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研究明史的不到天一阁，不能说研究明史很到位，大概不是正经研究明史的”。昨天，在百家讲坛主讲明十七帝疑案的毛佩琦，来到市图书馆天一讲堂，为甬城听众作了《重新审视明朝》的讲座，他引经据典为明朝“正名”，并以“治隆唐宋”、“远迈汉唐”等对明朝进行概括，还不失幽默地特别强调：“不是毛佩琦说的，是古人说的。”

宁波是明朝一个很重要的城市

这位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明史、文化史、社会生活史研究的学者，得到了甬城听众的热烈追捧，昨天市图书馆三楼报告厅挤得满满当当，过道、讲台两侧甚至讲台上都摆放了椅子。毛佩琦一落座就说：“宁波是明朝一个很重要的城市。”

毛佩琦说，宁波现在是一个著名的港口，在明朝也是一个很著名的港口。“有人说，明朝是不是一个严格实行海禁的时期？片板不得下海，所以明朝是封闭的。这是一个错误的印象。”毛佩琦认为“闭关锁国”是对明朝最大的误解，明朝禁止私人海轮，但官方贸易从来没有停止过，“我们宁波人应该回答这个问题，不是的，宁波在明朝就是开放的港口。明朝有市舶司专门管理对外贸易，宁波就是开放港口之一。”

研究明史必到天一阁

毛佩琦认为，宁波当时是重要的通商口岸，较早并且较多接受海外风气，也是抗击倭寇的前沿。“它也是我们东南地区一个重要的文化城市，在文化上有重要影响的城市。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天一阁留下一大批藏书，都是我们研究明史需要阅读的。”

毛佩琦郑重地说：“天下包括海外研究明史的人，不到天一阁来，大概就不能说研究明史很到位了。所以你下次问研究明史的人，说你到没到过天一阁，他说没到过，大概不是正经研究明史的。所以我们要到天一阁来取经、读书。”

万斯同为《明史》作出很大贡献

毛佩琦在讲座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了万斯同。宁波人万斯同不仅追随黄宗羲开创了浙东史学，著有《儒林宗派》等数十种书籍，在清代学术领域占有重要位置；还以“布衣”身份参与了清政府组织的《明史》编纂工作。如今人们如果谈起天一阁所藏的珍贵古籍，都会提到阁内所藏的万斯同的《明史稿》，它不仅是天一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更是宁波文化的骄傲。

毛佩琦认为万斯同为修订《明史》作出很大贡献，“黄宗羲与清政府在政治上不合作，但支持学生出来修史，《明史》的修缮得以顺利进行。详略得当、体例严谨的《明史》很大一部分资料来源于《明史稿》，可以说，万斯同的《明史稿》为《明史》的成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范氏天一阁创建于明代嘉靖末年，始建者是当时的兵部右侍郎范钦。范钦一生爱书成癖，酷爱藏书，他搜集书籍的原则是“不薄古人厚今人”。嘉靖三十九年，范钦卸职归里，为使所搜集的藏书能永久保存，在宁波建楼6间，做为藏书之所，即为“天一阁”。范钦死后，其长子范大冲继承了藏书，为使所藏之书不至分散丢失，为其后代定了一条家规，就是“代不分书，书不出阁”。因此，直到清朝初年，范钦的曾孙范光文，仍将天一阁的书籍完好地保存着。

至乾隆时代，皇帝为了“嘉惠艺林，启牖后学，公天下之好”，“用昭文治之盛”，决定编纂《四库全书》。所谓《四库全书》，就是将全部书分为经、史、子、集四类，分别编纂而成。为了广泛“搜罗古今载籍”，乾隆皇帝下令，要各省多方面加意搜集古籍和遗书，送交上来以备编纂之用。仅宁波天一阁范钦的后代范懋柱就送交了638种珍贵的古书，其中被收录到《四库全书》中的有96种，列入存目的为377种。

悠悠吴越曲·浙东浙南之旅·天一阁·“江南书城”

在宁波月湖之西，有一座古朴的建筑。它就是明代嘉靖四十年(1561)范钦兴建的有“江南书城”之誉的天一阁，是我国现存的最古的藏书楼。

书籍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发展的一个标志。浙江藏书历史悠久。藏书成为文人雅士的一大爱好。黄宗羲《天一阁藏书记》中感叹：“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据今人吴晗统计，自晋至清，浙江私人藏书家达三百五十九人，藏书楼有名可稽的就有一百八十处。然而，由于水火兵燹等种种原因，真正能够“藏之久而不散”者，却是寥如晨星。因此，天一阁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颗明珠。

范钦被后人尊称为“范司马”，这位明嘉靖年间的进士，足迹布及半个中国，最后官至兵部右侍郎。他为人耿直，曾顶撞过权倾朝野的武定侯郭勋，蒙受冤狱，遭廷杖之罚。后又因秉公执法而得罪过权臣严世蕃。但最让范钦青史留名的，却应数他遗留给后世的这座藏书楼。《鄞县志》便记载，范钦“性喜藏书，起天一阁，购海内异本，列为四部。尤善收说经诸书及先辈诗人集未传世者。浙东藏书家，以天一阁为第一，有功文献甚大”。

范钦爱书成癖，每到一地，总是多方搜访当地之古籍，尽力收购，或雇人钞录。他的藏书有不少得之于当时另一位藏书家丰坊的万卷楼。著名学者王世贞与范钦互相仰慕，相约互钞书籍。范钦因此增加了不少钞本，最后藏书数达七万余卷。

范钦的藏书处原名“东明草堂”，天一阁是他辞官归里后辟建的。据清学者全祖望记载，建阁之初，曾得吴道士龙虎山天一池石刻，范钦大喜，以为正合《易经》中“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意，于是即以“天一”为阁名。楼前是天一池，蓄水防火。阁分上下两层，上层藏书处是一大通间，中间隔以书橱。下层六间，如此设计，暗含“天一地六”。天一阁的声名远播，以致连那位下诏编修《四库全书》的乾隆皇帝，也“不耻下问”，命人前来索取图样，以仿天一阁的构式，兴造其南北七阁。

