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外来语词汇在汉语中的增加、哈日哈韩一族在都市的出现、西洋快餐在中国的普及、新人在教堂举行结婚典礼等等。甚至很多中国人把西方传统的圣诞节、情人节甚至复活节都当做一年之中重要的节日来庆祝。但这普遍性的影响常常都是存在着与民族文化的对立和错位。“我们对城市的文化基本没有底数，城市规划中没有文化规划，官员政绩中没有文化的地位。”曾经痛哭老街的冯骥才委员在全国政协九届五次会议上说，中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包括农村，到处都是小洋楼。很多城市不仅相互趋同，就连地名也变成“罗马花园”、“巴黎广场”、“威尼斯小镇”。外来文化一来依靠着它在思想上的进步性、开放性，使中国的社会习惯逐渐产生“西化”。二来社会公众的猎奇心理带动时尚的思想趋势朝外来文化方向发展。时尚的推动和变化在外来文化对民族文化的社会习惯的改变中占据主要地位。外来文化对社会习惯的影响的第二个特性是局限性。前面我们已经叙述和分析了外来文化与民族文化的辩证关系，了解外来文化和民族文化之间存在着很多对立和冲突。它对民族文化的影响只局限于外延而非本质，民族文化的根基除非受到赤裸裸的文化侵略和文化灭绝，一般不会被外来的其他民族的文化思想所撼动。外来文化对社会习惯的改造，局限于“发展”层次，即在民族文化基础之上的影响，无论影响如何巨大，都离不开民族文化的民族思想本身。这也是中国面临西方文化入侵而树立“不能全盘西化”态度的理论依据。第三个特性是延展性，这其实也是前两个特性的综合。外来文化的思想能够在社会公众中普遍传播，但又受到民族文化的制约和改造，决定了它具有一定的延展性。这里说的“延展”不是单纯指数量上、规模上的延展，而是指在社会习惯在受外来文化影响和改变中，能够建立一套区别于原始的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具有新的特征的思想基础。如同杂交繁殖一样，能够产生一种在文化思想范畴中的“新品种”，从而使社会习惯以民族文化基础为起点，向外来文化的外延无限接近。归纳而言，外来文化对社会习惯存在普遍性、局限性、延展性三个特点，它的影响速度快、范围广、规模大，同时又受到民族文化本身的抵制和改造、创新，形成具有外来文化和民族文化共同特点的新的社会习惯倾向。

唐代的文化特质之一就是开放包容,从不盲目抗拒外来事物,这是一种基于实力的自信。唐朝对外交往十分频繁,不仅影响了政治和经济,也对普通人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新唐书·地理志》记载了唐代对外交通的七条干道:“其入四夷之路与关戍走集最要者七:一曰营州入安东道,二曰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四曰中受降城入回鹘道,五曰安西入西域道,六曰安南通天竺道,七曰广州通海夷道。”其中所说的第五条路线,指的是由今天新疆地区前往中亚的路线,基本就相当于我们说的丝绸之路。《隋书·裴矩传》:“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北道从伊吾……至拂菻国,达于西海。其中道从高昌,焉耆,龟兹,疏勒,度葱岭……至波斯,达于西海。其南道从鄯善,于阗,朱俱波,唱盘佗,度葱岭……至北婆罗门,达于西海。其三道诸国,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

丝绸之路的得名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的功劳,一八七七年,他在《中国》一书中率先使用了这个词。随后,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AHerrmann)在《中国与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中将其概念进一步明确化。

丝绸之路存在的时间可能比大家想象的要久得多。臧振《“玉石之路”初探》一文根据对原始社会时期太湖流域良渚文化遗址中发现的大量玉器的分析,认为这些玉器原材料极可能是新疆和田玉,所以在所谓“丝绸之路”之前,这条商路就已存在,他将其称之为“玉石之路”。当时玉器是祭神的重要器物,所以对于那时的人们来说这条商路十分重要。张骞通西域被视为丝绸之路建立的象征,其实只是因为张骞之后丝绸之路被赋予了除商贸之外的政治、文化重大意义,并不是说在张骞之前没人走过这条路。

丝绸之路的实际状况远不如它名字那般浪漫唯美,而是充满了艰辛,而且时常被盗匪和地方政权截断。夏日炎热,冬日酷寒,缺少水源,按照玄奘的描述:“从此西北入大沙碛,绝无水草。途路弥漫,疆境难测。望大山,寻遗骨,以知所指,以记经途。”《北史·西域传》记载说:“且末西北有流沙数百里,夏日有热风,为行旅之患。风之所至,唯老驼预知之,即嗔而聚立,埋其口鼻于沙中。人每以为候,亦即将毡拥蔽鼻口。其风迅駃,斯须过尽,若不防者,必至危毙。”致命的沙漠风暴只有老骆驼可以预知其来临,它们立即低头,把口鼻埋入沙中,人们也随之赶紧用毡遮掩口鼻,否则必死。历朝历代的人们就是这样前仆后继,奔走在这条充满危险但同时又有着巨大诱惑的商道上。

