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中国人的祖先就有酒是天上“酒星”所造的说法。《晋书》中有关于酒旗星座的记载：“轩辕右角南三星曰酒旗，酒官之旗也，主宴饮食。”轩辕，中国古称星名，共十七颗星，其中十二颗属狮子星座。

酒旗三星，呈“一”形排列，南边紧傍二十八宿的柳宿入颗星。明朗的夜晚，对照星图仔细在天空中搜寻，狮子座中的轩辕十四和长蛇座的二十八宿中的星宿一，很明亮，很容易找到，酒旗三星，则因亮度太小或太遥远，而用肉眼很难辨认。

酒旗星的发现，最早见于《周礼》一书中，据今已有近三千年的历史。二十八宿的廉洁，始于殷代而确立于周代，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伟大发现之一。

在当时天文科学仪器极其简陋的情况下，能在浩焱的星汉中观察到这几颗并不怎样明亮的“酒旗星”，给予命名并留下关于酒旗星的种种记载与传说，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

"大体上，古酒约分两种：一为果实谷类酿成之色酒，二为蒸馏酒。有色酒起源于古代，据《神农本草》所载，酒起源于远古与神农时代。

《世本八种》（增订本）陈其荣谓：“仪狄始作，酒醪，变五味，少康（一作杜康）作秣酒。”仪狄、少康皆夏朝人。即夏代始有酒。余以为此种酒，恐是果实花木为之，非谷类之酒。谷类之酒应起于农业兴盛之后。

扩展资料：

相关知识

1、酒的吸收

酒精无需经过消化系统而可被肠胃直接吸收。酒进入肠胃后，进入血管，饮酒后几分钟，迅速扩散到人体的全身。酒首先被血液带到肝脏，在肝脏过滤后，到达心脏，再到肺，从肺又返回到心脏，然后通过主动脉到静脉，再到达大脑和高级神经中枢。

2、酒的度数

酒的度数表示酒中含乙醇的体积百分比，通常是以20 ℃时的体积比表示的，如 50度的酒，表示在100毫升的酒中，含有乙醇50毫升（20 ℃）。表示酒精含量也可以用重量比，重量比和体积比可以互相换算。

3、啤酒的度数

啤酒的度数则不表示乙醇的含量，而是表示啤酒生产原料，也就是麦芽汁的浓度，以12度的啤酒为例，是麦芽汁发酵前浸出物的浓度为12%（重量比）。

麦芽汁中的浸出物是多种成分的混合物，以麦芽糖为主。啤酒的酒精是由麦芽糖转化而来的，由此可知，酒精度低于12度。如常见的浅色啤酒，酒精含量为33-38%；浓色啤酒酒精含量为4-5%。

-酒文化

这几天某银行领导酒霸新员工的新闻，又刺激了网友们敏感的神经！酒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源远流长，而“酒”本身也没有善恶之分，但不是所有的东西装进“文化”的套子，就可以佯装自己代表着文化，那些所谓的“酒桌文化”“酒霸行为”就是佯装文化的典型。

酒文化的内核不是酒，而是礼。中国是个讲礼的国家，我们一直以“礼仪之邦”而自豪。从西周的大圣人周公订定礼制开始，礼制就在中国传承了3000余年至今，构成了中国人社会生活的人际关系规则，我们的言谈举止都要契合礼的规约才能被社会所接受。

饮酒礼仪可以追溯到西周礼制“乡饮酒礼”，这里的“乡”是指两个人对坐而食，后来引申为聚落会饮，又引申为行政单位“乡”。古籍《仪礼》就有关于乡饮酒礼的记载。有很多人认为，乡饮酒礼是周公的发明，事实上该礼源起殷商时期，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才在西周逐渐完善成型。殷商的饮酒礼并不是一项独立的社会活动，而是在举办祭祀活动时伴生而行，商王为了赏赐有功之臣，就会举办饮酒仪式。到了西周时期，饮酒礼开始从祭祀活动中独立出来，并且有了固定的饮酒仪式。

