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的锈色 青铜器经过几千年流传，至今大致有三种方式：入土、坠水、传世。行家们说：“青铜器坠水千年，则绿如瓜皮，而莹润如玉;未及千年，虽有青绿而不莹;未入土水之传世青铜器，其色紫褐，而有朱砂斑，甚至其斑凸起。”一般说来，流传至今的大多是出土青铜器，由于铜质差别及各地土质、水质的差异，入土青铜器的锈色也不尽相同，常见有绿锈、红锈、蓝锈、紫绣等。拿到一件青铜器，先要用眼看，若锈色与器体合一，深浅一致合度，坚实匀净，莹润、自然，则为自然生成的锈色。若锈色浮在器物之上，绿而不莹，表皮锈，而且不润泽，刺眼，就是伪锈了;这时再做进一步的审定，把手搓热触摸器物，用鼻嗅手，定有铜腥味，因为千年古青铜器是无铜腥味的;还可用热碱水洗刷青铜器，伪锈就会脱落，若刷洗不下，再用火烤就脱落了;或者用舌舔青铜器，若有盐卤味，也是伪锈。

青铜器伪造，可谓五花八门，防不胜防，简要介绍几类 (一)蚌埠货:蚌埠仿古铜器作坊，大大小小有上百家，铜坯多在山西订做的，也 有自家铸造的，主要以电解腐蚀与化肥腐蚀为主，水坑干坑均有，从商周到汉代 造型齐全，特点是胎体厚重，锈色松而鲜艳，没蓝锈，器内做不好，有的带范线， 但不做垫片，绝大多数不过关。各大古玩市场地摊都能看到。 (二)河南刀:市面上杀人最凶的就是河南造假青铜，河南刀全国闻名，远销海外， 河南电解作伪铜器也很多，蓝锈以染色为主，水洗易掉色。河南的老铜改装，多 用树酯漆做锈，很嫩火烧易燃。老铜器机械后刻工比较有名，多是素鼎素瓶，刻 细小回纹，经局部腐蚀，容易蒙人，细心可看出机械刀削轮廓比较锋利，多不过 关，河南的拼装，包皮，移植锈己形成产、供、销一条龙，各大古玩市场均能看 到有河南人放过来杀人的假货，其中有些后错金，宝剑后磨花，己到了乱真的地 步。 (三)陕西错:陕西老铜后错做的非常好，有的锈色处理，可谓天衣无缝，不挑出 金银丝，几乎看不出是后错，还有一种错银方法更奇了，用铝合金粉末压缩到铜 胎凹槽内，这种工艺不适合老铜。普通铜镜，能雕出头版，能改成战国镜，镜背 水银沁做的也好，还能在老剑上镀出几何形花纹。江浙一带的藏家易上当。 (四)阜阳工:前几年阜阳水坑做的很好，现在基本是老铜贴工，素的老铜器贴上 树酯合成的战国工，非常逼真，阜阳铜器修复也是全国一流，他们能将鎏金残片 拚成鎏金怪兽，接缝处理的非常好，上手感觉比较熟，油性重。 (五)荆州造:生坑假货遍布市场的时候，湖北荆州，枣阳一带却研制出高仿水坑， 有的高仿品范线垫片都有，瓶足内模还在，身上还有丝织品腐烂痕迹，器物工艺 流畅，重量很轻没脆声，铜质也对，有的还做出轻微损坏，足以乱真。这类主要 仿战国大尺寸器物，浅浮雕工艺为主，铜坯成型后，经火烧薰黑，再埋入土中腐 蚀，由于皮壳厚度不够，器物易露铜，口沿油性重，花纹版模深浅不均，见过一 次就会识别了。 对青铜仿制做假的重点区域作了五项归纳，它们分别是蚌埠货、河南刀、陕西 错、阜阳工、荆州造。四年过去了，上述地方的青铜作假又呈现出新态势，因一 些因素限制，我所了解到的只能粗略写一些： 一:蚌埠货。 四年过去， 蚌埠产品己广为人所知， 以前密集的作坊己是门庭冷落， 好多仿铜的改行玉器加工、经营奇石等等，也有仿铜的辗转去了成都等地，仿制 一些巴蜀文化铜马、摇钱树，以及三星堆、滇文化特征的产品，蚌埠现有的仿古 作坊，电解做旧的技术并没什么改进，不怎么生产高仿品，以纯工艺品为主，主 要仿制汉以上纹饰精美，工艺复杂的产品，简单做一下绿皮，因为是精美的纯工 艺品，客商多来北京，广州等地，有的也销往港澳及海外。