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小吃我不是太了解。至于第二个问题，我觉得有以下几点原因，可能不严谨，只是我的一家之言哈。

一、20世纪初期发生了新文化运动，对大陆的旧文化冲击很大，而台湾是日本殖民地；

二、1949年有一大批国内知识分子随国民党退往台湾，把传统文化正统带向台湾。现在我们看到两岸有两个清华大学，千万别以为大陆的是清华的正统，大陆的清华已经退化成理工类高校了，正统在台湾。。。

三、大陆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很多古籍和传统习俗已经在“破四旧”的过程中被摧毁；

四、经济全球化带来了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剧烈冲击，这种冲击既影响大陆，又影响台湾，所以当前两岸已经开始在各方面逐渐趋同，这种差别的减小，也预示两岸必定走向统一的未来。

希望我的回答您能满意。

历史上规模比较大的焚书有四次,秦孝公焚书(不太多,没认真实行),秦始皇焚书(虽然数目比较大,但由于当时书目并不多,所以不是第一),梁元帝焚书(大约14万册)和乾隆皇帝焚书(71万卷),其中最大的应该是乾隆皇帝焚书

虽然我们都知道他曾经组织过大型丛书<四库全书>的编纂,但是他的根本目的却是在于推行文化专制主义,以巩固清王朝的统治他曾两次提出,对古籍该"毁弃"的应该毁弃,该"删改"的应该删改,因此,有些书往往被弄的面目全非据统计,在1773-1782编书的十年里,仅浙江省就毁书24次,被毁书籍达到538种,13862部江西巡抚海成,仅在乾隆41年(1776年)就搜缴焚书8000多部

整个乾隆时期,共焚毁图书71万卷之多正因为焚书不是在一个短的时期内进行的,所以常常被忽略掉

相比之下,文革破四旧持续时间短多了,而且,那时侯也有很多图书被妥善的保管着

据古籍记载：“冶仙居其上，时放灯光”。但“冶仙”却从来无人见过，而时放灯光，却有人亲眼目睹。旧时每逢旧历正月十五灯节期间，山下附近有些善男信女们要到塔前庙内烧香上供，有的人还要在庙门口或塔角上挂些小红灯笼，到了夜晚，点燃蜡烛之后，灯光四射，从山下望去，就像天空中的红星在闪闪发光，其景色绝妙非凡，因此而得“冶塔仙灯”之景名。

冶仙塔始建于辽代重熙八年（公元1039年），塔前有庙，名曰普照寺，明嘉靖·庚戌时，胡虏人来犯，殿宇毁于火，重修后改为普济寺。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重修冶仙塔，并建南海大士佛殿之楹，光绪十五年（1889年），塔顶被雷击去（见民国三年《密云县志》卷一之四），后又重修。此塔虽经多次重修，但其结构一直保持辽代建筑风格，塔高12米，直径6米，平面呈八角形，三檐空心，塔身分上下两层，每层各有拱形券门，可以出入，门洞朝南，周围有砖雕假窗和各种砖雕花饰，塔基、塔身、塔顶全部为砖雕仿木结构，下层券门两侧有清代人书刻的一副对联曰：“高插云汉文人笔，重领檀营武士冠”，横批三个大字是“普济寺”。在十年动乱中，这座珍贵的辽塔，于1967年以“破四旧”为名被炸毁。

1、源于姒姓，出自上古夏朝贵族翁难乙，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启为夏朝君王时期，有个贵族叫翁难乙，相传为翁氏最古老的祖先。

2、源于姬姓，出自西周昭王的庶子，属于帝王赐姓为氏。相传，周昭王姬瑕的庶幼子生下时双手紧握，别人怎么都掰不开，惟独周昭王去掰，应手而开。只见婴儿左手手纹象个“公”字，右手手纹象个“羽”字，合起来成个“翁”字，周昭王即赐姓翁，取名弘，成为翁氏始祖。

3、源于姬姓，出自周昭王庶子的封地，属于以封邑名称为氏。据史料及《元和姓纂》的记载，周昭王的庶子食采于翁山(今浙江定海，一说广东翁源)，另外在史籍《姓氏考略》中也记载：“周昭王庶子食采于翁山，因以为氏，望出钱塘。”

4、源于蒙古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源于满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扩展资料

翁姓名人

1、翁承赞

翁承赞(859～932) 字文尧（一作文饶），晚年号狎鸥翁，莆阳兴福里竹啸庄（今北高镇竹庄村）人。翁氏为礼乐名家，东南茂族，其先京兆人也。

曾祖何，官检校右散骑常侍；祖则，官大理司直；父巨隅，荣王府咨议参军，赠光禄少卿，累迁少府监，居兴福里，见其地“前有海水朝宗，后有竹林环荫”，遂名其乡“竹啸翁庄”。

2、翁同龢

翁同龢（1830-1904），字叔平，号松禅， 别署均斋、瓶笙、瓶庐居士、并眉居士等，别号天放闲人，晚号瓶庵居士，江苏常熟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政治家、书法艺术家。

体仁阁大学士翁心存第三子，咸丰六年（1856年）状元，历任户部、工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先后担任清同治、光绪两代帝师。卒后追谥文恭。

3、翁方纲

翁方纲（1733～1818年），字正三，一字忠叙，号覃溪，晚号苏斋，顺天大兴（今北京大兴区）人。清代书法家、文学家、金石学家。

乾隆十七年进士，授编修。历督广东、江西、山东三省学政，官至内阁学士。嘉庆二十三年，卒。精通金石、谱录、书画、词章之学，书法与同时的刘墉、梁同书、王文治齐名。论诗创“肌理说”，著有《粤东金石略》《苏米斋兰亭考》《复初斋诗文集》《小石帆亭著录》等。

