少的书。对于历代国子监所刻的书，均可著录为各时代的国子监刻本。 经厂本 经厂本专指明代经厂所刻印的书本。经厂是司礼监所属的机构，专管经书印版及印成书籍、佛经、道藏、蕃经等。经厂设掌司4员或六七员。经厂规模随着司礼监的权限及规模的扩大而扩大。洪武时内府有刊字匠150名，每二年一班；裱褙匠312名，印刷匠58名，一年一班。嘉靖十年(1531)，调整精简过内府匠役，实留12255名，著为定额。其中司礼监占有1583名。而专事书籍刻印者为：笺纸匠62名，裱褙匠293名，摺配匠189名，裁历匠80名，刷印匠134名，笔匠48名，黑墨匠77名，画匠76名，刊字匠315名。总为1274名。据极不完全统计，明代司礼监经厂前后刻印的经、史、子书、祖训、圣训，以及《四书》、《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千家诗》、《神童诗》等内书堂课本，达168种。经厂本特点是开本大，印纸精，行格疏，字体大，粗黑口，铺陈考究。但由于出自内宦之手，校勘不精，故不为学人所珍重。 内府刻本 内府刻本这个称谓很不科学，很不确切。但历代相沿，版本著录和行文中又常出现这个提法。唐代有内府之役，它是指划归五府三卫和东宫三府三卫管辖的折冲府，下设若干监，分管内廷庶务。所谓内府刻本，并不专指由内务府各监所刻的书本。实际上，历来在运用内府刻本这个称谓时，其概念都是指中央各部院衙署和内廷各部门所刻的书本。或者说是指官刻本中，属中央国家机关所刻的那一部分书。所以在使用这个称谓时要特别谨慎，凡能考出具体刻书单位者，均应具体著录，不能轻易使用内府刻本这个称谓。 藩府刻本 藩府刻本指明代各藩王府所刻印的书本。明代270余年中，皇诸子受封为王的先后共有62人。受封并且建藩者，共50人。其中有的因获罪夺爵，有的无子封除，只有28个王府与明朝相始终。它们分布在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湖广、江西等诸布政行省。 殿本 殿本专指清代武英殿所刻印的书本。武英殿在今北京故宫博物院西华门内迤北。据《宸垣识略》记载，武英殿崇阶九级，环绕御河，跨石桥三，前为门三。内殿宇二重，前贮书版。北为浴德堂，即修书处。 局本 局本指清代各省官书局所刻印的书本。清代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之后，以曾国藩创立的江南书局为起端，先后有淮南书局、苏州书局、浙江书局、崇文书局、思贤书局、江西书局、存古书局、皇华书局、福州书局、广雅书局、云南书局、山西书局等相继建立。这些官书局是清代以前历朝所没有的。在晚清的半个多世纪中，这些官书局刻印过不少书，还联合协作刻印过一些书，如五局合刻《二十四史》等。有些书校勘精审，刻印精良。像浙江官书局校刻的《二十二子》，金陵书局张文虎校刻的《史记》，就都很有名。在清末的文化事业上，起过一定推动作用。在版本著录上则分别具体称为某书局刻本。 聚珍本 聚珍本亦称聚珍版。指清乾隆时武英殿用木活字排版印刷的书本。 套印本 套印本指数种颜色套印的书本。中国传统的套印技术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初期阶段是在一块雕好的版片上刷上不同颜色敷印，所以称为敷彩印法。此法起于何时，很难详考。元至元六年(1340)，中兴路江陵(今湖北荆州)资福寺刻的无闻和尚《金刚经注解》，其经文及卷尾无闻和尚注经图中的灵芝等，均用朱色刷印，注文用墨色刷印。表明14世纪中叶，中国已经有了敷彩印刷的作品，而且迄今仍流存于世。 在套色印刷的启发、推动下，将这种技术继续深化，施于版画，恒版印刷技术出现了。“饾版”是将彩色画稿按不同颜色分别勾摹下来，每色刻成一小块木板，犹如饾饤，故称饾版。然后逐色依次套印或叠印，最后形成一幅完整的彩色图画。这样印出的作品颜色的深浅浓淡、阴阳向背，几与原作无异。在饾版技术兴起的同时，拱花技法也出现了。“拱花”是用凹凸两版嵌合压印，令纸面拱起花纹，使翎毛、山水凸现在纸面上，看去更富立体感，更具真实性。像胡正言的《十竹斋笺谱》、吴发祥的《萝轩变古笺谱》，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所有上述这些套印出来的书，都可称为套印本。且几色套印，就称几色套印本。惟朱墨两色套印，国家图书馆习惯上著录为“套印本”，其他各方面的人习惯上多称为“朱墨套印本”。 百衲本 百衲本，是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片拼印或用一种书的不同版本拼配起来的书本。这是个借喻性的版本称谓。衲，原义补缀。百衲，指用零星材料集成一套完整的东西。王隐《晋书》说“董威辇于市，得残缯辄为衣，号曰百衲衣”。蔡绦《铁围山丛谈》说“唐济公者号善琴，乃自聚灵材为之，曰百衲琴”。蔡君谟《画锦堂记》说“每字作一纸，裁截布列，连成碑形，谓之百衲碑”。足见“百衲”具有杂拼之义。