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文学和两汉文学是中国文学发展历程中的两个重要阶段。

先秦文学指的是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221年之间的文学作品，而两汉文学则是指公元前206年到公元220年之间的文学创作。以下是对两者区别的详细描述：

1引言：

先秦文学和两汉文学是中国文学历史中两个重要时期，它们在文学风貌、主题内容和创作风格等方面存在一些区别。

2先秦文学的特点：

先秦文学以《诗经》、《楚辞》、《论语》等经典著作为代表。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注重表达政治、道德、宗教等方面的思想观念，尤其强调君王和贵族的道德规范和儒家思想的影响。形式上，先秦文学以诗歌和散文为主，其中《诗经》是古代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

3两汉文学的发展：

两汉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重要时期，以汉代文学为代表。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丰富多样，涵盖了诗歌、散文、演义小说等多种形式。诗歌方面，出现了乐府民歌和五言绝句等新的形式。散文方面，主要有历史记载、哲学论述和文人随笔等。演义小说方面，出现了《西汉演义》和《后汉演义》等。

4主题内容和创作风格的差异：

先秦文学注重政治、礼仪、道德等方面的表达，倾向于宣扬君王的德行和规范人民的行为准则。而两汉文学更加多元化，不仅关注政治，还表现出对人性、社会风貌和民间生活的关注。在创作风格上，先秦文学更加注重形式的整齐工整与规范，而两汉文学在形式和风格上更加自由灵活。

扩展知识：

先秦文学时期是中国文学的早期阶段，影响深远，主要作品有《诗经》、《尚书》、《楚辞》、《论语》等。两汉文学时期是中国文学的中期阶段，在这一时期，文化蓬勃发展，涌现出许多杰出的作品，如《乐府诗集》、《汉赋》、《后汉书》等。

两者之间的区别不仅体现在文学的形式与内容上，还体现在思想观念、审美价值观以及文化背景等方面。先秦文学注重道德与政治的规范，强调贵族阶层的尊贵与儒家思想的传播；而两汉文学倾向多样化的创作，注重民间生活、社会百态和对人性的揭示。两个时期的文学成就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的丰富多彩之脉络。

十三经，是儒家的十三部经典著作，涵盖了儒家学说的基本内容，现存北京孔庙的十三经碑林有189块，包含着《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等经文，是当时朝廷提供的科举考试的标准文本，乾隆石径碑文书法遒劲，是清代书法家蒋衡历时十二年才完成的作品。在中国历史上，将儒家经典刻在石碑上是一种传统，最早从汉朝开始，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汉石经的经文是历代朝廷选士的必读文本，勒石刻经树碑垂范拥有不可比拟的尊崇的政治地位。匹夫而为万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从孔子到儒学再到经学，这一切均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历史的命运，而提起经学就必须从两汉说起。

今位于山东曲阜的孔子墓地，公元前195年冬季的一天，这里将迎接一位非常特别的客人，客人的名字叫刘邦。此时，刘邦已成为汉朝的开国皇帝，执掌着汉王朝的最高权力，这令孔墓的看守者非常担心。早在刘邦还未成为皇帝时，他就十分鄙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他认为儒家是陈腐的，骂儒生是腐儒，甚至把儒生的帽子摘下来当尿管使用，以此折辱儒生。这一次刘邦会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孔子呢？

在山东曲阜文物局档案馆，珍藏着出自明朝成化弘治（公元1465-1505）年间彩绘绢本《孔子圣迹图》36幅，这些彩绘绢本展现了孔子的生平事迹。一幅描绘刘邦祭孔场面的彩绘还原着历史的真实图景。从《汉高祀鲁》图中可以看出，汉高祖刘邦到达孔墓时，以最隆重的方式祭奠孔子，献上太牢的厚礼，这是史料记载中最高统治者第一次公开祭拜孔子。