参考资料：

国家文物局阶段的重要工作纪要（1977-1985）

1 国家级保护单位北大红楼抗震加固设计纪要及后记（另详）；

2 1978年4月给国家文物局王冶秋局长的信。有感于梁思成先生《营造法式注释序》手稿中对研究传统所受到的打击、从而产生的对谬误观念的屈从和自我批判，所以尽自己亲知亲历的认识全面说明研究传统对现代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及文物古建在“古为今用”方向的广阔途径（此信被罗哲文扣押了五年，可能王冶秋生前并未见到）——附梁先生手稿原件；

3 根据文革我国面临的现实条件及文物古建本身的价值，阐述文物保护与利用相结合的必要性、重要性和必然性，皆有实例为据，绝非概念游戏和抽象的诡辩和空谈，更不是意气之争——附已发表文章；

4 文革后文物古建损坏严重急需清查，因而组织北京市规划局、园林局、文管会（北京市文物局前身）、国旅北京分社（北京市旅游局前身）、建工部建研院、中国建筑学会等六个单位对北京地区的重要古建园林进行调查、写出调查报告、由北京市规划局打印20份传阅——附原件；

5 古北口明长城被拆毁三千米，城砖用于修营房和猪圈，还在《人民日报》上宣传拆用长城砖是“废物利用”，因而北京文管会文物处长赵学勤找我去现场调查后，因此前长城并未定为任何一级文物保护单位（仅山海关、居庸关、嘉峪关被定为第一批国家级保护单位），所以“无法可依”，因而紧急向李先念同志反映情况提出建议，经先念同志批示后，全面保护历代长城才有据可依；

6 恢复与重建圆明园的调查报告，并以侨委副主任林修德的名义向中央提出建议。新华社记者周建英在《内部通讯》（高级内参）上写了报道，新华社长曾涛也与我见面，因而圆明园这一弃置已久的废墟得到中央及社会人士的关注。在圆明园介绍情况的会议上认识时任全国文联秘书长的金紫光同志，不久他即调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因而当时还不是任何一级保护单位的圆明园在国家文物局受到关注。在众多“神仙会”七嘴八舌畅所欲言的结果，其可谓“木匠多了盖塌房”，圆明园被毫无根据地定位为“遗址园”（此前我查阅了若干日本遗址园的实例，后来又考察了欧洲庞贝、厄科兰诺、奥斯提亚、迈亚尼、德尔菲、（世界人类文化遗产）科诺索斯和菲斯塔斯（欧洲最古老的5000年前遗址）等著名遗址以及与圆明园相当的古罗马皇帝哈德良的别墅和狄华丽园等，反观圆明园根本不够格也不宜于成为遗址园，因而本来可以“化腐朽为神奇”。结合当时中央大力开展旅游事业的需要，大有发展前景的五千余亩废墟被“遗址园”的头衔和升级为国家级保护单位的虚名作茧自缚，不能有所作为，根本实现不了“以园养园”、“以园建园”的设想，反而成为收支不能相抵、填不满的无底洞，但是‘化腐朽为神奇’的理念却在浙江普陀山得到实现（另详）；

7 清东陵是一个成功的“以文物养文物”和“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保护与管理的实例。在调研阶段还在裕妃陵发现容妃（即香妃）墓，经过考定新疆喀叶传说中的香妃墓，实为香妃家族墓。香妃本人葬于东陵，骷髅上维吾尔族发辫也可证明是香妃本人的骸骨。兼谈明十三陵、清西陵的保护管理问题；

8 浙江普陀山是佛教的大名山之一，为观音菩萨道场。文革时万余尊佛像一扫而光。岛上原有三大寺、六大庵、72茅蓬。除三大寺尚完整外，其余皆残破不堪。如按照常规修复，难以想象。更严重的是文革破四旧的遗毒远未“拨乱反正”、文物与“四旧”混淆不清。所以首先应明确区别历史文化与封建迷信的不同本质，历史地说明三大宗教传入我国后并非全为迷信，也带来了文化、艺术和哲理，特别是佛教传入后与传统的儒家、道家融为一体，丰富了传统文化，而作为传统文化当然有不少糟粕，所以区别其精华与糟粕，并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是完全必要的，不能混为一谈。

但是要想做到这一点，必需完整地保存其原貌、原状才能进行具体分析。古建筑、庙宇等作为历史文化的载体，物质地保存了其精神内涵的原貌，使后人得以进行分析研究，这就是保存文物的重要意义和目的。当时陪同我一起考察的有一个舟山地区组成的包括普陀山当地的徐书记在内的“五人小组”一路边看、边谈、边议，最后除一位（大约是木材公司经理）坚持反对恢复外，其余四人皆同意恢复，当然还有更重要的现实利益问题。借“改革开放”的东风，以普陀山在佛教世界的声誉开展旅游事业是非常有益的。在此前提下，我提出按照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因陋就简、修旧利废，边修复、边开放、边受益的原则“滚动发展”。投入少、收益快、尽早起步、尽快脱贫（1978-1988年间我多次去江浙一带，鱼米之乡的江浙当时却饥民遍地）。

按此实施的结果，第二年再去时即有收益，第三年去时已大见实效，但也出现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破坏文物及环境的苗头，以后我未再去，但我认为很值得从全过程“解剖一个麻雀”认真总结一下，和圆明园也是个鲜明对比。

