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特征

　　中国文学有着关心政治的传统，文学家在文学作品中表达对政治的关心成为心理定势。古代文人的政治理想不亚于政治家的理想，因此，古代文学特别注重文学与时代、与政教的关系，强调“诗言志”、“文以载道”、 “教以化之”等重大社会功用，强调政治与艺术的完美统一，并由此形成一个鲜明地主张“有为而作”、“有补世用”的优良传统。如王充就说过：“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世用者，一章无补。”白居易说：“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要“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苏东坡也提出文学创作要“有为而作”，“言必中当时之过”。[1]这是因为中国古代的文学家其主体是政治家和准政治家，他们都是致力在政治方面有所作为，当政治之路走不通或者走的坎坷时，才开始搞文学，成为文学家的，而文学在这些文学家手中主要是用来为政治服务的工具或者派遣政治郁闷的消遣品。这是由中国古代文人“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理想模式决定的，“立言”是最低层次的人生理想，搞文学是读书人不得已而求其次的选择。因此可以说，文学一方面是屈原、司马迁、曹植、陶渊明、李白、孟浩然、陆游等政治失意者的事业[2]，一方面是政治得意者的消遣，形成了文学史上的上官体、花间集，台阁体、西昆酬唱集和玉楼春、金缕曲、玉树后庭花等。

　　二、补史特征

　　每个作家的作品，大多是作家自己的亲身履历事件和某种情感历程的记录。这是由文学的功利性决定的，在中国古代，还没有专业文学作家，人们或者是把文学当作言志、咏物、抒怀的工具和消遣手段，或者是把它作为“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工具。从屈原的作品里可以找到他的出生、发展、理想、政治遭遇，以及他的被流放和思想上的矛盾斗争直至最后的自杀；从李白的作品里可以再现他少年时代如何心高气傲，喜欢旅游“五岳寻山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中年时代如何可以政治进取、自信恃才、坚持“天生我材必有用”，以及政治失意后的苦闷和惆怅，晚年时如何在超脱和苦闷中度过。[3]杜甫不仅用诗歌记录了他自己的生平大事，而且也记录了他所处的时代的战乱和苦难，因此他的诗被称为“诗史”。中国古代小说也是如此，明代商业繁荣，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便有了反映市民生活情趣和人生价值观念的小说，“三言”、“二拍”等作品对于好货逐利的肯定、对于金钱的崇拜、对于商业道德的推崇都是那一时代的缩影。

　　三、地域特征

　　古典文学的语体是极具地域特色的。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文学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明显的南北差异。对此，历代不少学者都曾论及。中国古代文学“北雄南秀”的风格差异，与地域文化的影响和渗透有着密切的关系。北方文学雄浑刚贞艺术风格的形成，得力于本地区多种文化基因的母育和熏陶，而这种艺术风格又在地域文化的互补中呈现出既守恒又转换的趋势。有中国古典文学阅读经验的人，常能指认出所读作品中或浓或淡的地域民俗特征。就诗歌而言，《诗经》和《楚辞》分别是先秦时期北方中原文化和南方楚文化的辉煌结晶。读中国古代小说的文言笔记小说，便可窥见北派南派的分野。最出名的北派风格的笔记小说要推《聊斋志异》和《阅微草堂笔记》。《阅微草堂笔记》的作者纪晓岚有流徙新疆的经历，因此他书中故事的发生地就最远到达了伊犁、乌鲁木齐。袁枚的《子不语》、《续子不语》，朱梅叔的《埋忧集》中的人物，多出入无锡、杭州、江阴、吴江、广东、义乌等地方。在上海墨海书馆混过事的王韬的《淞滨琐话》，也基本都写江南的故事，最远的写到了闽、桂、湘。这三位作者的文言小说集，可看做是南派笔记小说的代表。

　　四、哲理特征

　　天地人心，精理为文。理趣美是古典文学的一种最高境界。它是情感美、画幅美和气韵美的大融合、大升华。其表现形态可以归纳为思接千载，探求常理；内省外视，揭示奥秘；定格瞬间，显示永恒等。这种理趣美的形成，源于作者对世界外物的整体性感悟，对人生意义的普遍性揭示和哲理性思考。而且还与作者借以承载这种思考而展示的景、事、物、场面所呈现出的审美特质密切相关。《周易》居于六经之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活水源头。它对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其哲学体系上。《周易》试图对包括自然、社会、人类的历史发展等等范围极其广泛的问题作一总括和说明，由此而呈现的《易》道精神,如天人合一的宇宙模式、阴阳互动的建构方式与通变致久的发展观点等，均对古代文学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此特别指出的是，宋代的诗文的哲理性特征尤为明显，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如苏轼的《题西林壁》描写庐山变化多姿的面貌，并借景说理，指出观察问题应客观全面，如果主观片面，就得不出正确的结论。王安石的散文游记《游褒禅山记》记褒禅山后洞之游，因受“怠而欲出者”的影响，‘不得极夫游之乐’，回来以后，自悔之情不能已，同时悟治学之道，庶几类此，因以作文，劝喻人们在学习中必须深入思考，谨慎选取，而不可浅尝辄止，人云亦云。

