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故里

黄帝故里概况

新郑市位于郑州市南，自然地理条件优越，文化资源丰富，铁路、公路、航空交通方便，是中华民族人文始祖轩辕黄帝的诞生地和建都地。据文献记载，新郑有黄帝及其臣属活动遗址与纪念性古迹 24 处，有许多地名山名是有熊氏轩辕黄帝和他的父亲少典以及大臣之名为名的，诸如有熊、少典之墟、轩辕丘、轩辕故里、黄帝口、风后顶、大鸿山、西太山、力牧峰、常先口等，这在全国是罕见的。最早的纪念性建筑是春秋时在具茨山风后顶所建轩辕庙，其后是汉代在轩辕丘所建轩辕故里祠。这两座建筑，历代有毁有修，至明清时代重新修葺，至今香火不断。

说起关羽关云长，基本可说是人所共知吧，然而大部分人所认知的关羽，却并非来自于《三国志》等史书，而是或直接或间接地出于小说、戏剧等文学作品；可以这样说，其实大家所认识的关羽，实际上是文学作品中的一个形象，而非历史上的这一个人。这是一个极为有趣的现象，而且对审视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很有意义，在有关关羽的文学诸样式，包括传说、笔记、说话、戏曲、小说等与民俗、宗教、伦理、哲学这些人文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关羽被誉为集“儒雅”、“英灵”、“神威”、“义重”于一身，是“作事如青天白日，待人如霁月光风”的“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所以关羽是与中国古代小说、戏剧等文学样式相始终的一个形象。

关羽在各式各样的文学作品中，都是作为忠义和勇武的代名词存在的。他是一个赤面长须提大刀、在十万军中取上将之头易如反掌的人物，是一个为了义兄不惜放弃荣华爵禄、虽涉千山万水而不辞的人物，一个能使贵为帝王之尊的义兄宁可不要江山也要为之报仇雪恨的人物，这是何其美好的存在。然而对比一下历史上的关羽，却让人有点扫兴。其高大的形象又从何说起？

上面说过，关羽在文学作品中是作为忠义和勇武的代名词存在的，凡此种种，虽然未必就是全部的真象，却也并非空穴来风，那栾让我们先看看《三国志》里一些关于关羽骁勇方面的历史评价：

魏书‧刘司马梁张温贾传‧温恢：“……关羽骁锐……”

魏书‧程郭董刘蒋刘传‧程昱：“……关羽、张飞皆万人敌也……”

魏书‧程郭董刘蒋刘传‧刘晔：“……名将唯羽……”

魏书‧程郭董刘蒋刘传‧刘晔：“……关羽、张飞勇冠三军……”

吴书‧周瑜鲁肃吕蒙传‧周瑜：“……关羽、张飞熊虎之将……”

吴书‧周瑜鲁肃吕蒙传‧吕蒙：“……关羽实熊虎……”,

吴书‧陆逊传：“蒙曰：‘……羽素勇猛……’”

蜀书‧关张马黄赵传‧评：“关羽、张飞皆称万人之敌……”

除了上面这些，《蜀书‧关张马黄赵传》中还有一段“刮骨疗伤”的传神记载：

羽尝为流矢所中，贯其左臂，后创虽愈，每至阴雨，骨常疼痛，医曰：“矢镞有毒，毒入于骨，当破臂作创，刮骨去毒，然后此患乃除耳。”羽便伸臂令医劈之。时羽适请诸将饮食相对，臂血流离，盈于盘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

由此可见，关羽在历史中确实留下了赫赫勇名，魏晋南北朝时期也多以关羽、张飞形容猛将。比如东晋刘遐“忠勇果毅”，“率壮士临坚推锋，冀方比之张飞、关羽”(《晋书‧刘遐传》)；南朝刘宋名将檀道济的部属薛彤、高进之 “勇力过人”、“身经百战”，“时以比关羽、张飞” (《宋书‧檀道济传》)；同为刘宋名将的薛安都，奉命征讨豫州剌史鲁爽时，安都“跃马大呼，直往剌之，应手倒……爽世枭猛，咸云万人敌，安都单独直入斩之而返，时人云关羽斩为良不是过也” (《南史‧薛安都传》)；北魏杨大眼“为诸将之冠”，号称“国之名将”，“当世推其骁果，皆以为关、张弗之过也” (《魏书‧杨大眼传》)。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以上这些战意激昂、勇力过人的猛将，都喜欢以关羽、张飞作比，这方面表明了后世人对关羽武功的崇拜与首肯。

虽然前面举出了不少例证，但我们能就此下定论，把关羽定位为古之名将吗为纵观关羽一生的表现，其独当一面领军出战的大阵仗，就只有建安二十四年 (219年) 发动的襄樊之战，他水淹七军、威震华夏，但随后却被东吴的吕蒙袭取了荆州，兵败身死。这样的结果对刘备集团的打击可谓相当巨大，其间更显示出关羽作为一方大将在对时局的把握、战略的操作，以及外交、谋略等方面的欠缺。由于并非本文重点，在此只举一例，《三国志‧吴书‧周瑜鲁肃吕蒙传》曰：“(在吕蒙袭取荆州以后)蒙旦暮使亲近存恤耆老，问所不足，疾病者给医药，饥寒者赐衣粮。……羽还，在道路，数使人与蒙相闻，蒙辄厚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问，或手书示信。”吕蒙入主后的荆州可谓民胐归心，关羽对此却不但不封锁消息，还遣使闻问，军士们知道城中老少一切安好，试问还有何作战之心，作为一个统军将帅，两人的手段可谓高下立判。

或者由于这次的失误，蜀汉后主在景耀三年(260年)为关羽追谥时，竟把关羽追谥为“壮缪侯”，谥法中有云：“名与实爽曰缪”。当然，据韩康祖先生考证，古时“缪”和“穆”通用，“壮缪”类同岳飞“武穆”，又说：“考谥法，布德执义曰穆”。这是站在后来维护关圣的立场上，以后世的名声来反推当时评价的，因为蜀主刘备的吴皇后就被谥为“穆皇后”，谥法讲求一字千金，在同一时期两个谥号并存的话，说成互通实在难以服众。

关羽的“勇”，是历史的事实，也是他在文学作品中的初步形象。唐玄宗时郎君胄《壮缪侯庙别友人》就有“将军秉天资，义勇冠今昔。走马百战场， 一剑万人敌”之语。但“勇”在当时也并非关羽能独享尊荣，最起码对其以“兄事之”的张飞也同样拥有，在《三国志》里陈寿对他们的贬抑评价分别是“刚而自矜”与“暴而无恩”，看上去两人还只是不相上下，而且张飞工于书画，在入川、守备巴西期间又表现出众，就连其谥号“桓侯”都似乎比关羽要好，《逸周书‧谥法解》云：“辟屠服远曰桓，克敬勤民曰桓，辟土兼国曰桓”。既然如此，为何后世人在文学作品中、在现实生活中都对关羽奉若神明，而对张飞却不那么崇拜呢？

二 演变期

关羽的本钱在于“勇”与“义”，既然我们在“勇”方面找不到绝对的优势与答案，那唯有尝试一下在“义”方面去探讨了。

在文学作品中描写三国时期的故事，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已经出现，此小说以记载魏晋名公士族的言谈轶事为主，可见这些故事早在魏晋南北朝时已然流传，同时期的还有《裴子语林》、《殷芸小说》等。隋朝的《大业拾遗记》记载了隋炀帝观看“水饰”，有曹操谯水击蛟，以及刘备跃马过檀溪的杂戏；到了唐初，刘知几的《史通》有“死诸葛能走生仲达”的故事；晚唐诗人李商隐《骄儿诗》又有“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的诗句。由此可见，最迟在晚唐，三国故事已经在民间广为传播，而且连孩童都很熟悉，都在谈论三国的人物、故事。但在文学领域里，唐代讲述三国故事的“市人小说”以及以三国为题材的小说故事，关羽在其中并未扮演重要的角色，可以说，唐以前的关羽形象，基本上符合历史的本来面貌，这大概可以理解为艺术虚构未进入小说创作，比较讲求“实录”。

