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宋慈写的。 宋慈对法医的重要性、法医的职责，有许多重要的论述，对法医的责任心尤其重视，强调必须不惧脏累，“审之又审，不敢萌一毫慢易心”。 宋慈指出，法医的工作程序应该是：到达现场后，先要进行对有关人员的询问，再记下尸体的位置，验看周围场所，最后进行尸检。 宋慈对于各种伤亡的鉴别极为精细、准确，对自杀、他杀、病故的区别十分精细和准确。 如，对于吊尸，宋慈指出：要仔细观察吊起的现场与被吊者颈部的情况，还有绳索的情况。要注意吊的高度、绳子的结法、上面有没有尘土、绳子是否移动过。如果是死后遭绳扎的，死尸上就没有“紫赤”、“血”而只有“白痕”。 其他如溺死、烧死、自刑与杀伤等等，都有详细的阐述。 在书末，还附有各种救死方。如人工呼吸、用明矾蛋白解砒霜毒等等，有些至今仍在使用。 《洗冤录》是一部集大成的法医著作，既是《内恕录》等著作的经验总结，也有宋慈自己的经验心得，达到了一个相当系统而高超的水平，标志着我国古代法医学的正式形成。 在《洗冤录》问世后直到西方近现代法医学传入以前，它一直是古代中国法医学的指导性著作。在现代，《洗冤录》已经被译成荷、法、德、日、朝、英、俄等多国文字，真正成为了世界法医学宝库中的一颗明珠！

宋慈没地位、没身份怎么上《宋史》，《宋史》再怎么说也是正史想要上去不说权倾朝野吧，怎么也得在朝廷里面有点地位啊，现在看的电视剧里面宋慈有个提刑官的称号牛气哄哄的，但是这才多大的官想进正史还是有点不够的，所以现在宋慈留名靠的也不是做到多大的官而是《洗冤录》。

说起《洗冤录》宋慈上不了正史吃亏就吃亏在这上面，按照现在的眼光看宋慈是一个优秀的法医，但是我国古代的法医仵作地位是很低的，虽然说也是公职人员但是就连官府里面最小的差役都不如。而偏偏宋慈就喜欢干仵作的工作，所以按照古代三六九等的思想看，即便他的名声再大其他官员多多少少都有些瞧不起他。

还有一点和封建思想有关，古时候人们对于鬼神之说大多有两种态度，第一种是民众的迷信，成天拜这拜那的人打心底里面就害怕鬼和尸体，所以他们连带着和尸体经常打交道的宋慈也怕了起来，甚至宋慈故事的流传可能就带点鬼神的色彩。第二种就是读书人坚持的不语，前面的鬼神色彩到了这群读书人的耳朵里就变成了厌恶，所以有可能写《宋史》的时候故意露了宋慈。

但是说起来宋慈也不缺《宋史》这点流量，就法医学之父这个称号就能让宋慈留名青史了，后来又因为他工作的独特性，以他为原型拍了一系列的影视剧更是让他活火的一塌糊涂，更让人记住了这个法医神探，所以宋慈没能上《宋史》对他的知名度没有太大的任何影响，只要自身实力够总能站在众人的面前发光。

宋慈是南宋时期的一名提刑官，所谓提刑官就是现在的检察院和法院院长。但宋慈最开始并不是提刑官，他是一名仵作，也就是后来的法医，后来因为屡立奇功就被提拔为提刑官。《洗冤录》是宋慈所著的一本关于如何检验尸体现象、检验尸体伤口、坚定伤亡级别、检查死亡方式，以及还有大量生理解剖、诊病治疗等多方面医学知识的书籍。

《洗冤录》之所以让人感到惊叹，除了它涉及的知识面广，内容细致，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当时，医疗手段还停留在中医中药阶段，但《洗冤录》已经涉及到西方医学的生理解刨内容，这对于当时的医疗和检验水平来讲绝对是一大进步。宋慈也凭着这部《洗冤录》被形容为能让尸体开口说话的人，可见当时的民众对《洗冤录》的贡献是极为认可的。

在《洗冤录》没诞生之前，并没有具体的法医检测方法，能不能破案全凭着仵作的职业水平和良心。《洗冤录》出现之后，法医检测就有了可以依据和参考的职业标准，这是一本很系统很全面的法医类检测书籍。

《洗冤录》中记载了很多沉积很久的疑难案件，但这些都被宋慈逐一破解。洗冤录中说道：遇有死者，必根究其所以致死。就是说遇到死者的时候，一定要找出他死的原因。死亡有很多种，有被淹死的，有被毒死的，有被勒死的，每种死亡方式都有独特的表现，作为仵作一定要判断清楚。

还有“人命之案，须查获凶器；凶手定罪，须查获尸体”。现在看起来这些是理所应当的，但在当时并没有系统的理论，犯罪者留下的凶器和尸体都是重要的线索，但大都不被重视。宋慈能在当时提出这项理论，就是很有超前意识的。

宋慈（1186年-1249年），字惠父，建阳（今属福建南平地区）人，中国南宋杰出的法医学家，被称为“法医学之父”。 宋慈先后担任四次高级刑法官，后来进直宝谟阁奉使四路，一生从事司法刑狱。长期的专业工作，使他积累了丰富的法医检验经验，晚年所著的《洗冤录》是世界上第一本法医专著，是法医学里程碑式的巨著。

南宋官府为探明案情真相，将证据摆在首要位置：“遇有死者，必根究其所以致死”；人命之案，须查获凶器；凶手定罪，须查获尸体；尸体检验，须查验到致命伤，否则不易结案，便为疑案。“大辟之狱，自检验始。”在“慎刑”的指导思想下，以有无犯罪事实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成为司法实践中的准则，而犯罪事实又必须以充足的证据作为根据，是所谓“旁求证左，或有伪也；直取证验，斯为实也”。宋慈在书中一再强调以查找证据为目的的检验勘查工作当慎之又慎，举一例视之。由于致命伤的检验对加害人的定罪量刑关涉甚重，宋慈强调检验中定要仔细勘验，“凡伤处多，只指定一痕系要害致命”；倘若是聚众斗殴，“如死人身上有两痕，皆可致命，此两痕若是一人下手，则无害；若是两人，则一人偿命，一人不偿命，须是两痕内，斟酌得最重者为致命。”然而，如果两个人同时刺杀、同时打击，要定哪个对致命伤负主要责任，就比较困难了。想到这一层，宋慈的考虑才算是完备。“牢狱用刑以求取口供”，中国传统社会向来重视口供的采集。口供固然重要，但这种获得口供的非法手段早就被世人唾弃，更何况“证以人或容伪焉”，宋慈认为须“多方体访，务令参会归一，切不可凭一二人口说，便以为信”，且“告状者切不可信，须是详细检验，务要从实”，这一方面是因为“证以物必得实焉”，另一方面是不能听从一面之词，以防其中有弊。不轻信口供在当时律法中亦有体现，即使罪犯招供，也要查出证据；反之，即使罪犯不招供，在物证确凿的情形下，亦可定罪判刑，一切须“据状断之”。时间不可能穿越到过去，案情不可能“情景再现”，故所谓的“真相”并不能得到百分之百的还原，但是检验勘察，事关人命，必须将事后检验之事充分做到位，使之不断接近百分之百的真实，还事实以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