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文字记录史事，撰著史书是史学相对成熟的重要标志。蒙古族早期没有自己的文字，到十三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诸部，重用乃蛮部降臣塔塔统阿，命其创制书写蒙古语言的文字。塔塔统阿以回纥文字母为基础，创制了蒙古文字。蒙古语与回纥语同属阿尔泰语系，而且有大量共同成分，语音系统也相近，故而蒙古族使用回纥文字母拼写自己的语言就很方便。回纥式蒙古文是一种拼音文字，最初有5个元音字母、14个辅音字母。字母在词首、词中、词尾等不同位置都有不同形式，以便连写。书写是从上到下、从左往右移行。

        这种早期的回鹘式蒙古文使用到十七世纪初，后来发展为近代蒙古文字。 126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即命藏僧、国师八思巴创制蒙古新字。1269年新字创制成功，忽必烈下诏“以新制蒙古字颁行天下”，而称之为国书或蒙古字，要求“自今以往，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蒙古新字也是一种拼音文字，“其字仅千余，其母凡四十有一。其相关纽而成字者，则有韵关之法，其以二合三合四合而成字者，则有语韵之法，而大要则以谐声为宗也”。 蒙古文字的创制，对蒙古的文化历史及历史学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由于有了文字，蒙古族可以用文献传承的手段培养教育所需要的人才，由于有可以记录、传播政令的文字体系，相应记事述史的机构、人员也出现了。

          蒙古汗廷设置了叫作“必阇赤”（书记、秘书）的官职，起草发布国家各种政令文件，记录族国的各种事件。当时担当这类职务的有蒙古人、回纥人、乃蛮人、汉人和其他部族的人。 文字的创制与必阇赤的设置，使蒙古族史学上了新的台阶。首先是国家与民族的现实政务有了文字记载，犹如通常所说的档案产生了。成吉思汗接见丘处机，“上约四月十四日问道，外使田镇海、刘仲禄、阿里鲜记之，内使近侍三人记”。每次接见，“上温颜以听，令左右录之，仍敕志以汉字，意示不忘”。成吉思汗如此，其他汗和君主也是这样。《史集》载：“当时有一种习俗，君主说的每一句话，都要逐日记载下来，凡他们所说的言词，大部分都有条理而且含义深奥，所以每个君主都指定一个近臣记录他说的话。察合台的话由上述维即儿记录，而合罕有一个畏兀儿人辅弼名叫镇海。

          ”在元朝也保持着这一制度，泰定帝时，鄂多立克描述他在大都宫廷中看到的情形，说：“国王右手是他的将继位的第一个儿子，下面立着出身于皇室血统者。还有四名书记，记录皇帝说的话。”这些书记官，多由怯薛执事担任，“书写圣旨曰扎里赤，为天子主文史者曰必阇赤”。 其次是有意识地追述国家和民族先代的史事，将曾经是传说的历史、故事追记为文字记录。前者迄今留下的原件极罕，但有关这方面的记载是有的。如《蒙古秘史》载：成吉思汗封失吉·忽秃忽“为（全国）最高断事（官），又降旨曰：‘把全国领民的分配情况和所断的案件都写在青册上面，凡是失吉·忽秃忽与朕议定而写在青册白纸上的规定，直到子子孙孙，永远不得更改，更改的人要治罪。

　　蒙古族文化

　　蒙古族，现有人口4806849 人。主要聚居在内蒙古自治区，其余分布在中国的东北、西北地区。

　　蒙古族是一个历史悠久而 又富于传奇色彩的民族。千百年来，蒙古族过着“逐水草而 迁徙”的游牧生活。中国的大部分草原都留下了蒙古族牧民的足迹，因而被誉为“草原骄 子”。

　　蒙古族在科学文化事业上比较发达，特别是明代以来，在历史、文学、语言、 医学、天文、地理等方面，对祖国的科学文化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民间文艺方面，“好力宝”是蒙古族中流传很广的一种演唱形式，马头琴是最富特色的民族乐器。