这是又一个以其本身固有的价值，实现“凤凰涅盘、浴火重生”的成功例证，但要避免片面性，防止走向反面，我认为所谓“可持续发展”只有进入良性循环才能达到。——附《建筑学报》关于普陀山规划一文；

9 保存德胜门箭楼始末：当时二环规划要拆除德胜门箭楼，为了保证二环路国庆通车，拆除德胜门箭楼的施工队已进场，北京市的赵学勤紧急来找我。我到现场后根据崇文门交通问题的经验教训，不能单纯的“力保”德胜门箭楼不拆，而不顾解决现实交通的问题，所以我首先到市政设计院看了德胜门立交方案，并在原方案的基础上将立交桥一分为二在箭楼两侧绕过。这样就可以既保存了箭楼又不影响二环通车。

所以我认为规划工作的实质是以艺术的手段统一矛盾，而不是片面地按照一方面的意见（长官或专家）强行贯彻片面的主观意图，如果矛盾得不到统一，不仅不是完善的方案，而且会产生后遗症，甚至恶性循环；

10 古观象台塌毁后，因正好斜对外交公寓，所以外国通讯社率先报导。刚上任的局长齐光要我马上去现场勘察原因。我首先组织人将台上的天文仪器抢救下来置于安全地带（有照片），实地观察是由于修地铁环线时没有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只有一个国家文物局与地铁签署的由地铁负责加固基础的协议而没有提出加固方案，罗哲文经办），所以在元、明城台接缝处产生滑坡……据此提出大、中、小三个修复方案（后由鸣谦负责实施其中的‘大’方案），并统筹考虑修复后的完整性，向当时负责科技工作的副总理方毅提出收回被某单位占用的紫微宫，最后由方毅报小平同志批示收回；

11 与金紫光副局长赴江西考察文物古迹及革命文物，拨款修缮宁都暴动遗址。因陶渊明墓的迁建及新建陶渊明祠以及重建滕王阁、浔阳楼等问题，江西省提出纪念以陶渊明为首的江西十大历史文化名人，是为最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又因滕王阁原址已没入赣江，论证是否恢复、为何恢复等问题，我提出文物古迹的价值并不限于其本身是否为原物或原构，实质问题是其反映的内涵的价值。如北大红楼其价值并不在于其本身设计或建造的优劣，而在于其作为纪念“五四运动”的物质载体。其后我在中国文化报上发表《建筑作为艺术和历史文化的载体》，即举江南三大名楼的价值不在于其本身，而在于其为三篇历史文献的载体，所以屡毁屡建，新建者仍应作为文物，有纪念意义的现代建筑也将作为文物；

12 1980年芜湖会议上（建筑学会、历史理论学会），我和同济大学的罗小未先生议论并提出文物建筑不应只限于传统木石结构体系，也应包括西风东渐后的西式建筑体系。最早可溯源于乾隆在圆明园中建设的西洋楼，及其后流行于北京的“圆明园式”建筑以及洋务运动后产生的新建筑类型，如诸多的“制造局”和外国建筑师设计的仿古建筑，如北京图书馆、燕京大学、协和医院等，也包括租界区的纯西方建筑。其后我去负责编写《北京城建史迹》扩大提纲时，将这类建筑纳入北京近现代建筑一章中，所以哄传的所谓梁先生主张原封不动地保存明清北京城作为大个博物馆是完全讹误的。因为北京城是不断发展、演变的，所谓“明清北京城”如何断代？实际上任何城市都有一个始、兴、盛、衰的过程，应妥善保留和保护的是各个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佳作和杰作，而不是单纯的以建筑的年代和形式、风格等界定其是否为文物。

芜湖会议上还首先提出民居及民间建筑亦应选定有代表性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会议赴安徽歙县考察并提出“老屋角”等若干民居报批为保护单位，兼及山西及景德镇等处的民居；

13 与伊-沈（伊顿和沈坚白（原长城饭店总裁））合作广东佛山“中国古代文化游乐中心”的选址规划与可行性研究并共同参观考察清东陵、圆明园、河南中州旅游区等。兼谈6个W在投资决策中的重要性及当时我国立项程序中存在的问题；

14 河南开封“宋城整建委员会”咨询顾问及河南“中州旅游区”规划招商引资；洛阳龙门石窟漫水桥的鉴定；

开封宋城整建规划：由于宋开封城的遗址、遗迹已深埋于地下6-9米处，地上的宋街只是仿照《清明上河图》而建的一条仿古街，所以在营造地上建筑时如何与地下遗址结合是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应邀作了一个宋城整建规划方案，其中：

1) 关于“包府坑”的疏浚及污水排放问题，引起普遍的城市污水排放及污染问题的研究，后来证实开封的污水排放一直影响到安徽亳州（历史文化名城）的水体，所以污水处理及再生问题是必需解决的，反映到北京（原市委公交城建部长佟铮同志），导致北京高碑店（建国后第一个）污水处理厂上马。兼谈污水再生及城市垃圾、各种尾气处理变废为宝等几个问题（附1985年给万里同志信中的有关段落和1998年给朱镕基信中有关污水处理及再生的图解部分，以及1964年北京和平北路规划中关于污水排放和市政摊销等问题的记述）；