当然，天一阁能够垂世四百余载，其主要原因是范钦及其后人严密的保护措施。阮元曾记载，天一阁“阁前略有池石，与阛阓相远，宽闲静閟，不使持烟火者入其中，其能久一也”。藏书楼远离住宅，又有严格的防火措施，使天一阁免遭火灾。而中国古代藏书楼毁于一炬者，却是不可胜数的。钱谦益的绛云楼就是一例。曹溶《绛云楼书目题辞》中记载：某日“其 中夜与乳媪嬉楼上，剪烛炧，误落纸堆中，遂燃。宗伯楼下惊起，焰已弥天，不及救，仓皇走出。俄顷，楼与书俱尽”。

范钦及其后人为保护好藏书，制定了一些具体的禁约。例如：禁以书下阁梯，非各房子孙齐至，不开锁。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即参与祭祖)三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书橱者，罚不与祭一年;擅将藏书借出外房及他姓者，罚不与祭三年;因而典鬻者，永摈逐不与祭。

范钦的侄子范大澈，性喜读书。“月俸所入，辄以聚书”，还精于识别版本，初版、原版、膺本、纸质的优劣能一眼识破，时人称其“怪雅异集”。他到天一阁借书，常遭拒绝。于是发愤搜集海内异书秘本，建“西园”“卧云山房”以藏书。每得一奇书，便备酒宴，邀叔父前来观赏。范钦每见侄子购到天一阁所无之书，则羡慕之至，爱不释手，常“默然而去”。真是两代“书痴”。

如此“书痴”当然不仅限于范姓。民间流传的这则故事，主人公就是一位钱姓女子：嘉庆年间，宁波知府的内侄女钱绣芸闻天一阁藏书甚丰，兼藏芸草一本，色淡绿而不甚枯，三百年来书不生蠹。这位嗜书的女子心中神往，遂绣芸草数百本，托太守为媒嫁与范氏后裔范邦柱，以求能登阁观书，并一见芸草。不料族规禁止妇女登阁。钱绣芸因此忧郁得病，含恨以终。临终前央求丈夫：“君如怜妾，死葬阁之左右，妾瞑目矣。”

史志记载，第一个开了阁禁的是浙东学派创始人黄梨洲(宗羲)先生。因为梨洲先生的道德、文章受到时人的敬仰，范氏各房准许他登上了书楼。他读到了不少奇书异本，并“取其流通未广者钞为书目”。此后一二百年中，得幸登阁的著名学者，有万斯同、徐乾学、全祖望、钱大昕、阮元、薛福成、缪荃孙等十余人。

今天我们读到清阮元“人间庋阁足千古，天下藏书只一家”的楹联，情不自禁地还会想到嘉惠后人的藏书家范钦，想到继承其业绩的范氏后人，以及天一阁几百年来艰难的历程。相传，范钦晚年与书阁为伴，一直活到了八十三岁。临终时将家产分作两份，一份是天一阁全部藏书，一份是万两白银。儿子大冲选择了天一阁的万卷藏书，并且发展了父业。天一阁传到范钦的八世孙范懋柱手上，正值乾隆皇帝为编纂《四库全书》而下诏采访天下遗书，其中点到了天一阁。范懋柱进呈的六百三十八种珍贵古籍，后来并未如数发还。以后的岁月中，天一阁又饱经劫难，到本世纪五十年代初，仅存藏书一万三千余卷。

浙江宁波天一阁藏书楼

　　风雨天一阁

　　不知怎么回事，天一阁对于我，一直有一种奇怪的阻隔。照理，我是读书人，它是藏书楼，我是宁波人，它在宁波城，早该频频往访的了，然而却一直不得其门而入。1976年春到宁波养病，住在我早年的老师盛钟健先生家，盛先生一直有心设法把我弄到天一间里去看一段时间书，但按当时的情景，手续颇烦人，我也没有读书的心绪，只得作罢。后来情况好了，宁波市文化艺术界的朋友们总要定期邀我去讲点课，但我每次都是来去匆匆，始终没有去过天一阁。

　　是啊，现在大批到宁波作几日游的普通上海市民回来后都在大谈天一阁，而我这个经常钻研天一阁藏本重印书籍、对天一阁的变迁历史相当熟悉的人却从未进过阁，实在说不过去。直到1990年8月我再一次到宁波讲课，终于在讲完的那一天支支吾吾地向主人提出了这个要求。主人是文化局副局长裴明海先生，天一阁正属他管辖，在对我的这个可怕缺漏大吃一惊之余立即决定，明天由他亲自陪同，进天一阁。

　　但是。就在这天晚上，台风袭来，暴雨如注，整个城市都在柔弱地颤抖。第二天上午如约来到天一阁时，只见大门内的前后天井、整个院子全是一片汪洋。打落的树叶在水面上翻卷，重重砖墙间透出湿冷冷的阴气。

　　看门的老人没想到文化局长会在这样的天气陪着客人前来，慌忙从清洁工人那里借来半高统雨鞋要我们穿上，还递来两把雨伞。但是，院子里积水太深，才下脚，鞋统已经进水，唯一的办法是干脆脱掉鞋子，挽起裤管趟水进去。本来浑身早已被风雨搅得冷飕飕的了，赤脚进水立即通体一阵寒噤。就这样，我和裴明海先生相扶相持，高一脚低一脚地向藏书楼走去。天一阁，我要靠近前去怎么这样难呢？明明已经到了跟前，还把风雨大水作为最后一道屏障来阻拦。我知道，历史上的学者要进天一阁看书是难乎其难的事，或许，我今天进天一阁也要在天帝的主持下举行一个狞厉的仪式？

　　天一阁之所以叫天一阁，是创办人取《易经》中“天一生水”之义，想借水防火，来免去历来藏书者最大的忧患火灾。今天初次相见，上天分明将“天一生水”的奥义活生生地演绎给了我看，同时又逼迫我以最虔诚的形貌投入这个仪式，剥除斯文，剥除参观式的优闲，甚至不让穿着鞋子踏入圣殿，卑躬屈膝、哆哆嗦嗦地来到跟前。今天这里再也没有其他参观者，这一切岂不是一种超乎寻常的安排？

　　不错，它只是一个藏书楼，但它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极端艰难、又极端悲枪的文化奇迹。