到了宋代，市民文艺相当发达，“说话”的风气也逐渐盛行，流传甚广的三国故事自然而然成为说话人最常用来发挥的题材，“说话”的“讲史”类中，还有“说三分”的专门科目与专业艺人，宋朝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中就有记载霍四究“说三分”之事；苏轼《志林》载：“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照上面的资料推断，以刘备为正统的三国故事理应在北宋或以前就成为范式。

既然民间以刘备集团为正统，那栾刘备集团的名臣重将诸如诸葛亮、关羽、张飞等人亦势必为众人心中所爱，在随意发挥的“说话”中，这些贤臣猛将成为英雄是顺理成章的。然而，在民间非常吃香的关羽，到了北宋初年却得不到统治阶层的垂青。经过了近百年战乱重新建立起来的统一王朝——北宋，其时代气息以及最高统治者的价值观、统治风格等都与魏晋、隋、唐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它和时代的风尚有关。魏晋、隋、唐，是尚武尚勇的时代，试看《晋书‧苏峻传》一段记载：“峻率众攻之，几至陷没。东西抄掠，多所擒虏，兵威日盛，战无不克，由是义胐沮衄，人怀异计……峤与赵胤率步兵万人，从白石南上，欲以临之。峻与匡孝将八千人逆战，峻遣子硕与孝以数十骑先薄赵胤，败之。峻望见胤走，曰：‘孝能破贼，我更不如乎！’因舍其胐，与数骑北下突阵，不得入，将回趋白木陂，牙门彭世、李千等投之以矛，坠马，斩首脔割之，焚其骨，三军皆称万岁。”身为主将的苏峻，在己方占尽优势、基本可说是稳赢之际，却还要突显自身的勇武，数骑突阵，由此例证，可一窥魏晋、隋、唐时期的尚武精神；还有诸如上面提到的刘遐、薜安都、杨大眼等猛将，“将军三箭定天山，壮士长歌入汉关”的薛仁贵、“落雕都督” 斛律光，以及史万岁、萧摩诃、尉迟恭、秦琼等武人，都令魏晋、隋、唐时期的关羽、张飞身价百倍。但北宋却是一个尚文不尚武的时代，魏晋、隋、唐时期那种风尚与气息在北宋初年可谓相当消磨，关羽这类猛将自然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冷落。

其次，北宋时期是一个重实利的世俗时期，对于意识形态往往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续资治通鉴‧卷第三》里讲，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于干元元年(963年)到祭祀西周功臣姜尚的武成王庙视察，当他看到两廊壁上参与配享的历代武将画像时，以令牌指着战国秦将白起说：“起杀已降，不武之甚，何为受享于此？”并当场指出只有“功业始终无暇者”才有资格配享武圣姜太公，遂着令吏部尚书张昭等人议论去取，其结果是将汉代的灌婴、班超，以及唐代的秦琼、张公谨等二十三员战功显赫的武将晋升到两廊接受配享，而关羽、张飞等二十二人则被罢黜。由此可知，在北宋初年的统治者眼中，关羽的地位不仅是历史上的一个一般武将，而且由于其功业未就，还受到相当的歧视。

然而世局如棋，世事往往有令人意想不到的发展，到了北宋末年，徽宗皇帝首开追封古人的先河，先于崇宁元年(1102年)封关羽为忠惠公，再于大观二年 (1108年) 加封关羽为武安王，宣和五年(1123年)又加封为义勇武安王。 为何同为北宋朝廷，情表却有如此大的转变呢？我们还是从上面两个关羽地位下滑的方向去找原因。

首先是关于宋廷的尚文不尚武。有宋一代开国伊始，就己经是一个由始至终被欺压的朝代，北方契丹的入侵和宋人的屈膝求和可以说是笼罩着整个北宋，由此，整个民族都怀着一种渴望强大起来的心愿，眼前的世界愈是狭小，美化过去与追忆崇高、大的倾向便愈是明显，关羽等武人所象征的强而有力的精神、气质，就正正成为时代之所需，他们符合了人性中软弱的一面所宴生的依赖感，造成了该时期的英雄崇拜；基于这种时代精神的需要，三国时代以骁勇著称的关羽、甘宁等人均被宋廷策封，而关羽更一直被赋予了“义薄云天”的忠义形象，对统治者的助益尤大，这正为其高大形象创造了比同期其它武将更为优越的条件。

第二是宋廷对于意识形态的实用主义态度。自儿皇帝把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以及宋廷重文轻武、强干弱枝等政策的实行，北宋的积弱并非一朝一夕，可以这栾说，它是在北方强大的压力下一直处于弱势、偏安的局面。这时候，就需要相应的意识形态去支持，而刘备蜀汉集团的情表，便在此与之相类。北宋朝廷与刘备集团一样同是正统，也一样要北防逆贼，如此，势必再把刘备君臣的形象提高到一定的高度。

联合以上两点，关羽可谓是集“勇”与“义”于一身的典型形象，我们重提一下上面提到过的一个问题：论勇，张飞不比关羽差；论义，也不见得张飞就有何失义之处吧，何故张飞的形象就不及关羽的来得高大呢为诚然，纵观张飞一生，从未对其主公刘备有何失义，但问题却在于他也未能尽展他的义，相比起关羽的被擒投降，但在报效曹公、知道刘备的下落后就立即出走归位，张飞似乎就差了点甚栾，他未曾被擒，也未曾回归，在民众眼中最有可能的是把这看成顺理成章吧。如果要讨论说，张飞战败后是否会投降，是否会背叛刘备，相信无一人会说是，但相比起关羽的两边皆尽义，似乎在典型性、可塑性、震撼性等方面都有所不及，所以在人们眼中、在文学形象中，这个绝义绝勇的角色就非关羽莫属。另外，我们再一次看看李商隐《骄儿诗》的“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句，这说明张飞的形象最迟在晚唐就己经是像《三国演义》里的莽汉形象，个中原因当然值得探讨，但由于这不是本文的讨论范围，在此就不多说了；这里想说的是，这种莽汉形象一旦形成，就注定不可能成为官方所推崇，以及在民间所树立的完美形象。

那栾北宋以后的南宋，又是一个怎栾样的时代背景呢？首先，它上承北宋，依然处于弱势、偏安的局面，而且女真人的势力比契丹人还要强大得多，这些经历过“靖康之难”的南宋臣民，对渴望国家强大、对关羽等武人所赋予的武勇精神气质，只会比北宋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关羽以至蜀汉政权的北伐，更被冠上了“春秋大一统”的涵义。其次，南宋理学的异常发达，使这个国家变成一个极度讲求忠君爱国、礼义廉喝的儒理国度，忠恕廉喝等也是一个人在社会上人格地位高低的最重要指标，而关羽历来的形象，便是符合这指标的忠跟义的代表人物； 另外，《三国志》裴注所引《江表传》 有“羽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句，这也使他大受当时士层的青睐，明代文征明的《题圣像》就以此赞扬关羽：“有文无武不威如，有武无文不丈夫。谁似将军威而武，战袍不脱夜观书。”在南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关羽再一次受到加封，成为壮缪义勇武安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年)，更封为英济王。

三 定型期

到了元代，三国故事除了依然流行于“说话”之外，还相当流行于民间的戏曲，戏曲作为民间艺术，对于这位千古英雄，自然是要大力歌颂的。据《元曲选》等古籍记载，以三国故事编写的杂剧约有六十多种，比如有关汉卿的《单刀会》、《西蜀梦》，郑光祖的《三战吕布》，以及《千里走单骑》、《桃园结义》、《古城会》、《单刀劈四寇》等，而以上所列以关羽为主角的戏，一般被称为“关公戏”。

