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实词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在文言文中，实词的数量比虚词多得多，学习文言文，最应该下功夫的是多掌握文言实词的词义，只有掌握了一定数量的文言词语的意义，对文言词语方面的知识有了一定的积淀，才有可能比较顺利地阅读文言文。学习文言实词，应该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1，注意区别古今词义的异同。

汉语从右代发展到今天，词义不断演变，其中一些基本词汇和一般词汇中极少一部分的意义，古今意义没有什么变化，这类词对于我们学习文言文不会造成什么困难。但另外有一些词语，文言文中虽然常用，但随着旧事物、旧概念的消失而消失，古今词义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词义的扩大。

词义扩大是指词义所反映的客观事物的范围扩大，即由部分到整体，由个别到一般，由狭窄到宽泛，使原义成为新义外延的一部分。例如“秋”，指由一个季节扩大到指全年；“睡”指由坐着打瞌睡扩大到指睡眠。

（2），词义的缩小。

词义缩小是指词义所反映客观事物的范围缩小，即由整体到部分，由宽泛到狭窄，使新义成为原义外延的一部分。例如：“丈夫”，古代泛指男子汉，如“丈夫亦爱怜其少子乎？”，现在，“丈夫”专指女子的配偶。“臭（xiù）”，由泛指所有气味到专指秽气。“汤”由泛指热水、开水到专指菜汤、肉汤等。

（3），词义的转移。

词义的转移是指词义由指甲事物变为指乙事物。如“学者”，古代指“求学的人”，如“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游褒禅山汪》），现在指在学术上有一定成就的人。“**”，古代指对末出嫁的女子或有权势人家的末出嫁的女子，现在，在改革开放背景下，其意义基本上变成了指有不正当行为的女子。如果你称呼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为**，那么，这位**会很生气的向你瞪白眼，以示她不是**。

（4），词义的褒贬色彩发生了变化。例如，“谤”，古代指公开指责别人的过失，是个中性词。如“能谤讥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邹忌讽齐王纳谏》，现在，“谤”用于诽谤，指无中生有地说别人的坏话，是个贬义词。

以上四种情况，是古今词义变化的主要类型。大量的古今意义既有联系又有差别的词的存在，是文言文学习的主要障碍。我们学习文言文，必须结合学习文言作品，有目的、有计划、按要求地掌握一批文言常用词的常用义。

2，注意区分古今汉语中的单音词和复音词。

现代汉语中复音词占绝大多数，而文言中则以单音词为主，因此，我们在文言文阅读中，不要把文言中的双音节词误认为是现代汉语中的双音词。例如，“非常之观，常在于险处”（《游褒禅山》）中的“非常”，古义是两个词：不同一般。而今义则是一个表示程度的副词。另外，也不要把文言中的复音词分开来解释。例如：“日暮，所击杀无虑百十人”（《冯婉贞》）中的“无虑”是个联绵词，意思是“大概”、“大略”之义，这个意思与“无”、“虑”二字毫无关系，不能拆开来讲。

3，要注意古代汉语中的一词多义现象。

和现代汉语一样，文言文中也有一词多义现象。如果我们只懂得一个多义词的一种或者两种意义，在阅读文言文时便轻易拿一种或者两种意义去文释，就有可能产生理解上的错误。为了避免出现错误，我们要有意识地作好知识积累和整理工作。我们的教科书中，每篇文言课文后面都有这方便的练习题，这是帮助我们作积累和整理工作，必须认真完成，千万不可忽视。词义积累多了，遇到多义词就可以比较准确地选择义项了。另外，我们还需要了解关于词的本义和引申义方面的知识。每个词都有它本来的意思，即本义。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新产生的意义就是它的引申意义。如：“妻”，古义就是用手去抓住一个女子，今义则是指男子的配偶。“孙”，古义表示我的儿子的儿子一直排下去，代代相传，今义则指儿子的儿子。

4，要注意通假字现象。

古字通假是文言文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在古代，因为音同或者音近的关系，一些字往往同其他一些字通用，这种文字在使用中互相代替的现象叫做“通假”字。“通”是通用；“假”是借用。识别通假字不是一件易事，时代越早的文言文，通假字的阅读就越困难。对于初学者来说，掌握通假字的办法就是多读文言作品，多查字典，作好知识的积累工作。

二，学习文言虚词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文言虚词包括副词、介词、连词、助词、叹词和代词。虚词的词汇意义比较抽象，但是，它有表达语气、组织实词等多种语法功能。文言虚词，特别是常用虚词在文言中出现的频率比较高，用法比较灵活。阅读文言文，要善于辨析虚词的意义和作用，才能完整的理解文章的意思。如果把虚词理解错了，就会影响到对整个句子乃至通篇文章的理解。在学习中，我们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便的问题。