　　蒙古族始源于古代望建河（今额尔古纳河）东岸一带。“蒙兀”是“蒙古”一词最早的汉文译名，始见唐代。“蒙古”最初只是蒙古诸部落中的一个部落的名称。13世纪初，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部统一了蒙古地区诸部，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蒙古”也就由原来的部落名称变成为民族名称了。

　　蒙古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学。蒙古族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分为内蒙古、卫拉特、马尔虎－－布里亚特三种方言。

　　洁白的蒙古包

　　“蒙古包”是满族对蒙古族牧民住房的称呼。“包”，满语是“家”、“屋”的意思。古时候称蒙古包为“穹庐”、“毡帐”或“毡房”等。蒙古包呈圆形，有大有小，大者，可纳20多人休息；小者，也能容10几个人。蒙古包的架设很简单，一般是在水草适宜的地方，根据包的大小先画一个画圈，然后沿着画好的圆圈将“哈纳”（用25 米长的柳条交叉编结而成）架好，再架上顶部的“乌尼”（长约32 米的柳条棍），将“哈纳”和“乌尼”按圆形衔接在一起绑架好，然后搭上毛毡，用毛绳系牢，便大功告成。一户牧民就算在草原上 安家落户了。

　　蒙古包搭好后，人们进行包内装饰。铺上厚厚的地毡，摆上家具，四周挂上镜框和招贴花。现在一些家具电器也进了蒙古包，生活十分舒畅欢乐。

　　蒙古包的最大优点就是拆装容易。搬迁简便。架设时将“哈纳”拉开便成圆形的围墙，拆卸时将哈纳折叠合回体积便缩小，又能当牛、马车的车板。一顶蒙古包只需要两峰骆驼或一辆双轮牛车就可以运走，两三小时就能搭盖起来。

　　蒙古包看起来外形虽小，但包内使用面积却很大。而且室内空气流通，采光条件好，冬暖夏凉，不怕风吹雨打，非常适合于经常转场放牧民居住和使用。

　　马奶酒与手扒肉

　　蒙古族人民世居草原，以畜牧为生计。马奶酒、手扒肉、烤羊肉是他们日常生活最喜欢的饮料食品和待客佳肴。

　　每年七八月份牛肥马壮，是酿制马奶酒的季节。勤劳的蒙古族妇女将马奶收贮于皮囊中，加以搅拌，数日后便乳脂分离，发酵成酒。随着科学的发达，生活的繁荣，蒙古人酿制马奶酒的工艺日益精湛完善，不仅有简单的发酵法，还出现了酿制烈性奶酒的蒸馏法。六蒸六酿后的奶酒方为上品。

　　马奶酒性温，有驱寒、舒筋、活血、健胃等功效。被称为紫玉浆、元玉浆，是“蒙古八珍”之一。曾为元朝宫廷和蒙古贵族府第的主要饮料。忽必烈还常把它盛在珍贵的金碗里，犒赏有功之臣。

　　“手扒肉”是蒙古人传统的食品方法之一。做法是将肥嫩的绵羊开膛破肚，剥皮去内脏洗净，去头蹄，再将整羊卸成若干大块，放入白水中清煮，待水滚肉熟即取出，置于大盘中上桌，大家各执蒙古刀大块大块地割着吃。因不用筷子，用手抓食而得名。

　　斟酒敬客，吃手扒肉，是草原牧人表达对客人的敬重和爱戴。当你踏上草原，走进蒙古包后，热情好客的蒙古人便会将美酒斟在银碗或金杯中，托在长长的哈达上，唱起动人的敬酒歌，款待远方的贵客，以表达自己的诚挚之情。这时，客人理应随即接住酒，然后能饮则饮，不能饮品尝少许，便可将酒归还主人。若是推推让让，拉拉扯扯，不喝酒，就会被认为是瞧不起主人，不愿以诚相见等等。主人的满腔热情，常常使客人产生难别之情，眷恋之感。

　　草原“那达慕”