因为这类产品是纯工 艺品，范线僵硬，胎体厚重不做垫片。令人想不到的是，这类纯工艺品，却时常 有人发到收藏论坛当做国宝叫卖。 二;河南刀。现在河南仿铜日新月异，不断有新产品出来，错金银、鎏金、后工、 后刻铭工、后镶松石，新旧拼装、改造、包皮、移植锈己无所不能。河南电脑刻 工的产品己不多见，高仿红斑绿锈仿商周的比较多，以觚、爵常见器物为主，很 少有水坑品种，新型拼装采用更先进的铜焊技术，做得好的器物外表肉眼无法看 出接口，器内接缝为树酯做锈，完全过关的不多，伪刻铭文的字口略僵，细心可 看出起刀收刀痕迹，市面常有河南包老铜皮的成套编钟，铜片接缝处理采用铜焊 接， 以前针扎刀刮可鉴别出的方法完全失效， 凡成套编钟弹指敲击象是塑料声音， 都有问题。 以前采用不干胶贴在铜器与兵器上再腐蚀仿做错金花纹的工艺均己淘 汰，纯新铸造的工艺没什么改进，孔雀蓝仍然做不出，仿制孔雀蓝依然靠油彩染 色，少数移植锈是从废铜上整块剥下，再用胶粘上仿制品上，新手看这类锈，最 好用刀刮一下，从北京广州返销河南的东西也多，多是前些年用胶水修复过的， 又重新流到河南精加工，于是河南真货多，假货也多，成了全国青铜集散中心。 三;陕西错。陕西高仿错金，己从各类老铜后错转向新工艺品，多是臆造品，类 似河南的部分产品陕西、山西均有作坊仿制，老铜错铝合金几乎看不到了，河南 有种高仿老剑后错金，工艺力度很逼真，金丝上有结晶锈，剑格、同心圆镶有松 石，据说这类产品出自陕西，很多是专门针对江浙收藏家特制的，我听浙江有位 擅长鉴定铜器的朋友说过，浙江爱好收藏的企业家，人手一把越王勾践剑、或吴 王夫差戈，再过几年，也许会迅速扩大到国内外的收藏家人均一把，有朝一日来 个华山论剑，场面肯定十分壮观。 四;阜阳工。安徽阜阳的树脂贴工，随着藏友对其特征的认识，己经没了市场， 因为这类产品的铜坯子多是用废旧残破铜器胶水粘接的， 几年后胶水失效铜片纷 纷裂开散架，以前贩运这类伪铜器到南方各地的，多不敢来了，还有些砸在手上 的，常发在收藏论坛试图蒙出去，阜阳修复铜器的也从树脂补添工艺改为青铜铸 造。阜阳工的时代基本己经终结。 五;荆州造。荆州的高仿水坑依然在生产，荆州造兵器与铜镜后刻工，己经名扬 天下，高仿品供不应求，其中荆州仿造铜兵器己达到乱真的地步，荆州仿制铜剑 基本都是水坑，做旧后微有毛口，极易迷惑人，这类铜剑，长短宽窄尺寸应有皆 有，老剑新剑后磨花的品种，以菱型几何纹最为逼真，还有些臆造的龙纹凤纹之 类，铜兵器错金也是荆州造一大特色，也有错得好的，但大多是画蛇添足，比如 剑把顶端错一圈铭文，筒型把上很窄的剑格上也错上细如针丝的铭文，也有所谓 烙银的铜矛，其特征均是水坑，皮壳厚度不够易露白铜，铜矛管内常塞有一截烂 木头，铜剑有时还配上黑漆剑鞘，漆壳上描有楚式花纹，并用坑泥和水浸泡，然 后用塑料纸包着出售。荆州铜镜后刻工多采用素镜，或厚胎不值钱的镜子，纯手 工玉雕机雕刻，镜面保持原貌，背面纹饰多是仿汉与战国镜为主，皮壳处理的很 好，但钮部多有破绽，纹饰油性重，象擦过皮鞋油似的，因其产量有限，见过这 类产品人并不多，据说仿家附近宾馆常年有人住着等货。 五;其它。有一种仿品去年上市，我到现在还没弄清产地，造型仿商周中高档器 物为主，呈亮皮壳，有范线没有铭文，器内修胎不规整，厚薄不均，胎体轻巧， 声音不响，材质非常脆，器耳与器足易断裂，器外有红斑绿锈，还有结晶样石灰 锈，从断裂处看，并非青铜铸造，鼎之类很厚的实心耳与足，手电钻打下去呈褐 色粉末状，不见铜屑，从工艺流程上看，象是金属粉末模压的，到各大古玩市场 放货的贩子，多自称是湖南宁乡出土，这类伪品按常规方法鉴别极易走眼，因此 上当的也大有人在。