后来，戏曲表演由于关公戏 “乃戏中超然一派，与其它各剧绝然不同”( 郭明志语 )，就连其舞台艺术都有它的独特之处。戏曲演员一般分为旦、末、净、杂四大类或者生、旦、净、末、丑五大行当，生行又细分为老生、小生、武生、老武生、红生等，“红生”就是专演关公的特有行当；而所谓的“五绺”髯口也是在扮演关公这个角色时专用的，五绺即耳际两绺，嘴上两绺，须下一绺，专称“关公髯”；此外，青龙偃月刀等也是关公的专用之物。关公戏的表演，除戏曲中通用的基本形式外，还有不少特殊而极为严格的要求和许多不成文的规矩，比如扮演关羽的演员在演出前十天需要斋戒独宿，熏沐净身、出场前要给关公像烧香叩头，在后台杀鸡祭圣、红脸谱上要划一金铺，称做“破脸”、演员要在盔头或者前胸挂关帝圣像的护身符，演出之后更要用此符拭脸，并拿到关帝像前焚化，以示感谢关帝的庇护等。尤其在演《走麦城》时，更加搞得阴森怕人，台上台下皆烧檀香、点蜡烛，满场捈雾弥漫，活像摆道场求仙一般。凡此种种，都说明了关羽在民间以及文学作品中的超然。

元代除了戏曲异常发达外，小说的发展也极度兴盛。我们现在看到比较完整的关于三国故事最早的小说，是元初世祖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刊刻的《三分事略》和英宗至治年间(1321—1323年)建安虞氏刊本的《三国志平话》(《通俗小说总目提要》)，两者其实就是一部书的两种版本。它的情节不受史实约束，表现了浓厚的民间传说色彩，从基本轮廓去看，它已具备《三国演义》的雏型，但其唦事简略，文笔也比较粗糙，大约只是供元代讲史艺人“说话”使用的一个提纲或底本，这类话本绝不可能只有一种。罗贯中先生正是在这些群众传说与民间艺人、下层文人创作的基础上，大量吸收《三国志》和裴松之先生注解的材料，写就了长篇小说《三国演义》。《三国志平话》虽然刻于元代，但其主要的故事情节基本在宋代就已成形，例如形成于宋、金之间的《新编五代史平话》中《梁史平话》的入话，就讲了曹操、刘备、孙权三人乃是被汉高祖刘邦杀戮的功臣韩信、彭越和陈豨的转世，而备受曹操欺压的汉献帝乃是刘邦再生，整个三国历史就是一个冤冤相报的故事，而《三国志平话》一开始用的也就正正是这段情节，只不过把陈豨改成英布罢了。这个情节在后来冯梦龙的《喻世明言》中更独立成章，写成“闹阴司司马貌断狱”的故事，加入了项羽等人物，而关羽正是霸王项羽的托生，过五关斩六将中被斩的六将正是吕马童等六人，让关羽一一报却前生之仇；这虽然是一段后话，但却从一个侧面看出元明之际无论文人还是百姓，都对关羽极其爱戴与关怀。

无独有偶，元明期间的恶劣政治、生活环境等现实方面的残酷，使人像宋代一样又一次的只能在精神方面向美好靠拢。关羽是人民群胐，包括《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先生的自我精神寄托，由于人们的抱负、愿望和理想在现实之中缺乏实现的机会与可能，是故希望自己或是别人能够像关羽一样，凭借卓越的能力以及个人魅力，一扫社会上、政治上的乌气与腐败。元末天下大乱，是崇尚勇武、呼唤英雄的时代，《三国演义》关羽形象的塑造正体现了这时代的要求、时代的精神。

及至明初，开国皇帝朱元璋由于是平民出身，又或者要向臣下宣扬忠君爱国、求忠求义的意识形态之故，于洪武四年(1371年)加封关羽为真君，使关羽正式从人变格为神，从此各地修庙奉祀。万历七年(1583年)，神宗皇帝又加封其为协天大帝，万历四十二年(1613年)再加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到了清代的皇帝，就更加推崇关羽，有说是因为要取代讨伐其先祖女真族的英雄岳飞的地位，以抚平汉人的反清心理，而标榜关羽的忠义对清政权来说不构成威胁，只有好处；另一个原因则可能是女真族人向以《三国演义》作为兵书者众，其开国君主努尔哈赤就是其中之一，日人稻叶君山《清朝全史》载“(努尔哈赤)幼时爱读《三国演义》，又爱《水浒传》，此因交识汉人，而得其赐也”，他们极度崇拜《三国演义》中被美化的关羽形象，也就毫不出奇了。终于清世祖在顺治九年(1652年)，加封关羽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乾隆三十三年(1758年)，清高宗又加封为忠义神武灵佑关圣大帝，并改壮缪为神勇。

从宋徽宗首次加封直到清代，关羽受历代皇帝封赐的谥号有十多个，成为我国历史上仅有的两圣人之一，与孔夫子齐名，因此，人们称之为关夫子、关圣人、武圣人。关羽形象的演变过程，可以说是中华民族价值观念及其体系形成的一个写照，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关羽在正史《三国志》中得到的评价实在并不算高，陈寿就曾评说他“刚而自矜”、“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但他万万不能料到，在千载以后，关羽居然能压倒群雄，晋升为整个中华民族“护国保民”的神祗，在文学作品以至民间传说中以几近完美的形象出现；然而可以看到的是，关羽无论从历史形象到文学形象，都是符合中华民族几千年传统对于美好的审美理想的，这使其不论在朝在野都能以崇高伟大的形象存留下来。由此，我们能更深入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与模式，以及对民族的崇高感有更加确切的理解。

女娲神话中，从最初的女娲化神然后到女娲化万物到女娲造人、补天，这一系列的功绩都是在天地对立的状态中展开。女娲之前是无天无地无人的状态。自女娲诞生之始，她先以身化神，神的出现导致天的诞生，然后女娲以身化万物，紧随着万物的出现，地也出现，这个时候天地一片祥和。

《山海经 ·大荒西经》、《楚辞·天问》、《说文解字》等秦汉典籍对女娲记载可以看出，女娲自身化成了万物与神族 ，与世界各民族创世神话中古神陨落后身体器官化为万物（与诸神）的思路一致 。由于后来的盘古神话 及其它少数民族创世神话中也有身体化生万物与诸神的内容，这项肯定也更增加了几分可靠性。把女娲与各国记录的古代创世神话进行比较，实则这种描述表示创世之始，未有一切之先，神用来创造的材料只能是自己的躯体。

“女娲信仰是我国起源于原始社会的最早的民间信仰之一。”兰州大学教授、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顾问柯杨说，学者们从《山海经》、《淮南子》、《楚辞》、《风俗通义》、《水经注》、《独异志》、《太平御览》等古籍的研究中得出结论，认为神话传说人物之一的女娲，最突出的业绩是“抟土造人”、“炼石补天”、“制笙簧”和“置婚姻，合夫妇”等。这些议论当然都是对的，但有一点却往往被人们所忽略，那就是民间活态神话传说中所反映的女娲是世间万物的创造者。

在中国许多地方，都流传着女娲正月初一造鸡，初二造狗，初三造猪，初四造羊，初五造牛，初六造马，初七才造人的传说。有的活态神话还说女娲的肉体变成了土地，骨头变成了山岳，头发变成了草木，血液变成了河流，就像创世的盘古大神一样。这些活态神话传说，乃是古老信仰在当今民间的延续，值得人们格外重视。古人认为鸡、狗、猪、羊代表春夏秋冬四季，牛、马代表地和天。所以班固《汉书·律历志·上》中才说：“七者，天地四时，人之始也。”这是把正月初七叫“人日”的来源之一。许慎《说文》中也强调指出：“娲，古之神圣女，化育万物者也。”这就是说，女娲不但是炼石补天的英雌和造人的女神，还是一个创造万物的伟大的自然之神。 相传风衮部落的华胥氏外出，在雷泽中无意中看到一个特大的脚印，好奇的华胥用她的足迹丈量了大人的足迹，不知不觉感应受孕，生下伏羲。伏羲人首蛇身。伏羲也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妹妹（一说姐弟 ），为华胥氏走婚所孕（华胥氏所处母系社会后期）叫做女娲，号曰女希氏（有蟜氏 ）。《诗·含神雾》：“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宓牺。”又《帝王世纪》载：“燧人之世，有巨人迹，出雷泽，华胥以足履之，有娠，生伏羲于成纪，蛇身人面。”《宋书·符瑞志》也说：“大昊庖牺之母，居华胥之渚，履巨人迹，意有所动而生大昊。”