　　八月的草原，金风秋爽，牛羊肥壮，牧民们喜庆丰收的季节到了。这时候他们便开始酿制马奶酒，屠宰牛羊，缝制新衣，准备各种美味的食品，举办不同规模的“那达慕”（蒙古语“娱乐”、“游艺”的意思），进行被称为“男儿三艺”的射箭、摔跤、赛马等传统体育比赛。

　　“那达慕”，一般进行五至七天。每逢此时，牧民们穿着崭新的民族服装，骑着马、赶着勒勒车，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在绿茵草地上搭起毡帐，熬茶煮肉。整个草原炊烟袅袅，人欢马叫，一片欢腾。

　　“那达慕”起源于十三世纪初，在蒙古族人民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那时候，蒙古族的头领们每当举行大“忽力勒台”（大聚会）时，除了制定法规，任免官员，进行奖惩外，还要举行规模较大的“那达慕”。当时，“那达慕”的主要项目就是进行射箭、摔跤、赛马比赛。如今的“那达慕”已增加了物资交流、文艺演出等许多新内容。使这一传统的民族盛会，更加喜庆、吉祥、欢乐而富于实效！

　　摔跤是那达慕的主要内容，没有摔跤不能称为那达慕。摔跤手可多可少，最多达1000余人，且不受地区和体重的限制。摔跤手进行编排配对后，采取单淘汰式，失败者不允许再上场。摔跤手上身着牛皮或帆布制成的紧身半袖背心，裸臂盖背，边沿镶有铜钉。下身穿肥大摔跤裤，脚登蒙古靴，颈上套五色绸缎制成的彩条“景嘎”，标志着获得过多少名次。大部分地区摔跤手出场比赛前唱摔跤歌。出场、收场双方摔跤手都要跳跃。裁判员发令，双方握手后开始交锋，不限时间，不许抱腿和跪腿摔，膝盖以上任何部位着地都为失败。参加那达慕的摔跤手都有奖品，前三名的奖品较贵重。

　　蒙古族历史器重“达尔罕摔跤手”，这是终身的荣誉。在授予光荣称号的仪式上，获“达尔罕”称号的摔跤手，穿上比赛的全套服装，三唱摔跤歌后跳跃进场进行表演。由主持那达慕的***发给证章、证书和纪念品，并按民族习惯请他喝一碗奶酒和鲜奶。此时，获“达尔罕”者挑选一名最有前途的摔跤手，把自己的摔跤服脱下来赠给他，自愿担任业余教练，然后互相拥抱，一齐跳跃出场。

　　成吉思汗陵

　　在鄂尔多斯高原东南部，绿草丛生，溪水萦绕、牛羊遍布的伊金霍洛草原上，高高耸立着一座精美别致的宫殿。数十里外，就可遥见它那闪烁的光辉、雄伟的身姿，这就是蒙古人心中的圣地、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安息的地方－－成吉思汗陵。

　　成吉思汗陵园总面积550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1500多平方米。陵宫坐北朝南，建筑在一米多高的长方形台基之上。共分正殿、东殿、西殿、寝宫 和东廊、西廊六部分。正殿高26米，上面为蒙古包式的穹庐顶，上面有俏丽的圆柱形装饰品和用黄蓝两色琉璃瓦镶砌的祥云图案。下面是双层蓝色八角飞檐。东西两殿比正殿略低一点，顶部与正殿相同，设有单层屋檐。三殿相互连通。正殿内安放着成吉思汗的雕像，两侧殿内的墙壁上绘有歌颂他丰功伟绩的壁画。殿堂的后面紧连着寝宫，安放着四个黄锻覆盖的蒙古包。包内分别供奉着成吉思汗及其夫人孛儿帖、二夫人呼伦、三夫人伊绪，其胞弟别力古台、胞妹哈撒尔、四子拖雷和夫人伊喜哈图的灵柩，包前盛放着历代相传的成吉思汗的马鞍等珍贵文物。