　　中华民族作为世界上最早进入文明的人种之一，让人惊叹地创造了独特而美丽的象形文字，创造了简帛，然后又顺理成章地创造了纸和印刷术。这一切，本该迅速地催发出一个书籍的海洋，把壮阔的华夏文明播扬翻腾。但是，野蛮的战火几乎不间断地在焚烧着脆薄的纸页，无边的愚昧更是在时时吞食着易碎的智慧。一个为写书、印书创造好了一切条件的民族竟不能堂而皇之地拥有和保存很多书，书籍在这块土地上始终是一种珍罕而又陌生的怪物，于是，这个民族的精神天地长期处于散乱状态和自发状态，它常常不知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自己究竟是谁，要干什么。

　　只要是智者，就会为这个民族产生一种对书的企盼。他们懂得，只有书籍，才能让这么悠远的历史连成缆索，才能让这么庞大的人种产生凝聚，才能让这么广阔的土地长存文明的火种。很有一些文人学士终年辛劳地以抄书、藏书为业，但清苦的读书人到底能藏多少书，而这些书又何以保证历几代而不流散呢？“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功名资财、良田巍楼尚且如此，更逞论区区几箱书？宫廷当然有不少书，但在清代之前，大多构不成整体文化意义上的藏书规格，又每每毁于改朝换代之际，是不能够去指望的。鉴于这种种情况，历史只能把藏书的事业托付给一些非常特殊的人物了。这种人必得长期为官，有足够的资财可以搜集书籍；这种人为官又最好各地迁移，使他们有可能搜集到散落四处的版本；这种人必须有极高的文化素养，对各种书籍的价值有迅捷的敏感；这种人必须有清晰的管理头脑，从建藏书楼到设计书橱都有精明的考虑，从借阅规则到防火措施都有周密的安排；这种人还必须有超越时间的深入谋划，对如何使自己的后代把藏书保存下去有预先的构想。当这些苛刻的条件全都集于一身时，他才有可能成为古代中国的一名藏书家。

　　这样的藏书家委实也是出过一些的，但没过几代，他们的事业都相继萎谢。他们的名字可以写出长长一串，但他们的藏书却早已流散得一本不剩了。那么，这些名字也就组合成了一种没有成果的努力，一种似乎实现过而最终还是未能实现的悲剧性愿望。

　　能不能再出一个人呢，哪怕仅仅是一个，他可以把上述种种苛刻的条件提升得更加苛刻，他可以把管理、保存、继承诸项关节琢磨到极端，让偌大的中国留下一座藏书楼，一座，只是一座！上天，可怜可怜中国和中国文化吧。

　　这个人终于有了，他便是天一阁的创建人范钦。

　　清代乾嘉时期的学者阮元说：“范氏天一阁，自明至今数百年，海内藏书家，唯此岿然独存。”

　　这就是说，自明至清数百年广阔的中国文化界所留下的一部分书籍文明，终于找到了一所可以稍加归拢的房子。

　　明以前的漫长历史，不去说它了，明以后没有被归拢的书籍，也不去说它了，我们只向这座房子叩头致谢吧，感谢它为我们民族断残零落的精神史，提供了一个小小的栖脚处。

　　范钦是明代嘉靖年间人，自27岁考中进士后开始在全国各地做官，到的地方很多，北至陕西、河南，南至两广、云南，东至福建、江西，都有他的宦迹。最后做到兵部右侍郎，官职不算小了。这就为他的藏书提供了充裕的财力基础和搜罗空间。在文化资料十分散乱，又没有在这方面建立起像样的文化市场的当时，官职本身也是搜集书籍的重要依凭。他每到一地做官，总是非常留意搜集当地的公私刻本，特别是搜集其他藏书家不甚重视、或无力获得的各种地方志、政书、实录以及历科试士录，明代各地位人刻印的诗文集，本是很容易成为过眼烟云的东西，他也搜得不少。这一切，光有搜集的热心和资财就不够了。乍一看，他是在公务之暇把玩书籍，而事实上他已经把人生的第一要务看成是搜集图书，做官倒成了业余，或者说，成了他搜集图书的必要手段。他内心隐潜着的轻重判断是这样，历史的宏观裁断也是这样。好像历史要当时的中国出一个藏书家，于是把他放在一个颠簸九州的官位上来成全他。

　　一天公务，也许是审理了一宗大案，也许是弹劾了一名贪官，也许是调停了几处官场恩怨，也许是理顺了几项财政关系，衙堂威仪，朝野声誉，不一而足。然而他知道，这一切的重量加在一起也比不过傍晚时分差役递上的那个薄薄的蓝布包袱，那里边几册按他的意思搜集来的旧书，又要汇入行箧。他那小心翼翼翻动书页的声音，比开道的鸣锣和吆喝都要响亮。

　　范钦的选择，碰撞到了我近年来特别关心的一个命题：基于健全人格的文化良知，或者倒过来说，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没有这种东西，他就不可能如此矢志不移，轻常人之所重，重常人之所轻。他曾毫不客气地顶撞过当时在朝廷权势极盛的皇亲郭勋，因而遭到延杖之罚，并下过监狱。后来在仕途上仍然耿直不阿，公然冒犯权奸严氏家族，严世藩想加害于他，而其父严嵩却说：“范钦是连郭勋都敢顶撞的人，你参了他的官，反而会让他更出名。”结果严氏家族竟奈何范钦不得。我们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到，一个成功的藏书家在人格上至少是一个强健的人。

　　这一点我们不妨把范钦和他身边的其他藏书家作个比较。与范钦很要好的书法大师丰坊也是一个藏书家，他的字毫无疑问要比范钦写得好，一代书家董其昌曾非常钦佩地把他与文徵明并列，说他们两人是“墨池董狐”，可见在整个中国古代书法史上，他也是一个耀眼的星座。他在其他不少方面的学问也超过范钦，例如他的专著《五经世学》，就未必是范钦写得出来的。但是，作为一个地道的学者艺术学，他太激动，大天真，太脱世，太不考虑前后左右，太随心所欲。起先他也曾狠下一条心变卖掉家里的千亩良田来换取书法名帖和其他书籍，在范钦的天一阁还未建立的时候他已构成了相当的藏书规模，但他实在不懂人情世故，不懂口口声声尊他为师的门生们也可能是巧取豪夺之辈，更不懂得藏书楼防火的技术，结果他的全部藏书到他晚年已有十分之六被人拿走，又有一大部分毁于火灾，最后只得把剩余的书籍转售给范钦。范钦既没有丰坊的艺术才华，也没有丰坊的人格缺陷，因此，他以一种冷峻的理性提炼了丰坊也会有的文化良知，使之变成一种清醒的社会行为。相比之下，他的社会人格比较强健，只有这种人才能把文化事业管理起来。太纯粹的艺术家或学者在社会人格上大多缺少旋转力，是办不好这种事情的。