1，分清实词和虚词。

文言虚词大多是由实词虚化而成的。例如，“所”的基本意义是“处所”，后来引申为表示“……的地方”或者“……的人”，作结构助词。又如，“之”的基本意义是“往”，后来虚化为代词、助词、语气词等，成为用得最多的虚词。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它”，作代词用。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的”。用在主谓之间，取消主谓的独立性,动词，往。起拼凑语气的作用。从上面的一些例子可以知道，某个词是实词还是虚词，要到具体的语言环境中才能确定，其基本原则是：字不离词，词不离句。

2，了解古今虚词的差异。

古今完全不同的虚词，我们只要掌握它们在古代的意义和用法就行了，如《六国论》“而以六国破亡之颠故事”中的“故事”，但是，有些虚词，古今都用它，如《六国论》“至于颠覆，理固宜然”中的“颠覆”。这就需要我们特别注意它们之间的不同，要用分析的眼光去逐字审阅，不要以今律古。

3，辨析同一虚词的不同用法。

文言虚词使用频率高，用法灵活多变，一个虚词往往兼有多种词性，表达多种语法关系，如“而”，可以作连词用；也可以作代词用。作连词用可以表示并列关系，可以表示偏正关系，可以表示承接关系，可以表示递进关系，还可以表示转折关系。

4，体察虚词表达的不同语气。

古人称虚词为“辞”、“语辞”、“语助”，可见，虚词在表达语气方便的重要。一段文言文，如果没有虚词连缀其中，就会丢掉“性情”，失去活力。若不用虚词，就表达不出说话人在表面上的自谦中隐含的抱怨和得意之情。学习文言文，我们要反复吟咏，体察虚词所表达的语气，并从中总结出一些规律。如：“夫”、“盖”常表示发语，“者”常表示提顿，“得无”、“无乃”常表示推测、反问等。常用的文言虚词只有几十个。越是常用的虚词，用法往往越是灵活。如果确实掌握了它们的意义和用法，阅读时就可以扫除虚词方便的一大障碍。

三，掌握词类的活用现象。

文言中有些实词在句子中临时改变了它的语法功能，词的词义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这就是词的活用。如果一个词已经活用成了别的词，我们还按其原来的用法去解释，就会讲不通。因此，掌握词类活用的基本规律，结合具体语镜，分析其用法和理解其意义，对我们学习文言文来说是很重要的。词类活用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 动词、形容词、名词的使动用法。

动词、形容词、名词用作有“使”、“令”意义的动词，具有“使宾语怎么样”的意思，这就是使动用法。 在古代汉语中，动词的使动用法一般只限于不及物动词。不及物动词本来不带宾语，用于使动时，后面就带宾语，但这种情况较少。及物动词的使动用法，在中古以后就改变了读音，例如：“晋侯饮（yìn）赵盾酒”，这就与及物动词的其他用法区别开来了，但并不能一概而论。

2， 形容词、名词的意动用法。

这是指形容词、名词用作有“认为”、“以为”意义的动词，表示主语认为宾语怎么样或者主语把宾语当作什么。

3， 名词用作动词。

名词活用作动词后，就具有动词的语法特点，不再表示人或物，而是表示与这个名词有关的动作、行为。例如：“籍吏民，封府库，而待将军”（籍：登记。《鸿门宴》）。名词的使动用法和意动用法都属于名词用如动词，在古代汉语中，名词作使动、意动的较少，但用着一般动词的则相当普遍。在古代汉语中，方位名词也常作动词。

4， 名词作状语。

在古代汉语中，名词常用作状语，直接修饰、限制动词谓语，表示动作、行为的状态、方式、处所、凭借的工具等。

另外，我们还要注意三个问题：

一是要注意区别意动和使动。在这里，我们提供两种区别方法：

第一，使动用法是主语使宾语怎么样，是客观的，而意动用法则是主语以为或认为宾语怎么样，是主观的看法，客观不一定必然如此。

第二，动词、名词活用为动词的，一般情况不用于意动（动词本身就无意动用法，而形容词活用为动词的，用作使动和意动却常见）。

二是要注意词类活用的条件。要鉴别一个词是否已活用成另一类词，主要是看它在句子中所处的地位，前面有哪些词类和它相结合，构成什么样的句法关系，具备了哪些语法特点等。名词、形容词的使动用法和意动用法，以及名词用如动词，都是名词、形容词活用为动词，这可以从它们的语法条件的变化看出来。下面举出名词、形容词活用为动词的一些比较重要的语法条件。

