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存最早的脉学专著是《黄帝内经》。

一、《黄帝内经》的背景和概述

《黄帝内经》又称《黄帝内经素问》，是我国古代医学经典之一，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它是中国古代脉学的重要著作，通过对人体脏腑、经络、气血等内外环境的观察和研究，总结出了一套独特的脉学理论和诊断方法。

二、《黄帝内经》与脉学的关系

1脉学的重要性：脉学是中医诊断的核心内容之一，通过观察脉象来判断人体的健康状况和疾病变化。《黄帝内经》对脉学的研究给予了很高的重视，将脉象作为判断疾病的重要依据之一。

2脉学的理论基础：《黄帝内经》中有关脉学的篇章主要包括《卫气象应篇》、《针解篇》、《营卫生会篇》等。这些篇章系统地阐述了脉搏的形态、节律和变化规律，以及与脏腑、经络等内外环境的关系。

3脉学的临床应用：《黄帝内经》中的脉学理论不仅是对人体生理状况的观察和总结，还将其应用于临床诊断和治疗。通过观察脉象的变化来辨别疾病的性质和病情的轻重，进而制定相应的治疗方案。

三、《黄帝内经》对后世的影响

1理论基础的奠定：《黄帝内经》的脉学理论为后世的中医脉学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基础，成为后世医家研究和发展脉学的重要依据。

2临床经验的积累：《黄帝内经》中详细记录了大量的临床经验和脉象与疾病的关系，为后世医师在临床实践中提供了重要指导。

综上所述，《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脉学专著，对我国古代脉学的发展和后世中医脉学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资料扩展

脉学是利用切脉诊治疾病，是中医诊断学中的一项独特方法。我国人民很早便发现了人体血液循环的道理，并且发现通过切脉可以观察内脏器官的病变，有关情况在《周礼》、《内经》等古籍中得到记载。在长期实践的基础上，著名医学家扁鹊总结前人经验，创立了脉学。

经筋是指附属十二经脉的筋膜系统，是十二经脉之气濡养筋肉骨节的体系，具有约束骨骼，屈伸关节的功能。全身筋肉按十二经脉连属，分成十二经筋，简称“经筋”。出《黄帝内经灵枢·经筋》。经筋各起于四肢末端，结聚于关节和骨骼部，有的进入胸腹腔，但不络属脏腑。十二经筋具有联结四肢关节，主司关节运动作用。其病候可表现出属寒属热两方面。寒则筋脉拘急，背部筋脉拘急（阳急）可产生角弓反张，胸腹部筋脉拘急（阴急）可产生俯不能伸。热则经筋弛缓不收。治疗可用“燔针劫刺”，按病痛处取穴（以痛为腧）。十二经筋为经络分类名。简称经筋。指全身筋肉组织附属于十二经脉而分成十二个部分，也是十二经脉在躯体和四肢部与筋肉组织的相互联系。出《黄帝内经灵枢·经筋》。其分布与十二经脉循行大致相同。起于四肢末端爪甲，结于关节和骨骼，走向躯干，上起于颈项，终止于头面。阳筋分布体外，阴筋进入体腔，但不与内脏相联。其中，手三阳经筋都结于额角（角），足三阳经筋都经缺盆上结于颧骨部（頄）和目周围，手三阴经筋并入胸中再结于胸膈部（贲），足三阴经筋都结于阴器。经筋发病的特点为“寒则反折筋急，热则筋弛纵不收”。主要表现为掣引、痹痛、弛缓、挛急等。治疗上，寒证可采用“燔针劫刺”局部俞穴；热证以泄阳邪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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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大发明”之前，我国古籍中已经有用磁石制作工具来判定方向的记载，这种工具名叫“司南”。专家一般认为，司南是诞生于我国战国时代的指南器，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指南针。

据《古矿录》记载，这种用磁石来指示方向的用法，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的河北磁山（今河北省邯郸市磁山一带）。《鬼谷子》中又有“故郑人之取玉也，载司南之车”的记载，鬼谷子本人、文中所说的取玉的“郑人”、以及其他古籍中记载出产磁石的磁山，恰好都位于当时的邯郸文化圈内。

也就是说，鬼谷子极有可能见闻了当时这种用磁石指示方向的技术，然后写进了自己的书里。

现在我们经常见到的司南形状，来自我国科技史学家王振铎考证并复原的指南工具。王先生的复原依据，则来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韩非子》以及东汉思想家王充《论衡》“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的记载。