　　五、教育特征

　　中国有文学教化的传统，包括“诗言志”传统、“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传统、诸子散文说理传统、汉大赋和政论文讽谏传统等。为此，中国古代历来就要求文艺要起到“劝善惩恶”的作用，讲究美刺讽谏，歌颂光明正义，批评黑暗腐朽，要求文艺有鲜明的思想倾向性，其实便蕴含有教育倾向，即作家在其文本创作、文学批评家在其理论主张中所体现和提出来的人文知识、劝导生活方式、劝戒人生不良、倡导道德伦理等所形成的具有教育指向和意义的思想内容倾向，包括地理教育、历史教育、人格教育、伦理教育、道德教育、婚姻爱情教育、政治理想教育等方面。[4]这是身为士人的文学家和文学理论家，为了表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文关怀，热衷并致力于以文学来实施人文教育的方式来吐露自己的政治情怀与人文情怀的结果。

　　六、情感特征

　　中国古代古典文学具有强烈的情感特征。对于诗文的评价，文人也总喜欢首先从“性情”或“性灵”来着眼，把有无强烈的抒情的感动，提高为衡量文学的价值、区别文学与非文学的首要标识，这在萧绎的《金楼子•立言》中说得非常明确。在具体创作中所表现的情感内容和作者的人生观念、生活经验、社会地位密切相联。如梁代文学最为引人注目的，一是宫体诗，一是边塞诗。如果简单地以传统伦理标准来衡量，很容易把这两种内容看作是截然对立的东西，而给以完全不同的评价。但实际上它们都是当代文人竭力追求文学的美感与抒情性的结果。因为这两种题材在他们看来，都具有能够引起兴奋和感动的抒情强度，符合于“情灵摇荡”的文学标准（宫体诗人大都也写边塞诗，甚或将两种内容写入一篇之中，就是一个直接的证明）。古典文学偏重抒情的倾向随着文学的发展不断得到了增强，诗歌从诗经、楚辞（或称“骚体”）开始就是感情热烈的抒情诗，散文至唐代韩、柳竖立起了一道明确的界碑，此前，文多平庸、苍白，较少感染力；至韩、柳而面目为之一变，于浑厚坚实中寓有一气贯注的精神气脉和情感力量，展现出来异常鲜明的抒情特征。

　　七、道德特征

　　更为可贵的是古典文学通常具有强烈的道德感。中国文化是一种富有人文精神的文化，尤为注重人文领域内的问题。伦理道德与现实政治成为中国文化关注的两大核心，从而使中国文化呈现出道德型文化与政治型文化的特征。中国古代特别强调文学创作要表现进步的思想、正义的事业、崇高的理想，对现实的黑暗、政治的腐朽、道德的堕落、不良的风尚，要进行尖锐的揭露和批判，早在先秦时代的孔子就说过：“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汉代的司马谴责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发愤著书”的思想，后来唐代的韩愈则进一步提出了著名的“不平则鸣”主张，要求文学为受封建专制主义迫害的人鸣不平。如明清小说就非常重视人物的德行节操，总是倾尽全力赞扬那些大忠大孝、品行高洁之士，人物形象的善恶良莠，有如泾渭之水，分明易辨。《三国演义》推崇诸葛亮、关羽，就因为他们忠义赤诚，肝胆照人。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关羽的“拚将一死酬知己，致令千秋仰义名”，都足以让人们领悟到这种道德文化精神的魅力。

　　八、宗教特征

　　佛教、道教对作家思想上的影响和创作上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佛教鄙视现实、尊重自然、保持自然本性的思想，道教鄙视权贵、愤世嫉俗的思想都对作家起过作用，由李白、杜甫、王维、李商隐、柳宗元、韩愈、白居易、苏东坡这类大家及其作品为证。更有贾岛、寒山、皎然、拾得、贯休、齐已、灵一等著名诗僧以他们的作品给中国古代文学大上了宗教的烙印。由于受道家和佛家对言意认识关系认识影响，古典文学创作讲究要创造象外有象，景外有景，具有文生文外的特点，做到“言有尽而意无穷”，使作品富有含蓄的韵味。文学作品要做到其美在“言意之表”，是中国古代文学创作和西方很不同的民族传统特点。古典文学追求丰厚的审美意蕴、显示强烈的时代意识和表现出深刻独到的人性思考，追求一种丰厚、新颖和深刻的思想内蕴。这种立意意识，对适应时代要求，繁荣文学创作，促进古典文学的蓬勃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九、志异特征