1，两个名词连用，如果既不是并列结构，又不是偏正结构，则前一个名词常就活用为动词，后一个名词作它的宾语，两个名词连用，有时还可以是主谓结构，前一个名词作主语，后一个名词活用为谓语，

2，名词、形容词放在“所”字后面活用为动词。例如：“陈胜王，置人所罾鱼腹中”

　3，名词、形容词放在“能”、“可”、“欲”等能愿动词后面，活用为动词。例如：“子谓公冶长：‘可妻也……’”。

4，名词放在副词后面活用为动词（副词在句子中一般只作动词或形容词的修饰语）。例如：“秦师遂东”。

5，名词、形容词放在“之”、“我”等代词前面，活用为动词。例如

　　“下之，小之……，不外是矣”。

6，名词后面用介词结构作补语，这个名词活用为动词。例如：“晋师军于庆柳”。

　　7，名词用“而”连接时，活用为动词。例如：“隆礼尊贤而王”。

三是要注意弄清楚一个问题：词类的活用，是说某个词本来属于某一词类，只是入句后临时具有另一词类的性质，不是说这个词属于两个词类。例如：我们不能说“晋师军于庆柳”中的“军”既是名词，又是动词。

四，注意掌握几种常用句式。

文言常用句式和现代汉语的常用句式基本上是相对的，我们主要要掌握判断句、疑问句、被动句、省略句和变式句五种句式。

1， 判断句。

判断句是对事物的性质、情况、事物之间的关系作出肯定或否定判断的句子。在现代汉语中，一般要用判断词“是”表示判断，而文言中的判断句一般不用判断词，而是直接用名词或名词短语作谓语表示判断，并且往往借助某些助词、语气词、副词来表示或加强判断语气。主要形式有：

⑴，主语后面用助词“者”表示提顿，谓语后面用语气词“也”煞尾。

⑵，只在主语后面用“者”表示提顿。

⑶，只在谓语后面用“也”煞尾。

⑷，“者”、“也”都不用。

⑸，谓语前用副词“乃”、“即”、“必”“则”等加强语气。

⑹，用“为”表示肯定判断。

⑺，用副词“非”表示否定判定。

⑻，用“是”作判断动词，文言文中也有。

2， 被动句。

被动句的主语不是谓语动词所表示的行为的发出者，而是行为的接受者。文言中，常常借助一些介词、助词来表示被动，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⑴，用介词“为”引进行为的主动者。

⑵，用介词“于”引进行为的主动者。

⑶，用助词“见”表示被动。

⑷，用介词“被”表示被动。

⑸，用“为……所……”的格式表示被动。

⑹，用“见……于……”的格式表示被动。

3， 省略句。

文言句子中有一些组成成分，习惯上常常省略,翻译成现代汉语时需要补充。常见的有以下几种情况：

①， 省略主语。包括承前省、蒙后省、自述或对话省。

②， 省略谓语动词。例如：“一股作气，再（鼓）而衰，三（鼓）而竭

③， 省略宾语。

④， 省略介词“于、“以”。

4， 疑问句。

文言中的疑问句，一般要用疑问代词或疑问语气词提出问题。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况：

　　⑴， 用疑问代词提出问题。

⑵， 用疑问语气词提出问题。

5， 变式句。

文言中，有些句子的语序和现代汉语里相对应的句式不同，常见的有以下四种情况：

⑴，主谓倒装句。

⑵，宾语前置。

宾语前置有以下几种情况：

①， 凝问代词作宾语，宾语前置。

②否定句中代词作宾语，宾语前置。

③用“之”或“是”把宾语提前到动词前，以加重语气。

⑶定语后置。文言中，一些修饰性的定语常置于中心语之后。

⑷，介词结构后置。在现代汉语里，介词结构常放在动词前作状语，古代汉语里有些则置后作补语。

五，掌握文言文翻译的基本方法。

文言文翻译的基本方法可归结为增、调、留、换四字。

第一，赠。古代汉语同现代汉语一样，为了使语言精炼简洁，都有省略现象，而且比现代汉语更为普遍。从省略的方式说，有承前省，蒙后省和对话省；从省略的内容来说，既可是主语、谓语、宾语，又可以是介词词根。我们阅读文言文时，遇到这种省略情况，要把省略的成分补充出来，以便正确理解文意。

在古代汉语中，量词较之临近的数词，是一种很不发达的词类，动量词在先秦不存在，物量词也不多见，现代汉语又是量词很丰富的一种语言。因此，我们在翻译文言文时，要找出相应的量词补充进去。

第二，调。古代汉语词序有些特殊的规律，诸如宾语前置、定语和状语后置、主语倒装等。翻译这些句子时，如果仍然按原文的词序，就容易使人费解，产生歧义，造成理解错误。因此，我们必须根据古今汉语词序变化的规律，对原文进行调整，使之符合现代汉语词序特点，这就是“调”。