学习青铜器鉴定的意义及鉴定青铜器的方法学习青铜器鉴定的意义青铜是人类历史上的一项伟大发明，是世界冶金铸造史上最早的合金。中国 古代青铜器是中国的国粹，中国的艺术品当中只有青铜器是被全世界所公认的。 从夏代起源， 经过商周、 秦汉至宋代金石学诞生， 从单一的收藏， 变为一种学问， 一种研究对象。青铜器的价值被世界公认主要是在 1840 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的 大门被打开，外国人进入中国，发现中国的青铜器造型独特，做工精美。在西方 国家里，18 世纪才出现抽象派和印象派的青铜器造型，在中国 3000 年以前就有 了，所以外国人非常喜欢我国的青铜器。如今像牛尊、羊尊、马尊等大部分流散 在国外，中国青铜器的艺术地位在世界上可与西方的油画、雕塑相提并论，在世 界的各大博物馆里都有一个专门的中国青铜器馆。世界各地博物馆和美术馆，无 不把中国青铜器作为馆藏重器，历代收藏家更是把收藏青铜器作为镇宅之宝，世 代相传。如今盛世兴收藏，青铜器更是收藏家们竞相追逐的宝贝。 中国青铜器的发展经历了历史的不同时期， 它的风格从庄严的艺术风格转向 了朴实、简洁、明快，同时青铜器的社会功能也从祭祀用的礼器逐渐转变成实用 器具。青铜器的纹饰则由庄重的饕餮纹、夔纹到富有韵律的窃曲纹、环带纹，再 发展为清新的蟠螭纹、宴乐、攻战纹等,其间动物纹饰狰狞的超自然魔力逐渐减 弱，直至丧失。这种纹饰的变化不仅仅是因为制造工艺或者人们审美水平的提高 引起的，同时与人类生产力的提高及社会的变革也存在一定的联系。青铜器纹饰 的产生是中国劳动人民勤劳、朴实、聪颖、智慧的结晶，是体现人们美好心愿的 依托物，是人们与大自然抗争、共存、达到“天人合一”朴素心愿的具体表现， 他们用高超的铸造技艺，为我们留下象征中华文明的艺术瑰宝。 中国古代铜器，是我们的祖先对人类物质文明的巨大贡献，虽然从目前的考 古资料来看，我国铜器的出现，晚于世界上其他一些地方，但是就铜器的使用规 模、铸造工艺、造型艺术及品种而言，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铜器可以与中国古 代铜器相比拟。 这也是中国古代铜器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独特地位并引起普遍重 视的原因之一。青铜文化的变迁体现了社会、经济的变迁以及文化内涵的变迁。 因此，学习青铜器鉴定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具有着深远的意义。 青铜器的鉴定方法 青铜器的鉴定方法青铜是指红铜与锡、铅等其他化学元素的合金,因颜色呈青灰色而得名，其 质地坚硬，我们平时所说的铜质在鉴定中很重要的一个门类，在早期的青铜中， 其颜色有很多是发深红色的，很多人都把这样的铜红青铜，这种铜质在坚硬程度 上远不如后来冶炼出的青铜坚硬，青铜铜质的演变，是一个由深红到青色到黄铜 的一个过程，其中在唐代出现了白铜大多用于制造铜镜，到了明代有一些红铜的 艺术品，但是其铜制的提纯技术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比如宣德炉，清代大多 是红铜，这些不同的铜质由于配比的关系远不如现在铜质的质地，由于青铜配比 的比例数据并不统一所以造假者制出的铜器质地上还是很容易辨别的， 但是现在 有很多人将老铜器回炉使得制造出的铜质很逼真， 但是这种方法的不足就是破坏 了包浆。古代青铜器是贵族的奢侈品或者是兵器或者是车马器，它有很严格的使 用机制，也有严格的制造机制，除了一些简单的民用器之外，漂亮的文饰复杂的 礼器 、酒器、祭器都是古代上层社会文化的缩影。青铜器大件的东西要不没有， 一旦出现，就绝对不是粗制滥造的东西。掌握好每个时期的文饰是很重要的，因 为在和伪造者之间是一个比拼知识的过程， 只有拥有了足够多的知识之后才会找 到一些细微的漏洞，从美学的角度上讲，古代青铜器文饰都很流畅，生动，而且 就我们今人来看有很强烈的时代气息，而伪造的文饰呆板没有力度，有的地方还 会出现一些很锋利的铜渣，铭文是一个比较难的鉴定，有阳铸和阴铸之分，除了 要知道一些简单的字的写法之外，也要讲究美观和力度，阴刻的文字要去观察它 底子和锈色的统一。 前面提到包浆。包浆是青铜器经历了时间洗礼之后，铜质地发生了一系列的 化学反应之后所产生的依附于青铜器的“外壳”，它包括地子和铜锈两部分，地子 是离“铜骨”最近的一层锈，在地子之外的就是我们见到的普通意义上的铜锈了， 由于坑口的不同，它所呈现出的样貌也就各有不同，在出土地点好的地方会出现 干坑的硬锈，还有沙坑的贴骨锈，枣红皮等等一眼开门的锈，它们的特点是锈色 贴骨坚硬，已经与铜融于一体，很难清除，还有南方的水坑，出土地过于潮湿的 脏坑，一些传世的物件或者经过人们不断的把玩之后，表面显的油亮，或者是绿 漆古或者是黑漆古，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在北方一些干坑口中，有一种‘泛金’的 皮壳，让人感觉它的质地是黄铜或者有溜金的感觉，这种皮壳并没有溜金器那样 的亮丽，显的暗淡了许多，这种皮壳虽然没有或者只有很少的贴骨锈，但是却也 是比较开门的皮壳，它并不易仿造，以上罗列的古铜锈只是铜锈的一个大的方向 上的分类，即使同一种坑口的铜器所显示出的铜锈也并不是相同的！正因为铜锈 的种类如此繁多，而很多初入收藏的人由于所见铜锈有限，所以它也就成了仿造 者重点去仿制的要点之一了，仿制者仿制铜锈大概有这么几种方法： （一）化学方法仿制铜锈，用化学药品仿制出的铜锈，大多锈色很浮，没有 贴骨的感觉，它直接把药品施于铜器之上也就没有地子可言了，它只有绿锈而绿 锈也多是呈现粉末状的，如果用坚硬的工具去检查的话，可以发现。而古铜的绿 锈很难见到那么多的粉末。就目前来说，红斑和宝石蓝是很难仿造的，假铜器上 的红斑，大多是铁锈，仔细去观察的话还是很容易辨别的，一是颜色 二是结构。 这种方法制出的包浆太过刻意， 给人很夸张的感觉， 也就是大家感觉过了的原因。 即使经过长时间的把玩也不会改变那种松软的质地。 （二）将真铜锈粘贴上器物之上，这种方法造出的皮壳很具杀伤力，但是如 果仔细观察的话，这种锈下面是没有地子的，而且由于胶水的粘和大多是成块状 的而且很难具有真铜器包浆那种自然统一的感觉。 （三） 直接将铜器埋藏于地下若干年，这种方法造出的铜锈很容易识别， 锈色很浮，很容易清除。 在现代青铜器的伪仿品越来越多，仿制的技术水平也越来越高，鉴定一件青 铜器的真伪主要的方法就是针对千穷百态的仿制手段逐一击破。 李行杰 200900301026 电控系自动化 091 班

