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法书籍不完全记载有：

《八阵总述》 《美芹十论》 《太公兵法》

《百战奇略》 《墨子城守各篇简注》 《太公兵法》佚文附录

《便宜十六策》 《乾坤大略》 《太公金匮》

《兵制》 《潜夫论》 《太公阴谋》

《策林》 《权书》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

《道德经论兵要义述》 《群书治要六韬》 《尉缭子》

《范子计然》 《三略》 《卫公兵法辑本》

《古今刀剑录》 《三十六计》 《握奇经》

《鬼谷子》《神机制敌太白阴经》 《吴子》

《何博士备》论 《守城录》 《武侯八阵兵法辑略》

《黄帝问玄女兵法》 《水战兵法》辑佚 《武经总要》(后集上)

《几策》 《司马法》 《武经总要》(后集下)

《将苑》 《司马法》逸文 《言兵事书》

《军政、军志辑佚》 《素书》 《阴符经》

《历代兵制》 《孙子兵法》 《曾胡治兵语录》

《练兵实纪》 《孙子略解》 《战略》

《刘子》《孙子算经》 《鹖冠子》

《六韬》 《孙膑兵法》

在汗牛充栋的中华古籍文献中，有一类不得不提的，那就是兵法。这些在血与火中锻造出来的瑰宝，产生了无数的军事至理名言，至今仍闪烁着古人的智慧之光。“兵者，诡道也”，孙子的这句名言很好的反映了中国古代兵法思想的核心，那就是“谋略”: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等等。在现代军事条件下也许这些都已不堪大用，但对于我们研究历史、学习古人的思想方法以及在现代的日常生活和国际交往中，仍具有不可忽略的参考价值。

中华文明起源较早，随着商代甲骨文字的诞生，文字记述开始发展，到了西周时期，开始出现正式的文字文献。这时兵法书籍的代表人物便是吕尚。吕尚就是我们熟知的姜子牙或姜太公，他辅佐文王灭商建周，是杰出的韬略家、政治家和军事统帅，历代典籍都公认他的历史地位，儒、道、法、兵纵横诸家皆追他为本家人物，被尊为“百家宗师”。他留下的兵法典籍包括《六韬》、《太公阴谋》、《太公金匮》、《群书治要六韬》、《太公兵法》，其军事韬略、战争谋略、战法战术、军队建设、战争准备等思想高明、深邃，奠定了他作为兵家鼻祖和千古武圣的地位。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混战、百家争鸣，兵法著述也进入历史上第一个辉煌时刻。先后问世的兵法书籍精辟深刻，令人目不暇接。春秋晚期孙武作《孙子兵法》，是现存我国最早的一部兵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兵书。《孙子兵法》的内容，包括对战争、军队的基本问题的论述和战略、策略、作战原则、方法等，里面包含了许多有价值的哲学思想。春秋时期还有一位自称鬼谷先生的王诩作《鬼谷子》。鬼谷子是纵横家之鼻祖，苏秦与张仪为其最杰出的两个弟子，纵横家所崇尚的是权谋策略及言谈辩论之技巧，其指导思想与儒家所推崇之仁义道德大相径庭，故此对《鬼谷子》一书推崇者甚少，但《孙子兵法》侧重于总体战略，而《鬼谷子》则专于具体技巧，两者可说是相辅相成。

稍后的战国时代，卫国人吴起写《吴子》，《吴子》是中国古代著名兵书，宋代颁定的“武经”之一，与《孙子兵法》并称，军事思想颇为丰富。齐国人孙膑作《孙膑兵法》，《孙膑兵法》古称《齐孙子》，是中国古代的著名兵书，也是《孙子兵法》后“孙子学派”的又一力作。此外，范蠡的《范子计然》，尉缭的《尉缭子》等都是有名的兵书。