将磁石的南极磨成勺子的柄，放在金属制成的光滑底盘上，盘上标出表示方向的纹路。这个磁勺子在底盘上停止转动时，勺子柄就会指向正南方。

除了司南之外，指南车是另一种存在于古籍记载中、拥有指示方向功能的工具。传说黄帝和周公都曾经制造和使用指南车。

但根据后世对汉代指南车的研究，证实这种车上的人像之所以能够永远指向南方，依赖的是机械结构，而并不是磁石的物理性质。王先生同样也依据记载复原出了指南车的模型，至今仍在博物馆中展出。

到了北宋年间，水浮磁针和指南鱼已经能够较为便捷地运用在生活之中，元代更是诞生了专门搭配这两者使用的指南针瓷碗——瓷碗中烧制了类似坐标系的线条，将磁针或者指南鱼放在水面上，观察其方向，再借助瓷碗中的辅助线，即可算出当前所朝的方向。

古代关于磁学的知识相当丰富。我们祖先对磁的认识，最初是从冶铁业开始的。古籍中记载了很多有关磁学知识。磁与电有本质上的联系。古代对于某些静电现象的记载，如摩擦起电、地光与极光的电磁现象等，这恰恰是和磁现象相并列的。在我国古代，大约在春秋末期成书的《管子•地教篇》、战国时期的《鬼谷子》、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等，都曾记述了天然磁石及其吸铁现象，还记述了世界上最古老的指南针“司南”。

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自觉功绩可以与三皇五帝相比。他嫌都城咸阳的宫室太小，不足以展现自己君临天下的威仪，就在公元前212年，下令在王家园囿上林苑所在的渭河之南、皂河之西，建造规模庞大的宫殿群落阿房宫。

相传当年秦始皇在建造阿房宫北阙门时，令能工巧匠们“累磁石为之”，故称“磁石门”。磁石门运用了“磁石召铁”的原理，类似现代的安全检查门。

磁石门的作用，一是为了防止行刺者，在入门时以磁石的吸铁性能使隐甲怀刃者不能通过；二是为了向“四夷朝者”显示神奇，使其惊恐却步，不敢有异心，故也称“却胡门”。

磁石门的营造，反映了秦国高超的科学技术水平。这在我国乃至世界历史上尚属首创，可以算得上是世界科技史上的一大创举。

其实远在2000多年前，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就开始同磁打交道。人们在同磁石不断接触中，逐渐了解到它的某些特性，并且利用这些特性来为人类服务。

古人在寻找铁矿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磁铁矿，就是磁石。我国古籍中关于磁石的最早记载，是在《管子•地教篇》中：“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古代人把磁石的吸铁特性比作母子相恋，认为“石，铁之母也。以有慈石，故能引其子；石之不慈者，亦不能引也”。因此，汉代初期，都是把“磁石”写成“慈石”。对于磁石吸铁这一问题，宋代道士陈显微和道教学者俞琰曾经作过探讨，认为磁石所以吸铁，是有它们本身内部的原因，是由铁和磁石之间内在的“气”的联系决定的，是“神与气合”使然。

明代末期地理学家刘献廷在他的《广阳杂记》一书中也认为，磁石吸铁是由于它们之间具有“隔碍潜通”的特性。刘献廷还把铁的磁屏蔽作用理解为“自然之理”。

这种力图用自然界本身来解释自然现象的观点是唯物主义的。考虑到当时的科学水平，也只能作出这样解释。

我国古代还把磁石吸铁性应用于生产上。清代乾隆年间进士朱琰著的《A说》记有古代烧白瓷器的时候，用磁石过滤釉水中的铁屑。因为素瓷如果沾有铁屑，烧成后就会有黑斑。

磁石也应用于医疗上，明代医学家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记载，宋代的人用磁石吸铁作用来进行某种外科手术，如在眼里或口里吸收某些细小的铁质异物。这在现代已经发展为一种专门的磁性疗法，对关节炎等疾病显示出良好的疗效。

我国关于地球磁场可以磁化铁物的记载，也见于一些著作中。如明代方以智的《物理小识》卷8《指南说》的注中引滕揖的话：“铁条长而均者，悬之亦指南。”

磁偏角、磁倾角和地磁场的水平分量称作“地磁三要素”。欧洲人对磁偏角的发现是在哥伦布海上探险途中的1492年，磁倾角的发现还要晚一些。而我国对磁偏角、磁倾角的发现都要早得多。

北宋时期官修军事著作《武经总要》所记述的制指南针法，是包含有一定的地磁学知识的。甚至有关磁倾角的知识也反映在这种磁化法中。既然指南针在磁化过程中要北端向下倾斜，这就隐含着当时的人们已经意识到有个倾角的存在。

至今所发现的有关磁偏角的比较权威的文献记载，是北宋时期沈括的《梦溪笔谈》。

沈括在磁学上的贡献有如下3点：一是给出了人工磁化方法，二是在历史上第一次指出了地磁场存在磁偏角，三是讨论了指南针的4种装置方法，为航海用指南针的制造奠定了基础。另外，沈括对大气中的光、电现象也进行了研究。