文言文，尤其是韵文中，常有一种“倒文”的语言现象。这种倒文或“语急而文倒”，或“倒文以协韵”。我们阅读古文时，遇到“倒文”这种语言现象，就必须根据内容，颠倒过来进行翻译。

第三，留。“留” 即保留原文不译，如国名、地名、人名、官名、朝代名、帝号，以及某些典章制度的名称和度量衡标准等，均不译。

一些基本词汇，如“人”、“手”、“山”、“水”、“牛”等反映自然界中常见的事物，古今意义相同，翻译时保留不译。如果不是基本词，但今天仍沿用的一些词语，也不必翻译。

　　此外，古人为了增强作品的艺术效果，常引用诗句、民谣、格言、谚语进入自己的作品之中。例如：“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三峡》），这句民谣就保留不译，否则就会失去引诗所特有的韵味。

第四，换。汉语经历了几千年的演变，许多文言单音词不能在现代汉语中灵活运用，只能充当双音词的一个词素，翻译时就要用现代汉语中词义相同或相当的词语去替换文言词语，这就是“换”。例如：“臣尝从大王与燕王会境上”（《廉颇蔺相如列传》）。这里除了帝号“燕王” 和方位词“上” 无需更易而外，其余都要换用与现代汉语词义相同或相当的词，译作：“我曾经（跟你）在边境上会见燕王”。

以上所说的“增”、“调”、“留”、“换”的翻译方法，不是各自独立的，在具体翻译过程中，它们是相互关联，交并运用的，不能截然分开。

六，掌握文言文翻译技巧。

在翻译时，除了掌握以上四种方法外，还要掌握一点技巧。

第一，对句中的字、词、句进行充分想象。这种想象就是要调动平时的积累。一是对字词的不同用法的想象。如翻译“君无尤焉”一句中的“焉”字之前，可把句末“焉”的各种用法作一比较，一个个的淘汰，然后确定一个译出后合乎原文意思的用法。处在句末的“焉”，一般讲，一是疑问句中作疑问语气词，但这句不是疑问句，故否一也；二是作形容词尾，但是，“尤”是“责怪”之意，动词，故否二也；三是句末作兼词，但此句不需要作兼词后的介词引出名词或代词，故否三也；四是作代词。此句中“焉”字若译成代词“他们”，就恰与全句的意思统一了。二是对各种句式的充分想象。以“莫之死”为例，此句句首用了无定代词“莫”，而且宾语是代词“之”，故此句是一个否定句代词宾语前置的句子，那么，这句话就应先译成“莫死之”。再来作第二步，这个“死”是自动词，不能支配宾语“之”。想一下，是使动用法还是意动用法，是处动用法还是为动用法，逐一考虑，是为动用法，故这句可译为“没有谁为他们死”，这样，译出的意思与全文就统一了。

第二，要学会运用一些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语法知识进行分析。有些句子，我们只有通过语法分析，才能正确地理解，达到准确翻译的目的。如“则疾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句中“疾”是“憎恨”之意，如果把“疾视” 放在一起，就译成了“憎恨看”，这显然不通。那么，就应将“疾” 后的整个结构作为“疾” 的宾语，即憎恨的对象，再来解剖这个“对象”，即“疾” 的宾语是“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但要注意，“视” 的宾语只是“其长上之死”，这里，“视其长上之死”与“不救”是通过“而”连接的两种“行为”。再看“视”的宾语，“其长上之死”，这是一个主谓短语作“视”的宾语，故“之”就是一个取消句子独立性的助词了。经过这样逐字分析，这一句就可译为“恨（他们）看着他们的长官战死而不去救护”。再把这句译文放到全文中去看，意思也就与全文统一了，故此时可以放心地肯定自己的译文了。

由上观之，我们无论是对字、词、句式的想象，还是对句子结构的语法分析，都要以平时对文言文基础知识和翻译技能的积累为前提。因此，我们平时就要下苦功夫记一些有关文言知识和有关译文技巧方面的东西，否则就会源泉枯竭，不管怎样找“窍门”也是翻译不出来的。古代有一个很有学问的秀才，奉命要在三天之内完成一篇命题作文，却急得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他的老婆见状，不以为然地说：“你作这个文章，难道比我生孩子还难？”秀才喟然长叹：“你生孩子虽然难，但毕竟你肚子里还有孩子，我作这个文章，肚子里啥也没有。巧媳妇也难煮无米之炊啊！”这个故事，也进一步证明了我的观点的正确性。