　　因尚怪奇而志异也是古典文学的以给显著特征。诗歌以为晋南北朝时期的玄言诗和游仙诗为代表，小说则表现得尤为突出，从产生之日起，就或者愿意用小说来发明神鬼之不诬，或者致力于用小说来记述人们的奇异言行，如魏晋时张华作《博物志》，干宝写《搜神记》，刘义庆著《世说新语》，唐代是中国小说的自觉时代，干脆出现了《任氏传》、《柳毅传》、《南柯太守传》等一大批传奇，最早的白话短篇小说集“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二拍”（《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更使志异之大成，长篇小说则有《封神演义》、《西游记》，甚至像《红楼梦》也将神话故事作为小说情节的起因和外在线索。[5]

　　十、美感特征

　　对于文学的美感特征，很早就为人们所注意了。《论语•雍也》讲“文质彬彬”，虽然原本是就“君子”的人格修养而言，但一直以来都被看作是重要的文论思想，其含义就是在重视“质”——质朴自然的内容表达方式的同时，也看重“文”——华美有文采的形式。在这个意义上，文学真正获得了自身的价值。我国古代诸种文体如诗、词、曲、赋、散文、戏曲、小说都因其各具的节奏、旋律、韵调、藻饰、意境、趣味等而表现出独特的美感特征。萧统《文选序》指出，文学作品就是要成为“入耳之娱”、“悦目之玩”，文学创作就是要“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而他所确立的选文标准就是“综辑辞采”、“错比文华”。萧统文论代表了我国古代文艺思想中“骋辞尚丽”的一端，稍有些过，但却十分鲜明地表达了我国古代文学对于美感效应的特别注视与追求。

　　中国古典文学是一个跨时漫长、覆盖极广，而且有着深厚传统的文学存在。中国文学史上往往将“风”、“骚”并称，“风”指《国风》，代表《诗经》，“骚”指《离骚》，代表《楚辞》。[6]后世文人，一般说来，或主要接受了《诗经》的影响，或主要接受了《楚辞》的影响，由此发展形成两种不同的优良传统——“风”诗传统即现实主义精神的世代相传，“骚”诗传统即积极浪漫主义的创作精神代代相传，也就是西方文学理论讲的现实主义风格和浪漫主义风格。前者在内容上的主要特征是正视现实，描写现实，揭露现实，批判现实，由此出现了文学史上的两汉乐府民歌、建安风骨、唐代新乐府运动以及宋代王禹偁、金元之际的元好问、元代的关汉卿、清代曹雪芹等文学现象和杰出作家。后者的主要特征是充满激情和幻想的积极浪漫主义，并由此出现了文学史上汉代的贾谊、曹植、阮籍、，两晋南北朝时的左思、鲍照，唐代的李白、李贺，宋代的苏东坡、辛弃疾，明代的吴承恩，清代的蒲松龄等优秀作家。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在一定意义上是个类似于“儒道互补”的命题，以致雅俗之辨成为中国古典文学思想史的一个重要命题。

读书使人明智，读古书能让我们不忘本。古书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智慧结晶，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延续，也是现代人进行研究写作的参考素材。

品读优质古书，一方面，能教会我们老祖宗为人处世的智慧，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另一方面，有助于我们吸取前人教训，扬长避短，少走弯路。

1 古书中的修辞手法，叙事方法，以及思想精华，具备一定的文化价值，对我们现在的写作者来说，是一种现成的素材，可以参考和借鉴。

小新的火热漫画《狐妖小红娘》中有一篇伐木工胡尾生和树妖月啼暇的爱情故事，里面有一章讲述了二人的前世渊源，“尾生抱柱，至死方休。”其实，这个故事也是有典故可以查的。

盗跖，古人名字，跖读音（zhí）。

上面讲述的都是因门户之见不能在一起的男女，私定终身之后决定一起私奔，可是私奔那天，男方到了约会地点等待，女方还没到，中途突然下起了史无前例的大暴雨，男的傻乎乎地一直抱着柱子等待，结果最后就被淹死了。

只不过庄子描写下的尾生，淹死的时候还紧紧抱着梁柱，而小新漫画里的胡尾生是抱着一棵大树，一直在等树妖族的月啼暇，直到淹死也没放手，真可谓痴情至死不休。

2 历史上的成语典故，讲述历史人物背后的故事，让我们从中学到知识和道理。

我比较喜欢精卫填海这个成语典故，炎帝的女儿女娃，千百年来化作精卫鸟一直在衔石填海，她那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是值得我们现代人学习的。

还有许多典故，比如“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些都是指导我们做人做事的方法，有了前人的经验教训，我们就不会重蹈覆辙，沿用前人好的方法，我们做事情就能事半功倍。