古代中国是农业社会,中国政权自古以来绝大多数时段的“重农抑商”国策并非偶然。可以注意到,丝绸之路上输入中国的商品基本都是轻而贵重之物,例如金银器(中国古代金银器制作技术不如西亚、中亚)香药、皮毛等,这些奢侈品对中国经济来说绝谈不上雪中送炭。当然,丝绸之路输入的新物种大大丰富了中国农作物种类,改善了人民生活。可问题在于这种外来物种只要输入即被广泛种植,用不着在商路上反复输入。

在这种背景下,丝绸之路对于中国的意义何在其实中国古代一直有“天朝上国”的心态,在中原王朝眼睛里,外贸的意义不在于互通有无、促进经济发展,而是在于它是朝贡体系的象征。很多正常的商贸活动被认为是异域国家对中原王朝的朝贡,而且越是远道而来意义就愈大,这也就是为何王莽、杨广们都对所谓“重译而来”的外来使者十分感兴趣。这些“外来使者”中,也有一些是商贾冒充的,“天朝上国”通过朝贡体制维系天下秩序,并获得自尊心的极大满足。

演进形式以及优缺点：

卷轴装

在纸张发明之前，书用简帛制成。

竹简缀连在一起，成为一卷。

称为简策装。

纸张发明后，仍然延续了简帛的风格。

最早出现的装帧形式是“卷轴装”。

这种装帧大家一定不会陌生，现在的书法和绘画有时候也使用这种装帧方法。

卷轴装的内容含量小，所以不见于后来的一般书籍，而它装帧精美，更多用于内容少又追求精致的书法、绘画、抄经，等等。

至今，书籍的章节单位“卷”仍受装帧卷轴装影响。

经折装

对于僧侣来讲，正襟危坐念经时翻阅卷轴很困难，于是，流行的卷轴装改革，首先从佛教经卷上发生了。

唐朝开始，逐渐繁盛。

大家看《西游记》中唐僧的通关文牒，就是经折装装帧。

直到今天，绝大多数佛教典籍仍然是经折装形制。

也许佛教典籍赋予经折装庄重的内涵，大臣给皇帝奏书也采用经折装，故称奏折。

梵夹装

梵夹装最早是将经书写在贝多罗叶上，然后码好，用两块木板夹住，中间穿孔订成。

也有像卷轴装那样连续的页面，比卷轴装携带方便。

这是一种从古印度传来的一种对佛教经典的装帧形式，在我国少数民族的典籍中也有用贝叶写经的。

后来经过唐代的改造，将贝叶改换为仿贝叶纸张，形成纸书梵夹装。

再到后来，梵夹装有了进一步变化。

国家图书馆藏有五代时期用回鹘文字书写的梵夹装《玄奘传》，没有穿绳的圆孔，但两端各画有一个红圈，这显然是钻孔的位置，钻孔成了一种象征意义。

后来的蒙文大藏经以及清宫所藏泥金书写的佛经，都是长条仿贝叶纸片，上下装有厚重木夹，都决无钻孔，采用黄绫绕捆。

成了变了态的梵夹装。

旋风装

唐代是诗歌的黄金发展时期，诗人写诗需要经常参看韵书。

传统流行装帧形式——卷轴装书籍，由于其特性只能单面书写，不能方便查阅韵部。

于是一种卷轴外表，以粗长厚纸做底，书叶片片粘裱于底纸右端，如龙鳞般排列，这种装帧形式叫“旋风装”。

这样的装帧保留了卷轴装的外壳，又解决了翻检不方便的矛盾。

写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 故宫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是现存中国古代书籍旋风装的唯一例证，弥足珍贵。

蝴蝶装

五代时期， 开始允许并主持雕版印《九经》。

至于宋，雕版印书事业空前发展。

卷轴装帧的书可以不分段落的连写下去，雕版印书就不行了。

这就需要将一书刊刻成若干版，一版一版印刷，印出来的是以版为单位的书叶。

于是就有了蝴蝶装这种装帧形式的诞生。

古代的印刷技术不像现在那么发达可以双面印刷，而是采取单面的印刷。

无论是雕版印刷还是活字印刷，都需要做一个书版，将每张印好的书叶，以版心为中缝线，以印字的一面为准，上下两个半版面字对字地折齐。

集数页为一叠，折边居右戳齐为书脊，再在书脊处用浆糊彼此粘连。

这样的形式很像现代的平装书，打开时版心像蝴蝶展翅。

蝴蝶装书籍一版一页，版心集于书脊，即使磨损也伤不到文字，同时也没有穿线针眼和纸捻订孔，散了重装也不至于损坏，这些优点使它在宋元两代流传了将近400年。

包背装 蝴蝶装优点很多，但书页粘连两个文字区域的版面，容易造成两个半页文字彼此吸连。

包背装从蝴蝶装发展，跟蝴蝶装不同，包背装的书口向外，书本的装订用浆糊黏贴，书背连在一起，跟现在的书一样。

线装

想到古籍最容易想到的就是这个。

线装由包背装发展而来，不同于包背装，线装是用线装订的，而且把包背改为露背。

线装书的折法跟包背装一样，但跟蝴蝶装、包背装的不同就是，它的装订不用浆糊，而是用线。

将书页码齐之后，再加上封面和封底（两页，而包背装和蝴蝶装是一页）在边上订四个孔，然后用线穿起来。

古籍的装帧形式大抵就是这样。

正是因为有这些古籍，才成就我们中华民族不断代的文化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