还有传说女娲与伏羲血亲相婚，与伏羲建立了婚姻制度与规矩法度。《三家注史记·三皇本纪》记载女娲在伏羲去世后管理族人，并制造了一些叫笙篁之类的乐器，于是人们又奉女娲是音乐鼻祖之一。

一说女娲是一个真实存在过的历史人物，女娲部族活动的地域，古史多有记述。《世本·氏姓篇》载：“女氏，天皇封弟于汝水之阳，后为天子，因称女皇。“天皇指伏羲，弟读如娣。汝水源于今河南嵩县龙池曼山西麓，流经汝阳、郏县、舞阳、汝南、新蔡至淮滨入淮河。汝本当做女，盖因是女娲族的居住地而得名。这说明女娲族的居住地域南达汝水沿岸。《隋书·地理志》河内郡济源县有“母山”，即王母山。北宋《新定九域志》卷一说：“皇母山，又名女娲山。其上有祠，民旱水祷之。”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六《河南一》说：“太行山，一名五行山，亦名王母山，又名女娲山。”这说明女娲部族活动的地域北达济源、孟县境内的太行山南麓。

女娲的陵墓古史也有记载，但说法有别。有传说女娲活动于黄土高原，她的陵寝位于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县赵城镇东的侯村。女娲陵的存在时间可能在三四千年以上，同黄帝陵一样，也是中国古代皇帝祭奠的庙宇。当地在每年农历三月初十前后，均举行长达7天的大型庙会和祭祀活动。还有山西芮城说、河南陕州说、河南任城说、山东济宁说，等等。从以上文献记载可以看出，女娲氏的活动地域，大体是在以今洛阳为中心，南自汝水、北抵太行，西起潼关，东到今山东西部的广大地域。

关于女娲的传说很多，一直流传至今，影响甚为广泛深远。 女娲时代母系农耕文明

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社会发展规律叙说人们，女娲和伏羲时代的民族，正好处于母亲氏（部）族社会，向父系氏（部）族社会过渡的时期。处在这个时期的华夏民族，基本上是按母亲的世系进行传承的，所以就在汉文古籍中便说她们：“只知其母、不知其父”。

只是当时民族，也正在逐步向父系社会过渡。于是他们才会推举出像伏羲那样，被后世敬奉的男性始祖来，并且将这位男姓始祖描绘成，是“神”和女性结合后降生的，具有神奇力量的“神人”。

按《云芨七签》卷100辑《轩辕本纪》所云：“黄帝游华胥国，此国神仙国也。”注：“伏羲生于此国。”可见，传说中的华胥，不仅是生伏羲的“伏羲之母”，而且还是传说时代汉族的一个国名，或者说是一个氏族、部族名。所以，诞生伏羲的华胥国，实际上就是现在民族学家们说的，实行氏族（部族）内通婚的母系氏族（部族）社会。

在这样的母系氏族（部族）社会里，流行的是氏族（部族）内，辈份不同的男女，自相婚配、繁衍后代。因此，传说中的伏羲和女娲，彼此既是血亲、又是连为一体的夫妇。当时的汉族，不但清晰地知道其母华胥氏；同时也由于社会的发展，促使他们能够推测，或者说杜撰出其之父，乃是留下“大迹”，却又无可追溯的“神”。

母系农耕时的早期治水

在汉族的传说中，女娲除了抟黄土作人，繁衍人类之外，还有一项功绩就是补天。 从文字记载来看，女娲补天的最后目的，主要乃是“积芦灰”、“止*水”。

在《淮南子览·览冥训》这则女娲补天的传说中，女娲所断杀的巨鳌和黑龙，其实都是被汉族认定为兴风作浪、为害人民的水怪。女娲断鳌足和杀黑龙的目的，就是为了消除水怪以平息水灾。所以说，她的目的就是为了平息水灾和治理水患。

女娲为补天所炼的五色石，与其说是为了补天，不如说是为了治水。对于从事农耕汉族来说，水患和水利是历来是首要关注的大事；五色石料和芦灰，都是早期治水的重要必需品。所以，女娲补天的传说所折射出来的，应该是母系氏（部）族社会时的人类，在自己女性首领带领下，进行较大规模的“止*水”的治水历史。同时，这样大规模的早期治水也反映出了，女娲时代的华夏民族，母系氏（部）族社会农耕文明的繁荣情景。 关于女娲的传说在中国各民族的传说最多，这说明了母系社会是人类的重要组成阶段。至今中国云南的苗族、侗族还将女娲作为本民族的始祖加以崇拜。民间流传的各种传说，不同的民族因语言文化差异有不同的叫法，傩（nuo）公傩娘，粳兄粳妹，诺亚诺娃，亚傩兄妹，东山老耆南山小妹，江郎江妹等。传说原来的人类被大洪水淹死完了，只剩下伏羲兄妹，后来的人是伏羲兄妹的后裔。

这段传说比较系统，伏羲兄妹的母亲生了它们12兄妹，王龙，王蛇，王雷，后羿（后蚁），王素（可能是王燧-燧人），傩兄，傩妹（还有传说是傩兄傩妹是老祖婆的孙子孙女）等。12兄妹争执不休，其中最小的王素最聪明，那天比赛爬山，结果王素钻木取火，把山烧了。母亲就着急呀，在山下提醒，王龙下水，王蛇钻洞，王雷没地方躲，结果被烧了，王雷脾气暴躁，一心想要找王素报仇，每次都被王素聪明地躲过。母亲病了，说是只有王雷的肉才能治她的病。王雷当然不愿，不过还是要找王素报仇，最后陷入王素的陷阱被关了起来。那天傩兄去种地了，其他人都不在，只有善良的傩妹看管王雷。王雷骗说快渴死了，向傩妹讨水喝，软磨硬泡，傩妹心肠软还是给了他一碗粥。王雷就说，要是有碗清水就更好了，于是傩妹就给他碗清水。王雷刚喝完，便雷光大作，破开牢笼出来了，拔下一颗牙齿送给了傩妹，算是报答，说见天门开时种下。雷声隆隆，天门开了，而那雷神牙种下怎么都没反应。后来傩兄将它按次序种于八方（八卦相应的属性可能跟农耕有关），最后长出了一只巨大的葫芦（古语音，仆，伏羲氏有葫芦崇拜）。天河倒悬，这时飞来一只啄木鸟，把葫芦掏空然后傩兄傩妹就钻了进去。葫芦随着水不断升高，期间收了很多动物。一直升到天上，找到了王雷。要王雷收了洪水，王雷不听。然后就是打架，王雷怕了，之后答应收了洪水。傩兄就说了：“你立即收了洪水是要摔死我们呢？”没办法，王雷只好招来10个太阳把洪水晒干，但是水干之后就陷入了大旱，人都死完了。傩公请来后羿（后蚁），后羿飞上扶桑树（传说是人神两界连接的神树）用尾针把太阳射了下来，傩公就觉得没了太阳就没有光明了，就在下边要后羿留两个，一个在白天出来，一个在晚上出来，扶桑树也被后羿踩断了，从此人神两界便不能方便地来往其实原因是他们的母亲借王雷之手毁灭他们，他们的争斗会毁了这个世界，当然她称病也是假的。