你们知道的成语典故都有哪些？欢迎留言。

古代的人们生活在不同时间、不同地方，他们的皮肤、身材、面容等特征都各异。然而，描写古人的外貌也是历史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这能够让我们更加生动地了解那个时代的人们，以及他们生活的具体情况。下面，我们将介绍关于如何描写古代人的外貌的技巧。

1 描述样貌前应考虑时代背景，人种和性别等基本情况。

当我们写关于某一个古代人物的样貌时，需要考虑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例如，在中国的唐朝时期，女性的标准美态就与当前不一样，她们更喜欢比较丰满的身材。此外，根据人种或者性别的不同，也会表现出明显的差异。男性通常比女性更为骨瘦如柴，如果叙述、描写的古代人物有其他特点须顺势出现，比如在大唐时期,帝王会留有长长的胡须，所以文章中应注意表现。

2 描述一个人的计发、眉毛、眼睛、鼻子和嘴巴等特征。

不同的特征会呈现出不同的性格。例如，一双大而明亮的眼睛会给人以信任和活力，反之则是显得拘谨或命运多舛。所以，在描写人物时，眉毛、眼睛、鼻子和嘴巴等特征都是非常重要的。可以通过写下形状、大小、颜色等细节来仔细描绘出其特定的外貌特征。这些细节还可以通过比较、归纳整理等方式来凸显人物个性，使人物形象更鲜明、生动。

3 描写服饰和发型也可以有效地表现个性。

古代人们的服饰和发型也是体现个性的重要因素。不同的朝代有不同的服饰风格，既反映了时代的特殊性，也表现了个人的特点。例如，在唐朝时期，妇女们通常将发辫梳成五角星的样子；男性则长袍加丝带。在写作中，通过对这些衣饰、发型的细节捕捉和描绘，能够深入展现人物的性格特点

4 借用人物关系来扩展人物形象。

古代人们的交际方式不同于现代，他们更注重个人关系，会因为某些事情结成朋友或结怨。借用这些人物关系来刻画人物形象可以让传统文化在描绘过程中融入更多元素，并扩展其内涵含义。在行文的过程中，可以用感性化、具象化的手法，生动、丰富地描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而描绘出人物形象，更加完善具体化。

综上所述，如何描写古代人的外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它能够更好地展现传统文化。刻画古代人物的样貌，需要细致、耐心地捕捉其各种细节，准确把握时代背景，这些描写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古代人的形象和性格特征，提高创作的质量。

1、《东京梦华录》，《东京梦华录》是宋代孟元老的笔记体散记文，创作于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年），是一本追述北宋都城东京开封府城市风俗人情的著作。所记大多是宋徽宗崇宁到宣和（1102-1125）年间北宋都城东京开封的情况，描绘了这一历史时期居住在东京的上至王公贵族、下及庶民百姓的日常生活情景，是研究北宋都市社会生活、经济文化的一部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古籍。

2、《洛阳伽蓝记》，《洛阳伽蓝记》再现了北魏都城洛阳四十年间的政治大事、中外交通、人物传记、市井景象、民间习俗、传说轶闻，内容相当丰富，书中亦有不少志怪故事，如“法云寺”条中所载之田僧超吹茄、刘白堕酿酒、孙岩娶狐女等。

3、《唐代的外来文明 》，本书选取中华民族最值得骄傲的朝代——唐代为研究对象，详细研究了当时的世界文化交流和文明引进。内容涉及了唐朝生活的各个方面，家畜、野兽、飞禽、植物、木材、食物、香料、药品、纺织品、颜料、矿石、金属制品、世俗器物、宗教器物、书籍等，共18类170余种，举凡生活所需、日常所用，几乎无所不包。此书不仅展现了大唐时期的社会文化、物质生活的生动画面，为认识唐朝的社会生活史和文化史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也是了解中华文明和文明交流史的必读书籍。

古时候，由于科学知识贫乏，认识能力低下，人们便从神那里去寻找答案，产生了种种关于神创造人的传说。

我们古代流传着女娲（wa）捏土造成人的故事：有个叫女娲的神，用黄土捏造了一批小泥人。这些小泥人经女娲吹了口气，便变成了一个个有生命的人。后来，她捏累了，就把藤条伸进泥浆里，然后甩出一串串小泥团，这些小泥团也都变成了人。

在西方，上帝造成人的说法广泛流传：上帝先造出一个男人亚当，再用亚当的一根肋骨，造出了第一个女人夏娃。人类就这样诞生了。

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19世纪，英国科学家达尔文经过长期的研究，提出了人类是由一种古猿进化而来的。初步揭开了人类起源的奥妙。不过，他还不能解释古猿是怎样进化成人的。后来，革命导师恩格斯对人类起源问题作出了科学的回答，指出在从猿到人的演变过程中，劳动起了决定作用。