刘邦对儒家态度的改变与儒生叔孙通有很大的关系，像其他儒生一样，当叔孙通在激烈的楚汉战争中带领一百多名弟子投奔刘邦时，刘邦正重视那些斩将搴旗的群盗壮士，对叔孙通没有多少好感。此后的三年时间，叔孙通谨小慎微地对待刘邦，没有向刘邦推荐一位儒生，相反他向刘邦推荐了不少擅长冲锋陷阵的赳赳武夫，这令跟随他的儒生很不解。殊不知，叔孙通正苦苦地等待着机会。刘邦以一介布衣起家，当皇帝以后他身边的将相也多不懂礼仪，在朝堂饮酒争功，刘邦为此心烦意乱，却又无可奈何。这却是叔孙通的最好机会，他清楚的告诉刘邦，别看儒者无法在战争中攻掠地打天下，却能为天下的长治久安尽力。刘邦还远未认识到儒家的作用，不过叔孙通要制定朝拜礼仪来规范大臣的言行，在刘邦看来却无异于雪中送炭，他当即批准了叔孙通的计划。礼成那天，场面宏大秩序井然，刘邦第一次深刻地感受到身为皇帝的尊贵，也深刻地感受到礼仪秩序的重要。从此，刘邦不再把儒生和儒学当作一个摆设，而是逐渐意识到儒学在政治生活中的实用价值，儒学由此在汉朝廷占据了一席之地，正式登堂入室。

公元前195年，当刘邦打败最后一个有实力的异姓诸侯王英布，并带着病体祭奠孔子时，他似乎已经隐约感到，只有儒家的思想才是确保汉朝长治久安的最合适的治国思想。然而，当意识到这一点时，他的生命也即将到达终点。祭奠完孔墓后不到半年，刘邦即病逝，而此时的儒学还远未成为最受尊崇的经学，甚至连重要的典籍都不容易找到。先秦时期，儒家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地位并不隆尊。秦统一中国后，以法家思想理论建立国家制度，儒家及其他诸家思想受到排斥，乃至于焚书坑儒烧毁民间的藏书，民间有偶语诗书者即犯杀头的罪名。等项羽军队进入咸阳烧了秦的宫室后，就连博士官所藏的《诗》《书》和百家之言也在大火中灰飞烟灭，汉王朝初建时百废待兴，文化上则是一片荒芜。

多年来，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一直在从事一项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寻找失落在国内外的经书古籍，这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汉初，同样的事情也在进行着，由于受秦朝焚书坑儒等事件的影响，寻找儒家经典也必然面临重重困难。汉朝基本上承袭了秦朝的政体和制度，刘邦在世时整日东征西讨，连秦朝严禁民间藏书的法令也未废除，直到他死后三年多汉惠帝才正式下令废除挟书律，又过了六年汉文帝废除诽谤妖言之罪，开始大幅度地包容各种流派，鼓励学术发展同时大收典籍广开献书之路。除墨家已在秦末衰微，先秦时期活跃在政治、文化舞台的儒家、道家、法家、阴阳家等各种学说在汉初并立，尤其是儒家在经过秦朝的压制后，急欲重振实现救济苍生治理社稷的抱负。然而，天下之大，所能找到的经书少之又少。

《书》即《尚书》，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记载着从尧舜禹到东周约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承载着先秦圣贤们的言行和智慧。在汉代由周公和孔子留下的儒家旧典演化为六经，即《易》《书》《诗》《礼》《乐》《春秋》，可是汉初时《乐》已完全消失，就连《书》都很难找寻。为保存儒家经典，东汉熹平四年（公元175年）朝廷下令把经过官方审定的经书，用隶体的书写形式刊刻在四十八块石碑上作为读书人的标准教材，这就是东汉著名的经学家蔡邕书写的熹平石经，每块石碑高一丈、宽四尺，矗立在京师洛阳太学讲堂的东侧，碑成之日盛况空前，前往观看及摹写者填塞街陌，每日车乘达千余之多。然而经过岁月的沧桑和变故，今天看到的熹平石经一部分存放在西安碑林博物馆，另一部分则收藏在上海博物馆。

《伏生授经图》是明代画师杜堇的一幅经典作品，伏生是鲁中诸儒中的一员专制《尚书》。在秦始皇下达焚书令时，他不惧危险，将一本《尚书》藏于墙壁当中，这成为汉文帝时中国唯一的一本《尚书》，伏生也成为当时唯一能讲《尚书》的儒者。朝廷马上请他赴京，然而伏生已九十多岁不能到京城，汉文帝于是专门派太长掌故晁错到伏生处受业。晁错学《尚书》后，被汉文帝任命为博士，当时汉朝的博士有七十余人，既有治儒家的博士，也有治道家、法家、阴阳家等学说的博士。各种学说都想要成为汉朝思想的主流，它们之间发生了很多争论。在汉初，儒家虽然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但在常年战乱、土地荒芜、经济凋敝、社会矛盾加剧的国情下，道家的无为思想显然更符合当时的社会条件，因而占有主导地位。