　　另一位可以与范钦构成对比的藏书家正是他的侄子范大澈。范大澈从小受叔父影响，不少方面很像范钦，例如他为官很有能力，多次出使国外，而内心又对书籍有一种强烈的癖好；他学问不错，对书籍也有文化价值上的裁断力，因此曾被他搜集到一些重要珍本。他藏书，既有叔父的正面感染，也有叔父的反面刺激。据说有一次他向范钦借书而范钦不甚爽快，便立志自建藏书楼来悄悄与叔父争胜，历数年努力而楼成，他就经常邀请叔父前去作客，还故意把一些珍贵秘本放在案上任叔父随意取阅。遇到这种情况，范钦总是淡淡的一笑而已。在这里，叔侄两位藏书家的差别就看出来了。侄子虽然把事情也搞得很有样子，但背后却隐藏着一个意气性的动力，这未免有点小家子气了。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终极性目标是很有限的，只要把楼建成，再搜集到叔父所没有的版本，他就会欣然自慰。结果，这位作为后辈新建的藏书楼只延续几代就合乎逻辑地流散了，而天一阁却以一种怪异的力度屹立着。

　　实际上，这也就是范钦身上所支撑着的一种超越意气、超越嗜好、超越才情，因此也超越时间的意志力。这种意志力在很长时间内的表现常常让人感到过于冷漠、严峻，甚至不近人情，但天一阁就是靠着它延续至今的。

　　藏书家遇到的真正麻烦大多是在身后，因此，范钦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把自己的意志力变成一种不可动摇的家族遗传。不妨说，天一间真正堪称悲壮的历史，开始于范钦死后。我不知道保住这座楼的使命对范氏家族来说算是一种荣幸，还是一场延绵数百年的苦役。

　　活到80高龄的范钦终于走到了生命尽头，他把大儿子和二媳妇（二儿子已亡故）叫到跟前，安排遗产继承事项。老人在弥留之际还给后代出了一个难题，他把遗产分成两份，一份是万两白银，一份是一楼藏书，让两房挑选。

　　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遗产分割法。万两白银立即可以享用，而一楼藏书则除了沉重的负担没有任何享用的可能，因为范钦本身一辈子的举止早已告示后代，藏书绝对不能有一本变卖，而要保存好这些藏书每年又要支付一大笔费用。为什么他不把保存藏书的责任和万两白银都一分为二让两房一起来领受呢？为什么他要把权利和义务分割得如此彻底要后代选择呢？

　　我坚信这种遗产分割法老人已经反复考虑了几十年。实际上这是他自己给自己出的难题：要么后代中有人义无返顾、别无他求地承担艰苦的藏书事业，要么只能让这一切都随自己的生命烟消云散！他故意让遗嘱变得不近情理，让立志继承藏书的一房完全无利可图。因为他知道这时候只要有一丝掺假，再隔几代，假的成分会成倍地扩大，他也会重蹈其他藏书家的覆辙。他没有丝毫意思想讥刺或鄙薄要继承万两白银的那一房，诚实地承认自己没有承接这项历史性苦役的信心，总比在老人病榻前不太诚实的信誓旦旦好得多。但是，毫无疑问，范钦更希望在告别人世的最后一刻听到自己企盼了几十年的声音。他对死神并不恐惧，此刻却不无恐惧地直视着后辈的眼睛。

　　大儿子范大冲立即开口，他愿意继承藏书楼，并决定拨出自己的部分良田，以田租充当藏书楼的保养费用。

　　就这样，一场没完没了的接力赛开始了。多少年后，范大冲也会有遗嘱，范大冲的儿子又会有遗嘱……，后一代的遗嘱比前一代还要严格。藏书的原始动机越来越远，而家族的繁衍却越来越大，怎么能使后代众多支脉的范氏世谱中每一家每一房都严格地恪守先祖范钦的规范呢？这实在是一个值得我们一再品味的艰难课题。在当时，一切有历史跨度的文化事业只能交付给家族传代系列，但家族传代本身却是一种不断分裂、异化、自立的生命过程。让后代的后代接受一个需要终生投入的强硬指令，是十分违背生命的自在状态的；让几百年之后的后裔不经自身体验就来沿袭几百年前某位祖先的生命冲动，也难免有许多憋气的地方。不难想象，天一阁藏书楼对于许多范氏后代来说几乎成了一个宗教式的朝拜对象，只知要诚惶诚恐地维护和保存，却不知是为什么。按照今天的思维习惯，人们会在高度评价范氏家族的丰功伟绩之余随之揣想他们代代相传的文化自觉，其实我可肯定此间埋藏着许多难以言状的心理悲剧和家族纷争，这个在藏书楼下生活了几百年的家族非常值得同情。

　　后代子孙免不了会产生一种好奇，楼上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到底有哪些书，能不能借来看看？亲戚朋友更会频频相问，作为你们家族世代供奉的这个秘府，能不能让我们看上一眼呢？

　　范钦和他的继承者们早就预料到这种可能，而且预料藏书楼就会因这种点滴可能而崩坍，因而已经预防在先。他们给家族制定了一个严格的处罚规则，处罚内容是当时视为最大屈辱的不予参加祭祖大典，因为这种处罚意味着在家族血统关系上亮出了“黄牌”，比杖责鞭笞之类还要严重。处罚规则标明：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3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书橱者，罚不与祭1年；擅将藏书借出外房及他姓者，罚不与祭3年，因而典押事故者，除追惩外，永行摈逐，不得与祭。