近百年来，世界上一些地方，发现了不少远古人类的化石、遗迹和遗物，证明了达尔文和恩格斯关于人类起源的理论是正确的。根据非洲出土的古人类头骨化石和石器等遗物判断，大约在二三百万年以前，地球上已出现了人类。

一、中国古代人员素质测评内容

古代人员素质测评的内容，包括性、绩（功、黜）、德、才、识、智，主要体现在人才选举与考评制度中。

西周人才选拔时，对人才素质测评的目标是“乡三物”。“乡三物”的具体内容是“六德”、“六行”、“六艺”。“六德”即知、仁、圣、义、忠、和；“六行”即孝、友、睦、娴、任、恤；“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显然，这里的“六德”与“六行”，主要是“德”与“性”，而“六艺”则是“识”、“才”、“智”、“绩”。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颁布的“五善”、“五失”就是“德”的测评目标。汉代“判察”六标准、魏晋“都官考课七十二法”、唐代的“四善二十七最”等所规定的考评内容中，“德”是最为重要的。

据《睡虎地秦墓竹简·为吏之道》记载,“五善”指忠信敬上,清廉毋谤,举事审当,喜为善行,恭敬多让。“五失”指奢侈超过限度,妄自尊大,擅自决断,犯上弗知害,轻士人而重钱财。

六条判察的具体内容是：一是“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二是“二千石不奉诏书，不遵典制，背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三是“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加罚，喜则任赏，烦扰苛暴，剥戮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伪言。”四是“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五是“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托所监。”六是“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正令。

唐代的“四善”、“二十七最”。唐代对于有品级的官员，是按照“四善”、“二十七最”的标准来进行考察的。四善考察的是被考察对象的德行，四善“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二十七最则涉及到各种职守方面的官员的具体才能，是属于才的范畴。这种“二十七最”的标准已经非常近似今天我们所说的“职位分析”了，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古代的“德”与“性”是相交叉的。“德”有“九德”、“六德”与“五德”的解释。

《尚书·皋陶谟》解释说：“九德，即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人物志·九征》解释说：“五德”即“温直而扰毅”、“刚塞而弘毅”、“愿恭而理敬”、“宽栗而柔立”、“简畅而明硷”。

“德”还包括“志”和“敬”。张载认为“志大则才大，事业大……志久则气久，德性久。”（《张载集·正蒙·至当篇》）

孔子认为，智、仁、勇、艺、礼、乐是人的六大优秀素质。“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孟子则认为“德”为“仁、义、礼、智”是人性中的四种优秀素质，后来明代有学者认为，“性”即“德”，他说：“盖性不外乎仁义礼智”，“名其德”，“以其判然有别也，名之曰智。”（《罗整庵存稿》《用知记》卷三）

二、中国古代人员素质测评指标

纵观古代人员素质测评的活动，用来揭示“性”、“德”、“才”、“智”、“识”等测评目标的指标，有“言”、“行”、“气”、“色”、“服饰”、“事”、“血缘”、“五行”、“九征”、“五物”等等，概况起来，不外乎言、行、事、物。即“日常言行”、“特定情境下的言行”、“工作绩效”、“生理因素与特征”、“服饰等外在客观标志”、“五行阴阳等中介标志”。

1、日常言行

日常言行是用来揭示人员素质最常用的指标之一，是最容易观察与收集素质特征信息的一种指标。人员的素质，每日每时都会通过其言行表现出来。正因为如此，测评中用得最多的即是“察言观行”。《吕氏春秋·论人》中的“八观”，孔子《为政篇》中的“视、察、观”，刘勋的“八观”“五视”与“接论”，都是依据日常言行来测评人的素质。察举依据的也是日常言行。

《吕氏春秋·论人》中的“八观”即：“凡论人，通则观其所礼，贵则观其所进，富则观其所养，听则观其所行，止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发达了，要看他是否还谦虚谨慎、彬彬有礼、遵守规则。一个人地位高了，要看他推荐什么人。他提拔什么样的人，他就是什么样的人。一个人有钱了，要看他怎么花钱，给谁花，花在什么地方。人穷的时候节俭不乱花钱，那是资源和形势造就的；人富了以后还能保持节俭，才是品行的体现。听完一个人的话，要看他是不是那样去做的。不怕说不到，就怕他说了做不到。通过一个人的爱好，能看出这个人的本质。第一次跟一个人见面的时候，他说的话不算什么。等相处得久了，再听听他跟你说什么，是不是跟当初一致，跟当初的差别越大，人品越不好！人穷没关系，穷人不占小便宜，这样的人本质好。人地位低没关系，不卑不亢，保持自己的尊严，这样的人本质特好。 ”

孔子说：“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瘦哉？人焉瘦哉？”意思是说，观察一个人日常所言所行的原因、母的与手段，了解他的心情，看他安于什么不安于什么，那么人的内在素质就不难知道了。“言”中又细分为“内容”、“声音”以及“拌姿”等。