汉代的黄石公是又一个兵法大家。他的《三略》也叫《黄石公三略》，杂采儒家的仁、义、礼；法家的权、术、势；墨家的尚贤；道家的重柔；甚至还有谶讳之说。全书讲政治策略手段较多，而直接讲军事的反而较少。传说此书黄石公传授给张良，为刘邦建汉立下了不灭之功。后世流传的还有黄石公的《索书》。此外，汉初曹错的《言兵事书》是针对当时匈奴犯境而提出的军事对策。

魏晋南北朝时期。诸葛亮有《将苑》、《阴符经》、《武侯八阵兵法辑略》、《便宜十六策》等。其中《将苑》又称《武侯将苑》、《武侯心书》、《新书》等，以为将之道为核心，展开论述，内容涉及择将之道、为将之道、用兵之道、取胜之道等多个方面。曹操有《孙子略解》即《孙子注》，它开创整理注释《孙子》十三篇的先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军事理论。

晋初司马彪《战略》一书，是汉语“战略”一词的最早起源。晋武帝时西平太守马隆有《握奇经》又名《握机经》，是中国古代八阵布列的兵书。南朝陶弘景《古今刀剑录》为研究我国古代刀剑史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唐宋时期。李靖录有《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和《卫公兵法辑本》。唐李筌的《神机制敌太白阴经》论述战争成败，含丰富内容。北宋何去非《何博士备论》为宋代重要兵书，分别论及先秦至唐代重大军事事件和军事人物，多有卓识，论理雄辩，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曾公亮、丁度主编的《武经总要》是北宋的一部大型综合性兵书，也是我国第一部官修兵书。南宋陈规《守城录》是中国宋代城邑防御的专著。南宋陈傅良《历代兵制》阐述了后代兵制对前代兵制的继承和发展。

历史车轮进入明清。刘基的《百战奇略》》总结了前人的战争经验，是中国古代享誉很高的一部著名军事理论书籍。民族英雄和著名军事家戚继光撰写的重要兵书《练兵实纪》是戚继光练兵实践经验的总结。明末何守法的《投笔肤谈》是一部颇有影响的古代军事理论著作。明末清初王余佑《乾坤大略》是一部专讲战略的兵书。

除此之外，历史上散见的兵法类书籍更是不胜枚举。如《三十六计》是根据我国古代卓越的军事思想和丰富的斗争经验总结而成的兵书，是中华民族悠久文化遗产之一。还有非专著类的各种论述军事思想、作战战略和战术战法等的文章篇目。

《六韬》又称《太公六韬》、《太公兵法》，旧题周朝的姜尚(姜太公)，普遍认为是后人依托，作者已不可考。现在一般认为此书成于战国时代。

评价

《六韬》是一部集先秦军事思想之大成的著作，对后代的军事思想有很大的影响，被誉为是兵家权谋的始祖。司马迁《史记·齐太公世家》称：“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北宋神宗元丰年间，《六韬》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为武学必读之书。。《六韬》在16世纪传入日本，18世纪传入欧洲，现今已翻译成日、法、朝、越、英、俄等多种文字。

版本

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残本。

河北定县八角廊汉墓竹简残本。

敦煌遗书残本。

《群书治要》摘要本。

《四库全书》本。

《续古逸丛书》影宋《五经七书》本。

1935年中华学艺社影宋刻《武经七书》本。

丁氏八千卷楼藏刘寅《武经七书直解》影印本。

体例

今本《六韬》共分六卷。

文韬——论治国用人的韬略

武韬——讲用兵的韬略

龙韬——论军事组织

虎韬——论战争环境以及武器与布阵

豹韬——论战术

犬韬——论军队的指挥训练

《六韬》一书，相传为周初太公望（即吕尚、姜子牙）所著，全书以太公与文王、武王对话的方式编成，所以又称《太公兵法》。此书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兵家类中不见著录，但在儒家类著录有《国史六■》“即今之《六韬》也，盖言取天下及军旅之事。■字与韬同也。”《隋书·经籍志》明确记载：“《太公六韬》五卷，周文王师姜望撰。”但从南宋开始，《六韬》一直被怀疑为伪书，特别是清代，更被确定为伪书。然而，1972年4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古墓中，发现了大批竹简，其中就有《六韬》的五十多枚，这就证明《六韬》至少在西汉时已广泛流传了，对它的怀疑与否定也不攻自破了。