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也许就是在道家无为而治的政策下出现的。从刘邦开始一直到汉景帝，汉朝治国者一直倡导与民休息的理念，在政治政策上实行郡县制与分封制并行，给予诸侯国很大的自治权；经济方面，鼓励农耕轻徭薄赋；社会政策方面，坚持抑制豪强以德化民；对外政策方面，厉行和亲弭兵，在楚汉战争的六十多年时间里，整个社会得到了修养声息，逐步达到了国富民强。据史书记载，到汉景帝后期，国家的粮仓丰满，新谷子压着陈谷子一直堆到了仓外，府库里的大量铜钱多年不用以致于穿钱的绳子烂了散钱多得无法计算，有了这样丰厚的成果，道家思想在国家中的地位也就更加突出了。

而文景盛世中正隐藏着深刻的社会矛盾，尤其是世风的败坏令有识之士十分担忧。贾谊在《治安策》中这样写道，‘秦要统一天下，实行商鞅变法，弃绝礼仪仁爱。秦的功业虽成，但是倡导功利。现在虽然是汉朝，但秦朝遗留的风俗并未改变，世人追求奢侈竞相攀比。朝廷对此没有定制，致使人们抛弃礼义，没有廉耻，且一天比一天严重，人们做事唯利是图。’针对这种现象，贾谊希望汉文帝能重视礼义教化。但汉文帝只部分地采纳了他的意见，整体上仍实行道家无为的施政方针。才华横溢的贾谊受到丞相周勃、太尉灌婴等权臣的极力抵制，很快就被排挤到地方英年早逝。

道家思想也收到各诸侯王的推崇，淮南王刘安就是其中一位，他组织撰写的《淮南子》囊括了很多学派的思想，但以道家思想为主。他希望汉朝廷一直采取无为而治的政策，这样诸侯国会有更大的自由。这种政治格局不仅使政府大量的纳税人口被剥夺，国家财政被严重侵蚀，而且使诸侯王国逐渐强大独立倾向明显，也使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时刻面临着被分裂的威胁。汉景帝时曾到伏生处学习《尚书》的晁错已成为御史大夫，他强烈地意识到诸侯国对中央政权的威胁，明确提出了削藩建议，并得到汉景帝的支持。不料由此引发了吴楚七国之乱，七国之乱虽然被迅速平定，但汉王朝与诸侯国之间的矛盾仍然尖锐。儒家主张的积极有为大一统的思想，也与道家无为而治守旧因循的保守思想产生了激烈的交锋。

今山东桓台县田庄镇辕固村，是汉代儒者辕固生的家乡，后人为纪念他修复五贤祠，立了塑像。汉景帝时，辕固生因为传习《诗经》被任命为博士，他的儒家思想与当时道家的保守思想格格不入。最典型的事例，是他与道家的黄生在景帝面前进行辩论，他们均以商汤和周武王为例，来阐释自己的政治主张，这场争论的主题表面上是前代的历史往事，而实际上他们的态度直指当时的现实政治。

到汉武帝时，在无为而治统治思想指导下的帝国政治已经出现了若干危机，积累的社会矛盾已成爆发趋势，这使得汉王朝不得不对以往的治国理政观念进行反思，也不得不采取相应的积极措施应对危机。在统治思想上，逐渐摆脱黄老学说转向积极有为的儒家学说成为汉代统治者一个必然的选择。公元前140年，汉武帝采纳丞相卫绾的奏议，凡是学习申不害、商鞅、韩非、苏秦、张仪学说的人不得被推选做官，这意味着法家、纵横家的思想被摒弃。公元前136年，汉武帝下令置《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博士，儒家的各门经学在官府中更加完备。一年后，窦太后去世，汉武帝得以大张旗鼓地重用儒生。不过面对社会上已经存在的种种弊端和思想上的混乱，单靠礼仪和零碎的思想已无法解决问题。汉武帝急需一套完整系统的治国平天下的理论，他需要将此与自己的施政紧密联系，一次来制定全盘的国家政策，而普天之下谁有本事提供这样的系统理念呢？