　　在此，必须讲到那个我每次想起都很难过的事件了。嘉庆年间，宁波知府丘铁卿的内侄女钱绣芸是一个酷爱诗书的姑娘，一心想要登天一阁读点书，竟要知府作媒嫁给了范家。现代社会学家也许会责问钱姑娘你究竟是嫁给书还是嫁给人，但在我看来，她在婚姻很不自由的时代既不看重钱也不看重势，只想借着婚配来多看一点书，总还是非常令人感动的。但她万万没有想到，当自己成了范家媳妇之后还是不能登楼，一种说法是族规禁止妇女登楼，另一种说法是她所嫁的那一房范家后裔在当时已属于旁支。反正钱绣芸没有看到天一阁的任何一本书，郁郁而终。

　　今天，当我抬起头来仰望天一阁这栋楼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钱绣芸那忧郁的目光。我几乎觉得这里可出一个文学作品了，不是写一般的婚姻悲剧，而是写在那很少有人文主义气息的中国封建社会里，一个姑娘的生命如何强韧而又脆弱地与自己的文化渴求周旋。

　　从范氏家族的立场来看，不准登楼，不准看书，委实也出于无奈。只要开放一条小缝，终会裂成大隙。但是，永远地不准登楼，不准看书，这座藏书楼存在于世的意义又何在呢？这个问题，每每使范氏家族陷入困惑。

　　范氏家族规定，不管家族繁衍到何等程度，开阁门必得各房一致同意。阁门的钥匙和书橱的钥匙由各房分别掌管，组成一环也不可缺少的连环，如果有一房不到是无法接触到任何藏书的。既然每房都能有效地行使否决权，久而久之，每房也都产生了终极性的思考：被我们层层叠叠堵住了门的天一阁究竟是干什么用的？

　　就在这时，传来消息，大学者黄宗羲先生要想登楼看书！这对范家各房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震撼。黄宗羲是“吾乡”余姚人，对范氏家族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照理是严禁登楼的，但无论如何他是靠自己的人品、气节、学问而受到全国思想学术界深深钦佩的巨人，范氏各房也早有所闻。尽管当时的信息传播手段非常落后，但由于黄宗羲的行为举止实在是奇崛响亮，一次次在朝野之间造成非凡的轰动效应。他的父亲本是明末东林党重要人物，被魏忠贤宦官集团所杀，后来宦官集团受审，19岁的黄宗羲在廷一质时竟义愤填膺地锥刺和痛殴漏网余党，后又追杀凶手，警告阮大铖，一时大快人心。清兵南下时他与两个弟弟在家乡组织数百人的子弟兵“世忠营”英勇抗清，抗清失败后便潜心学术，边著述边讲学，把民族道义、人格道德溶化在学问中启世迪人，成为中国古代学术天域中第一流的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他在治学过程中已经到绍兴钮氏“世学楼”和祁氏“淡生堂”去读过书，现在终于想来叩天一阁之门了。他深知范氏家族的森严规矩，但他还是来了，时间是康熙十二年，即1673年。

　　出乎意外，范氏家族的各房竟一致同意黄宗羲先生登楼，而且允许他细细地阅读楼上的全部藏书。这件事，我一直看成是范氏家族文化品格的一个验证。他们是藏书家，本身在思想学术界和社会政治领域都没有太高的地位，但他们毕竟为一个人而不是为其他人，交出了他们珍藏严守着的全部钥匙。这里有选择，有裁断，有一个庞大的藏书世家的人格闪耀。黄宗羲先生长衣布鞋，悄然登楼了。铜锁在一具具打开，1673年成为天一阁历史上特别有光彩的一年。

　　黄宗羲在天一阁翻阅了全部藏书，把其中流通来广者编为书目，并另撰《天一阁藏书记》留世。由此，这座藏书楼便与一位大学者的人格连结起来了。

　　从此以后，天一阁有了一条可以向真正的大学者开放的新规矩，但这条规矩的执行还是十分苛严，在此后近200年的时间内，获准登楼的大学者也仅有10余名，他们的名字，都是上得了中国文化史的。

　　这样一来，天一阁终于显现了本身的存在意义，尽管显现的机会是那样小。封建家族的血缘继承关系和社会学术界的整体需求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藏书世家面临着无可调和的两难境地：要么深藏密裹使之留存，要么发挥社会价值而任之耗散。看来像天一阁那样经过最严格的选择作极有限的开放是一个没有办法中的办法。但是，如此严格地在全国学术界进行选择，已远远超出了一个家族的职能范畴了。

　　直到乾隆决定编纂《四库全书》，这个矛盾的解决才出现了一些新的走向。乾隆谕旨各省采访遗书，要各藏书家，特别是江南的藏书家积极献书。天一阁进呈珍贵古籍600余种，其中有96种被收录在《四库全书》中，有370余种列入存目。乾隆非常感谢天一阁的贡献，多次褒扬奖赐，并授意新建的南北主要藏书楼都仿照天一阁格局营建。

　　天一阁因此而大出其名，尽管上献的书籍大多数没有发还，但在国家级的“百科全书”中，在钦定的藏书楼中，都有了它的生命。我曾看到好些著作文章中称乾隆下今天一阁为《四库全书》献书是天一阁的一大浩劫，颇觉言之有过。藏书的意义最终还是要让它广泛流播，“藏”本身不应成为终极目的。连堂堂皇家编书都不得不大幅度地动用天一阁的珍藏，家族性的收藏变成了一种行政性的播杨，这证明天一阁获得了大成功，范钦获得了大成功。

　　天一阁终于走到了中国近代。什么事情一到中国近代总会变得怪异起来，这座古老的藏书楼开始了自己新的历险。

　　先是太平军进攻宁波时当地小偷趁乱拆墙偷书，然后当废纸论斤卖给造纸作坊。曾有一人出高价从作坊买去一批，却又遭大火焚毁。

　　这就成了天一阁此后命运的先兆，它现在遇到的问题已不是让不让某位学者上楼的问题了，竟然是窃贼和偷儿成了它最大的对手。

　　1914年，一个叫薛继渭的偷儿奇迹般地潜入书楼，白天无声无息，晚上动手偷书，每日只以所带枣子充饥，东墙外的河上，有小船接运所偷书籍。这一次几乎把天一阁的一半珍贵书籍给偷走了，它们渐渐出现在上海的书铺里。