其中还有一段是傩兄傩妹三次占卜（与仆古音相通，可能也是伏羲留下来的），兄妹成婚。在不周山山顶往两个方向滚碾子，结果在山脚碾子撞在了一起；在两边生火，烟在天上合在一处；结果傩妹害羞呀，就说你要是追上我就嫁给你，围着山跑傩妹在前边跑，傩兄在后边追，然后有人看着急了呀，土地公就出来跟傩公说：“你转过身朝那边跑不就得了？”最后和傩妹碰面。傩妹出嫁了，害羞呀，就拿扇子遮住脸。傩兄形象是红脸突目，传说是被10个太阳晒的了，傩妹聪明用手帕盖住脸所以依然白净，女娲是婚嫁之神，生育之神，这也就是传说中中国婚嫁习俗，用珠帘或者盖头的原因，还有就是宗亲不能成亲的规矩可能也是女娲在位时定的。

这段传说中可能包括两个女娲传说，一个女娲是造人的女娲也就是12兄妹的母亲，第二个就是婚嫁生育的女娲，也就是傩妹。 女娲造人

女娲为创世神，但创造既包括自然界的创造，也包括人类的创造，因而女娲又是造人之神。根据传说，某一天，她经过黄河的河畔，想起开天开辟以来，创造了山川湖海、飞禽走兽，改变原本一遍寂静的世界。但是，女娲总觉得这世界还是缺了点甚么，但又一时想不起是些甚么。当她低头沉思，看到黄河河水里自己的倒影时，顿时恍然大悟。原来世界上还缺少了像自己这样的“人”。于是，女娲就参照自己的外貌用黄河的泥土捏制了泥人，再施加神力，泥人便变成了人类。

女娲高媒

女娲造了女人和男人，女娲想它们是人，总会有死的一天。死了怎么办在做一批太麻烦了。于是女娲去求上苍，安排男婚女嫁，并使人们结合，于是有了婚姻，故又被视为主职姻缘与情爱的皋禖之神。

女娲制乐

女娲创造了瑟、笙簧、埙等中国的传统乐器。

女娲赐酒

女娲抟黄土做人。初，日耕夜息，无欢。女娲悯，化甘露为酒，赐凡间。饮之醇美,解劳顿、舒筋血。聚则饮，愈欢。众念女娲之赐身，调之健，悦之心，感其恩，以酒敬之。后遂成礼，以酒敬天，自之始。

女娲补天

根据《淮南子·览冥训》、《列子·汤问》等典籍记载：远古时代，四根天柱倾倒，九州大地裂毁，大火蔓延不熄，洪水泛滥不止。女娲不忍人类受灾，于是炼出五色石补好天空，折神鳖之足撑四极，平洪水杀猛兽，人类始得以安居。

其它古籍记载有差别。《论衡·谈天篇》、《史记·补三皇本纪》记为水神共工与火神祝融交战，共工用头去撞世界支柱不周山，导致天塌地陷；《淮南子·天文训》记为共工与颛顼之战；《淮南子·原道》记为共工与高辛氏之战；《雕玉集·壮力》记为共工与神农氏之战；《路史·太吴纪》记为共工与女娲之战。

女娲补天是一个很著名的传说。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的第一回即引用这个故事。 有学者认为，不周山暗喻房柱，其实补天就是盖房子，女娲补天的故事，其实是讲有娲氏这个人很聪明，会炼石盖屋。

一、 生产工具的铁器化与冶铁业的发展

　　战国以后，由于冶铁技术的进步，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社会上对于铁器需要量的增加，铁矿的开采，铁的冶炼和铸造成为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手工业，因此，冶铁业开始发展起来。在战国时代开发的铁矿已经不少，战国时代的著作《山海经·五藏山经》所载产铁之山就有37处，记录属南阳的就有“帝X之山‘其阴多铁’”，约在今河南省泌阳县和南阳县之间；另一处即“兔床之山，‘其阳多铁’”，约在今嵩县和南阳县之间。战国时代各国都有冶铁手工业，其中韩、楚两国的冶铁手工业最为发达，著名的冶铁手工业地点也最多，当时的南阳已经成为战国时代闻名的冶铁中心。《荀子·议兵篇》记载：“宛钜铁（钅也），惨如蜂虿。”至秦汉时期，铁器和冶铁技术在广大地区已经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使用。从考古中发现，西汉初年铁制农具和工具已取代了铜、骨、石、木器，到西汉中期，随着冶铁技术的发展，锻铁工具增多，铁兵器也逐步占据了主要地位，直至东汉，主要的兵器全部为钢铁所制，从而完成了兵器和生产工具的铁器化进程。

　　西汉初年，冶铁业可听任商人经营。魏国的孔氏原经营冶铁业，秦灭魏后，被强行迁到南阳，靠冶铁成为巨富。西汉武帝时，武帝任用南阳的大冶铁商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管理全国的盐铁业，南阳成为全国设立铁官的手工业基地之一。在南阳瓦房庄发掘的汉代冶铁遗址中，就曾发现西汉时期的冶铁遗物(熔炉基、耐火砖、鼓风管、铸造用的模具及铁器，包括铁犁铧、铁耧铧、铁锸、锛、斧等)。至东汉，南阳的冶铁业在西汉基础上，冶铁作坊数量增多，规模空前扩大，技术显著提高。建国后在南阳附近发现的冶铁遗址就有：南阳市北关瓦房庄铸铁作坊遗址，桐柏张陂村的大张陂冶铁遗址，桐柏县铁炉村遗址，南召县太山庙、草店冶铁遗址，方城县赵河村冶铁遗址，镇平县安国城铁范、铁铸件遗址，西峡县白石尖冶铁石等。1959～1960年南阳市北关瓦房庄发掘的汉代冶铁遗址，主要遗址面积达2800平米，发现了大量的冶铁遗迹和遗物，其中熔炉9座，炒钢炉8座，锻炉1座。发现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冶铁过程中使用了热鼓风炉，这是我国早期使用的节约热能的熔炉。铸造使用的模和范近40种。由文物考古发掘的遗物可见，在当时南阳已经成为全国的冶铸中心。

二、 冶铁技术、工艺的发展

　　冶铁技术在秦汉时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高炉炼铁已成为一种经济而有效的炼铁方法。高炉炼铁从上边装料，下部鼓风，形成炉料下降和煤气上升的相对运动。燃料产生的高温煤气穿过料层上升，把热量传给炉料，其中所含一氧化碳同时对氧化铁起还原作用。这样燃料的热能和化学能同时得到比较充分的利用，下层的炉料被逐渐还原以至熔化，上层的炉料便从炉顶徐徐下降，燃料被预热而能达到更高的燃烧温度。这确是一种比较合理的冶炼方法，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而长期流传。其冶炼水平的发展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高炉炼铁中的筑炉技术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有的用含三氧化硅较高的**或红色耐火粘土烧成的长方形或弧形的耐火砖砌筑。南阳瓦房庄遗址出土的耐火砖，在不同部位耐火砖所用的材料、厚度、形状均不相同。有的用直径03～05cm的白色石英砂粒并掺有少量的细砂。有的用草拌泥、黄粘土及大量的石英砂混合而成，所用石英砂不仅有天然的，而且还有经过加工破碎的。这些耐火砖耐火强度达到1463℃～1469℃之间，这显然是耐火土中掺入了含有二氧化硅相当高的砂石的结果。这种含二氧化硅相当高的酸性耐火材料，从我国古代高炉所出大都是酸性炉渣来看，是合适的。

　　第二，高炉炼铁所用原料大部分已进行了加工。冶炼工人从长期的实践经验中发现，炉料的粒度整齐可以减少对煤气的阻力。因此，在冶炼之前，就要对原料进行加工，在桐柏县张畈村遗址中，曾挖出数以千吨计的矿石粉末，说明当时已十分注意对矿石的加工。

