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传《春秋》是战国的孔子所著，而《左氏春秋》（通常称其为《左传》）是战国时期鲁国的史官左丘明所著，是我国目前发现的第一部最详备的编年史通史。

至于它们的关系，是《左传》补充《春秋》。顺便说一句，补充《春秋》的还有《公羊传》和《谷梁传》。

《春秋》的作者是春秋时期-孔子。

《春秋》内容：

《春秋》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共三十五卷，是儒家经典之一且为十三经中篇幅最长的，在四库全书中列为经部。记述范围从公元前722（鲁隐公元年）至公元前479年（鲁哀公十六年）。《春秋》是由鲁国史官记录大量当时本国诸侯，大夫，国人等失礼非礼之事；

鲁国史官也会收集其他诸侯国公侯大夫等失礼非礼之事，会记录诸侯国公侯间大夫等间书信内容，比如晋叔向与郑国子产关于铸刑书的书信，其中记录了齐国史官因为保持真实记录而被杀掉的事件等等；在每一季的开始，一般要写“春”到“冬”四季的季节。古时历法先有春秋，后分冬夏二时。

因此把国史记载叫做《春秋》，这可能是“春秋”作为史书名的来由罢。现存《春秋》，从鲁隐公记述到鲁哀公，历十二代君主，计二百四十四年（依《公羊传》和《谷梁传》载至哀公十四年止，为二百四十二年，《左传》多二年），它基本上是鲁国史书的原文。

扩展资料：

《春秋》对后世的影响：

1、无论从哪方面考量，《春秋》的开创之功都是无可争辩的。它的编年体例，为史学三大体例之一，“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垂范千秋，继之者众，《资治通鉴》最称出类拔萃。

2、它的私修性质，打破了官方对史学的垄断，成为诸子百家争鸣的先声。而“二十六史”中，私修者多达三分之一，亦可说是受其引领所致。

3、它的春秋笔法，姑且不论有多少后人穿凿附会之处，但其本身所彰显的史学精神却勿庸置疑，那便是勇敢无畏，刚直无私。中国史脉能绵延至今而不断，与孔子当初所赋予的那股坚韧之气息息相关。

-春秋 （春秋经）

《春秋》：即《春秋经》，又称《麟经》或《麟史》，中国古代儒家典籍“六经” 之一。第一部华夏民族编年史兼历史散文集。作为鲁国的编年史，由孔子修订而成。《春秋》成为经书比《诗》、《书》、《礼》、《乐》这四经为晚。李学勤先生强调：“我们不说《易》、《春秋》进入经的时间一定和《诗》、《书》、《礼》、《乐》一样早，可是不会像很多人说的那么晚。因为他们认为《易》、《春秋》之所以进入‘经’，是因为孔子晚年好《易》，他修《春秋》，后来《易》、《春秋》才成为经。

《春秋》经书中用于记事的语言极为简练，然而几乎每个句子都暗含褒贬之意，被后人称为“春秋笔法”，”微言大义“。

由于《春秋》的记事过于简略，因而后来出现了很多对《春秋》所记载的历史进行补充，解释，阐发的书，被称为“传”。其中成于先秦的较著名的是被称为“春秋三传”的《左传》、《公羊传》、《谷梁传》

《春秋》最初原文有18000多字，现存版本则只有16000多字。在

春秋左氏传传

语言上极为精练，遣词有序。就因文字过于简质，后人不易理解，所以诠释之作相继出现，对书中的记载进行解释和说明，称之为“传”。其中左丘明《春秋左氏传》，公羊高《春秋公羊传》，谷梁赤《春秋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列入儒家经典。现《春秋》原文一般合编入《左传》作为“经”，《左传》新增内容作为“传”。据《汉书·艺文志》记载，为春秋作传者共5家：