例如，《逸周书·官人解》中有言曰：“其貌直而不止，其言正而无私，不饰其美，不隐其恶，不妨其过，曰有质者也。”“心气华诞者，其声流散；心气顺信者，其声顺节；心气鄙戾者，其声斯丑；心气宽柔者，其声温和。”“听其声，处其气，考其所为，观其所由；以其前观其后，以其隐观其显，以其小观其大，此之谓视声。”

三国魏刘劭《人物志·八观》：“八观者，一曰观其夺救以明间杂；二曰观其感变以审常度；三曰观其志质以知其名；四曰观其所由以辨依似；五曰观其爱敬以知通塞；六曰观其情机以辨恕惑；七曰观其所短以知所长；八曰观其聪明以知所达。”

古人在实践中积累了一套识人、用人的经验，归纳起来为“五视”，即：

“居而视其所亲”——注意观察一个人平时跟谁在一起。如与贤人相近，则可重用。相反，若与小人为伍，就要加以当心；

“富而视其所为”——看他如何支配自己的财富。如果只满足私欲，大肆挥霍，贪图享乐，则不可重用；

“达而视其所举”——如已处于显赫之位，需要观察他如何来选拔部属。若任人唯贤，量才录用，自然是襟怀坦白，秉公办事的有为之士；

“穷视其所不为”——对处于困境之人，可以视其操守如何。若虽身处困境，却不做任何苟且之事，这样的人就可以放心地委以重任；

“贫而视其所取”——看一个人在贫困潦倒之时的行为。不取不义之财，甘守清贫，则品性高洁。若见钱眼开，如蝇逐臭，就万不可重用。

纵观识人用人之成败得失，往往跳不出“五视”所列。“五视”归一，说到底“视”的是一个人的道德品质。

2、特定情景下的言行

日常情景下的言行是一般性的言行，可比性差。人在特定情景下的言行，则带有较强的可比性。

科举考试所依据的，是口答霍笔答的语言；比武竞技所依据的，是竞技场上的表现；情景考验所依据的，是紧急或困难情景下的行为反应。

例如，诸葛亮的七观法是：“问之以是非，以观其志；穷之以辞，以观其变；咨之以计谋，以观其识；告之以祸难，以观其勇；醉之以酒，以观其行；临之以利，以观其廉；期之以事，以观其信。”在这里对“志”、“变”、“识”、“勇”、“性”、“廉”、“信”等素质的测评，其所依据的标准，则是“问是非”、“穷辞”、“咨计谋”、“告祸难”、“醉酒”等特定情景下所作出的言行反应。

3、工作绩效

“功”、“绩”或“黜”，既是绩效考评的指标又是素质测评的指标，具有双重性。军功制、考课制等方法中所依据的指标就是“功”、“绩”或“黜”。

4、生理因素及其特征

古代任人唯亲的世袭制与九品中正制，其重要依据是血缘这一指标。刘勋在《人物志》中，以人之筋、骨、血、气、肌与金、木、水、火、土五行相应，而呈显弘毅、文理、贞固、勇敢、通微等特质。此「五质」又分别象征「五常」仁、义、礼、智、信，表现为「五德」。换言之，自然的血气生命，具体展现为精神、形貌、声色、才具、德行。内在的材质与外在的徵象有所联系，呈显为神、精、筋、骨、气、色、仪、容、言等，是为「九徵」，这相当于所谓「气质」的层次。

　　依照不同的才性，刘劭将人物分为「兼德」、「兼才」、「偏才」等「三类」。透过德、法、术等三个层面，依其偏向，又可分为「十二才」，即清节家、法家、术家、国体、器能、臧否、伎俩、智意、文章、儒学、口辩、雄杰，依其才能不同，适合担任的官职也不同。

在《人物志》中，刘劭将才、德并列标举，作为拔选人才的标准。刘劭的品评，以中和为最高，讲究平澹无味，是为圣人。所谓中和，在于兼具「平澹」与「聪明」两种层次，聪明为才，而平澹则是生命所展现的境界，已不单纯是道德修养的层次，更是对「全幅人性」的审美态度。除中和外，其馀为偏至之材。「九徵」兼至的人，「阴阳清和，中叡外明」，就是中庸，称为圣人，是君王之才；具体而微，称为「德行」，是大雅之才；偏于一才的人，称为偏材，是为小雅。此外尚有依似、无恒等级别。他说：“骨植而柔者，谓之弘毅，弘毅者也，仁之质也；气清而朗者，谓之文理，文理也者，礼之本也；体肌端实者，谓之贞固，贞固也者，信之基也；筋动而精者，谓之勇敢，勇敢也者，义之决也……”