　　成吉思汗是一位伟大的传奇人物。关于他的逝世、葬地、灵柩的迁移等也有许多历史记载和传说。尽管由于秘葬的原因，今天的成吉思汗陵并未真正安放着他的真身，但几百年来，蒙古人仍把它当作自己圣主的长眠之地。对成吉思汗陵寄以无限的崇敬和向往。这里经常是香烟缭绕，祭奠活动不断。直到今天，每年的农历三月二十一日、五月十五日、八月十二日和十月初三，还要举行四次隆重的祭奠活动。每到这一天，众多的拜谒者怀着虔诚的心情，不辞辛苦地长途跋涉而来。站在这位伟人高大的雕像前，献上洁白的哈达、明亮的蜡烛、芬芳的香炷、肥壮的整羊、乳黄的酥油、醇香的马奶酒等祭品，追忆他的雄才伟略，寄托对他的不尽思念。

在“民族遗珍书香中国——中国少数民族古籍珍品暨保护成果展”中，少数民族古籍珍品讲述了各民族交往交融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文化。

旧抄文本《东巴舞谱》用纳西族古老的东巴文记录了34种东巴舞蹈的仪式和跳法。东巴文是纳西族使用的一种文字，由象形符号、表音符号和附加符号构成，以象形符号为主。从左向右书写。多年来，民族古籍工作者挖掘整理了大批东巴文古籍，使民族文化精髓得以传承。

八思巴文是元朝时通行的蒙古文，八思巴文是1269年在藏文字母基础上创造的拼音文字，它用于拼写蒙古语、汉语、藏语等文字，通行了大约有100多年的时间。八思巴文有41个基本字母，它自上而下书写，行款自左往右。

我国通过开展少数民族古籍保护、抢救、整理、研究等工作的实施，八思巴文、东巴文等具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古籍原件被选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项目。

都是民族的瑰宝，应该得到有效的保护，让文化传承下去。

清代蒙古社会的主流信仰是藏传佛教，在文化上也深受藏族影响。在史学方面，较著名的有成书于道光年间的私撰史书《水晶鉴》和《宝贝念珠》。乌拉特中旗喇嘛金巴道尔吉撰写的《水晶鉴》，以藏传佛教格鲁派的世界观敍述了西藏、蒙古和汉地的历史、地理，以及佛教的传播和高僧事迹。《宝贝念珠》的作者噶尔丹，曾担任过土谢图汗部旗盟衙门的笔贴式。《宝贝念珠》以天地开辟为首，敍及印度和西藏王臣的起源，接以蒙古历史，对喀尔喀部历史的记述尤为详细。其他史书有罗卜藏丹津的《黄金史》、却札木苏的《金轮千辐》、纳塔老翁的《黄金数珠》、拉西彭楚克的《水晶念珠》等。清代蒙古史书除了继承前代西藏史籍的传统外，更多地利用汉文和满文史料，蒙、藏、汉、满之间的关系也成为史书中的重要内容。如《水晶鉴》中不仅收录了唐代玄奘取经的路线，还详细记载了蒙古各部归附清朝的具体时间和经过，以及清代前期的重大历史事件。这一时期蒙古史籍的另一特点是在书中列举参考和徵引书目，留下了丰富的蒙古文书目资料。

清末土谢图汗那逊绰克图福晋之画像在考据之风盛行的清代，汉人学者也更加注重对蒙古历史、地理的研究。祁韵士的《皇朝藩部要略》、张穆的《蒙古游牧记》、何秋涛的《朔方备乘》是其中的代表作。晚清时期，中国学者接触到外国有关蒙古历史的著作，对于《元史》的研究也到达一个新的高度，出现了洪钧的《元史译文证补》、柯劭忞的《新元史》、屠寄的《蒙兀儿史记》（後二者均成书于民国初年）等重要著作。在文学艺术方面，汉文小说、诗词和京剧在蒙古社会上层产生了很大影响。清代的著名小说，如《聊斋志异》、《红楼梦》等，成书不久就传入蒙古地区。清代後期的蒙古文学家尹湛纳希著有长篇章回体小说《青史演义》及《泣红亭》、《一层楼》，并有诗稿传世。赛音诺颜部郡王车登咱巴尔收集的京剧、昆曲剧本众多，後世称之为“车王府曲本”。在民间文学中，出现了“巴达尔钦”和“巴朗僧格”的传说，一种名为“乌克”的评话开始流行，一些西藏和印度的民间故事也被吸收到蒙古文学中来。