今河北景县的大董故庄村，有一个千年的传统，每逢小孩到了上学的年龄都会来到寸头的董子祠堂祭拜，老百姓以这种方式祈福儿孙能像他们的先辈董子一样饱读诗书为社会做出贡献。董子即西汉大儒董仲舒，董子故里究竟在哪里从古至今都有不少争议，但千百年来人们对董子的尊崇却没有改变过。董仲舒曾发奋闭门读书，他的书房紧靠着姹紫嫣红的花园，但因为刻苦研究，竟有三年不窥园的佳话。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董仲舒是汉代经学的奠基人，儒学转变为经学成为汉代的官方统治哲学成为两千多年中国古代社会的主导思想，也成为今天的各大研究机构和学者探讨儒家思想的内容和方向。

公元前134年，可以完全做主的汉武帝迫不及待地下诏征求大道之要治论之极，董仲舒马上回应，以贤良对策。汉武帝连问三策，咨询巩固统治的根本道理，治理国家的政术和天人感应的问题。董仲舒则连答三章，直指当时社会的核心问题并提出根本的解决方案，这是一次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三策三答，史称《天人三策》或《举贤良对策》，它将彻底改变儒学的命运。

在《天人三策》中，董仲舒提出的影响最重要的建议是，‘诸不再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六艺是读书人必备的六种才能，他强调要用孔子儒学统一天下的思想。汉武帝听取后将不治儒学《五经》的太常博士一律罢黜，优礼延揽数百位儒生，这便是对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影响至深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董仲舒还第一次提出了立太学以教于国的主张，就是要通过国家办学的方式培养接受儒家经学教育的人才，使经学所倡导的政治理论更好的得以实践。太学是中国古代的大学，太学之名始于西周，但真正作为官立学校蓬勃发展起来却是始于汉武帝。也正是由此开始，适应不同年龄的学堂也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发展起来。诵读儒家经典的朗朗读书声从各个学堂里传出，从古至今两千年来不绝于耳。汉朝将《易》《诗》《书》《礼》《春秋》五经确定为官学，传习《五经》的学说成为最正统的经学，成为汉代政治统治理论。到西汉末年研究五经的学者逐渐增至十四家，所以也称五经十四博士。

有一位与董仲舒同时代的儒生公孙弘，同样得到了汉武帝的重用。公孙弘虽然是社会底层的知识分子，却被破格提拔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被任命为丞相的经师。公孙弘的才干以实用著称，他的政治思想具有明显的儒法合流的倾向，认为法不远义和不远礼。它将董仲舒的建议付诸实施，向汉武帝建议建立学校制度，以儒家经典为太学教育的统一教材，开设经艺考试，为各级部门提供官吏人才，这就把经学与利禄之学联系起来，为经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汉代，经学的传承十分讲究，门派严格传承有序。西汉初年，传习五经的硕儒有传习《诗》的沈培公、辕固生、韩婴；传习《书》的伏生；传习《礼》的高堂生；传习《易》的田何；传习《春秋》的胡毋生、董仲舒、申培公等。董仲舒则是传习《春秋》公羊学大师，无疑他是最有影响力的经学大师，讲授儒家经书《公羊春秋》。汉代的经师大都一生专攻一经，即所谓皓首穷经。这种执着的精神、朴拙的态度也是后代把汉学称作朴学的原因。在西汉经师大多是以平民入仕做官，到了东汉平民入仕的经师经过数代以后已成为世家豪族，经学被这些累世把持一种经典的大家族垄断。这些家族不单在政治上把持权力在经济上成为豪门，而且还拥有统治思想和社会道德的话语权。儒学创始人的孔子拥有了圣人和素王的地位，被描述为在天庭的神人，祭孔也成为重要活动。经学也成为谶纬化的儒学，谶与纬作为神学预言，在实质上没有多大区别。汉代经学地位提高就产生了傍依，比附经义的纬书，用谶纬解经也就开启了经学神秘化和庸俗化的大门。