　　除了高炉炼铁外，在西汉时期还发现有坩埚炼铁技术。南阳市北关瓦房庄遗址中，就发现坩埚炼炉17座，其中3座较完整，都近似长方形。其中一座长36米，宽182米，深度残存082米。炉的建筑方法是，就地面挖出长方坑，留下炉门，周壁经过夯打后再涂薄泥一层。炉顶用弧形的耐火砖砌成，砖的大小不同，砖的内面敷有一层厚约1厘米的耐火泥，泥的表面还留有很薄的灰白色岩浆，砖的背面涂有较厚(约5厘米)的草拌泥。有一部分是用土坯和草拌泥券成。炉由门、池、窑膛、烟囱四部分组成。门在炉的最前端，当是用来装炉和通风的，左右两壁都经火烧，已成砖灰色。池在门内，周壁也烧成砖灰色，池底留有厚约1厘米的细砂，当是用作燃烧时的“风窝”的。炉膛为长方形，周壁糊有草拌泥，火烧较轻，当是盛放成行排列的坩埚和木柴、木炭等燃料的，炉的后部设有3个烟囱，当是排出炉烟用的。有的炉内填满木柴灰，有的炉底堆有很多烧土块和砖瓦碎片。发现坩埚3件，都是椭圆形的圜底陶罐，罐外敷有草拌泥厚约3～4厘米，泥的内部烧成红砖色，表面则成光亮的深黑色，并存有一层灰白色光亮岩浆。另在一坩埚的内壁还粘有铁渣的碎块。从炼炉的结构以及流传到后世的坩埚炼铁法，可以推知当时的炼铁方法是：先用碎块矿石和木炭以及助溶剂混合配好，装入坩埚，装炉前，先在炉底铺上一层适当数量的砖瓦碎片，使炉底通风；并留出许多“火口”放进易燃物，以便点火，接着就铺上一层木炭，在木炭上安装成行坩埚；然后在这层坩埚之上再铺上一层木炭，在木炭上再安装成行坩埚，待炉装满，便可以从“火口”点火，并加以鼓风，使坩埚中矿石还原溶化成生铁。

　　第三，鼓风技术的发展。高炉炼铁和冶铁技术的发展，与鼓风技术的改进是分不开的。我国古代炼铁高炉是用皮制的“橐”作为鼓风器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经验的积累，人们逐步改变了鼓风的方法。在大型的冶炼炉中不止有一个鼓风器，而是增加鼓风器和鼓风管，使得炉中燃料充分燃烧，提高炉子的温度，加速冶炼的进程。在瓦房庄的冶铁遗址中，有大量的鼓风管出土，其中有一部分带有弯头的陶制鼓风管，粗端内径约100mm，细端内径为50mm，长约400mm。由于陶胎鼓风管下测泥层被烧琉，经测定，其烧琉温度当为1250℃～1280℃之间。从此温度及挖掘出的实物可判断，汉代南阳冶铁炉装有热鼓风装置(《南阳汉代冶铁》，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12月，第23页。）。这种装置利用炉口余热把风管内冷风变成热风鼓进熔炉，既提高了熔炉温度，又缩短了冶炼时间，提高了铁水质量。就鼓风动力而言，出现了“人排”鼓风动力，畜力鼓风，如“马排”、“牛排”等。东汉建武七年(31)，杜诗任南阳太守，创造了用水力鼓风的“水排”，并进行了推广。利用水排鼓风，铸造农具，比用人力鼓风要“用力少，见功多”，并取得良好的效果。现今发掘的桐柏县张畈村的冶铁遗址距矿山较远，而是建在河流旁，很可能就是利用“水排”来鼓风的缘故。水排的发明和应用，不仅提高了鼓风能力，而且大大降低了成本，因而长期被冶铁工业所沿用。像这样以水为动力的鼓风机械，欧州在1100多年后才出现。

　　鼓风技术的改进，促进了冶铁技术的发展。除了冶铸生铁技术的快速发展之外，还创造了铸铁柔化工艺，出现了灰口铸铁及球墨铸铁。在南阳市北关瓦房庄汉代冶铁遗址出土的铁器中，经分析检验，可以看到汉代的农具主要采用可锻铸铁。在其中检验的12件农具中，有9件是可锻铸铁，2件是铸铁脱碳钢，1件是白口铁。这表明在铸铁中已经采用了柔化技术。从质量上看，当时的铸铁柔化技术已相当稳定。在瓦房庄冶铁遗址的东汉地层中出土的135号铁钁，它的石墨组织虽不是出自铸态，而是在高温退火时形成的，但形状规则接近球状，边缘也很光滑，从而提高了工件的机械性能。

三、 炒钢、铸铁脱碳钢及铸造技术

　　为了适应社会对钢铁制品的需要，到西汉后期已创造了“炒钢”技术。这种技术把生铁加热到熔化或基本熔化的状态下加以炒炼，使铁脱碳成钢或熟铁。

　　在南阳市方城县赵河村汉代冶铁遗址中也曾发现与巩县铁生沟汉代冶铁遗址中相同的炉型6座。这种炒铁炉容积小，呈缶形，温度可以集中；挖入地下成为地炉，散热少，有利于温度升高；炉下部作“缶底”状，是为了便于装料搅拌。此外，在南阳市北关瓦房庄冶铁遗址中也发现几座炒钢炉，形制和构筑方法大同小异，炉底还有铁块。从这个遗址发掘内容看，南阳瓦房庄的冶铁作坊中，不仅铸造铁器，而且还用生铁炒钢或熟铁，以此锻制工具和其他构件。在此遗址中还出土有凿、钁等，当是该作坊自制的凿、钁等。通过考古资料证明，到东汉时期，炒钢技术已很普及。南阳东郊曾出土一件东汉铁刀，形制较特殊，类似炊事用刀，刀身有一道平行于刃部的锻接痕迹，刀宽112厘米，长约17厘米，刀背厚约05厘米，保存较完好，是用炒钢锻制而成(河南省博物馆等：《河南汉代冶铁技术初探》，《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

　　西汉后期已经创造了简便的炒钢炉，将生铁炒炼成熟铁或钢的技术发展，标志着炼钢技术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使得钢材的产量大大提高，这对于当时生产工具的改进，钢制品的推广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古代炼钢以含碳量低的块炼铁或熟铁为原料，采用渗碳的方法炼制成钢(现在仍然使用此法)，一种即以含碳量高的生铁为原料，在固体状态下脱碳制钢。战国时代已经采用了柔化处理工艺，将生铁进行脱碳退火，得到了脱碳不完全的铸铁脱碳钢件(李众：《中国封建社会前期钢铁冶炼技术发展的探讨》，《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至汉代仍然使用这一工艺。如，南阳瓦房庄冶铁遗址所出土的铁斧，中心是白口组织，表层是钢的成份。类似这样的铁器在其他遗址里也有发现。它们都是用白口铁坯件，在氧化气氛下退火，使外层脱碳，由表及里依次成为纯铁素体、亚共析、共析组织，由于脱碳不完全，内部仍然是铁，实际上是一种由钢和铁组成的复合材料。另一种情况是脱碳比较完全，已全部清除白口组织，但内层析出部分石墨。如南阳瓦房庄出土的一件铁凿，从外形看是铸件，表面金相分析是钢的组织，很容易误认为是钢铸件。在汉代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没有高于1500℃的高温和相应的耐火材料，是不可能出现液态铸钢的。南阳瓦房庄出土的另一件铁凿，经检验，基体为过共析钢，内层残留石墨，证明它是经脱碳而成的钢质工具。另外，在南阳瓦房庄冶铁遗址中还有成形的薄铁板出土，这些铁板实际是经过脱碳热处理的已成为含碳较低的钢板，可以锻打成器，实际上是创造了一种新的制钢工艺。这样就扩大了生铁的使用范围，增加了优质钢材的来源，对于钢铁生产有重大的作用。