从后来的地磁学发展知道，磁偏角是随地点的变化而变化的，而同一地点的磁偏角大小又随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改变。这些变化是由于地磁极不断变动所致。

至南宋时期，磁偏角因地而异的情况有了更明确的记载，并且被应用到堪舆罗盘上。

至元明清时期，堪舆罗盘也都设有缝针，而且不同时期、不同地域所制的罗盘的缝针方位也都不一致。这可以看成是我国古代关于偏角因时、地而变化的原始记录。

在物理学上，磁与电有着本质上的联系。我国古人把磁现象与静电现象联系在一起，并且统一地归结为“气”，是有意义的。后来人们对于静电吸力的观察更加深入了，发现了一些特别的情况。

比如三国时期，人们已经知道“琥珀不取腐芥”。“琥珀”是一种树脂化石，绝缘性能很好，经过摩擦后就能吸引轻小物品。这个现象，汉代以来就为人们所熟知。

“腐芥”是指腐烂了的芥籽，必定满含水分，因而具有黏性，容易粘着别的物体上，难以吸动。

另外，腐芥上蒸发出水气使周围空气以及和它接触的桌面都潮湿，以致易于导电。当腐芥接近带电体，因感应而产生的电荷，容易为周围的潮湿空气传走，所以静电吸力一定很小。

可见“琥珀不取腐芥”不但是事实，而且是符合电学原理的，也是人们深入观察研究摩擦起电现象所得到的一个结论。

古人认为，琥珀经过人手的摩擦，容易起电，才是真的琥珀。可见，古人已经知道以是否具有明显的静电性质，作为鉴别真假琥珀的标准，这是初步的电学知识的实际应用。

摩擦起电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发生火星，并伴随轻微的声响。这种称为“电致发光”的现象，在古代也时有发现与记录。

晋代张华《博物志》记载：“今人梳头、脱着衣时，有随梳、解结有光者，也有咤声。”这里记载了两个现象，一个是梳子和头发摩擦起电，另一个是外衣和不同原料的内衣摩擦起电。

古代的梳子，有漆木、骨质或角质的，它们和头发摩擦是很容易起电的；丝绸、毛皮之类的衣料，互相摩擦也容易起电。当天气干燥，摩擦强烈时，确实能有火星与声响。

当然这火星与声响是十分微弱的，古人能觉察到，说明十分仔细、认真。

古代观察到的电磁现象，比较有代表性的除了雷电以外就是地光与极光。

我国古代关于地光的记载，以各地方志里为最多，例如：《成都志》记载，293年2月4日，成都发生地震之前，“有火光入地”；《正德实录》记载，1513年12月30日，四川“有火轮见空中，声如雷，次日戊戌地震”；《颍上县志》记载，1652年3月24日，安徽颍上地震发生时，“红光遍邑”等。

所有这些文字里的“火光”、“火轮”、“红光”等都是古人形容地光的名词。

上述这些记载是如此确切、生动，它们是科学史上极其珍贵的资料。它们的意义在于地光能够反映岩层的活动，和地震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尤其是有助于临震预报。

极光分为北极光和南极光。我国地处北半球，故只能看到北极光。高纬度地区看到极光的机会比较多，但在中低纬度地区偶尔也可以看到，不过亮度要弱得多。

一般认为极光的原因在于：太阳发射出来的无数带电粒子受到地球磁场的作用，运动方向发生改变，它们沿着地球磁力线降落到南、北磁极附近的高空层，并以高速钻入大气层，这些带电粒子跟大气中的分子、原子碰撞，致使大气处于电离并发光，这就是极光。

各种原子发出不同的色光，所以极光呈现五彩缤纷的颜色，一般为黄绿色，但也有白色、红色、蓝色、灰紫色，或者兼而有之。

我国古代关于极光的记载很早。远在几千年前传说的黄帝时期曾出现过“大电光绕北斗枢星”。

战国时期的《竹书纪年》记录了大约发生在公元前950年的一次极光：“周昭王末年，夜清，五色光贯紫微。其年，王南巡不返。”描述了极光的时刻、方位和光色，是我国最早而翔实的极光记载，比西方早了600多年。我国古代关于极光的记载是很丰富的。当时没有极光的名称，而是根据各种极光现象的形状、大小、动静、变化、颜色等分别加以称谓。

这种分类命名法，最早见于《史记•天官书》，可见至少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

极光是研究日地关系的一项重要课题，它跟天体物理学和地球物理学都有密切的关系。古代记载下来的极光史料，可以帮助人们了解过去太阳活动、地磁、电离层等变动的规律，还可以探讨古地磁极位置的变迁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