2) 关于开封犹太人的问题：罗马帝国灭犹太国后，被打散的十个部落流亡到世界各地，其中一支于我国东汉时期进入中国。宋真宗时有一支犹太人流入开封，宋真宗接纳了他们并赐给他们七个汉姓，号称“七姓八家”（另详），要他们遵守祖制在开封定居，名为“一赐乐业”（以色列）教，这一支犹太人是流亡的犹太人中唯一被汉化了的，其余流散到各地的犹太人越受压迫，越团结、越坚持自己的信仰和习俗，形成独立的犹太人社区，而开封犹太人由于不受压迫还要他们“遵守祖制”，反而逐渐融入华夏文明。明代传教士利玛窦即派人寻找他们的族长，要帮助他们恢复并学习希伯来文，反被拒绝。1983年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记者沃伦斯基（犹太人）等多次到开封寻找这支犹太人的后裔，结果已“无影无踪”。1983年我陪同沈坚白（同为宋城整建委员会顾问）到开封时，沈受托寻找这批犹太人的后裔，结果通过开封有关部门找到六个人，他们已完全汉化，根本不懂希伯来文，也不再遵守犹太人习俗（如男子成年要行“割礼”等），只是有些卷发和鹰钩鼻等（皆有照片），开封市长方略写了一封委托信给沈坚白，托他到加拿大多伦多找回或复制一套开封犹太人的重要文物（七部羊皮经中有一部被带到开封），写《开封犹太人》的加拿大神甫怀特（Bishop White）把这些文物包括‘一赐乐业’教碑及匾带回到加拿大多伦多（或渥太华）博物馆。后因中国反对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支持阿拉伯，所以省外办压下了（方略原信仍在我处）。实际上开封犹太人是世界上唯一被同化的事例，有重大的历史文化意义，不仅体现华夏文明的包容性和亲和力，对内部各民族团结共处，而且对化解当今伊斯兰与以色列的矛盾有重大的启示借鉴作用。（我国56个民族中没有犹太族，但我去开封犹太人族长家中看到1953年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少数民族代表的大照片中有开封犹太人的代表（即该族长）；

3) 沈坚白谈引入和利用外资及对我国当时的优惠政策的几点意见和建议（另详）’

4) 关于洛阳龙门漫水桥的鉴定：当时河南省委省政府为了有利于保护龙门石窟，修了一个小平桥（漫水桥）。水经过龙门石窟前引入对岸北上，以便封闭龙门石窟前的通道。本是一个有利之举，但被某个在龙门蹲点的文保所干部告到国家文物局，说小平桥破坏了龙门石窟的环境，又转到国务院由副秘书长艾知生下令河南省停工，并组织了12位专家到龙门现场开了五天会，批判了五天，最后决议废除小平桥。我与金紫光副局长去河南时，一位副省长岳肖霞对我说：“我们好心办了错事，希望你们去看看，帮助解决一下龙门石窟的保护问题，因为龙门北面的关林（关羽墓地之一）经常有集市，南面的百姓赶集都经过龙门石窟，东面的唯一通道对保护龙门很不利，如果不建桥将人流引开，还有什么可行的有效方案（12位专家提出的建议如在龙门石窟后面开凿隧道等不但耗资巨大而且施工过程中如开山放炮更易破坏石窟，故不可行）我到现场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龙门北端的铁路大桥，震动很大，相比之下龙门南端的小平桥安静的卧在河床中是个只能走行人和人力车的漫水桥（水大时漫过桥面）我问陪同我们的河南负责文物的文化厅副厅长张家泰，如果说环境景观受影响，首先应迁移铁路大桥，如果说震动对石窟的影响，更应迁移铁路桥。（据说后来铁路桥已迁建）为什么对铁路桥视而不见，却要停建对保护龙门石窟有益无损的小平桥？由于是国务院下令停工，所以直到后来胡耀邦总书记和乔石到河南视察时由省委书记刘杰陪同视察龙门，对小平桥进行现场鉴定也认为对龙门石窟没有什么影响才下令复工。但经过“神仙会”评定的停工、撤点、再复工已平白无故的损失了30万元（1983年时30万元不是小数，有河南省的记录资料）；

15 安徽凤阳明中都遗址考察并参观“包产到户”样板。兼谈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的几点体会。（明中都遗址与《北京城建史》有关）

16 扬州会议：第一次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大会。发表《历史文化名城发展的战略问题》。主旨是，历史文化名城也要发展。会上关于历史文化名城要不要现代化问题与同济大学教授陈从周有一段“对话”。他首先向我发难，我反诘他使他无话可说。后来他画了三根竹子并题款送我，又说他见过我祖父，就算“和解”了。但是历史文化名城如何现代化的问题，既不能“抢残守阙”又不能“面目全非”，这是个普遍的问题，不同的城市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这个问题至今仍在争论，我认为仍然是“以艺术的手段统一‘古’与‘今’的矛盾”，不应该也不可能有固定模式；

17 南京大会：纪念中国建筑学会30周年。由戴念慈作报告，我与第二任建筑学会理事长、原建工部杨春茂部长及兰州副市长任震英谈论了建筑学会的任务与方法等问题。我在学会中无任何“头衔”，因为我是参加成立大会的创始会员，所以应邀参加这次大会。会议期间同时进行改组，所以我对学会活动提出意见和建议，简述如下：根据1953年成立建筑学会的主旨，学会应成为“行政”的助手，凡是不宜由行政规定或决定的问题都应在学会展开充分讨论。例如，在建国初期关于建筑艺术风格和民族形式问题都不应由行政机关作任何硬性规定，包括重大工程的艺术、技术问题都首先由学会组织讨论，但是历次运动都首先从学会开刀，因为议论多，容易抓辫子、打棍子，这是应该注意纠正的。如果没有不同意见的争论和讨论，认识如何能发展或深化，老子曰：“反者道之动”。如果都是“一边倒”、“一刀切”，我们的行政决策如何能避免片面性。时至今日关于严肃的学术性问题都不再学会正经的讨论，而是由媒体组织形形色色非本专业的“名流”哄炒，如何能正确导向？