故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片拼印，或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拼配而成的书本，也就名为“百衲本”了。 书帕本 明代官员上任或奉旨归京，官员朋友之间例以一书一帕相馈赠，当时将这种书就称为“书帕本”。清初顾炎武《日知录》引证《金台纪闻》评论元、明刻书优劣说：“元时州县皆有学田，所入谓之学租，以供师生饩廪，余则刻书。工程浩大者，则数处合力为之，故雠校刻画颇有精者。明洪武初年，将此项学租皆收归国子学，故县学、书院缺乏余资，刻书已不精审。隆庆、万历间，承嘉靖余风，皆喜刻书。但大率刻而不校，甚或妄加删削，以之馈遗当道官员，附之一帕，故有一书一帕之称，是为书帕本。”可见书帕本是明代例行官样礼品，只注意表面装潢，不注重文字内容。 巾箱本 巾箱本，指古时开本极小可以装在巾箱里的书本。巾箱是古时装头巾的小箧。《北堂书钞》卷一百三十五“王母巾箱”条引《汉武内传》，说帝见王母巾箱中有一卷小书，盛以紫锦之囊。晋葛洪《西京杂记》后序说：“洪家遭火，书籍殆尽，惟有抄本二卷在巾箱中，常以自随，故得犹在。”《南史·齐·衡阳王均》说他“手自细书《五经》为一卷，置于巾箱中，以备遗忘。……诸王闻而争效，为巾箱《五经》”。南宋戴埴《鼠璞》说：“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萧均)手写《五经》置巾箱中。”可见无论是手写本书，还是刻印本书，只要是开本较小，于随身携带的巾箱小箧中能够装下，就都可以称为巾箱本。在实践上，与袖珍本概念极难区分。 袖珍本 袖珍本亦指开本较小，便于随身携带的书本。其取义，盖因其开本极小，可藏于怀袖中携带。清代内府刻书集中在武英殿进行。历年雕印经、史所用版片极多，这当中有不少裁截下来的小块木料或版片。“高宗以校镌经、史，卷帙浩繁，梨枣解材，不令遗弃，仿古人巾箱之式，刻袖珍版书。”后世将当时遵照高宗旨意，于乾隆三十年(1765)用零材短板刻成的小版框小开本的《古香斋十种》，就称为袖珍本。直到今天，对小开本书仍常以袖珍名之。 初刻本 凡第一次镌刻的书均可称为初刻本。 重刻本 重刻本是相对于原刻本而言的。凡确知一书是重刻于某本，方可称为重刻本。然其情况复杂，与初刻本相关，没有确切的把握，不能随便运用重刻本的概念。且重刻与翻刻(覆刻)意义相近，容易混淆。重刻本就是将经过校勘的底本重新雕刻，其行款版式可与原底本同，也可以不同。翻刻虽也是重刻，但翻刻则是依底本原式照翻，非但行款字数一仍其旧，甚至讳字、刻工姓氏也照样翻雕。所以在运用重刻本称谓时，一方面要注意它是重刻某本，一方面还要注意它是否为翻刻。 翻刻本 翻刻本也称覆刻本。 影刻本 影刻本是以某一版本为底本，逐叶覆纸，将原底本的边栏界行、版口鱼尾、行款字数等，毫不改变地照样描摹或双勾下来，然后将描摹好的书叶逐一上版镌雕。这样雕印出来的书，因为版样是影摹下来的，对于那个原底本来说，就称为影刻本。影刻本书多发生在影刻宋元本书上。因为宋元本书传至明末清初，已属罕见。为了保存传本，流布久远，便常常采用这种影刻的办法。由于它能保持原底本的风貌，故历来为藏书家和版本家所珍重。 重修本 重修本也称为修补本或修补版。古书版片由于多用梨、枣等硬木，故可流传使用上百年乃至几百年。其间由于屡经刷印或遭受其他灾害，又很容易造成版片的缺损，所以再要进行刷印时，对其中缺损的版片就得重新加以修补。用这种修补过的旧版片刷印的书，在版本著录中就称为“×朝××年××人刻×朝××年重修本”。经过修补的版片，因为时代、刻工、技术的不同，呈现出来的版框、版心及字体风格等，与未经修补的就不尽相同，甚至墨色也显得不同。所有这些都是比较容易鉴别的。 重修本运用在家乘、地志等书时，要特别注意其另外的含义。中国地志之书浩如烟海。每换一任或几任地方官，就常常重修一次该地的方志，载入风土民情、山川地理、物产资源、名胜古迹、建置沿革、地亩四至、先贤仕宦、历朝贡举等新内容，以便掌握该地情况，实施封建管理。但有时因初修不久，有时因财力不敷，没有必要或没有能力另纂新志时，也常常修补旧志版片，或在旧版片的相应内容下增刻新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分别著录：只是修补旧版重新刷印的，应著录“×朝××年刻××年重修本”；若是在旧版本相应内容下增刻了新的内容，就得著录为“×朝××年刻××年增修本”。在著录志书重修本和增修本时，还要特别注意志书书名前所冠的纂修时代，这是极易发生混乱的地方。就是在版本著录为“重修”或“增修”的两种情况下，其志书书名前所冠的纂修时代，都只能是原来纂修的时代。若是志书书名前已明确冠有“重修”字样，则这里的重修决非重新修补版片之义，而是此志已经重新纂修之义。 递修本 凡一书版片经过两次及两次以上修补而重新刷印出来的书本，均可称为×朝××年刻×朝××年递修本。这种递修重印的古书在现存的中国古籍中为数还不少。有名的如南宋两浙东路茶盐司所刻的《六经正义》，多数到南宋末年和元朝初年，就曾两次递修重印过。又如南宋绍兴年间蜀中眉山地区所刻的《眉山七史》，其版片元代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