从《尚书》等文献可知，殷商的君王是非常勤于王政的，并不好酒，即使饮酒也很有节制，绝不酗酒滥饮。有人可能要反驳了，说《史记·殷本纪》中不是记载了商纣王“酒池肉林”的故事吗？没错，作为殷商末代君主，纣王的确滥饮无度，而殷商就是从这位君王开始，开启了奢靡的饮酒之风。

商纣王酗酒失德而亡国的故事历历在目，因此周武王灭商以后，西周统治者们就严禁滥饮无度，进一步规范了饮酒礼仪规范。如《尚书·无逸》中记载周公劝诫周成王不要酗酒，“无若殷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德哉”。就是说，我王可别学商纣王那个德行，把酗酒当成酒德。可见西周饮酒是有度有德的。

影视剧中的周天子形象

乡饮酒礼是西周六礼——嘉礼之一，是在古代乡学中举行酒会的礼节。说到周礼，很多人第一反应可能就是繁文缛节。在今天看来，乡饮酒礼的仪式也的确复杂，包括谋宾、迎宾、献宾、乐宾、旅酬、无算爵无算乐、宾返拜等程序，不把这些程序走完，体现不出主人对宾客的尊重和礼遇。

这些程序从字面意思上看比较难懂，那我们就逐个解释解释：

谋宾：就是商量请哪些人。由一乡之中掌管政教禁令的乡大夫和乡中教师一块商量宾客的人选，然后把宾客分为宾、介（陪宾）和众宾三类，宾、介各一人，众宾有多人，还得从众宾中选出三个人作为他们的代表。

迎宾：古代请人喝酒仪式感很足，不像今天随便打个电话发个微信就能约饭，到时候由辅佐乡大夫的“相”站在乡学的门口迎接宾客。

献宾：是乡饮酒礼的重头戏。落座之后就开始进酒了。主人向宾进酒，叫“献”，宾给主人回酒叫“酢”，接着主人自饮后再劝宾饮酒叫“酬”，一“献”、一“酢”、一“酬”合起来是一个完整的套路，合称“一献之礼”。主宾之间献完了，就轮到主与介、主与众宾之间献酒了。

乐宾：就是要在宴会过程中请乐工奏乐，以歌颂周天子、歌颂友谊之类的，今天吃完饭去KTV唱个歌消遣一下跟乐宾有异曲同工之妙。

旅酬：这是为了留住宾客而设置的一个环节，包括宾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众宾，然后众宾们按照年龄的大小有序饮酒。

无算爵、无算乐：宾主之间继续喝酒，喝醉为止，乐工们要继续奏乐，尽欢为上，这就是联欢的节奏啊。得解释一下，这里的喝醉和今天的死命劝酒烂醉如泥不是一回事。《尚书大传》中说：“不醉而出，是不亲也；醉而不出，是渫宗也。”意思是说，主人要是不把客人劝醉，就是跟客人不亲，客人要是醉了还不辞别，就是对主人不敬。主人奔着“醉”劝酒，客人把握着“量”喝酒，主要目的就是双方表达感情要到位。

宾拜返：吃饱喝足了宾客也就回去了，第二天宾客还要来答谢。

那这个乡饮酒礼到底是什么人举办的？哪些人可以参加？乡饮酒礼由乡大夫挑头宴请乡中贤者。从参加酒会的人员就能看出来，乡饮酒礼是属于贵族中最低一层的士大夫和平民阶层的礼仪。

乡饮酒礼的目的不是吃吃喝喝，而是通过酒会“以礼秩序，以乐致和”，达到强化礼教、维护贵族阶级权力的政治目的。西周是礼制社会，礼的功能就是区别尊卑贵贱，每个人都是有身份等级的，必须在礼制社会中找准定位，你是哪个阶层的，就干哪个阶层的事、用哪个阶层的器物，不能逾矩。中国文化的核心就是这个礼制。乡饮酒礼作为周礼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就承担起等级分层的功能。