不过两汉经学的最重要的特点是通经致用，他们广泛融合汲取各家所长，以此丰富经学，并致力于王朝的治理。特别是武帝罢黜百家以后，经学家们通经致用的特长得到了更淋漓尽致的发扬，经学家用阴阳五行理论改造先秦儒学，创造出阴阳灾异论，借以限制皇权规范帝王行为，他们认为皇帝的行为符合天道，天会出现祥瑞予以褒扬，如不符合天道，天就会讲下灾异做出警示。武帝晚年灾异频繁出现，武帝下的一道答复，轮台屯田事宜的诏书，其中有很多自我反省的内容，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保存完整的皇帝的检讨书，罪己诏。

天子作为皇帝的专称，就是这时经学家的一个创造，春秋大一统理论实际上也是汉代经学家们的一个创建，是经师们从儒家经典《春秋》中推演出的概念，大的意思是重视、尊重，一统的意思是指天下诸侯皆统系于天子。正如《汉书王吉传》所说‘《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这种以道统为核心的政治伦理强化了中央集权的权威，对两千多年来中国及东亚社会的影响既巨且深。

在董仲舒提出以仁德礼义为主刑罚为辅的治国方针以后，汉代经学家创造出了另一个重要理论三纲五常。所谓三钢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所谓五常即仁、义、礼、智、信。虽然三纲五常常联用，来自于宋代的朱熹，但是对这些观念的论述，汉儒已十分明晰。三纲五常是以规范秩序为核心的社会伦理，两千多年来一直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文化心理。

绵延两千多年，三纲五常内化着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规范。温文尔雅、谦恭礼让的儒者成为了践行三纲五常的典范，这不仅体现在他们的道德行为上，也体现在人们的生活取向衣食住行中。很显然儒者是勤俭的，最能代表他们身份的儒士服几乎没有用绫罗绸缎制成的，麻棉更能彰显他们的谦和敦厚和对名利的淡泊，儒者风范一直是我国古代文人学者最为推崇的一种人格倾向。

经学虽然在武帝以后得到了蓬勃发展，但也并非一帆风顺。汉代的经学又分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今文经一般指用汉代隶书写就，被列为官学系统的儒家经书，然而从西汉末期开始今文经学收到了古文经学的挑战，古文经是指未得立于中央官学的或藏于皇家密室或流传于民间的儒家经书，并以尊崇周公来压制今文经对孔子崇拜。这在某种程度上，古文经的兴起制止了今文经学把经学神圣化的趋势。到东汉后期，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呈并列状态，与此同时有识之士开始不再纠缠于争论，而是兼治今、古文经学，在融合中寻求发展。在东汉后期，一位经学大师出现了，他就是郑玄，他力求融合今文经与古文经遍注儒家经典，经学也就进入了一个小统一时代。显然，尽管经学脱胎于儒学，但其文化渊源的多重性似乎暗合了《易经系辞》‘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所讲的道理。经学从道家学说中，化用了道的概念，道被社会化和实用化，使无为变成无不为，与民休息变成了积极进取。经学借用了法家的国家学说，弥补了自身对君主权威与国家制度认知的缺失。经学从墨家汲取的天德、天意、小康与大同等理论用来为皇权的合理性进行辩护，用来作为对理想社会的设定。到了现在经学的某些理论还有其读到的影响。

汉代大史学家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也是一位历史学家，他曾经批评儒家博而寡要，也许司马谈错了，他指出的儒家的缺点恰恰是其优点。儒家的博可以让他像海绵一样广泛吸取各家之长，寡要即缺乏重点，这样，儒家便不会故步自封抱残守缺，而能与时俱进发扬光大。也正因为此，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社会经学的影响是其他学说无法比拟的。取得独尊地位的经学虽然有过神圣化庸俗化的倾向，虽然也有诛心一样的道德强制，但是它强烈的现实关怀经世致用的特征、自我批判的精神彰显了其学术流派的本质，并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正面的作用。今天我们在孔庙里祭拜孔子，我们的感觉与我们在其他宗教场所并不相同，孔庙大殿中那尊经学家们雕塑的泥像很亲切、很熟悉，如同家人如同在与他进行一场文化的对话。无论如何，这位先师与其他圣哲先师一样仍在滋润着我们的文化，启迪着我们的智慧，规范着我们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