18 在南京时学会的同志介绍会见南京林学院教授陈植，并应邀参加《中国造园史》的编写工作。这个课题是由建设部园林局出资组织的。另一为《中国园林史》因观点不同由汪菊渊主持。陈植因我祖父曾校刊明代造园古籍《园冶》所以约我参加。但《园冶》是研究江南士大夫“文人园”的，陈老先生因为我当时在国家文物局，所以分给我石窟寺和帝王陵园及名人墓园。由于没有首先充分掌握第一手资料，所以两个课题（造园史、园林史）以及亦由建设部出资的中国建筑史皆未完成。

——附《关于史学研究中史料与史观的辩证关系》、《基础资料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兼谈国家文物局的资料问题（另详）；

19 赴乌鲁木齐参加先土建筑学会会议（《民居应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发言稿），同时考察西北五省石窟寺、古城址、清真寺、藏传佛教寺院、陵、墓、古长城等文物古迹。

大西北之行同时考察西北环境变迁及古泽枯竭等问题。根据有关碑记及文献记载，西北环境恶化、水源枯竭，不过600-1000年之间的过程，结合以后去大西南和内蒙（穿越乌兰布和、腾格里、巴丹吉林等几个沙漠）的考察，环境的恶化主要由于森林植被的破坏（在大西南主要为最近半个世纪内造成的）引起河流季节化和湖泊干枯，又引起气候变化和雨量减少等一系列恶性循环，所以治理环境、植树造林是重要手段，但“为植树而植树”常流于形式，效果甚微。必须着眼于从根本上使环境产生良性逆转，形成持续的良性循环。其规律性不难认识，关键在于有效举措，从古文献中（如《言守边备塞疏》汉·晁错）得到的启示，扼要地说：必须采取综合性举措（另详）

——附1985年给万里同志信中有关“环境问题”部分；1998年给朱镕基信中有关“以新观念经营林业”的部分。

总之：一方面环境恶化十分迅速，以大西南为例，不过半个世纪雅砻江已成为季节河，但另方面也可看出使环境产生良性逆转的可能性。当然这不是一代人能完成的，但必需有个正确的开始和长远的目标：“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九重之台始于累土”！

20 北京市委公交城建部城建史书编委会编委，编写《北京城建史迹》扩大提纲，组织十个编审小组；论文《燕都蓟城考》（附原文），《北京城建史迹》对北京文物古迹保护利用及历史文化名城规划都是基础性研究，世界著名城市都有翔实的历史演变的典籍，图文并茂作为赠送贵宾的主要礼品，而北京对其起源和演变中的重要里程碑事件都缺乏系统的实物证明和史料的记载。《史迹》一书的扩大提纲本想达到这一目的，但在如何正确对待历史和“古”与“今”的辩证关系上，观念难以统一，所以停顿下来至今仍未能继续，这是十分遗憾的，像奥运会这样的盛举，介绍北京历史的典籍本应成为首要的礼品和宣传品以代替寓意不清的宣传口号！

21 日本建筑史纲（已有纲目，缺乏考察实物）。日本建筑文化源于我国却保存着比我国最早木建筑还早的古建筑（相当于隋唐），“礼失而求诸野”，所以若按梁先生所主张的根据实物来剖析建筑史，则必不可少的要研究日本古建筑。

22 浙江河姆渡遗址、宁波、绍兴、杭州、雁荡山、天台山、临海、新昌、桐庐及安徽黄山、九华山等文物古迹及风景名胜区的调查、旅游网规划。恢复“文革”时被毁的第一批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岳坟、岳庙的几点说明；

23 古建维修中的问题：

1) 不能仅仅以“整旧如旧”概括一切，要分门别类判定“律”与“例”；

2) 古建防火问题，不能仅靠高压水龙，大多数有内部装修和雕塑壁画的文物不能使用高压水龙；

3) 梁先生对赵州大石桥“整旧如新”的批判要具体分析。如原来的构件是否可移至博物馆的问题，欧洲的诸多石质古建中的精致雕塑构件已移置于博物馆，用硅橡胶复制的构件代替原件置于建筑上；

4) 新材料新技术的应用，特别是加固方法和材质的耐久性等方向要认真投入；

5) 施工过程中的各种保护举措（包括防火）。

24 古建基础资料调查整理问题

1) 基础资料调查整理、使用应有全盘考虑；

2) 应采用新的科技手段代替人力测绘。我参加过一次建筑学会活动（美国女建筑师代表团）其中纽约负责文物古建的女建筑师C Tayler介绍纽约一地、一次普查就是20万例。如果用原始观念和方法测绘、整理、筛选，如此巨大工作量难以想象，但应用新的仪器和电脑处理则很快完成；

3) 基础资料调研和历史理论研究工作密不可分——附梁先生关于《中国建筑史》编写过程中的几个关键性问题的讲述；

4) 文物工作是个既古老又新颖的工作，因为对其应用于当代的需要，范畴是十分广阔的，所以首先要有明确的目的和相关的科学方法，制定“行为规范”，最后才能有合格的人选标准、假冒伪劣分子只能败坏事业和国家的声誉！！！