《六韬》虽为真书，但作者到底是什么人，它产生于什么年代则是值得研究的。此书旧题姜太公撰，这个说法令人难以苟同，因为《六韬》的思想、语言、名物制度等，均与西周的时代不符。现在，人们一般都认为，此书大概成书在春秋战国时期。

《六韬》分别以文、武、龙、虎、豹、犬为标题，各为一卷，共六十一篇，近二万字。卷一《文韬》内分《文师》、《盈虚》、《国务》、《大礼》、《明傅》、《六守》、《守土》、《守国》、《上贤》、《举贤》、《赏罚》、《兵道》等十二篇，主要论述作战前如何充实国家的实力，在物质上和精神上作好战争准备。如对内先要富国强民，对人民进行教育训练，使之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对外要掌握敌方的情况，注意保守自己的秘密，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卷二《武韬》内分《发启》、《文启》、《文伐》、《顺启》、《三疑》五篇，有的版本把“《兵道》”列于《三疑》前。

这一卷主要论述取得政权及对敌斗争的策略，强调在作战前必须先对敌我双方的情况了如指掌，进行比较，以己之长克敌之短，才能制胜。卷三《龙韬》内分《王翼》、《论将》、《选将》、《主将》、《将威》、《励军》、《阴符》、《阴书》、《军势》、《奇兵》、《五音》、《兵征》、《农器》等十三篇，主要论述军事指挥和兵力部署的艺术，指出在战争中要调动对方，选择将帅、严明纪律，然后确定如何发号令、通信息。还指出要注意天时地利、武器装备和物质供应等。

卷四《虎韬》内分《军用》、《三阵》、《疾战》、《必出》、《军略》、《临境》、《动静》、《金鼓》、《绝道》、《略地》、《火战》、《垒虚》等十二篇，主要论述在宽阔地区作战中的战术及其他应注意的问题。卷五《豹略》内分《林战》、《突战》、《帮强》、《敌武》、《山兵》、《泽兵》、《少众》、《分险》等八篇，主要论述在各种特殊的地形作战中的战术及其他应注意的问题。卷六《犬韬》内分《分合》、《武锋》、《练士》、《教战》、《均兵》、《武车士》、《武骑士》、《战骑》、《战车》、《战步》等十篇，主要论述教练与编选士卒以及各种兵种如何配合作战，以发挥军队效能等问题。《六韬》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战争观、军队建设、战略战术等有关军事的许多方面，其中又以战略和战术的论述最为精彩，它的权谋家思想也很突出。

《六韬》的军事思想比较复杂，差不多先秦各家的军事思想在书中都有反映。书中最突出的是阴谋权术思想。《六韬》一开头就说：“夫鱼食其饵，乃牵于缗，人食其禄，乃服于君。故以饵取鱼，鱼可杀。以禄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国，国可拔。以国取天下，天下可毕。”（《文师》）这就是说，国君统治百姓，就要像渔人钓鱼，以钓饵来诱使人们上钩，听从驱使。权谋可以表现在多方面：第一，“予之为取”。就是欲将取之，必先与之。《文师》说：“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义也。义之所在，天下赴之。”

《国务》说：“故善为国者，驭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见其饥瘳则为之忧，见其劳苦则为之悲，赏罚如加于身，赋敛如取于己。此爱民之道也。“在感情、道义、物质上付出这么多，对人又仁既爱，其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欲使主尊人安”（《国务》），“无取于民者，取民者也”（《发启》）。第二，“攻强必先养强”。《三疑》说：“夫攻强，必养之使强，益之使张。太强必折，大张必缺。攻强以强，离亲以亲，散众以众。”这就是说，要攻打强大的敌人时，不妨采用让敌人骄傲自大的策略，敌人骄傲自大了，自然就容易对付了。第三，“文伐”。