前不久，我曾经推送过一篇文章，说这大禹治水大家都听说过，但他究竟治的是哪里的水，很多人就不知道了。 大禹治水到底是治哪里的水？《山海经》中的3条线索都指向一个地方！ 这篇文章出来之后呢，有朋友在后台给我留言，说这大禹治水的故事最早是在《山海经》中记载的。《山海经》大家都知道，是一本古时候的神话故事，那这神话故事很多人就认为真实性有待考究了。 在《山海经》中是这样描述大禹治水的，远在上古帝尧时期，天地间洪水肆虐，大禹在父亲鲧治水失败后，扛起了治水重任，携带先民翻山越岭疏通九州河道，最终消除了洪灾，并以治水之功赢得拥戴开创了夏朝，没有大禹，就没有夏朝。 然而这一段历史长久以来，都以颇具神话色彩的传说形式出现在人们的口中，甚至干脆被当成了传说。大禹是否确有其人，夏朝是否存在？这种种的疑问都在很长一段时间饱受质疑。那大禹治水是否在历史上真实存在过呢？ 这一切的质疑，随着一件3000年前的青铜器的现身，被彻底击碎。在2002年的时候，有文物专家在考古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件西周早期的青铜器「 ”遂公盨”，这件椭方直口重25千克的文物。当时这件文物被发现的时候，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专家学者们十分高兴，因为在这件文物里包含着大禹治水的第一手资料。 盨的内底上清晰铭刻着98个铭文，经过释读发现，竟然是对大禹治水的全面记述，包括具体疏通河道的方式，这是国内最早的大禹治水的文献记录，意义极为重大。 铭文开篇即是「 ”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这与古籍《尚书·禹贡》中「 ”禹敷土，别九州，随山浚川”的记载完全吻合，侧证了古文献的可信度。 试想一下，周人自称夏朝的后裔，而且西周距离夏朝并不遥远，足以显见大禹真实存在，他的治水事迹在3000年前就广受先民传颂，在西周时期已经深入人心。如此一段详实的铭文，将一段真实存在却不被相信的历史重现。 到了2016年8月，学术期刊《科学》（Science）上的一篇题为《公元前1920年的洪水爆发为中国传说中的大洪水和夏朝的存在提供依据》（Outburst flood at 1920 BCE supports historicity of China’s Great Flood and the Xia dynasty）的文章则第一次为大禹治水的故事提供了科学证据。 研究者们认为，这一史前巨大洪水的发现，为中国古代文献所记录的大洪水传说提供了科学上的支持，表明这些传说是基于真实的自然事件。这些发现同时还为夏王朝本身的历史真实性提供了支持。 此次的最新研究推测出，夏朝开始的时间约为公元前1900年。这比现在普遍认为的夏朝建立时间晚了200到300年。这一年代不仅与黄河流域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重大过渡时间吻合，且与二里头文化开始的时间吻合。二里头文化是中国青铜器早期的主要文化，因此研究人员推测，二里头文化很可能就是夏朝的考古遗迹。 据《科学》文章作者之一，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吴庆龙吴庆龙介绍，2007年4月，在参加一次野外考察时，他在积石峡和循化盆地中偶然地看到了一套连续分布的湖相沉积。他们推测这里曾经由于山崩落石形成堰塞湖，如果决堤，就会造成洪水。「 ”我们想到，这可能和下游25公里处喇家遗址的毁灭废弃有关。但我们当时并不知道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 2002年，中国国务院公布了当年考古十大发现，其中之一是青海省民和县官亭镇喇家村的喇家遗址。 喇家遗址位于黄河上游的青海省民和县官亭镇喇家村，遗址主要为齐家文化中晚期遗存，是一处新石器时代的巨大聚落，抑或是一个遥远的城邦古国。尤其以发掘出非自然性死亡人体遗骸，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我国唯一一处大型灾难遗址。 据BBC报道，2008年吴庆龙突然想到，当时在喇家遗址发现的一种泥土，可能就是这场洪水的沉积物。随后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猜想。论文中称，毁灭喇家的地震可能和造成山崩的地震是同一场地震。作者之一、美国普渡大学地质学教授德瑞尔·格兰格尔（Darryl E Granger）称：「 ”地震和洪水一定是在同一年发生的”。 该研究组发现，在积石峡西段的大拐弯处曾存在一个大型的滑坡坝，由一场强烈地震引发的山体滑坡形成。调查表明，该残余坝体的高度超过现在的河流水位240米，并沿着积石峡延伸1300米。格兰格尔教授形容，当时堰塞湖坝的高度大概在三峡大坝和胡佛大坝的高度之间。 据推测，该堰塞湖完全堵塞了黄河长达6-9个月，最终因湖水漫溢而溃决。研究者认为该灾难性决口的深度达110-135米，在很短的时间内释放了110-160亿立方米的湖水，形成了巨大的溃决洪水。 通过对采自于溃决洪水沉积中的大量碳屑样品的碳十四加速器质谱法（AMS）测定，研究者们将这场洪水的发生时间限定在了公元前2130-1770之间。通过对同样一场地震中丧生的喇家遗址中的3名儿童遗骸的骨骼样品的碳十四定年，研究者将这场洪水的发生时间确定在大约1920 BC，属于齐家文化时期（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1500年）。 科学家们计算得出的洪峰流量大约为40万立方米每秒，相当于积石峡黄河平均流量的500倍。应该是距今一万年以来，地球上发生的最大的洪水之一。 由于先秦时代许多典籍都记载有「 ”大禹治水”的故事，而考古学家和地质学家们的不懈研究已经确定了一场足以毁灭华夏大部分聚落的大洪水的存在。那么，「 ”大禹治水”就有可能是一段真实的历史。