　　铸铁的热处理技术在汉代有很大的发展，并臻于成熟。在南阳瓦房庄冶铁遗址中所发掘的9件农具，经检验8件为黑心韧性铸铁，质量良好，有一些与现代黑心韧性铸铁已无大的差别。还有一部分白心韧性铸铁，白心韧性铸铁可制作耐冲击、性能良好的手工工具，黑心韧性铸铁可制作耐磨的农具。在铸制的铁器中有一部分铁锸、铁耧铧、铁钁即为白心韧性铸铁。

　　从发现的汉代冶铁遗址来看，当时的作坊有以炼铁为主而兼铸铁器的，也有专门铸造铁器的。而最初的铁铸件，是由炼铁炉的铁水直接浇铸。在汉代，出现了专门的化铁炉，这对于提高熔铁的质量，获得优质铸件，有很大的好处。从南阳瓦房庄遗址看，化铁炉的结构和筑炉材料与炼铁炉有明显的区别，说明当时的炼铁与化铁的分工已很明确。

　　南阳瓦房庄冶铁遗址出土化铁炉7座，它的构筑方法是：在平整的地面上，铺筑直径约26m、厚50mm的草拌泥，烧成橙**，作为炉基。炉底是空心的，由整体基底、束腰式支柱、周壁与炉缸底部组成。基底约厚45mm，用羼有大量大颗粒砂的耐火粘土铺成，砂的粒度在10mm左右。周壁和支柱的筑炉材料与基底稍有不同。羼有大量小颗粒砂。周壁厚40～50mm，支柱直径70～120mm，高70cm，根据遗址所出土的长方形耐火砖的尺寸来估算，支柱可能有15个左右，基上砌筑炉缸底部。

　　炉体全用弧形耐火砖建造，从砖的内表面不同的熔融程度看，炉体可分为3个区域：炉口及其下三、四层砖(砖长36cm，宽17cm，厚6～9cm不等)，炉衬略现熔融，有许多龟裂纹道，温度最低，为预热区。炉体中部的三、四层砖，炉衬均有烧琉，说明温度较高，应是还原区。再往下三、四层砖，炉衬普遍烧琉，甚至全部流下，露出砖体，这里温度最高，当是靠近风口的氧化区。依照耐火砖的高度及上述炉壁烧琉情况来推算，化铁炉的炉体高度约为3～4m。

　　化铁炉的炉壁分3层，弧形耐火砖是特制的成形砖块，外敷草拌泥，厚约15～50mm，内搪炉衬，厚约40mm。根据出土时较完整的14块耐火砖的弧度来看，化铁炉最小外径为116m，内径为092m，最大外径为23m，内径为214m，其平均内径有15m左右。经鉴定，耐火砖均有砂粒和粘土配制，从石英砂的颗粒组成看，有浑圆状的和棱角状的白石英和少量长石，说明除天然砂外，已使用了人工破碎的砂粒。石英颗粒有裂纹出现，玻璃相中析出针状莫来石晶体，有流动结构，均说明当时化铁炉能够达到相当高的温度。

　　从遗址中出土的大量鼓风管的情况推测，化铁时有可能已试用换热式热风装置，有一种陶质鼓风管，外敷厚约45mm的草拌泥，下层泥料表层烧熔下滴，靠近拐角处的泥料熔融顺角流下，据测定温度，烧琉温度当在1250℃～1280℃之间。风管的这种烧琉状态，有一种解释认为，它可能是架设在炉顶上，作为预热管道使用的。

　　此外，在出土的大量碎铁块和熔渣中，有不少梯形铁板和铧、锸、锛、钁、锄、斧等铁器残片(厚度约40～70mm)。这些遗物可能是化铁炉所用原料，方形的铁砧和铁锤，既是锻造工具，又是用来破碎原料的工具。大量的木炭渣表明所用燃料为木炭，炉中残留木炭凝块，有的与表面微熔的铁块凝结在一起，某些器形尚能辨认。由这种现象推测可能是分层装料的结果。从出土的炉衬看，断面明显分成三层，至少已经过两次停炉和补炉，补炉的材料与耐火砖所用材料相同。根据出土的遗物推测，对于这样大的熔炉，当是半连续操作的，每过一定时间，出一次铁水，浇注一批铸范。当熔炼过久或铸范已毕需适时停炉。这说明汉代工匠已很好地掌握了熔炉的操作程序。汉代铸造技术，在战国时代铸造铁器和铜器的技术上又有所发展。这时铸造所用的范有泥范、陶范和铁范，特别是铁范的使用，使铸造铁器的质量及效率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从南阳瓦房庄发掘出的各种模及范来看，其工艺过程大致如下：制模工人就地选取黄粘土，羼入35%左右的细砂，加水调泥，制成模版，然后精工细雕地挖模面，按照严格的尺寸要求，塑制不同模面上的各个部位的形体。模面制妥后，涂上涂料凉干，这是首先的必要的制模工序。在浇铸之前，先合模，糊加固泥，再将铸模送入窑中烘烤，到一定温度之后停烘出窑，乘热浇铸铁汁，在浇注时将浇口、冒口注满铁汁，以适应模腔收缩的需要。待铁汁在模腔中凝固到一定程度之后，打开加固泥，脱去泥模，再打掉浇口铁，即可获得铁质的铸范。然后把铸出的铁上范、铁下范进行合范，再将铁范芯插入范腔中，并用某种铁工具将铁范捆扎夹固，以免浇注时铁汁的热涨作用而开裂。合范后，也可能入窑烘烤，乘热浇注铁汁，待铁汁凝固到一定程度之后，打开铁范，并打掉浇口、冒口铁，便获得产品。

　　铸造技术方法的发展还表现在叠铸技术方面。叠铸技术就是把许多范片或范块层层叠合起来，用统一的直浇道，一次浇铸出多个铸件。这种方法在战国时已经发明（梓 溪：《谈几种古器物的范》，《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8期。)，它主要适用于小型铸件的大量生产。到汉代叠铸技术又有了进一步发展，如河南温县发掘的一处汉代烘范窑，出土有500多套叠铸范，有16种铸件，36种规格，一套范有4～14层不等，每层有1～6个铸件，最多的一次可铸84件，这样就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南阳瓦房庄冶铁遗址出土有几件叠堆微熔遗物和三至五个“V”字形铁犁铧套叠遗物等，充分证明南阳是最早采用双堆叠铸技术的冶铁大郡。

　　铸范的设计也相当科学，范腔之间的泥层很薄，为使范面紧凑尽可能减少吃泥量，有些范的直浇口制成扁圆形，合范用的榫卯定位结构也按此原则予以布置。范的外形与范腔相吻合，不少铸范削去角部，使边厚尽可能一致，不但可以减少范的体积和用泥量，而且使散热更加均匀，提高铸件质量。

　　范芯的制造，除自带泥芯外，形状简单的用泥条捺入芯座内。复杂的，如车（车口）泥芯，用泥质对开式芯盒制成。南阳瓦房庄发现的东汉时期多堆式叠铸（车口）范，范块采用对开式垂直分型面，两堆铸范共用一个直浇道，使金属实收率更高，浇注时间更少，说明叠铸技术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禹为鲧之子，又名文命，字高密。相传生于西羌（今甘肃、宁夏、内蒙南部一带），后随父迁徙于崇（今河南登封附近），尧时被封为夏伯，故又称夏禹或伯。是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的建立者，同时也是奴隶社会的创建者。

　　尧在位的时候，黄河流域发生了很大的水灾，庄稼被淹了，房子被毁了，老百姓只好往高处搬。 尧召开部落联盟会议，商量治水的问题。他征求四方部落首领的意见：派谁去治理洪水呢？首领们都推荐鲧（音gǔn）。