《文伐》中列举了十二条属于文伐，不属于武攻的阴谋诡计。一是投其所好，让敌人产生骄傲之心；二是“亲其所爱，以分其威。一人两心，其中心衰，廷无忠臣，社稷必危”；三是“阴赂左右，得情甚深。身内情外，国将生害”；四是用珠玉、美人来腐蚀麻痹敌人；五是挑拨敌方忠臣与君主的关系；六是收买敌人的内臣，离间其外臣；七是送给敌人大量财物，使其轻视生产，因而导致蓄积空虚；八是与敌国伪结亲谊以麻痹敌人，使其为我所用；九、十是表面上尊崇敌国，示之卑微顺从，使其骄怠自毙；十一、十二是要收买敌国大臣，堵塞敌之耳目。使其豪杰智士为我所用，用乱臣美女迷惑其主。一般兵书大都重视战场上的战略战术，对阴谋手段论述得较少。把阴谋论述得如此详细的，《六韬》是最突出的。

在战略战术上，《六韬》有其独到之处。《兵道》说：“凡兵之道，莫过乎一。一者能独往独来。黄帝曰：‘一者，阶于道，几于神。’用之在于机，显之在于势，成之在于君。”这是说，用兵的原则在于“一”。所谓“一”，就是事权要专一，兵力要集中，行动要统一，这样才能独往独来，机动灵活，不受牵制，取得战争的主动权。《军势》载：“武王问太公曰：‘攻伐之道奈何？’太公曰：‘势因敌之动，变生于两阵之间，奇正发于无穷之源。故至事不语，用兵不言。且事之至者，其言不是听也。兵之用者，其状不定见也。倏而往，忽而来，能独专不制者，兵也。’”这里强调的是“因敌之动”，“倏而和主，忽而来”，核心是突出机动灵活，不为敌人所牵制。能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就可以战无不胜。

《六韬》还强调了用兵要见机而作，以谋略取胜，而不以力战。“故善战者，不待张军。善除患者，理于未生。善胜敌者，胜于无形。上战与无战。故争胜于白刃之前者，非良将也。设备于已失之后者，非上圣也。智与众同，非国师也；技与众同，非国工也。”在《六韬》中，还论述到了步、车、骑三种兵种配合作战的战术问题。《均兵》指出了车、骑的地位及其不同作用：“车者，军之羽翼也，所以陷坚陈（阵），要（邀击）强敌，遮走北（败军）也。骑者，军之伺侯也，所以踵败军。绝粮道，击便寇也。”如果步兵与车、骑作战，那么，“必依丘陵险阻，长兵强弩居前，短兵弱发弩居后，更发更止。敌之车骑虽众而至，坚阵疾战，材士强弩，以备我后”（《战步》）。如果是平地作战，方法是“令我士卒为行马、木蒺藜；掘地匝后，广深五尺，名曰命笼。人操行马进步，阑车以为垒，推而前后，立而为屯；材士强弩，备我左右。然后令我三军，皆疾战而不解。”（《战骑》）对车、骑、步的协同作战及如何运用步兵对付敌人车、骑兵的办法作了详细的论述。

对于军队的建设，《六韬》认为首先应注意将领的选拔与培养。因为“国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于将。将者，国之辅，先王之所重也”。（《论将》）“社稷安危，一在将军。”（《主将》）所以，对于将领的选拔、考察就不能不认真细致。它认为：“将有五材十过。……所谓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所谓十过者，有勇而轻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贪而好利者，有仁而不忍人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人者，有廉洁而不爱人者，有智而心缓者，有刚毅而自用者，有懦而喜任人者。”（《论将》）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长处与短处，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它还提出了选择考察将领的各种方法。值得注意的是，《六韬》还提出了建立参谋部的问题。