金文是指铸造在殷周青铜器上的铭文，也叫钟鼎文。商周是青铜器的时代，青铜器的礼器以鼎为代表，乐器以钟为代表，“钟鼎”是青铜器的代名词。

中国在夏代就已进入青铜时代，铜的冶炼和铜器的制造技术十分发达。因为周朝把铜也叫金，所以铜器上的铭文就叫作“金文”或“吉金文字”；又因为这类铜器以钟鼎上的字数最多，所以过去又叫作“钟鼎文”。 金文套用的年代，上自西周早期，下至秦灭六国，约800多年。金文的字数，据容庚《金文编》记载，总计3722个， 其中可以识别的字有2420个。

基本介绍 中文名 ：金文 外文名 ：Bronze Inscriptions 又名 ：钟鼎文 起源 ：青铜时代 已识别 ：2420字 类型 ：篆书 领域 ：文化 性质 ：文字 读写 ：从右往左、从上到下 习惯 ：从右上到下左 分类,制作,铸模,刻字,内容,发展,研究,书法, 分类 金文是中国古汉字一种书体的名称。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铜器上铭文字型的总称。金文可略分为四种，即商朝金文（前1300年左右～前1046年左右）、西周金文（前1046年左右至前771年）、东周金文（前770年～前222年）和秦汉金文 （前221年～前219年）。 金文 商朝金文 纵然商朝以前已有青铜器，金文之始，实在盘庚迁殷（今河南安阳西北）后。初时只有寥寥数字，及至周初，已达千二百余字。商末铸有金文之青铜器日多，然所述仍十分简略，多为铸者或其先祖之名讳。至商亡时，方有文章出现，然其时最长之文，仍仅有四十余字。 西周金文 及至周代商起，金文渐兴，天子之事，如昭王南巡，穆王西狩等，多有记述。 东周金文 自平王东迁以降，铁器渐见，钟等青铜乐亦渐多，且亦能铸文于青铜器外侧，故金文所录，已非如当初般，只为王公大臣之事，战功、音阶等，皆有铸录。此时金文被广泛使用，堪称全盛时期。 秦汉金文 秦始皇一统天下后，诏令书同文，并于四方立碑，所用之文字皆为小篆，且不再刻铭文于钟鼎之上，由是金文渐衰。及至汉代，民间多铸铭文于铁器之上，青铜之器，不复使用，金文自是不见于史。 制作 铸模 殷周金文被铸在青铜器的内侧，但是怎样在铸模上刻印上金文仍然未能确定。根据在工场遗址所发现的大量模具所推断，青铜器的制造方法如下： 1、利用粘土做一个与制成品大小相若的土胚（模型）。另外再用粘土包裹着模型，待干透后切开外层的粘土，作为外模。 2、将模型削去外层，作为内模，在内模刻上图案文字。组合起外模和内模，并在之间放入铜片作为间隔空隙以待注入铜液。 3、将已溶化的铜注入，将模冷却打破，取出青铜器。 刻字 在内模上加上文字图案等，至今仍然是一个谜。由于在青铜器内侧的金文是凹入去的，因此在内模上的文字应该是凸出来的。加上这些凸出来文字的技法，有各种不同的假设： 商周金文 1、将溶成泥状的粘土，逐渐贴上。此为清朝金石学权威阮元提出的假设，但没有实证实验。 2、在内模贴上薄粘土，再削去多余部份。这是民国以前被提出的假设。工序中必然会在内模上造成痕迹，而青铜器上亦必然有之，然实际上并没有。 3、先在木片或龟甲上刻上文字，用粘土填满后，再将粘土移印至内模上。经实验证明这个方法可行，但是没有发现相关的物证，因此仍只可当作假设。金文与甲骨文十分相似。 内容 金文早在汉代就已不断出土，被学者所研究。金文是研究西周、春秋、战国文字的主要资料，也是研究先秦历史的最珍贵的资料。与甲骨文相比，甲骨文笔道细、直笔多、转折处多，为方形有所不同，金文笔道肥粗，弯笔多，团块多。铜器上的铭文，字数多少不等。所记内容也很不相同。其主要内容大多是颂扬祖先及王侯们的功绩，同时也记录重大历史事件。如著名的毛公鼎有497个字，记事涉及面很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 《金文大字典》 金文的内容是关于当时祀典、赐命、诏书、征战、围猎、盟约等活动或事件的记录，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金文字型整齐遒丽，古朴厚重，和甲骨文相比， 脱去板滞，变化多样，更加丰富了。金文基本上属于籀篆体。这些文字，在汉武帝时就已被发现，当时有人将在汾阳发掘出的一尊鼎送进宫中，汉武帝因此将年号定为元鼎。以后金文又陆续有所发现。宋代文人欧阳修、赵明诚都善书，对金文作过研究和记载。周宣王时铸成的《毛公鼎》上的金文很具有代表性，其铭文共32行，497字，是出土的青铜器铭文最长者。《毛公鼎》铭文的字型结构严整，瘦劲流畅，布局不驰不急，行止得当，是金文作品中的佼佼者。此外，《大盂鼎》铭、《散氏盘》铭也是金文中的上乘之作。 发展 最早的甲骨文随着殷亡而消逝，金文起而代之，成为周代书体的主流，因铸刻于钟鼎之上，有时也称为钟鼎文。据考察，商代铜器上便刻有近似图画之金文，其后继续演进，至商末之金文亦与甲骨文一致。此种金文至周代而鼎盛，绪延至秦汉。但商代器物和铭文皆少，秦汉以已至末流，所以应算周代为主流。 