都可以纳入文化的范畴里。

至于“蒙古文化”的内容，我们可以以历史的态度去面对它，不是一句两句就能说得全面的。

从理论上讲“文化”的内涵非常广泛。所以我们所能够想到的，各种文化之间没有优劣之分、有序”，因为它所产生形成的客观环境是不完全一样的，应该是相互平等的，一定区域内的各个群体和各种文化不可能不发生接触和交流。另一方面，可以说它是人类或人类群体对待特定环境的适应能力及其成果的总合，至于对不同群体和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和交流的方式、和谐。据本人对蒙古文化的有限了解、简朴，其核心特点可归纳为“自然。“文化”大致可以概括为“物质文化”，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种

一、草原那达慕体现出和谐的文化精神

人是什么 人的活动是一种自然的生命活动，其生命活动和生活需要的全部物质都依赖于自然界。人类 “也和生物圈中的其他物种一样，其生存依赖于同生物圈血肉相关的联系，也必须服从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2〕因此构成了人对自然界的对象性关系，这种对象化的活动方式就是生产活动。传统的生产活动完全服从岁时排，逐渐形成顺应自然变化、适应社会生活的岁时节令习俗。

那达慕为节日，学术界似乎还有争论。与农耕民族的节日相比，草原民族的节日似乎不是固定到 “日”，那达慕的文化场域也比较宽泛。那达慕是否是节日 据我的研究生在东乌珠穆沁旗的调查，自 1963 年以来，该旗在乌利雅斯太镇举行了十次大型那达慕，大都为了庆贺牲畜头数增加。牧人说，哪年雨水好，就举行那达慕。还有一种说法，举行了那达慕，雨水就更好。雨水好是牧业丰收的代言词，所以传统那达慕的节期是相对固定的，一般在农历6－ 7月。“那达慕”这个词出现得很晚，牧人惯用 “耐亦日”，是“聚会” 的意思。“耐亦日”与“游戏”、“娱乐” 有很大差别，举行“耐亦日”———喜庆、联欢、盛大的场合才有那达慕。民俗与人们的出生地、民族、国籍、性别等与生俱来之物相关，那达慕节期的选择既是蒙古族情感的产物，又是建立在民间知识的基础之上。

这个节日的产生与蒙古族古代历法有关。蒙古族世世代代从事的逐水草而迁徙的游牧活动需要掌握天文历法知识在对天象的观察中他们创造了历法。由于草场是牧业的生命线，他们以草木计年。宋彭大雅《黑鞑事略》云: “但见青草则为一年。” 宋孟珙《蒙鞑备录》云: “其俗每青草为一岁，有人问其岁，则曰几草矣。” 牧草的荣枯标识牧业生产的一个周期，因此 “草”具有年的意义。这里的 “草” 不仅含有自然意义，还含有人文意义。对于时间，正如法国哲学家所说，我们不可以深入理解，只可直觉与体验。〔3〕牧人对时间的体验与农民不同，他们观察天体的变化是以草为参照物的。由于在不同的生态环境下从事不同的生计方式，其对时间的体验有所不同。节日就是人们在生产与生活中对时间的感受和对时间进行切分操作的人文符记，是人类在每年特定的节期、特定的文化空间表演庆典的整体形态。草原那达慕的时间选择在夏末秋初，这个节庆的时间有相对的固定性: “时间标志法取决于不同工作条件及其与 ‘自然’ 节奏的关系。”〔4〕草原那达慕岁时节日体现的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的精神。