那么，怎样下苦功夫呢？下面谈谈自己在学习实践过程中的一些体会。

第一， 学习文言文要重视诵读。

程端礼在《朱子读书法》中说：“若读得熟而又思得精，自然心与理一，永远不忘。某旧苦记文字不得，后来只是读，今之记得者，皆读之功也。” 此话实为经验之谈，值得我们借鉴。我们在学习文言文时，多熟读背诵一些文质皆美、深浅适度的文言诗文，在头脑中多储存一些文言信息，这对认知迁移、阅读理解都是大有益处的。

　　诵读是在初步理解的基础上，用朗读的方法，反复孰悉课文，逐步加强理解，直至背诵的一种学习方法。它有别于一般的死记硬背，它以宏观驾驭微观，以微观充实宏观，循序渐进，反复诵读，由读到懂，由懂而用，是学习文言文的一种好方法。

第二， 要勤查工具书。

工具书是专供翻检查阅的图书，它具有特定的排检方法，读者据此可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他所要了解的知识或材料。我们在学习文言文中，应充分利用文言工具书，把它作为百问不烦的老师，解难释疑。工具书的种类繁多，可供我们学习文言文时查阅的工具书有：《古代汉语常用字典》、《常用文言虚词词典》、《康熙字典》、《说文解字》、《辞海》、《辞源》等。其中，《古代汉语常用字典》和《常用文言虚词词典》体积小，内容丰富，不仅价格便宜，而且便于携带，是我们学习文言文必备的工具书。

　　第三， 要多作练习。

“学习知识的目的是为了将知识长期保存在大脑中，但仅凭对新知识的识记是不能保证这一目的的实现的。”要想牢固地掌握知识，还必须对所学的知识进行巩固练习，以积累知识，进一步提高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

第四， 要善于积累资料。

撰书立说，需要引经据典，旁征博引，需要用大量 的资料，这些资料往往要靠平时的点滴积累。积累资料的方法各有所不同。有的人喜欢在读过的书上作记号，有的人善于作知识卡片等，这些都是很好的方法。黑格尔年轻时并没有特殊的天赋和才能，可是他善于积累，把读过的东西详细地摘要在一张张活页卡片上，然后分门别类地加以整理、排列，逐一贴上标签。这样的日积月累，反复思考运用，终于使他成为知识渊博的大哲学家。我们在读书求学中注意积累资料，必将受到很大的益处。它不但能培养和提高你的阅读、分析能力，“使人精确”（培根语），而且还能减轻你的大脑负担，当这些资料变成你的“第二大脑”时，你使用这些资料便能得心应手，八面来风，人家“踏破铁鞋无觅处”，你却“得来全不费功夫”。

“汉字”又被称之为“中国字”或者又叫做“方块字”，它是汉语书写的一种文字体，我们通过使用汉字就能够清晰的表达出自己的思想。在我国古代社会人们对会写字的人是非常敬佩的，十分推崇。随着汉字文化的不断演变和发展，逐渐从刚开始用汉字记事的基础行为，上升为可以传留下去的“书法”。

在中国出现最早的文字是记载在距今9000-7800年。出现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了一批刻符，又称贾湖刻符。它的出现引起了争议，有的学者认为它只是刻符，还有的认为它是文字。饶宗颐曾经对贾湖契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考证，提出了“贾湖刻符对汉字来源的关健性问题提供了一份崭新的资料”；历史系古文字学家葛英会他也认为贾湖刻符“这些符号应该是一种文字”。

汉字是在现在世界上使用的人数最多的字体了，汉字的发展历史比较悠久，通过考古学家发现在早期的龟背上或者石头上都会刻有一些类似于文字的符号，被称作为"契文"、"甲骨卜辞"、"殷墟文字"或"龟甲兽骨文"。中国最早的文字记载是在商朝，在殷商时期通过画动物或者用一些比较常见物体的图形来表达出自己需要的文字。甲骨文可以说是中国发现的古代文字中最古老的文字了，它时代是最早、体系也是较为完整的文字了，距今3600多年。现代的文字多是一个记录语言的工具，人类往往一开始是先有口头上的语言，后来又产生了书面的文字。甲骨文它是中国及东亚所知道中的最早的成体系的商代文字。汉字的发展对于国家文化的发展是具有巨大的意义。

汉字的来源很多，如结绳、八卦、图画、书契等。 古书记载有黄帝史官仓颉造字的传说。 以我之见，成系统的文字不可能是一个人的创造，而仓颉（如果确有其人）也只是文字整理者或颁布者。

你说的象形、指事等等，只是东汉的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所写的对于汉字形体构成的归纳，即是所谓的“六书”。