　　尧对鲧不大信任。首领们说：“现在没有比鲧更强的人才啦，你试一下吧！”尧才勉强同意。

　　鲧花了九年时间治水，没有把洪水制服。因为他只懂得水来土掩，造堤筑坝，结果洪水冲塌了堤坝，水灾反而闹得更凶了。

　　舜接替尧当部落联盟首领以后，亲自到治水的地方去考察。他发现鲧办事不力，就把鲧杀了，又让鲧的儿子禹去治水。

　　禹改变了他父亲的做法，用开渠排水、疏通河道的办法，把洪水引到大海中去。他和老百姓一起劳动，戴着箬帽，拿着锹子，带头挖土、挑土，累得磨光了小腿上的毛。

　　经过十三年的努力，终于把洪水引到大海里去，地面上又可以供人种庄稼了。

　　禹新婚不久，为了治水，到处奔波，三次经过自己的家门，都没有进去。第一次，妻子生了病，没进家去看望。第二次，妻子怀孕了，没进家去看望。第三次，他妻子涂山氏生下了儿子启，婴儿正在哇哇地哭，禹在门外经过，听见哭声，也忍着真心没进去探望。

　　当时，黄河中游有一座大山，叫龙门山（在今山西河津县西北）。它堵塞了河水的去路，把河水挤得十分狭窄。奔腾东下的河水受到龙门山的阻挡，常常溢出河道，闹起水灾来。禹到了那里，观察好地形，带领人们开凿龙门，把这座大山凿开了一个大口子。这样，河水就畅通无阻了。

　　大禹治理黄河时有三件宝，一是河图；二是开山斧；三是定海神针。传说河图是黄河水神河伯授给大禹的。

　　[编辑本段]河伯传说

　　古时候，在华阴潼乡有个叫冯夷的人，不安心耕种，一心想成仙。他听说人喝上一百天水仙花的汁液，就可化为仙体，于是就到处找水仙花。

　　大禹治理黄河之前，黄河流到中原，没有固定的河道，到处漫流，经常泛滥成灾。地面上七股八道，沟沟汊汊全是黄河水。冯夷东奔西跑找水仙花，就常渡黄河、跨黄河、过黄河，常 和黄河打交道。转眼过了九十九天，再找上一棵水仙花，吮吸一天水仙花的汁液，就可成仙了。冯夷很得意，又过黄河去一个小村庄找水仙花。这里的水不深，冯夷趟水过河，到了河中间，突然河水涨了。他一慌，脚下打滑，跌倒在黄河中，活活被淹死。

　　冯夷死后，一肚子冤屈怨气，咬牙切齿地恨透了黄河，就到玉帝那里去告黄河的状。玉帝听说黄河没人管教，到处横流撒野，危害百姓，也很恼火。他见冯夷已吮吸了九十九天水仙花的汁液，也该成仙了，就问冯夷愿不愿意去当黄河水神，治理黄河。冯夷喜出望外。满口答应。这一来可了却自己成仙的心愿，二来可报被淹死之仇。

　　冯夷当了黄河水神，人称河伯。他从来没有挨过治水的事儿，一下子担起治理黄河的大任，束手无策，发了愁。咋办呢？自己道行浅，又没什么法宝仙术，只好又去向玉帝讨教办法。玉帝告诉他，要治理好黄河，先要摸清黄河的水情，画幅河图，有黄河的水情河图为依据，治理黄河就省事多啦。

　　河伯按着玉帝的指点，一心要画幅河图，他先到了自己的老家，想找乡亲们帮帮忙。乡亲们都讨厌他好逸恶劳，没人搭理他。他找到村里的后老汉，讲了他治理黄河的大志。后老汉见他如今成了仙，要给百姓们办点好事，就答应帮帮他。从此，河伯和后老汉风里来雨里去，跋山涉水，察看黄河水情。两个人一跑就是好几年，硬是把后老汉累病了。后老汉只有回去，剩下河伯继续沿黄河察看水情。分手时，后老汉再三嘱咐河伯，干事要干到底，不要中途而废，画好图就动手治理黄河，人手不够，他说服乡亲们帮忙。

　　查水情，画河图，是个苦差事。等河伯把河图画好，已年老体弱了。河伯看着河图，黄河哪里深，哪里浅；哪里好冲堤，哪里易决口；哪里该挖，哪里该堵；哪里能断水，哪里可排洪，画得一清二楚。只可叹自己没有气力去照图治理黄河了，很伤心。河伯想想，总有一天会有能人来治理黄河的，那时，把河图授给他，也算自己没有白操心。

　　河伯从此就在黄河底下安度晚年，再没有露面。不料，黄河连连涨水，屡屡泛滥。百姓们知道玉帝派河伯来治水，却不见他的面，都骂河伯不尽职尽责，不管百姓死活。

　　后老汉在病床上天天盼河伯，一晃好些年不见面。他对治理黄河的事不放心，要去找河伯。他儿子叫羿，射箭百发百中。无论后老汉如何讲，羿不让他去找河伯。后老汉不听儿子劝阻，结果遇上黄河决口，被冲走淹死，连尸体都没找到。后羿非常恨河伯，咬着牙说，早晚要把河伯射死。

　　后来，到了大禹出来治水的时候，河伯决定把黄河河图授给他。

　　这一天，河伯听说大禹带着开山斧、避水剑来到黄河边，他就带着河图从水底出来，寻找大禹。河伯和大禹没见过面，谁也不认谁。河伯走了半天，累得正想歇一歇，看见河对岸走着一个年轻人。这年轻人英武雄伟，想必是大禹，河伯就喊着问起来：“喂，你是谁？”

　　对岸的年轻人不是大禹，是后羿。他抬头一看，河对岸一个仙风道骨的老人在喊，就问道：“你是谁？”

　　河伯高声说：“我是河伯。你是大禹吗？”

　　后羿一听是河伯，顿时怒冲心头，冷笑一声，说：“我就是大禹。”说着张弓搭箭，不问青红皂白，“嗖”地一箭，射中河伯左眼。河伯拔箭捂眼，疼得直流虚汗。心里骂道：“混帐大禹，好不讲道理！”他越想越气，就去撕那幅水情图。正在这时，猛地传来一声大喊：“河伯！不要撕图。”河伯忍痛用右眼一看，对岸一个头戴斗笠的人，拦住了后羿。这个人就是大禹，他知道河伯画了幅黄河河图，正要找河伯求教呢。后羿推开大禹，又要搭箭张弓。大禹死死拽住他，把河伯画图的艰辛讲了，后羿才后悔自己冒失莽撞，射瞎了河伯的左眼。

　　后羿随大禹一同趟过河。后羿向河伯承认了过错。河伯知道了后羿是后老汉的儿子，也没多怪罪。大禹对河伯说：“我是大禹，特地来找你求教治理黄河的办法哩。”

　　河伯说：“我的心血和治河办法都在这张图上，现在授给你吧。”

　　大禹展图一看，图上密密麻麻，圈圈点点，把黄河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的水情画得一清二楚。大禹高兴极啦。他要谢谢河伯，一抬头，河伯跃进黄河早没影了。

　　大禹得了黄河水情图，日夜不停，根据图上的指点，终于治住了黄河。

　　位于山西省芮城县东南5公里的黄河岸边的神柏峪，相传是大禹勘察水情、并在河边的柏树上拴马歇脚的地方。后人在此处河边修建了一座禹王庙，以示纪念。

　　[编辑本段]殚精竭虑

　　在浙江省绍兴市的会稽山下，人们还修建了大禹的陵墓——禹陵，以纪念他的丰功伟绩。

　　在大禹治水的过程中，留下了许多感人的事迹。相传他借助自己发明的原始测量工具——准绳和规矩，走遍大河上下，用神斧劈开龙门和伊撅，凿通积石山和青铜峡，使河水畅通无阻。他治水居外13年，三过家门而不入，连自己刚出生的孩子都没工夫去爱抚，不畏艰苦，身先士卒，腿上的汗毛都在劳动中被磨光了。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成功地治理黄河水患的治水英雄。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之间经济文化不断交流，各种能够论著异曲纷呈，关于河事的记载也逐渐曾加。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禹贡》一书就是一本专门记述地理情况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