《春秋》是我国最早的编年体史书。所谓编年体，就是“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它是按年、月、日有次序地记载史事的史书。如果说，《史记》、《汉书》等二十四史纪传体史书，是横的叙述历史，那么，《春秋》、《资治通鉴》这类的编年体史书，就是纵的叙述历史。　编年体这种体裁的史书，在世界上，我国起源最早。东周时，各诸侯国都设置史官撰写本国的编年史，但名称不统一，燕、齐、鲁、宋等国均称《春秋》，因商代和西周时，一年只有春、秋二时，而无冬、夏，因此古人称年为“春秋”。　春秋时期，虽然已有四时划分，但是人们仍然习惯用旧称。所以各国史书大多以《春秋》命名。而晋称《乘》，楚称《梼杌》。　东周时诸侯国的史书后来均已散失，只有孔子编订的鲁国史《春秋》留传了下来，这是孔子的一大功劳。《春秋》是孔子晚年呕心沥血之作。孔子周游列国经历了14年之久，他在68岁返鲁后，以“国老”身份问政，因此有条件阅读鲁国档案。他为寓寄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主张，以便留给后人效法，就用晚年的精力编纂《春秋》等“六经”。关于孔子删订《春秋》的意图，孟子说得很清楚：“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　《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所谓“知我者”，是指那些理解他的苦心孤诣的人（理解他的治国平天下理想的人），所谓“罪我者”，是指那些指责他不该修订《春秋》的人。可见，孔子编订《春秋》的目的是为匡救时弊，因此，他的思想和主张便自然而然地渗透到《春秋》的字里行间，即所谓“微言大义”。　所谓“微言大义”，诸如当时吴国、楚国的国君，都已自称为王，这对于维护宗法制的尊卑贵贱等级观念的孔子来说，是不能容忍的，孔子在“正名”的思想指导下，在《春秋》中却把他们贬称为“子”，以示对这些诸侯竟敢僭拟天子专用王号的谴责。对于这种“春秋”笔法，司马迁得出这样的结论：　“《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本人把经他删订的《春秋》看成是他的第二生命。　《春秋》记载了上自公元前722年（鲁隐公元年），下至前481年（鲁哀公十四年），包括12个国君，合计242年的历史。它虽是鲁国史的一部分，但它把鲁国以外的其他国家，以及当时天下大势的演变情况，也作了广泛的记载。因此，史学家就把200多年的这段历史叫做“春秋”时期。　孔子是活到73岁才辞世的，那么，为什么孔子到71岁时就停止写《春秋》呢？鲁哀公十四年春天，管理山林的“虞人”和叔孙氏的仆从鉏商，在曲阜西（今巨野县一带）打猎（“大野”），捕获一只怪兽归来，叔孙氏看到此怪兽，以为不吉祥，便赐给“虞人”。孔子看了说：“这是麟啊！它为什么来啊！为什么来啊！”边说边掩面大哭，涕泪沾襟。孔子这时正在写《春秋》，他认为麟是“仁兽”，太平盛世才出现，现在不是太平盛世，出非其时而被猎获，因而伤感。于是写下“西狩获麟”这句话之后，就不写了。这就是传说中孔子写《春秋》“绝笔于获麟”的故事。（《春秋·经》：鲁哀公“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　《春秋》全书大约17000字，主要内容记载春秋时期统治阶级的政治活动，包括诸侯国之间的征伐、会盟、朝聘等；也记载一些自然现象，如日蚀、月蚀、地震、山崩、星变、水灾、虫灾等；经济文化方面，记载一些祭祀、婚丧、城筑、宫室、搜狩、土田等。　在对待人与神关系上，孔子的历史观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他认为王道的兴衰取决于“天命”，表现了天命主宰历史的唯心史观；而另一方面，孔子又明确表示“敬鬼神而远之”，这说明他对鬼神是抱怀疑和保留态度的。对于一些灾异现象与人事有什么关系，他没有明确表态。可见，他持保留态度。　孔子编订的《春秋》有明确的时间顺序的特点，对后世编年体史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北宋时由司马光主编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就是按年、月、日顺序写的编年体史书。《春秋》又是我国第一部私修的史书，它打破了西周以来奴隶主贵族对于史学的垄断和控制，因此它在史学史上具有一定的意义。由于孔子开创了私人著书的学术风气，开辟研究近现代史的风气，成为后来诸子百家竞相著书立说的中国历史上的“百家争鸣”的先声。　孔子的“春秋”笔法，还表现在敢于揭露统治者*秽纳贿、仇杀助乱的黑暗面。如隐公元年，记载了周平王向鲁惠公的妾仲子赠送葬礼的东西。在孔子看来，这是为君者不守君道的表现，不成体统，记上这一笔，让后来的统治者有所警惕。　《春秋》也记载自然现状。如它精辟地记叙了公元前611年彗星（哈雷彗星）入紫微境的事：“秋七月，有星孝入于北斗。”（这是我国，也是世界史上彗星运行的最早记录。）又如，它记录了公元前687年3月16日“夜中星陨如雨”的陨石雨情况。孔子保留了这些记录，是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　《春秋》的文字过于简洁，有的只记结果，没有写它的原委，要读懂它，确实不容易。如隐公八年（前715年），在一条记事中，只记了一个“螟”字，它仅是告诉人们，这年发生了螟虫灾害，但具体在什么地方，灾情多大？却没有记清楚。所以，后世的学者，对《春秋》作了许多的引申和解释。　由于《春秋》是孔子编订的“六经”之一，它被儒家各派尊为“经”，对它的解释称为“传”。到汉代时，这种传已有《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夹氏传》和《邹氏传》5种之多，后来，《夹氏传》和《邹氏传》亡佚了，流传下来的只有《左氏传》、《公羊传》和《谷梁传》，被称为“春秋三传”，是我们读《春秋》时可对照参考的。　《春秋》有些材料的来源也有些问题，对材料又未剪裁，尤其是记别国的事，人云亦云。至于鲁国，“事无大小，苟涉嫌疑，动称耻讳”。《史记·孔子世家》称：“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实际上这是夸大之词。王安石称《春秋》为“断烂朝报”，也有点过分。而梁启超称《春秋》为“流水账簿”，却是有点道理的。　编年体史书的优点，在于它以年月为经，以事实为纬，容易使人看清事件之间发生的联系。它的缺点，主要是同一事件发生和延续的时间过长，记载时就难免犯前后割裂的毛病；　还有记人物活动时，更难详其来龙去脉。因此，后来才有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史书的出现。

《春秋》作者是孔子。

孔子，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人，祖籍宋国栗邑，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大成至圣先师”。

孔子开创私人讲学之风，倡导仁义礼智信。有弟子三千，其中贤人七十二。曾带领部分弟子周游列国十四年，晚年修订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

《春秋》的后世影响：

它的编年体例，为史学三大体例之一，“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垂范千秋，继之者众，《资治通鉴》最称出类拔萃。

它的私修性质，打破了官方对史学的垄断，成为诸子百家争鸣的先声。而“二十六史”中，私修者多达三分之一，亦可说是受其引领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