中国文字已有五千年历史，但是早期的文字，已不可得见，今传最早的文字是商代殷墟出土的甲骨文(简称甲文)。

所谓甲骨文，就是刻或写在龟甲及牛骨上的文字。这些文字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另外在地下出土了很多商周时代的铜器，上面铸有很多铭文，称为钟鼎文(简称金文)。这两种文字，因为是现在所能见到最早的文字，所以又称为「古文」。

周宣王太史籀曾做籀文(又称大篆) ，一部份籀文形体还可以在说文解字中看到。秦始皇一统天下后，李斯奏同文字，于是小篆通行，说文解字一书，就是以说解小篆为根本。

汉朝以后，文字渐趋约易，隶书变成汉代通行的文字。

魏晋以后，字体变为楷书，楷书书写容易，通行后就保持了相当大的稳定性，一直沿用至今。楷书通行同时，为了书写的便利，也出现行书及草书，这些都是楷书的变体

陶文

汉字的远祖。 在中国的史前期以及有史早期，汉字产生前，最像是文字的符号就是陶文。陶文已经出土的资料很多，但它不像甲骨文那样有成文的篇幅，只有单个的符号。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商代晚期，现在已出土的陶文以半坡陶文为最早，大约自公元前4800——4300年之间。此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时期，也都有陶文。陶文多半刻在陶钵外口缘的黑宽带纹和黑色倒三角纹上，极少数刻在陶盆外壁和陶钵底部，一般器物上只有一个陶文。对这些陶文的性质，学界看法不一。裘锡圭认为是“记号”，郭沫若认为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而于省吾等学者则认为已属文字范畴。唐立庵（兰）先生在谈到大汶口文化陶文时说，这“是现行文字的远祖，它们已经有5500年左右的历史了”。破解陶文很困难，至今也只有几个字能猜测它相当于后代的某字。不过，陶文与汉字有渊源关系，应该是肯定的。

甲骨文

殷商时代的甲骨文，是中国真正的文字。

甲骨文，是商代（公元前1400）的文字。这些文字因为刻在兽骨或龟甲上，故名甲骨文。文字是以契刀刻划的，故又名"契文""契刻"。文字的内容，除极少数属於记事外，大部分是属于当时王公问卜的记载，故又称"卜辞"或"占卜文字"。此外，因甲骨文字出土的地方在河南省安阳县(原是殷代故都)，所以又称为"殷墟文字"。严格地讲，只有到了甲骨文，才称得上是书法。因为甲骨文已具备了中国书法的三个基本要素：用笔，结字，章法。而此前的图画符号并不全有这三种要素。

金文

古代把铜称为金，所以人们把青铜器上的铭文称为金文。青铜最早出现在商周,形成我国历史上灿烂的青铜文化,青铜器大致可分为十余类,主要有食器、酒器、水器、兵器、车马器及各种工具等。

西周中期起，青铜器中出现了大小相次的编钟，它是祭祀和宴食的主要礼器。青铜器中的鼎多用作煮牲畜祭天敬祖的祭祀用器，后来钟鼎还成了国家政权的象征。由于钟与鼎是青铜器中重要的礼器，所以金文又称钟鼎文。

金文是重要的历史资料铭文的书法艺术与青铜器的造型艺术是一个整体，正是金文线条章法的书法艺术与瑰丽的造型装饰艺术相辉映，使青铜器成为美的化身。

商代中期起青铜器开始加铸铭文，商代后期到西周前期，青铜器变得厚重，制作日趋精美。常以云雷纹为底，衬托饕餮纹和夔纹，给人一种深沉神密、狰狞威严的气氛。金文是用泥范浇铸的，这一点与用刀刻的甲骨文有很大区别。

《司母戊鼎》是商代的代表作品，金文文字以事物的形象构形，点画采用描写事物的天然曲线，常用一、二根线条高度概括客观事物的特征。西周的金文又有新的变化,1976年在陕西临潼发现了武王征商的利簋,铭文记述了武王牧野之战获胜的经过,字迹凝重稳健,为西周早期的代表作品。到了西周后期，青铜器渐趋简陋，但铭文却不断丰富，金文的书法艺术达到一个新的高峰，书体娴熟、优美、奔放

石鼓文

石鼓文 先秦刻石文字 。我国遗存至今的石刻文字,要属《石鼓文》时间最早和最具代表性。石作鼓形，共十鼓，分别刻有四言诗一首，径约三尺余。内容记述秦国君游猎，故又称“猎碣”。因被弃于陈仓云野，也称“陈仓十碣”。所刻为秦始皇统一文字前的大篆，即籀文。石原在天兴(今陕西宝鸡)三畤原，唐初被发现。刻石文多残损，北宋欧阳修所录已仅存四百六十五字，明代范氏《天一阁》藏宋拓本仅四百六十二字，今其中一鼓已一字无存唐初“虞、褚、欧阳共称古妙”(引自《元和郡县图志》)。