《王翼》载：“武王问太公曰：‘王者帅师，必有股肱羽翼，以成威神，为之奈何？’太公曰：‘凡举兵帅师，以将为命。命在通达，不守一术。因能授职，各取所和工，随时变化，以为纪钢。故将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应天道。备数如法，审知命理，殊能异技，万事毕矣。”这是说，国君率领军队，必须要有得力的辅佐。全军的生命掌握在将帅的手中，但是将帅的职责是全面领导，不能局限在其一个局部，因此就应该建立一个由七十二人组成的参谋部，并根据各人的才能授予职务，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七十二人是些什么样的人呢？《六韬》的安排是腹心一人，谋士五人，天文三人，地利三人，兵法九人，通粮四人，奋威四人，旗鼓三人，股肱四人，通才二人，权士三人，耳目七人，爪牙五人，羽翼四人，游士八人，术士二人，方士三人，法算二人等等。这是我国军事史上最早的见于明文规定的参谋部组织法，是《六韬》的一大创造。

《六韬》还系统地论述了将领的自主权问题。《立将》明确记述了国君于太庙誓师，以斧钺授将，将受命出征的具体仪式，而且还郑重其事地论述了将帅应有的统率三军，独断专行的权利。“国不可从外治，军不可从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应敌……军中之事，不闻君命，皆由将出。临敌决战，无有二心。若此，则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敌于前，无君于后。是故智者为之谋，勇者为之斗，气厉青云，疾苦驰鹜，兵不接刃，而敌降服。战胜于外，功立于内。”这里的核心是“军不可从中御”和“军中之事，不闻君命，皆由将出”。意思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军队不能由国君在中枢机构中具体指挥，而应完全由将领根据战场上的实际情况来指挥，这样才能取得胜利。将领有自主权，就有了主动权。对于士卒，《六韬》也很重视其选拔与训练。

《练士》说：“军中有大勇敢死乐伤者，聚为一卒，名为冒刃之士；有锐气壮勇强暴者，聚为一卒，名曰陷陈（阵）之士；有奇表长剑、接武齐列者，聚为一卒，名曰勇锐之士；有披距伸钩、强梁多力、溃破金鼓、绝灭旌旗者，聚为一卒，名曰勇力之士；有逾高绝远、轻足善走者，聚为一卒，名曰寇兵之士；有王臣失势欲复见功者，聚为一卒，名曰死斗之士；有死将之人子弟欲与其将报仇者，取秋一卒，名曰敢死之士；有赘婿人虏欲掩迹扬名者，聚为一卒，名曰励钝之士；有贫穷愤怒欲快其志者，聚为一卒，名曰必死之士；有胥廉免罪之人欲逃其耻者，聚为一卒，名曰伟用之士；有材技兼人，能负重致远者，聚为一卒，名曰待命之士。”这里强调的是对士卒的因材施用与组织方法。士卒的才能、性格等是千差万别的，把这些人按一定的原则组织起来，就可以充分发挥他们潜能，取得胜利。对于军队的治理，《六韬》提出了刑赏并重和“杀贵大，赏贵小”的原则。

《将威》中写武王问太公怎样才能做到令行禁止，树立将帅的威信，太公说：“将以诛大为威，以赏小为明；以罚审为禁止而令行。故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说者，赏之。杀贵大，赏贵小，杀及当路贵重之臣，是刑上极也；赏及牛竖马洗厩养之徒，是赏下通也。刑上极，赏下通，是将威之所行也。”杀和赏都是将帅建立威信的手段，这一点在《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兵书中提到过，但明确地提出“杀大赏小”原则的以《六韬》为最早。所谓“杀大赏小”，就是杀位高者以震慑他人，赏位卑者以激励众干。这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六韬》虽然从总体水平来说赶不上《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但也有其独特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