　　薛继渭的这次偷窃与太平天国时的那些小偷不同，不仅数量巨大、操作系统，而且最终与上海的书铺挂上了钩，显然是受到书商的指使。近代都市的书商用这种办法来侵吞一个古老的藏书楼，我总觉得其中蕴含着某种象征意义。把保护藏书楼的种种措施都想到了家的范钦确实没有在防盗的问题上多动脑筋，因为这对在当时这样一个家族的院落来说构不成一种重大威胁。但是，这正像范钦想象不到会有一个近代降临，想象不到近代市场上那些商人在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会采取什么手段。一架架的书橱空了，钱绣芸**哀怨地仰望终身而未能上的楼板，黄宗羲先生小心翼翼地踩踏过的楼板，现在只留下偷儿吐出的一大堆枣核在上面。

　　当时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先生听说天一阁遭此浩劫，并得知有些书商正准备把天一阁藏本卖给外国人，便立即拨巨资抢救，保存于东方图书馆的“涵芬楼”里。涵芬楼因有天一阁藏书的润泽而享誉文化界，当代不少文化大家都在那里汲取过营养。但是，如所周知，它最终竟又全部焚毁于日本侵略军的炸弹之下。

　　这当然更不是数百年前的范钦先生所能预料的了。他“天一生水”的防火秘咒也终于失效。

　　然而毫无疑问，范钦和他后代的文化良知在现代并没有完全失去光亮。除了张元济先生外，还有大量的热心人想努力保护好天一阁这座“危楼”，使它不要全然成为废墟。这在现代无疑已成为一个社会性的工程，靠着一家一族的力量已无济于事。幸好，本世纪30年代、50年代、60年代直至80年代，天一阁一次次被大规模地修缮和充实着，现在已成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人们游览宁波时大多要去访谒的一个处所。天一阁的藏书还有待于整理，但在文化信息密集、文化沟通便捷的现代，它的主要意义已不是以书籍的实际内容给社会以知识，而是作为一种古典文化事业的象征存在着，让人联想到中国文化保存和流传的艰辛历程，联想到一个古老民族对于文化的渴求是何等悲怆和神圣。

　　我们这些人，在生命本质上无疑属于现代文化的创造者，但从遗传因子上考察又无可逃遁地是民族传统文化的了遗，因此或多或少也是天一阁传代系统的繁衍者，尽管在范氏家族看来只属于“他姓”。登天一阁楼梯时我的脚步非常缓慢，我不断地问自己：你来了吗？你是哪一代的中国书生？

　　很少有其他参观处所能使我像在这里一样心情既沉重又宁静。阁中一位年老的版本学家颤巍巍地捧出两个书函，让我翻阅明刻本，我翻了一部登科录，一部上海志，深深感到，如果没有这样的孤本，中国历史的许多重要侧面将沓无可寻。由此想到，保存这些历史的天一阁本身的历史，是否也有待于进一步发掘呢？裴明海先生递给我一本徐季子、郑学博、袁元龙先生写的《宁波史话》的小册子，内中有一篇介绍了天一阁的变迁，写得扎实而清晰，使我知道了不少我原先不知道的史实。但在我看来，天一阁的历史是足以写一部宏伟的长篇史诗的。我们的文学艺术家什么时候能把他们的目光投向这种苍老的屋宇和庭园呢？什么时候能把范氏家族和其他许多家族数百年来的灵魂史袒示给现代世界呢？

　　-《文化苦旅》

按这是11月5日四库七阁与天一阁藏书楼研讨会的发言整理，最近事情多，只整理出一半多一点，但这一部分正好涉及到近年来在《天一阁保护规划》编制过程中，我们对于范氏司马第历史范围的一些研究和推测。由于水平的限制，不一定都十分准确，但是我还是愿意把判断的思路全部摊开来与大家共享，说不定会给我们的研究以更大的启发。因为是发言稿整理尚未完成，没有完整配图，请大家忍一忍，后续的完整版，在关键地方，我都会附图说明。

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研究，动因方面，希望搞清楚天一阁最原始的历史遗迹，一方面是私家藏书楼价值表述的需要。比如今天开会我可以穿衬衫和西服，因为与场景相符合，但是如果是一场沙滩音乐会，着正装就不适合，我们说天一阁是私家藏书楼，说明这个藏书楼在宅居环境之中，如果宅居环境不进行还原，这座藏书楼最初的设计思路和建设方式就说不清楚；另一方面是探究建筑基因的需要，我们也希望在回到最初去看初代环境过程中，研究出建筑与建筑之间的关系一些微妙连接因素，或许可以对我们将来进行维修、保护和新建建筑提供一些参考。

我们研究历史环境无外乎两个，一个是外部边界轮廓和周边情况（环境格局），以及内部建筑结构，我这一次研究把重点放环境格局方面，而不是放在建筑结构。毕竟天一阁是一个明中期民居建筑，在周边月湖地区，宁波城里同样时期的建筑还是比较多。况且如果周边环境建筑边界不搞清楚，内部的结构也无从谈起，所以从逻辑上首先要开战空间格局的研究。

首先我列举了一些开展研究所需要的依据，包括官修志书，明代这座私家藏书楼并不受官方关注，反倒是乾隆和天一阁因为《四库全书》的编纂发生关系以后，清代的官修志书反而有一些着墨如《光绪鄞县志》、民国《鄞县通志》，一些专业的志书也很有参考价值与如清代的《甬上水利志》《宁郡城河丈尺图志》。同时《敬止录》《四明谈助》等个人修撰的志书类文字也有一些相关资料可以获得。另外，就是历史上的一些舆图如清代的《宁郡地舆图》、民国《最新宁波城厢图》等等。当然，天一阁自身的建设档案和周边区域的历史资料、考古资料也在梳理范围之内。在时间段的选取，放在天一阁建阁前后到1840年大概260多年的时间内，这段时间无论是范氏司马第内部还是宁波古城区域，城市面貌的变化并不是太大。

讲天一阁首先讲清楚宁波古城区域的环境。下面是几张宁波古城区域的历史演变图，依次是宋、元、明、清四个时代的演变示意图，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几个主要的情况：