其书法字体多取长方形，体势整肃，端庄凝重，笔力稳健，石与形，诗与字浑然一体，充满古朴雄浑之美。

小纂

「篆」本是小篆、大篆的合称，因为习惯上把籀文称为大篆，故后人常把「篆文」专指小篆。小篆又称秦篆，是由大篆省略改变而来的一种字体，产生于战国后期的秦国，通行于秦代和西汉前期。战国时代，列国割据，各国文字没有统一，字体相当复杂，于是秦始皇便以秦国的文字篆体，施行「书同文」来统一天下的文字，废除六国文字中各种和秦国文字不同的形体，并将秦国固有的篆文形体进行省略删改，同时吸收民间文字中一些简体、俗字体，加以规范，就成一种新的字体—小篆。

中国文字发展到小篆阶段，逐渐开始定型〈轮廓、笔划、结构定型〉，象形意味消弱，使文字更加符号化，减少了书写和人读方面的混淆和困难，这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运用行政手段大规模地规范文字的产物。秦王朝使用经过整理的小篆统一全国文字，不但基本上消灭了各地文字异行的现象，也使古文字体异众多的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在中国文字发展史上有著重要的角色。 除了小篆，包含甲骨文、金文，被统称为中国字的古文字；古文字学的发展，对于促进中国古代历史、哲学、经济、法律、文化、科学技术的研究，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隶书

小篆虽然是较整齐的长方形，结构由均匀圆转的线条组成，但是书写起来相当不方便，且字形繁复，由于种种缺点，故在民间很快地出现了一种新字体，将小篆的端庄工整、圆转弯曲的线条写成带方折的，这种字体据说当时在下层小官吏、工匠、奴隶中较为流行，所以称为「隶书」。到了汉代，隶书取代小篆成为主要字体，中国文字发展历史就脱离古文字阶段进入隶楷阶段，汉代以后，小篆成为主要用来刻印章、铭金文的古字体。 隶书的形成使文字从随物体形状描书的字符，变成由一些平直笔划所组成的简单字符，这种改变大大地提高了书写的速度。中国文字由小篆转变为隶书，叫做「隶变」，隶变是中国文字发展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结束了古文字的阶段，使中国文字进入更为定型的阶段，隶变之后的文字，接近现在所使用的文字，也比古文字更容易辨识了。

草书

草书，就是写得草率、快速的字体。草书是辅助隶书的一种简便字体，主要用于起草文稿和通信，在草书形成的过程中，因为官府的佐、史经常需要使用起草文书，因而影响了草书的流传。进入东汉后，经过文人、书法家的加工，草书就有了比较规整、严格的形体，可以用在一些官方场合，称之为「章草」，带有一点隶书的味道，保留了隶书的拨挑和捺笔。草书由于字形太过于简单，彼此容易混淆，所以无法像隶书取代小篆那样，取代隶书成为主要的字体。 在楷书产生后，草书在楷书的基础下进一步发展，不但笔划之间可以勾连，上下之间也可以连写，隶书笔划的某些特征也消失了，形成了另一种类型的草书，称之为「今草」。

行书

行书是介于楷书和草书之间的一种字体，不像楷书那么工整，也不像草书那么奔放；如果楷书像人的坐，草书人的跑，那么行书就是人的行走，因为行书比楷书随便些，可以写得快，又不像草书潦草的让人看不懂，所以最受到人们的喜爱。 行书大概在魏晋时代就开始在民间流行了，被称为「书圣」的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创作了大量的行书作品，长期以来价倍受人们的喜爱。行书没有严格的书写规则，写得规矩一点、接近楷书的，称为真行或行楷；写得放纵一点、草书味道比较浓厚的，称为行草，行书写起来比楷书快，又不像草书那样难以辨人，因此有很高的实用价值。

楷书

楷书在字体结构方面，与隶书差不多，但楷书将隶书笔划的写法改变了，且由扁形的隶书改为基本上呈现方形的楷书，即所谓的「方块字」。楷书也称为正书、真书，说明了楷书是提供人学习和运用的正规书体。最早的楷书书法家是东汉末年的钟繇，从其流传下来的作品中，还多少残留著隶书的笔意。楷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又经历了不少变化，到了隋唐之后才基本定型，定型后的楷书，笔划、结构都相当精致、严谨，如唐朝著名书法家欧阳询的作品就是范本之一。