与农耕文化的节日文化空间不同，那达慕的文化空间是广袤的草原。“文化空间从其自然属性而言，必须是一个文化场所，即具有一定的物理空间或场所，必须具有周而复始的循环性; 从其文化属性看，则应该具有岁时性、周期性、季节性、神圣性、娱乐性等等。”〔5〕草原是牲畜的牧场，草原是牧民的生活之源。在草原上，牧民所从事的劳动———迁徙，与五畜、与自然界的草场和气候构成了一个生态系统。人是文化的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通过文化的中介表达的，牧业的生活方式是在草原生态里生存的牧人的一种特殊的文化表达。“对于人类学家而言，每一个民族的概念性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只有从该民族的眼光去了解，我们才能掌握文化真正的意义。”〔6〕那达慕的文化空间是广袤的草原，因为牧民的劳动把自然界的草原变为文化的草原，所以草原是牧民的家园，同时也是牧民节日的文化空间。

为什么要在这样的时间举行 “骑马、摔跤、射箭”三项活动呢 以往的研究往往认为其是一种民众的娱乐。为什么在这个时间举行民众娱乐呢文献并没有记载。笔者和学生于2008 年7月对东乌珠穆沁旗的那达慕进行了调查。那达慕节日产生于敖包信仰。“敖包那达慕” 是那达慕最古老的形式，也是当下最主要的存在类型。东乌旗境内有100座左右敖包，1999年仍有69座敖包在进行祭祀活动。敖包那达慕的主要活动为搏克和赛马。据统计，每年有 4000 ～ 6000 人次参加搏克比赛。

白音敖包的祭祀时间是农历6月3日。民间的那达慕遵循着这样一个制度: 敖包祭祀———那达慕的展演。为什么在这个时间举行敖包祭祀呢 为什么要先有敖包的祭祀仪式再举行那达慕呢 在我们的访谈中，几乎90%的牧民回答:敖包祭祀是为了祈雨。草原游牧民族所生存的环境是戈壁草原，其年降雨量平均在400毫米以下，有的地区甚至不足200毫米，雨水是人和牲畜的生命线。在农历 6 月期间举行祭祀，目的是与天、地、水、龙等诸神灵沟通，祈求神灵降雨，禳灾求福。我们认为，祈求雨水是敖包祭祀欢娱。

与农耕民族的土地庙类似，敖包是一个神灵的文化符号。在敖包祭词和关于敖包的传说中，我们可以看出敖包包括一个神祇系列如自然神、祖先神等。草势较好的时候，既是酬神谢神，又是祈求神，酬神是为了感谢其带来的雨水，祈求神祇是为了获得更多雨水来使牧业丰收。祭祀是给神祇献祭，表示对神祇的尊重; 摔跤等活动是为了给神祇以欢愉，目的是与自然和谐。

二、生生不息的文化品格精神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从遥远的历史走到今天靠的是民族文化精神的凝聚，一个民族和国家要在世界全球化语境下具有话语权也需要文化精神的张扬。我们对于自己民族的文化精神是么，至今缺乏统一而科学的解说和全民认同。目前学界对中华文化精神的表述，众说纷纭但基本上是把儒家思想遗产中的 “和合” 或 “中庸” 当成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然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不仅仅通过精英文化、典籍文化表现出来，也通过优质的民俗文化表现出来。归根结底，那达慕节日要显扬的是一种人文精神。在传承至今的草原人的节庆———那达慕上，其核心文化符号是著名的“男儿三艺”———骑马、摔跤、射箭。由于那达慕是具有深刻文化内涵的复合性文化，可以从不同学科、不同层面进行研究，草原那达慕的 “男儿三艺” 归根结底显示的是一个族群的民族精神。

学者谈到民族精神时，往往存在两个偏颇。其一，到汉族的文化中去寻找; 其二，到典籍文化中寻找。在少数族群中、在民众的节日中同样可以挖掘民族精神。民俗学者和人类学者重视对身体的谱系学进行分析。胡塞尔提出 “生活世界”和 “主体间性” 等概念，打破了冰冷的理性来拯救形而上的缺乏生机的哲学。《知觉现象学》指出: 身体是客观空间的一种方式。“在习惯的获得中，是 ‘身体’在理解，”身体是 “我们在世界中的定位”。〔7〕在民俗学家看来，承载文化的身体就是民间叙事的语言，是民间叙事的情景化特征: “因此我们可以在更加普遍的意义上说，我们所有的人相互认识的方式，是通过让对方描述，通过相信和不相信有关对方过去和身份的故事。”〔8〕不同族群的人是由不同的文化塑造的，不同文化人的记忆是不同的。在那达慕大会上，传统的男儿三艺以视觉符码的方式显示了这样的群体记忆。