据统计，金文约有三千零五字，其中可知有一千八百零四字，较甲骨文略多。金文上承甲骨文，下启秦代小篆，流传书迹多刻于钟鼎之上，所以大体较甲骨文更能保存书写原迹，具有古朴之风格。 钟鼎文 金文之全盛时期为周，周以平王东迁分为西周及东周──西周趋于端整雄浑，造成金文之黄金时代；东周因列国割据而形成地域特色──所以分别介绍之。 西周： 西周承殷末书风，直到成王时方产生独特的风格，书体雄浑典丽而壮观；在昭穆之后，则变为严谨端正。 学术文化之发展多少会受到社会及政治等因素的影响。西周前期，自武王克殷，至康王之世，由于天下统一，社会安定，加上周公制礼作乐，堪称太平盛世，故书法家得以表现雄浑典丽之风格，内容亦有逐渐加长之势，如大盂鼎即为此期最典型之杰作也。 而至昭穆之后，书风渐变，笔画由粗细相参而趋于均匀划一；收笔与起笔亦由方圆不一，而变成圆笔；行款甚至演成方格之形式，书风极为严谨端正。端整典雅之颂鼎、典雅整赡之大克鼎及稍具早期之风之毛公鼎等，皆为此期之代表。 东周:周平王东迁之后，秦迁都于雍，承袭了西周的故地，同时也承袭了西周的文化。正因为如此，春秋战国时期秦的文字和西周文字是一脉相承的；也正因为如此，当东方各国的文字因地区特点和文化上的原因发生横向变异时，文化落后的秦国文字反而却成为汉字的正统（即使不考虑最终由秦统一中国并统一文字的事实，也可以认为，在汉字发展史上，秦系文字代表了汉字发展的主流，而六国文字代表了支流。）因此，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字可以大别为两系：即秦系文字和六国文字，（秦系由春秋至战国，六国系乃指战国时的东方各国）一般文字学家也叫做「西土文字」和「东土文字」。 秦统一六国之后开始了文字规范的措施，即所谓的「书同文」。秦规范文字是以秦文字为基础的，秦以后的汉字的演变也是在经秦规范过的秦小篆以及秦篆的日常书写形式的古隶的基础上发展的。秦「书同文」之后，六国文字被淘汰了，秦文字成了真正的主流。因此，秦系文字是上承西周古文、下启汉魏隶书，乃至楷书的一个重要环节。它的变化可以看作是汉字按自己内部结构规律演化的一部分。也因此，就文字学而言，秦系的西土文字的研究较之六国文字更为重要，因为它是汉字的直系血亲，而六国文字则是旁系分支，虽然它们之间也相互影响、相互吸收。 秦代金文渐至末流，所存石刻书迹亦不多存。秦始皇一统天下后，一法度、衡石、丈石之业，皆刻或铸于铜铁之上，以颁行天下。其以曲线为主，间架平稳，整齐中寓变化，气势奔放，堪称小篆之杰作，也为后代习小篆者提供了最可信之完整资料 研究 相较于甲骨文研究而言，我国金文研究的历史更长。据《说文解字·序》、《汉书·武帝纪》和《汉书·郊祀志》、《后汉书·明帝纪》等传世文献记载，早在秦汉之世，已有青铜器陆续出土。自那时起，人们对青铜器及其上铭文的关注也拉开了序幕。但研究者大多认为汉至唐这一时期所出青铜器多被视为祥瑞之物，且缺乏专门著作，并因此忽略了这一时期人们的认识中所包含的合理因素。 毛公鼎 自清代学者阮元提出“自汉至唐，罕见古器，偶得古鼎，或至改元，称神瑞，书之史册”以来，学者多从其说，言金文研究必从宋始。然而，考之典籍所载，此说恐非全部事实。 自汉到唐末的1000多年时间内，陆续被发现的青铜器见于史书记载者，确实数量有限。据晚清学者方濬益所举，汉至唐间史书记载古器之事者有20多次。其中，所涉青铜器的具体数目已不可考。不过，笔者据史书记载的大致情形推测，其绝对数量或应在50件以上。这些青铜器有被视为祥瑞之物而荐宗庙，甚或因之改元、因之立祀者，如《汉书·武帝纪》记载，武帝时曾“得鼎汾水上”，由此更年号为元鼎。《汉书·郊祀志》亦载，“美阳得鼎，献之。下有司议，多以为宜荐见宗庙，如元鼎时故事。”但是，最后因“此鼎细小，又有款识”而“不宜荐见于宗庙”。可见，并非所有青铜器都被视为神瑞而获荐宗庙，汉时已然。事实上，自汉至唐青铜器已被视为玩好，进入了私人收藏领域，此风并非自宋才有。据《史记·孝武本纪》记载，汉武帝就藏有古铜器。如今，在发掘的汉墓中也曾经不止一次地发现过商代的青铜器物，也证明了早在当时，青铜器已经成为私人收藏的重要器物。汉之后亦然。如《南史·宋武帝纪》载，元熙二年“竟陵郡江滨自开，出古铜礼器十余枚……于是归诸瑞物，藏于相府”。 汉至唐1000多年间虽未留下青铜器的器物图和铭文，整体上看以金文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氛围亦极其淡薄。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此期间对金 过大致正确释读者不乏其人。比较突出的如前文所述《汉书·郊祀志》记汉时“美阳得鼎”之事，当时好古文字者张敞对此鼎（即尸臣鼎）进行了大致准确的释读。他据该鼎所出之地而断定其为周器，并据铭文指出此鼎是周王为褒赐大臣，大臣的子孙铭刻其祖先之功而作，并将其藏于宫庙。他的断代方法和铭文释读基本是正确的，并对后世学者的研究产生影响，事实上已进入了金文的研究范畴。