5、服饰等外在客观标志

以服饰等客观标志作为素质测评指标，可以追溯到孔子。孔子认为“君子”的服装尚朱，宗周，以端正为美，而“小人”的服饰尚紫，宗夏，以颓废为美。

6、五行阴阳等中介标志

古代的“测字”、“卜卦”，但它们用于素质测评时，其所依据的是被测者所卜的“卦”与所抽到的“字”等中介物，来推测人的性情与智慧。

三、中国古代人员素质测评技术

在古代人员素质测评活动中所采取的技术，主要有问、听、观、访、察、忖、论、试等。

1、观

观相当于自然观看，带有一定的表面性。它关注的是素质的表征，依据的是自己多年积累起来的经验。例如《逸周书·官人解》中的“六征”，总结了如何“双诚”、“观色”、“观隐”等经验：

“富贵者，观其有礼施；贫贱者，观其有待守；嬖宠者，观其不骄奢；隐约者，观其不慑惧。”“其少者，观其恭敬好学而能悌；其壮者，观其廉洁务行而胜私；其老者，观其思慎而益疆。”“父子之间，观其孝慈；乡党之间，观其信诚。”“孝之以观其轻；怒之以观其重。”“观”还有观人与观友之分。观人即直接观看被测评者，观友即观看与被测评者亲近的人的言行，其根据是同类相聚。

2、察

察，即有目的的观察。这种形式与“观”相似，但却不满足于表面的“征”，而是要深入追究，连续观察，以获得一定的结果。“察”中带有一定的“考”。

例如，特定情景下的言行反应观察就是一种“察”。诸葛亮的七观法中的“察”绝非一般意义下的“观”，而实际上是一种“察”。

“察”还有明察和暗察。

3、问

这里的“问”，是带有一定目的的试问与探问。像“问之以2是非，以观其志”中的“问”，刘勋“接论”中的“问”，均是以一种素质测评的技术出现的，而不是一般的“问题”之“问”。

4、忖与揆

“忖”即思量、揣度之意，先秦时期的《诗经》上有“他人之心，余忖度之”。其意为，别人的心理与素质，我可以通过思量以揣度。这是一种建立在观、察、问、听等信息搜集后的思考判断或推测。

“揆”也就是度量、揣度之意。《官人解》中有“揆德”之说，即在观诚、考言、视声、观色、观隐基础上对品德的总评价。

5、论

“论”即讨论、议论、辩论、审定与研究，是一种摆事实、列观点、查证据和意见磋商的过程，是集中众人智慧与信息的一种测评技术。古代把“论”作为素质测评技术已有相当的历史，可见于春秋战国时期。《荀子·君道》有言曰：“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汉代刘勋在其《人物志》中，直接提出了“接论”之法。

6、试

“试”即试探、试用、检验与考试，是以一种以实际或接近实际的事情验证素质存在与否、评定素质优劣、高低的一种技术。这种技术在我国古代也有悠久的历史。最早可见于西周。为了使所选贡士其德不浮名，其能不失职，在考核贡士时，还采取了试用的办法。这就是在司马辩论官才之后，根据其所长试之以所能之言，如果堪任此官，然后再爵命之。即所谓“论定，然后观之；任官，然后爵之。”

7、访

“访”，即咨询、探寻、探看与查访，与今天的调查有同义之处。由于言与行是古代素质测评的主要标准或指标，因此“访”也是一种重要的测评技术。它与问有所区别，是一种特殊的问，更多的是为收集事实而进行的四处访问。

《管子·小臣》中有“公宣问其乡里，而有验。”“宣”在这里为“遍”，意为遍问乡里的群众，以考察其所言所行所事。

实际上“访”是一种暗问，是间接之间、背后之间。故《管子·小臣》中有“退而问其乡里，以观其所能。”

8、听

“听”，即注意，是一种注意言语的内容、声音及含义等从而收集信息的手段。“听”之所以能成为素质测评的一种技术，显然也是因为“言”是人的素质的一种表征。孔子有“听其言，观其行”之说。

但是，人是主动的，并不会把自己的素质不分优劣，都以言行毫无保留地表现出来。孔子对此有过深刻的教训。他说：“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给予。”

要充分发挥以上各种素质测评技术的作用，避免孔子说犯过的错误，则应该在素质测评过程中综合地运用各种测评技术。

宋代王安石认为，测评一个人的素质，要综合耳闻、目睹、口问、事验于一体，他说：“所谓察之者，非专用耳目之聪明，而私听于一人之口也。欲审知其德，问以行；欲审知其才，问以言。得其言行，则试之以事。”（王文公集·上皇帝万言书）

古籍，是中国古代书籍的简称，主要指书写或印刷于1912年以前具有中国古典装帧形式的书籍。

一、古籍书页版式

古籍版式指古籍版刻的样式。包括版面、大小题名、版框（亦称边栏）、界行、天头、地脚、版心、行款、字数、鱼尾、象鼻、书耳、书牌、条记、句读、插图等等。版式的概念出现在雕版印刷行世之后，但明显保留了雕版印刷之前的简策、手写帛书等装帧形式的特点。