无论是激烈的赛马、勇猛的摔跤，还是生气勃勃的射箭，都是草原民族肢体语言的表述。这个以牧业为生、以草原为家园的民族在节日里用独有的方式表述着民族精神。对此作者在 20 年前有这样的归纳: “跻于世界之林的蒙古民族在追求一种壮美，一种阳刚之气，一种生命的博大与永恒。”〔9〕的确，这是对生命的礼赞，这是生命的显扬。人们把奥林匹克运动定位于这样几个词汇: “出类拔萃、参与、奋进、诚信、和平、激励、友谊、荣誉、尊重、团结、活力。” 这些词汇同样可以概括那达慕的文化精神。那达慕以其高度的公共性、组织性和历史性而展示于世。

人是文化的产物。“人的遗传所持有的方式不是生物的，而是社会的”。〔10〕那达慕的节日生活反映的是一种集体意识。法国人类学家杜尔干认为，集体观念在双重意义上超过了感官生活。一方面，它们在我们经验的疾驰而过的感官上加诸了一层固定性和稳定性; 另一方面，它们对环绕着我们的事物和事件投射了价值。〔11〕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建立在一个文化群体所创造的全部传统之上。传统的公共性往往通过仪式表现出来“所谓仪式，从功能方面来说，可被看作一个社会特定的 ‘公共空间’ 的浓缩。这个公共空既指一个确认的时间、地点、器具、规章、程序等，还指称由一个特定的人群所网络的人际关系。”〔12〕在那达慕上，有男儿三艺的表演者，也有众多的牧民，在此他们进行沟通和交流。一方面，那达慕承载着民众生活制度和行为规范的内涵，是这些 “内涵” 传承的基本载体; 另一方面，一个特定民族 (社群) 的民俗文化，体现着民族的性格，因而与那里的民众有着深深的感纽结，又凝铸着她的民族精神。 “它们在表演艺术中，或作为策划基础，或作为艺术展示模式，内涵着一种内部语义”。〔13〕

民间节日中到处都洋溢着生生不息的生命识，这就是其内涵的内部语义。文化的多元化显示了各个族群节日文化的特色，各个族群的节文化又通过不同的文化表述自己的人文精神，并将其融入到中华民族的整体民族精神之中。中民族的文化在差异性中显示一体，在一体中看到差异，但是在文化内核———民族精神的体现上，却是美美与共、自强不息。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历史证明，支撑一个国家与民族长久、持续发展的精神动力并不只是靠精英集团的超前意识，而是要靠大众普遍敬守的精神信仰，这其中也包括以爱国主义如马克思·韦伯所言的那种 ‘大众化的苦行意识’”。这是一种推动会前行的文化力量。 “如果没有这样一种能够推动大众精神的文化力量，仅仅靠单纯的物质驱动力，很难把一个国家的历史推向前进”。〔14〕

三、草原那达慕体现了民族的凝聚力与文化认同

那达慕是蒙古族具有特定的文化时间和文化空间的周期性的文化行为，按照人类学家的分析，周期性的那达慕节日属于 “过渡礼仪”。“人类社会形形色色的仪式中有这样一个普遍类型，帮助个人和群体在心理上、文化上和社会关系上从一种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状态，并且其中的过渡是一个多阶段的过程。用今天的概念说，过渡礼仪是一个阶段性社会再生产的仪式过程”。〔15〕从那达慕节日的象征符号和民众的心理看，它对平时的牧业生活状态是一种脱离。从脱离到聚合，回到了日常生活状态。度过节日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活跃力量。 “社会生活在两方面是超然的。知识上，它提供了人类集体的表征，此构成知觉上与思想表现的媒介。道德上，集体生活供给人类调节他的行为和约束其个人利益的一套规则。”〔16〕在那达慕节里，无论是 “男儿三艺”的表演者还是观看表演的民众都沉浸在共同的诉求中，沉浸在共同的精神分享中。