中国文字进入楷书阶段后，字形还再继续简化，但字体就没有太大的变化了，做为我国四大发明术之一的印刷术，就是以楷书做为印书的主要字体，在宋朝刻印的书籍中，楷书被美术化，写得更加规矩而漂亮，称为「宋体字」，后来还有模仿宋体字而加以变化的，叫做「仿宋体」。我们今天阅读的书籍、报刊上所用的字体，大致上是这一种风格的楷书变体。

而书得起源则也很久远

(一)"河图洛书"的传说

关于我国图书的产生，还有一个近似于神话的传说，即"河图洛书"中国最早的古籍《尚书》中也有同样的说法。有人进一步解释说："伏羲统治夫下时，有龙马从黄河出现，背负"河图"；有神龟从洛水出现，背负"洛书"。伏羲根据这种"图"和"书"画成八封，就是后来《周易》的来源。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河图》、《洛书》，是由一系列的神秘符号所组成的数字方阵。它们是经过周、秦、汉几代儒生方士们之手加工后的形态，其原始面貌已无法知晓了。有人认为它是古代游牧民族所画的立体的天象图(《内蒙古师范学院学报》一九八九年第六期)；还有人认为它是由自然界的天然痕迹--龟甲发展而成的抽象符号，是中国第一部图书(《大学图书馆通讯》一九八八年第四期)，并认为《河图》与《洛书》在中华文明史上曾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华夏文化的源泉也可以说就是"河洛文化"，而《河图》《洛书》)则是河洛文化的初基。它所建立的辩证思维的模式，对后世的思想、哲学、文学和科学都有重要的影响。孔子曾说过："河不出图，洛不出书，吾已矣夫！"(《史记·孔子世家》) 传说和神话并不是历史，但它是历史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为此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些启示：在文字发明以前，就先有了图画和一些简单的符号作为传播信息的工具。我国文明的最早发生之地是在黄河、洛水一带的中原地区。

(二)图书产生的时代

有了文字，就有了创造书籍的基本条件。当然并非从有文字开始就有了书籍。人们最初利用文字，不过是用来弥补生活劳动中语言的不足，促进思想感情的交流和信息的传递，借以唤起共同的行动。当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将文字刻写在各式各样的材料上，借以记录经验，阐述思想，并使之传播久远的时候，书籍便开始出现了。

我国书籍最早出现于何时，现在很难作出校准确的结论。我们至今尚未发现夏朝的文字和文献实物，根据其它文献判断分析，很可能就是在夏这一历史时期--即公元前二十一世纪至十六世纪，完成了由文字到文献典籍这一历史性的转变。其论据有七条：1．《史记》和《竹书纪年》都载有夏代帝王的世系表，尽管两者不尽相同，但大同小异。这说明两者是以同一份原始文献记录为依据的。而且，在殷墟甲骨文发现后，王国维据卜辞中殷商的先公先王世系考证出《史记》中的《三代世表》是"信史"，因为夏代诸王与商先王刚好是同时代的人，都在距今四千年左右。2、我国现存最早的史书《尚书多士》中有这样一段话："唯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这是武王灭商后，周公对殷商贵族的训话，大意是：你们殷的先人，在推翻夏朝时，已有典籍，记载了这段史实。3．殷墟甲骨文是较为系统成熟的文字、其数量、规模及完备程度说明它已经不是历史悠久 一脉相承。

早期原始文字，一定是经过了若干年的发展。特别是一九八三年又在西安西郊的一个原始社会遗址，发掘出一批更早的甲骨文，时间是四千五百至五千年前。这批甲骨文字体细若蚊足，字形清晰，刚劲有力，结构严谨，更新了人们的传统观念。据考证，这批早期甲骨文比殷墟甲骨早一千二百年，比夏朝还要早五百年以上。4．夏代，人们为了发展农业生产，总结并掌握了一定的天文历法知识，以十二个月为一年，有大小月之分,大月三十天，小月二十九天，还懂得了十九年置七个闰年。夏代的历法称"夏历"和"夏小正"，夏历以寅月为岁首。春秋时，孔子曾主张"行夏之时"(《论语·卫灵公》)。5．在《竹书纪年》和《世本》等古书中，有"夏发七年，泰山振"，"夏桀十年，夜中星陨如雨"等记载，这也是世界上关于地震和陨石雨的最早文字记录，可作为夏代有文献记录的旁证。6。《吕氏春秋·先识览》载："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而泣之--乃出奔如商"。该书写成之后。曾公布于咸阳城门，声称能增删一字者，赏予干金。可见这段史料的来源大会毫无根据。7．《国语．晋语》载：晋文公时，阳人犹"有夏商之嗣典……樊仲之官守焉"。《国语》亦是一部严肃的史书。上述诸条虽为旁证，但足以说明夏代有典籍并非无稽之说。