古籍版式图

1。版框：也称为边栏，指每版内围框文字的四周边线，上方叫“上栏”，下方叫“下栏”，两旁叫“左右栏”。单线的叫“单边”或“单栏”，双线的叫“双边”或“双栏”。一般比较粗黑，给人稳定感。四周只印一道粗黑的边线，称为四周单边。四周粗黑线内侧再刻一细黑线，称四周双边。如果仅左右粗黑线内侧有细黑线，称为左右双边。不仅有规范、整齐版面的作用，而且保留了简策、帛书的遗风。

2。界行：也称界格。指在版面内分割行字的直线。两道隔线间的条格叫界格，是竹木简书籍的流风余韵。在鉴定和著录时，人们习惯以半叶计算，叫做“半叶× 行×字”，有的径称“×行×字”，若每一行中有两排字（通常为大字的注解），叫做“小字双行每行×字”。若双行字数与单行正文相同，就不再注出。这种著录和说明方式，称为行格，又称行款。

3。天头：版框外空白纸的上方叫天头。

4。地脚：版框外空白纸的下方叫地脚。

5。版心：也称“叶心”，或简称“心”， 指古籍书叶两半叶之间、没有正文的一行。为折装整齐，版心多刻有鱼尾、口线等，为便检索，也常记有书名、卷数、页码、每卷小题、刻工姓名等文字。因为这一行居于两版的中心，故称版心。 版心通常有用作对折准绳的黑线和鱼尾形图案。

6。书口：又称版口，或简称口。指书籍装订成册后开合一侧的端面，有白口、黑口等款式。就书版而言它是版心。对于以包背装或线装的方式装订起来的书籍而言，这一部分为书可以翻阅的开口，故称书口。

7。鱼尾：版心中间的图形︻，因其酷似鱼尾，故名。刻于距版心上边大约四分之一之处。有时版心上下方都有鱼尾。一个鱼尾为单鱼尾，两个鱼尾称双鱼尾，个别有三鱼尾。鱼尾刻印出花样的称花鱼尾。鱼尾的作用是用作标示中缝线，作为折叶的标准。

8。象鼻：鱼尾上下到版框有一条线，叫做象鼻。象鼻为一条细黑线的叫细黑口或小黑口，象鼻为一条粗黑线的称为粗黑口或大黑口，无象鼻者为白口。

9。书耳：版框外左上角的空格，里面刻有简单的篇名，因为形状象耳朵，所以称书耳。书耳中的题名叫耳题、耳记。

10。墨钉：又称墨等。指版面上常有文字般大小的黑墨块，形状似钉帽。出现的原因是文稿雕版时未定的文字，等待校勘后写上去再印。

11。书牌：又称牌记，与现在的版权页类似，常常镌有书名、作者、镌版人、藏版人、刊刻年代、刊版地点等。明清时期的书牌作用多为表示特色和所有权，明清以前则更多是刻书题记，讲刻书缘起，选用底本，校本，甚至多少具有广告宣传作用。

12。大题：指一种书的题名。

13。小题：指一种书内各篇卷的题名。

14。行款：又称“行格”，指正文之行数与字数。通常以半叶计算。同一种书，不同时期有不同刻本，行款也往往不同。故行款为鉴别版本依据之一。

15。朱丝栏 乌丝栏：行格界栏以红色印的称为朱丝栏，以黑色印的称为乌丝栏。主要见于唐以前写本。明清时期，专有印刷各种颜色笺格的作坊，用不同颜色界栏笺纸抄写的古籍，通常直接著录为红格、黑格、蓝格、绿格等等。

二、古籍装订版式

单叶装订成册，就成为一部古籍。现存古籍以线装居多。古籍的结构是指一部具体古籍外在形式和内容的各个组成部分，在流传的过程中，逐渐有其特定的名称。

古籍结构图

1。书签：用作题写书名的长方形纸条，一般贴在古籍封皮左上角。有时还有册次和题写人姓名。

2。书衣：为保护书在书的前后加的封衣，也称封皮，一般选用较硬的纸作为书衣的材料，并在书衣上题写书名。

3。书名叶：在封皮之后，题有书名的一叶，又称封面、封、面叶、内封面。书名叶的后面一般加上一张空白纸，叫护叶或扉叶。

4。书脑：装订时，锥眼订线的地方叫书脑。

5。书脊：也称书背，一书装订处的侧面，如同书的脊背，称为书脊。

6。书首：书脊的最上端，称为书首，又称为书头。

7。书脚：书脚是书的底部，有些藏书家自己为方便翻检、阅读或者保存而将书名写上去。

8。书根：书脚中简单记载卷册的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