民族传统节日是民族意识、民族个性、民族爱好与审美等深层民族文化的载体，是一个民族对自己历史、文化的深刻的历史记忆，是一个族群在历史长河中智慧的结晶。周期性的节日增加了一个地域或一个族群的内聚力，加强了他们对自己族群的文化认同。内聚性就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所谓内聚性包括两个方面: 其一，每一个族群内部的节日构成了这一民族节日的系列，并由此化作每一个民族的凝聚力。 “我们看到许多民族文化身份的保护者为了实现需要往往利用节日宣扬或强调自己的思想体系，提供了一个关于民族身份的象征系统，提供了一个民族伦理观念和民族政治的观念”。〔17〕

其二，中华各民族的节日构成了具有独特色彩的节日画廊，但在共同的地域与政治统一体中，在历史流变与 “大传统” 的规范和制约中，也往往容纳和融合其他族群的文化，甚至在其他族群中传播。在参与白音敖包的祭祀并考察其那达慕的展演中，我们发现由于蒙汉杂居，参加的群体不仅是该地的蒙古族，还有少量汉族。一个民族的优质文化往往会被其他民族所吸收。节日文化是一个流动的长河，是一个族群的文化血脉，它不仅周期性地展示自身的传统和坚持民族拥有者的文化身份，还可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把整个社会引向一个比单纯追求经济和物质繁荣更多彩、更幸福的理想境界。

节日那达慕不仅显示出特定族群的凝聚力和创造力，而且现代那达慕呈现在世界全球化语境中，呈现在我国步入现代化的语境中。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都需要凝聚力。那达慕节日是 “无形”的文化，是一种精神要素，民众群体显示的隐性力量，不仅可以确立自己民族的文化品格，而且共同聚合、熔铸在中华各民族的凝聚力和创造力之中，形成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凝聚力。这种隐性力量是中华民族发展的文化基因。

马歇尔·麦克卢汉提出了地球村的概念，其核心是全球化的大众传媒把整个世界连在一起。一方面，“普世性的文明所占的比重正在逐渐提高而且定将越来越高，而不是相反，科学技术的跨地区、跨民族的普及，市场经济和机制的超越国界、区界的传播，对人际关系之间的距离(差别) 逐渐地、明显地缩小” 。〔18〕在这样的语境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即保护文化多元化的理念。蒙古族草原那达慕 “男儿三艺”的展演绝不只是三项技艺的展演，不能拘囿在娱乐层面上阐释。在表演者和民众之间，在民俗的互动中“群”的概念使民俗中的 “民” 进入 “言语社群”的状态。它指的是分享语言和其他的文化模式的 “群”。“男儿三艺” 的民俗文化表述是在一个言语社群里的表述，通过男儿三艺的民俗文化表述，分享共同的意义和族群的自我认同。族群文化精神在总体化国家意志的边缘处发挥了边际效应，展示了现代性对差异的渴求。

如何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语境下保护文化的多元化 在面临全球化的时候，我们感到一个人口较少、工业技术不发达的民族的文化传统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潮流中，在强大的世界多元文化体面前，其地位本身总是薄弱的，特别是弱势民族如果自己就缺乏文化自尊和文化自信。“我群”与“他群”的区别在于文化，“由于族群与文化相互关联，不可分割，族群的发展只有凭藉文化认同，才能自觉且有选择地与其他文化交流，维持自己的主体性的地位”。〔19〕要实现文化认同必须有文化自觉。“文化自觉只是指一定生活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 ‘文化回归’ 意思，不是要 ‘复旧’，同时也不主张 ‘全盘西化’ 或 ‘全盘他化’ ……”〔20〕通过那达慕的保护和传承确认自己的文化身份，张扬民族文化个性，这是世界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历史上，殖民主义者要消灭一个民族或国家，比炮火更有效的是消灭这个民族的文化，特别是民间文化，因为民间文化具有相对的传承性、乡土性和自足性，是民族精神的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