一是城墙的范围在公元898年之后没有发生过变化；

二是尽管城市水系不断萎缩，但是西南隅也就是月湖区域水系保留的还是最为丰富和清晰的，天一阁正是在这个区域，这也为我们今天推测历史上的环境提供了便利。

接下来具体讲月湖，月湖作为唐代南湖残留的西侧部门，基本完整的保留了下来。在宋代的时候月湖上就形成了十个岛洲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月湖十洲”。今天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中间的四个岛屿，自北向南分别是芳草洲（碧沚）、柳汀、花屿（湖心岛）、竹洲（松岛）；东侧三个岛因为水面萎缩和近代以来的道路建设，变成了现在镇明路以西的月湖东岸，自北向南历史上存在过菊花洲、月岛、竹屿；西侧三岛也一样，现在变成了长春路和月湖之间的西侧湖岸，自北向南分别是马眼漕北的芙蓉洲（天一阁在这里）、马眼漕南的雪汀和更南侧的烟屿。

为什么要讲月湖十洲，因为这是天一阁空间描述的大前提。《雍正宁波府志》载：“天一阁，明兵部侍郎范钦宅之东偏，左瞰月湖，为浙东藏书家第一。旧有张时彻，丰坊二记，康熙己未,元孙廷辅请于姚江黄宗羲，复为之记。”我们就可以清楚知道，天一阁大致位于范氏司马第建筑群与月湖之间。这里提一句，文中提到张时彻，丰坊两位明代人物都给天一阁写过“记”可惜今天看不到了，如果能够发现，或许有更为重要的空间信息记录在里面。

月湖的主水面清代到目前没有发生太大变化，那么我们就有必要搞清楚“范钦宅”的具体位置。这就要说到芙蓉洲，宁波地方志关于芙蓉洲基本说法如下：“十洲初成之际，随景命名，芙蓉洲，洲前多照水红蕖，乃有“芙蓉”之名。”这个“芙蓉”就是芙蕖，也就是荷花的古称，并非今天说的“木芙蓉”。芙蓉洲“宋时为史丞相府，明时为闻天官第、李尚书第、李都督第、范侍郎第、杨尚书第、黄府尹第”，所以我们就清楚了，明代的时候，范钦的宅地，包括后来他营建天一阁的大范围，就在月湖十洲之一的芙蓉洲上。

因此，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要明确芙蓉洲的边界。我这里依据的主要是光绪年间的《宁波城河丈尺图志》的《城河总图》以及民国四年的《宁波最新城厢图》的记录。对应《十洲志》《四明谈助》有记录：“自雪汀过芙蓉洲，水又两分；一由感圣桥入月湖，一由马牙漕底，达菱池。经三板桥、衮秀桥入月湖。”这就把芙蓉洲的边界说清楚了：

北侧边界到水仙庙河，基本上就是今天的三板桥街；

西侧到菱池水系，今天已经变成了菱池街和天一阁广场，这一段水系在清代和民国的图中已经断了，具体原因我会在下文解释；

南侧边界就是今天我们还看得到的马眼漕；

东侧边界就是偃月街边上的月湖主湖面。

黄宗羲登楼之后，清代学者叶昌炽曾经感叹：

烟波四面阁玲珑，第一登临是太冲。

玉几金鹅无恙在，买舟欲访甬句东。

现在看来，这第一句还真的是真实情况的描写，藏书楼方圆三百米之内确实是秀水环绕，这还没有说到小的支流。

芙蓉洲边界的明确，是有助于我们推测范氏司马第空间的。下面我具体来说范氏司马第边界的确定过程。

1司马第北界的确定

2010年，天一阁在建设目前的古籍库房之前，在现在白蚁防治所至天一阁三号的这一段天一街两侧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了大量了明代房基、柱础、钱币和生活用品，根据范氏家族的家谱以及对其后人的口碑调查可以知道，范钦死后，继承藏书楼的长子的乾房继承了天一阁周边的建筑和土地，而次子的坤房则得到了北侧区域的宅地，所以推测古籍库房以北的区域，应为天一阁坤房遗迹。由于当时天一街以北还有大量居民居住，所以考古揭露的部门不足以看到这个建筑群最北侧的边界。但是我们刚才讲到过，三板桥街的位置就是芙蓉洲北侧界河，一般来说把一条城内的主要干流放到私宅里并不多见，所以我们基本可以确定，范氏司马第的背界不会超过芙蓉洲的北界——水仙庙河。

2司马第西界的确定

关于司马第的西界，一直有一个比较偷懒的说法，因为《四明谈助》说到过现在天一街口的范氏西园，同时我们已经知道今天长春路底下是西城墙，所以有文献就简单的说范钦宅西到城墙根。但实际上范式西园只是范氏司马第的一块“飞地”，主建筑群还在更东侧的地方。请看以下两条信息：

《四明谈助》：“范氏西园：在司马第之西，背城面河。其河本自马牙漕来，北通菱池，达社坛桥大河。自嘉靖间（1522-1566）闻主事塞河后，遂为断港。如今大池，横于西园门前，池上有洲，叠假山，古柏阴森，颇有幽趣。”这说明范氏西园在城墙和芙蓉洲西边的界河之间，这条河原来跟南北侧的界河是通的，但是在嘉靖年间，被人为切断，变成了大池，池上还有小岛。

成化《简要志》：“锦里桥即三版桥，在菱池头，本与西水门里河相通，后为主事闻源所塞，渐流入其宅，内设水关闭之，掩为己有。今属兵部侍郎范钦。”这条记载告诉我们，断港的人是闻源，很可能是为了生活便利或者风水需要，同时把水引向自己的宅地。关于闻氏宅地，我们在讲范氏司马第南界的时候在具体说明。

由此，我们基本可以把范氏司马第的西界在嘉靖年间的菱池断港。

3司马第南界的确定

南界的的确定就需要考虑到范钦的邻居——闻氏了。《石马塘闻氏家谱》：“月湖之右，自虹桥直进马牙槽，临河面南，有屋四楹。”“楹”在这里我们作组、院来理解。这句话给我最重要的信息时，闻氏宅第从今天偃月街（虹桥）开始，自东向西排开，一直延伸到漕底。为什么说肯定延伸到漕底？因为联想《成化简要志》所云：“……本与西水门里河相通，后为主事闻源所塞，渐流入其宅，内设水关闭之，掩为己有。”这位闻家的大官人可以将芙蓉洲西侧水系断开后引入自己家中，其前提就是距离不远且中间不经过别人家里。以此推断，范氏司马第南侧与闻氏兄弟的建筑群相邻。那么两家交界处在哪里？