另外，在金文研究方面作出了贡献且有典籍可考者，除汉代张敞外，还有北魏时期的郦道元、南北朝时期的刘显、刘杳和刘之遴、江淹，以及唐代的封演和陆广微等。尽管对他们具体释读方法未有详载，但其释读结果的正确，也反映了其研究方法应包含不少合理的因素。在五代梁朝时期，曾盛行收藏和考证古器之风。《梁书·刘杳传》曾记刘杳考证郑玄所谓象尊之事，结果虽不准确，但证明了当时考证之风已然兴起。梁时已经有对古器物的辑录，如江淹的《铜剑赞》等，其中所论与史实相合者亦较多。可见这时金石之学至少已处于萌芽状态。 汉唐间的金文研究尽管是零星进行的，带有一定偶然性，尤其无专著问世，但这些零星研究及其贡献在学术史上不应该被忽略。宋代金石之学大兴，绝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可以说正是汉唐间青铜器的陆续发现和被收藏，以及部分研究者释读、考证金文的尝试和努力，在很大程度上为北宋初期金文研究最终正式形成专门学问作了学术上的积累和铺垫，是长期积淀而致的必然创获。 清代吴式芬把商周铜器铭文编成《捃古录金文》一书，收集的资料多，考释严谨，影响颇大 ，金文一词遂有了界说 。 这时所谓金文皆指整篇的铭文，不称单字。1925年容庚编《金文编》把商周铜器铭文中的字按照《说文解字》的顺序编为字典，从此金文成为一种书体名称。金文出现在商代中期，资料虽不多，年代都比殷墟甲骨文早。金文下限断在秦灭六国，也就是秦用小篆统一中国文字时。宋代人收藏铜器极重视铭文，如吕大临《考古图》等；也有专门摹刻铭文的，如王俅《啸堂集古录》等；把铭文中的字编为字典则有王楚和薛尚功《钟鼎篆韵》。清代由于《说文》之学兴盛、声韵训诂研讨日深，在这种学风的影响下，铭文研究进步较快 ， 不断出现专家 ，如吴大膞《 字说》、《说文古籀补》，孙诒让《 古籀拾遗 》、《 古籀余论》、《名原》等，皆有创见， 突过前人 。金文的年代长，使用区域广，材料如果不整理清理，则研究工作会收效不大。过去学者已理解这一点。王国维《两周金石文韵读·序》对时间地点观念很清楚。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序文》说：“当以年代与国别为之条贯，……余于西周文字得其年代可征或近是者凡一百六十又二器。……其依据国别者，于国别之中亦贯以年代，得列国之文凡一百六十又一器。”这在金文研究中是划时代的创举。1985年容庚《金文编》修订第四版采用铭文3902件，收正文（可识的字）2420字，附录( 还不能确定的字 )1352字，总计3772字。这是今日可见金文的总数。先秦文字资料不限于金文，而金文终究是主要的，它反映秦用小篆统一文字前1000多年间中国文字发展变化的基本情况。 书法 金文书法，是以金文笔意创作的书法。 《淮南子说山训一则》窦中亮作品 金文的发展促进了书法艺术的发展。西周时期的金文是一种很成熟的书法艺术，向为书法史家所重视。它改写了长期以来认为的，谈书法只能从隶、楷书始和魏晋南北朝以后才有真正书法艺术的传统认识，并把中国书法艺术的历史推溯至 3000 多年前。 金文的书体，一般称为大篆或籀书，也有称为古籀的。籀是周宣王时的史官，籀书即为他所写的字书。青铜器铭文是按照墨书的原本先刻出铭文模型的陶范，再翻范铸造出来的。由于商周时期已有很精湛的青铜铸造技术，所以翻铸的金文一般都能够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出墨书的笔意。因此，商周的金文实际上是一种墨书的书法艺术。 商代的金文书法是在甲骨文的基础上产生的。它的字数不多，字型瘦长，笔道遒劲雄美，行气疏密有致，结构严谨，情势凝重，各有风韵。有人曾归纳为两种风格，一种是笔势雄健，形体丰腴，笔划起止多露锋芒，间有肥笔，另一种则是运笔有力，形体瘦筋，笔划多挺直，不露或少露锋芒。 周灭商以后，商王朝铸造青铜器的工匠相继归周。周人继承了商人的金文书法，使之发展成具有独特风格的金文书法艺术。 洪运凯金文《登岳阳楼》 西周早期的金文从书体和书法风格来看，总的情势是清秀优美，笔道首尾出锋，有明显的波磔，结构严谨，行款章法自如。其前期的作品风格质朴平实，多挺拔的悬针笔法，仍带有甲骨文的影响。如武王时的利簋和天亡簋（或称大丰簋），字型平易古朴，笔划方圆兼备，具有凝练平直之气。利簋仅用短短 32 字就记述了武王代商的重大历史事件，因而被称为武王克商簋，是迄今所见西周最早一件铸铭铜器，开创了西周金文书法的先例。后期的风格凝重雄放，已显出金文的独特艺术。如成王时的令■、保卣，康王时的大盂鼎、大方鼎等，书法凝练奇古，雄伟挺拔，遒劲华丽，从人形或以人为偏旁的字及王字等，多用肥笔，用笔轻重明显，被书法家称之为“波磔体”。尤其是大盂鼎的金文，共 19 行，291 字，记载了康王追述文武受命，克殷建邦的伟绩，其文字端庄典雅，大小得体，形态生动，为成康之世金文书法造诣最高一品，其拓本摹本至今尚被书法大家所珍视。