——附关于所谓罗哲文到重庆美军司令部画军用地图的几个明显的谎言（另详）；

5) 历史文化名城的规划建设亦首先需要翔实的文物资料。

七洞沟旅游景区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

七洞沟古称虎跳岩、飞泉峡，是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森林康养基地和省级影视拍摄基地。景区位于长寿之乡、中国十佳生态养生旅游名县、2019中国最美县域——长宁县境内，距成贵高铁长宁站12公里，为典型丹霞峡谷地貌，森林覆盖率高达96%，桫椤群落成片，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含量高达47万个，高居四川第一，夏季气温比宜宾市区低近10度，是著名避暑胜地和天然氧吧。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七个洞崖墓群（东汉）、东汉古寺飞泉寺、千年楠木林、9D云海玻璃桥、甘泉洞和桫椤沟、洪谟沟、象鼻沟、胭脂沟等多个景点，并有大峡谷生态漂流、高空滑索和旱滑道等多个体验项目。

七洞沟处在一个面积近100平方公里，宽10余公里的台地中部。这个台地东北至泸州市合江县和重庆江津区，西南截止于宜宾市长宁县开佛镇的佛来山，绵溪河横切台地，形成绵溪河大峡谷。按照空气动力学原理，热空气上升，冷空气下沉，台地上的冷空气，源源不断地下沉汇聚到绵溪河大峡谷内，使绵溪河大峡谷中一直保持着较低的温度，成为天然的大空调，是一个极好的避暑胜地。夏季时节，景区内温度只有20来度，极其凉爽。而景区外，则是30多近40度的高温。每到夏季避暑季节，周围的农民、古河镇的市民、乃至长宁和江安县城的人们都相约到这里纳凉避暑。

七洞沟9D云海玻璃桥横骑南屏山山脉与佛来山山脉峡谷之上，全长386米，宽33米，垂直落差188米，在中国西南部地区长、宽、高都名列第一，是长宁旅游大发展靓丽新画卷之一。玻璃桥采用最新9D技术，以仿真场景与感应设置模拟多种特殊效果、立体画面，将视觉、听觉、触觉和动感完美地融为一体，给游客带来惊心动魄的刺激感受。走在桥上，不仅可以俯瞰绵溪河，还可以饱览南屏山脉、佛来山脉等2座群山的英姿；晴天时，蓝天和白云的倒影铺满天桥，让人在对透明的脚下战战兢兢之余，更乐享于踏云而行的快感；而云雾天气时，玻璃桥则在雾中若隐若现，天上人间的美景更是让人惊叹不已。

玻璃桥桥面采用12+228+12+228+12三层超白钢化夹胶玻璃组成，每平方米荷载量约为35KN（千牛）（约等于378公斤），每块玻璃可承受14吨重量，同时具有抗弯曲、耐冲击、强度高等特点。玻璃桥基础部分由-0钢筋混凝土浇筑而成，桩基深度约12米左右，全部商玲约2200立方，主索采用单边7根（两边共计14根）直径46mm的强力镀锌钢丝绳做为受力件，桥梁荷载量可以同时承载3000人。为确保安全，景区还在玻璃桥上增设了风速测量仪和桥面人流实时监控等设施，将每次上桥人流将控制在800人。同时，全面开展玻璃桥防锈防腐处理工作，制定了定期维护工作机制，确保安全。

星空旱滑道

旱滑道全长328米，高差188米，沿佛来山山脉盘旋而下，像一条飞腾的巨龙，美丽壮观。基础部分，采用钢筋混凝土浇筑，主体滑槽用高密度花岗岩构建而成，滑道上面用阳光板全部封闭，以备阴雨天安全滑行，此滑道每天可滑行人数约为8000人，在体验惊险刺激的同时，又起到了下山代步作用，是七洞沟广受游客欢迎的游乐项目之一。

绵溪河大峡谷漂流

绵溪河大峡谷漂流河道全程3公里，有7个急滩，6个碧潭，采用无动力

漂流专用橡皮艇自助漂流。河道周边风景优美，山青水秀，丛林蔽日，森林覆盖率达96%以上，负氧离子含量极高，炎炎夏日仍感清爽宜人。随着河道一路往下，时而在湍急的水流中激荡而下，时而在水流平缓处悠闲戏水，让游客在漂流中，感受到夏日难得的凉爽，更得到了心理的释放。

七个洞崖墓群和时光索桥

七个洞崖墓群位于绵溪河东岸的红色砂岩峭壁上，开凿于约2000年前的东汉。过去，当地人把七个洞称为“蛮子洞”，认为是古时候蛮夷的住所，后来，经考古专家考证为东汉时期的崖墓群。崖墓的特点就是利用山崖开凿墓室，从东汉时期开始至之后的约500年间，崖墓是四川，特别是川南长江及其支流两岸地区典型的一种墓葬方式，在整个中国都非常具有代表性。

七个洞崖墓群

七个洞崖墓群有大小崖洞墓共28座，错落分布在绵溪河畔的山崖上，其中7墓较集中，其余21墓分散错落分布。集中的7个墓按北斗七星的形状排列，均为长方形弧形顶墓室，内部有联通，墓门呈方形，由外到内逐层缩小。墓室、石棺和峭壁上有各种浮雕共189幅，如伏羲女娲、夫妻宴饮、飞龙、舞女、花卉、杂技、灯笼等，工艺精美，同时还有珍稀的文字题记7处，均为汉字，分二类：一为纪年，有“熹平元年”“延光元年”等；二为姓氏，有“黄是(氏)作此冢一门，？（该字不可辨认）究苦知者谓我直，不知者奴”等涉及墓主身份的多则题记，涉及“李”“黄”“赵”等姓氏，这也是宜宾境内发现的最早的文字遗存，汉字题记以及汉族姓氏的出现，表明这些崖洞墓的主人为古代汉族人。沿着七个洞游步道往山上走大约三十米，有二十余个离地面较近的崖墓，通过台阶可以进入墓室内部。此外，附近崖壁上还有数个未完工的古崖墓，将两千年前的崖墓开凿过程完好地保留下来，在绵溪河上游几公里范围内还存在着另外几十个东汉崖墓。