比如说乡饮酒礼的谋宾环节：就是把宾客分成宾、介、众宾等三六九等，不同等级的人相应地得到不同的礼遇。在献宾环节中，主人乡大夫对不同等次的宾客敬酒时，仪式感就不一样：对“宾”要做完“献”“酢”“酬”三道手续，即“一献之礼”，这个“一献之礼”已经是仪礼规格中最低等级的了；而对那个陪宾“介”光进行“献”和“酢”就行了，不需要“酬”；对众宾的仪式感就更简陋了，主人只需要向众宾的三个代表“献”酒即可，“酢”和“酬”都省去了，其他众宾跟着喝酒就行。从宾到介到众宾，仪式感递次简化，礼遇也递次弱化，每个人的等级分层就在文质彬彬的酒会上显露无疑。

而等级分层的背后是权力。乡饮酒礼作为礼制的具体表现手段，其权力的痕迹遗传至今。有学者提出“仪式是一种等级分层”，那古代社会靠什么来体现等级分层呢？简单地说有五种方式：通过方位来确定尊卑；以见人时所携带的礼物来确定尊卑；通过使用不同数量的器物等来标明身份；通过仪式中的服饰来确定身份；通过活动中的顺序来区分等级。乡饮酒礼就属于最后一种。在等级分层中，权力的构成要素如年龄、官职、血缘亲疏等，成为贯穿于仪式中的潜规则。这就是饮酒礼折射出的仪式、权力和等级的逻辑。

那么中国人为什么就能心悦诚服地去接受这样的权力逻辑呢？说到底人是社会性动物，无论如何也要依赖并融入社会而生存。如果说权力是一种强加于他人的力量，比如官职就天然带有强迫性的震慑力量，会让人无形中屈从于权力的摆布。而像年龄、血缘等，看上去不属于权力的范畴，但事实上仍然是一种权力，只不过年龄和血缘使了一个障眼法，长者敬酒，小辈不能不喝，否则就是不敬，谁让人家是长辈呢，何况自己有一天也会变老，也会享受长辈的这种权力，未来的期许抵消了当下年龄的迷惑权力带来的压迫感，人们也就心悦诚服地接受了这样的权力逻辑。

其实，“种痘”技术是我国医学注重防疫学的悠久传统的必然结果，古代的贤哲和医学先驱们都曾经阐述了防疫思想观念。我国古代文物书籍里，记载有人们观察到的与流行病有关的一些事实：《周易·下经》记载：“君子以思患而预防之。”意思是说，君子要注意疾病而加强预防。

《淮南子·卷十六》记载：“良医者，常治无病之病，故无病。”意思是说，优秀的医生，常常治疗无病之病，所以疾病极少发生。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记载：“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意思是说，病已形成而后给以医药，不是太晚了吗？晋代医药学家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记有治疗狂犬病的医方：“取脑傅之，后不复发。”他提出打死疯狗，取出其脑浆敷在病人伤口上的治疗方法，初步体现了近代免疫学的思想。

隋代医学家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里记载用携带斑疹伤寒病原体的羔螨研成粉末来治疗“射工候”即恙虫病。这虽然是治疗，但与免疫原理是相通的。

唐代医学家孙思邈则把生疮病人的血汁、脓汁以小刀接种于健康人的皮下以防治疮疖。

这些记载表明，古代人们对天然免疫和获得性免疫的现象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在此以后，我国免疫思想更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就是对天花的防治。

早在上古时期，人类就饱受天花危害。公元前1000多年，无情的天花就席卷了古埃及，尼罗河畔的居民难逃厄运，就连法老拉美西斯五世也不能幸免，在他的木乃伊面部，就有着点点天花瘢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