在九十年代，天一阁南园周边地区的建设中，我们在休整范氏余屋和回复司马第台门的过程中发现了司马第中厅建筑最南侧的明代院墙，和台门前照壁须弥座的基础，由此可基本确定：南侧与闻渊、文泽兄弟的府第的边界在现在天一阁景区内部的“服务中心小水池——范氏余屋——司马第台门”一线。

4、司马第东界的确定

东侧就相对简单，因为当时天一阁的选址就在司马第原有建筑群的东南侧，所以这一建筑群的东界分为两段，北侧东界，基本与天一阁西侧备弄重叠，这也是天一阁出现之前范氏司马第原始的东界面。南侧东界，因天一阁的出现被向东推到了天一阁庭院的东墙。

至此，范氏司马第1840年之前的基本格局或者说四至范围就明确了，当然，任何城市、街区、家族的历史都是动态的，这期间因为种种原因，很可能局部区域会出现一些变动，有些变动很可能大到局部改变边界的走向，但是我们认为大致地格局应该是准确的。

去年我馆同任与天津大学的同学合作，对范氏司马第乾房（今天一街以南部分）的建筑肌理进行了推测，而坤房部分，由于后期建筑的干扰和考古信息的不完整，目前还在进一步研究之中。但是我们推测乾房和坤房的中轴线并不完全重合，在坤房局部区域很可能存在“丁”字形的建筑格局，这都有待于今后的考古揭露和研究。

当我们对尼泊古城、月湖、芙蓉洲、范氏司马第有一个比较清晰地认识之后，再来看天一阁藏书楼，就很容易得出关于天一阁建设的三个结论：

一是地择东南。实际上从司马第后来的演变来看，天一阁建在西、北、东三面都有可能。但是范钦最终选择东南角，很可能处于三个原因：一是东南角的空间相对更大，北侧和西侧都临近芙蓉洲界河；二是出入更为方便，紧邻司马第台门；三是不排除读书人对于文昌位的偏爱。

二是相对独立。无论是天一阁还是皇家七阁，都是主体建筑群里的小字辈，说白了就是后加的建筑。所以建设者客观上也只能原则空旷、相对独立的区域。同时主观上读书藏书活动对于与日常生活和礼仪活动关联度也不高，那么建设者也进一步在主观上刻意离开其与主要生活、工作轴线的距离。

三是附加庭院。这一点也是主客观因素共同推进的，明清江南读书人主观上总是希望在读书藏书之处有雅致的园林点缀，而相对独立开阔的场地选择又正好支持了范钦的这一想法，而天一阁这种藏书楼附带园林庭院的做法又被“写仿”进了七阁基因中。这里需要辩证的就是，尽管现在的天一阁的前后假山是清初范光文所建，但这不代表明代没有园林。明代文学家屠隆在去过天一阁后留下一首《范司马公园》诗：

秀木扶疏众草齐，开残红药半香泥。鸟窥青嶂平湖入，人倚朱楼落日低。

曲窦暗通花径外，垂杨横过石阑西。坐来麋鹿深深见，不是桃源路已迷。

足以证明那时候的天一阁就已经是一个很漂亮的私家园林了。

江南园林的历史可上溯至公元前6世纪春秋时吴王的园囿，私家园林最早见于记载的是东晋（4世纪）的辟疆园。园林艺术是在人类改造自然、营造人居环境的漫长建城历史过程中，不断积淀、演化形成的。到了明代具有宁波地方特征的天一阁园林也因此悄然掀起。天一阁园林在古今交融中成长，秀色美景。凝视它，能真实地体会到曾经的文化气息，真切地感受它的时代脉搏。

天一阁坐落在浙江省宁波市月湖之西的天一街。天一阁是中国现存年代最早的私家藏书楼，也是亚洲现有最古老的图书馆和世界最早的三大家族图书馆之一。始建于明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由当时的兵部右侍郎范钦主持建造。范钦平生喜欢收集古代典籍，后又得到鄞县李氏万卷楼的残存藏书，存书达到了七万多卷，其中以地方志和登科录最为珍稀。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下诏开始修撰《四库全书》，范钦的八世孙范懋柱进献所藏之书638种，于是乾隆皇帝敕命测绘天一阁的房屋、书橱的款式，兴造了著名的“南北七阁”，用来收藏所撰修的七套《四库全书》，天一阁也从此名闻全国。

范钦为了保护藏书而订立了严格的族规，世代的子孙严格遵循“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遗教，但终因年代过于久远，藏书还是有很多的失散。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阁内的藏书实有4094部，共53000多卷。鸦片战争时，英国侵略者掠去了《一统志》等数十种古籍。咸丰年间（公元1851～1861年），又有盗贼潜入阁内，偷去了许多的藏书，转卖给法国的传教士和造纸厂。后来又经历了许多的变故，到1940年，阁内的藏书仅存1591部，共13038卷。新中国成立后，政府为了保护天一阁，专门设置了管理机构，探访得到了流失在外的3000多卷原藏书，又增入当地收藏家捐赠的古籍，现藏珍版善本达到了8万多卷。

天一阁之名，取义于汉郑玄《易经注》中“天一生水”之说，因为火是藏书楼最大的祸患，而“天一生水”，可以以水克火，所以取名“天一阁”。书阁是硬山顶重楼式，面阔、进深各有六间，前后有长廊相互沟通。楼前有“天一池”，引水入池，蓄水以防火。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范钦的重孙范文光又绕池叠砌假山、修亭建桥、种花植草，使整个的楼阁及其周围初具江南私家园林的风貌。

天一阁面积约26万平方米，分藏书文化区、园林休闲区、陈列展览区。以宝书楼为中心的藏书文化区有东明草堂、范氏故居、尊经阁、明州碑林、千晋斋和新建藏书库。以东园为中心的园林休闲区有明池、假山、长廊、碑林、百鹅亭、凝晖堂等景点。以近代民居建筑秦氏支祠为中心的陈列展览区，包括芙蓉洲、闻氏宗祠和新建的书画馆。书画馆在秦祠西侧，粉墙黛瓦、黑柱褐梁，有宅六栋，曰：“云在楼，博雅堂，昼锦堂，画帘堂，状元厅，南轩。”与金碧辉煌的秦祠相映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