七个洞崖墓群1991年被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为省级文物保护位。2013年5月被国务院核定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东汉的七个洞崖墓群是宜宾这次入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历史最悠久的。在七个洞一侧，是60米长，横跨绵溪河的时光索桥，黄昏时分，崖墓和摇曳的索桥沐浴在夕阳的余晖下，千年时光也似乎在此刻停滞，别有一番韵味。

桫椤沟

桫椤沟位于绵溪河大峡谷东岸，当地群众称之为两合河。它发源于古河镇保民村，全长3公里多。因沟谷中长满了有“活化石”之称的国家二级保护植物桫椤而得名桫椤沟。桫椤沟，集中分布有几十株桫椤树，是景区桫椤分布最集中的景点。从桫椤沟往上，溪流形成一条高100多米的3级瀑布。桫椤沟景区规划建设面积5平方公里，环绕溪流瀑布建有长2公里多的观景和游览步行道，步行道和9D云海玻璃桥上山栈道相连。

象鼻沟

象鼻沟位于绵溪河大峡谷东岸，此沟长3公里。相传，在东汉时期，

象鼻沟上有一座寺庙，叫象鼻寺。寺庙里供奉有普贤菩萨。人们在晚上经常看到六牙白象这条溪沟里吸水，于是，人们就将此沟称之为象鼻沟。周洪谟在史家铺报恩寺读书时，经常在老师牟秉常先生的带领下，到象鼻寺向主持方丈学习，象鼻沟山腰修建有高空滑索。

胭脂沟

胭脂沟位于绵溪河大峡谷西岸，发源于古河镇兴隆村，全长近4公里。相传，每年七月初七，天上的七仙女都要下凡来到胭脂沟里来，惊动了诸路神仙，他们也纷纷出来迎接七仙女的到来。特别是螃蟹，这一晚溪沟里到处都是。仙女们在胭脂沟里沐浴、嬉戏。久而久之，这溪沟里的水，也浸满了仙女们身上的胭脂，溪水也发出淡淡的胭脂味道，因而得名胭脂沟。

其实，胭脂沟的溪水里有胭脂的感觉，是因为溪水中含有丰富的偏硅酸，用含有偏硅酸的溪水洗手、洗脸，就像抹了胭脂一样，因而称之为胭脂沟。胭脂沟是七条沟中溪水流量最大的一条沟。沟内有多姿多彩的瀑布群。胭脂沟汇入绵溪河处有高滩子电站。紧邻的是胭脂沱电站。

洪谟沟

洪谟沟位于绵溪河大峡谷东岸，总长3公里多，因明代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为国名儒周洪谟小时候在此学习过而得名。洪谟在附近报恩寺念书时见此处岩石天然形成石屋，环境又清幽雅静，十分适合读书，因此常来此处静读，后来洪谟以四川的乡试第一名的身份进入全国会试，并在明英宗朱祁镇亲自主持的殿试策论中，深得赏识，英宗本想钦点他为状元（第一名），但因为他“身材不硕”，似乎有碍大明帝国的形象，只得让他委屈一下，做了榜眼（第二名）。直至今日，时有游客带着孩子来此处读书片刻，以求得好兆头。洪谟沟现有洪谟居、进士门等景点。

周洪谟以文起家，历任翰林院侍读学士、国子监祭酒、礼部右侍郎、左侍郎、礼部尚书，后加任加封太子少保、资政大夫，谥号“文安”，为官46年，历经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5朝4帝，经历土木堡之变、京师保卫战和夺门之变；他被明宪宗朱见深称为“为国名儒”，赞扬他“贯通经史，识达天文，具忠爱之诚，启沃两京，传我文明”；晚年退休后参与创建了翠屏书院（今宜宾市一中），洪谟以儒名世，一生著述甚丰，其中“峨眉天下秀”这句享誉世界的形象口号，就来自周洪谟的《眉山天下秀》。后人争相效仿，希望把孩子培养成周洪谟这样造福桑梓的有用之人，也经常把孩子带到这里学习了解汉学知识。为了纪念这些事儿，人们就把这条沟命名为洪谟沟。沿洪谟沟溪流而上，修建了全长720米环形游览步道，沿着步道可以欣赏洪谟斋、洪谟墨、洪谟砚等天然丹霞景观和亿年前白垩纪时代的海洋遗迹。

白马沟

白马沟位于绵溪河大峡谷东岸，沟长3公里多，是明代的“为国名儒”、礼部尚书、太子少保周洪谟读书和在京为官省亲时，经常拴白马的地方，故名白马沟。相传，周洪谟爱骑白马，在报恩寺读书时，在经常骑白马到绵溪河大峡谷考察和研究汉文化。他骑的白马就经常拴在这里。

周洪谟是一个非常爱家的孩子，明朝正统十年（1445年）在他26岁时殿试高中榜眼，授翰林院编修以后，经常回家看望妻子。为了能按时进院不迟到，又能见到妻子，他就将家乡特有竹种——绵溪河大峡谷里的硬头黄竹点化成白马，骑着白马往返于老家和京城。回家看望妻子市时，为了不被别人发现，他大多都把白马又变回硬头黄竹，放在白马沟里。