流传至今的官窑瓷器、宋代官窑瓷器有碗、盘、碟、盏托、洗、瓶、炉、尊等，样式多种；宋代官窑瓷器并不华丽，釉色单一，很少有纹饰装饰，却又有一种难以言表的端庄肃穆和庙堂之气。是什么样的社会文化诞生了这种无与伦比的宋代官窑瓷器呢？

　　一、宋代官窑瓷器是历史积淀的产物

　　在众多的宋代官窑瓷器中，贯耳瓶是出现频率较多的器型，不仅宋代的官窑器有贯耳瓶，宋代五大名窑的其他窑口也有这类器型，其影响所及直到清代都有仿制的贯耳瓶出现。但不同时代的贯耳瓶，在外形上虽然形似，其内在气质却完全不同。

　　

　　在各大博物馆展出的宋代瓷器中，都可以看到贯耳瓶的身影(北京故宫收藏的宋官窑贯耳瓶，台湾故宫收藏的宋官窑贯耳瓶)。这两件贯耳瓶，其基本造型都是敞口、粗颈、扁腹、高圈足，颈两侧有筒形耳，虽然在器型上略有不同，但都显得古朴庄重。即使是南渡后烧制的官窑贯耳瓶，其基本形状还保留着这种皇室特有的庄重(南宋官窑贯耳瓶)。论者都把这种贯耳瓶称之为仿青铜壶的式样，以示其为文化传承的产物。这种贯耳瓶器型的传承历史和文化内蕴仅仅如此吗？

　　别林斯基说过“哲学家用三段论法说话，诗人则用形象和图画说话”。我们把宋代贯耳瓶的烧制者比作诗人，那他们创作的贯耳瓶形象究竟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我们想强调的是，宋代官窑瓷器的造型艺术本身就是中国传统陶瓷艺术精华的历史积淀，这种积淀不是从青铜器开始的，它有着更为漫长的历史渊源。这种以干净利落的线条勾勒出的厚重丰润的体态，早在新石器时代开始的陶器艺术中就已经得到证实，它的重现是在宋代丰腴的文化土壤中的一次再生。如图中的这件陶器，如果不是嘉兴博物馆的展柜中注明了这是一件良渚文化时期的陶器，谁都可能认为这是一件宋代的陶器。这不是器型的巧合，而是文化因子的传承。只有宋代的文化土壤才能孕育这种看似巧合实为传承的文化现象。宋代的贯耳瓶，以无形的线条映衬厚重的丰润，它所再现的不是人类童年的稚拙，而是中国文化成年的富态，这种富态是以宋代的经济繁荣和文化昌盛为基础的。数千年的传承所积淀的不在于外形的相似，而是器型的内涵。这种内涵，无论是清代的刻意，还是现代仿品的滥情，都难以达到这样的境界。从这点上来说，读懂宋代官窑瓷器所积淀的历史，就能读懂宋代官窑瓷器的真伪。

　　同时，贯耳瓶线条的浑圆敦厚，是宋人天人合一的思想的淋漓尽致的体现。我们在鉴定古代器物时，常常会说“东西会说话”，也就是说，器物的形象会说话，它会告诉收藏鉴赏者一个真实的世界，这个世界不能简单地看作器物形象的本身，而应该是器物所内蕴的历史文化。宋代理学所阐述的天人相与的命题，是我国哲学发展在宋代的一种创造性的历史积淀，它对有宋一代的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毫无疑义，宋代贯耳瓶的造型和线条，也受到了这种哲学思想的影响。器物造型的积淀和文化的积淀是同步的，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看似相似的器型所体现的文化背景不同，比如清代生产的贯耳瓶的线条就是挺直张扬的。(清代乾隆贯耳瓶和清代道光贯耳瓶)

　　二、宋代官窑瓷器是宋代尚古之风的再现

　　

　　在众多的宋代官窑瓷器的器型中，熟悉我国礼仪文化的学者都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因为宋代官窑瓷器的造型特征带有明显的上古时期的青铜器的风韵，具有浓郁的庙堂风格。如图7南宋官窑鼎式炉的造型带有明显的西周青铜鼎的特征，而图8南宋官窑觚则有着商代青铜觚的造型特征，这种共同的器型特征反映的是器物所溢满的庙堂之气。

　

　　为什么宋代官窑瓷器的造型会和上古时期的青铜器产生强烈的共鸣呢？冯先铭先生说：宋代官窑瓷器“仿商周秦汉古铜及玉器者甚多，显然是受北宋徽宗朝帝王提倡的仿古复古风气影响，这类仿古器皿只能是作为宫廷陈设用品而生产。”同时，除了宋代的尚文复古之风以外，瓷器生产的工艺水平和艺术水准也是相当重要的因素。

　　

　　在商周时期，相当数量的青铜器是作为礼器出现在重大的祭祀场合和国家礼仪上的，不管这些青铜器的类别和造型特征有多少变化，它的总体风格总有一种庄重肃穆之美，其中还带着些许威严和狞厉。这种因祭祀需要而塑造的审美风格，是青铜器型很为特殊的造型特征。那么为什么这种庄重肃穆的审美风格会出现在相隔千年之后的宋代呢？这和瓷器的发展和成熟有关。汉唐时期，瓷器的发展还不成熟，这不仅表现在瓷器的生产工艺上，以及器物的艺术造型和审美情趣的异同，还因为汉唐之际的瓷器表面的装饰风格和庙堂之需有着一定的距离。汉代工艺上的不成熟，使瓷器还不能达到祭祀的要求……

宋代铜器以仿制古代青铜器的成就最为突出，在当时的艺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宋代铜器主要充作包括：

1 礼器：在宋代，铜器出现了一批大型的礼器，主要用于官方场合。这些礼器是通过仿制古代青铜器的方式制作而成的，旨在表现宋代政治与文化的连续性，因此在造型上许多都取材于商周青铜器的图案和图形。

2 生活用具：宋代铜器也广泛用于生活用具，例如酒壶、茶壶、香炉、灯、钟表、挂件等，这些铜器有着较高的造型艺术价值。

3 艺术品：宋代铜器作为工艺品和艳丽商品，在市场上广受欢迎，并受到宫廷、高官贵族和富商巨贾的青睐。 铜涂金、铜涂银等表现形式让铜器的艺术价值更上一层楼。

总体而言，宋代铜器通过仿古的方式，不仅传承了先人的文化与艺术，同时也具备了其独特的时代意蕴，成为了宋代青铜艺术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