白马沟是东汉岩墓群分布最集中的地方，在红色的砂岩石壁上，高高低低分布着20多个崖墓。有些矮的崖墓，游客还可以走进洞中考察或观赏。白马沟已经修建了760米长的游览步行道，将绵溪河边的游览步行道、七个洞东汉崖墓群和连成旅游环线。白马沟旅游环线又通过时光索桥，将峡谷对岸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七洞沟大的旅游环线之一。

在白马沟山腰处，有5尊三国时关羽、张飞、马超、黄忠、赵云等五虎上将的雕像，由于年代久远，如今雕像已经只剩下5尊石柱。

琴蛙石

在绵溪河大峡谷东岸，有一块红色砂岩，凸兀于路旁，形状如一只正在弹奏的弹琴蛙，人们把这块巨石称之为琴娃石。相传明朝时，周洪谟将一位名叫穆槐的小姑娘背过绵溪河，不想这位姑娘就此爱上周洪谟，从那以后，穆槐经常回到原地等候，希望周洪谟再次出现。而她却不知道周洪谟已经外出求学，再没出现过。为了打发枯燥的等候时光，穆槐学会了弹琴，时间如绵溪河的流水，一去不复返，穆槐也由一位活泼可爱的小姑娘变成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她的执着和爱感动了在此炼丹的太上老君，于是太上老君将穆槐变成一只活泼可爱的弹琴蛙，永远停留在这里弹琴，等候周洪谟的到来。而今，除了冬季，每到夜晚，在琴蛙石都可以听见穆槐‘叮叮、咚咚’的弹琴声。

楠木古寺——飞泉寺

飞泉寺，位于七洞沟旅游景区绵溪河大峡谷的谷口山麓，四周被近百株百年楠木环绕，在汉代，因寺庙背后的来龙山上有一条清泉飞流而下，故名飞泉寺。飞泉寺主体全部由楠木建成，根据寺内历代石碑和长宁、江安县志记载，该寺始建于汉代，鼎盛于南北朝，于明清翻修，至今已有1700余年。寺中院坝内曾有一巨石，斜卧耸立，高约8米，形态似一只雄壮的犀牛遥望深邃的夜空，有僧人常常在夜间到此打坐悟禅，修行人生，所以取名“犀牛望月”，后在文革期间被毁。

飞泉寺前殿以四根巨大的石柱为主体，石柱上原本有石刻楹联，因年代久远，如今只有仔细辨认才能看到隐约的雕刻痕迹了。正殿则主要由四根直径约70CM的巨大楠木为主要支撑，除此之外，寺院其他柱、梁、檩也均为楠木所造，被称为楠木古寺。解放后，这里曾作为长宁县古河区飞泉乡政府的办公场地，这使飞泉寺逃脱了像其他寺院一样被毁的命运，从而得以完整保留至今，成为为数不多的非近代重建的寺院。文革-期间，为了保护寺内石碑不受“破四旧”破坏，乡政府和当地群众通过在石碑表面用糯米和石灰粘接一层石板的方法，将石碑掩藏起来，使之免遭破坏，在今天，人们还能清楚地看到石板粘接的痕迹。

千年楠木林

楠木为木中之王，是古代皇家专用木材，因此又有帝王木之称，七洞沟自然生长着数百株楠木，其中飞泉寺周围集中分布了近百株几百年树龄的楠木，该楠木林为中国已发现的26片正宗楠木林（小叶桢楠和黑壳楠常被误认为是楠木）中唯一分布于海拔300米以下的（海拔276米），是中国海拔分布高度最低的楠木林，而其中约十分之一是金丝楠，是四川唯一的“金丝楠”物种采种基因库，将金丝楠的树叶拿到太阳下逆光而看，可以清晰地看到金线状的叶脉，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这里的楠木曾作为神木进贡朝廷，挑起了故宫的大梁。

丹霞奇观甘泉洞

甘泉洞是丹霞地貌中罕见的的大型洞穴，洞长约200米，宽近20米，高约6米。因为它是一个常年无水的干的岩洞，当地村民称为“干岩洞”，洞内冬暖夏凉，蚊虫不生。对洞穴的形成原因，专家认为有三个：一是岩石的差异风化。在抗风化能力强的巨厚的砂岩下，沉积了抗风化能力弱的泥岩，泥岩不断风化，洞穴越来越大、越来越宽。二是河水的不断冲刷。岩洞底部与溪流的河床齐平，年年暴涨的洪水的不断冲刷，也是洞穴不断扩大。三是附近村民的人为采石。村民采石修路，打掉了洞穴中部分坚硬的岩石，扩大了洞穴容积。

古寨位于七洞沟景区飞泉寺背后的来龙山上，公路建成之前，是方圆近百平方公里台地岩上下山的必经之路。寨墙由一条长约三百米，高约四米的天然石脊组成，凹缺处用条石砌筑，寨门则是斩断石脊而成，长满青苔，残缺不全，正面有近代雕刻的菩萨像和古河区森林防火题字。古寨来历成谜，当地人均不知古寨修建朝代，古籍中也不见记载。

网红摇摆桥

网红摇摆桥位于漂流起点处。

喊泉位于桫椤沟和玻璃桥入口，包括一个30米喊泉和一个80米超高喊泉。

大峡谷高空滑索位于象鼻沟山腰处，全长近400米，高近100米，横跨绵溪河大峡谷，后续景区将继续推进高空自行车、高空蹦极、极限飞跃等项目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